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得很明白吗，努尔哈赤根本就未打算入主中原，吹鼓手们唾沫横飞中高赞吾湟湟大清太祖时即有囊括四海之志，实在说笑啊。相反，万历纵有千般错，养虎也成患，却不能担亡国之主责，原因很大部分也在于此。接下来的事情就能理解了，努尔哈赤一把火烧了广宁城，然后将前后拿下的辽西40余座城堡的军火粮食饷银物资及未逃入关内的所有民众，都给拉回了辽阳（当时后金都城）。
到手的土地都不要，不管出于啥原因，也是短视的，更是大大的失策，后来明清（后金）相争20余年的主战场即在此。老努要是早守着，哪有后来那么多事？
回头再看明之经抚两位大人，王化贞并未做那忠贞之士，孙得功迎敌前，先从广宁撤了，南逃途中遇到熊廷弼，遭至一番冷嘲热讽后，两人不得不合计，下一步该怎么办。王化贞建议收拾残兵固守宁远（今辽宁兴城），熊廷弼不同意，带领数十万溃逃军民入了山海关，等于把关外之地全部送给了后金。于是，熊与王全成了丧师失地又未杀身成仁的败军之将，人格不如袁应泰，罪责实也难逃，结果两人都被下狱论死。
广宁之败，王化贞固然有责任，战前大语连篇，战时又无良策，内部有谋叛不知也就罢了，待叛乱刚起丝毫不作应对便惊慌弃城而逃，哪有一点坐镇一方统帅的样子？是“雄”还是“熊”，关键时刻方才知呀。熊廷弼也难辞其咎，责任一点也不轻。经抚失和在前不假，但生死存亡之即，如果一把手心胸能宽阔点，抛弃前嫌带着人马进入广宁，与王化贞合力共守，与敌有得一拼，起码不会出现开门纳降这样的事吧。
尤其广宁失守后，关外还有锦州、宁远等多处城堡，自己都没见到敌人啥样呢，便也一路逃入关去了，尽丢关外之地。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人家努尔哈赤仅仅到了中左所，宁远都未去呢，便掉转头走了！
纸上谈兵终究易，疆场操兵方知难。熊廷弼不仅有责，也能看出他并非实战高手，作为最高统帅，与敌打了一仗，竟未见过敌一兵一卒，本身就说明问题了。至于军事之谋，他一直坐镇距广宁40里的右屯，遥控指挥战斗，何曾有高人一筹的地方？还不是一个败？临危之际更没见着英雄本色，比起袁应泰的气壮山河，慷慨赴难，他与王化贞皆惭愧也。真不知后人为啥要狂贬王猛褒熊？两人五十步笑百步罢了，更不知凭什非要把魏忠贤也拉进去？搞成一切都是阉党惹的祸。当然最后两人命运的不同，是与魏忠贤有很大关系的。
东林党人与魏忠贤斗得越来越激烈，究广宁之失也成了其中一个课题，熊王二人必然卷入。熊廷弼入狱后，也曾向魏忠贤求情，愿送四万两银子换一活命，魏忠贤也答应了，可熊廷弼清官一个，短时间凑不起这笔巨款，一下惹恼了魏忠贤，好啊，明明就是有意诳我吗，提前斩了得了。魏忠贤固然不是个好东西，但熊廷弼死也不能算冤枉，只是弄了个传首九边的下场，还是太惨了点。王化贞更是个聪明人，本附东林党，一看魏忠贤胜利在望，又马上转弯，投靠了新主人，关了监狱，却没处死，后于崇祯五年（1632）才被拿下了项上人头。
得失参半孙承宗
广宁战后努尔哈赤的“不思进取”，客观上也让明与后金步入了一个战略相持阶段，辽西成了双方的缓冲地带，山海关并无真正的危险。不过旁观者清，当局者迷，一路惨败之下，朝堂之上畏金如虎，大臣们难用平常心看待之也能理解。于是辽东经略成了汤手山芋，谁也不敢去接了，廷推解经邦，解坚决不干，被削籍处分了事；再推王在晋，又是苦苦推辞，因怕步了解之后尘，才勉强答应。看看朝堂之上都养了一帮什么人？平时指点江山意气风发的东林党人呢？就知道指责别人，自己干吗不去试试？
王在晋就任辽东经略没几天便被拿下了，根本原因是辽东战略认识问题造成的。他力主全力守卫山海关，只在关外八里铺筑一重城，与之互为依傍，反对再往前深入拓地建城驻防。对其手下部分人为先锋的向宁锦推进的主张，他是这样认为的“然必有复全辽之力量而后可复广宁，必有灭奴之力量而后可复全辽，不然虽得之必失之。启无巳之争，遗不了之局，而竭难继之供。故职之亟亟守关者，非以关门自画也”（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十一）。
内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孙承宗赴关外考察了解一番，结果并没有支持王在晋的主张。天启二年（1622）八月，天启召见孙承宗听取边事后，决定改任其为辽东经略，用如此高级别的朝臣担任此职，前所未有啊，足见朝廷对辽东的重视。
