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可法遗书
但也一部分学者认为，不应该完全否定史可法，要转换角度，从另一个方面去理解和认识这个人物。他们认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里，无论史可法做什么，都是无济于事的。因为那个时候是一个动荡的年代，整个社会充斥着争名夺利，唯利是图。在这样一个国度里，史可法在保卫民族利益方面做出的贡献以及他的精神对后代产生的影响就显得尤为宝贵。史可法抗清是清朝统治者南侵后第一次遇到的坚决抵抗，他拉开了持续四十余年之久的抗清斗争的帷幕，成为抗清的一面旗帜。史可法抗清的影响扩展得非常迅速，史可法的名字也非常具有号召力，这些都表明广大人民对其已经有了公正的评价。这也正好符合魏斐德在《洪业——清朝开国史》中所论述的：“就面对困境的坚忍而言，史可法得到了同时代人极为公正的评价；不论他为个人操守付出了怎样的直接的政治代价，但是他的死难却为国人所敬仰，甚至是仿效。”
扬州史可法纪念馆
此外，他们还认为，关于史可法的“联清灭寇”主张也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主张是史可法在清兵入关早期的政治主张，史可法始而力主“灭寇”，继而主张“联清灭寇”，进而转为“御敌灭寇”，最后“坚决抗清”，这种思想转变是受当时的形势所逼，因为朱家王朝岌岌可危。但不管怎么变化，他的思想轴心只有一个，即中兴明室。而中兴所依赖的军事力量在哪？左良玉的部队虽号称八十万，但盘踞武汉，不听调度，能够暂听指挥的合四镇之兵也不过十万人，且均系骄兵悍将。兵力不足怎么办？史可法以唐肃宗“借兵力于外夷以张军势”的思想为基点，希望历史上“回纥助唐”平安史之乱的故事重演。同时对于清贵族蓄谋取明而代之、入主中原的政治企图缺乏认识，于是“联清”思想应运而生，但随着事态的发展，史可法对清统治者的野心已经了然，思想也逐渐转变，但对满清仍抱有幻想，直至议和破裂，最后走上坚决抗清之路，遂有“扬州十日”。应当看到，在史可法生命的最后一年中，他对农民军“一矢未加”，那高喊的“灭寇”只不过是纸上谈兵，但他的政治主张是与其政治生命相始终的，这也是当时统治阶级的政治立场，史可法当然也无法摆脱这种局限。要史可法去违背封建道德标准，在崇祯帝尸骨未寒的情况下，去联合“君父之仇”的“寇”是不可能的，故而不得不选择有先例的联夷政策。而且，当他一看出满清的阴谋，便由“联清灭寇”而转为“御敌灭寇”，毅然走上了抗清复明的道路。
百年积冤袁崇焕功过之谜
袁崇焕是明朝著名的军事将领、杰出的民族英雄。他曾一度帮助明廷收复辽东失地，立下了不朽的战功，因此受到时人的广泛称颂。但袁崇焕波澜壮阔的一生很快便灰飞烟灭了，最终含冤而死，成为继南宋将领岳飞含冤受害之后的又一桩著名冤案。但二者相比较来说，袁崇焕的冤死更为惊天地泣鬼神：岳飞的冤死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同情，而袁崇焕的死，不仅未能得到民众的理解，反而在其被凌迟处死时，民众纷纷争食其肉。由此可见，民众对袁崇焕的痛恨程度。袁崇焕究竟是含冤而死．还是咎由自取呢？
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朝廷起用熊廷弼为辽东经略驻守山海关。年底，努尔哈赤利用熊廷弼与广西巡抚王化贞之间的矛盾攻陷广宁。广宁一役大破13万明军，攻陷四十余城。使得明朝的形势变得岌岌可危。广宁惨败的消息传到京城后，给了大明朝廷巨大的心理震撼，一种恐惧之感萦绕于每一个官员和士兵的心理。朝廷里弥漫着一片惊惶失措的情绪，是战是守，举棋不定，多数大臣主张放弃关外国土。在这危急关头，正在北京参加朝拜之礼的袁崇焕挺身而出，为了解关外的真实情况，“即单骑出阅关内外”，对地形作了一番详细的考察后，回来说：“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袁崇焕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受命于败军之际，开始其督军关外的戎马生涯。身为文官的他，完全可以不理这些军事问题，但他却依然投笔从戎。在他做决定之前，很多人劝他不要去趟这浑水，他也预感到自己可能会有与熊廷弼相似甚至更悲惨的个人命运，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就这样以天下安危为己任地去了抗清前线。袁崇焕前往前线后，也表现出其杰出的作战指挥能力，他以孤军独守宁远(兴城)、锦州防线，并于天启六年、七年两次重创清军的进犯，并炮伤努尔哈赤致其不久而死，一改万历后期以来节节败退的战争颓势，创造了明清近半世纪的辽东之争中罕有的明军以少胜多的战例。
袁崇焕像
