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清军多尔衮、豪格分守于乳峰山东西两面的东西石门。二十九日，杨国柱率先出战，不幸阵亡，明军先折头阵。八月二日，又是一场血战，祖大寿也从城里杀出，敌三道重围攻其二，清军伤亡甚众。
整个八月上旬，双方数度交战，互有创伤，渐呈胶着之态，但清军的劣势越发明显，渐有失败的危险，多尔衮非常担心，几次向沈阳报告，请求援军。
皇太极本打算十一日率倾国之师赴援，但因鼻流血，加上最心爱妃子海兰妃病重，耽搁了三日，十四日方快马加鞭，疾驰七百余里，十九日赶至松山。
至此，松锦之战已从锦州解围战一跃而为明清两国的战略大决战了，大清也是举国而来，成败在此一搏。
说到这，突然间想到，既然非要把这一战拔高到如此程度，崇祯同志何不像皇太极一样，亲临前线？打不好仗，也能鼓舞士气，凝聚人心呀，起码各镇将领也会听主帅言，最后拼死一战，而不是最后的四处逃散了。乱想，真是乱想了，崇祯哪会干这样的事，况且就是干了，也是瞎指挥一气，还不如不干呢。
再说皇太极，当时可是带病出征，途中自己在脖子下拿个碗，鼻血留了三日方止，既见形势何等紧迫，又现出色领袖关键时的英雄本色。
抵达前线后，皇太极立即发现洪承畴排兵布阵的一个错误，大军密集于松山，却未在松杏之间留一兵一卒，于是决定将援军驻于其间，切断松山明军的后路，使其想退不能退，军粮想供也供不上来。这下可好，锦州尚未解围，援军又被包围了。
松锦上演大决战（下）
君命难违。七月二十六日，洪承畴宁远誓师，囤积粮草于杏山、塔山之间，亲率玉田总兵曹变蛟、前屯卫总兵王廷臣、宣府总兵杨国柱、大同总兵王朴、宁远总兵吴三桂、密云总兵唐通、蓟镇总兵白广恩、山海关总兵马科等八位总兵全部人马向锦州进发，二十八日抵松山，当夜扎营于距锦州仅五里的城南乳峰山。
此时清军多尔衮、豪格分守于东西石门。二十九日，杨国柱率先出战，不幸阵亡，明军先折头阵。八月二日，又是一场血战，祖大寿也从城里杀出，敌三道重围攻其二，清军伤亡甚众。
整个八月上旬，双方数度交战，互有杀伤，渐呈胶着之态，但明军数量占优，拼劲也足，攻势甚猛，清军渐渐招架不住，几有失败之险，多尔衮非常担心，多次派人回沈阳请援。
皇太极本打算十一日赴援，但因流鼻血，加上最心爱妃子海兰珠病危，缓了三日，十四日血未止即出发，疾驰六百里，十八日到达锦州城北五十里的戚家堡（辽宁锦县齐家堡）。至此，松锦之战已从锦州解围战一跃而为明清两国的战略大决战了，大清也是举国而来，成败在此一搏。
说到这，突然间想到，既然非要把这一战拔高到如此程度，崇祯同志何不像皇太极一样，亲临前线？打不好仗，也能鼓舞士气，凝聚人心呀，起码各镇将领也会听主帅言，最后拼死一战，而不是四处逃散了。乱想，真是乱想了，崇祯哪会干这样的事，况且就是干了，也是瞎指挥一气，还不如不干呢。
再说皇太极，当时可是带病出征，途中颈下自承以碗，行三日鼻血方止，既见形势何等紧迫，又现出色领袖关键时的英雄本色。
抵达前线后，他立即发现洪承畴排兵布阵的一个致命错误，大军密集于松山，却未在松杏之间留一兵一卒，即驻营其间，浚濠筑垣以断明军后路，使其想退不能退，后勤想供也供不上来。
明军见此阵势大惧，二十、二十一两日主动出击未果，屯积于笔架山的大批粮草又被清军夺了去，军心已然动摇。
二十一日晚最后一次军事会议，洪承畴先动员再倾力一战，以期置之死地而后生，但诸将大都已怀去志，哪还听得去哟，监军张若麒也反对，只好又改为突围，留曹变蛟、王廷臣守松山（还有辽东巡抚丘民仰），其余回宁远就食，携粮归来后再战。