观天启一朝，不仅魏忠贤整个都被后世妖魔化了，其实细观很正常。也是呀，这人不管是干吗的，走极端的毕竟少数，一般都是很正常的人吗？又怎会作出不正常的事呢？就看这个天启，历史上被丑化成什么样子了，差点成了一无是处的白痴，可这召见并重用孙承宗之举，也不像呀？其实凡天启朝重大事件，都能看到天启的身影，还都是他最后的决策，有些可能是魏忠贤孤假虎威所致，有的如这次肯定就是天启本人所为了，后人对天启的棒杀当有过大之嫌。
孙承宗上任后，大力整顿山海关内外防御体系，经过三年努力，修复了9座大城、45座堡寨，练兵11万，建立12个车营、5个水营、2个火营和8个前锋后劲营，拓地400里。尤其营筑了宁远城，并以此为中轴，构建起完备的关宁锦防御体系。他的总方针是：“总之以修筑，因辽山以策应，因辽海以守土，因辽人以养人，因辽土以斟酌远近，分布控扼”（见谈迁《国榷》卷85）。应该说孙承宗做得这一切，为以后二十年关外抵御强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不愧是一个优秀的总参谋长，但他和熊廷弼一样并不擅长实战，而这才是一个军事家最需要具备的吧。
很多东西往往都是双刃剑，孙承宗关外战守之策，有利也有弊。这么多城堡建起来，那么多士兵养起来，需要大把大把银子的。天启三年（1623），工科给事中方有度就上疏言及这一问题（《明熹宗实录》卷36），颇引人深思。
山海关内外10余万兵马，年耗费军饷400万两，加上周边因辽事增兵所需120万，共计520万，这是什么概念呢？过去辽东一镇军饷仅52万，而整个北方九边重镇，天下正供军饷也才340余万，即使因辽事加派到485万，如全部用于此，也有35万的缺额呢，差距何等之大！真是“竭天下之物力供一隅”了。明廷疆域这么广大，边防之患怎么可能就此一处？山海一带欠饷不可避免，每年竟达162万！难怪兵变不断发生。
而这还不包括营筑那么城堡的花费呢？加一起那不吓死人？明廷的财政已够紧张了，因为辽事，万历四十六年（1618）就不得不增收辽饷来应急，如此民众负担更巨，社会矛盾更大也。
当然要是值无可厚非了，关键是不是呢？宁远这样的重城不用多言，可那众多的堡塞，战时没几个有几个能起到作用？强敌每次打过来，都是一碰即碎，毫无防守能力，就那还 翻来覆去修复，又派兵驻守，耗费的可不是小数字啊。
还有那关宁锦防线，有必要向关外推进四百里，与后金前沿遥相对应吗？如果仅是防守，宁远与觉华岛互为犄角，扼住河西走廊咽喉之地，距关也有200里，足矣，再往前不如形成一个无人无粮的真空隔离带。否则，一直推进到敌人边防阵地跟前，无形中也给人家一个信号，你不甘于现状，还想有所为。客观上也诱发人家来打你，以后好几次宁锦一线的大战，都有这个因素在里面。
其实孙承宗就有“徐图恢复”之意，关宁锦防线明为防实藏攻也。明廷也不甘心辽东故土丧于敌手，五年后崇祯上台听袁崇焕说五年可复辽时还大喜过望呢。问题是你有那个能力恢复吗？明军与正处勃兴之际的八旗铁骑相比，差距太远了，根本不是对手，不自量力轻浮冒进，只会招来更惨痛的打击，当年南宋北伐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吗？
打不过人家，就别惹事，老老实实在家呆着，卧心尝胆一番，待势而发岂不更好？明军最需要解决的是如何提高战斗力，还不如把最大精力与投入放在这上面。只要拥有一支强大军队，以大明之宏大规模与战争潜力，局促于辽东的满洲人又算得了什么？从这一点看，王在晋的思想有一定道理，只是过于保守了，明军前沿放在宁远更为合适些。这个重镇只到二十年后吴三桂主动放弃，面对强敌轮翻轰炸，却能始终屹立不倒，大明旗帜高高飘扬，足够证明一切了。
孙承宗任上，后金因努尔哈赤的战略问题并未来攻，相反他到攻了出去！当时明军与后金隔着大凌、三岔两河相持，位于三岔河东岸的耀州算是后金的最前沿，并没有多少驻军。天启五年（1625）年十月，孙承宗与手下第一大将山海总兵马世龙谋议，派兵夜袭耀州，结果招至柳河之败。这一出击不管何种原因，都极端愚蠢，就是侥幸拿下，迎来的也将是同样的命运，后金的无情打击。两个月后，近四年没有攻明的努尔哈赤又大发兵而来，岂能与此无关？
且说败讯传到明廷，孙承宗旋即遭到言官们的交相参劾，圣旨也严厉切责，于是自请而去，告老还乡了。一般天启一朝所有屎盆子都会往魏忠贤身上扣，这次也不例外，说是魏忠贤再陷忠良，才导致孙承宗不得不离开，言词切切，证据凿凿。无意为此再多论了，只想问一句，孙承宗能在辽东干三年多又是谁的功劳呢？
时艰方显英雄色（上）
接替者高第堪称天启一朝辽东经略任上最差的一个了，因前有柳河之败，上任后竟在没有敌人入侵的情况下，决定撤底放弃孙承宗若心经营三年多的宁锦防线，改守山海关，别人怎么劝都不行，他就是一意孤行。这叫什么事儿！是正常人都不会这么去做，乖张得都不敢让人相信，也许另有隐情，或事实本非如此？
