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雨露
邓小平和"傻子瓜子"《辞海》里缺录的辞条禹作敏浮出海面庄主如是说对于几则传闻的考证步鑫生和他的"阿波罗"河北出了个"马承包"
徽商!徽商!
自明清始，安徽商帮就渐渐成为大江南北诸多商邦中的一支劲旅，它的崛起，也直接影响了中国封建经济的繁荣。但是今天，年广九算不算一个真正的"徽商"?
为此，我走访了一些专门从事"徽商"研究的经济学家，查阅了有关"徽商"起源的资料。
历史上，"徽商"专指徽州一带的商贾，而芜湖却远在徽州五百里之遥，无论经营规模还是经营商品的种类，年广九和他的"傻子瓜子"也都是无法比拟的。除此之外，"徽商"不仅从商而且重文，商绩显赫且儒雅博学者也比比皆是：
珠算大师程大位著有《算法统综》、《算法纂要》等，至今仍在海内外广泛流传；巨商鲍廷博，平儿购书以养志，终成大藏书家。史书记载他说：每遇人访问古籍，凡某书美恶所在，意指所在，见于某代某家目录，经几家收藏，几次抄刊，真伪如何，校误如何，莫不矢口而出，问难无竭。他因进献图书而受宠于乾隆、嘉庆两帝，虽年愈八旬，仍求学不辍终成进士。
商人一旦有文化，则气质、智力、判断力、洞察力的品位自然也就较高。这不仅给他们在商品市场瞬息万变盈虚莫测中善于审时度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且也决定了他们在与官府交往和应酬中高人一筹。徽商与政治结缘，反过来又为他们获大利、创大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由此，在明清时期的徽商中，"布衣交天子"者也时见不鲜。
踩着五百里之外的徽州人的脚印，芜湖的"米市"也曾名噪一时，并使不少的芜湖人富甲一方，但他们并没有学到徽商中"儒雅"的精髓，"米市"很快也就成了只能在历史教科书上见到的一个名词。
有人在总结芜湖米市和芜湖商人从强盛走向衰败的主要原因时，如此幽默地说，真正的"徽商"是在经商，而芜湖人却是在做买卖。这话未免不见其偏颇，但若是套用在芜湖商人年广九身上，似乎又确实再合适不过。
但年广九毕竟是一个时代的英雄，是时代造就了他，他也是这个时代最为明显的胎记。1978年岁末，那个事关中国大命运的会议召开之后，全国的新闻媒体都在寻找能够体现时代特征的典型，一个可歌可书的私营企业代表。"傻子"年广九的暴富，他的传奇经历，以及他"傻子"的个性令许多记者们获得了一矢中的般的喜悦和兴奋，有了这般兴奋，也便有了做文章的冲动，于是乎，全国关于"傻子"的文章开始日积盈尺。而媒体的介入，又使得舆论的火焰越烧越高，年广九在公众面前的形象也开始越加透明起来。
芜湖瓜子业的崛起，毫不夸张地说是缘于"傻子"年广九。有不少芜湖人步的是年广九的后尘，年广九在前面探路，他们只是一群尾随者。米市渐渐地被写进了历史发黄的书页，芜湖这个长江边上的小城也已鲜有人知，是年广九和他的"傻子瓜子"，才使它再一次重现了往儿的辉煌。奇怪的是，而当芜湖的瓜子之路被年广九趟出来之后，给年广九带来的非但不是荣誉和赞辞，不是更多受益者们的感激，相反却是更多的责难。
"傻子的心太黑了，为了自己挣钱，不惜血本降价挤跨别人。"这是指年广九在98年那次为保全自己实行的降价销售的措施。
"那小子家里到处都是钱，连褥子底下铺着的都是。狠着呢。"说这话，是在年广九在成为真正的万元户之后。
"他还雇了不少长工呢!他从小就心术不正，贩这贩那的，割资本主义尾巴都割他好几回了，搞投机倒把进公安局也好几次了，到现在他还这样死不悔改。"当年广九炒瓜子把自己的家庭作坊变成一个小工厂后，人们又开始这样议论。把自己也当成了"傻子"的年广九，对这些话充耳不闻，并且别人说得越凶，他就干得越欢，似乎是在赌气。他的脾气也越来越大，谁说都不听，甚至连市场工商人员他都敢骂。有许多次，他对前来采访他的各地记者们说："我是挣了不少钱，我是发了大财，可是我受的那些苦呢?谁说过?在芜湖，我不是一个人富了，我的好多徒弟们跟着我也都富了，我是带领群众们富，这谁又看得见呢?还骂我。谁都不理解我，谁都不理解我，我的那个心哪!我的那个惨!......"
