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中国的雨季。
中国：谨慎选择一个未来借地给农民《备忘录之一》 "让实践去说话 《备忘录之二》凤阳人穷"疯"了《备忘录之三》 "包"字是个好东西《备忘录之四 《人民日报》风波《备忘录之五》 一个"傻子""和一座城市中央的规定《备忘录之六》大风起兮云飞扬一个民族的历史，其实就是若干个能够代表和体现那个民族的精神的人的历史。所以，无论《春秋》、《战国》，还是《史记》、《三国》；无论《伊利亚特》还是《奥得赛》，讲述的便是"民族英雄"们生命的过程。
然而，任何一个生命的个体，都不可抗拒地被烙上了他们生存时代的印记，他的血脉里流淌着的，其实就是那个时代最为本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同时，也正是那样的政治、那样的经济、那样的文化，才塑造出了那样的"英雄"。
改革，在今天早已成为人们最为基本的一种生存观念，但在20年前，这却是一场划时代的伟大变革，并且这场变革的意义也绝不亚于949年的"翻身得解放"。同时也正是这场革命，才使得所有的中国人多了一次获得生存的机遇。
我们无意来用多余的文字来重砌一堵早已存在的墙，但，当我们真正用刀笔吏的目光来审视年广九、步鑫生、马胜利、邱满囤、禹作敏、王遂舟......这些改革初期风云人物的人生历程的时候，又无法不将历史的指针拨回到那个离今天并不遥远的年代--l976年。
毫不夸张地说，那一年不仅是中国人的灾年，也是一个忌年!
那一年，人们得到的第一个噩耗是，--l月8日周恩来总理的逝世。
起初，人们似乎还并没有意识到什么。当所有的中国人尚未从极度的悲痛中苏醒过来的时候，3月0日，新华社又发布了这样一条消息：新华社消息：吉林省吉林地区近日降落了一场世界历史上罕见的陨石雨，散落的范围超过500平方公里，中国科学院收集到的最大的一块重770公斤，比美国诺顿陨石針69公斤，经科学界认定其为世界上最大的一块陨石。
这场罕见的陨石雨过后，中国人对它产生的原因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兴趣，相反，习惯于用"神秘学"来解释一切的老百姓们，很自然地将其与周总理的逝世联系到了一起。从此，一种不可捉摸的气氛便开始笼罩那一年的龙的故乡，人们在一种无法言说的心境中提心吊胆地度过着每一个日子。 一即使今天，我们也不能简单地用"巧合"或者"灵验"来解释那一年后来所发生的一切，但事实又的的确确在违背人们的意志相继发生着。
--7月6日，朱德委员长辞世。
已经沉寂多年的"迷信风"，旋即又死灰复燃般地再一次泛滥起来，来势之猛也大大出乎人的意料。除了哑巴和不会说话的孩子，几乎所有的老百姓都在私下传播着他们道听途说的种种猜测。
那情形，年广九、禹作敏、邱满囤、步鑫生、马胜利、王遂舟他们至今仍记忆犹新......预测灾难，从来就是中国人最不情愿做的事情，他们更多的是习惯于用占卜、祭祀、敬神、拜佛......等等来祈求吉祥。但又不得不承认眼前的客观现实的残酷：--7月28日凌晨3时42分，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里氏7．8级地震，死亡24．2万人，重伤6．4万人，地震烈度为ll级，一直波及到天津、北京等地。
--9月9 儿，在中国人心目中有着全世界绝无仅有地位的毛泽东离开了人世。人们的心情至此被彻底地送入了情感的地狱。
旧哀未去，又添新悲。就这样，自然和社会交替戕害着灾难沉重的中国和尚未解决温饱的中国人。从街衢到民巷，从田野到工厂......无处不是哀号，无处不见素缟，饮泣覆盖了笑容，惶惑淹没了希望。
而此时，"文革"十年来造成的政治混乱、经济滑坡、工业的萎缩和农业的萧条，这一系列国计民生的问题都还悬而未决，各类卷宗在中南海的每一个案头都还堆积如山。有这样一些数字，也许可以稍为具体地描述出当时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状况：从1975年月开始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再一次使刚刚复苏的各级经济机构遭到冲击和改组，大批领导干部被批斗和打倒，经济机构再一次陷入瘫痪和半瘫痪状态，经济秩序遭到破坏，仅976年～5月，主要工业品大量欠产，市场商品供应短缺4亿元，财政减收20亿元，总计974～976年这三年，与国民经济正常发展情况相比，工业总产值损失l000亿元，财政欠收400亿元。整个文革期间，工人平均工资降低4．9％，农民的收入不但没有增加，反而使不少人难保温饱。
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使整个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混乱衰退，逼近崩溃的边缘。那几年，山东、河南、安徽、等地，有不少的工厂只见工人上班，却没有一件产品卖出的；在农村，一手拿着生产队证明信一手端着"要饭碗"的行乞者，几乎天天可见......对于共和国的诞生，领袖们的丰功伟绩名垂千秋；对于新中国的成长和发展，领袖们的艰辛努力更是有口皆碑；但中国，毕竟是一个拥有十亿人的泱泱大国，仅一个填饱肚子的问题就是其它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想象的。对于领袖们的崇拜和拥戴是必然的，但任何一个理智的民族都又不可能不面对现实。如果经济继续萧条，工、农、商各业继续停滞甚至倒退，那又谈何进行国民经济的建设?国民经济建设搞不上去，从另外的意义上讲，那就意味着一个民族将要面临着被开除"球籍"的危险!