王在晋在《三朝辽事实录》中曾记载：“……由此以东如锦州城大而朽坏，松山、杏山、右屯城小而低薄，皆前锋游哨之地。夏秋无事防护屯种，入冬遇大敌则归并宁远以便保守。自岁前闻奴欲犯右屯，即行该道镇严为提备，腊月二十后道臣袁崇焕来关城面议甚悉。以时势论，守四面之城易，守数十里之长城难。臣非敢急关门而缓宁远，以宁远之守着预定而不忙，关城之守着新议而未定也”。由此观之，高第只是把宁远以外的地方放弃，而且已经得到了后金将攻右屯的情报，可能这才是历史的真想。不过王在晋与袁崇焕们搞不到一起，很难凭此便推翻公认观点的。
还是让我们紧跟着往下看吧，有一个人即将大放光芒了，他就是袁崇焕！当高第下令关外各城堡尽撤后，只有他宁前道袁崇焕竟置国防部长级帝国最重要军区司令员命令于不顾，坚守宁远，誓与之共存亡也。
袁崇焕（1584-1630），字元素，祖籍广东东莞，出生广西藤县。万历四十七年（1619）进士，恰是萨尔浒大战的那一年。自踏上仕途起，就很留心辽事，尝以边才自许，还曾“单骑阅塞”，一个人骑马至山海关外查看了解情况，回来后说： “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
天启二年（1622），袁崇焕被破格提拔为山东按察司佥事、山海监军，第一次来到辽边就职，时任辽东经略的王在晋对其很赏识，委以重任，但在如何防守山海关的战略上，袁崇焕却不因私人感情及下属身份，便唯唯诺诺。他不赞同王在晋于山海关外八里铺再筑一重城的想法，提出于关外200里的宁远筑城坚守。那时他还只是个五品佥事的官儿，却敢为了实现自己的主张，两次越级向首辅叶向高奏告。足见他的性格为人，勇于任事，敢于冒险，胆略过人，个性十足，这样看他能在宁远做到抗命孤守就不足为奇了。
孙承宗支持了袁崇焕等（不是他一人）的主张，以后宁锦防线的大营造，袁崇焕也是最重要的参建者之一。宁远于天启四年（1624）筑成后，袁崇焕与时任山海副总兵的蒙古人满桂共守，另有建宁完者游击祖大寿、当时山海总兵马世龙及驻前屯拥总兵衔的赵率教，皆为以后大明国之栋梁，也都是孙承宗重用起来的。老孙确实贡献很大的。
高第上任后主撤，袁崇焕坚决不从宁远退，豪言：“我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我必不去”（周文郁《边事小记》）。高第也没辙，只好随他去了。一般像高第这样非正面人物，都是被列入阉党范围的，但与之争锋相对的袁崇焕，不仅未遭殃，反在两个月后（十二月）提升为按察使，官居正三品了，不知道那些狂贬魏忠贤的人怎么解释这件事？
天启六年（1526）正月，四年不在宁锦开张的努尔哈赤，亲率13万大军，号称20万，向着宁远杀奔而来，狂风骤雨降临了。所为何因，没有明确记载，当与两月前明袭耀州有关，且有塞外野蛮之族侵掠杀戮之本性使然也。老努开衅大明以来，所向无不披靡，岂把袁崇焕和这宁远城放在眼里，只要俺大军一到，还不马上成为盘中美餐？哪里想到哟，这次终于遇到了对手！
时艰方显英雄色（下）
强敌入侵既晒怯小之徒，更催热血男儿，袁崇焕壮怀激烈，宁远城凛然而立，仰天一声啸，扬眉剑出鞘，携手已任总兵满桂、参将祖大寿等，带领仅万余人马，凭坚城，用大炮，竟然打退了不可一世的后金铁旗！努尔哈赤也中炮负伤，愤恨而归，八月十一日逝于沈阳，没有确切记载，当于宁远城下受挫有关。
想那努尔哈赤24岁（本文所用年龄皆周岁）起兵，43年来所向披靡，哪曾想知天命之年，亲率举国之力却挫于尚不知名的宁远城下，还是被一个更不知名的白面书生击退，67岁的人啦，怎能咽下这口气？《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就这样记载：“帝自二十五岁征伐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惟宁远一城不下，遂大怀忿恨而回”。这下可好，伤势不轻，心情又差，年龄也不小了，等等诸多因素一交集，撒命而去也是正常。
其实宁远一战，纯粹从战役看，算不上一场真正的大捷，后金只是攻城不克而退，并没有被打败，还分兵指向觉华岛，关外明军重要的后勤基地，与宁远30里相隔互为犄角。明军一战大败，岛上士兵与民众各7000余全被杀戮，8万余石粮秣与2000余艘船只也被焚烧一空，损失至为惨重。
但联系当时大势，对大明又绝对是一场最能振奋人心的空前大胜。自萨尔浒惨败以来，后金在辽东攻城拔寨犹如探囊取物，明军哪有丝毫还手之力，士气降至最低点，剽悍八旗成了不可战胜的神话，朝野上下一片惊恐慌乱，辽东经略之位竟让大多朝臣畏之如虎。恰于此时，袁崇焕却能取得以弱击强，打退后金倾国之师的骄人战绩，怎能不是一场大捷？就是后金，心理上也会发生很大转变的，瞧瞧吧，以后不要太嚣张了！
