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塞外之族，侵扰内地，很多并无啥政治目的，也不是朝着领土来的，就是侵夺掳掠财物和人口，皇太极时五次入中原就是这样。皇太极就曾对朝鲜国王公开说：“满洲、蒙古固以抢掠为生，贵国固以自守为业”（《天聪实录稿》）。
所以只要你大明承认咱对辽东的占有，每年给点钱，再允许互市，这和议就成了，咱不打你不扰你了，还愿意去帝称汗，尊你为上国，奉你为正朔！略举皇太极语录一条，“若真诚和好，则以大凌河为尔界，三岔河为我界，此两处之间，留为空地，逃人盗贼易察，不致滋生事端，和好之道得以长久。至于印信事，除封谕外，不得滥用等语。既如此令尔铸金汗印与我。至于以修好之礼相馈财帛，尔等计之。勿待我如察哈尔汗，则我不能允”（《满文老档》天聪三年正月至七月第十六册）。
为了促和，皇太极可谓想尽一切办法，每次征伐大明前后都有投书求和，经常向明边疆大臣致书，或通过蒙古人转呈，甚至朝鲜国王都做过中间人呢。就是每次伐明，抢掠之外也有以战促和的意思，而对土地并无多大所求，占了明之地盘，大多不是退去，便是焚毁。心实在是诚，既然这样，皇太极的愿望能实现吗？竟一次又一次遭到弱者拒绝！天启时如此，崇祯初也不例外。
（ 五年复辽梦一场
客观讲一句，崇祯之初，警记两宋教训不愿与“虏”议和，并渴望收复故土，朝堂之上市场最大也。天启朝也是如此，孙承宗搞宁锦防线，最终目的就是想徐图恢复吗。何况新皇帝才17岁，年轻人有理想有抱负，干劲闯劲十足，对敌人之强也无切身体会，又受大环境影响，与敌不和愿战可以理解，不能太过批评，还是望下看看再说。
既然如此，这辽东大帅的位置越发重要了，谁去干呢？当时在位的是王之臣，袁崇焕黯然请辞后，他又回去了。王之臣任上干得也不赖，满桂与他文武搭配，密切合作，共守辽东。当初王之臣与袁崇焕对立时，前者就是联满桂，后者则合赵率教、祖大寿的，所以一再讲政治斗争很复杂，哪能非黑即白呢？
但王之臣被列入阉党一列，崇祯除掉魏忠贤清算阉党分子，自然也把他撤了下来，根据众臣的推荐，重新起用了袁崇焕。崇祯元年（1628）四月，袁崇焕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等于总领了华北、辽东及渤海湾的军事全权！
七月十四日，崇祯于紫禁城平台召对从广东赶来的袁崇焕。皇上如此信任，袁崇焕激动之下，一时性起，慷慨陈词五年时间恢复辽东，崇祯大喜过望，真是没有用错人。事后有臣僚提醒，袁崇焕才感奏对有失，问题严重起来，他又不是没和后金干过仗，五年？根本不可能的事吗，标准大忽悠，但话已出口，怎能收回？那可是欺君之罪呀！应该说，勇于任事敢赴危难的袁崇焕是豪情中夹杂着些许忐忑奔赴山海关的。
崇祯既然把复辽希望都寄托在了袁崇焕身上，对他绝对鼎立支持，要求的全部为你恩准，担忧的一概为你解决；袁崇焕自然也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好一派明君名将和谐共处、携手奋进的景象。哪曾想，一年后这景这象就面目全非了，袁崇焕竟被磔刑，千刀万剐而死！
但细观之，又实乃诸多事因日积月累而成，其他人暂不讲，袁崇焕自己也是要负很大责任的。可以说，从他那个大忽悠起，便为他以后悲惨的结局埋下了一个伏笔。待他上任后，又是接连做了几件非同寻常之事，更是把他又向深渊推了一把。
袁崇焕一上任便平息了因“欠饷”激发的宁远与锦州两次兵变，这倒显示了他的才干，当然崇祯对他全力支持、补发部分饷银作用也不小，总之事情办得很正常，可后来的就变味了。他不仅没想过制定什么军事方案去收复辽东，还与后金议起和来！
议和之事，袁崇焕上次镇辽时就干过却没成功，这次重新拾起，从明与后金大势看，实也应该之举，人家皇太极也能积极响应。问题是袁崇焕干得太突兀太乖张了，这边刚对皇上壮怀激烈地表示要五年复辽，转个身就与人家议和了，不是开玩笑的事吗？难道复辽是靠议和而成吗？谁能理解得了？一般人不会，崇祯肯定也不会。
更严重的是，起初他竟私下为之，后内阁首辅钱龙锡、兵部尚书王洽通过书信往返有知，但并未支持。后来袁崇焕的供词是这样说的：“先是锦衣卫以斩帅主欵二事究问袁崇焕根因，据崇焕所供，斩帅一事则龙锡与王洽频以书问之崇焕，而崇焕专断杀之者也，主欵一事则崇焕频以书商之洽与龙锡，而洽与龙锡未尝许之也”（《崇祯长编》卷三十八）。
