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日，我就赴郑州讲学一事致函王遂舟2月日下午，郑州市将举办大型报告会，请我去演讲，省市领导及数百名企业家到会。届时，我准备把你们的情况在大会上介绍。
2月日下午，报告会如期举行。郑州市张以祥副市长及企业界人士相聚燃料公司小礼堂，会上，我做了"公关协助企业闯关"的专题报告，谈古论今中，把该替"亚细亚"讲的歹妙地"揉"了进去。会上，众人听得高兴，会后不少人议论"这回王先生可把"亚细亚"风光了一番"。然而，报告结束后，当我忙着找王遂舟讨句感谢的话时，却场内场外怎么也找不到他。这时，我突然发现尚未散尽的会场出现异样，旋即又听人谈论--王遂舟大发其火，正在找主办单位领导理论!
天下竟有如此之多想不到的事都让我在"亚细亚"课题中遇到了，方才被热烈鼓掌的王力，此时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所有主办人都不知去向，我呆坐在墙边，走也不是，坐也不是，幸好一些半熟脸的厂长经理过来搭话，否则我非一下子变成弱智不成!过不多久，燃料公司经理，我的一位老相识前来解释，原来王遂舟当众发火的原因竟是认为我在"亚细亚"时候喧宾夺主或"声高盖主"!旧时女性丧夫般哭嚎一声"天啊"!此时，我真想日光倒转、性别改变，也痛痛快快地嚎吼一声"天啊"!
自此事件之后，王遂舟和王力的合作关系就变得困难起来，最后不得不中止合作。因为王力"声高盖主"，就把公关第一人开销掉，王遂舟似乎是犯了一个"封建主义的错误"。事实上，在笔者采访中得知，王遂舟一个人说了算，弄得许多当初跟随他的人很不愉快，许多人含恨离去。
王力曾开了一个离他而去者的名单，他们是：刘良平、王强、段卫国、陈永昌、刘博、臧婷婷......
这些人大都是他的副总经理和部门经理。掐指算来，从他入主"亚细亚"到离开"亚细亚"，当初跟随他的人已经廖廖无几。
当初"亚细亚"还没有从地平线升起的时候，王遂舟身边还簇拥着他的苦难兄弟，那时还看不到他的影子，因为他的影子投射在别人身上。但当"亚细亚"崛起之时，声名显赫之后，王遂舟却成了孤家寡人，四顾茫然，孑然一身，只有他的影子孤独而忠实地厮跟着他......
笔者相信王力先生的话是真实的。
因为笔者也曾遇到过和王力先生类似的事。
《商战在郑州》部分章节发表以后，笔者为了把后几章写完，就写信给王遂舟，请他把"亚细亚"最新的材料和封面上所需要的照片寄来。几天后，王遂舟来了信，他气呼呼地说：你写的文章我看过了，看在老乡的面上，一些情况我就不追究了。但是，材料和照片我是不会寄的......。
笔者毫不客气地回复道："亚细亚"之所以有今天，并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功劳。不能因为你的原因，我就不去歌颂二干多名"亚细亚"人的诚实劳动和改革精神。同样，如果它有不足和失误，任何人也挡不住我去批评和披露。请你弄清楚你和企业的关系，把二者的位置摆对......。
这时的王遂舟，每天都是鲜花满胸赞语声声表扬盈耳，记者作家像葵花簇拥在他身边，他怎能听得进批评的声音?笔者不过是没有完全按照他的旨意，说了独立思考的话，谈了他的一些不足罢了。和颂扬他的相比，比例不过是十分之一，就是这点小小的批评，他就如坐针毡，真是老虎屁股摸不得!
是谁惯坏了中国的企业家?