所以当宁远捷报传到京师，全城欢腾，官民皆庆，天启下旨：“此七八年来所绝无，深足为封疆吐气”！袁崇焕因功升任辽东巡抚，加兵部右侍郎，而那个所谓阉党高第则被罢官撤职，这一切可都发生在魏忠贤已全面掌控中枢大权之时呀，那时他的个人崇拜也达到巅峰。
袁崇焕，过去争议很少的悲壮大英雄，现在大众对他却有点褒贬不一了，站在各自立场，都有一定道理，后期的他确实表现一般（以后细表），错误连连，但宁远一仗及后来的宁锦之战，其功绩是抹杀不了的，堪称明与后金（清）交战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从此明在关外不再丧师失地，而是进入双方战略相持的阶段，直至明亡，而那就是以后要讲到的更为复杂的问题纠合而成的了。
不错，守住城池靠的并不是啥奇计巧谋，无非凭坚城用大炮，且有孙承宗三年苦心经营在前，红夷大炮威力无比在后，满桂、祖大寿等英勇杀敌相辅，但如果没有三军统帅袁崇焕的亮剑精神，那种在满洲铁骑下几近崩溃的仓惶败逃中，敢于逆风而行独守宁远孤城，誓与不可战胜的军事巨无霸斗一斗的英雄气慨，胜利又从何谈起呢？又怎能不让人对他击节赞叹呢？凭此，足够也，关键时刻有几人能做到？
倒是有一点需要再提及，那就是红夷大炮。袁崇焕能守住城池多亏了这一东亚当时最先进的武器，而他与袁应泰同是慷慨英勇，命运却皆然不同，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它，此袁有彼袁无也。
明军向来重视火器建设，孙承宗编练的一个标准军营火器配备，现在看都让人大吃一惊，这是400年前的中国军队吗？印象中士兵不是拿着大刀长予的吗？200年后鸦片战争中的清军，装备也不能与之相比呀？但事实的确如此。全营6627人，竟配备鸟统、三眼统等1984支火枪，平均每3人就有一支，各种火炮也达到344门（包括佛朗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配备呢？数量之大，兵器与人员之比，就是与当时最先进的西欧军队相较，也毫不逊色。
为了对抗东北强敌，大明自然把最先进的火器放于辽东战场。据统计，万历四十六年（1618）至天启元年（1621），发往广宁前线的各种火炮竟有22144门，何等惊人的数字！遗憾的是明晚军事科技发展的速度慢于西欧了，当人家已经可以凭着“高科技产品”，打败最勇猛的骑马射箭的野蛮力量时，明军却还在过渡期徘徊，加之制度的败坏、军队的腐化与训练的缺失等，前期与后金的战斗，面对人家骁勇铁骑的冲击，并未能发挥多大作用。
怎么办？自己一时半会还不行，那就看看外面的世界吧。在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大力倡导下，从泰昌元年（1620）至天启五年（1625），明廷先后从澳门购买了30门葡萄牙制造的新式火炮，称其为“红夷大炮”，京师留用18门，炸毁1门，另有11门调往山海关，被袁崇焕放于宁远城头，结果抗击外侮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一门大炮还被明廷封为“安国全军平辽靖虏大将军”。
火器！先进的火器！宁远一战当应清醒地看到，明军远逊敌人的战斗力绝非三两日就能改变的，只有火器才是大明军事上寻找败敌的突破口啊！文明之族就要拿出文明的优势来，骑马射箭干不过你，咱大力发展火器呀，早已不是宋朝那会了，晚明完全有可能的。其实明廷也在努力去做，没想到5年后的一场兵变（以后细表），却让这一切毁于一旦，怎不令人痛心万分！
和战扰扰终去职
努尔哈赤逝后，接替汗位者是他的四儿子皇太极（1592-1643），这可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堪称大清（后金）历史上最杰出的领袖，17年领头人干下来，文治武功皆辉煌，是大清日后入主中原的真正奠基人，当然也离不开他的老朋友老对手崇祯的鼎力相助了。关于皇太极，以后讲崇祯时再细表，这里先来说说紧跟而来的袁崇焕与后金的议和及关外又一场大战。
议和之词，猛一听很突兀，其实挺正常。努尔哈赤不仅未打算入主中原，还想积极与明议和，并通过蒙古人主动向明廷转达过这个意思。王在晋在《三朝辽事实录》就提过：“先是奴酋托西虏根根儿通禀乞和，晋甚恶和字”。皇太极在给袁崇焕的书信中，也曾表示，父汗往宁远时（就是上次的征伐），曾向明廷致过书，希望两国和好，却一直没有得到答复。继承者说的话，总不能不信，却相信那些吹鼓手们吧？至于皇太极更是一生致力于两国“和谐共进”的，这以后再细说。