而当今皇上崇祯呢？更惨！根本就不知！你说这叫干的啥？军国大事岂能如此儿戏？不要说那个君主专制的时代了，就是现在也是绝不能容忍的行为呀。何况崇祯根本没有打算议，朝堂之上当时也少有人想过和，你说你袁崇焕不是干那半吊子事吗？难道这么健忘？上次下岗一个重要因素不就是被人攻讦私下通款吗？是也不是另一回事，你总该吸取点教训，做事前三思而后行吧？
话说回来，你要真能通过议和收复辽东，也行，但这分明就是天上摘星星吗！第一次议和，皇太极就断然拒绝了，已作为后金大本营大后方大基地大中心的辽东，凭什么再拱手给了你，你袁崇焕脑子在想些什么？还有那明廷君臣们，又在想些什么？非要不自量力干虎口拔牙的事，一心想着复辽东，到头来最大可能就是被老虎一口吃掉。
很明显议和不会成功的，崇祯都不知还谈什么答应，皇太极呢？你非要辽东，自然也不会答应。看看袁崇焕干的事？过去守宁远的那个袁崇焕到哪里去了？就这还没结束呢？接着他又手起刀落，擅自斩杀了国之边疆重臣毛文龙。
毛文龙（1576-1629），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早年经历难辩是非，如何起家没有定论，确切记载是从他成为辽东巡抚王化贞部下练兵游击开始的。天启元年（1621）七月，他率兵200海上夜袭后金镇江（今辽宁丹东九连城）成功，俘杀守城游击佟养真（亦作佟养正）。这个人不得了，大明第一批叛降后金者，更是所谓千年大帝康熙的曾外祖父。毛文龙后退据朝鲜皮岛，也称东江，第二年（1622），明廷升他为平辽总兵官，又一年，再提为左都督，赐尚方宝剑，并设“东江镇”于此。
他以皮岛为基地，经常袭拢后金城寨，对敌有很大牵制作用，但其作派又像是个割据称雄、飞扬跋扈的军阀，明廷既倚重又头疼之。这样的人一般人们看法很不一，有赞赏者，更有厌恶者，袁崇焕就属后一类型，任前就说过“用则用之，不可用则处之”，任后应该也有树立自己权威、统筹辽东战略整盘棋的考虑，对这等骄横难以节制的一方“诸侯”，他竟先斩后奏，未征得皇上与朝廷同意，便于崇祯二年（1629）六月，借巡视东江之机，给毛文龙安了12条罪状立斩之。崇祯得知后，肯定恼火得很，但需倚赖之复辽，未责反而支持了，不过一旦复辽愿望破碎，或受其它事情带动，看你袁崇焕怎么收拾？
袁杀毛历来纷说不一，是非曲直难有定论，但要说毛文龙通敌没有说服力，他据皮岛八年，孤悬海外，扰敌后方，功不在小，如果有降后金之意，干吗不顺势把巡视而来的袁崇焕拿了，一块献过去，岂不大功一件？何况他的毛家军，八年来有叛降的吗？就是主帅被杀那会儿，也未有人投敌呀？相反原来牢不可破、极具凝聚力的2万大军，却因创建人被杀，树倒猢狲散，不再成为一支保卫大明的有生力量，有的如孔有德、尚可喜等竟还叛变投敌，反过来给大明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危害（以后细表）。
皮岛也于崇祯八年（1637）被满洲人带着原岛内叛将共同拿下，大明从此少了一个牵制后金（清）攻明的基地。当然这个牵制作用，也不能太夸张，因为毛文龙未亡前，后金也曾两次倾力攻打宁锦，也曾多次与蒙古人作战，未见他有什么大行动，或后金并未因他而不敢有所行动呀？。
私议与杀毛，仅此两项就够厉害得了，没想到他袁崇焕还有呢？所谓“以市米则资盗”，这就牵涉到后金第一次入关的问题了，实际宣告了袁崇焕五年复辽的破产。同时，也迁涉到一个民族，曾经让人难以置信地辉煌过，现在没落了，却仍然成为明与后金都在争取拉扰的对象，它就是蒙古人。咱们不妨先来看一看这个民族，结合着再讲那个“资盗”的事情。
蒙古哪堪携手任
明初，蒙元被太祖朱元璋逐回塞外后，渐分裂为鞑靼、瓦剌和兀良哈三部。鞑靼乃成吉思汗和元朝皇室直系后裔，蒙古人的主体部分，居大漠南北。瓦剌亦称卫拉特或厄鲁特，蒙古别部，居鞑靼西，天山北。兀良哈，亦蒙古别部，居于大兴安岭以东、黑龙江以南塞北之地，前期为明东北一附庸。
瓦剌于也先掌权时曾统一过蒙古三部，元以后仅有的一次，著名的“土木堡之变”就发生在那个时候，后来势弱，退回天山，分为准噶尔、杜尔伯特、土尔扈特与和硕特，合称四卫拉特，而靼鞑复强。
成化十年（1474），忽必烈七世孙巴图孟克坐了鞑靼汗位，即一代雄主达延汗，在位40余年，东破兀良哈三卫，西迫瓦剌西迁，南据河套，再统大漠南北，又建一个比也先时略小的蒙古大帝国。
嘉靖二十二年（1543），达延汗逝，蒙古又复分裂为漠北喀尔喀、漠南蒙古及漠西瓦剌三部，格局至此稳定，直到200多年后，清乾隆帝灭掉瓦剌中的准噶尔为止。喀尔喀后又分为土谢图、车臣与札萨克图三部，就是后来的外蒙古。