说北京和郑州市大搞商业运动，似乎还不全面。广州、上海、沈阳、武汉等地似乎也都搞得热火朝天。沈阳市太原街是本市最繁华的商业街，呼啦啦竖起了许多商业大楼不说，又把没来得及用完的临街房子全部扒掉，腾出的地方，请洋人们来"抢滩"合资办企业。
80年代以来，引进外资合资企业是个时髦的词。全球的零售商业巨头面国的改革开放都不禁怦然心动，他们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纷纷挥师来华投资兴办商场商厦连锁店，一时间搞得沸沸扬扬。
王遂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做出"迅速扩张"的决策的。国内国际的形势如一盆旺旺的炭火，烤得他最终做出了错误的决定。
王遂舟和商界的企业家至少应该听听一些有识之士的忠止口：
罗元铮《经济学家》：
在一定的时期，零售商业投资周期短，见效快，具有丰富的利润，因此，它极能吸引的目光。但是，在特定的时期内，市场的容量是很有限度的，市场的拓展和市场的培育需要一定的时口，如果违反市场的供求规律，就会受到惩罚。零售商业靠一哄而起，搞政治运动式的大干快上是肯定要失败的王华然《郑州市文联主席，原郑州市商业局长》：不能把宝都压到"竞争"二字上。搞市场经济确实需要竞争，但竞争不是打架，不是互殴，它还应该具有一定的条件。比如说，现在商场商厦遍地丛生，建个大楼也就是年把的事，但并不是仅仅把楼一建，东西往里一搬，人员往里一进就万事大吉功成业就了。实际上，这是一个极大的误区。现代化商场不仅仅需要硬件建设，还需要软件建设，这就包括要有精明的经营者队伍，要对现代商业有深刻而全面的了解，要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敏锐的战略眼光等等。这些东西的培育比建大楼更缓慢，但缺了这些东西就会使你的企业名存实亡，就会变成空心大树，一棵大树好不容易长起来了，但里边出了问题，最后还得倒下去。
我想，在一个遍地都是商厦的空间里，一年之内大厦高了许多层，城市涨了好几圈，而人的素质还是原地不动，这样去"竞争"，会有好的结果吗?它只能叫做恶性竞争，低层次的竞争。
作为政府，应该考虑商业的"合理密植"问题，不如此，体现不了规模优势，体现不了商贸中心城市的特点。但应该合理，应该科学。这里有一个"度"的问题，这不是哪个部门、哪个企业家考虑的问题，是政府应该考虑的问题，是个规划和导引问题。如果考虑不当，就会加重企业的负担，酿成恶果，人为地希造混舌乙。
"亚细亚"在全国各地摆了十数家分店，但仅仅有王遂舟一个脑袋是不够的。没有上述的软件条件，没有一个发育相对完善的市场，它的结果自然是不妙的。
赵国昌《郑州市商城大厦总经理》：
郑州的商业确实难做。就全国而言，像郑州这样密集的商业群实在不多。虽然北京、上海等地也存在着商业运动问题，但人家是首都，是大都会，每天的流动人口就是我们常住人口的好几倍，它们尚能消化，或者说稍微有点胃病。可是我们郑州的商业情况已经是积重难返了。我们每个商场的每月营业额倒不少，但要问我们的纯利润，我敢说是全国最少的。这就像机器一直在空转那样，光听见隆隆直响，不见产品出来。
这样一个严酷的环境，谁都想到外面去发展。这也是导致我们本地的企业家纷纷"逃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历史上有李自成、张献忠那样的流寇，我们商业也。有；斋．寂．汶牡仓业家到了外地．算不孰采那甲的环境气候人文特点，不了解那里的风情民俗商业背景，他只是个外来户，俗话说强龙不压地头蛇，这样，他们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处理外部事务上了。而内部的职工素质也是问题。这样一来，他就首尾难顾，举步维艰，很难再有大的作为......。
马雷《郑州市紫荆山百货大楼总经理》：
企业负债经营已经成了普遍现象。不仅仅是王遂舟所属企业，也不仅仅是郑州的商业单位。企业负债经营具有很大的危险性，特别是宏观经济不够景气时，这些企业就显得异常地脆弱。
据我所知，凡是在前几年拼命贷款，采取高速扩展策略，四面出击，八方征战，使经营战线不断扩张的企业，都会受到沉重的打击。它的活钱变成了死钱，人员紧张，尾大不掉，难以回旋，财务失控，最终必然导致破产倒闭的悲惨结局。
周立武《经济学硕士，中国建行某公司总经理》：
从我国情况看，"全能企业"越来越多，这不是个好现象。有的企业，它今年做房地产，明年就有可能做汽车制造工业，或者是投资搞电视连续剧。它无所不能，无所不做。只要发现一个项目能赚钱，它就去扎堆，去尝试，美其名日"敢冒风险"。为了捞钱，企业经常像川戏中的变脸那样"城头变幻大王旗"．
三天一小变，五天一大变，根本谈不上发展自己的主业。而纵观世界著名的企业，都有自己的主攻方向，没有一家是"万金油"的。我们常说，一着先，吃遍天。这样浅显的道理都不懂，我们的企业怎么能说目光远大?
中国的企业家目光都比较短视，重视战略设计的企业以及具备战略素质的企业家并不多。素质不高是我国企业家的通病。这样一来，由于别的原因使企业顺风顺水得到了高速发展，这种速度使他们飘飘欲仙，腾云驾雾，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北京话叫做"找不着北"。他们往往对自己的能力估计过高，头脑发热，迷失方向，往往会做出违反客观规律的判断，最终遭受重创。据说，国外一些有关专家把"发展速度过快"当作战略危机去防范，而我们则把"大干快上"一类的做法去标榜，去宣扬，真是大相径庭。我想，我们应该有一个约束机制来防止"全能企业"和大大小小的所谓"冒险家"来戕害我们的改革年代。
以上诸君的话，对我们的这个时代应该是一种宝贵的警示，它不仅仅是对王遂舟和史玉柱、而且对所有的中国企业家都有警示作用。
史玉柱和王遂舟，一个是"中国改革十大风云人物"，一个是"中国十大杰出青年"，都是国家级的著名改革家、企业家，为什么会双双败走麦城?两人面目各异，经历不同，为什么犯的错误却极其相似?这不能不引人深思。
他们会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为时运不济。比如正是中央的宏观调控，连续数年的经济疲软，持续不断的经济风暴等等一系列外部恶劣环境，才使他们折断了飞翔的翅膀。但是，同样的外部条件，为什么"联想"还会飞翔?"四通"还在发达?而"巨人"却偏偏瘫软了下去?