本来各军约定好时间有序突围，未成想会议刚结束，大同总兵王朴便率众先跑，其他也慌忙跟进，乱成了一锅粥，与溃逃没啥两样了。唉，精锐都这样，明军焉能不败？还是让我们记住所有留下的将士吧，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最后曹、王、丘也是英勇就义，没有像洪承畴、祖大寿那样屈膝变节。
且说皇太极早已派兵在各要道等着呢，南逃明军全部遭到截击，兵溃如山倒，惨不忍睹。明军先后被斩杀五万三千七百八十余人，损失战马七千四百四十四匹、驼六十六峰、甲胄九千三百四十六副，另外赴海死者以数万计，逃回后方的仅三万余人。（见《明清史料》）
洪承畴呢？救祖大寿不成，反成了第二个祖大寿，一个困守松山，一个继续被围锦州，仍然坚持了半年，不容易了。其间崇祯想再组援军而不能，与清谈判又那个熊样（下文细表），时机一再错过，结局已然注定。
崇祯十五年（1642）二月十八日，松山城陷，洪承畴被俘，后降清。三月八日，祖大寿出降，坚守近两年的锦州陷落。随之，塔山于四月初九日，杏山于四月二十二日，也相继被清军攻陷。松锦大战历时两年，终以明军完败告终。
一场本不会发生的战争，最后演变成了终极PK，大明一败涂地，输得体无完肤，从此走向亡国。为什么会这样？责任究竟在谁？
主帅洪承畴当然脱不了干系。大决战开始后，全军集于松山形成合力，以期迅速解围锦州，同时也防人家像萨儿浒大战一样，把你各个击破，没啥错呀？
问题是相持了二十天，目标未实现，粮草已不多，就算未料到皇太极能迅速增援，也该考虑拨点兵力驻于松杏之间的长岭山，完善攻防体系，加强前后接应，确保后勤保障畅通无阻，更要防备孤军深入被人家断后路呀。
洪承畴不是很持重的吗？起初还准备持久战呢，又是实战中打出的名帅，纵然没有与头等高手过过招，剿李自成的老经验又不合适宜了，但既然面对的是强中强、高中高，就更应该慎之又慎呀？怎么会犯常识错误？就连大同监军张斗都建议驻一军长岭山，结果被他“我十二年老督师，若书生何知耶”否决掉了。（谈迁《国榷》）
再看诸将，前面几战打得还不错，可决战之即，形势不利，就灰心丧气，主帅的命令也不听，以逃跑为上了，看看最后的惨局，还不如像老洪希望的那样，孤注一掷，与敌全力一战，说不定真能置之死地而后生呢，明军战斗力这一次表现得可是很不错的。
还有位居中枢的陈新甲，兵部尚书呢就这水平，与后来议和一样，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连多讲的劲都没有了。监军张若麒，更不用讲了吧。
反观人家，最高统帅皇太极能迅速适时地掌控大局果断决策，将更猛、士更强、心更齐，围锦清军一度危急也能坚守等待援军，点点细节上的差距，终汇成整体上的不足。
就像中韩男足对垒，老是搞不过人家，是后卫犯了一个不该犯的错误，前锋该进的球遗憾未进，教练临场指挥有误，还是时运不济？这皆是表象啊，为什么人家没有呢，或者有了却未致命呢？关键还是实力问题。
有专家还说，此战明清双方投入兵力相仿，因此实力相差不大，胜负天平难料，真是可笑，无论冷热兵器时代，人数多少起过几次决定性作用？那时清兵单兵作战能力，说一个能抵两三个明兵不过份吧。
扯了这么多，就是想说，明军不要指望野战能打过清军，就像洪承畴开始搞得那样，刺刀拼不过你，咱不拼行吗，把守防好了，与你相持着，反正咱家底子厚，经得起磨，谁怕谁呀？当年袁崇焕守宁远凭坚城用大炮，就是这个理儿。
好了，最终回到要讲的那个点上，松锦惨败的罪魁祸首原来是崇祯。作为最高领袖，要不是他翻云覆雨，错听了陈新甲的话，洪承畴哪会改变战略搞什么速战速决，结果把自家人给“速”进去了呢？