漠南蒙古也分为东西二部，西部为达延汗三子吉囊（副汗）巴尔苏这一系，有一子俺答非常有名，即患明甚烈，又留下个名留史册的“俺答封贡”，不过到了十七世纪，其势渐衰。东部则有三大强部：察哈尔、喀尔喀与科尔沁。察哈尔为鞑靼正宗，其汗即为蒙古大汗，与李成梁有激烈缠斗的土蛮便是其中之一。喀尔喀可不是外蒙那个，乃内喀尔喀也。科尔沁，算是最早投入女真怀抱的蒙古人了，有清一代与满洲贵族始终保持着特殊的亲善关系，那个名气大大的庄妃即来自于此。
说到不团结、窝里斗什么的，人们很喜欢念到汉民族，其实这蒙古人更甚。就说有明一代，蒙古人除了也先和达延汗时，200多年一片混乱，内部大圈套小圈，小圈再套小小圈，不管圈子之间还是内部，都是你来我往斗得不可开交，一地鸡毛，蒙古大汗仅仅只能担个名。
应该讲以当时蒙古人的人口，如果团结一致，习性相同却规模小很多的建州女真根本不是对手，但是当后者正勃然而兴，已经对他们产生危胁了，自家人依然照打不误，加之西藏喇嘛教的传入，精神软化功能越发显现，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
土蛮的孙子察哈尔林丹汗，蒙古人最后一位大汗，实力当时也是最强，有一统蒙古之志，却有点志大才疏，统一战中恃强凌弱，手法凶狠了点，又因宗教之争，再让一些部落疏离，当时蒙古各部很多也是部落利益高于民族利益的，特别是身边还有一个强大的后金虎视眈眈，反正主客观因素之下，林丹汗要做的基本是不可能实现的事儿。
林丹汗本人也有问题，对后金开始自大傲慢，致书努尔哈赤时声称“四十万蒙古国的主巴图鲁成吉思汗诏旨，问水滨三万人诸申主昆都仑庚寅汗平安无恙”，后见人家实力很强，又胆怯起来，战场上竟不敢与之一战，三次都是跑路了事。天启五年（1625）围攻科尔沁，见后金增援仓皇夜遁，算是开了先河。崇祯五年（1632）四月，皇太极联蒙古归附各部共10万大军伐之，林丹汗又是不战而逃。两年后（1634），皇太极再次亲征，他更是在逃亡路上，病痘而逝于青海打草滩（今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境内），十足逃跑大汗也。崇祯八年（1635）二月，努尔哈赤十四子多尔衮率兵最后一次讨伐，林丹汗妻苏泰太后与子额哲投降，随后鄂尔多斯也降了，至此漠南蒙古被后金彻底征服。
大明抗击后金的斗争中，漠南蒙古以东各部曾是双方积极争取的对象。明的策略是“以西虏制东夷”，联林丹汗等共御后金。虽说现在吹鼓手们把努皇父子争取蒙古人的策略比如联姻呀册封呀什么的，吹上了天，简直英明盖世得不得了，却忘记了这些都是中原王朝历来常用的招儿，没啥了不起的。也忘记了，中原王朝还有一高招，努皇学不去的，就是金钱笼络政策，明廷每年仅给林丹汗的赏银，最多时就达14万两，作用不坏呀，实力最强的林丹汗不就与后金为敌吗？同时，故意忽视一个方面，努皇父子能争取到越来越多的蒙古人，直至最后征服了漠南蒙古，不是凭啥高超手段，更多凭借东亚无敌之师在战场上取得的。实力比什么外交手段都重要！
很显然这场蒙古争夺战，以明的完败而告终，从此大明北方之界完全暴露在后金（清）的铁蹄下，而满洲人实力更为强大了，对明的侵扰也更为便利更为有力了，他们可以避开宁锦防线，穿越蒙古人的地界，越长城进入中原，最早给他们提供帮助的是喀喇沁人。
漠南蒙古喀喇沁部驻牧于明蓟镇边外，已经投靠了后金，后塞外大饥（后金也是），又向明请粟。明廷担心他们接应后金，先是不准，袁崇焕力请，遂决定让他们按人口换口粮，但“不得卖与布帛米粮及夹带禁品”，违反则“以通夷罪论处”（《崇祯长编》卷三十一），够仁至义尽了吧，但袁崇焕仍然违旨而行，做了朝廷不准做的事。
袁崇焕咋想的呢？认为喀喇沁人还可以争取过来？就是要帮助后金，以便和议能成？皆有可能，无意再去深入探讨，且看结果如何。大饥荒的后金确实得到了接应，和议也没能谈成（见前文），喀喇沁人呢？还是做了后金的向导，引之入关了。明廷因此对袁崇焕怎么看，就不必多说了吧。
己巳之变磔崇焕(上)
崇祯二年（1629）十月，皇太极亲率10万满蒙铁骑，避开宁锦防线，穿过喀喇沁人游牧区，从蓟镇辖境的长城边口：大安门、龙井关和马兰屿突破入塞，直逼距京城只有二、三百里的军事重镇～遵化。京师震动，为之戒严。这在明与后金（清）战史上具有转折性的意义，从此明靠宁锦防线已无法阻挡后者入塞了。这个口一开不打紧，终皇太极一世先后五次入塞蹂躏中原，除1634年宣府大同那一次，其余皆是穿过喀喇沁地界得逞的。
