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秋，大邱庄发展战略研讨会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召开，国家经济理论研究部门的630位知名专家、学者、教授应邀出席。
199年秋，大邱庄华大集团农业现代化科技研讨会在北京香山饭店举行，从全国各地请来的专家、教授们围绕大邱庄华大集团发展战略，从育种学、真菌学、遗传学、生物学等许多学科上进行多方位、深层次的讨论。
国家科委的一位负责人说："由农民主持、全国专家参加的如此大规模、高层次的研讨会，除大邱庄外，无一先例。"你有凤凰在，我把梧桐栽。这就是禹作敏的"借脑战略"。
在大邱庄生物研究所，我们首先见到了副所长董建忠。在接受采访时，他这样向我们表明了他到大邱庄的动因：
"我出身于部队高干家庭，原来在北京一家国家级研究所工作。我爱人原来在北京市旅游部门工作。我们是今年初一同辞掉公职来大邱庄落户的。坦率地说，我在北京的同事和朋友们都很羡慕我。我们之所以要离开父母、离开繁华的都市，来到这样一个农村居住，不是没有原因的。其实，我原来的生活条件也很舒适。我和爱人都觉得，人一生的价值，主要是发挥出自己的潜能，在事业上有点成就，没别的，但过去在北京的单位是国营的，无法满足我们这些愿望。事前，我们在下决心时，也是很谨慎的，经过再三地考虑，也专门来过两三次大邱庄进行考察，最后认为这是一个不受嫉妒、不受限制，可以干点事业的地方。这就来了。"
顺着董建忠手指的方向望去，我们看到在一片绿荫丛中，有一处由花园别墅组成的豪华住宅区，那里的住户大都是对大邱庄有过重大贡献的科技人员和优秀管理人才。大邱庄人叫它"人才楼"。
"人才楼"分两种，大的380平方米，小的250平方米，每幢的底层均带有一个车库。村里不仅负责所有的室内装修，同时还保证免费供应"双水"、"双气"。个人所做的贡献，决定着自己的居住面积和享受的条件。
据统计，l992年大邱庄全村工、农、商、牧等各业总产值超过前3年的总和，达到45．5亿元，上交税金亿多元，实现税后利润5．亿元，人均占有2．4万元。
--这些数字的背后，是禹作敏先后聘请的600多名专家、教授、工程技术人员和l000多名经营管理人才到大邱庄就职或兼职。
离开"人才楼"，我们来到了"香港街"。
这是一条长400米、宽28米的商业街，两侧整齐划一的两层楼建筑由l08个店面组成。在采访中得知，这条商业街全是由海内外私人入股兴建的，从筹建到开业仅仅用了四个月时间，速度之快、效率之高令人称奇。同时，大邱庄4000多村民都分别在这条街上入了股。
行前，除了看到一些报纸上有关大邱庄的报道外，并没有掌握太多的资料，听到更多的却是一些有关庄主禹作敏的传闻。没想到在"香港街"上一走，全都得到了证实。
（传闻一）
按照大邱庄的礼宾规定，所有远方来的贵宾，都需要接受大邱庄的专用礼宾车迎接。在大邱庄，这样的礼宾车有l6辆，并且全是清一色的"奔驰牌"。胡明辉《河北定州人，24岁，大邱庄民工》：
是真的，确实有这么回事。l991年秋天，那时候我来大邱庄还没多久，一次，说是从北京来了100多名外国大使馆的人要参观大邱庄，禹书记一句话就开出了50多辆进口轿车，全是豪华型哩。车上都．挂着红绸子在庄门口停了好大一片。当时．不说把我给吓傻了，就是那些从北京来的老外们都傻了。禹书记对着陪外国人来的几个领导说："这是给咱中国农民露露脸。"我在挤着看热闹，刚好听到了这句话。
（传闻二）
0年前，大邱庄集体拿钱，给全村人每人买了一套西服，同时规定：天天穿西服者有奖，不穿西服者罚款。
胡凤琴《女，41岁，大邱庄村民》：
这事我可忘不掉，那时我还年轻。这规定是禹书记说的，发衣服那天说的。那时候都觉得西服穿不出去，农村人谁兴这个呀?禹书记说，原来是不兴，可从今往后，咱大邱庄就得兴。谁要是天天穿西服，就奖谁，要是不穿，那买衣服的钱就让你自个儿掏腰包。那天说完这话，他先穿上西服在村里转了一圈。禹书记在大邱庄威信高，没有人敢不听的。是，是，结果没有人得奖，也没有人挨罚。你想嘛，都穿了，你是奖谁还是罚谁嘛?这事好，就像禹书记说的那样，改改咱老农民的形象，大邱庄如今有钱了，不能一出门还像原来那样给人一副寒酸相，看着也不好看。