什么？责任不在你？沽名诿过的老毛病又犯了吧，还好意思把尿盆子往陈新甲、张若麒们头上扣？你又不是傀儡，你才是最高领袖，最终还不是你做主？你铁了心这样干，别人敢硬那样干吗？这下好了，输得差点精光光了。
从此丢了救命草
但上天待崇祯真得不薄啊！生死存亡间，又拉了他一把，给了他一个翻身的机会。原来到了这种程度，皇太极仍然愿意议和，没有亡明的意愿！
这一次，崇祯总该好好珍惜，认真把握了吧。结果呢，还是令人震惊，让人无语！
崇祯十四年（1641）八月，松锦战败，洪承畴、祖大寿分别被困于松山、锦州，无法突围。明内部和议之声，终于时隔三年（1638年起）再起！
虽然崇祯内心也极渴望议和，但考虑到过去严辞拒绝了多次，现在大败后主动求和，太丢面子了！他不仅未同意，竟还严厉斥责了赞同议和的辽东巡抚叶廷桂，并把另一人宁前道副使石凤臣下了大狱！看看！就为了一个面子，竟置国家安危存亡于不顾，对臣下还如此寡恩残暴。
不过形势的发展，可由不得你崇祯了。这一年国内起义军战果辉煌，李自成正月攻下洛阳杀了福王，张献忠二月拿下襄阳斩了襄王，一向为崇祯倚重的杨嗣昌畏罪自杀（也有说病死）。此后，中原大地被彻底掀了个底朝天，就在松锦决战后不久，三边总督傅宗龙九月死于河南项城，李自成十二月再次兵围中原第一重镇开封。
这边厢，满人又把松锦围得铁桶一般，水泄不通，城陷在即。崇祯不自量力，两线作战，两线皆崩也。如此危局，再不与满人议和，还能怎么办？坐着等死吗？
在兵部尚书陈新甲等人的力谏下，崇祯最终决定与大清议和。就在此时，他还死要面子，希望能有一个大学士先出面承担一下，然后他再恩准。为啥？好沽名诿过呀，议成功归己，不成责下属，自己啥事没有！最后还是内阁辅臣谢升给了他一个台阶。
于是折腾了近四个月，明年（1642）正月，明清第一次官方正式和议终于拉开了序幕，兵部职方郎中马绍愉等担负了这个已经迟到十五年的使命，不过是在悄悄中进行的，因为崇祯不想让朝廷中那些只会逞口舌之能的言官们知道。
秘密也好，公开也好，时间不等人，抓紧弄吧！关外诸城正在遭受清军的围攻，和议早点成功，说不定还有得救。唉，让人又叹又气的是，崇祯却抹不开天朝大国君主的面子，又再为虚节矫礼劳神了。
马绍愉秘密到达宁远与清军统帅济尔哈朗接洽，一开始没有皇帝的敕书，清人认为不足为凭，只好再补，结果时间托到三月，松山、锦州先后陷落了。
更可气的是，补发的敕书形式上却非两国君主间的正式外交文书，只是明帝的内部谕旨，通篇充斥着天朝上国对外藩属夷的居高临下之词。不知真相的，还以为人家战败了，我大明才网开一面，恩准议和呢。
皇太极非常恼火，换了别人恐怕早就不干了，发兵灭了你算了，但他仍坚持与明议和。经投降的洪承畴鉴定敕书为真后，也如法炮制了一份敕谕答复明朝，马绍愉奏报，崇祯再次以敕谕兵部尚书陈新甲的形式还复（面子真就那么重要吗）。
来回折腾，又过了两月，直到五月十四日，马绍愉才奉命抵达沈阳，正式与清谈判，不久前，塔山与杏山又相继陷落。为了给谈判创造一个和平的氛围，皇太极下令停止进攻宁远，退兵三十里。
此次议和，大清上下极为重视，讨论多多。满洲贵族们主要是在让明割宁远还是燕京以东方面有分歧，而祖可法、张存仁这些汉官们先是极力反对议和，后又力谏最大限度严苛明朝，弱明反明之心比满人犹过之而无不及。
皇太极呢？他从没改变自己的一贯主张，不仅不想过于苛明，让明朝称臣纳贡什么的，相反，只要和议成了，还愿意尊明为上国呢，诚意相当之大。
经半月磋商，皇太极在给崇祯的国书中，开出了他的和谈条件。关键在于两点：