喀喇沁人扮演的角色很关键呀，没有他们，哪会有后金大规模的入塞？反过来再看毛文龙，说他被杀导致皮岛牵制作用大减，才会有这样的结果，就有点过于夸大了，根子还在喀喇沁人身上。那袁崇焕在干啥呢？事先他意全然不知！防范侦察工作很不到位吗，蓟镇也算是他的辖区的。
得知军情后，袁崇焕岂敢怠慢，先派赵率教领兵4000火速驰援，欲阻敌军南下。未成想赵率教遵化城下力战而亡，全军覆没，一代名将就这样凋零。十一月初五，遵化城陷落，京师形势越发危急了。
这时袁崇焕偕祖大寿等率9000关宁铁骑，疾驰入屯蓟州，欲在此阻截皇太极，可人家却先你一着，越过蓟州向京师东效通州而去了。
有意思的是，袁崇焕是在奉旨侦察后才发现真实敌情，但不管怎样，事不宜迟，赶紧阻击吗！可他没有，而是跟着敌军屁股后面跑，眼睁睁看着人家连陷京东屏障三河、香河、顺义等城，直达京帅东效40里的通州。重新上任的兵部尚书兼中极殿大学士孙承宗驻防于此。
袁崇焕很失策，敌军野战确实太强，只是都快到天子脚下了，不豁出去干一场，你还想干吗？以身殉国是英烈，耽误时机可要吃不了兜着走的。
十五日，袁崇焕在河西务召开军事会议，主张前往京师。副总兵周文郁站出来反对，认为应该立刻接战，阻敌于通州之地，而且外镇之兵未奉旨入京，可不是闹着玩的。袁崇焕不听，率军直奔而去，等于引火烧身，把敌军带到了京城下。这下可好，京城民众皆不满，纷责袁崇焕召敌，其结局已然初现了。
后来上至崇祯下至民间，太多人认为袁崇焕通敌，肯定是搞错了，但他自己所作所为，也确实有让人误解的地方。不过，那件皇太极巧诱崇祯杀崇焕之事，就像间崇焕杀毛文龙一样，能有多少真实性就很难说了。大体是这样的，皇太极重演《三国演义》中周瑜让蒋干中计的套路，巧妙利用了两个被俘太监杨春、王成德，派人故意在他们住处隔壁，说些袁崇焕已经投顺的话，让他们听见，还给逃跑之机，以至两太监中计，回去后马上向皇上奏报了此事，结果导致袁崇焕被杀。
猛一看，那么回事；细一观，疑问多多。为什么当时及之后一段时间，没有人讲这样的事呢？清之皇太极一朝没有？明之崇祯一朝没有？那后人又是从哪里知道的呢？崇祯后来治崇焕罪中就有通敌这一项，为啥不把这一最有说服力的证据道出来？岂不比“资盗”更有说服力？构降袁崇焕的人也无一人提起过此事呀？明人怀疑袁崇焕通敌，不代表就是皇太极施的计呀？皇太极一生叱诧风云，哪需要后人画蛇添足，凭此伎俩来增光呢？
再说北京城下，二十日两场血战。大同总兵满桂与宣府总兵侯世禄率兵在德胜门与敌军激烈搏杀，满桂被自家人误伤，后兵败避入该门之瓮城。袁崇焕偕祖大寿在广渠门与敌军浴血奋战，史书所载取得了一场大胜，迫使皇太极退兵南海子。问题是，敌强我弱的情况下，9000关宁铁骑如何能打败数万满蒙铁骑？既然这样，明军干吗老是被动挨打呢？皇太极见抵抗激烈，攻城受挫，主动撤离可能更合理些。
二十三日，崇祯在平台召见袁崇焕、满桂、祖大寿等将领。此时的袁崇焕肯定心中很忐忑，也是，复辽未见啥成效，人家反到进兵京城下了。不知出于何种心理，他又干了一件突兀事，极力向皇上与朝臣们宣扬局势如何危急，敌军如何不可挡，简直有点耸人听闻的干活，难道想让朝廷签城下之盟以退敌军？看他的个性，不是没有这个可能。崇祯呢？看起来对袁崇焕依然关心，但也断然拒绝了他准许部队入城休整的请求。
二十七日，袁崇焕又与皇太极在左安门干了一仗，后金攻城再次受挫，但他没有想到，皇上对他的态度实际已经改变，摊牌日子即将到来，大难就要临头了。
己巳之变磔崇焕(下)
十二月初一，崇祯再次召见时，直问杀毛文龙、致敌军犯阙及射伤满桂三事，袁崇焕一时语塞，崇祯当他默认，着令锦衣卫迅速拿下。
射伤一事要简单说两句。二十日的作战，满桂与袁崇焕各带部队在不同地方，怎会发生这样的事？可满桂所受之箭也确实有袁部队的标志，很难讲得清了，谁让他们以前就有过节呢。初二，满桂被提升为总理，节制各路勤王之师。
“新仇旧恨”累积爆发很正常，袁崇焕重新上任后所作所为，用那个时代标准看，也够皇上严刑侍侯的了。可现在什么时候？大敌当前！袁崇焕又是节制各路勤王部队的统帅，纵有太多错也不该这时拿下呀？岂不自乱阵脚？害怕他通敌？老百姓不知道，你崇祯应该清楚的，人家袁崇焕已在广渠门、左安门与敌殊死博斗了呀？否则乘势联敌攻城，说不定现在城头已换大王旗了。
袁崇焕确实有过错，这次勤王的表现，也证明他离开了坚城大炮，并无啥决战沙场的高略，但他从不失忠贞之心，不减廉洁之色，也很有驭兵之道，辽军中深孚众望，骁勇如赵率教（已战死）、祖大寿等皆听其遣，甘为其用。他被抓时，祖大寿在旁惊骇以至战栗失措，惧并诛，与新统帅满桂也搞不到一起，辽军又受歧视，索性一不作二不休，悍然带众踏往回归驻防锦州之路。