当我们来大邱庄农工商集团总公司大楼前时，已近中午。
楼前是一个不小的广场，停着许多外地来大邱庄参观的各类轿芋和中巴小客车，人群熙熙攘攘，操着不同的方言在议论着，听得出他们是为没能见到禹作敏而正小声发着一些牢骚。面前的这幢楼并不大，只有四层，如若不是楼前的这个广场，倒确实看不出它有什么显眼之处。楼下一层的大厅里，有几个穿制服的保安巡视着。据说，要想见到四层的庄主禹作敏，必须得先过保安这一关。
"禹总在吗?"《中国青年报》的王先生把我们从天津市委宣传部换来的介绍信递了上去。
"对不起，我们做不了这主。"门口的那个保安看了看我们的介绍信，又递给了王先生："你找一下里边的那个高个子问问。"
正好那个高个子走了过来，他接过介绍信从前到后仔细地默读了一遍，又将我们五个人逐个打量了一下，然后才说："把你们的证件都拿出来。"
我们按他的话照办了。
高个子接过证件后，对着我们的脸一一核实后说：你们在这里先等一下，我也做不了主，全看你们运气了。，，
高个子一溜烟在楼梯里消失了。门口的保安对我们说高个子是办公室副主任，专管接待的。他平时很少走出来，今天是我们的运气好。
大约五分钟后，高个子跑下楼来，看他有些兴冲冲的样子，我们觉得有谱了。"老爷子有请。但也实不相瞒，过一会儿，有中央的一位首长到，你们的谈话尽可能快些。"
转过三层古怪的楼层，办公室副主任把我们引到了四楼的禹作敏的办公室。室内外都铺着地毯，并不显得太豪华，房间很宽敞，有点像一个会议室。办公室副主任让我们在外面稍候，他走进了最里面的一间。
就在这个空隙里，我打量着室内的陈设：环墙四周挂满了许多大幅照片，多是国家领导人视察大邱庄时与禹作敏的合影，有李鹏、万里、李瑞环等。四周墙根摆着沙发，是典型的北方式沙发，并且显得有些土气和陈旧。总之，这办公室与刚才我们看到的庄内豪华住宅相比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显然是80年代初的产物。
站在我们面前的禹作敏，凭心而论，使人一下子便想到了在画报上看到的陈永贵，只是他的头上少了一块白羊肚手巾。一身有些皱巴的西服随便地披在肩上，有些漫不经心，但他打了领带，脸上皱纹很深，与鼻梁上那架泛着金光的眼镜，给人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他没有问我们的姓名，也没问我们的单位，握过手后不事寒暄便径直坐在了沙发上。
那一天，因为有一位中央的领导也要到大邱庄，所以我们的采访并不长。在此，不妨将当时的采访记录原原本本整理出来，以飨读者。
记者：刚才我们进村时，看NT你写的关于大邱庄变迁的那段历史。从那上面看，大邱庄的发展是在1978年之后，能有今天也很不容易。我们也听说你是一个很会为大邱庄算计 的人，都说没有你就不会有今天的大邱庄。
禹作敏：不能这么讲，那有些太离谱了。毛泽东都不是神，我还能是神?不过说实在的，既然是当干部，要说不为乡亲们想是不可能的。1954年，我就当了干部，可以说，从那时候起，我就没有清闲过。当干部的，谁不想让村里人都能过上好日子?但是，你们这个年龄的人可能不记得，"以粮为纲"经过层层加码变成了唯一的"种粮"，为了提高亩产，还要强行推广连牲口都不想吃的那杂交高粱；后来又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了，搞得人心惶惶；紧接着又来了"割资本主义尾巴"，要是想发财，从根上就把你的念头给掐掉。你们说吧，那时候，就是会算计，又有什么用呢?说我太会算计，不对，毕竟也是一个村干部嘛。要是一点也不会，那也不对。但可以说，几乎我的每一次算计换来的不是批就是斗，l960年，我为了给乡亲们弄点零花钱，差点把党籍都给弄没了。
记者：你能谈谈你在1978年前后的一些事情吗?