袁崇焕很快建立起自己的威望。崇祯继位后，拜他为兵部尚书，督师蓟辽，袁崇焕向崇祯帝提出了“五年全辽可复”的军事计划。鉴于过去熊廷弼的冤死以及孙承宗和自己被魏忠贤党羽排斥打击的遭遇，他向崇祯诉说了自己可能遭到陷害打击和来自敌人离间阴谋的顾虑。崇祯劝其不要顾虑，并赐予尚方剑，允许他在重大问题上可以做主处理。有了崇祯的承诺，袁崇焕做事的底气就更加足了，一方面整肃内部，消除隐患，为了便于统一指挥，他果断地处决了魏忠贤党羽皮岛总兵毛文龙；另一方面加紧练兵防敌，整饬蓟辽军务，修城备战。在他努力之下，此处防线牢不可破。但这只是与后金接壤的一个地方而已，其他地方的守军则未必如袁军一样坚不可摧。很快，皇太极便于喜烽口窜入长城，攻陷遵化。袁崇焕急驰救援，从后路包抄八旗军，切断其退路。皇太极一路狂杀，顺势进攻北京，袁崇焕得知消息后催马加鞭，两天两夜急行军300多公里，竟比后金军早到北京两天！但是崇祯却不让其部队进城，只能驻扎在广渠门外。当皇太极到达之后，对袁军行动之迅速大为吃惊。双方之间发生了多次较量，袁崇焕以不足一万的兵力迎战后金十万大军，最后击败后金兵，取得保卫京师之战的胜利。
在北京城下遭受重创后，皇太极对袁崇焕又忌又恨，他深知不除掉袁崇焕，自己进军中原的宏愿将很难实现，于是他利用崇祯皇帝生性多疑而又刚愎自用的性格特点，重施反间计，想借助崇祯之手除掉袁崇焕。他让人散布袁崇焕引兵深入，其实是为了和后金结城下之盟的谣言。崇祯对此起了很大疑心。这时皇太极又使出了极其恶毒的一招。据蒋良骥《东华录》记载，“先是(后金)获明太监二人，监守之。至是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遵赏密计，坐近二太监，故作耳语云:‘今日撤兵，计也，顷上车骑向敌，有二人来见，语良久乃去，意袁巡抚有密约，事可立就。’时杨太监者，详卧窃听。庚戌，纵之归。”杨太监回去后，将袁崇焕与后金“密约”一事告与崇祯皇帝，崇祯深信不疑，以擅杀大将、勾引敌方来胁迫朝廷求和、谋叛欺君的“莫须有”罪名，将袁崇焕凌迟处死。
袁崇焕墓
袁崇焕的悲惨遭遇并没有博得满朝权贵的同情，他们嫉妒袁祟焕，因为袁崇焕功高盖过他们。相反，“凌迟袁贼”的呼声从平民百姓喊到朝廷百官，直至响彻云端。最终，袁崇焕被杀，死得十分惨烈。观看行刑的百姓纷纷掏出钱递给刽子手，然后争着将一片片凌迟的肉生啖。袁被害后暴骨尸野，乡人因为害怕惹祸上身，都不敢过问。他那血肉模糊的头颅，被悬挂在高秆上示众。后来袁崇焕部下中有一位姓佘的谋士冒死把他的头颅盗了出来，掩埋于自家后院，从此与家人隐姓埋名，世代为袁崇焕守灵，整整155年。
直到清乾隆年间，乾隆偶尔读到明史，感于其冤，决定为其平反，袁崇焕冤案才最终得以平反昭雪，真相大白于天下。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乾隆下诏为袁崇焕平反。《清高宗实录》载:“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暗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自此，袁崇焕的冤屈才得以昭雪，后人给予其很高的评价。金庸先生在《碧血剑》后所附的《袁崇焕评传》中，认为袁崇焕是一个古希腊式的悲剧英雄，大才豪气，笼盖当世，在天昏地暗的乱世中力挽狂澜，支大厦于将倾之时。他的冤屈既然早已昭雪，功过自已分明，无须后人多争论。
“烈士”屈膝洪承畴降请之谜
在明末的抗清斗争中，洪承畴是一位极其重要的人物。他的文韬武略、他的豪言壮语使明朝的君臣视他为抗清战场上的中流砥柱。崇祯皇帝也视他为最可依赖的人，甚至在他兵败后，坚信他会为国捐躯、以身殉职的大明朝廷还为他举办了隆重的葬礼。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为满朝君臣所信任的人，最后却选择了投降。洪承畴为什么会降清呢？
洪承畴（1593一1666的年），福建南安人。二十三岁便中举人，次年登进士，历任刑部主事、陕西布政使司右参政、延绥巡抚、陕西三边总督等职，并兼兵部尚书头衔，是统领明兵与李自成作战的主要军事将领。后因后金军大举入关，明崇帧皇帝将洪承畴调任蓟辽总督，全力对付满清人。在松锦会战中，明廷对洪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但松山城破之后，洪承畴及其部将祖大寿等皆被俘。皇太极对被俘人员采取不同的待遇：对巡抚丘民仰、总兵曹变蛟、王廷臣等，先进行劝降，遭到拒绝以后，当即把他们就地处死，其部下将领100余人、士兵3000余人，也全部被杀害；但对洪承畴、祖大寿则采取不同的策略，尤其是对洪承畴的重视非同一般。因为皇太极深知洪承畴是明朝重臣，是自明清开战以来所俘级别最高的明朝军事统帅，而且此人富有文韬武略，是一位难得的人才。如能争取归顺，对大清未来入主中原十分有用，于是皇太极多次派满汉官员前去劝降。但洪承畴坚决不降，他每逢见到那些前来劝降之人，便怒目而视，死不开口，以至于满族官员举刀欲杀之，他竟“延颈承刃，终始不屈”，声称：“生为大明臣，死为大明鬼。”于是，皇太极决定不给他饭吃，“只给菽水喝”，试图通过逼辱和虐待来消磨他的意志，然而洪承畴毫不畏惧，竟以绝食来相抗，“米浆不入口者七日”。然而，正是这样一个铮铮铁骨的硬汉，最终仍然归降了清廷。关于他的降清缘由，史书说法不一。