--贫穷!中国人拒绝贫穷!--温饱!中国人亟需要温饱!阴霾中，中国的老百姓在拒绝着一切黑暗的降临，诚惶诚恐里，他们还在以一种坚韧不拔的毅力在寻找着新的目光着陆点。
历史毕竟翻开了新的一页，怀古和追忆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的。两年，整整两年，从失去领袖的悲痛中走出来的中国人，渐渐地冷静了下来，并且开始用坦率和开放的目光来观察自己所面临的现实：这个发展中的民族充满了问题、疑难、困境和危机，这情形与其它国家所遇到的问题、疑难、困境和危机一样。与此同时，中国也开始清醒地意识到：经济原来是比政治更为基本、更为重要的东西。一一人，可以不去弥补从前的过失，但没有理由不去谨慎地选择自己的未来!
中国人省悟到这一点，是很痛苦的。（备忘录之一）1977年。安徽。
三夏过后，全省绝大部分地、县再也没有落过一个雨点。斜一眼南天，红光日头在瓦蓝瓦蓝的晴空上一步一步地滑来，而后，又从人们弯曲脱皮的背上一步一步地折了回去。这一折一回，就是一年。
旱情在日益加剧，形势也越来越严峻。不仅凤阳，就连全部的江淮流域也渐渐地出现了河湖断流、土地干裂。望着大街上随处可见的"农业学大寨"的标语，身为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忧心忡忡。这些年来，农业生产本来就无法自给，又遇上这灾年，安徽又要有多少家的锅盖揭不起来?又要有多少人背井离乡去乞讨?党派他来管理安徽，但他却怎么也想不到，几年过去了，可"凤阳花鼓"声仍然难绝于耳。
水田里的裂口越来越宽，像一张张嗷嗷待哺的嘴巴，生产队催人下地的钟声也越来越稀少了。人民公社在大喊大叫"以粮为纲"却又人浮于事；社员们在集体大田里出工不出力，种田成了真正的"走形式"；明明有那么多人还告状吃不饱饭，但上报来的各种表册上的数字却又大得难于让人置信......这究竟是为什么?难道说仅仅是因为旱灾吗?长此下去，恐怕不是"天灾"而是"人灾"!