禹作敏：我们这个地方，过去那个诗人郭小川写过一首《团泊洼的秋天》，写的就是这里。那时候，我们就真想一下子富起来。有一次整整三天，我都没合眼，烟也不知道抽了多少，天天一个人在团泊洼的盐碱上走来走去，当时我想，大邱庄如果像小岗那样搞联产承包，每人大约可以分到一亩盐碱地，即使把这一亩全分到各家各户，也还是富不起来。旧社会，大邱庄的两家地主老财都还吃糠咽菜，你说这可怎么富吗?那时候，富人是那些在天津城里有工厂有商号的地主和资本家，他们才能吃上大米洋面。大邱庄这地方，要想富，可以说比登天难不了多少。唯一的出路就是一个工字，无工不富。这大概也就是你们所说的算计吧。转游了三天，第四天开会，我把乡亲们都集合起来说："这些年，你们跟着我受苦了。现在，我既不埋怨上头，也不埋怨下边，过去的责任全由我禹作敏一个人来承担!大伙儿要是还相信我，那就让我再干三年。第一，我要让大邱庄变个样，让大家过上富口子；第二，让村里的光棍们都搞上对象，成个家。如果大家不信任我，那我现在就下台。"结果，台下的都鼓掌。我就接着说："要是有人觉得当干部吃亏受累的不想干了，可以声明退出；要是怕跟着我禹作敏犯错误受连累，也可以声明退出。以粮为纲和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两纲都要破，大主意我已经定了，非改不可。我是共产党员，念的是共产党的经，要走的也是社会主义的路。既然大家都相信我，那么大家就要和我一条心，走一条路。丑话说在前头，村里的领导班子一人一把号，但都要吹我的调，不吹我的调，一个都不要。当时，我下的就是这个决心。"
记者：后来正好赶上十一届三中全会。
禹作敏：是的。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早理解，早富；晚理解，晚富；不理解，不富。另外我想，我们是往100年后想。大邱庄600年了都没有富起来，要不下大决心，那就还是一个穷。100年后，虽然我们活不到，看不到，但我们得冲着那时候去干，要不，永远没法富起来。这也就是我刚才说的那句话，大邱庄无工不富，不搞工厂，今天就绝对不会是这个样子，你们也不会来这里找我。
记者：我们特别感谢你今天能给我们一个采访机会。来前，我们在北京曾听到一种议论，说到大邱庄容易，见禹作敏难，甚至说你是一个骄傲的人。是这样吗?
禹作敏：我给你们讲吧，说这话还算是客气的呢!这几年，到大邱庄来的人成千上万，你说吧，到了大邱庄谁不想见见我禹作敏?来的人真是中国的外国的，香港的、台湾的，哪里的都有，一天下来上千人十几拨、二十几拨，跟车轮战一样，要是都见到，我还不得累死呀?我一天最多见过8拨人，没完没了地握手、说话，同样一句话，我得对着不同的人说不知多少遍。就这，要是有谁没见着，回去就会有意见，说你骄傲。还有，大邱庄这么大一摊子，富了，谁不盯着禹作敏呀?对了，还有许许多多说是来检查指导工作的，你们说，这应付得了吗?有一次，是过去的事了，有人说是来查经济问题，一连查了七个月也没查出个问题来，临走时却说："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你们说没做亏心事，鬼还来敲门，你还能睡好觉吗?毛主席说过"骄傲使人落后"，要真是我们大邱庄人骄傲了，那怎么还一年往前进一步呢?992年我们大邱庄的总产值是40个亿，1993年，我们的总产值是80个亿，今年，可能要达到50个亿，你们说这是骄傲吗?依我看，说这话的人，是没把骄傲和自豪分清楚。
记者：中国人有句老话，说是穷人有钱要藏到瓦罐里。大邱庄人按说原来也是穷人，现在有钱了，不仅建起了别墅，还买了几百辆轿车，不怕露富吗?
禹作敏：露富?露谁的富?依我说，这露的是社会主义的富!100多个国家的老外们都到大邱庄来看过，他们说大邱庄赶上了西方，这难道不好吗?再说了，大邱庄已经和美国、日本、巴拿马等国家建立了28个合资企业，如果我们头上还包着白羊肚手巾，让人家坐你的毛驴车来跟你谈生意签合同，行吗?老农民、老党员的形象倒是保持了，可是谁来给你投资呢?
记者：你是全国农村改革的一位成功者，大家都想知道你最大的追求目标是什么?