洪承畴像
据《清朝全史》记载，“汲修主人（礼亲王）谈太宗襟度有曰：松山既破，擒洪文襄（洪承畴），洪感帝之遇，誓死不屈，日夜蓬头跣足，骂言不休。太宗乃命诸文臣劝勉之，洪一言不答。太宗乃亲至洪之馆，解貂裘而与之服，徐曰：‘先生得无冷乎？’洪茫然，视太宗良久，叹曰：‘真命世之主也’，因叩头请罪。太宗大悦。诸将皆不悦曰：‘洪承畴仅一羁囚，何待之重乎？’太宗曰：‘吾侪所以栉风沐雨者，究竟欲何为乎？’众曰：‘欲得中原耳。”太宗笑曰；‘譬之行者，君等皆瞽目，今得一引路者，吾安得不乐？’众乃服。”《清史稿》等史书也都是如此记载。
由此可见，洪承畴之所以最终降清，是被皇太极礼贤下士的行为所感动，才归顺了清朝。正当皇太极为招降洪承畴之事在犯愁之时，清朝内部的谋士们以及庄妃为皇太极出谋划策，认为争取洪承畴这样重名节的大人物，必须重在攻心，礼贤下士。皇太极听取了这些建议，多次前往洪承畴居所问寒问暖，洪承畴以一敌国囚徒，蒙受皇帝的温暖关怀，内心不胜感激，于是，跪在地上向皇太极叩头请降。皇太极深怕他反悔，连夜派人给其剃发。应当说，洪承畴由当初的坚决不降到决定降清，是皇太极的招降政策起了很大的作用。洪承畴也正是从皇太极这种礼贤下士和宽广胸怀中，看到了清朝终将会成功，而明朝的腐败已很难重振基业，因此促使他下定决心降清。
但民间则广泛地流传着洪承畴的降清之举，是由于皇太极的爱妃庄妃博尔济特氏（就是大家在戏说古装影视作品中熟悉的后来的孝庄皇太后）做工作的结果。一些文学作品或民间传说还大书特书庄妃如何亲自出马用色情诱其归降。如《清史演义》记载，“洪承畴人本刚正，只是有桩好色的奇癖”，于是庄妃在太宗面前，毛遂自荐，不料她竟然能劝降洪承畴。有的著作则记载，皇太极听说洪承畴好色，便差宫中美貌侍女去送人参汤，遭拒绝后，皇太极便派最宠爱的庄妃出马。庄妃以侍女的装束，前去劝洪进食，并反复喻以利害，逐渐使之回心转意。《清宫秘史》第二十一回中，也记载了庄妃亲自出马劝降洪承畴之事，甚至说她利用美色引诱洪承畴，竟不惜失身。这一回的标题便是“香衾卧娇艳经略降清”。
然而，有人提出，民间传说以及文学作品中的庄妃招降情节，尽管描写得生动细腻，引人入胜，但却与事实相差甚远，漏洞百出。首先，在后宫之中，后妃未经皇帝准许，不能擅自离开后宫。而且，在后宫中有佳丽三千，温柔美丽、善解人意、能说会道者，多不胜数，皇太极何必要派庄妃装扮成侍女去做上述劝降工作呢？更何况让自己最宠爱的庄妃去与一个在押的俘虏过夜。其次，《洪承畴传》的作者王宏志，通过审阅史料，进行细致的研究，认为洪承畴在个人生活上很遵守儒家道德，并没有什么风流之举。说什么洪承畴“有一桩好色的奇癖”分明是在丑化洪承畴。庄妃可能确实为皇太极出了劝降洪承畴的主意，但她亲自前去看望洪承畴则未必是历史事实，民间传说以及文学作品这样叙述的目的可能在于贬低洪承畴和贬损庄妃。洪承畴毕竟是明之重臣，而清朝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因此，很多人对于洪承畴降清，后又成为清初开国功臣之举，觉得不可原谅。特别是一些明朝遗臣对洪承畴多加谴责，并编造了许多责备洪承畴的言论，才使得民间传说以及文学作品中出现了与信史相差甚远的记载。
富可敌国明初巨富沈万三之谜
元末明初，江南出了一个天下巨富，此人便是沈万三。沈万三的发迹极富有传奇色彩，从一个普通的自耕农，在元末明初迅速成为江南乃至于天下首富，拥有亿万家财。明初，朱元璋定都南京，沈万三助筑都城，朱元璋为此封了他两个儿子为官。沈万三在南京还建造了“廊庑”一千六百五十四楹，酒楼四座，并建有宽敞舒适的住宅。更具有扑朔迷离意味的是，沈氏的衰落也如他早年发迹一样，于倏忽之间便山塌冰崩，家破人亡。如此传奇的经历使沈万三的一生笼罩着一种神秘的色彩，他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是如何摇身变为天下首富的呢？他又是如何衰败的呢？
沈万三原名沈富，字仲荣。人们称他“沈万三”，是因为他太有钱，是富甲一方的大富豪的缘故。明朝初年沿袭元朝的制度，将百姓分为奇、畸、郎、官、秀五等，秀为最上等，“秀”中又按照财产再分等次，“富者，谓之万户”，沈富在“万户”中排在第三等，所以大家把富有的沈万三称为“万户三秀”，简称沈万三，这个名字后来竟然取代了沈富这个真名，广为人知。
沈万三雕塑