年广九在芜湖瓜子业的处境，使得他渐渐地被孤立起来。但年广九仍然一如既往，脾气虽说是越来越坏，但他的劲头看起来并没有受到太大的打击。
"傻子瓜子"顺利地打入上海和华东市场，起势之猛令年广九自己也难于想象。l982年下半年，已经吃惯了"傻子瓜子"的上海人为了能买到"傻子瓜子"不得不在商店门前排起大队，有时候，长队竟达四五百人之多。出售"傻子瓜子"的商店为了尽可能地满足所有的顾客，不得不挂出"限量购买，每位一斤"之类的告示。这景象一度竟成了上海各家报纸追逐的热点，《解放日报》、《新民晚报》等大报也都用不同的形式进行过报道。许多在沪经商几十年的商家都承认，他们在上海滩从来就没有见到过谁家的小生意能做得这么好的。
然而，年广九的"傻子瓜子"工厂毕竟还只是一家家庭作坊式的工厂，面对大上海这个中国第一大市场，供求的链条不知不觉间被绷紧了，没多久，告急的消息便频频传来。
上海缺货!华东缺货!定货单如雪片一样从各地飞到芜湖，求购的电报一个接着一个。年广九有些急了，凭着他的小工厂实在无法满足如此庞大的一个销售网。如果说有货卖不出去，是商家一大苦恼的话，这样无法提供足够的货源，则无疑是一种悲哀。眼瞅着到手的钱挣不着，年广九如热鏊负背。
这时候，他想到了一个人--陈恒庸。
陈恒庸，芜湖"迎春瓜子"的创始人，芜湖瓜子业的"巨头"之一。早在98年的那场瓜子大战中，他与年广九以及"胡大瓜子"的创始人胡福如就同唱了一台"三国演义"。与年广九、胡福如有别的是，"傻子瓜子"、"胡大瓜子"是私营企业，而陈恒庸的"迎春瓜子"却是集体企业。陈恒庸早年经商，而后又当过当时全国十大贸易货栈之一的芜湖贸易货栈主任，是一个见过大世面的人。
此前，年广九就不止一次地动过陈恒庸的念头，企图把陈恒庸拉过来辅佐他的"傻子瓜子"。他或明或暗地捎信递话给陈恒庸："老陈，过来吧，咱们一块干吧。"
"那我这边咋办?"陈恒庸反问。
"那是公家的，不是你自己的，又有什么关系?"年广九早就把词儿准备好了。
"可我毕竟是这里的领导呀?也是一厂之长呀?"
"正因为你是领导，我才想请你过来。再说了，你在"迎春"干，干得再好领的也只是死工资，有啥劲嘛。"
"听你这话口气确实不小，那要是我去"傻子瓜子"干，你能给我什么待遇?"陈恒庸试探着问年广九。
"只要你来，我就让你当总经理，我当副总经理。我每月给你开两千元，一年两万四。并且我不是每月给你开一次工资，只要你一上任，我就把一年的钱全交给你，到年底，我再给你下一个两万四。"年广九摊了底牌。
"我考虑考虑吧。"
陈恒庸说是考虑考虑，但从此就再也没有回音。
那时候，年广九自己还能拉得开栓，可眼下他最需要的就是一个能助他一臂之力的人。．在芜湖众多的同行中，他唯一相中的也只是陈恒庸，其他任何人都无法救他于水火。
然而，陈恒庸这一次仍然没有答应他："怎么说，我也不能因为个人而把一个厂子都扔下。再说，我们的"迎春瓜子"也并不是说效益不好，要倒台了。另外，我还是共产党员哩。"话说得不软不硬，令年广九无懈可击。
为了使"傻子瓜子"的路走得更远更长，年广九想出这一计谋不能不说是有十分道理的，但陈恒庸没有满足他，他也就．
不得不另打算盘。
在芜湖，傻子瓜子、迎春瓜子和胡大瓜子是最有势力的三家，质量上也相差无几。当年"傻子瓜子"进军上海和整个华东市场之际，其它两家也都相继扩大了自己的销售市场；当"傻子瓜子"进入国际市场后，陈恒庸的"迎春瓜子"也一度销往香港、澳门等地，最远也漂洋过海销到过美国的洛杉矶城。1983年3月，无计可施的年广九毅然决然地套购了迎春瓜子十万斤，分装进"傻子瓜子"的包装袋后运到了上海。莽撞和独断的他只想着先应付了定货单，并从中捞到一个差价。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本身就意味着他是在弄巧成拙。
也正是这批冒牌的"傻子瓜子"，竟成了年广九在大上海败走麦城的伏笔。
精明的上海人很快就识破了这其中的猫腻，被人愚弄的愤怒立刻变成了对"傻子"品牌的诛笔伐。