禹作敏：你们刚才也绕着大邱庄的办公楼看了，院门口那八个字"坚持改革，实事求是"就是我写的。这是我做人的标准，也是我生活的标准。搞改革不是照着药方吃药，不能等待着上头同意，那样是搞不好的。不用长在自己脖子上的脑袋去想问题，只会照着官僚主义的话去做，你们看吧，那样去搞改革非搞砸了不可。改革前那30年，你们说谁不是听上头说的，穷折腾，穷了才折腾，但绝不能越折腾越穷，要自己折腾，而不是去学着别人怎么折腾你就怎么折腾。改革是要动脑子的，否则，就折腾不出好东西来。
记者：我们听到有人说，大邱庄是富了，但走的不完全是正道，不完全是按照党的指示精神做的，你怎么看?
禹作敏：我知道你说的是指什么。有些人到现在还总是老抱着旧观念不放，觉得大邱庄在许多事情上都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有违背的地方，这种帽子过去就有，多的很，什么"不务正业"、"投机倒把"、"资本主义尾巴"等等。主要是他们看到大邱庄的乡镇企业比许多国有大中型企业干得都好觉得是在挖社会主义墙角，是乡镇企业把国有企业挤跨了。但是，谁说的乡镇企业就不是社会主义企业了，从来都是先进挤掉落后，怎么会是落后挤掉先进呢?要知道，没有乡镇企业，农村就富不起来，不管是大邱庄还是哪里的农村!我认为，中国有两次革命，第一次是共产党带着穷人打倒了富人，第二次是共产党带着穷人变成了富人。
记者：近两年，关于你和大邱庄的故事我们听到了许多，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听到了不少的人们对于你和大邱庄的议论......。
禹作敏：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有人出名了，就绝对会招来许多人的议论。这没有什么奇怪的。现在是冬天，你们看到我并没有戴帽子，并不是我今天没戴帽子，一年四季我都不戴，今天更冷的天我也不戴。我这么大年纪了，不怕冷吗?不是!我觉得这样能够让头脑更清醒。我这个人一不信邪，二不听谣言，三有自己的主意，这就是我的性格!我62岁了，很明白，自己经历过穷，过过穷日子，所以农民意识我身上有；我经历过"左"，"左"的影响，我身上也有。我是有缺点，也犯过错误，甚至有较明显的失误。这些即使别人不讲，我心里也清楚。我不是吹大话，我禹作敏追求的理想就是怎样才能让穷了几百年的大邱庄农民富起来，这条路好走吗?要走了这条路，谁敢保证走的每一步都是对的?谁有这本事，我禹作敏就把位置让给他。所以，不管怎样，我始终要求大邱庄人对自己有个清醒的认识，不论多富，有多大的成就，也不能一出大邱庄能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叫什么了。我常告诫自己一定要记住两点：一是谁抬轿子也别上，架你起来以后，挨摔的最后还是你自己；二是，别人再骂也不要多听，就是要自己走路，多难的路也自己走，走出来了，那就是你自己的路。无论任何人，一生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毛主席还有错误呢，何况我一个禹作敏呢?我们都是人，千万不能把自己当成神。比如我，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一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人，是一个不完善的人，但我确实又是一个执行了三中全会路线的人，是一个为农民致富真搞改革的人，并且自己认为还是一个坚持实事求是的人。我并不认为现在比过去富了就怎么着，我要说我过去是个农民，今天是农民，我明天还是一个农民。所以，我认为自己是以改革的目光看农民，也是以农民的眼光看改革。说高点，我是为农民，说大点，我是为9亿农民探索一条致富的路。
记者：大邱庄的这十年发展，给中国农村改革写下了光彩的一页，但我认为对于更多的中国人来说，更关心的还是大邱庄的明天。
禹作敏：你说得很对，确实是这样。今天，我给你们谈了这么长时间，但我还不累，这也说明我的身体还很好。中国的农民，穷了难，富了也难，尤其是想找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民致富之路则是难上加难。说实在的，大邱庄发展到今天，我禹作敏干到今天这份上，激流勇退应该说是最明智的了。对此，谁也没有我自己清楚。我不糊涂。再自私一点说，一切都够了，钱也有了，村子也富了，自己的面子也有了，也该退了。我看中国农民企业家里，我的称号是最多的了，再要也没有什么意思。但是，要真是退了，那就不是我禹作敏了，我禹作敏可能会被打倒，但绝对不会自己趴下。我信毛主席的一句话：人是要有点精神的。精神一旦变成物质，潜力就会无穷，物质再变成精神，精神就会高上几个层次。这不是书本上的辩证法，是我这些年的体会。至于大邱庄的未来，我们的五年规划、十年设想以及相应的思路现在都基本上出来了。农业和乡镇企业都要上规模、上水平、上效益，并且还要聘请三个一千名......