沈万三自幼随父兄流落到苏州长洲，居于东蔡村，以垦荒为业。经过数十年的苦心经营，沈家已成为当地拥有相当数量土地的富户。当然，仅只如许土地，显然尚不足以让沈万三富甲天下，因此，沈万三的发家史便成为一个难解的谜。关于沈万三发家致富的原因，前人有多种说法。有人说他得到了密授的点金术，可点石为金；有人说他家有聚宝盆，《挑灯集异》称沈万三曾将百余只青蛙放生，结果青蛙报恩，让沈万三得到了一只聚宝盆，家里因此大富，后来沈家被抄时这只聚宝盆被搜出，埋在了南京城下，南京有个城门名为聚宝门（今中华门）就因为这个原因；也有人说他在吴淞江打鱼，发现了大量乌鸦石（黑宝石），又夜观北斗，第二天早上即得到七星所化的马蹄金等等。当然这些都是后人附会的无稽之谈。目前比较被认可的说法，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说是垦殖富家。一些史料上记载了沈家广为垦荒，至“田产遍于天下”。事实上，沈万三家族乘着元末明初的乱世之际，将一部分失去业主和佃户的土地占归己有，加以改良，并兴修水利，遂拥有了良田数千顷。沈万三从“躬稼起家”，继而广辟田宅，富累金玉，以至资巨方万，成为豪富，号称江南第一。
其二是得到贵人分财。沈万三早年曾助人为商，因其精明能干，颇得商贾青睐，得富商大贾资助想必也不是不可能的。《周庄镇志》记载，“沈万三秀之富得之于吴贾人陆氏，陆富甲江左……尽与秀”。也有人说“元时富人陆道源，皆甲天下……暮年对其治财者二人，以资产付之……其一即沈万三秀也”。尽管后来的研究试图证明此说并非十分可信，但沈万三得吴江汾湖陆氏的资助应是无疑的事。
周庄的沈厅由沈万三后裔建于清乾隆年间
另外一个比较盛行也较为可信的说法是贸易海外、交通四方而致富。元朝自1282年始行海运漕粮，因官船和人手不够，便雇私人船户运送，遂有多人靠此发了大财。据元学者虞集《道园学古录》说：船户中以富豪船户获利最多，他们常夹带商品船和小快船，“交通海外诸番，博易以致巨富”，也就是假公济私，靠走私发洋财。元延祐元年（公元1314年）开放私人对外贸易，下海商船大增，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江苏沿海“下番”船只多达三千余条，主要贸易对象是高丽、日本和琉球，也有去南洋等地的。这是发财的大好时机，正值青壮年又有商贸经验的沈万三当然不会错过。他从周庄白蚬江经大运河由刘家港出海非常方便，再加上江、浙丝绸、茶叶、陶器、工艺品等特产又深受海外欢迎，因此他后来居上，发了大财。《吴江县志》也曾透露：沈万三“富甲天下，相传由通番而得”，“通番”就是与外国有交往。著名历史学家吴晗也说苏州沈万三之所以发财，是由于从事海外贸易。这说明不少学者都认为沈万三是在发展海外贸易之后才一跃而成为巨富的。
但好景不长，沈万三成为江南巨富后，其灭顶之灾也就随之而来，这要从朱元璋攻苏州城说起了。当时，面对朱元璋的猛攻，张士诚固守苏州城，让朱元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张士诚所以能固守苏州达八月之久，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得到苏州富民在财力上的大力支持，而作为富民之首的沈万三，自然出力不小。城破之后，朱元璋对苏州富民记恨在心，采取了一系列打击措施以做报复。作为精明的商人，沈万三当然看到了形势的变化，于是从支持张士诚对抗朱元璋转变为投靠朱元璋便成为必然的选择。
于是在朱元璋大兴土木建筑都城之际，便出现了沈万三出巨资助修南京城的举动。当然，沈万三助修南京城的真相，史籍上也是众说纷纭，疑云重重。首先是沈万三修南京城的起因，有的记载是沈万三自恃富实主动提出助修南京城；也有人认为是朱元璋对沈万三富可敌国的巨额家财心怀忧虑，为消耗他的钱财而通令沈万三助修南京城，沈万三是不得已而为之。其次是助修的范围，有的说是朱元璋令沈万三修洪武门至水西门一段，有的说是朱元璋让沈万三修南京城的东南部分，自修西北部分。而助修的总量大多数野史中称沈万三是与朱元璋对半而筑，也就是说助修南京城的二分之一，而《明史》则记载沈万三助筑都城三分之一。
明代南京城桓遗址——中山门
沈万三做的另一件拍马屁的大事就是想出资犒军。史载朱元璋有一次要犒军，沈万三主动提出代出犒银，朱元璋说：“我有百万大军，你能全部犒赏吗？”沈万三说：“我可以每人犒赏一两。”朱元璋闻听后冷冰冰地回答：“你虽然是好心，但犒军这件事不用你出钱。”
明代南京城桓遗址——中华门
无论是助修南京城还是想出资犒军，沈万三的目的无疑是想讨好朱元璋，然而结局显然是沈万三没有想到的。史载沈万三与朱元璋同修南京城，结果沈万三比朱元璋先完工三日，朱元璋表面上给沈万三敬酒，说什么“古代有白衣天子，号称‘素封’，你就是这样的人啊。”还以沈万三修城有功为名封他的儿子为官，但生性多疑的朱元璋显然是不会容忍在他之外还有一个白衣天子存在的。早完工三日，沈万三显示了自己的实力，也为自己埋下了祸根。而沈万三主动提出犒军更是让朱元璋心中大怒，史载朱元璋在拒绝了沈万三犒军要求后，曾恨恨地说：“匹夫犒天下之军，乱民也，宜诛之。”幸得马皇后代为求情，劝道：“其富敌国，民自不祥。不祥之民，天将灭之。陛下何诛焉！”沈万三这才没有即刻遭诛杀，但此时朱元璋铲除沈万三的决心已经难以改变了。沈万三可以说是马屁拍在马脚上，他在想用巨资讨好朱元璋的时候，却没想到他的富可敌国的巨额家财也会给他带来杀身之祸。