搞生产干革命，首先就得吃饱肚子!针对"度灾"一事，万里亲自主持召开会议，并提出了一条既不违背中央精神，又能切合安徽实际并初步满足群众需要的政策，供与会者研究："借给每个农民三分地种菜；对播种小麦的旱地不计征购；利用荒岗湖滩种植粮油作物，谁种谁收。"--他期望能通过对政策的适度调整来缓解正在蔓延的灾情。
与此同时，以周日礼为主任的省农委政策研究室也在密切关注着"大呼隆"在农村越演越烈的严酷现实。他也耳闻目睹，并经过社情调查，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问题已经迫在眉睫，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于是，省农委决定在滁县地区召集各地、市农村工作部门负责人会议，就农村突出矛盾的解决方法进行充分讨论。最后，在激烈的争吵之后，集体起草了《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决定》，也被称之为"省委六条"。
"省委六条"的主要精神是：一方面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一方面允许农民搞家庭副业，其收获，完成国家任务外，可以到集市上去出售。生产队可以实行定任务、定质量、定工分的责任制，只需要个别人完成的农活可以责任到人。
1977年月，安徽省委再次召开地市县委书记参加的常委扩大会议，逐条讨论"六条"。会上，意见分歧仍然很大，持怀疑和否定态度的人不在少数，他们认为，这样"给农民的自主权太多了"，"不是在搞社会主义"。原来准备写进去的一些政策性更宽的条文，不得不搁置下来。最后在万里的亲自关注下，会议还是通过了修改后的"六条"。
刚刚恢复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得知安徽的情况后，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批复说："农业的路子要宽一些，思想要解放，只是老概念不解决问题，要有新概念......只要所有制不动，怕什么?工业如此，农业如此。要多想门路，不能只是在老概念中打圈子。"
（备忘录之二）
合肥郊区肥西县的农民们，也是l96年"包产到户"这一"生存方略"的始作俑者之一。
"省委六条"的出台，对于他们来说显然是老戏重演，他们自然是闻风而动，用不着过多的解释，便轻车上路了。地翻了，种子播下了，眼等着庄稼的抽穗、灌浆、开镰。就在这盼着收获的日子里，他们又回味起96年尝到的那种甜头来。越想越觉得如今分三分地不过瘾，既然是分，又为什么不全分了呢?三分地能干些什么?--他们迫不及待地希望能像早先一样把地分个精光。
一边琢磨着，一边就开始行动了。他们明知如此是在冒一个不小的风险，但他们也觉得即使错了，"省委六条"倘许可以在关键时候拿出来当作藉口。于是，他们不仅分光生产队所有的土地，就连牲口农具也几乎一点没剩。
那边，"省委六条"与"借地给农民"的决策几乎是在全国范围内正争论不休，甚至不少人还在字斟句酌地寻求理论根据的时候，这边，江淮两岸却一夜之间出现了"分田分地"的繁忙景象。他们再也无法忍受饥饿和贫穷，他们再也不愿意干那些出工不出力的事情。一时间，丈量、备种、修坝、标桩......搞得沸沸扬扬，火火爆爆。他们几乎就在传达和理解这两项决策的同时，便已经付诸行动了!
由于是自种自收多余自售，多年来无人问津的河滩上犁浪翻滚，荒丘上人声喧杂。沉闷多年的江淮大地上唤发出了生机。
农民迷恋土地，是土地拴住了他们近于迷乱的心。
中国有句俗话，叫做穷山恶水出刁民。但在那个时代，要说民之刁，实则是被逼无奈。安徽自古以来并非"刁民"之地，坦荡的大平原一望无际，大江大河纵横其中，本该是一个富庶之邦，但十多年来马不停蹄的政治运动，使得这片鱼米之乡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穷山恶水"。
人，是需要政治的，但首先是要生存。对于农民来说，"衣蔽体、食裹腹"就是他们的政治。
随着分地中的这些越轨行为的发展，限制的大堤终于全线崩溃。不少"胆大包天"者纷纷效仿肥西，置"省委六条"中"不准包产到户，不准联产计酬"的规定，自发地扩大了"借地"的范围，直至再也没有一分公用地为止。
--生产队已经名存实亡!
肥西县山南区"越轨"较早，也最彻底，并且距省城最近，传到省委的消息也最多。一时间，给省委大院里造成了不小的压力。太岁头上动土，省委被逼上了不表态不可的地步。沸沸扬扬的议论中去制止农民的"越轨"该是顺理而成章的，但作为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并没有急躁行事，他亲自对山南区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当他看到土地分了之后农民的积极性一下子提高了许多，种地的热情有增无减，他觉得这不失为一个较为实际的度灾之道。回头，他就亲自主持会议，统一对山南区"包产到户"做法的认识："希望大家不要再为此而争吵了，除非我们能拿出一个更好的办法来不使农民挨饿。我建议对他们的做法不宣传、不推广、不见报，再看看，让实践去说话。"
（备忘录之三）
凤阳，是元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家乡，也是一块地地道道的穷乡僻壤。"花鼓词"里就有这样一段唱词：说凤阳，到凤阳，凤阳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就有九年荒。在这场百年不遇的旱灾中，又以凤阳的旱情为最重，许多生产队已经不再有多余一两的粮食可以分给社员，大批大批的农民不得不重新背起花鼓走游四方，乞讨为生。
在省委"六条"传达贯彻时，许多群众坚决反对再吃"大锅饭"，并一致要求"分组作业，以产计工，费甩包干，节约归组"。
早在96年前后，安徽搞"包产到户"时，凤阳就实行过生产责任制，并且效果很好，在三年自然灾害中比较有效地发挥了作用，他们"包产到户"的措施也一度得到了当时的中央领导人邓小平、邓子恢等的支持。这次又遇天灾人祸，他们再也不满足于"借地"这种半公半私的做法。
1978年2月8日，再也憋不住的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的2位农民，秘密地召开了一个大包于会议。他们在一纸"秘密协定"上轮流摁上了自己鲜红的手印，并且共同发誓：守口如瓶不对外讲，如果被上级查出，生产队长去坐牢，其他人要共同养活队长的全家老小。
毕竟没有不透风的墙，小岗村的事被人告到了县里。县委书记听了汇报后，长叹一口气说：他们真是穷疯了呀!你想想他们穷都穷疯了，还能长出什么资本主义尾巴来呀?先别惊动他们，让他们搞吧，等他们搞到秋后再说。
据1978年的统计，安徽实行这两种责任制的生产队已经达到3万个，全省秋种面积为2900万亩，1979年夏粮总产达78亿斤，从而确保全省平安度过了一个百年不遇的灾荒之年。
不久，万里实事求是地把安徽的情况向中央作了汇报："少数地区搞起了包产到户和联产计酬，是否可以试试。有什么错误，省里负责!"