一是每年明给清黄金万两、银百万两，清给明人参千斤、貂皮千张；
二是边界划分，明以宁远双树堡中间土岭为界，清以塔山为界，连山适中之地，两国互市贸易。
这疆域的事，应该没有多大异议，因为之前，关外宁远以东之地，已被大清夺了去，成了既成事实，要拿你也没那个能力，何况比起要明割燕京以东国土，皇太极显然采取了较温和的做法。
至于岁币，乍一看，苛刻之至。想当年宋朝够窝囊了，与辽澶渊之盟，不过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仁宗时加了一次，也才银二十万两，绢三十万匹；高宗仅保半壁江山，与金议和，银绢也只有各二十五万两（匹），孝宗时还各减了五万。
现在可好，按当时金万两折银十万两算，大明每年要给清一百一十万两白银！这不是比宋更屈辱吗？崇祯君臣最介意的就是这点了。
实际上这岁币什么的，哪个王朝没有过？不仅仅宋，强汉盛唐，鲜卑之魏，契丹之辽，女真之金，皆有。不但弱时，强时也给，如西汉后期每年给已降匈奴的财物，并不比西汉初屈辱求和时少，当然目的、方式、尊卑等有所不同。不仅汉民族，其他民族也是，如金国面对比他们更野蛮凶悍的蒙古人，也只好送钱消灾，送物笼络。说明一下，此处讲的是成吉思汗以前的蒙古。
怎么讲呢，这个问题也非三言两语能道明的，简单论之，相对来说一个较文明、先进之民族PK一个落后、野蛮之民族，给钱了不见得就是屈辱，没给也不见得有多荣誉，关键看为什么给？给过后究竟怎样？何况你不给又能怎么办呢？与其就此沉沦下去，不如暂时受点屈，留得青山在，还怕没柴烧？
再说大明， 对北边蒙古各部的沿边旧赏，搞了好多年了，款项不菲，据清初汪楫所撰《崇祯长编》记载，崇祯初将近百万；杨嗣昌也说过“一岁插赏百万金”。大清征服漠南蒙古后，开始取代之与明东西几千里接壤，从那时起，皇太极就十分垂涎这笔数额巨大的赏金，希望大明同意，能从蒙古那继承过来，直到这次议和，想法仍然未变，只是实力强了太多，对明打击也更大，却也没太多要。
后来马绍愉回国遭到攻击，因为款议百万并不比旧赏多，还被认为是说谎不可信呢。由此可见，皇太极的要求不算太苛，连明人自己都出乎意料，那崇祯会答应吗？
真是屋漏偏逢连降雨，关键时刻又掉链子。这陈新甲绝对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当初松锦战败就与他有关，现在人家马绍愉关于国家第一要务议和的密报，他看完后却随意地置于几上，自己的书僮误以为是日行塘报，竟发付传钞了出去，本来秘密的事，现在地球人都知道了，结果一片哗然。
言官们的指责又是铺天盖地，很正常，他们向来以此为能事，坐而论道的功夫极高。不正常的是崇祯，特此声明，绝非傀儡的天朝大皇帝、决定议和的最后拍板者，竟然又一次在“黄口书生”面前缴械投降，再次反复起来，不仅未做任何解释承担，反而恼羞成怒，将议和之责一股脑推给了陈新甲，并把他斩了！就连马绍愉，也被撤职押回原籍！
崇祯他自己呢？再一次完全无辜，再一次义正词严——我天朝圣君，何曾向酋奴低过头！
至此，明清议和彻底破裂，崇祯至死也未再提过与清议和。那边呢？翘首以待的皇太极，履行了誓言，直到这年十一月，见崇祯没做任何回应后，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发动了侵入中原的战役——壬午之役。
八万铁骑所向披靡，兵锋直抵山东兖州、南直隶宿迁（今属江苏省）一带，都快到淮河了！先后攻破三府十八州六十七县八十八城，俘获民众三十六万余、牲畜三十二万，河北、山东大部残破。次年（1643年）四月，清军凯旋而归，五个月内，明军未敢一战！又何能一战？