《解放日报》和《新民晚报》同时展开对假傻子瓜子的批判；
上海市工商局也迅速立案，查清年广九以假充真在上海销售假傻子瓜子过程中共偷逃税款共计4．3万元；
消息传出，芜湖市有关方面成立了专门的调查组，对傻子瓜子在经营销售中的偷逃税款进行追缴；
《人民日报》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在一版显要位置将此事向全国披露，并加了评论，对"傻子瓜子"存在的问题进行批评。
年广九陷进了他人生的低谷。不仅在芜湖、在华东，年广九和"傻子瓜子"的声誉一落千丈，就是在全国，他的形像也渐渐开始模糊起来。
就在偷税风波还未平息的时候，前往安徽视察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来到了芜湖。
那天，芜湖的街上人流熙攘，从小饭馆里溢出的阵阵酒香味，以及各类摊贩们此起彼伏的叫卖声，似乎都在诉说着一个关于这个古城的故事。
车队轻轻地从街上滑过，当经过年广九的瓜子摊前时，一辆乳白色的面包车明显地减速了。年广九仍然如故地招揽着他的生意，他并不知道坐在这辆车里的人正在谈论着有关他的话题。
市委书记凑了凑身子指向窗外，向总书记汇报说："这个就是"傻子"的摊位，他的工厂雇了30多个人，群众有些反映。"
总书记没有应答，只是静静地望着窗外。
在来芜湖之前，安徽省委也有人向他提到过这个问题，他说："30几个人嘛，不要动他，先看一看。"
面包车又在平静中将车速提了上来，追上了前面的引道车。
市委书记又试探着说："年广九偷税的问题，群众反映也很大。"
总书记回过神来，答道："偷税当然不行。"说完，他仍旧向窗外望去......
三中全会以后，私营企业的涌现已经是一个无法改变无法遏制的事实。刚刚从仿效"苏联老大哥"的恶梦中醒来，中国的改革无法不慎之又慎。今天的改革是前无古人的事情，是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没有地形图，更没有现成的沙盘可模拟，更多的却是层峦叠障和云雾缭绕。国家的最高层领导人也一直在关注着年广九所处的这一个层面，他们也在寻找，寻找着新型的私营企业者，并为他们的生存发展创造良好环境，琢磨着如何才能使他们更有序更健康更具有时代特色。
过河，是要摸着石头走的，更何况中国是在趟一条大河。983年2月，国务院有关领导在听取国家工商局汇报时。年广九偷税漏税的事再一次被提了出来。有人对年广九目前的经营规模很担心，问是不是要限制他。姚依林副总理答道："现在全国个体户600万，不到l000万，我们是不主张限制的。现在比1949年少多了......"傻子"偷税漏税不对，但他把瓜子炒起来了。以前有不少人炒，文化大革命搞光了。"傻子瓜子"不是坏事，是拾遗补缺。再看一看。财政部的税收要跟上去。"
年广九没有去埋怨别人，他知道是自己走错了这一步棋。可在街谈巷议闲言碎语面前，他越来越苦闷，越来越觉得无法理解别人为什么总是揪住他的这一个小辫子死死不放。他历来就是一个敢于承认自己错误的人，但同时他又是一个从不愿让别人说他错的人，尤其是像这样连大人小孩也都整天唠叨个没完，他更是无法容忍。
他一个人呆着抽闷烟，并且越抽越凶。年广九抽烟，永远是食指和中指直直地夹着，哪怕只剩下一个烟屁股--而其余三个指头，拇指、小指和无名指蜷回掌面--这是一个射击手举枪出击时的动作!混浊的烟雾长久地蒙罩在他的脸上，使他瘦癯的面孔越发模糊起来。此情此景，准确地暗指着他那急于寻求一个答案，却又根本无法凭他自己寻求到答案的复杂心理。你们恨我，莫非是我挣到了钱。我是比你们有钱，可是我也并没有一个人把这钱独吞了呀?全芜湖，有谁给社会的捐款比我年广九多的?灾区我捐了，学校我捐了，敬老院我捐了，残疾人协会我捐了，这哪一件又不是在为社会做事?这么多捐款，怎么从来就没有人提起过?怎么从来就没听说过有人说我傻子好哩?