这是一种试探性的口吻，他期望着中央能对他的这种试探给予答复。
然而，处在期待中的又何止安徽一个省呢?整个中国都在期待着，不仅农民，还有工人、知识分子，甚至小商小贩们终于，中南海有了回音，中央有了回音。
1978年2月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会议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果断地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要着手对权力过分集中的经济体制进行认真的改革。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认为全党目前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
中国该向何处去?这次会议审慎地用两个字给予了概括--改革!
这时候，我们的六位主人公同中国所有的老百姓一样，还被淹没在那种无法完全明朗的政治气氛当中，他们活得仍如早先那样沉重，有的甚至还在为生存而冒着不同程度的风险：1979年初，已经有过"二进宫"历史的年广九，仍然在偷偷摸摸做着他的"小商小贩"梦。
1978年冬，天津静海县大邱庄还只一个盐碱滩上的自然村，禹作敏正在为全村人的年夜饭皱着眉头1978年腊月，邱满囤正流浪在陕甘两省的村村寨寨，心里却想着远在河北无极县的家年广九和邱满囤都是地道的世袭的农民，但是，多少年来的政治运动使得他们几乎对土地完全失去了兴趣，因为那年那月，土地已经无法使他们养家糊口，他们已经清楚地感到要想使日子过得好一点，唯一的办法，就是想方设法去搞钱，有了钱，一切的问题便迎刃而解。
禹作敏却不同，他是党员，还是村支书，特殊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的生存原则不同于年广九和邱满囤，他心里还要装着全大邱庄所有吃不饱饭的百姓，所以，他还必须去继续打土地的主意。
（备忘录之四）
"四人帮"被粉碎之后，举国欢腾，紧接着，华国锋成了"我党我军当之无愧的英明领袖"。
1978年l2月28日，"三中全会"之后，农村的改革仍然非常艰难，"左"的思潮、"两个凡是"和"按既定方针办"在全国仍有很大的市场。当时，党的主席华国锋和负责全国农业口的政治局委员陈永贵等正在主持召开"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决定以"昔阳县为榜样"，把"大批促大干"的经验作为农业的唯一出路向全国推广。一时间，全国上下又掀起了一阵子"穷过渡"的高潮。
中央又有了指示，省委书记万里不免有些忧心忡忡：群众对"包产到户"是这样地衷心拥护，可为什么还是有人在坚持搞"穷过渡"?我们的有些同志为何总视"包产到户"为洪水猛兽?经过痛苦的思索之后，他得到的答案是：如果不从根本上摆脱"两个凡是"的束缚，那么"包产到户"这种倍受群众欢迎的生产责任制将必然再一次遭到扼杀。
两个月前，为参加"三中全会"作准备，万里曾考察了江淮两岸的许多县区社队，就中国农村如何摆脱当前的困境的问题深入地做了调查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些见解，反映了挣扎在饥饿线上的老百姓的心声。共产党人的使命使他大胆地在大会上坦诚陈言。事实上，他的题为《农业上需要解决的几个重大问题》的发言，也是对安徽建国后29年来农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的一个全面系统的总结。
然而，"包产到户"仍然是不可逾越的禁区，尽管三中全会之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深入人心，尽管"包产到户"的社队已经获得了空前的丰收，但是，"上头"的"红头文件"上仍然在三令五申"不准包产到户"，谁要是想跨越它，首先要掂一掂自己的分量。