袁崇焕呢？虽然打退了努尔哈赤的进攻，但他却深知与人家军事上的巨大差距，想法还是很务实的，主张“守为正著，战为奇著，款为旁著”，对议和赞同不排斥，甚至很主动。他得知努尔哈赤死讯后，即派人赴沈阳吊唁，实际上也就拉开了两国议和的帷幕，皇太极自然也给予积极的回应。
和吗？也是一种斗争的策略，双方自然有其它意图。袁崇焕就乘和谈加强了宁锦防线建设，抓紧修复宁远战前放弃的大凌河、小凌河、锦州等城堡；皇太极据说也借着后顾之忧的消除（完全没必要），打了一次朝鲜迫其臣服，但双方和谈应该是有诚意的。朝鲜战役结束后，皇太极仍在积极和谈，并未结束呀？袁崇焕同样是，这从他以后崇祯朝再被起用时仍主议和便能看出。双方于是你来我往，频繁交涉，最后却是不了了之。
明廷向来对议和都有一个心理负担，深怕重蹈宋金议和的覆辙，那可是前代留下的血淋淋的教训啊，所以朝堂之上反对议和的大臣还在多数。袁崇焕初与人家议和时，是否向朝廷汇报过，颇有争论，《明史》中说没有，《明熹宗实录》中却说有，姑且不论吧。反正议和启动后，群臣反对者众，皇太极进攻朝鲜也给他们提供了口实。看看谁让你和的？让人家没有了后顾之忧，乘机斩断了原是吾大明的一支臂膀（没斩时朝鲜又起过什么作用呢）！更可恨的后金打朝鲜时，你袁崇焕竟不乘虚而入直捣虏穴，坐失灭敌良机呀（坐而论道，明军有那个能力吗）！天启呢？先同意后反对了，这应该是和议未成的首要原因吧。
和一停，战跟着就来了。天启七年（1627）五月，皇太极发动了宁锦之战，确切原因只能问人家本人了，大致揣测其中可能有：对一个崇尚武力的民族，新立帝王需要立威于疆场；对袁崇焕修复城池向前推进的反应；野蛮之族掳掠的本性等等吧，反正没有占领宁锦的想法，以后的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
皇太极先攻锦州，总兵赵率教与副将左辅、朱梅及监军太监纪用等率兵固守，不克；再攻宁远，袁崇焕、总兵满桂及副将祖大寿、尤世威等力保，又不克；复攻锦州，还是不行，历时24天无奈而退。大目标一个没捞着，算得上一次失败，但能在别人的地盘上纵横驰骋，摧毁了大小凌河、右屯、塔山等十余座城堡，收割了地中田禾，具体战斗也持战略进攻姿态，又不能算是真正的败仗，性质与老爸上次差不多。
明军此战与宁远那会儿也一样，更多仍是精神上的胜利，不过在战斗力远逊敌人的情况下，能英勇顽强地把重镇守住已经很不简单了。满桂、尤世威等还能率兵在宁远城下，与看似不可战胜的敌军打野战，虽未取得什么骄人战绩，其勇其壮尽现也，保家卫国太需要这种精气神了。赵率教更应大书特书一笔，是他领衔守锦孤军奋战，却让皇太极两次攻城受挫，其功绝不逊于宁远的袁崇焕啊。
宁锦城下让敌受挫，对当时明军来说用“大捷”二字绝不为过，因此捷报传至京城，又是一片弹冠相庆，不过紧跟着却是袁崇焕黯然辞职。原来上次议和之事，遭至廷臣非议，已为结局留下很大伏笔。这次宁锦之战再获大捷，可袁崇焕本人却又遭到攻讦，说他不援救锦州，暮气太深。不能说没有一定道理，袁崇焕援锦确实没有尽力，赵率教完全孤军守城，可是全力去救又如何？以后的松锦之战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满洲人就怕你不来打野战呢，来了最有可能的结果便是全军覆没。那些廷臣们懂得什么？只会逞口舌之能。
袁崇焕离开了辽东，回了老家，只能讲官场太过诡谲，看看他的前任，有谁做到了全身而退？位高权重如孙承宗者，还是帝师呢，不也攻讦之下请退而去？可以痛骂朝政腐败呀什么的，但不要又扯上阉党，好象非黑即白似的。袁崇焕获得大提拔，取得大功业，都是在魏忠贤全面压倒东林党人之后，干吗只看想看的，却把这些给忘了？他与被划为阉党行列的督师王之臣闹矛盾时，魏忠贤掌控的朝廷起初也是支持他的，还把王之臣调了回来，让负辽东全责呢。何况魏忠贤个人崇拜达至巅峰时，全国各地为他所建生祠中，也有他袁崇焕的一份功劳。
即便是魏忠贤整了袁崇焕，和其他官场之事有不同吗，何必非要帖上一个标签，魏整人就一定是用心险恶，迫害忠良。照此论断，崇祯还杀了袁崇焕呢，应该怎么看呢？这样说，绝不要给魏忠贤翻案，更不会认为他没有做过坏事，只是觉得没必要另眼看待一个人，就因为他是太监却掌权了。
天启七年（1627），是一个大事频发的一年。这不，辽事才告以段落，宫廷之中就发生了天大的事来。
新帝闪亮来登场
这一年八月二十二日，年仅22岁的天启帝驾崩了。两年前，一次乘龙舟游玩戏水时，不巧风起翻了船，跌入水中的天启虽被救起，却呛水受惊患了病，原来就虚弱的身体更是每况愈下，短短时间便撒手而去了，这是七年来大明逝去的第三个帝王。