记者：哪三个一千名?
禹作敏：第一，聘请一千名专家教授和高级工程师；第二，聘请一千名高级管理人员；第三，为了搞合资企业和发展外向型经济，要交一千名华侨和外国朋友。聘请三个一千名，我真正有了实现两头在外的保障；真正能走通科学技术为龙头的路子。具体点就是，5年超正大的经济实力，l0年赶上美国的现代化标准，5年实现亩产吨粮化，0年农业实现产值30亿，净利润3个亿。这个数字都是实实在在敲出来的，我有把握!大邱庄人比我还有把握!其次，我们要成立农民研究院，从992年开始，5年搞成。这是我们走科学技术之路的重要保证。我曾经几次在大会上提出，大邱庄要科技兴农，科技兴工，科技兴人，人人搞科技，事事靠科技，我认为这是正确的道路。
我们五位同行者都是第一次采访禹作敏，谁也没有想到一个村级干部竟会有如此的口才。不仅如此，他对政治和时局的那种独到的见地，以他那敏锐的洞察力，也无不让我们这几位京城的记者们也着实"震了一把"。他那种中国农民式的哲学和他所特有的逻辑思辩，不由得不使人送他一个"哲人"的称号。
走下楼来，我们几位年轻人几乎都在不停地摇头，嘴里"啧啧"地赞叹着。其中张女士，应该说是见过大世面，改革后的南方，她没有少跑过，但她还是说："这是我在中国见到的最大的"大腕""。
《中国青年报》记者王先生接着说："中国人喊了几十年的取消城乡差别，没白喊，这句话在今天的大邱庄看来是真的应验了。"
在那一天后来的采访中，我还了解到这样一些事实。
禹作敏在1978年前后为大邱庄抓住了翻身的第一个机遇，那个机遇使得大邱庄甩掉了600年都未曾甩掉的穷帽子。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禹作敏说，这预示着大邱庄第二个春天的到来，"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给他也给大邱庄人吃了定心丸，大邱庄的乡镇企业越来越如火如茶。禹作敏闻听南巡讲话发表后，他兴奋不已，通过村子里的高音喇叭也发表演说："小平同志是在关键的时候，在关键的地方，讲了最关键的话。"也基于对南巡讲话作这样的评估，禹作敏决定，将前些年收藏在小金库里以防不测的数亿资金拿了出来，用以追加投资扩大再生产，一表对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支持，二表对大邱庄未来形势的看好。
禹作敏的话在大邱庄是绝对的权威，这一点至今无人能与之匹敌。
大邱庄富了，干什么事都好说，唯独一件事不好办，这就是"计划生育"。
大邱庄人有钱，谁都想多生，并且许多人都做好了挨罚的准备。对此，禹作敏也觉得"众怒难犯"，他本人也觉得"农村人只让生一个娃是有点残酷了些。"可反过来，他又是大邱庄党委书记兼村长，计划生育是国策，不能不执行。没办法，他召集全村老少开了一个大会。
他说："你们都想多生个娃儿，这我知道。我也觉得只让咱农民生一个娃儿，不合咱农民的理儿。"
会场上掌声雷动："对，不合理!不合理!"
待掌声落了，他又接着说："那咱就只有两条道儿。第一条，就是生，反正不怕罚，就生吧!"
又是一阵掌声："对，生!生!"
他再接着说："第二条道儿是：你们当中有一家多生一个，我做检讨；你们当中有两家多生一个，我就下台!"
会场上一下子就鸦雀无声。
禹作敏斩钉截铁："大邱庄人，你们选择吧!"说完便走下了主席台。
"不生了，不生了，我们不生了......"
。 大邱庄的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只要是禹作敏拍板定下的，没有一个人敢违犯的。十多年来，大邱庄真的没有超生一胎。在大邱庄，禹作敏就是这个部落的"酋长"，就是"法老"
1992年3月，大邱庄本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将"大邱庄农工商联合总公司"改名为"大邱庄企业《集团》总公司"，下属五个集团公司：万全集团公司、尧舜集团公司、津美集团公司、津海集团公司、华大集团公司。
总公司设立董事会，禹作敏是当然的董事长。但，总经理是年仅24岁的禹绍政--他的次子。
大邱庄人倒没说什么，但外界对此却颇有微辞。选谁不好，为什么偏偏选他的儿子?这不是搞裙带关系吗?
禹作敏说："正因为他是我儿子!要不，到外面说话办事有人听吗?牌子能响吗?"
