全祖望以后，不少学者都认为顾炎武留居北方的目的是为了从事抗清活动。他们主要的依据有：首先，从顾炎武《与三侄书》中可以看出，他是将陕西作为反清复明的基地，寄希望于秦人能够承担起反清的重任；其次，顾炎武在北方“广置田产”，从事垦荒，表明顾炎武是在为抗清活动建立经济基础；其三，顾炎武在北方结交了很多“神秘人物”，目的正是为了与他们共同策划反清复明；其四，顾炎武曾经在山东被捕入狱，可见他是在从事抗清活动的，否则不会莫名其妙地受到被控反清的黄培诗案的牵连而身陷囹圄。还有的学者指出顾炎武在北方时特别对河北的形胜之地做了广泛的实际调查，重点关注了山海关、居庸关、昌平、古北口等地，这都是在为反清斗争进行准备。还有学者提出秘密会党是顾炎武一手所创，他在北方各地游历时都有会党在暗中保护，因此“行迹所至……终无寇盗之害”。顾炎武北上抗清说流传很广，一时间几乎成为定论，甚至金庸在其武侠小说《鹿鼎记》中也将顾炎武描写成秘密会党反清活动中的重要人物。
顾炎武故居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顾炎武留居北方是为了抗清的说法依据并不充分。他们指出，顾炎武《与三侄书》中对陕西地理形势的描述并不足以证明他是以陕西为抗清基地。一方面，当时学者对地理形势得失的议论很多，是清士大夫总结明朝失败教训时的中心论题之一，顾炎武在他的论著中对地理形势的议论可以说是屡见不鲜的；另一方面，顾炎武对陕西地理形势的描述并非其独创，只不过是对传统说法的复述罢了。而为一些人所渲染的所谓“广置田产”与事实也不相符，顾炎武确实曾在北方多处购置田产，但真正面积较大的只有山东章丘一处。而且这处地产也并不是顾炎武刻意购置的，而是章丘商人谢长吉因无力偿还所欠顾炎武的巨款而抵押给他的。而顾炎武之所以被牵连到黄培诗案，正是因为田主想夺回田产而借黄培诗案诬告顾炎武，说他与黄培暗通声气，秘密反清。顾炎武闻讯后主动投案，不久即被无罪释放，也可证明当时他确实没有从事任何确凿有据的抗清活动。至于说顾炎武在北方结交了大批“神秘人物”也与事实不符，事实上顾炎武在北方结交的朋友固然很多，但交住最密切的如万寿棋、阎若琚、傅青主、李因笃、申涵光、张尔歧、程先贞等人都是些精通经史的清初大儒，加之大多曾采取与清朝不合作态度，与顾炎武意气相投，因此才成为顾炎武在北方交往最密切的朋友。不过将他们说成是与顾炎武一起密谋反清斗争的神秘人物，则与事实不相符。所谓顾炎武是秘密会党的创始人则更是无稽之谈，说他有会党暗中保护因此“终无寇盗之害”也与事实不符，顾炎武曾在《与原一公肃两甥书》中明确说自己“久滞左右，因有装囊为人所窃”，可见所谓保护并不存在。
顾炎武手书
如果顾炎武不是为了抗清，那他又是为什么要跑到北方呢？有学者提出顾炎武离家北上的目的是为了避祸，是迫不得已的行为。他们指出，经过明清易代的动荡，当时社会局势很不稳定，在这种混乱局面中，顾炎武也身受其害。顾家曾以良田数顷向当地官僚地主叶方恒家借银，后顾炎武想赎回田产，叶家则想吞没这些良田，便以千金收买顾家的仆人陆恩，诬告顾炎武“通海”（即与在海外抗清的郑成功私相联络），想迫使顾炎武畏罪逃跑，达到吞没田产的目的。顾炎武一怒之下杀了陆恩，叶家就控告顾炎武无故杀奴，并重金贿赂松江太守，将顾炎武逮捕入狱。由于清朝新贵钱谦益等人的调解和营救，顾炎武才得以获释。但叶家并不就此甘心，派刺客暗杀顾炎武，顾炎武避至南京仍被刺客击伤头部，几乎送命。而此时，顾炎武的族人也因为顾炎武曾任职于南明小朝廷，又参加了昆山的抗清斗争，担心一旦朝廷追究起来，难免祸及族人，也希望顾炎武远走避祸。正是在这种无可奈何的情况下，顾炎武才在“奴隶鸱张，亲朋澜倒”的感慨中离开故土，远走北方。而之所以选择北方，是由于清政府对移居北方的江南士子持比较宽容的态度，即使他们在北方拒不出仕，清政府也很少横加迫害。正因为如此，顾炎武才选择了远游北方。据此，学者们认为顾炎武北上是一次避祸保身的行动，而不是什么北上抗清。
昆山千灯镇是顾炎武的故乡
当然，顾炎武北上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至今并无定论。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说：“他虽南人，下半世却全送在北方，到死也不肯回家……为何举动反常到如此田地？这个哑谜，只好让天下万世有心人胡猜罢了。”
中国梵·高徐文长狂病之谜
徐文长是明朝著名画家，他在绘画上的最大成就，在于开创了水墨大写意花卉画法，其影响一直及于近现代，徐悲鸿评为“近世画之祖”，非过誉之辞。但是他却一生坎坷，特别是在四十五岁时开始发狂，并长期伴有幻听、幻觉等精神疾病。由于他在国画中的地位，绝不亚于梵·高在西方绘画中的地位，而且两人境遇相似，因此他又被称为是“中国的梵·高”。