年广九实在是自己一个人憋不住了，这个在"互助组"、"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的怀抱里长大的"傻子"想到了党，想到了组织，想到了政府。1984年3月，他请人代笔给当时的安徽省委书记黄璜写了这样一封信：
尊敬的黄书记：
我傻子年广九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个体户，我是吃安徽粮、喝安徽水长大的。虽几经挫折，但我坚信党是伟大的，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尤其是我每次从外地回到安徽，看到"振兴中华、建设安徽"几个大字时，我就无比激动。这些年来，我以销售傻子瓜子盈利的钱为芜湖捐款三万元，为安徽捐款一万元，为灾区捐款一万元，为敬老院捐款一万元，其余的全部存进了银行。我挣的钱是人民的，等我死后，全部交给国家......
信是寄出去了，但年广九并没有想要黄书记会给他什冱帮助，他只是想把自己的心里话找个人说一说，因为在芜湖．已经很少有人会听他讲这些。 "
一周之后，省委黄璜书记给他的复信全文刊登在了《光砂儿报》的一版显要位置上，黑体字标题也显得尤为醒目：《希墼年广九同志沿着正确的轨道健康前进!》
黄璜书记在信中，首先肯定了年广久近年来对社会所倒的贡献，继而毫不避讳地指出了他在傻子瓜子经营中所犯雕一些问题，并且十分诚恳地希望他能继续抓住改革开放的六好时机，奋力拼搏，不气馁不消沉，为社会多做贡献。最后，黉璜书记语重心长地说："你是安徽有影响的个体劳动者之一，各方面都很关心你。你决心开拓前进，以更大的成绩来回笤各方面的关怀，这是非常必要的。我预祝你取得更大的进步。......你这个同志是有毛病的，有的毛病也是突出的。我们共产党人允许人们犯错误，但允许和赞成完全是两回事。有铠误一定要改，改了就好。......希望你认真学习党的有关规定，遵纪守法，团结和爱护工人同志，不要辜负党和政府对你的关心......"
看似一封省委书记与年广九个人之间的一次书信往来，实际上却成了一次政府与群众之间心贴心的对话。
十多年后，现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的黄璜同志又寸那封信仍然记忆犹新，他说：
"1983年3月，我接任安徽省委书记以后，对进一步发展安徽经济和改变安徽经济面貌满怀激情，但来自主客观的阻力和困难也很多，尤其是残存的极左的思想的影响。当时，即使是一些敢想敢干的人也不时地遭到非议和指责，日子很不好过，年广九同志就是其中一个。他给我写信，向我说了这方面的情况，希望我给予支持。我认为他的来信，不仅是对极左路线的再批判，而且反映了事关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大问题，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应该按照党和国家既定的有关政策公开表态支持。
中国农村的改革，安徽先行一步，在国内外赢得了很高的知名度，在农村改革的推动下，出现的傻子瓜子现象，对促进人们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对推动安徽经济和社会进步起到了积极作用，事实上是又一次拔高了安徽的知名度。人们应该对它的积极作用给予肯定，允许它存在和发展，在发展中加强教育和管理，在发展中促进完善和提高。
现代化建设也和我们过去打仗一样，既要有多谋善断的指挥官，也要有敢于冲锋陷阵的勇士。对在某一领域、某一方面起过积极作用的有一定贡献的人，只要还在做贡献，我主张要予以宣传和鼓励，让他们在现代文明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一位省委书记给一个个体户复信，并且还发表在报纸上，这虽不能说是史无前例，但至少也算得上鲜有所闻的事。尤其是，黄璜书记的信发表在了《光明日报》上，由此可见，"傻子瓜子"问题已经绝非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个体商贩问题，省委和中央所关心的也绝非仅仅一个"傻子"年广九。
"傻子瓜子"现象最终变成"傻子瓜子"问题，并且闹得全国上下沸沸扬扬，如此看来，也绝非仅仅是嫉妒者告状告出来的。相反，他年广九自己对市场和法律缺少必要的认识而弄巧成拙也是一个最直接的原因。但他自己，对此却并未有太多的理解和体会。由于自己文化素质等方面的局限，他还并未真正地意识到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一个改革初期的"名人"，一而再，再而三地更换自己在社会中的身份，自己却无法也无力给自己找到一个最为合适的定位，于其自身，其实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悲剧。
转眼到了仲秋，被芜湖人称作"傻子"的年广九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炒瓜子的事不仅被捅到京，而且还惊动了日理万机的改革总设计师。
起初，不知详情的年广九真是被吓出了一身冷汗。他早听说过有人要告他，但他始终也没有将这事放在心上。不就是我雇了几个人当帮手吗?说到底也不过是把我再抓进去一回，我一不反党二不卖国三不是叛徒，还能把我怎么样?再说了，进公安局也不是一回半回了，谁不知道我是傻子，想告就告去吧。
0月22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平专门提到了这件事：......还有的事情，用不着急于去解决。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思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了吗?
