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上旬，喜报传来。经过近5个月的苦战，我军终于攻克颍川，曹睿军残部仓皇逃往许昌。
于是我决定率军进军关中，我在长安城东边十余里的一处营寨中，凝神看着帐中央摆放的那副巨大的地图，军师诸葛瑾伫立在旁。
我指着汝南道：“军师你看，这汝南夹在了魏军和我军之间，使我军南北受敌，动弹不得，自保有余，进取不足。如挥兵北上攻许昌，则魏军必然趁机而入，如攻小沛，要破曹休军的25万大军也并非易事。而且近日探马来报，曹休军小沛兵马有异动之象，可能对我汝南存有不轨之心。如此奈何？”
诸葛瑾捻须沉思道：“元帅所言甚是。眼下中原形势复杂，各方势力纠缠其中，何况我军从未在中原之地进行过大军会战，骑兵战力较弱，因此我军实不易在汝南方向主动出击。依我愚见，可下令汝南大军建骑兵、习马战，以为不时之需。
当前，魏军已经在洛阳积聚了十万大军，随时挥军西进，直逼关中。而回到了长安后的司马懿，丝毫不悔改他的所作所为，不仅马上将我的话放在了一边，反而从长安、天水两地组织了大规模的反扑，不惜一切代价地不断派兵攻打汉中，却被我军死死阻挡在关隘之外，逐一消灭。
经过数月的消耗，到了200年9月，西凉军在长安、天水两地仅余下两万余人，而我军经过不断招兵买马，在汉中已积聚了6万部队，粮草、装备都极为充足。
形势已经很明朗了。
但现在我要考虑的却不是长安的西凉军了。在我的眼中，仅万余人的长安城已经是唾手可得。我的眼光已经越过了长安，望向那积聚着魏军十万铁骑的洛阳。
攻下长安后，以我弱小的兵力如何能够抵御那在中原所向无敌的劲旅的攻击？更何况可能还要同时面临西凉军来自安定、天水等地的反扑。
正当我犹豫不决的时候，军师诸葛恪轻轻走到我的面前：“元帅定是为了长安之事在苦恼吧？”
见诸葛恪问起，我叹了口气：“正是此事。眼下长安唾手可得，但一旦占据长安就要面对曹睿的十万雄师。不取，实在是错失良机，取之，却实是难以抵挡。不知永年有何良策？”
诸葛恪狭窄的眼睛中闪烁着精芒，小声但坚定道：“元帅一向心忧天下，立志扶助齐王，成为一代圣主。如今能入长安，得偿所愿，如此好的机会，我主为何犹疑？难道要让那曹睿小儿进长安不成？如此，以曹贼之奸，势力之强，又zhan有关中之利，则天下危矣，帝国危矣。届时，我主又有何良策可以拒之？”
听了这番话，我犹如醍醐灌顶一般，起身长揖到地：“全赖元逊教我，否则伯言定会痛失良机，遗恨终身了。如此我决心已定，出兵长安，然后迎齐王孙和来长安，并以关中作为孙和的基础。”
随着我一声令下，汉中大军齐出，以张远、陆抗为主副统帅，直逼长安。大军先后粉碎了西凉军姜维等部的零星抵抗，到了11月底，已经将长安城围得是水泄不通。而此时，洛阳的魏军也已经逼向了长安东边的潼关，情形万分危急。
我一面下令大军抓紧攻城，一面接受军师诸葛恪的建议，命庞林、杨仪等人不待长安攻陷，先行绕过长安城，在长安以东的路口修建三座箭塔，前面以土垒相隔，以防曹睿西进。
帝国16年初，我军终于攻占了长安，司马懿和姜维率残部仓皇逃往安定。
仅仅一线之隔，就在我军刚刚完成长安以东的防卫工事时，此时的魏军也已经占领了长安东部的潼关，派出了大军直袭长安，正好被我军所设土垒所阻，随后被三座防御箭塔射的人仰马翻，不能寸进。
我率领大军进入长安城，首先派人回建业去迎孙和来长安。
当两人相见，我听说来的时候孙和被西凉军的士兵所阻时，孙和潸然泪下，口中叹道：“真是难为元帅了。我帝国有元帅在朝，真是大幸啊。”
我俯身跪拜在孙和身前，大声道：“请王爷放心，司马懿这等乱臣贼子，我定会一一清除，还我帝国万里河山，助吾皇兴我帝国。”
孙和走下宝座，扶起我。想起帝国和孙权前些年所受的屈辱，我们俩不由抱头痛哭起来。
也许，在这一刻，没有王爷，没有臣子，有的只是帝国屈辱的过去和未来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