徐文长（1521—1593年）名渭，以字行；别号青藤道士、天池山人等。浙江山阴（今绍兴）人。父为举人，曾游宦西南各省，回籍后娶妾，生下文长。文长出生后百日，其父过世。十岁时其长兄经商失败，家计破产，生母被遣送出门。十四岁时嫡母去世，只得依靠长兄过话。二十岁中秀才，在乡里渐有文名。但从二十三岁至四十一岁，曾七次参加乡试，结果都名落孙山。徐文长二十一岁时娶潘氏，并入赘潘家。潘氏善体人意，岳父对徐文长也备极爱护。但好景不常，二十五岁时长兄因误食丹药而死，又因兴讼将祖产变卖一空。二十六岁时，潘氏复一病不起。二十八岁时，离开岳家，赁屋设馆，以教书糊口。或许为了排遣寂寞，文长从习画逐渐变成知名一方的画家。由于应试，文长多次来往山阴、杭州，其间结识了不少知名之士。在他三十七岁时，总督东南七省军务的胡宗宪闻知其名，聘为幕客，为其代理奏章、信札。
徐文长墨迹
徐文长四十一岁时娶继室张氏。四十二岁时，奸相严嵩被明世宗（嘉靖帝）革职，胡宗宪被视为严党而解京问罪，一时幕客四散，文长只得返回山阴。四十三岁时，应礼部尚书李春芳聘赴京，旋求去。四十五岁时，胡宗宪死于狱中，文长深受刺激，最终导致精神失常，他写了《自为墓志铭》，曾用三寸长钉刺入耳窍。翌年，又因怀疑妻子张氏不贞而杀妻入狱。幸经同乡好友状元张元忭等营救，于五十三岁那年除夕获释。文长出狱后，曾往南京游历，并应故友之邀到过宣化、北京。六十一岁后，一直住在家乡山阴，以卖字鬻画度日，生活更为孤苦。七十三岁时，自作《畸谱》（年谱）一卷，在贫病中与世长辞。
综观徐文长的一生，总的来说是不幸的。尤其是中年以后，在巨大的压力下罹患精神分裂症更是令人唏嘘不已。他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精神疾患已不可考，不过在他二十六岁时元配潘氏因肺疾去世，文长在《亡妻潘墓志铭》中称赞自己的妻于：“与渭言，必择而后发，恐渭猜，蹈所讳。”可见当时他已经多疑善谤。
徐文长的画
《墨葡萄图》 纸本水墨 纵116.4厘米 横64.3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山水花卉人物图》
纸本水墨 十六开 每开纵26.9厘米 横38.3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在他四十岁时写给胡宗宪的复信《奉答少保公书》中，他直言自己精神违常，称“渭犬马贱生，夙有心疾，近者内外交攻，势益转剧。心自编量，理不久长，若欲疗之，又非药石所能遽去”，而且还在信中详细描述了自己的病况；“缘渭前疾稍增，夜中惊悸自语，心系隐痛之外，加以四肢掌热，气常太息。每因解闷，少少饮酒，即口吻发渴，一饮汤水，辄五六碗，吐痰，头作痛，尽一两日乃已。志虑荒塞，兼以健忘，至于发毛日益凋瘁。形壳如故，精神日离。”
徐文长在信中所说的夜中惊悸自语（睡眠不稳，恶梦呓语）、心系隐痛（肋间神经痛）、四肢掌热（交感神经兴奋）、口吻发渴（口干）、头作痛、志虑荒塞（注意力不集中）、健忘、发毛日益凋敝（毛发变少变干）、脑风（头痛）等症状，正是神经衰弱的症状。说明在四十岁时，精神疾患已经折磨他很久很久了。四十一岁，文长第七次应试失利，第二年，胡宗宪被执，这使得他的精神疾患更加严重。四十五岁时最终精神失常，一般称为“发狂”。
不过，从“发狂”时文长尚能撰写墓志铭，锥耳后尚能自行延医治疗这一点上来看，他的人格并没有崩溃，所以他的“发狂”还并不等于精神分裂。有学者指出，这可能是一种躁郁症，由躁症和郁症两种症状构成，躁症通常在先，发作急速，连续数日乃至数月。这时患者精神亢奋，狂躁不安。躁症发生过后，迟早会发生郁症，这时患者精神郁闷，悲观消极。躁症和郁症间的间歇期，通常大致平安无事。文长大概于四十五那年夏季发作躁症。
徐文长在精神反常之前，常有“祟”出现。他所谓的“祟”，可能是指幻觉。当时所出现的幻觉现在已经无从查考，但从他以长钉刺入耳窍一事来看，四十五岁那次发病可能伴随幻听。徐文长可能是在精神几近崩溃的情形下，作出这种“与汝偕亡”的狂乱动作的。这和梵高因幻听而割下右耳有相似之处。
《四声猿》是徐文长创作的剧作集
事实上，徐文长的精神疾患应与其童年经历及其成年后的际遇有关。文长出生后百日丧父，十岁时生母见逐。不正常的童年生活，不可能不影响他日后的人格发展。自二十三岁起，又屡挫于场屋，之后，二十六岁时丧妻。正是所有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最终导致了他的精神失常。
徐文长四十五岁时“发狂”，四十六岁时杀妻，坐牢七年，于五十三岁时获释。从出狱到去世的十九年，是他创作最旺盛的时期。徐文长的水墨大写意花卉无论浓淡疏密，无不风驰电掣，具有强烈的发泄意味，看不出一丝安宁。骚动的笔触，缘自狂乱的心灵。研究徐文长的画，不能不研究他的精神状态。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出发，或许更能掌握文长大写意花卉的内涵。
坎坷一生王阳明惧内之谜