这是一种褒奖，更是一种荣誉!
这消息传到了年广九的耳朵里，年广九心里当然是乐不可支，如沐三月的春风。三年来，他傻子天天都像是走在一条钢丝上一样，他虽是一个大胆的人，但走在这条钢丝上的人毕竟寥若晨星，更何况脚下是茫然不见其底，他年广九没有任何的依靠。
不是有人要告我吗?看看，邓小平都说我没有伤害社会主义，你们还瞎比划个啥?他脸上露出了一丝侥幸的笑容。"傻子"年广九非但没被因"逃税"和"雇工"的事而重进公安局，反而却成了一夜之间蜚声全中国的名人。
这一点，年广九的对手们万万没有想到!这一点，就连年广九自己也始料不及!"傻子瓜子问题"在中顾委的全体会议上被作为改革的一个范例被提了出来，并且出自于最高领导人之口，从经济学的角度上讲，--这，无形之中是给"傻子瓜子"做了一次免费的广告!并且广告的档次和品位之高，也恐将是全国，甚至在全世界也属罕见。
如果，这次讲话中提到的不是年广九，不是年广九炒的瓜子，而是另外一个人，而是另外一种产品，结果会是什么样子呢?当然，这还是后话。但年广九毕竟是年广久，是一个不识太多汉字的小商贩，他还不懂得广告的真正内涵，他最为精通的只是中国小商贩们所惯用的所谓的"技巧"。
也许是黄璜的鼓励和邓小平对他的肯定使得他过于激动，也许是年广九的爱国热情过于炽烈，他这个在芜湖个体行业中始终扛着大旗的旗手，又在不停地拨动起他心中的算盘子来。
邓小平的讲话发表没多久，胆子大并且时不时要出一下风头的年广九便认为，随着改革的继续深入，再干个体恐怕已经赶不上时代的步伐。搜肠刮肚地苦苦思考之后，决定搞联营，否则，"傻子瓜子"就没有出路!
--他说："这一次，我要挑一个大西瓜。"起初，芜湖市的有关部门对于这件事并不是太赞同，中央的文件里也一再重申"对于个体企业，暂时不要以集体和国有来代替"。但年广久却三番五次地去找。鉴于当时他在社会上的影响，最后，芜湖市的有关部门只好勉强答应了他。
1985年4月，年广九个人、芜湖市新芜区劳动服务公司、芜湖县清水镇工业公司三家开始联营。年广九提供"傻子瓜子"商标，连同他个人的技术入股，后两家负责提供资金，由年广九出任总经理。
上任之初，年广九就学着当时社会上正流行的"公司"风，成立了一个董事会，但至于他与董事会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他却并不清楚。事实上，跑惯了单帮的年广九即使明白了这层关系，恐怕他也未必就会对董事们太在意。
不管今天的年广九是何等的富有，但他毕竟是一步一步从穷困潦倒走过来的，他深知穷人盼望发财的那种急切的心理。为了尽快地让刚刚成立的"傻子瓜子公司"上马并见到效益，年广九把自己心中的小算盘拨来拨去，最终选了一条当时还很少有人走过的路--有奖销售"傻子瓜子"。
一时间，全国几十座大中城市里到处可见"傻子瓜子公司"的广告--"你想拥有小轿车吗?请购买"傻子瓜子"!"年广九把奖项分为十等，头等奖的奖品是价值两万六千元的小轿车! "对于"傻子瓜子公司"来说，举办有奖销售确实是件好事，但即便是件好事，出乎公司所有董事们意料的是，这件事前前后后除了年广九一人外，其他人一概不知。到底为什么?就连年广九自己在许多年后的今天也没有说出一个根由。
庆幸的是，董事会里并未为这件事引起太大的不愉快，大家都还是全力以赴投入到这次有奖销售活动中。
有奖销售开展得很顺利，第一天芜湖市就卖掉了3万公斤，在此后的半个月时间里，全国各地共销售"傻子瓜子"230万公斤!