接下来，谁会继承大统呢？这可是帝国头等大事。国之君选拔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国之命运啊，你看隋炀帝，一人就能毁灭一个超级大帝国呢。
天启有三子，全部早夭，没办法，只好从弟弟们当中选了。老爸光宗生了七个儿，长大成人的除他自己，还剩四弟信王朱由检（（1620-1644），年方17，唯一的合法继承人，没什么异议的，皇位只有他坐了。
就这样，朱由检很幸运地荣登大宝，年号崇祯，谥号明思宗（1627-1664在位）。不过皇位可不是轻易坐的，旁边还有一个看起来权势熏天的九千九百岁呢。按照史家记载，我们的崇祯同志，少年老成，临危不乱，刚毅果敢，不动声色中两个月即把老魏撂倒了，开创了一个崭新局面（可惜短暂了些）。
崇祯确实坚毅之人，即使他最后失败了也要承认，除老魏也显露了他的气魄，决非庸碌之辈，胆量勇气俱佳，但不能就此说他是何等英武。为啥？细看整个过程便知。崇祯是当时唯一合法够格的继承人，当皇帝也是老哥钦点，皇嫂张皇后坚定支持，名正言顺的。
谁与他争，谁就是叛乱，这样的威慑力不小呀，所以史书也载，老魏找他的亲信锦衣卫都督田尔耕和兵部尚书崔呈秀，密谋造反（哪个说出去的），结果两人都不敢答应。这事是真是假，不好说，即使真的，也只能说明老魏的势力，远不象我们渲染夸张得那么强那么硬。
本来就是吗。他老魏，前面已讲过，整个一被极端妖魔化的人，实际上权力再大，飞得再高，也在天底下，绝非东汉、唐时的太监，只是天启不理政（当然老魏为此也搞了点阴谋诡计），又有客氏（很关键）为强大后盾，才让他一步步专了权。要是天启这个天跨了，他还有几斤份量？还能往哪飞？
其实说老魏想造反，真有点勉强，事实是如此关键时刻，他更多表现的是缴械投降，看看崇祯能否象天启一样被迷惑，能否去讨崇祯的好，就在形势一步步明朗化了，山雨欲来风满楼了，他仍在被动等待，仍在侥幸崇祯能听天启的话（天启驾崩前曾要求过），善待他魏忠贤。
政治斗争何等残酷，老魏也不想想，以你的情况，架到火上岂能不烤，妥协侥幸有屁用，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啊。看来老魏哪是什么狠毒老辣之人，大智大勇之辈，不要把他想得太复杂了，讲得太权诈了，他没有那么大的能量，更不是精神病患者，偏执狂什么的，当权时非要把王朝往火坑里推（这对他有啥好处吗），充其量个人崇拜玩过头了，真论对王朝的危害，也绝不比东林党们大，说到底就是一层窗户纸，捅破了什么呀！
崇祯除掉魏忠贤，如果说对王朝有益的话，更多是道德风气层面的。既然那个时代人们的标准，以太监当权为纲纪的败坏、道德的沦丧，那象老魏这样连生祠都建了让人拜的太监，打倒他岂不大快人心，为振奋民心改进政风开了个好头，为崇祯大展拳脚起了个好步吗？
何况咱崇祯同志又是个理想远大、目标坚定之人，一心要做那重振大明的中兴之主，思想品质作风也更有一代明君之范。即位一十七年，事必躬亲，苦撑大局，戒奢求俭，励精图治，宵衣旰食，呕心沥血，就连帝王最易犯的声色之病，也与他根本沾不上边。
至于崇祯是否最勤政的帝王，不好说，起码有明一代，能与他比肩的也只有他的老祖宗朱元璋了，什么嘉靖、万历、天启们，天地之别也。有说他一天只睡两个小时，夸张了点，但年年天天鸡鸣而起，深夜不寐，全身心放在革命工作上，以至少年白发已鬓肩，史上有几个帝王能做到？
还有人家的极端俭朴，穿破衣，用旧具，可不是天性吝啬啊；人家的不近声色，罢宴乐，离娇娘，可不是生理不正常啊，全都为了大明的社稷江山。唉，想那万历要有崇祯三分之一精神，大明岂会在他手上坠落？毫不夸张地讲，能把勤政、俭朴、禁色还有严谨集于一身，华夏史上历代帝王崇祯是唯一了，加之最后的结局，怎不让后人对他再多一份同情与好感呢。
只是想干好与能干好两码事，干得努力与干得出色也不能混为一谈，岂能有追求有奋斗，就抵消没干好的责任？同情不能代替反思，好感不能放弃检讨。对崇祯这样的国之领袖，仅有态度、精神、拼搏等还远远不够，关键要看能力！特别是时势危艰中驾控复杂大局的能力！
崇祯的开局还不错，那就让咱们接着往下看一看，瞧一瞧，他是否真有那个能力，实现大明的中兴吧。
形势不愁战略忧
其实说到时势危艰，以后才逐渐形成，崇祯刚继位时并非如此。前文说过，帝国败亡原因再多归纳于最终的表现形式，不外乎三种：外患、内乱或两者兼顾。当时帝国内部这样那样的问题确实不少，但从以后发展态势看，所形成的唯一导致败亡的事件，就是陕西于天启崇祯交替之年（1627）爆发的民众起义（以后细表）。起初规模并不大，又局促黄土高坡西北的一块穷乡僻壤，好象也翻不起啥大浪。