王阳明是我国明朝历史上著名的哲学家，他创立的“心学”独成一家，和程朱学派意趣通异，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能够在死后从祀文庙的人。他不仅是一个大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个政治家、军事家，《明史》曾评论说“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可以说，他的一生一向被封建知识分子看作是“立德、立言、立功”的典范。不过，与很多成功者一样，在他的生命中同样充满了坎坷与不幸，至今让人追思不已。
王守仁（1472—1529年），原名云，后更名守仁，字伯安，号阳明，学者称阳明先生。明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九月三十日生于绍兴府余姚龙城山上之瑞云楼。他的父亲王华是成化十七年的状元，官至南京吏部尚书。因此，王阳明从小就受到了很好的教育，二十岁中举人，二十七岁就中了进士，之后历任刑部、兵部主事。
王阳明像
不过没多久，他就迎来了人生的第一次挫折。正德初年，宦官刘瑾专权，许多正直人士都遭到迫害。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刘瑾矫诏逮捕戴铣等，守仁时任兵部主事，抗疏救援，“宥言官，去权奸”，“有政事得失，许诸人直言无隐”，同时还要正德皇帝“开忠谠之路”，结果触怒了刘瑾，被延杖四十大板，逮捕下狱，之后贬为贵州龙场驿丞。
关于王阳明在被贬谪后，赴贵州途中是否遭到刘瑾追杀一事，人们还存在一定的争论。一般的看法认为，王阳明去贵州的途中确实遭到了刘瑾的追杀，结果王阳明只能“投水避祸”，并且写下了两句遗诗：“百年臣子悲何极，夜夜江涛泣子胥”，最后独自遁入武夷山。但更多的学者认为这并非实情。事实上，关于他遭刘瑾遣人加害的说法虽然见于黄宗羲《明儒学案》：“谨遣人迹而加害，先生脱水投去”，但在他的《年谱》和《行状》中都没有这样的记载。而且当时被刘瑾列入“奸党”名单、榜示天下的有53人，其中包括前任大学士刘健、谢迁、尚书韩文、杨守随、林瀚、都御史张敷华，郎中李梦阳，阳明排在其后为第八人。对于“罪魁”刘、谢、韩、杨等人，刘瑾也并没有派人加害，毋论“协从”阳明。因此，所谓刘瑾追杀只是阳明个人的臆测。而且，还有一件事可以作为旁证，即阳明至龙场后曾经为自己准备好石棺，可见他当时仍然担心刘瑾的加害，因此，他在赴贵州途中的投水也就不难理解了。
王阳明故居瑞云楼
正德三年春天，王阳明来到了贵州。在贵州，他的思想有了新的飞跃。王阳明的学术，本来是秉承陆象山“心便是天理”的学说，和禅宗比较接近，讲究顿悟。在学术问题上，阳明多年来没有大的突破，总过不了顿悟这一关。到贵州以后，日子苦了，境遇差了，心里孤独了，忽然有一天便把问题想开了，求人不如求己，求诸外物不如求诸本心，一下子就明白了。这在历史上被称为“龙场悟道”，在他的思想形成过程中有很重要的地位。同时，在贵州期间，王阳明还根据当地风俗人情，劝诱百姓向善，办了许多好事，和当地少数民族相处非常融洽。
正德五年，刘瑾伏诛，王阳明也随之迎来了他事业的辉煌顶点，此后他多次率军镇压农民起义，平定宁王朱宸濠的叛乱，立下赫赫战功，从此平步青云，终为南京兵部尚书，成为了一代封建文人的楷模。
在他的后半生，平定宁王的叛乱是他最大的功绩，但也正是在这件事上最多遭到后人的诟病。根据《明武宗实录》的记载，在宁王朱宸濠叛乱之前，王阳明“在南赣，尤为濠所慕，馈遗相属于道。尝贻书陆完，谓可任江西巡抚者”。在朱宸濠生日时，王阳明也曾经前往贺寿。因此，后人曾经指责他有通逆的嫌疑。不过，最近有学者指出，这样的说法并没有充足的证据。事实上，当时受到宁王拉拢的还有很多人，其中包括刘瑾、大学士费宏、兵部尚书陆完、都御史李士实以及著名文人唐寅等，因此交往的密切并不一定意味着“通濠”。至于王阳明给宁王贺寿，也不能作为他通逆的证据。因为当时给宁王拜寿是江西现任及致仕官员对宗室表示尊重的一种方式，只是一种常规性的礼节，王阳明也不例外，只是由于性格的关系，他比较不注意避嫌罢了。
王阳明手迹
王阳明的惧内也是后世文人难以理解的一点。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曾经纳闷地说；“吾浙王文成之立功仗节，九死不回，而得严事夫人，唯诺恐后。”阳明为天下景仰的真男子、大丈夫，竟然惧内，确实令后人感到奇怪，以至于钱钟书先生在《围城》中也曾经借董斜川之口说王阳明怕老婆。最近有人指出，阳明的俱内确是事实，并有其难言之隐。
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阳明十七岁（其实尚未满十六周岁）奉父命往南昌完婚。夫人诸氏，是江西布政司参议诸养和的女儿。各种迹象表明，阳明与妻子的关系十分微妙，甚至可以说很不和谐。新婚之夜，王阳明便彻夜未归。据说他当时去了一个叫铁柱宫的道观，与观中道士谈起了养生之道，以至忘了自己的洞房花烛夜，直到岳父派遣人员到处找他，从铁柱宫把他“捉拿归案”。再如在为岳父所作的祭文中，阳明曾公然表示愧意：“我实负公，生有余愧；天长地久，其恨曷既”。直到嘉靖四年正月，诸氏去世时两人之间也没有留下子女。