强敌危胁仍在，京城尚未安宁，第一劲旅竟自行开溜了（崇祯自己惹得祸），这如何是好？最后还是下狱的袁崇焕，一封书信言辞恳切，距锦州还有一日行程的祖大寿，下马捧读，泣不成声，全军也痛苦不已。寿之80多岁的随军老母果断说道：“所以致此，为失督师耳。今未死，尔何不立功为赎，后从主上乞督师命耶？”祖大寿遂率军回师入关，后参与了收复遵化等关内四城的战役。
至于北京城下，只有靠满桂带着一帮人守御了，英勇程度没话说，力量自然小很多。崇祯一着不慎，京城更大危机，没成想，他又来了第二个不慎，命令满桂出战。满桂认为敌军现在气势很盛，自家援军又未到，哪能轻易出战？但又架不住皇上派来太监的连番催促，只好相携黑云龙、麻登云、孙祖寿三位总兵，率领4万人马在永定门外布置栅栏，防备敌军。
十二月十七日，皇太极率满蒙铁骑往攻，明军顽强抵抗，不支而败，满桂、孙祖寿战死，黑云龙、麻登云被俘，但敌军也未能攻破城门。崇祯的不慎威力十足啊。
皇太极接着留下少量人马防守关内滦州(今河北滦县)、永平(今卢龙)、迁安、遵化四城，自率大军返回辽东去也。后来孙承宗统筹，山西总兵马世龙、锦州总兵祖大寿、山东总兵杨绍基等带兵收复了四城，史称遵永大捷。虽然敌军人马不多，获胜了还是很令人震奋的，毕竟这是明军极其难得的进攻战。
某种程度讲，这次逮袁算是崇祯一个转折点，过去看到的更多是他励精图治的有为形象，从此以后所见的则是他一系列决策错误。是雄还是熊，关键时刻方能见本色，当第一场暴风雨扑面而来后，崇祯终于露出了马脚，原来和平年代做个盛世英主还行，风云大时代力挽狂澜差之远矣。
再说袁崇焕的事儿。他的一封书信让祖大寿回归，并参与收复了关内四城，崇祯闻之大喜，觉得“守辽非蛮子不可”，事情好象也出现了转机。崇祯甚至动用了重新起用袁崇焕守辽的念头，但世道就是这样无常，刹那间形势又急转直下了。
袁案牵扯到了围绕内阁首辅钱龙锡展开的官场权斗中。政敌们想以袁斩毛文龙、私下议和经过钱的同意为由，借机打钱，那袁之所为怎么定性就极端重要了，描得越黑越有利也，加之袁很多事情也确实做得欠思量，结果崇祯历经8个多月最后拍板：杀！磔之！妻妾子女及同产兄弟流放二千里以外！尸首九边（又一个熊廷弼）！当然，之前还假模假样征询百官的意见，看看不是我一个人的意思吧，大家都有份的，有责任也要一起担呀，以后他老是干这事。
就这样，袁崇焕，一个赤胆忠心、功勋卓著的明军统帅，悲惨谢幕，令人扼腕的竟还是以京城民众争相啖其肉的方式，告别了历史舞台。本来以他与后来关外顶梁柱祖大寿的融洽上下级关系，一起再干个10年，对辽东、对大明会没有用吗？衰落之世人才本来就不多，好一点的统帅将领更不多，杀一个损失大了，对人心向背、各方之力能否凝聚，影响更是至为深远。
袁崇焕历史上确实被高估了，军事韬略也算不上高明，不具备大明危难中一柱擎天的本领（又有谁是呢），只是当时又有几人比他强，比他更具胆略气魄，比他战绩更为卓著，比他更让对手敬畏呢？袁崇焕有罪有责，但实不当诛也，而且是这样的结局！
不过要说杀掉袁崇焕是自毁长城什么的，就有点过了，祖大寿以后不是坚守锦州十余年吗？明败亡在即，吴三桂不还能御敌于宁远门外吗？崇祯杀袁崇焕是错误有损失，但也绝非导致明之败亡的大错大失也。
到是崇祯之性格为人，自此逐渐清晰展露出来，比如这杀戒一开，便再也收不住了。他在位17年，竟换了50个宰相（大学士）、11个刑部尚书、14个兵部尚书，诛总督7人，杀巡抚11人、还逼死1人，如此惊人数字，帝王中也是极端稀少的。究其原因，客观情况肯定有，象杀袁崇焕，还有党争什么的，根本还是崇祯他自己的个性使然，如果是一个轻信善变、偏执多疑、暴躁残酷、专断固执又爱沽名诿过的人，上面的数字就不足为奇了。
迭遭惨败催人醒
如果说崇祯刚上位时，以复辽为志、和谈为辱尚能理解的话，己巳之变后没有一点改变，就不应该了。满洲人不仅第一次入塞，还一路风卷残云打到了京城脚下，这可是土木堡之变后180年来的第一次，而明军已经集中了最精锐部队，也只能勉强守住北京城，眼睁睁看着人家潇来洒去，自家却损失至为惨痛也，仅帝国为数不多的优秀将领，一下就失去了仨：袁崇焕、赵率教与满桂。而且这些都是在崇祯眼皮底下发生的，不应该看不出差距来的，否则，真没话好说了。