于是，不少人就开始议论："傻子"真行，不管千什么都能碰上好运气。
遗憾的是，这只是一次短暂的辉煌。在芜湖，年广九是最与变法，在官宦与臣僚们搜尽民脂民膏之后，老百姓们仍然是一贫如洗，国力非但没有得到真正的充实，就连变法者自己绕来绕去终又回到了从前的起点。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中国农民对于土地的感情，超出了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民族；中国农民对于土地的依赖，也绝不逊色于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农民。但，发生在20世纪末的这场伟大革命，不仅在改革的初期把重点放在了农村，并且渐渐地走出农村开始向城市过渡--这，也是此前中国历次改革与变法都不曾有过的。
为了更好地阐释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的异同，笔者打开《辞海》企图寻求"农村"和"城市"这两个词的初始含义。出人意料的是，分别在第425页和第607页关于"农"和"城"两个辞根下面，却怎么也找不到"农村"和"城市"这两个辞条。《辞海》是汉语言学最具权威的辞书，可为什么会缺录这两个辞条呢?
我把这个疑问告诉给我的一个作家朋友，他听后笑了笑说："你查的是989年版的《辞海》，可能是编纂者认为今天中国的农村与城市之间已经不存在什么差别了吧。"
只是一个玩笑，并不可信，但其中也还是包涵着一种善意。
但是，《辞海》倒是对"城乡差别"一词作了以下解释：城乡差别--"城市和乡村的差别"的简称。指城市和乡村在经济文化水平和社会经济关系上的不同和差异。随着社会分工、阶级分化和城市的形成而产生。城市和乡村的分工，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在私有制社会里表现为对立关系，一般集中表现为城市统治阶级和乡村劳动群众之间的对立。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消除了私有制社会的城乡对立，加强了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建立了新型的城乡关系。但是由于乡村落后于城市的历史原因，两者在生产水平、经济收入、文化水平和生活条件等方面，还存在着本质差别。在将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过程中，随着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农业、工业和科学文化事业现代化的实现，城市和乡村的本质差别将日趋消失。
曾几何时，取消这样一个差别，一度成为共和国的头等大事，连同取消"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工业和农业"的差别被当成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的重要标志。那时候，在这"农村"和"城市"两个词之间划上一个等号，凝聚的却是一个十亿民族的希望和期待。
当年广九这位"英雄"被光环与迷雾交替笼罩的时候，在北方，在冀东平原上，另一位改革的风云人物却正浮出水面。他，就是禹作敏。
与年广九不同的是，禹作敏不仅是共产党员，而且还是天津静海县大邱庄的党支部书记。除此之外，禹作敏不像"傻子"年广九最初只是为了自己填饱肚皮，他却真是抱着"苟富贵，毋相忘"的决心。
历史提供给禹作敏的舞台很小--只有7．25平方公里的大邱庄，并且全是盐碱地；他的兵马也只有老幼四千，并且多是文盲或者半文盲。熟悉大邱庄过去的人都忘不掉两样东西，一样是土坯房，一样是顺口溜：大邱庄，老东乡，喝苦水，咽菜帮，糠菜代替半年粮。说白了，就是一个"穷"字。
然而，禹作敏正是凭借着这样一个小小的舞台，在1978年之后的十多年里，把这样一组数字送到了世人面前：
1999年，大邱庄工农业总产值8亿元，比l978年增长1000倍，为1949年到l978年30年间产值总和够00倍。
全村上缴税金3538万元，公共积累达4．8亿元，分别比978年增长350倍和300倍。
全村办起各种企业256家。有法国、美国、日本等国产的高级轿车200多辆，其中单"奔驰"牌就有十几辆，最高标号是"奔驰560型"，购买"奔驰600型"的申请已经送到了国外。