这就不得不令人怀疑他的身体状况。事实上，王阳明的身体一向不好。正德三年，他在贵州时，有人请教神仙术，阳明说了自己的身体状况：“仆诚生八岁而即好其说，今已余（逾）三十年矣，齿渐摇动，发已有一、二茎变化成白，目光仅盈尺，声闻函丈之外，又常经月卧病不出。”这时阳明才三十八岁，本应是年富力强，却已是视力下降、听力衰退、齿松发白、疾病缠身，可见其体质之差。正德十年，四十四岁的阳明终于立堂弟守信之子正宪为后。
王阳明墓位于绍兴兰亭镇
综合以上各种情况，王阳明惧内的真实原因很可能是自身体弱多病，性功能低下所引起，他在新婚之夜到铁柱宫与道士谈论养生，并非是忘了洞房花烛之事，而是有意逃避可能发生的性生活的不和谐。当然，这也只是后人从一些蛛丝马迹中的揣测罢了，事实究竟如何，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叛逆老翁李贽入狱之谜
万历三十年岁初，京师郊外仍是寒风料峭。就在这寒意袭人的驿道上，一群锦衣卫快马疾驰而过，直奔通州，将一年届七旬病翁逮捕，并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之罪缉拿入狱。三月十五日，病翁趁狱侍不备，以其剃刀自割喉管，二日后，血尽气绝而亡。此人即是一代狂狷——李贽。
李贽（1527—1602年），字宏甫，号卓吾，又号温陵居士，福建泉州人。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李贽参加乡试中举，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三十岁时李贽到河南共城（今河南辉县）任教谕。嘉靖三十九年调任南京国子监博士，到任数月，父去世，回家守制。三年守丧期满，到北京任国子监博士。没多久，祖父又去世，李贽在共城买了几亩地，让妻子黄氏带三个女儿务农为生，只身回泉州料理丧事。三年后回去时，两个女儿已先后在灾荒中饿死。嘉靖四十五年，李贽携家眷回北京，补了礼部司务，五年后又调任南京刑部员外郎。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出任云南姚安知府。在任期间，励精图治，革旧鼎新，反对封建伦理教条的“君子之治”和歧视、欺压少数民族，提倡“至人之治”，对官场乌烟瘴气深恶痛绝。
李贽像
据史料记载，李贽一生，既不谋朝政，也不贪货色，一生但以读书明理为乐，为何横来牢狱之灾呢？关于李贽入狱的原因，目前有几种不同的看法。一说其入狱是缘于自身之故，由于他极具锋芒的批判思想为当权者所不容，所谓“以身试法”而横招牢狱之灾；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李贽是明统治者内部斗争的牺牲品，完全是官僚之间争权夺利而强加罪名所致。
李贽在北京任礼部司务时，接触以“反传统”姿态出现的王阳明学说，并对王学进行补充修正，借以发扬其民主理性的内容，反对崇圣说教，认为“尧舜与途人一，圣人与凡人一”，批判对所谓“古贤圣人”的神圣化。在南京任刑部员外郎期间，结识了反对理学的泰州学派著名学者王畿、罗汝芳，并拜王艮（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的儿子王襞为师，颇受其影响。又因王畿和罗汝芳而接触禅学，又深受其影响，从而提出儒、道、佛三家无异同，倡“童心说”，反对孔孟教条。由于李贽的思想体系和官方推崇的孔孟之道、程朱理学格格不入，兼他性格耿直，不堪受上司欺压，姚安知府三年任期未满，即向上司辞职，未获准即住到大理府鸡足山佛寺，专心研究佛学，从此告别仕宦生涯。
万历九年，李贽从云南来到湖北黄安，住在朋友耿定理家，撰写了一些读史的文章，并教授耿家子弟。耿定理去世后，李贽与其长兄耿定向发生冲突而与耿家决裂。李贽与耿定向决裂以后，随即公布了他写给耿定向的信，指斥其虚伪。耿定向也把李贽写给另一位朋友的言辞较为“怪僻”的书信略加增删后广为抄传，又不无恶意地提到李贽曾经强迫他的幼弟狎妓，还提到李贽有一次率领僧众，跑到一个寡妇的卧室里化缘。告别耿家以后，李贽移居麻城，第二年派人送家眷回泉州，自己一人住在麻城龙芝佛院，致力于读书、讲学和著述，历十多年，完成《初潭集》、《焚书》等著作。
但好景依旧不长。李贽的“异端”思想，又为麻城地方缙绅和官员所不容，结果又横遭驱逐，幸得门生杨定见事先得到消息，将李贽隐藏起来。麻城官员又下令搜查杨定见家，李贽只得躲进河南商城附近的山中。这年冬天，李贽的挚友马经纶（曾为御史，后因抗疏神宗而被贬为民）得知李贽被逐的消息后，从千里之外的北通州（北京通县）赶到商城山中，陪侍李贽。数月后，马经纶与李贽一道回通州，李贽从此便寓居于马家。