在用人上，禹作敏对于儿子的栽培其实早就开始了。
1987年0月，天津服装一条街开业大吉，大邱庄的"致远商场，，也迎来了自己的"第一次"。然而，初战失利，第一个月就赔了50万元。为什么?用人不当。禹作敏当机立断，二话没说就派次子禹绍政出任总经理。那时候，禹绍政还是一个年仅8岁的小伙子。当时，天津的情况禹作敏心里不是不清楚，因为是农民首次进城经商，有些鱼目?昆珠，一些地痞流氓也乘机溜进了"致远"致远要上去，就必须整顿但把此重任交给一个l8岁的孩子，不能不让人担心。有人劝禹作敏："绍政毕竟还是个孩子，怕撑不起来吧?"禹作敏说："不是我心狠，也不是我心贪。让他去冒冒风险，他才能摔打出来。当年毛主席能送儿子上朝鲜，我送他到天津干这点事又算得了什么?"这话乍听起来，虽说有些别扭，但也不能说没有道理。
年轻的禹绍政有大邱庄人做后台，有自己的老父亲做指导，说话办事也确实泼辣。他一上台，在职工大会上就开门见山说："致远商场是咱大邱庄人在天津的窗口，搞不好，不但丢大家的脸，也丢大邱庄人的脸，说大了，丢中国农民的脸，丢改革开放的脸。我干不好，我走；你们有谁不听招呼的，出了问题，你们走!"一席话，虽是简单，却也掷地有声。经过整顿，制定了一系列的奖罚措旋，从而使商场的营业额迅速回升，一年就盈利100万元。
禹作敏不仅是一个满腹经纶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家民式的善辩的奇才。
1985年，大邱庄已经富起来了。那一年，禹作敏说了这样四句话："抬头向前看，低头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用他自己的话作解释，那就是"完善的经济效益之花，必然结出丰满的政治之果"。--他把曾经颠倒了的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重新颠倒了回来。
这就是禹作敏"农民式的政治"。在大邱庄人看来，这句话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一个意思，但就是这句话，也使得禹作敏遭到了新闻媒体将近半年的舆论大批判。当时，就有人对他说："这样说不大合适，要说，也得改一改，把"钱"字改成"经济效益"否则，怕要惹麻烦。"
禹作敏一听就不耐烦了："那你说，你到商店里去买东西付钱时说什么?你是说"给你十块经济效益"吗?"
一年之后，经济学家于光远赞扬了禹作敏的这四句话，并把它刊登在了一家报纸上。果不其然，从此，禹作敏就再也没有安生过。
1987年4月29日，国家农业部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国企业家会议。薄一波问参加会议的禹作敏："正在遭批判的那四句话是谁发明的?"
禹作敏说：是我说的。与别人无关。"
薄一波同志问那四句话原本是什么意思?禹作敏直言不讳地做了解释。
薄一波说："你说得很好，没有错。"
后来，这事被报纸披露了以后，外界才停止了对禹作敏的批判。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财大气粗"。这话用在禹作敏身上，是再合适不过了，下面两组镜头也许能证明他这一点：
（镜头一）
一个局长到大邱庄参观。
禹作敏问：你一月拿多少钱?"局长答： 300多。
禹作敏又问：你还想多要不?"局长答：不想。
禹作敏说：你纯属神经病。你应该说，不是不想多要，而是国家眼下给不了你，现在谁不想多要点钱，生活过好点?"
接着，他又说："企业家挣钱多了，有人就眼红。一个市长一个月才400多元工资，而我们这里的企业家一个月可以拿一万多。有人说，农民小农经济思想严重，容易得"红眼病"，我看，有些中高级领导干部可能比农民还"农"。平均主义思想，不仅农民中有，领导层可能更多。有些人先羡慕后嫉妒，羡慕和嫉妒是对立的，都来自封建的小农经济思想。我有个体会，合理是相对的，不合理是绝对的；动了就不平，平了就动；"左"了准穷，穷了一定"左"。"
（镜头二）
99年。邓楠到大邱庄。
禹作敏对邓楠说："你问问你爸爸。黑猫白猫的理论还算不算数?"