但毕竟还是有"胆大妄为者"。
已经尝到甜头的安徽的农民们，不管三七二十一，"胆子"越来越大了。仅安徽肥西县山南区，l979年就有77．3％的生产队包产到户，全区小麦产量达到200万斤，比历史上的最高年产量增长了两倍还多。凤阳县全县那一年粮食总产量是4．4亿多斤，比978年增长了将近50％，人均收入l50元，比978年增长了85％，一下子创造了凤阳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迹。那一年，安徽全省粮食产量达320亿斤，而且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粮食产量超过历史最高水平的有滁县、安庆、池州、芜湖四个地区和无为、颖上、凤阳等2个县。
历史在这里也曾制造过一个小小的幽默：与安徽省来安县刘郢生产队连街隔省的是江苏省六合县下胡生产队，下胡这边的高音喇叭天天在叫"坚决反对"单干风""!但一个个江苏姑娘硬是不顾一切地从大喇叭底下往安徽这边跑。据说，刘郢生产队那一年先后娶了6个媳妇，其中5位是江苏的姑娘。"包产到户"的神奇魅力越来越明显地体现出来了。1980年月，安徽省召开了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参加的农业工作会议，开始对责任制实行一年后的情况进行总结。在会上，万里做了《要敢于改革农业》的长篇讲话，慷慨陈词中透出一种无法言表的喜悦："......包字是个好东西，肥西的包产到户、凤阳的大包干不都带来了经济效益了吗?不要怕包字!在那些长期经济落后，集体经济又搞不好，极左思潮干扰严重，群众生活一直非常贫困的情况下，群众习惯于小农经济，这有历史根源和阶级根源。包产到户并不是我们的主张，问题早已经有了，已经生了孩子，他妈妈挺高兴，哎呀，可解决大问题了，给孩子报个户口吧，孩子挺好的!......"
（备忘录之五）
最初，万里态度是十分慎重的，是想先埋头干上一阵子再说，对外不做任何宣传。但当1979年3月，"包产到户"确实成绩喜人时，新华社记者便进行了采访，同时分别发表在《安徽日报》和《人民日报》上。当时，为了避嫌，将"分田到户、包产到户"改为"分田到组，包产到组"。
不久，文章便在全国产生了轰动，从领导到社员无不给予极大的关注，各种意见一时间沸沸扬扬，赞同的有，支持的有，反对的也有，更有人提出质问：这不是在和"农业学大寨"唱对台戏吗?
《人民日报》的报道，也引起了当时主管农业的一些中央领导人的不满和反对。全国上下正在轰轰烈烈地搞"农业学大寨"，安徽却在搞"包产到户"，这不是在搞复辟吗?这不是历史的倒退吗?王任重还专门写信给《人民日报》严加责问，并附上了一封反对"包产到户"的读者来信。
种种压力之下，《人民日报》不得不在1979年3月5日发表了这封读者来信。同时在"编者按"里指出：不能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包产到组，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做法。
这下，不仅安徽人不干了，全国许多省地都不干了，《人民日报》怎么一会儿东一会儿西的，如此荒唐?这到底是让农民怎么做呀?农民们人心惶惶，当领导的更是心急如焚，已经初步开始农村改革的安徽、四川、河南等省负责人，不得不走下基层稳定群众的思想。这场政治风波的由头是安徽，第一个坐不住的便是省委书记万里。3月6日，他就打电话给《人民日报》提意见，对他们的做法表示不满。当日，又因为放不下心，他又赶到滁县，劝慰农民，给大家做解释工作：《人民日报》说是错误做法，我看是好办法，能叫农业增产就是好办法!我看"包产到户"已经搞了，搞了就不要再动了，一动农民就会不安心，一不安心，生产就可能重新被拉下来。我们要想不饿肚子，就要搞生产，《人民日报》说不对，那它《人民日报》管老百姓吃饭吗?