沈万三最终没有逃过朱元璋的手心。《明史》记载在马皇后的求情下，朱元璋没有处死沈万三，而是将他发配云南，最后客死他乡。不过，沈万三的最终结局如何，历史上有许多不同的记载，有人说沈万三因为修筑苏州街用茅山石为心，被朱元璋认为有异谋，结果将沈万三杀了；也有人说沈万三意识到情况不妙，逃到岭南去了。因此沈万三的结局究竟如何，还是一个谜。
南京明故宫遗址
沈万三家族也随沈万三的倒台而迅速衰败。其子被充军辽西，其女婿顾学文，因和一个女子偷情，莫名其妙地被牵扯到蓝玉案中，致使沈家几乎满门抄斩。这件事在清嘉庆《同里志》中有详尽记载，说洪武时同里镇陈某生有一子，是个弱智。这弱智儿娶妻梁氏，倒是个知书善吟的美貌女子。如此才貌双全的女子，当然名扬四方。周庄沈万三的招赘女婿顾学文，听说后就十分倾慕，常借故雇船往来周庄同里之间。船到同里，就停泊于梁氏居室的窗下。一来二往，顾与梁氏几次照面，顾慕梁之美色，梁羡顾之英俊，两人心里就互相有意于对方，只是缺少机会。顾学文就买通当地恶少，引诱梁大弱智儿，出门饮酒赌博；又指使梁的邻居——一个老妪，带了新奇的首饰送给梁氏，并用言语挑逗。梁氏本已对顾有好感，于是一拍即合，从此两人频频书信来往。弱智儿懵然不知，其父因在外当差，难得回家，也被蒙在鼓里。只有陈某的兄长也就是弱智儿的伯父，绰号陈缩头，隐约听到一些风声，但一时苦于没有证据。也是合该事发：梁氏疏于谨慎，竟把顾学文的书信裁开后卷成纸燃放在灯罩下。陈缩头就买通梁氏身边的僮儿，把纸偷出，补缀成幅后，寄给在外当差的陈某。陈某看后，明白真相；况且顾学文的信末都盖有松月图章，更是铁证如山。陈某寻思，仅凭这样一封书信，告到官府，不见得会有什么结果，弄不好反而败坏了陈家的声誉。这时正好蓝玉大案案发，陈某就趁机诬告顾学文与蓝玉通谋。一牵涉蓝玉案，就不再是什么私情事，马上变成要案。结果，不但顾学文以及他的父亲和兄弟被杀，连他的妻族，包括沈万三家族内的一大批人，都惨遭屠戮。
沈万三一代巨富，他的崛起迅速之快，成为千古谜案，让后人疑云重重，而他的衰败之速，也让后人感叹不已。
义薄云天葛成易名之谜
万历二十九年，苏州爆发了以丝织机工为主体的市民万人暴动，后暴动首领葛成被捕入狱。不料此时，葛成莫名其妙被人更名，其名是谁为之更改，又缘何作如是变更？至今这仍是一个谜。
明嘉靖、万历年间，东南沿海一带商业和手工业逐渐繁荣起来，出现了一大批经济富庶的工商业城市。例如苏州，由于当地丝织业特别发达，富裕的机户在城中开设工场，雇用机工，城里的机工总共有几千人，所产丝绸远销海内外，成为江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商业城市的繁荣，使统治者垂涎三尺，他们认为城市有利可图。于是，为了获取更多钱财，明神宗派了一批宦官到这些城市去收税，这类宦官被称为税监。这些税监不但征收苛捐杂税，而且“滥用群小，布满州闾，穷搜远猎。而群小之中，又各有爪牙羽翼，虎噬狼吞，无端告讦，非法拷讯”，一时弄得民不聊生。
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神宗派税监孙隆到苏州征税。孙隆一到苏州，就跟当地地痞恶棍勾结，在苏州城各处设立关卡，对机户、丝商及一般百姓，大行课税，直至机户停织，丝商罢市，织工失业，四方民怨沸腾。这年六月初三，以丝织机工为主体的苏州市民因不堪税监税吏压迫，举行了万人暴动。众人推选机工葛成（1568—1630年）为首，葛成在玄妙观手执蕉叶扇，一呼而千人响应，人们群起奋出，时人把当时的情形描述为“若狂三昼夜”。愤怒的群众焚毁税官居室，杀死了税官黄建节等，吓得税监孙隆翻墙驾舟逃窜杭州，为虎作怅的地痞汤莘等被打死，一时人心大快。抗暴取得胜利，人们正待复工之际，官府派兵镇压，四处搜捕为首者，葛成挺身而出，主动承揽责任，旋被打入大牢十三年。也即在此前后，葛成不知为何被改名为“葛贤”。其名是由谁为之更改，又缘何作如是变更？至今这仍是一个谜。
根据清同治《苏州府志》记载，“吴人讳成名，改曰贤”。至于“吴人”在此指的是谁，是志语焉不详。推测下来，可能是吴地市民，敬其义举，遂讳“成”而谓之“贤”。
也有一种说法，认为官府恶意为其更名。朱国桢《皇明大事记》中有“官曰‘成’非佳兆，改为‘贤’”的记载，禇人获的《坚瓠集》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当道以乱民不宜为诚，改为贤”。上述记载似乎说明了官方嗤其为乱民，恶意改其名。但如果乱民不宜以“诚”为名，则“贤”似乎更不适宜作乱民之名符。此说也有矛盾。
另据无名氏作《万民安》（明朝苏州人作，描述葛成击杀黄建节事。谓因此而苏民得安，故名《万民安》）一书中记载，葛成被改为“葛贤”，是苏州知府朱燮元所为，而且并非出于恶意，恰恰相反，是为了表达官府对葛成的褒奖之意。缘何对于被称为“乱民”的葛成还予以褒奖？据说这里面有一个故事。