崇祯可能心理会有一点影响外，战略上竟没丝毫变化，还是过去的那一套，就有一点让人吃惊与不解了。与其寒风中身无片瓦却梦想着搭建华美的空中楼阁，还不如先盖间草房住倒，等钱攒够再讲。辽东就是这个事儿，不可能的事老是纠缠干吗？
一再讲了，人家皇太极对议和够有诚意了，就像这次己巳之变的发生，有惯常的抢掠等因素，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与袁崇焕和议没有谈成，而且大变前后，都曾投书明廷希望议和。没办法，来了个固执的人，崇祯按照老套路继续出牌，结果招来的是一场又一场的重击。
己巳之变中被重新起用的孙承宗，之后再度出任“辽东大帅”。他又搞起了过去那一套积极防御的战略，收复关内遵永四城后，想再接再厉，进一步恢复广宁、义州、右屯卫等城，并于崇祯四年（1631）七月，先令祖大寿等重筑宁锦大战后被满洲人摧毁的大凌河城。后金向来对明廷往前推进筑城很敏感，认为是其不甘心辽东丢失的反映，应对也非常激烈，过去发动宁远、宁锦之战都有这个因素在内，这一次同样如此。皇太极就这样说过：“沈阳辽东之地，原非我有，乃天所赐也，今不事征讨，坐视汉人开拓疆土，修筑城廓，缮治甲兵，使得完备，我等岂能安处耶？”（《清太宗实录》卷9）
皇太极很快行动，八月初六兵临城下，祖大寿坚守三月，弹尽粮绝，援军又无法赶来，无奈开门迎降。满洲人仍无驻守的打算，再次摧毁城池而去，可见他们目的是什么。明军又遭到惨重打击，守城将士伤亡不算，4万援军途中也丧于敌手，败逃而回的团练总兵吴襄就是吴三桂的父亲。至于被抢去的财物、人口及先进火器更是一个“多”字了，仅大小火炮就达3500门！看看，这叫干的什么？打不过人家，就不要惹事，老老实实保持现状，把城守好，把兵练好，待势而发不行吗？没办法，真是没办法！
还有呢！常言道祸不单行，一点不假。就在大凌河战役中，远在山东的吴桥（今河北德州吴桥县）发生了一场兵变，对大明的打击更为深远矣。
前面讲述宁远大战时，提过发展火器的极端重要性，而明廷对此也十分重视。崇祯初，徐光启和他的学生孙元化等成了倡导发展运用火器的带头人，这与他们“科技军工专家”与政府高官的双重身份，及崇祯帝的大力支持有关，否则也搞不起来呀。徐光启，大名人，不用多说了，且来谈谈孙元化。
孙元化（1582-1632），字初阳，号火东，江苏嘉定人，万历四十年举人，曾师从徐光启学习火器和数学，师徒俩都为晚明火器发展作出了大贡献。崇祯三年（1630）五月，孙元化升任登莱巡抚后，聘用葡萄人作教习，着力组建了当时东亚最先进的火炮部队。然孙此人纯粹技术官僚，领导无方，用人不淑，他所信任的原毛文龙部属孔有德、耿仲明等人马上就为大明也为他自己带来了巨大灾难。
大凌河之战爆发后，孙元化命孔有德领兵火速驰援，行至吴桥时，给养不足，雨雪交加，与当地人又摩擦不断乃至因士后抢劫激化等，导致部队哗变。孔有德遂率众叛乱，与耿仲明等在山东半岛横冲直撞，先有自立企图，后被官军所败，历时近一年多，最后走投无路，于崇祯六年（1632）四月，降后金而去了。
孔耿不仅带去了1万多军队和100余艘战船，给山东造成了巨大灾难，更是摧毁了孙元化苦心经营的明之最先进最具规模的火器部队。仅他们带到敌方阵营的就有20余门红夷大炮、300门西洋炮，其余火器和甲仗不可胜数，尤其还有一批优秀的火器操作与技术人员。从此，后金（清）火器事业一下上了个大台阶，迅猛发展起来，乃到最后与大明不分伯仲也。
反观明方火器建设，却遭重大挫折，此后基本停滞不前了。孙元化所聘葡萄牙人，12人死难，15人重伤，而他自己也因统驭无方部下造反，又力主招抚举措失当，被朝廷处斩。这下非同小可，死的不仅是一个帝国高级行政官员，更是帝国最优秀的军事科技人才及军队“革命化、现代化”建设的最有力推动者。此时，徐光启已是风烛残年，他这一去，再加内忧外患趋紧之下，朝廷也无多少精力关注于此，帝国军队发展的新路线走向破产了。本来凭力气就干不过人家，这下火器优势也逐渐丧失了，那就更不行了。
两次重创还没完，大明苦难在后头。崇祯七年（1634）、九年（1636）、十一年（1638），与己巳之变原因基本相仿，皇太极又亲统或派将三次入塞，大肆掳掠中原，所向无不披靡，明军几无还手之力，只能眼睁睁看着人家纵横驰骋于自家疆土上，攻城拔寨，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国之辱、民之痛至深至远矣。