李贽故居位于泉州鲤城区南门，为一座两进三开间的普通民房
李贽常以“异端”自居。因此有人认为正是他的与主流意识形态格格不入的思想，使得他最终为统治者所不容。当时任礼科给事中的张问达递上了一本奏疏，参劾李贽邪说惑众，罪大恶极，指责他“刻《藏书》、《焚书》、《卓吾大德》等书，流行海内，惑乱人心，以吕不韦、李园为智谋，以李斯为才力，以冯道为吏隐，以卓文君为善择佳偶，以司马光论弘羊欺武帝为可笑，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狂诞悖戾，未易枚举，大都刺谬不经”。并进而指责李贽作风不羁，生活放荡，“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简，与无良辈游庵院挟妓女，白昼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讲法，至有携衾枕而宿者，一境如狂。又作《观音问》一书，所谓观音者，皆士人妻女也。”而最为现实的危险，是在于李贽已经移至通州，通州距离北京仅四十里。统治者最为担心的是，倘若李贽思想传入京城，其产生的影响可能又将是麻城之续。故而神宗亲自下旨批捕，李贽因此下狱。
但也有人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李贽下狱是由于首辅沈一贯有意加害。沈一贯迫害李贽的原因是想乘机打击应诏即将进京任次辅的沈鲤，因为在沈一贯看来，沈鲤入京任次辅，将会对其权力甚至首辅之位构成威胁，他说：“归德公（即沈鲤）来，必夺吾位。”为了除去沈鲤这个对手，沈一贯不惜炮制种种罪名，对李贽问罪即是其中之一。拿李贽开刀，可以牵及与其交往密切的名僧达观，并引出当时与沈鲤比较亲近的黄晖、陶石篑等朝士，进而牵连到沈鲤。有人认为，前文张问达弹劾李贽的奏疏正是由沈一贯在幕后指使。所以这份奏疏的真正用意并不在于李贽，其矛头恰是指向沈鲤等人。张问达在列举李贽几项罪名之后，话锋一转，称“迩来缙绅大夫亦有捧咒念佛……不知遵孔子家法而溺意于禅教沙门者”，实际上这是含沙射影地指责与名僧达观交往甚密的沈鲤。在二沈之间的斗争中，李贽成了牺牲品。
张问达的奏疏呈上后，神宗朱翊钧很快就批示；“李贽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便令厂卫五城严拿治罪。其书籍已刊未刊者，令所在官司尽搜烧毁，不许存留。如有党徒曲庇私藏，该科及各有司访参奏来并治罪。”
据马经纶说，李贽被捕时已卧病三月，仅余喘息，门板抬去，一路昏迷，而且连日粒米难进，呕吐相继，诊脉变常，医者缩手，可见病情已经很严重。
从各种有关的文字记载来看，李贽在监狱里并没有受到折磨，照样能读书写字。审讯完毕以后，镇抚司建议不必判处重刑，只需要押解回籍了事。根据成例，这种处罚实际上就是假释，犯人应当终身受到地方官的监视。但不知何故，这项建议送达御前，皇帝却久久不作批示。
一天，李贽要侍者为他剃头。乘侍者离开的间隙，他用剃刀割喉自刎，但是一时并没有断气。侍者看到他鲜血淋漓，问：“和尚痛否？”当时李贽已不能出声，他用手指蘸血在侍者掌心中写字答曰：“不痛。”侍者又问：“和尚何自割？’答：“七十老翁何所求！”
据袁中道的记载，在自刎两天以后，血泊中的李贽才脱离苦海。然而东厂锦衣卫写给皇帝的报告中，则称李贽“不食而死”。
不徇私情戚继光斩子之谜
自古“虎毒不食子”，然而戚继光为了严明军纪，竟将自己的儿子斩死于阵前。事实的真相到底如何？戚继光真的会为了严明军纪而大义灭亲么？
戚继光（1528—1587年），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明朝名将，民族英雄，军事家。祖籍河南卫辉，后迁定远（今属安徽），再迁山东登州（今蓬莱）。戚继光自幼喜读兵书，勤奋习武，立志效国。十七岁袭父职任登州卫指挥佥事，立志抗击入侵山东沿海的倭寇，并赋诗言志：“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嘉靖三十四年，调任浙江。次年，升都司参将，镇守宁波、绍兴、台州，与倭寇三战三捷。三十九年，改任台州、金华、严州三府参将，次年获“台州大捷”，至此，浙江倭患基本解除。四十一年，戚继光奉命入闽，与俞大猷和刘显协力作战，攻克平海卫，升福建总兵。其后又与谭纶、俞大猷等抗倭名将浴血奋战十余年，基本荡平东南沿海倭患。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戚继光奉调京师训练士兵。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受排挤，调镇广东。十三年，遭诬陷罢归登州。十五年十二月初八病卒，终年六十一岁。有《止止堂集》留世。所撰《纪效新书》、《练兵实纪》为明朝著名兵书，受到兵家重视。