葛成是苏州长洲县人，以受雇丝织为业，年届三十时，妻子曹氏因病故世，留下一襁褓中幼子。葛成有一邻居，人们都称呼她为韩家婆婆，其夫在世时，曾与官府合作织造黄帛，去世时欠下官府一些债务，而地方官府也因其去世免其欠债。但后来朝廷要求清查积欠，并派京差二人至苏州强行勒索，因韩家婆婆无力偿还，京差将其女儿云娘掳去，以作抵偿。后来葛成得知此事，便去官府，问韩氏欠官府多少钱？官差说共银三十两。其时葛成经累年蓄积，正好攒到了三十两银子，本想用这笔钱续娶一内室，以抚养幼子。见此情形，葛成遂倾囊以出，帮韩家婆婆还清了公差的积欠，云娘也因而得以回家。韩氏非常感激。她看葛成平时为人正直，又有一裙褓中的幼儿缺人照料，便想把云娘配给他做继室，一则可以帮葛成抚养幼子，再则也好让女儿有一个好的归宿，但葛成坚持认为不可。韩家婆婆便将葛子抱回家，亲自抚养。当时正好有一个保定人，名叫房壮丽，屡次考试不中，因其母舅郑尚甫在苏州经商，遂前来投奔母舅。偶识韩氏，韩氏遂将云娘以三十两银子卖与壮丽，而将卖女所得银两悉数还葛成。葛成坚决不受，推延良久，葛成只得将三十两银子以为云娘置办嫁妆为由交给云娘。韩氏母女对葛成更是感恩刻骨。房壮丽之舅郑尚甫，久在苏州一带经商，但经营并非很好，经常亏本。郑娶本地沈氏为妻，多年未得生子，而尚甫当时已近七十岁，恐自己死后误沈氏终身，一直想找一个稳妥可信之人托付给他。正好其外甥娶云娘为妾，借其寓所，尚甫偶问韩女家世。云娘便将葛成仗义之事全告诉了郑尚甫。尚甫十分感叹葛成为人居心忠厚如此，又听说其有幼子而无内室，遂作手书，欲将沈氏托付给葛成为妻，并赠白金百两。葛成坚不肯受。郑尚南坚持将沈氏送到葛家。葛成夜晚归家，见沈氏独在室内，便不肯入室，恐犯瓜李之嫌，只立于门外互谈。至夜半时分，葛成因困累难支，便倚门首而睡。正好那一夜长洲县令邓云霄三更巡夜，见葛成倚于一户门口，以为是赋，又听得门内尚有女人声音，便怀疑其在拐骗妇女。邓云霄即将葛成抓捕，并叩开大门详问沈女。听沈氏将事情的来龙去脉交待一番后，云霄不禁大为称叹，并打算将此事报与上级官员，加以褒奖，并旌表门闾。
后来发生了苏州市民反税监暴动事件，朝廷派员严予追究。为避免连累他人，葛成便挺身而出，主动承担所有的责任。长洲县令邓云霄将巡夜所见告之苏州知府朱燮元。朱燮元念其忠义大贤，遂将“葛成”之名改成“葛贤”，并在上司面前极力庇护他，所以最终葛成得免杀头之罪。
关于葛成改名为葛贤的事情真相，到目前为止，仍没有一个比较权威的说法。其改名究竟是自己主动更改，还是他人代为易名，仍是一个谜。
祸萌骖乘张居正身死受辱之谜
张居正堪称有明一代权力最大的内阁首辅。张居正本人曾对人说：“我非相，乃摄也。”所谓“摄”，就是摄政，是代皇帝执政，显然张居正自己也认为，他的权力超出一般的内阁首辅。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也称，张居正“宫府一体，百辟从风，相权之重，本朝罕俪，部臣拱手受成，比于威君严父，又有加焉”。张居正号太岳，时人竟将太岳相公与大明天子并称，张居正的显贵可见一斑。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显赫一时的超级首辅，却在死后惨遭清算，差一点被“断棺戮尸”。为什么生前威风八面的张居正在死后会受到如此羞辱呢？
隆庆六年（1572年）六月，明穆宗逝世，年仅十岁的明神宗朱翊钧即位，身为帝师的张居正在皇太后的支持下坐上了内阁首辅的宝座。在以后的十年时间里，大明王朝进入了张居正时代。作为明代最有建树的政治家，张居正在执政的十年中雷厉风行地推行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改革，一举扭转了嘉靖、隆庆以来财政连年亏空的窘境，使万历初年成为有明一代最为富庶的时期，同时他在军事上的改革也使原来“虏患日深，边事久废”的局面大为改观。《明神宗实录》在对张居正的评价中称：“海内肃清，四夷善服，太仓粟可支数年，冏寺积金至四百余万。成君德，抑近倖，严考成，综名实，清邮传，核地亩，洵经济之才也。”对张居正执政十年的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即便是对张居正怀有偏见的李贽也感叹张居正是“宰相之杰”。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如此功勋卓著的张居正却在尸骨未寒之际成为朝野攻讦的对象，最后落得个抄家封门的下场。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张居正死后会出现这样的结局？
张居正像
一种观点认为，张居正在推行改革的过程中独断专行，树敌过多。《明神宗实录》在论及张居正不足时说：“（张居正）偏衷多忌，小器易盈，钳制言官，倚信佞，方其怙宠夺情时，本根已断矣。”