3月20日，华国锋责成王任重负责调查安徽实行责任制的情况。万里在电话里毫不含糊地对王任重说：现在已经进入春耕大忙季节，不管怎么讲，也要等秋后再说。华国锋得知消息之后，感到事态严重，就没有立即表态。
1980年月3 儿，中共中央政治局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王任重等在听取国家农委的会议报告时，华国锋强调：责任制和"包产到户"不要混同起来，包产到户使老的弱的也分到了一份地，但他们在生产上却会有困难。对于已经搞了的，要认真总结经验，提高觉悟，要引导他们组织起来。--言语之中的倾向性显而易见。
在这场《人民日报》引起的全国大争论中，邓小平同志的态度始终十分明确，同时对事态的发展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多次找胡耀邦、万里等谈话明确表态：政策一定要放宽，尽可能使每家每户都能自己想办法增加生产。不要怕，这影响不到我们社会主义的性质。
8年之后，原中国农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许人俊曾做过一次十分详尽的回顾，并专门撰文《中国五个农村一号文件诞生记》提到了这件事，他说："已经离开农口领导职务，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长的王任重同志仍然没有转变思想。王任重同志具有较高的理论、领导水平，"文革"中遭到"四人帮"迫害，但复出工作后，在农村改革大潮中，始终跟不上时代步伐，坚持"左"的观点。在中央一次会议上，他当着政治局常委的面，执意要求将其反对包产到户的公开信印发全党讨论，遭到反对。会后，总书记胡耀邦即委托中央办公厅第-暮U主任冯文彬同王任重交谈，表示如仍坚持印发公开信，拟将中央领导对他的批评意见一并印发。王无奈表示作罢。"
1980年8月30日，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通过决议，接受华国锋辞去国务院总理职务、王任重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求，同时接受陈永贵要求解除他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求。万里调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
9月4日，刚刚调整的中央领导班子在北京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对进一步加强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进行了专门讨论。27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座谈会纪要，即1980年75号文件，文件指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在不同的地方，要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形式，不搞一刀切；在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实行"包产到户"，是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种必要的措施。
不久，中央又决定在中央内部对陈永贵和"农业学大寨"运动的错误进行总结，在党内清除"左"的思潮的影响。
中国的改革，正是在安徽"包产到户"和"联产承包"的锣鼓喧天中一步步艰难开场的；也是在与"左"的思潮作不懈的斗争取得胜利后才得以确立的。
从此，一条条中国人向着富裕、向着强盛的路，从海滨、从田野、从街衢、从闹市延伸开来......追述到这里，我们的第一位主人公该出场了。年广九，二个中国标本式的小商小贩。
年广九早年的经历很简单，但也很心酸。自小没念几天的书，除了自己的姓名之外，他识不了太多的字，辍学后就在生产队里干活。但他毕竟是个有心眼的人，趁着农闲，时不时就干起了小商小贩的行当。为此，他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1963年3月，"五反"运动开始，年广九作为"五反分子"、"重点打倒对象"被公安部门定为"投机倒把罪"，被关了八个月。他第二次被关起来，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罪名还是投机倒把。虽然不久就释放了，但为了生计，年广九不得不重操旧业。