戚继光像
戚继光戎马一生，抗倭战功卓著。他经常以岳家军为榜样，对士兵严格要求，命其一不扰民，二要拼死杀敌，成为国之栋梁，他训练出来的戚家军使倭寇闻风丧胆。关于戚继光严明军纪、赏罚分明、不徇私情的品质，浙江和福建一带一直盛传着“戚继光斩子”的传说，其真假与否，历来众说不一。各地故事的版本也有所不同，但主要有两种。
在浙江临海的故事版本中，嘉靖年间，戚继光率领戚家军在海门一带抗倭。一次，约三千名倭寇在海门沿海上岸．准备去临海、仙居一带抢劫。戚继光命令戚小将军领兵在双港与城西交界的花冠岩一带埋伏，自己出兵佯败，把倭寇引到上界岭，等倭寇全部进入包围圈后，再两军夹击，一举全歼。戚小将军年轻气盛，交战心切，没等倭寇全部进入包围圈就下令擂鼓冲锋，结果让一部分倭寇逃脱了。戚继光回营升帐，因戚小将军没按照军令行事，便下令将他推出去斩首。陈大成等将领跪在地上要求从宽处罚，留他一条性命将功赎罪。戚继光不答应，说：“我是一军主帅，如果我的儿子犯了军令可以不杀，以后还怎么带兵？军中的命令还有谁去执行？”于是，就在白水洋上街水井口这个地方，戚继光忍痛斩了儿子。当地百姓为了纪念打了胜仗又被斩首的戚小将军，修建了“太尉殿”。浙江省温岭县民间也有类似的传说，不过斩子地点在肖泉，当地至今仍有肖泉小将军庙故迹。而两地所传被斩的均是戚祚国。
戚继光父子总督坊，建于明朝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
为明朝廷旌表戚继光父子功绩而建
另在福建宁德的版本中，戚继光率兵入闽抗倭，头一仗打的就是海上倭寇巢穴——横屿。横屿是一个海上孤岛，与宁德的樟湾村隔海相望，涨潮一片汪洋，落潮泥泞一片，不易攻取。经过一番明察暗访，戚继光终于决定在中秋节下半夜出击，拂晓前捣毁横屿倭巢。临行前，戚继光晓谕全军：“潮水涨落，分秒必争，只许勇往直前，不准犹疑回顾。违令者斩！”戚继光的儿子戚狄平任先锋官，首先带领队伍出发。行至麒麟山下的宫门嘴山口时，戚狄平想知道父亲所在的中军是否跟上来，就回头朝樟湾方向望了望。跟在后面的将士以为先锋有令传达，不觉脚下一顿。戚继光发觉有人停马回头，立即询问是什么原因停步不前。中军回报说：是戚先锋回顾所致。戚继光大怒，命人将戚狄平绑至马前，斥责道：“你身为先锋，带头违令，如何叫三军将士服从军令。”于是下令按军法就地问斩。身边部将纷纷说情，都无济于事。结果，戚狄平还是在大路边被斩首示众。戚家军扫平了横屿倭巢之后，就南下福清继续追剿倭寇。一次战斗间隙，戚继光登上闽侯吼虎山，想起爱子被斩于宁德樟湾村头，不禁伤心下泪。后人就在他曾立足思念爱子的地方建起一座六角凉亭，取名“思儿亭”，樟湾百姓还在当年戚狄平被斩的地方立有“恩泽坛”石碑，以永远纪念戚继光斩子的大义之举和戚氏父子剿倭保民的功劳。此外，福建还有其他许多地区流传“戚继光斩子”的传说，其中连江、宁德、闽侯民间传说斩子地点在连江麒麟山下（一说白鹤岭），斩的是戚狄平；福州民间传说斩子地点在福州北岭，闽侯民间也有此说；仙游、莆田等地民间则均传说斩子故事发生在当地（莆田说在城外），斩的是戚印。
戚继光故居
种种传说虽然不一，但都表明了“戚继光斩子”在民间的影响力。但也有人提出异议，如郭沫若就认为该传说乃“后人所造的”。
疑点总结起来，大致有三：第一，在正史和有关资料中没有关于该传说的记载。《明史》、《明书》、《闽书》、尹璜的《罪惟录》、董承诏的《戚大将军孟诸公小传》和汪道昆的《孟诸戚公墓志铭》等著作中均未提及此事。
第二，戚继光的长子戚祚国等在戚继光死后曾为其编纂《年谱》。如此，被斩的就绝不可能是戚祚国。此外，《年谱》对戚继光的事几乎有闻必录，但却没有谈及戚继光斩子的事。更重要的是，根据《年谱》记载，戚继光和结发王氏于嘉靖二十四年成婚，即使立刻得子，在他于嘉靖三十四年赴浙江和嘉靖四十一年入闽抗倭时，其子也年龄尚小，不足以在战斗中任要职。
司马台长城，位于北京市密云县古北口镇，是戚继光在此督建的。
再次，戚继光在其死前所作的祭祀祖先的《祝文》中记载自己有五子，其分别为祚国、安国、昌国、报国和兴国，其中并没有提到戚狄平和戚印。由此推断，戚狄平和威印其人即使存在，充其量也不过是戚继光的义子罢了。
看来，“戚继光斩子”一事是否属实，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来加以证明。
权相奸臣严嵩功过之谜
在人们的印象中，严嵩是一个典型的白脸奸臣，《明史》将他列于《奸臣传》，为后世文人所不齿。在严嵩当政期间，明王朝内忧外患，形势急转直下，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时，其贪污受贿也是历史上所罕见的。不过也有人认为，严嵩最多只能称为权臣，其败落是当时明王朝诸多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那事实到底是怎样的呢？