不可否认，张居正在实行改革时的确有些独断专行，按他自己的话来说，改革必须“谋在于众，而断在于独”。其实，张居正的独断专行也有他不得已的苦衷。张居正执政之初，政局混乱，吏治腐败，官员们整天只知道相互攻击，而对政事却因循敷衍。张居正曾把当时官场中的上下级比作婆媳，称婆婆终日在嘴上唠叨，而媳妇却总是充耳不闻。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张居正力排众议实行了“考成法”，整顿吏治，对官员实行逐级考核，裁撤了一批冗官。那些整顿吏治中受到冷落和打击的官员自然心怀不满。而张居正推行的清丈田粮和一条鞭法，也都会使豪门巨室的利益受损，因此反对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面对重重阻力，为了使新政得以实施，独断专行便成为张居正最常用的武器，而这也必然得罪了许多人。
万历五年（1577年），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病逝，按照当时的规定，官僚丁忧必须辞官守制。然而当时改革正处于关键时期，张居正不愿因为守制使改革半途而废，便与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联手策划“夺情”之局，由万历皇帝下旨“夺情起复”，张居正以“在官守制”的形式继续执掌朝政大权。此举引来了一片反对声浪，大臣们纷纷指责张居正违背传统的儒家伦理纲常，不配继续身居高位。当时反对最激烈的是翰林院编修吴中行、翰林院检讨赵用贤、刑部员外郎艾穆、刑部主事沈思孝。由于有万历皇帝和皇太后的全力支持，加之张居正又与宫内实权人物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结成权利联盟，于是张居正票拟谕旨，对吴、赵、艾、沈四人施以严厉的延杖，把那些反对者强行打压下去。然而此举遭来更多的非议，张居正也因此四面受敌。
张居正在世时，由于大权在握，加上皇帝、皇太后与冯宝的全力支持，其地位无可动摇，因此百官大多只能将不满埋在心底，表面上还要争相拍马献媚。万历十年（1582年）春，张居正病重，久治不愈，朝廷大臣上自六部尚书，下至冗散闲官，无不设斋醮为之祈祷，日夜奔走于佛事道场，把祈求张居正平安的表章供在香火缭绕的神坛之上。然后再把这些表章装进红纸封套，罩上红色锦缎，恭恭敬敬地送至张府以表忠心。然而，张居正去世后，昔日表忠心的表章立即变成了弹劾的奏章，树敌太多的张居正终于遭受了致命的报复。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张居正身死受辱的真正原因是他威权震主，祸萌骖乘。有学者指出，张居正四面树敌固然对他造成不利的影响，但并不足以招来抄家之祸，而明神宗对他威权震主的报复，才是张居正悲剧结局的关键因素。
明神宗即位时年仅十岁，皇太后将小皇帝的调教全权交给了张居正。史载身为帝师的张居正对明神宗的教育是极为严格的，有一次，神宗在读《论语》时，误将“色勃如也”的“勃”字读成“背”音，张居正立刻厉声纠正：“当作勃字！”声如雷鸣，吓得小皇帝惊惶失措，在场的官员也无不大惊失色。皇太后在宫中对神宗进行管教时，也常常说：“使张先生闻，奈何！”因此，在明神宗幼小的心灵里，对张居正是畏惧大于敬重。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明神宗不再是昔日无知的幼儿，对权力的渴望使他对张居正独揽大权开始心怀不满，然而，皇太后对张居正的全力支持却让他无可奈何，张居正“乞休”事件让明神宗深深体会到了这种困境。
万历八年（1580年）三月，已经感到“高位不可以久居，大权不可以久窃”的张居正向神宗提出“乞休”的请求，毫无思想准备的神宗第一反应便是下旨挽留，毕竟在他即位的这几年里，一切军国大政都是由张居正主持的，他还真不知道一旦这位让自己敬畏的老师离开，情况会变成什么样子，想必他还记得当年张居正回乡葬父时，自己面对军国大政手足无措，不得不一日之内连下三道诏书，催促张居正早日返京的事。然而，两天后张居正再次上疏乞休，并提出一个折中方案：只是请假，并非辞职，国家如有大事，皇上一旦召唤，朝闻命而夕就道。神宗有些心动了，毕竟此时神宗已经年满十八岁，按照常规也到了亲政的年龄，他也想尝尝亲政的滋味，只是张居正的地位太过特殊，没有太后的同意自己也不敢做主，于是神宗便去请示皇太后。想不到皇太后竟然说：“与张先生说，各项典礼虽是修举，内外一切政务，尔尚未能裁决，边事尤为紧要。张先生受先帝付托，岂忍言去！待辅尔到三十岁，那时再作商量。先生今后再不必兴此念。”明神宗忽然发现，在皇太后眼中，自己竟然还是一个无知小儿，没有丝毫处理朝政的能力！这对一个自以为已经长大成人的十八岁少年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而“辅尔到三十岁”更是让神宗一下子看不到自己亲政的希望。相信在这时，神宗心中原来对张居正的敬畏已经变成了怨恨，因为张居正已经成为他亲政的障碍。