全村4400亩盐碱地，粮食总产量高达520万公斤，平均亩产900公斤，农业全部实现机械化，达到世界发达国家水平。全村农业劳力由l978年的200人减少到8人，粮食产量却翻了两番。
全村纯收入超过亿元，人均年收入高达2．6乃兀。
这组数字是国家统计局l99年底统计的。在这组数字的背后，隐含着的却是这样一个事实：禹作敏暗渡陈仓十余年，终于使大邱庄一跃而成为中国农村的首富村。有关大邱庄的故事，记满了我们厚厚的采访本，但为了叙述的方便，还是从下面这则"编者按"谈起吧。
编者按：《首富村里"人才楼"》这篇通讯稿寄来时，新华社上海分社的邬鸣飞给本报总编辑附了一封信。信上说："前不久，我到总社开会，顺便到天津大邱庄去参观了一天，发现这个庄真了不起：全庄共办起了200多家企业，吸引了全国l000多名工程师、技术员，去年产值是4亿，今年产值是40亿，富裕程度是全国村级之冠。参观回来，我写了一篇，l、稿，看《新闻报》能否用?"一个村庄，吸纳了来自全国各地工程技术人员一千余人，发生在这样的村庄里的新鲜事，《新闻报》当然要用，用在一版头条!《新闻报》是在上海出版的一张综合性经济报纸，以发表上海经济信息为主。但是，经济信息是没有界限的，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涌现出来的、有利于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典型事例，不论发生在什么地方，《新闻报》能抓到的，都有责任传播。欢迎新华社的同行为我们撰写专稿，谨代表读者表示谢忱。
当时的报纸，对于大邱庄的报道可谓是连篇累牍，不仅仅是上海的《新闻报》，国内许多新闻单位也都相继开辟了"专访大邱庄"之类的专栏。就连香港的《华人》月刊、美国的《纽约时报》等全球发行的报刊也派记者到大邱庄来采访。与此同时，出现的一个奇怪现象是：无论是国内外的哪一位记者来采访大邱庄，绕来绕去，与其说是采访大邱庄，不如说是采访禹作敏，几乎无一例外。
--大邱庄是个谜!禹作敏则是谜中之"谜"!笔者第一次见到禹作敏，是在993年3月。那一天，与我同行的还有北京另外四家新闻单位的记者。
我们的面包车是从大邱庄的西南角进村的，远远就看到一座座楼房整齐而有序地排列着，极像是在电影上看到的外国人居住的别墅区，而一下子怎么也数不清的烟囱立刻就使人知道那里绝对不只有一家企业或工厂。临行前，司机一听说要走乡村路，就不停地唠叨说不知道那里的路怎么样，"尼桑"面包车是借来的，千万可别坏车。但当我们接近大邱庄时，才猛然发现我们的"坐骑"是那样的寒酸和土气，从大邱庄村里进进出出的几乎是清一色小轿车，偶有几辆面包车和大客车开出来，也都挂着外地的牌照。
就在村口，我们见到了一座巨大的牌楼式影壁，上面有这样一些文字：
大邱庄建于明朝永乐二年《公元l404年》至今近600年。昔日两个穷根：一是土地盐碱，二是文化落后。"宁吃三年糠，有女不嫁大邱庄"，以穷著世。
1978年后，十年改革，发生了历史性变化：经济上十年翻了九番，年收入提高2000倍；农业形成规模经营，基本实现了机械化，人均产粮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义务教育、成人教育已普及，农民第一代大学生茁壮成长；群众生活超过小康水平，老幼皆欢，安居乐业；各式新型建筑代替了土坯房，新型城镇，初具雄姿；人的素质和观念，已经顺应商品经济新潮流。"中国第一村"享誉海内外。
回顾十年，由穷变富，期间辛劳风险，天地作证，人民作证。靠工业发家，农业保家，人才兴家，政策当家，坚持共同致富道路，深入人心，形成艰苦奋斗，拼搏创业，敢担风险，开拓进取的大邱庄精神。
展望未来，要实现农村城市化、工业代化、农业科学化、农民知识化，切记人的素质的提高是最根本的保障。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辈谨记，后辈谨记!
禹作敏1990年仲夏
--这则"大邱庄变迁记"的全文，由禹作敏亲笔手书。 大邱庄的历史并不算悠久，并且从建村到解放，545年的岁月只给大邱庄人留下了一个字：穷!从1949年到l978年间，大邱庄人虽是政治上翻了身，他们也当家作了主人，但还是又穷了29年。"农业学大寨"那阵子，大邱庄的运动也红红火火，学"小靳庄"那会儿，大邱庄也是三番五次地凭借与小靳庄"邻居"的优势去取经，但还是没有离开那个字：穷!