七年，皇太极亲率大军讨伐正处于宣云塞外的林丹汗，追击中乘机南掠宣府大同。九年，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多尔衮同母大哥）领兵，蹂躏京畿4个月，凡56战皆捷，克16城，俘获人畜17万，扬长而去。十一年，和硕睿亲王多尔衮、贝勒岳托率军，兵锋直达山东首府济南，历时5个月，转战2000里，败明57战，克济南及3州、55县、2关，俘获人畜46万，还有大量金银等财物，潇洒而走。
清军耀武扬威到什么程度？打了你，抢了你后，还敢公然藐视你。谈迁《国榷》记载：“建虏出冷口。掠我子女，俱艳饰乘骑，奏乐凯归。斫塞上木白而书曰：‘各官免送’，凡四日，乃尽。”就那明军连屁也不敢一个，只能跟在人家后面，“礼”送出境。
国是到了这等程度，军力相差又如此悬殊，再谈什么收复，荒唐之极！还要什么天朝面子，可笑之至！何况陕西民众起义，也越演越烈，早不在陕西那一亩三分地上了，中原大地如今已任他纵横驰骋也。
残酷现实面前，经过11年的一再拒绝，崇祯终于低下了高昂的头颅，重新审视起皇太极至今仍在诚心实意递过来的橄榄枝，也暗暗试着伸出了手，想把它接过来，极有戏剧性，极端可笑，结果也是极度失败，他的能力与性格上的弱点至此完全暴露。
初和未成决战起
崇祯十一年（1638）四月，兵部尚书杨嗣昌在崇祯的授意下，开始操作议和之事。由辽东巡抚方一藻和监视太监高起潜派人到沈阳与清议和，侧重于试探。正在外征伐喀尔喀蒙古的皇太极得知后非常重视，但因不确定真伪，并未作实质性交流，明使者不得要领而回。
很快，明廷那些爱空泛议论的朝臣们知道了，预料之中的事儿，不少人开始上疏弹劾杨嗣昌，好个你！竟敢讲款误国！该当何罪！崇祯一看这阵势，撤吧。唉！国是已江河日下，有些人却置民族生死危亡于不顾，依然抱残守缺，什么春秋大义，两宋教训，和谈？就是投降，是屈辱，是误国！相较之，杨嗣昌，倒真是一人杰呀。
其实这一次和谈要是继续下去，清人即将于这年冬天发动的第四次大规模入侵，很有可能不会再发生，大明也不会再遭到那么惨痛的蹂躏。只是假设又有什么用呢，明廷自己放弃的机会早已不是一次两次了。
清人最新一次的侵扰，更增添了崇祯议和的想法，却没为他增加一往无前的勇气和胆略，当一些大臣再次出来谏阻，又不了了之啦。瞧这事情干的！崇祯唯有长吁短叹，唉，大事几成，却被几个“黄口书生”耽误了。
多奇怪，多好笑，国之要务，想好怎么做了，也认为书生空谈误事，却人家一摇头，你就低头了，平时杀臣撤臣的狠劲到哪去了？性格不是这样呀？就这么听臣子的话？支持你的大臣为何不听？内有兵部尚书，外有边疆巡抚，可都是重臣呢？你又不是傀儡，最后拍板权还不是在你手上？怕担责任，怕留骂名？笑话，堂堂一国之君，生死存亡的事，你不担谁担？世上哪有那么好的事，美名都给你，恶名都送给别人？何况事实将会证明，这还不是恶名呢！
说白了，崇祯就是这样一个人，前面已对他的性格为人做了概括说明，不再重复，还是继续在事件中观其行看其人吧。
十二年（1639）七月，一再打得明廷找不着北的皇太极，利用前段时间入中原抓到的济南德王朱由枢，致书崇祯希望议和，结果无需多提，甭想了你呢！唉，崇祯对议和如此翻来覆去，竟没有一点坚定果敢之心，只会让朝野想和之人更加“沉默寡言”了，就这样，直到下一场大决战的爆发，没有人再敢提和。
而作为无可争议的强者，这么多年孜孜以求个和字，却不能有半点进展，皇太极也是没辙了，下一步究竟怎么办呢？和不成，打？如何打呢？虽说四次侵入中原，掳掠杀伤甚多，除第一次，却并未想过取得尺寸之地，战略上其实并不成功，况且大胜之下，也是有不小打击的，和多尔衮一块领兵的岳托就死于山东。更甚者，乘明辽军入援之机，皇太极还曾亲领大军两次攻打宁锦之地，竟也先后受挫于中后所和松山，垂头丧气而回呢。和也和不得，打也无实效，如何是好，好何是好呀？
就在此时，降清的汉人们粉墨登场了。他们比起满洲贵族甚至皇太极来，真可谓目光更深邃，眼界更宽广，韬略更出众，雄心更万丈，当然打垮昔日祖国大明的渴望也更强烈（投敌者历来如此），经常鼓捣，上个万言书、平明策什么的。
毫不夸张地说，清人最后入主中原，多亏了他们这些人在耳边不断吹风，要不哪有这个壮志哟，幸好人家皇太极一直不同意，否则真有可能提前入关呢。
这不，做了大清都察院参政的明降将张存仁、祖可法，就适时呈献治国进取大计啦，雄论滔滔一宏文，洋洋洒洒千万言。皇太极采取了其中屯田广宁、夺取锦宁之策，目的竟还是想通过占领锦宁，使明完全被动，不得不与他议和，或和而不成更利于再战！
新形势下，明廷如何应对至关重要啊。不过，战前可能双方都没有想到，紧接而来的会是一场决定命运的大决战。
松锦上演大决战（上）