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病逝，享年五十八岁。终于亲操政柄的神宗很快等到了弹劾张居正的奏疏。陕西御史杨四知上疏弹劾张居正十四大罪，尽管杨四知的弹劾没有什么真凭实据，神宗却没有放过这个发泄心中怨恨的机会，立即在奏疏上批示：“居正朕虚心委任，宠待甚隆，不思尽忠报国，顾乃怙宠行私，殊负恩眷。念系皇考付托，待朕冲龄，有十年辅佐之功，今已殁，姑贷不究，以全始终。”神宗的这个批示表面看起来还有些顾念旧情的意思，实则不啻是向天下传达了一个可以弹劾张居正的信息。果然，此后弹劾张居正的奏折接连不断，神宗也顾不得什么“姑贷不究，以全始终”了，万历十一年（1583年）三月，明宗神下诏追夺张居正官秩，接着又下诏查抄张府，并亲笔写下“张居正诬蔑亲藩，侵占王坟府第，钳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本当断棺戮尸，念效劳有年，姑免尽法追论。伊属张居易、张嗣修、张顺、张书都着永戍烟瘴地面，永远充军。你都察院还将居正罪状榜示各省直地方知道。”
张居正死了，他的葬礼可谓极备哀荣。然而，想不到仅仅过了九个月，一切都变了，昔日显赫的江陵张府已经变成了人间地狱，还差一点被断棺戮尸。这场奇祸因何而生，是张居正生前树敌太多，还是他威权震主？张居正如果地下有知的话，恐怕要好好反省了。
皇帝遭瘟温体仁受宠之谜
崇祯皇帝即位后，面对外患内乱，急于求治，一旦政事不如意，便常常迁怒于文武百官，重典之下，官员或遭诛杀或遭贬谪，据统计，崇祯一朝，遭诛杀的总督就有七人，巡抚十一人。明朝阁臣贵极人臣，很少有因罪被杀的，而崇祯时却连杀二人，其中一人被赐自尽后尸体吊了整整两天两夜，史书称“真从来未有之惨”。而官员替换更是频繁，崇祯朝十七年间，兵部尚书换了十四人，刑部尚书换了十七人，内阁大学士用了五十人，其中先后担任首辅的就有十几人，在职时间人均不过一年左右，人员更换如走马灯一般。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温体仁却入阁八年，稳坐内阁首辅之位长达五年，这位在《明史》中被列入《奸臣传》的人物，死后崇祯帝还追谥为“文忠公”，视其为大忠臣。温体仁是怎样得到生性多疑的崇祯皇帝如此宠信呢？
“崇祯皇帝遭瘟了”，这是当时京城里流传的政治民谣，这里的“瘟”指的便是温体仁，意为崇祯皇帝被温体仁蒙蔽了。温体仁到底是怎样的人呢？崇祯皇帝是如何“遭瘟”的呢？
温体仁，字长卿，湖州府乌程县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进士，由翰林院编修累升至礼部侍郎、礼部尚书，崇祯三年（1630年）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崇祯六年（1633年）升任首辅，官至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直至崇祯十年（1637年）才解职回乡。《明史·温体仁传》对其评价是：“为人外曲谨而中猛鸷，机深刺骨。”的确，温体仁的一路升迁，可以说是以人为梯，踩在别人身上爬上去的。
温体仁为人圆滑，城府深，老谋深算，善于窥测政治风向，万历年间步入仕途后，先后在神宗、光宗、熹宗数朝为官，尽管当时政坛斗争极为激烈，他却宦海浮沉三十年，一直左右逢源，官运亨通。崇祯皇帝即位后，大力铲除权宦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一时间连坐者不下百余人，大批官员遭到罢免，内阁更是几乎为之一空。崇祯元年（1628年），大学士刘鸿训罢免，为了补充内阁成员，崇祯下令由九卿会推阁臣的候选人。明代制度规定，内阁成员最高为六人，分为首辅、次辅、群辅。选拔程序是，先由九卿提出一份候选人名单，称为会推。名单出来后再由皇帝确定进入内阁的人选，称为枚卜。温体仁满心希望自己能有机会进入内阁，不料会推结果出来后，他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有进入这次会推的十一人名单。野心勃勃的温体仁对此结果自然心有不甘，不过他也意识到仅靠自己的资历、名望，还难以打败会推名单中的对手，善于揣测皇帝旨意的温体仁很快就找到了打败对手的突破口。原来，当时礼部右侍郎周延儒因为召对称旨，很受崇祯皇帝的欣赏，但廷臣认为周延儒声望尚轻，因此没有将他列入会推名单。温体仁估计崇祯皇帝对此肯定会心有疑虑。于是他找到周延儒，周延儒也正为此事心中愤愤不平，同病相怜的温、周二人一拍即合，决定联手否定会推名单，挤入内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