早先，年广九贩过鱼、贩过水果......这一回，他却炒起了瓜子。
三十年出头的年龄，他想让老婆孩子每天都有饭吃，让小日子过得好一些。可那时候他早就看出，单靠集体是办不到的。贩鱼、贩水果，上头不让干，自己又曾因此而进过"笼子"，挨过关。怎么办?精于算计，又确实有些小聪明的年广九首先看上了炒瓜子。
炒瓜子不同于贩鱼贩水果，不是拿杆秤挑起担子谁都能干的事。想炒瓜子，必须从头学起，因为这毕竟是一门手艺。972年前后，全芜湖真正会炒瓜子的屈指可数，而炒得最好的大概也只能数金东花园旁边的熊仁寿一个人，年广九就拜他为师。
到芜湖采访，我们得知熊仁寿师傅已经去世，他的女儿熊桂枝对当初的情景仍记忆犹新："年广九炒瓜子，最初是跟着我父亲学的，不仅学炒，而且他炒的奶油瓜子，里面摆多少的香精、多少东西，用什么样的香精、用什么东西，，奶油瓜子里面还要放一些咸盐，这里面有许多许多的诀窍。不仅瓜子，还有花生米的诀窍，怎么炒?还有葵花子，怎么炒?他所做的一切，他今天成名，成了风云人物，也有我父亲的一半。没有我的父亲，他根本走不上这条路，他今天当傻子瓜子大王也是不可能的，是我父亲领他走了这条路。"
熊桂枝的话，在年广九口里也得到了证实。他说："不管谁来采访，我都承认熊仁寿是我的师傅，没有熊仁寿一家，就没有我的傻子瓜子，也没有我年广九的今天。我们开始炒瓜子是l972年，文革的时候，在金东花园，百花剧场对面，就是现在和平戏院停车的那个地方，先是自己炒，而后又把别人的瓜子买来品尝，再对自己炒的瓜子进行改进。那时候，只有熊仁寿、熊玉兰和我三个人炒，自己炒自己卖。"
为了避嫌，避"资本主义尾巴"之嫌，避"投机倒把"之嫌；为了不再被抓进"笼子"、关"小黑屋"，年广九改行学炒瓜子，但避来避去，他还是没有摘掉"贩子"的帽子。这不禁使人想到了他所居住的那座城市。
历史上，中国有"四大米市"，芜湖便是其中之一。但要谈起"米市"，又不能不先从徽州讲起。
徽州地处皖南丛山峻岭之中，为皖、浙、赣三省交界处，东北望，两百多里之外便是芜湖。徽州境内，山峦起伏、烟云缭绕、河流纵横且耕地稀少。但本地的竹木、茶叶、陶土等资源却十分丰富，景德镇制瓷所需要的白土就产于这里。这里的手工业更具特色，笔、墨、纸、砚文房四宝无不闻名全国。
自秦朝以后，中原一带便战火绵延民不聊生，于是举家南迁者首尾相望，且代代络绎不绝，到唐朝中期，中原人反客为主，统治了今长江下游地区。北人南迁，最终导致了这一地区人口急剧增长。根据史料的记载，仅徽州一地，隋唐时有664户，人口不足3万，但到了唐天宝年间，已经增至38330户，人口近27万。另据《新安志》，南宋以前，徽州已经647户，比唐天宝年间又增加了四倍之多。人口的增长，使人均占有土地面积急剧减少，到明清两代时，已经低于当时全国的平均水平。大约是从明朝起，徽州的商帮已经形成，其主要标志是作为中坚力量的徽州盐商在当时的全国商业活动中已经引起了世人的瞩目，尤其是在两淮盐业中更是大显身手。那时候就有这样的谚语：钻天的洞庭，遍地的徽。就是说苏州的洞庭山人与徽州人都是经商能手，在全国各行各业中无孔不入，无处不到。
人口世代繁衍膨胀，和耕地不足，到明朝已经成为徽州最大的社会矛盾。加上旱涝灾害，地狭且薄收，最终导致了粮食供应上的困难。摊开中国地图可以清楚地看到，芜湖在青代江与长江的交汇处，而徽州又是青弋江发源地。精明的芜湖人盯准了徽州商人"钱足而无米"这一点，利用极为便利的水运，从湖、广贩米进来，逐步形成了"米市"。
此后，米市虽渐渐衰落，但因贩米而培养起来的"贩买贩卖"的本领却被芜湖人世代传袭下来。
年广九可谓芜湖米市商人忠实的继承者，但由于"时运不济生不逢时"，才使得他两次被关。每次放出来之后，都不改初衷，照操旧业，便留下了一个"傻子"的绰号。
1976年，举国上下都在忙于"国丧"，年广久却不愿放下自己手中的活计。有人劝他："傻子，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呀?公安局的小黑屋你是不是住上瘾了?你也不看看都什么时候了，还不丢下你那货郎挑，找死呢?"
说这话的人也确实是一片好心，但年广九却狡黠地笑了一下，低声答道："你才傻呢，越是这时候才没人管哩，公安局哭都还来不及哩，哪顾得上管这事。"
紧接着，是"四人帮"被揪了出来，人们的情绪一下子从极度的悲哀跨越到极度的狂欢，从上到下，所有的干部都在忙着开会，忙着传达中央的精神，所有的百姓都在猜测着下一步国家会是怎样。管事的顾不上去管他年广九，不管事的懒得去理他。就这样，那两年里，年广九虽然还不停地做他的小生意，然而却风平浪静，相安无事。