崇祯十三年（1640）三月十八日，皇太极派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多罗贝勒多铎（多尔衮同母弟）统领大军前往义州（广宁后屯卫，广锦之间，南距锦九十里）屯田，且耕且战，兵困锦州，反客为主，势在必得。五月，崇祯命蓟辽总督洪承畴出关御敌。
洪承畴（1593-1665），字彦演，号亨九，福建南安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历任刑部主事、朗中，两浙提学道佥事，江西兵备道按察副使。天启七年，任陕西督粮道参政，适逢当地民众起义，军事才华得以展露，从此开始了令他功成名就的“剿匪”之路，李自成就差一点完败于他的手下。十二年（1639），洪承畴被任命为蓟辽总督，从一个战场又来到了另一个战场，不过对手的水平要高了很多。
十二日，洪承畴领兵出征，十八日即在杏山城北与清军打了一仗，挡住了其南下松杏的企图，两军相持于松杏与锦州之间。
洪承畴非常稳健，利用清军围城不严的疏漏，抓紧运粮锦州，还有松山，以固根本，力求打一场持久战。
无疑这是符合实际的。清军长于野战而短于攻城，与其毫无成算地冒险拼刺刀，不如凭坚城先守好，再相机而动，至于锦州，有祖大寿守着呢，再坚持坚持不成问题。
两军相持越久越不利于大清，毕竟局促辽东之隅，与大明相比，孔武有力，但综合能量不足，人力物力差得远呢。
随着战争的推进，持久战取得了成效。前沿松锦，尤塔杏中转站，粮食储备丰富了，基础夯实打牢了。仗打得也不错，由关宁、沿边八镇组成的明军精华，还是很有战斗力的。
九月，明军松山城西黄土岭一战，打退了多尔衮2万大军的进攻。久围不下，清军也开始有了厌战情绪。
此时，那个张存仁又粉墨登场了，在他的建议下，次年（1641）三月，皇太极利用换班之际，治了多尔衮围锦不严之罪，改派济尔哈朗为统帅，掘长壕把个锦州围了个水泄不通。
锦州城内蒙古军动摇了，兵丁男女老幼6000余人叛降满清，但有祖大寿在，它依然坚如磐石。
四月，洪承畴与清军血战于锦南十五里东西石门，难分胜负；六月再战于松山西北，夺敌三旗营地，凡四合围，杀伤甚多，济尔哈朗因此受到议罪。
明军开始取得主动地位。清军厌战情绪与日俱增，所征蒙古军有逃亡明境的，被迫助战的小国朝鲜更不堪其苦。只要明军继续扬长避短，稳扎稳打，迫使清军久围不下，疲困而退，可能性相当之大。
如此，锦宁防线得以保全，精锐之师又损伤不大，大明还有抗衡满清的不少本钱，更有扑灭起义军的坚强保证。这对帝国、对崇祯都已经足够了，算得上胜利了。
虽然几次接触战，明军表现不错，但是想和清军，这支称霸东亚的“梦之队”，来一场大规模的正面PK，还是远远不行的。现实就是现实，好高骛远，急功近利，只会摔得更狠，跌得更惨。
松锦上演大决战（中）
这不，话未说完呢，崇祯就跳将起来，紧要关头，节骨眼上，淋漓展现了他的“领袖风采”，尽致作出了他的“英明决断”，一举扭转了战局，彻底改变了形势，毫不犹豫地以牺牲自我为代价，帮助人家打赢了这场艰苦卓绝的战争。原来，崇祯是有国际主义精神的。
当初，洪承畴在与李自成的作战中，显示了他在明军统帅中第一等的韬略，深得崇祯的器重，朝野上下也是一片赞许，这在晚明很难得了。皇太极第三次入犯内地的戊寅之役（1638）中，崇祯调他入卫京师，后改任蓟辽总督，总领北方抗清一线，足见对他有多么信任。
按理说，洪已经是深孚众望的最优秀统帅了（起码崇祯这样认为），崇祯既然派他指挥这次松锦大战，就应该放手让他搏一搏呀。一开始，崇祯也是坚定支持的，对洪大帅的持久战也是点了头的，当兵部尚书陈新甲刚提出速战速决方案时，他也在征询过洪的意见后，予以否定。
但是当战争持续了一年多后，当清军乘机从山海关以西入犯京师的忧虑被不断放大后（明显误判，清军全力围锦州呢），当明军打得也比预想中的好后，尤其是当陈新甲和他的喉舌兵部职方郎中张若麒不断嚼舌头后，崇祯的老毛病又犯了，竟然改变了主张，同意了与清军打一场速决战，毫不考虑双方实力与过去战绩，结果正中敌人下怀！
君命难违。七月二十六日，洪承畴宁远誓师，囤积粮草于杏山、塔山之间，亲率东协总兵曹变蛟、前屯卫总兵王廷臣、宣府总兵杨国柱、大同总兵王朴、宁远总兵吴三桂、密云总兵唐通、蓟镇总兵白广恩、山海关总兵马科等八位总兵十三人马向锦州进发，二十八日抵松山，当夜扎营于距锦州仅五里的城南乳峰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