"联想"集团起步虽然比"巨人"较早，但面对国际电脑的疯狂侵袭，它们同样受害颇深。l991年4-6月，被人们称为"黑色四五六"。三个月里，电脑市场价格狂泻，仅香港一地就有几十家电脑公司相继倒闭。联想在香港的公司三个月赔进五千多万港币，损失可谓惨重。然而联想人没有退缩，仍然冒死跟进电脑的龙卷风。"跟进"这个词是一个叫李兰的外国商人叫起来的。不管情况好坏，哪怕是血本全无，哪怕是一无分文，只要跟进，你就会接近希望。说起电脑，除了美国是绝对的老大之外，别的国家譬如日本和德国只得跟进。跟进既是屈从又是选择，既是失败又是参与，就像一场规模浩大的国际马拉松，冠军只有一个，而参加者成千上万。为什么明知自己获胜机会只有万分之一，还偏偏去参赛，问题就在这里，只要你参与了，你就有万分之一的胜出，如果你不参加，那就是什么也没有，就是零，就是完全的失败。而联想也在跟进，他们是想通过跟进去追上南韩和日本，上第二个台阶后再直追第一个台阶，最后超过美国。这就是他们的雄才大略。有了这样一个企业战略，他们"不因小胜而张狂，不因挫折而气馁，不因诱惑而动摇"，根本不会"巨人"那样，放下手中的王牌而到别的领域去抢饭碗。这就像是狗熊掰棒子，掰了这一个却丢了另一个，而丢失的又往往是它最根本的东西。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也是一个讲究效率和社会公正并存的国家，更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每一个企业家，在制定自己的企业战略时，都应该把自己的位置找准，把关系摆正。自己的企业只能是一枚棋子，而棋盘就是中国国情，不把中国的国情弄明白，就无法下棋，这是游戏的规则。
中国长期以来推行的是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只是近几年的事。虽然市场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它的不完善仍随处可见。市场发育很不平衡，不规则游戏经常发生，这就需要宏观调节和调控。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可以不依赖市场关系对经济活动进行调节，也没有任何一种经济制度完全依赖市场机制调节社会经济的运行。市场机制存在着某种功能性的缺陷，这就需要政府用看得见的手去引导看不见的手，指挥它放在哪儿比较合适。在我国，宏观调控这一季节性现象还会一直持续下去。
为什么有的企业家能看见这只手而有的视而不见?为什么你的行动和作为总是被这只手捉住?
为什么没有观察力和预测力?
答案还是一句话：综合素质不够。
有哲人说：性格即命运!现代哲人说：素质即命运!
一个企业家的个人素质绝对决定一个企业家的命运，这是铁律。
说起综合素质，这大概是现代企业家成败的关键因素。美国著名的石油大王约翰·戴·洛克菲勒在南北战争中发了大财，他的成功很说明问题。在洛克菲勒的办公室，有一张花了25美元买回来的地图。在南北战争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洛克菲勒像一个将军一样伫立在地图前，并且不停地在上面画着双方的作战图。他用红绿颜色的纸很精细地做成箭头，然后再细心地标上去。在对地图的研究中，他的眼前浮现出来的却是一张商品交易图。哪里现在最需要什么，什么商品最赚钱，他就会像双方的军需官一样快速地准备好，并出其不意地将商品运到那里!对于地图的研究，他不亚于北军参谋部的参谋人员。对于军事的精通，他也不亚于一个将军。然而，这还不算，他还是一个政治家。1859年0月，俄亥俄州的牧羊人约翰·斯通，听到南方来的奴隶制的维护者杀了五个北方人时，极为愤怒的他以牙还牙，带领自己的四个儿子和向导，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同样打死了五个南方人。当军队前来镇压时，他公开举行起义，不久被俘，被处以绞刑。洛克菲勒敏锐地意识到，这将是南北战争的导火索，特别是林肯就任第l6届总统后，他便马上意识到战争已经迫在眉睫。他马上向银行贷了大量的款项，马不停蹄地派出采购大军，把市面上行情看落的盐、火腿、棉花、以及部队急需的皮带皮靴的制造原料皮革、布匹等马上买到手囤积起来。等战争果然到来时，他原定的3倍的利润增加到了4倍。
对战争时间的判断，洛克菲勒绝不亚于林肯总统，就这一点，他还是一个精明的政治家。
但说到底，他是一个真正的商业家，一个成功的商人。这就是素质的作用。
说到底，王遂舟和史玉柱们什么都不缺，缺的就是综合素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