邓楠说："我认为还算数。"
禹作敏说："你说不行，要你爸爸。"邓楠答："我爸爸退休了。"
禹作敏说："你爸爸的退休和别人不一样。"
后来，禹作敏又说："养猫是为了逮老鼠，现在的情况不是这样，有人摆弄猫是为了解闷，让猫服服贴贴地趴在他的腿上供他玩赏。......有人问我什么最难?我说跟形势最难。美国、日本的企业家都不如中国的企业家。因为他们都是两手抓经济，我们是一手抓经济，一手抓政治。譬如，为接待一批老同志，光"四菜一汤"问题我就研究了半天。吃饭时，最后一个菜是小葱拌豆腐，一位老同志说："你真是企业家，一青二白，回"去我们好说话。"临走送礼品，一人一袋子棒子面。我说："谁要谁举手，不举手不给，不然我有行贿的嫌疑。"结果全都举了。
干部的困难和风险，就是群众的幸福和平安。公安局和检察院曾查了我七个月，最后没有查出什么问题，说"你经得起考验"。我心想，哪有公安局、检察院老考验人的?
这就是禹作敏!
我们很难用衡量中国一般农民的套数来衡量他，而他又确确实实是一个标准的中国农民。他有着超人的气度和胆魄，有着无法纳其入流的"经济观"和"政治观"，更有着别人无法比拟的"怪异"的智慧和思辩。在大邱庄那片"领地"上，禹作敏不仅是一个"呼风唤雨"者，是那个大勃的"家长"，同时，他又带领全庄人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的现代"神话"大邱庄是个"谜"!
禹作敏就是这个谜的"谜底"!
在中国，城市和乡村是一个永远也说不完的话题。
有时候，当我们轻轻合上厚厚的历史典籍，心中便一下子涌现出种种奇怪的想法，甚至会想到，我们民族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农民希望进入城市的历史!
不是吗?
无论是陈胜、吴广，还是洪秀全、李自成，每一个农民运动的发起者所抱定的都是这样的决心；无论是商殃、李悝，还是王安石，又无一不是企图大力发展农村经济，从而缩小与城市之间的差距。
是的，除此之外，我们也确实有过文景之治，有过贞观之治，乃至康乾盛世，但又无一不是起于农村，而始于耒耜。就连今天的禹作敏，其实也仍然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好的注脚。
岁月缥渺如云，沧海已作桑田。遗憾的是，每一次揭杆都未能真正地使农民扔下手中的锄头，每一次政改也都只是族谱的再一次翻版。归根结底，是谁也没有最终解开维系在农村与城市之间的那一个"死结"。
而当漫长的夜色渐渐散尽，历史将一轮崭新的朝阳留给了20世纪的中国。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农村经济的腾飞确实是值得大书而特书的一笔，速度之快效果之明显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同时也令所有的黄头发蓝眼睛们所瞩目。但事实上，脚下这块只可立踞的土地早已无法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
何处是出路?
仰望城镇，户籍制度仍如一道通向天堂的门槛高高地矗立在以食为天的农民面前。为了摆脱这种窘境，已经从历史深处苏醒过来的乡亲们同时也开始了对自身的思索。由此，乡镇企业便应运而生，以星火燎原之势，旋即便覆盖了大江南（备忘录之九）
据《1983年中国经济年鉴》：
全国社队企业《今称乡镇企业》收入超过l亿元以上的县，l980年为l0个，l98年为l32个，l982年已经达到68个。遍布全国的社队企业数已达74万9干个，从业人数2073万人，工业总产值为646亿元，销售总收入达577亿元。在982年农牧渔业部评选的五个优质奶粉品牌中，有四个是社队企业生产的。那一年在全国同行业中被评为第一名的产品中，有山东掖县"泰山"牌毛笔、上海嘉定县光明灯头厂生产的灯头......也都是社队企业的产品。
据《中国农民报》984年4月2日报道：
1983年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缺西藏》有209个县的社队企业总收入超过亿元，收入超过1000万元的大队和公社有l80个；超过l00万元的大队有499个。江苏无锡县的社队企业总收入高达2．8亿多元，居全国之首。
据《人民日报》984年4月3日报道：
江苏省无锡县堰桥乡对乡镇企业的管理体制进行了全面改革，在一年之内便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与1982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74％。《人民日报》就此还专门发了题为《把"包"字引向乡镇企业》的评论。
（备忘录之十）
乡镇企业为了谋求自身的生存，一方面尽可能打破所有传统的条条框框的束缚，一方面又不惜一切代价给自己争夺市场。
1998年春节，辽宁省新金县杨树房服装厂接到了一位美国商人的订货，但美商要求该厂必须在三日之内拿出第一批西装样品，否则他就另请高明，将货单转让别人。
杨树房服装厂是一个乡镇企业，当时也正值春节放假期间。按照以往的惯例工人已经放假，工厂也就停产了，再大的生意也不揽。然而，眼下这是一位外商，如果成功了，对服装厂未来的发展又将是一个新的起点。怎么办?