帝国自创建尤其近百年来，民变兵变发生也不是一件两件了，高层们是有那个承受能力的，况其它地方还是较安定的吗。京畿心脏之地、江南最大财赋基地、中原兵家必争之地等等，都没什么大问题吗，怕它作什？崇祯就像群臣们一样，并没有太在意，他的目光更多放在另一个地方～辽东，那里有个最强劲最危险的敌人～后金。
萨尔浒大战以来，大明迅速经历了三年的大溃败，强敌面前，不堪一击，辽东稀里哗拉便丢掉了，辽西本来也是拿不住的，隐然有崩盘的迹象。经过几年辽事的锤炼，明之防御能力有了一个大提升，山海关外也逐步构建了比较完备的宁锦防线，后金再欲砍瓜切菜般打过来已不可能了。宁远、宁锦两次大战就很好地证明，明军打野战硬碰硬仍有点菜，凭坚城用大炮没问题啦。穿过河西走廊，再破山海关？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啦！
只要长城北边的蒙古人（以后细表）还能保持民族最后的独立与尊严，那后金也不可能撇开山海关这条防线，另辟蹊径入中原的。当时来看，蒙古人还能守得住底线，可以对他们有所期待（没想到变数会来得那么快）。如此，帝国还怕什么呢？两宋的悲剧应该不会重演了，何况强敌根本就没有这个打算呢？
前文已经提过，后金哪想过亡明？不要说中原了，就是辽西直到山海关之地，努尔哈赤也没想过要呀？搞定都主动放弃了。广宁战后（1622）双方能进入一个战略相持阶段，明军也有机会弄条宁锦防线，关键就在于此。努尔哈赤已经很满足占领辽东，无意再继续下去，也想与大明议和，而皇太极更是如此（以后细表），还始终不渝呢。
可咱大明“太不好说话”了，曾正告努儿哈赤：“当乞降，降则还我辽东土地、人民及诸叛臣，乃题请，不则惟有剿耳。揭达阁部不敢闻，乃奴中叛臣阻之事遂寝”（王在晋在《三朝辽事实录》）。这样的条件，后金自然不会答应了，叛降后金的明人乘机百般阻止，最后作罢。新任大汗皇太极与袁崇焕天启年间议和未成，也是明廷不同意，根子还在辽东上面。
看看，大明要是能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正视辽东已被人家牢固占领、军事上更远逊对手的现实，不去想那些不切实际的东西，后金不是愿意和吗？好啊！跟他们谈，即便暂时受点委屈，有什么关系？卧薪尝胆，以后再让人家加倍奉还就是了。先争取时间，集中精力办好自家的事，好多问题呢，想中兴大明，不解决可不行呀。
陕西不是有民众造反吗？还不算很严重，但绝不能小瞧，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全力为之，要是与后金和议签了，帝国最精锐的关宁铁骑也调过来，他们还能像事实上那样走向山西，走向中原，乃至走向全国？当然平息之后，是要好好找一下问题症结之所在，老百姓是最听话的，不到走投无路时，谁会扯旗反？
攘外必先安内，崇祯你还年轻得很，有的是时间，把国家整得上个台阶后，再来收拾东北局势也不迟啊。大明毕竟是一个规模宏大又具有历史底蕴的大帝国，虽然走了下坡路，比起原200年臣民刚叛离的建州女真（后金），疆域、人口、经济、文化与科技等综合考量，仍超重量级，东亚第一，世界一强，关键是军队战斗力不行。
后金呢？实非蒙古那样纯游牧，也是建寨而居的，也有农业的，夺了辽东后，除经济文化落后点，前期武力保持冷兵器时代北方游牧渔猎民族惯有的强劲外，国家模式还是向定居民族渐趋靠扰的。这样就好办了，国家建设久了，定居对定居相持久了，满洲战斗力自然减弱（定居民族通病也），综合国力上的劣势便会逐渐暴露，而明超级帝国优势，则会渐渐显现，此消彼长，反差就大了。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大明科技特别军事科技发展，比西欧慢了点，当时却也处在告别冷兵器时代的前夜，即位时仅仅17岁的崇祯如果坚持干个三、四十年（不为过吧），更美得话，把儿子培养得正常些，再干个二、三十年（也不为过吧），无论是走向定居但不可避免落后的女真，还是象蒙古这样纯游牧的民族，基本都不是对手了。
1696年游牧枭雄噶尔丹面对先进火炮的溃败，接过华夏衣钵的大清18世纪东方的无敌，无不证明了这一点。尤要提及的是，晚明帝王对于西方先进科技，皆胸怀博大、热情欢迎的，万历如此，崇祯更是如此。
怎么样？那时大明何曾危在旦夕？崇祯完全有力挽狂澜甚至中兴的可能。基于此，就算万历、魏忠贤们罪责再多，也非扒皮去骨型的，这大明兴亡的担子，还是由崇祯来主挑合适些。兴，伟大帝王；亡，首席罪人也。
只是世上的事，特别是国家兴亡的大事，哪有这么简单哟，一阵眼花缭乱之后，短短几年局势便面目全非了。有诸多客观因素，但主观上产生的大问题也是极端影响全局的。原来崇祯哪里甘心故土丧失哟，又哪里会做到攘外先安内？结果怎么样？败亡的第三种表现形式，最后摧垮了这个宏大帝国！