严嵩（1480—1566年），江西分宜人，字惟中，号介溪，嘉靖时期专擅朝政达二十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奸臣。明世宗信奉道教，一心炼丹，荒于政事。严嵩投其所好，侍奉虔诚，善于写应制文词，颇受宠信，因此被任命为内阁首辅。他在位期间，善于弄权，卖官鬻爵，网罗党羽，贿赂公行，当时朝中大臣大多都投靠到了他的门下。当时，鞑靼俺答汗屡次南侵，北边军情非常紧急。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俺答汗率军直驱到了北京城下，可是严嵩党羽大将军仇鸾却不敢出战，严嵩谎称鞑靼“掠饱则自去”，坐视不问，导致鞑靼坐大。
严嵩像
可以说，在二十余年当政的时间里，严嵩一手遮天，权倾天下。直到嘉靖末年，御史邹应龙、林润抓住机会相继弹劾其子严世蕃，结果严世蕃被杀，严嵩也遭到革职，从此失势。
据说，严嵩被革职后，朝廷查抄其家产，结果发现有黄金三十万两、白银二百万两、良田美宅数十所，可见其贪污之甚，这大概是为什么他会被后人所唾骂的重要原因。1566年，八十七岁的严嵩在家乡分宜悄然离开人世。
查抄严嵩财产清单
不过，近年也有学者指出，对于严嵩的评价应该分为几个不同的时期来看，事实上，在他任职的前期，还是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情的。如嘉靖初年，他出任国子监祭酒一职，在任期间便曾经提出过不少很好的意见，其中包括增加国子监诸生的生活补贴，建议停止捐银买卖监生、头衔等等。而在充任经筵讲官的时候，他也能以儒学所倡导的观点来劝导嘉靖皇帝。
对于在此以后严嵩的专权，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们指出，事实上，在朱元璋于明朝初年废除宰相职位以后，明朝的内阁首辅权力并不大。根据《明史·严嵩传》的记载，严嵩任首辅后，“帝虽甚亲礼嵩，亦不尽信其言，间一取独断，或故示异同，欲以杀其势。”这说明当时的嘉靖皇帝虽居大内，却是紧握皇权的。王世贞《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也说；“（世宗）晚年虽不御殿，而批决顾问，日无停晷；故虽深居渊默，而张弛操纵，威柄不移。”因此，严嵩“窃弄威柄”的可能性是很小的。有一次严嵩的亲家都察院左都御史欧阳必进想做吏部尚书，虽然经过严嵩哀求再三，但世宗也仅让欧阳做了半年的吏部尚书便将他罢职了。可见，严嵩即使想安排一下儿女亲家都不容易，更不用说把持朝政、结党营私了。
另外，由于当时的嘉靖皇帝崇奉道教，因此力赞玄修、进献青词几乎是担任阁臣的必要条件，所以“谀”、“媚”是阁臣们的共性，而严嵩并不见得比别的阁臣更谀更媚。相反，在一些事情上，他还往往能够坚持自己的意见。比如，有一次世宗居住的西苑永寿宫发生火灾，世宗打算重修宫殿。严嵩考虑世宗久不上朝，营建又要花费巨额资财，所以不同意重修宫殿，而另一位阁臣徐阶竭力主张重建。在这件事上，当时很多人都赞成严嵩的意见。《明史纪事本末·严嵩用事》在分析世宗宠信严嵩的原因时说：“况嵩又真能事帝者；帝以刚，嵩以柔；帝以骄，嵩以谨；帝以英察，嵩以朴诚；帝以独断，嵩以孤立……猜忌之主，喜用柔媚之臣。”可见，因为严嵩能真诚事主，并无二心，才能够赢得皇帝的信任。
在严嵩的家乡，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普通农民，人们至今还认为对严嵩至多只能称为“权相”，而基本上不说是“好臣”。在谈到他的“过错”时，也多认为主要是他的儿子严世蕃得罪了他人，才招致祸端。另外，据说严嵩本人在日常生活中不但不奢侈腐化，还非常“俭朴”哩。同时，他还好做善事，从嘉靖二十三年到三十五年的十多年时间内，他先后在宜春、分宜两县捐钱修建了四座石拱桥，共花三四万两银子，此外还曾经出资修葺了分宜县学等等。
虽然在政治上对严嵩的争议很多，但其文学才能却是人所公认的。据说他幼时十分聪慧，从小就文辞出众，八岁时书史成诵，出句成章。根据《严氏族谱》的记载，严嵩读私塾时，经常和他的老师及叔父对联语，其中有“手抱屋柱团团转，脚踏云梯步步高”、“七岁儿童未老先称阁老，三旬叔父无才却作秀才”等等，由于出语非凡，被人称为神童，所以他在二十四岁的时候就考取了进士。很多人站在比较客观的立场上指出，对于严嵩不能因人而废文。明朝古文运动领袖李梦阳便评论他的诗词“达达者其词，和淡者其词”，称他为“淡石潭翁”。他的《钤山堂集》存目于清代纪晓岚主编的《四库全书》之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钤山堂集》时，认为“孔雀虽然毒，不能掩文章”。明朝文豪王世贞生父被严嵩所害，可以说与他有不共戴天之仇，但也本着“代不能废人，人不能废篇，篇不能废句”的精神，十分肯定严嵩的诗词。