凤阳人和肥西人闹腾着把生产队的地和农具分个精光的时候，年广九也听说了这事，但他并没有感到这会与他一个小贩子、一个炒瓜子卖的有什么关系。有人对他说："傻子，这风，头不太对呀，你也不留点神?小心再给逮去了。"
年广九踩灭刚刚抽尽的烟屁股，呸--地一口："你放心，社会主义不兴饿死人，没了饭碗，我吃啥喝啥?"话说得落地砸坑。
炒瓜子不仅是一门手艺，而且还是一种重体力劳动，比种庄稼轻松不了多少。年广九却认准了这条道，生意虽小却越做越火，久而久之，人手渐渐有些紧张。这时，他似乎也没有再听到别人说他是在搞"投机倒把"，于是，胆子也就越来越壮，干脆一不做二不休，雇了一个叫王铭智的小伙子来帮他炒瓜子。
这时候，已经到了l979年在经历了解放、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之后，在祖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安分守己的中国人似乎对"买卖"这件事已经淡忘了，偶尔有越轨者，顶多也只是从事一点"以物换物"的小行当，就像年广九拿鱼拿水果换粮食吃一样。但年广久毕竟是年广九，他似乎天生就是一块经商的料，从来就没有满足于"换来换去"，而更多的却是注重"买来卖去"。粗看起来，两者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即使有，也早被社会主义大锅饭的观念给忽视了。换来换去，只是为了满足生活中的某种需要而已；买来卖去，不仅如此，重要的是还可以赢得更多的财富--钱!有了钱，便可以随心所欲地去换回自己所需要的。有了帮工，年广九起初是轻松了些，但随着生意越做越好，"买卖"也越来越大，两个人也显得有些忙了。无奈，他的妻子耿秀云也被拉去当了帮手。全家人几乎是天天连轴转等一躺在．了床上，往往是连身都翻不过来，但还得咬着牙忍受着浑身的酸困，因为第二天早上还要赶着生火起炉子去炒。只要能挣到钱，炒瓜子摆摊苦点累点算什么?年广九心里，钱确实是第一位的。当每天收摊时看到卖瓜子挣回一把一把的块票、毛票、还有小蹦儿时，年广九就总会颇有感慨地说："都是为了摆脱贫穷呀!"
年广九也感觉，这炒瓜子确实不贩鱼贩水果轻松，反而要累得多，苦得多，简直是在遭受一种痛苦。这种痛苦，不仅仅他年广九自己经历了，就连他的大儿子年金宝早在2岁的时候也都经历了。
王铭智《年广九的第一个徒弟》：我是从1979年开始在年经理家炒瓜子的，当时只有我和年经理两个人炒。因为我们开始炒的时候是用小锅，翻锅炒瓜子。因为炒瓜子是相当辛苦的，我们每天一般是早上4点钟起床，生火、起炉子、配料，配料以后吃早饭，我就和年经理一起炒瓜子。我记得最深刻的是，一次夜里，是快到春节了，那个要货的量相当大，那时候，我们几乎是24小时连着干，年经理也这样，24小时都在炒。有一天晚上，我们都炒到两点多钟了，实在是炒不动了，人已经累得不行了。因为炒瓜子本身就是重体力活。我和年经理很少上床睡觉。有时，我们起炉子，不是要刨花柴嘛，晚上睡觉前我们就把刨花柴从麻袋里掏出来，把腿放进去取暖，在炉子边上，就这么睡。耿秀云《年广九的结发妻子》：炒瓜子，当时我去帮老头子炒。金宝，中午放学回到家里，丢下书包就帮我们干。不像别人家的小孩子，回到家里还要饭吃，他们呢，都是自己成人，总能帮父母挑一点担子，帮我们干事。每天金宝ll点钟放学，这一干就是2点多，快到一点钟时才吃饭，他总是随便扒两下饭就往学校跑。那时候学校经常是上课以后就关门，到了一点，学校大门就锁了，就不给进去。没办法，金宝就要在外面敲。有时候，一些老师也蛮同情他的，说他回到家不像别人家的孩子，等着爸爸妈妈做好了饭才吃，他还帮爸爸妈妈干活，挺懂事的。说他是挺好的一个孩子。我记着是从他l2岁那年开始，我们家里的杂活基本上都是由金宝一个人干的，我去帮老头子炒瓜子。那时候，我的身体不是太好，你说那又是重体力活，我年龄也大了些，都40多岁了，每天不说从家里上坡下坡地到那里去，得跑好几趟。往往一干就是到大半夜，回到家里往床上一躺，真是连身都翻不过来。一躺到床上，我就想明天说什么也不去了，这瓜子不卖了还不行吗?你说给人累的。还有，炒瓜子吧还得一锅一锅地尝，是成了，还是淡了的，味道咋样，一天到晚尝下来，嘴都停不住，到最后口里真是都尝不出味来了，你说难受不。
年广九没有文化，对于"经济"，与其说他懂，不如说他会感觉。他识字不多，从来对理论都不感兴趣．他只知道这个字眼与"钱"有关。他不能用语言解释清楚为什么世上会有"钱"这种东西，但他知道钱能使人着迷。并且他对于"钱"的感觉又是出人意料的精当：拥有它的时候，就叫富，没有它的时候，就叫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