想想崇祯这辈子还真对不起一个人，至死都没想过要灭你，还一而再，再而三给你机会，可你就是不领情，让人家有啥子办法吗。不要去探究人家动机是否端正，关键是给了你机会呀？这就够了。其实这个人够“手软”得了，曾经有可能亡了你的，他都没有去做，否则带领满洲人定鼎中原的就是他了。这个人不用说，大家也知道，后金天聪汗暨清太宗皇太极。
强者一心想求和
皇太极早崇祯一年即位，接手的摊子也好不到哪去。先声明一点，有专家高知们所谓当时明朝、蒙古、朝鲜三面环伺，后金外部环境至为恶劣什么的，就象以后皇太极征朝鲜，袁崇焕被责为何不乘虚直捣虏穴一样，纯粹瞎扯！以后金东亚巨无霸的军事实力，其他三方加在一起（不可能）又能打得过吗？与明一样，蒙古也不是以前的蒙古了，朝鲜则更不用提，三个臭皮匠抵不了一个诸葛亮，想当然的纸上谈兵式谋略，用不了实战的。
不过除了军事，后金当时的情况真不咋的。皇太极的老爸，现如今已被称颂为伟大的中华民族英雄的努儿哈赤，对辽东地区曾占90%的汉人，采取了极端高压、残酷杀戮的种族灭绝政策，怎能不激化民族矛盾！汉人被逼连连暴动，纷纷逃亡，日积月累，后遗症尽现也。
皇太极即位时，后金已是壮丁锐减，田园荒芜，国内大饥，粮食奇缺，物价飞涨，原富庶辽东，今却人相食！相伴而来，社会秩序大混乱，偷盗风盛行，凶杀抢劫不断。此情此景是否有点相仿于当时明之陕西？实则可能更胜吧，因为它里面还有被压迫的民族的仇恨。
那结果怎么样呢？陕西的民众起义，崇祯时星火燎原，越来越旺，竟不自觉地与外部势力一道，把大明王朝烧掉了。可人家皇太极呢，治国就相当有一套，一系列有效举措出台，加强政权组织建设，限制满洲贵族特权，提高汉人地位，大力发展经济，促进农业生产，虽未根本扭转形势，民族压制也依然存在，但社会矛盾已得到很大缓和，局势基本稳定了下来。
如果讲努尔哈赤时，后金还带有很大的部落联盟形式，那经过皇太极卓有成效的统治，特别是1636年改金为清，由汗国迈向帝国后，才真正成其为一个比较完备的国家。过去部落联盟首领彻底成为中央集权的君主，政权组织也仿照明制，形成“三院六部”的架构，即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三院和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外再加个都察院和理藩院。
用人上顶尖高手，胸襟极为宽广，眼光至为长远，真正做到了人才皆为所用，即使敌国叛逃投降者，也都能委以重任，各尽其才。最典型一例，祖大寿，辽东战场满洲人最强劲的对手，先诈降一次又施计逃回，继续与满人顽强搏斗，皇太极恼火得一塌糊涂，但是当祖大寿再次力尽无奈投降后，他仍然以礼待之，何等胸怀，何等气魄！
武功上更是赫赫。努尔哈赤时代，皇太极便是老爸手下最英武的将领之一。位登大宝的17年（1626-1643），东降服朝鲜，西并漠南蒙古及臣服漠北蒙古，北征黑龙江上游呼尔哈部，南更把昔日的天朝上国大明打了个落花流水，仅入塞侵掠中原便干了五次。帝国在他手上已不仅仅是那个东北山头了，规模堪与大明并列，当然除了军事，其它远逊也。就在崇祯即位的那一年，他已经降服了朝鲜，断了大明所谓的右臂，至于其它辉煌战功，以后再细细道来。
可以说相较南方之明，皇太极手上的帝国更加强大有力，本人也比崇祯更具强者风范，但有意思的是，作为毫无争议的强者，他却继承了老爸与明议和的思想，并更加虔诚地贯彻始终，到死都未放弃，这在世界历史上恐怕也少见吧。
不过细想想也不奇怪。原为大明臣属又处塞外蛮荒、极端落后的满洲，开国以来虽屡败明军，还抢得了自己第一块文明之地辽东，但心灵深处，昔日的主子仍是那天朝大国，幅员何等辽阔，人口至为众多，经济如此发达，文化多么先进，综合国力高高在上，心理上由不得不生出几分敬畏来。
还有正如大明怕重蹈两宋覆辙一样，他也怕走了辽金元的老路，本民族因此而消亡。认为汉人很不好治理，辽东一块就够烦得了，中原那么多，占了怎么办。他这样说：“克取燕京，其民人应作何安辑，我国贝勒等皆以贪得为心，应作何禁止”（《清太宗实录》卷22）。本国疆域够广大了，没必要再扩大。经济方面的考虑也是至关重要的。后金（清）虽然疆域广阔，大都贫脊之地，就是辽东也非富土，国家财政、民众生活都极端困难，与明处于战争状态，既得不到赏金，又不能互市贸易，得不偿失。皇太极刚称帝（1636）即派兵入犯内地时，这样说道：“勿以少所俘获而不令之还，俘获虽少，亦不下万余，我国有万余俘获，亦不为不利矣”（《清太宗实录》卷29），国家都已建立20年了，财物仍然匮乏到这种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