作为明朝历史上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严嵩的一生非常值得人们研究，虽然从总体上来说，我们可以认为他是一个权臣或奸臣，但历史人物总是存在不同的侧面，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至今仍然在严嵩的评价上存在争论的原因。
慷慨赴义史可法功过之谜
在中国历史上曾涌现出众多为后世敬仰的民族英雄，史可法无疑是其中的一位。面对着山河破碎，社稷异姓之时，他没有选择逃避，而是担负起抗争的神圣使命，最终慷慨就义。但史可法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对其的评价究竟是褒还是贬呢？
史可法，字宪之，号道邻，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生于河南祥符，即今开封。史可法出生之际，正是大明江山内忧外患，危机日重之时，青年时代的史可法受到东林党人左光斗的关怀与教诲。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府试开考，主考官左光斗将史可法点为顺天府秀才第一名。天启七年中举，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中进士。史可法先后担任过西安府推官、户部主事及员外郎、户部都给事中、右参议和安庆、庐州、池州、太平四府巡抚等官职。崇祯十六年被朝廷任命为南京兵部尚书，次年三月十八日，李自成率领农民军攻破北京，明王朝亡，朱由崧在南京被一班人拥戴为弘光皇帝，建立南明王朝，史可法为首相，但不到半月就被奸佞马士英排挤掉。这时江北的靖南侯黄得功、兴平伯高杰、东平伯刘泽清和广昌伯刘良佐四个藩镇正在扬州一带飞扬跋扈，拥兵自重，于是史可法到扬州督师，协调四藩，左右斡旋，反复游说，甚至委曲求全，终于使得这些骄兵悍将暂时相安无事。正当史可法调停藩镇、招揽人才、筹建河防之际，收到了清朝摄政王多尔衮的招降书，一手以高官厚禄相引诱，一手以强兵压境相威胁，意在扫除率兵南下的障碍。史可法不为所动，针对来信中的论调，有理有节地给予了答复，称南明军队即将挥师北上，收复失地，光复神州，这个决心不可动摇。
然而在南京，马士英、阮大铖之流肆无忌惮地大闹党争，竭力排斥打击东林党人，致使高弘图、姜日广等明朝元老纷纷告退，以示抗议。朱由崧当上皇帝后，根本不把朝政当一回事，他忙着大兴土木修宫殿，又派宦官们四处出动，到民间去寻访秀女以充实宫掖，供其淫乐。南明小朝廷的所作所为，使天下有识之士无不深感痛心和失望。史可法数十次上书苦谏，恳请南京方面改弦易辙，但结果均如石沉大海。在北方，爱新觉罗·福临进入北京城后，即皇帝位，史称顺治皇帝。他重申废除明末加派的赋税以安民心，同时命多铎经略江南，阿济格西击李自成。清军于十月南抵宿迁，十一月占领山西，十二月，多铎渡黄河南下。满洲铁骑纵横中原，势如破竹，到第二年（1645年）正月，清军破潼关，入西安；三月，清军平定河南；四月，多铎率清军渡过淮河，明将刘泽清投降。此时清军已兵临扬州城下，史可法下定必死的决心来抗击清军，保卫扬州。清军主帅多铎先后五次亲自致书，史可法都不启封缄。清军攻城，史可法率军民浴血而战，历时七昼夜。二十五日城破，军民逐巷奋战，大部壮烈牺牲。清军纵兵屠戮，十日不封刀，烧杀淫掠，无所不至，繁华都市顿成废墟，人民死亡在八十万之上。城破时史可法被俘，多铎劝谕归降，史可法说：“城存与存，城亡与亡，我头可断，而志不可屈。”遂英勇就义。史可法牺牲后，他的养子未找到史可法的遗体，便把史可法穿戴过的衣冠葬在扬州梅花岭上，称为“衣冠冢”。
史可法衣冠冢
如何评价史可法，至今仍是一个有争议的学术问题，有的学者认为他在拥立福王为帝的问题上，未能坚持自己的立场。有的学者则提出南明军事上的溃败，史可法脱不了干系，特别是他在战略上十分保守，军事毫无建树。有的学者还提出在对待农民起义军问题上，史可法主张坚决灭寇，是镇压农民起义军的刽子手，是历史的罪人。因此很多人对其持否定的态度。顾诚在《南明史》中对史可法的评价代表了持否定论的心声，他是这样总结的：作为政治家，史可法在策立新君上犯了致命的错误，导致武将窃取“定策”之功，大权旁落；作为军事家，他以堂堂督师阁部的身份经营江北将近一年，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却一筹莫展，毫无作为，直到清军主力南下，他所节制的将领绝大多数倒戈投降，变成清朝征服南明的劲旅，史可法驭将无能由此可见。即以扬州战役而言，史可法也没有组织起有效的抵抗……至于他的整个政治生涯并不值得过分夸张。明清易代之际激于义而死焉者多如牛毛，把史可法捧为巨星，无非是因为他官大；孰不知官高任重，身系社稷安危，史可法在军国重务上决策几乎全部错误，对于弘光朝廷的土崩瓦解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