一个"穷"字，就像一块伤疤死死地贴在昔日大邱庄人的脸上，党支部书记禹作敏从l954年上任的那一天开始，他就发誓一定要揭掉这块伤疤。
（备忘录之七）
1979年，静海县几十个大队出动了大批的劳力参加一项挖虾坑工程。当时，县里规定，每个劳力的收入要三七开，七分归集体，三分归个人。开工没多久，工地上便没人干了，许多人都溜回家去了，留在工地上的也是出工不出力。为什么?禹作敏身为村党支部书记，他心急如焚。在进行深入了解之后，他算了一笔帐：一个劳力每天挖土方能挣5块钱，但只能分到三成，也就是l块5毛钱，干这种活每人每天光吃饭就得块多，还不算烟钱和吃菜钱，难怪都不愿意干哩。于是，他拍板决定，不管县里的规定，所有大邱庄的劳力，一律倒个个儿，只要参加劳动，个人就得七成，集体只拿三成。这一招立刻便见了效，过去一人一天只挖一方土，现在一人一天至少能挖三四方。结果，大邱庄不但提前完成了任务，并还转包了其它队的一些任务。明面上，是个人收入增加了，但实际上，集体的收入也并没有减少。因为，先前一人一天挖一方，集体即使拿了大头也没有多少，可是现在即使集体拿了小头，毕竟每人每天能挖三四方，加在一起，反而超过了原来的大头。
这笔帐，不能不说禹作敏算得精明。
（备忘录之八）
983年，大邱庄农民马德良一个半劳力承包土地37亩，收获粮食l0多万公斤，按照承包合同应该得到5万元，外加奖金l000元。可另一个农民禹作安承包了l8亩地，只产粮食360公斤，没有完成合同，要被罚款，只能分到377元。众目睽睽之下，禹作敏没有心慈手软："兑现!应该奖的就奖，应该罚的坚决不饶。这一下，使大邱庄掀起了承包土地的热潮。一个马德良，引来了一大堆马德良。一个叫刘凤祥的小伙子，要与马德良比着干，两个劳力承包了44亩，一年下来，产粮9万多斤，成了第二个种粮"状元"。
禹作敏的精明在大邱庄是早就出了名的。几乎是与安徽农民闹着分地的同时，他就想到大邱庄要想富，单靠种地是绝对不行的。1977年，他发动全村群众借款10万元，又贷款5万元共5万元，要办一个轧钢厂。工厂没开工，就有人对禹作敏说："大邱庄要是能靠这个富起来，让村民们有钱花有饭吃，我就爬着去给你拜年。"禹作敏回敬说："要是我不能让大邱庄人靠这个吃上饭有钱花，我爬着去给你拜年!"
那年说这话时，禹作敏正好是50岁。
50岁，是知天命的年龄，但禹作敏硬是冒着在大邱庄倾家荡产的风险把轧钢厂给搞了起来，并且当年就盈利30万元。
--这是华北地区第一个乡镇企业。
就这样，大邱庄的工厂由一个发展出四个，再由四个发展成十个、几十个、上百个......随之而带给大邱庄人的，是不尽的、滚滚的财富。
禹作敏并没有因为工业引头而抛弃农业，在大邱庄有了一定的工业积累之后，他又回过头来重新审视脚下的那片盐碱地。他对村民说："说到底，咱还是农民，再富也不能不种地，地是咱大邱庄人活着的根本。有了钱，还是要用在土地上。土质不好可以改造，只要咱拿出当初建厂的那股劲头，就不信团泊洼长不出好庄稼!"
搞土壤改良，大邱庄一搞就是八年的秸杆还田；搞地下盐碱排放管道，大邱庄前后仅投资一项就是3000多万元。这一看来极其简单的措施背后，却是大邱庄00多户农家做饭取暖不再用烧柴。
大邱庄富起来了，但禹作敏并没有因此而罢休。他建议拿出30万元办学校。有人心疼地说花这么多钱办学，不如再开一个工厂。禹作敏正色道："学校是生产人才的最好工厂，金银有价人才无价。过去大邱庄穷，穷根儿就是没有文化，现在把钱花在人身上，就是把好钢用在了刀刃上。"在他的坚持下，大邱庄推倒了土坯教室，建起了四层教学楼，安了30台电脑，并且规定大邱庄的学生初中不毕业不准进工厂。从此大邱庄实行ll年义务教育，无一失学者。接着，他又与天津理工学院协商，办起了全国第一家农民大学--天津理工学院大邱庄分部，将大邱庄的高中毕业生送进去深造。
而这，只是他精心策划的"借脑换脑工程"的第一步棋!大邱庄从来就没有出过大学生，就连他禹作敏本人也只是个只有点"私塾"功底的"文化人"。大邱庄工业的飞速发展，使他意识到没有知识就不可能出大计谋，大邱庄人如果仅仅靠"勤劳致富"，用不了多久就会被人远远地甩在后面。大邱庄自身的"人才危机"，不由得不使禹作敏一方面注重本村村民素质提高的同时，还要挖空心思地招凤引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