领导把所有的干部职工请了回来，请大家来决定货单的事。让领导们出乎意料的是，往年一到年关人人争着回家，这一次却全部举手通过即使推迟两天过年，也要集中精力把样品拿出来。他们把这批样品的制造当成了工厂争生存、争发展的硬仗来打。
三天后，一排溜的小轿车开到了厂门口，省市外贸部门的领导和客商全来了。
在反复认真地看了样品之后，外商连声地说："OK!OK!"并当场签下了．6万件西装的合同。
一个小厂，从此走向了国际市场。
杨树房服装厂只是当时中国经济的一个缩写，只是乡镇企业奔腾不息大河中的一浪花点。
但也正因此，才使得农民通过乡镇企业的渠道从高高的门槛底下钻进了城市的流通领域，也正是这股从地下冒出来的势力，才在城市的面孔上增添了一丝新鲜的活力。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以每年高达30％以上的速度增长时，栖息在城市内部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却出现了连年的亏损，利润和效益在一点点地下跌，一张张挂在墙上的图表中的箭头，如血压表上放了气的水银柱有降无升。
国营企业的改革，已经是弓在弦上不得不发。
城市的全面改革，同样被农村经济改革推到了风头浪尖。（备忘录之十一）
1984年4月6日，全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在江苏常州举行。
会议指出：我国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由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开始，逐步向广度和深度发展，要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建立以城市为中心、领导周围县的经济发展的经济综合体。当前，试点城市要以搞活企业和搞活流通为重点，带动其它各项改革。目前城市改革的首要任务是简政放权。
中国的经济改革，终于在农村改革已经取得了卓著成效的基础上缓缓地拉开了序幕。
同年l0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阐明了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规定了改革的方向、性质、任务和各项基本方针政策，主要内容有：
．搞活企业是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体制改革的中心环。 2．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3．积极发展多种形式，进一步扩大对外的和国内的经济技术交流。
至此，中国的改革在农村和特区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功之后，又将希望的视野伸向了城市，引向了企业，引向了华夏大地上每一个生产和生活的场所，就像一面飘扬的旗帜，唤醒了所有有志于弄潮的中国人。
有道是，盛世出英雄。那个年代又的的确确是一个英雄"倍"出的年代，那个时代的天空也随之呈现出了一片片灿烂的群星。在这些璀璨的星座中，"南步北马"是其中最为耀眼的两颗。"
先说"南步"步鑫生。
与年广九和禹作敏一样，浙江海盐衬衫厂的厂长步鑫生，不仅因"借"NT改革的东风，从而使他在海盐成为"名人"，同时，他也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爱和世人的瞩目。
我们查到了983年月6日的《人民儿报》，在这张报纸的第一版刊登了题为《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步鑫生》。事实上，不仅是《人民日报》，几乎全国所有的大报都在那一天刊发了这一篇新华社播发的报道。在这篇报道的前面，是这样一段话：
新华社编者按：海盐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解放思想，大胆改革，努力创新的精神值得提倡。对于那些对工作松松垮垮，长期安于当外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企业领导干部来讲，步鑫生的经验应当是一剂治病的良药，使他们从中受到教益。
步鑫生的名字，从海盐县城走向全国，靠的就是这篇报道。
但包括步鑫生本人在内，全国几乎所有的读者，并不清楚这篇报道发表的背景，谁也想不到这个编者按竟出自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之手!
当时，新华社记者采写了这篇报道后，把它发在了《新华社内参》上。胡耀邦同志看到后，高兴不已，当即拿笔写下了上面一段话，并且建议新华社将其作为对外宣传稿播发。步鑫生是一个视事业为生命的人，他不但精明而且倔强。
也有着一种刚毅的性格。凭着这则报道给他带来的绝好机遇，摸准时代的脉搏，在此后的几年里，他按照自己的意愿将海盐衬衫总厂的名气越闯越大，效益也越来越好。
但是，好景不长，命运便将他带进了"滑铁卢"。
1983年，不知从哪里刮来一阵风，习惯子穿中山装的中国人一下子竞热起西服来。无论是哪一个城市，无论是哪一家商店，还是哪一方的农民，都以能买一套西装来穿为时髦。就在这时候，有人劝步鑫生将衬衫、西装、领带形成系列化，再增加一些衬衫的花色，从而更进一步地拓宽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