强弱悬殊，天地之别了。
皇太极，没搞错吧？还是没有放弃议和！直到八月突然病故！唉，崇祯啊！崇祯！！
该到小小总结时
皇太极，这位大清（包括后金）历史上最能干的领袖，堪称咱们崇祯同志一生的最大对手，打碎他中兴梦想的最大“罪人”，不过也差一点是让他实现中兴的最大“功臣”。
他拥有一支东亚军事界的“梦之队”长达十七年，假如自己有一颗征服大明的火热之心，也许大清入关要提前很多年，起码松锦战后完全可能，但他一生追求的是明清相“和”，当然是带有战胜者的姿态及功利，远非现在的“和谐”之“和”。
内外交困的崇祯，要是同意皇太极的议和，忍辱先把强敌稳，但得北方边疆定，凝心聚力谋振兴，他日复仇未为迟呀。
国内起义军？决非致命对手。松锦一战前期表现告诉我们，明军打不过梦之队，集中精力“剿寇”，胜自成败献忠，还是绰绰有余的。何况这曾经几乎就实现了，只差最后一击，不两线作战，不调转军队与清决斗，洪承畴完胜了。反过来，内乱平息的大明又能全力对付大清，那结局就不好说了。
但崇祯没有这样做，十七年一路走来，直至身死国灭前的最后一刻，他都在与大清和起义军，同时进行着战斗，有点唐吉诃德，也有点巴萨耶夫。
结果呢，已经衰落的老帝国，哪能经得起如此折腾，国家负担越来越重，除正常赋税外，加派“三饷”（辽饷、剿饷与练饷）最高竟达每年两千一百万两！腐败再掺入其中，天灾又连连，战乱又不断，民众怎能不苦，人心如何不乱（有清人铁腕也行）？
内乱纷纷，外战扰扰，环境极端恶劣，精力又完全消耗，还有什么心思去谋发展，革除弊病、重振大业纯粹空谈！
更严重的是，鸡蛋硬要碰石头，结局可想而知，在“梦之队”的打击下，明军一败再败，输得只剩下个裤衩了，不要说抗击大清，就连平息内乱的资本都消耗殆尽了。
外患内忧就这样互为影响，互为作用，加速恶性循环着，一个在边疆河北山东等地纵横驰骋，一个在中原大地跃马扬鞭，北中国一片大乱。
唉，崇祯，真的是性格决定命运吗？坦途一再向你招手，你却置之不理，非要硬闯华山一条路，艺高人大胆也就算了，可你是吗？胆量倒不小，脑子一热，天不怕，地不怕，艺就另当别论了。
你虽然是个勤政的人，也是个坚强的人，但残酷现实终会让你明白，勤政却无能比怠政更加危险，坚强变顽固比软弱更为可怕。
如果你地下有知，别怪俺说话刻薄，也许你做个宋真宗、宋高宗什么的，大明还不至于亡呢！你在败亡前还在说，文臣个个该杀，但最该杀的是你自己，你知道吗？
明亡首先是大战略的失败，这不是你最高领袖来担，谁来担呢？当时大明之势，攘外先安内明显的道理，一年两年不采纳倒也罢了，十七年的时间，都已经被两线作战搞得快崩溃了，仍然不采纳，说你能力不足，性格乖张，你还有什么怨言吗？
好，战略是个宏观的东西，有点虚，不多说了，那微观呢，每一次具体的决策，特别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重大决策，崇祯啊，你又对过几回？不要去怪别人，把责任都往大臣们身上推，他们都是你的部下，谁的权力又高过你？
一个出色的领袖就是要能在复杂多变的形势下、众说纷纭的状态中，迅速作出正确的判断。而你呢？不是轻信善变，沽名诿过，把正确的推翻；就是偏执多疑，冷酷固执，把错误的推行。两个极端都走了，不简单哟，抗击外部强敌如此，对付民众起义也是这样，你说你崇祯还有啥子希望。
天启崇祯之交的那一年（1627），澄城县王二揭竿而起，陕西大地随即风起云涌，起义之火势如燎原，并迅速刮到相邻的山西。火种因何播撒？晚明各种积弊与陕西特殊状况交汇而成。
万历末建州女真崛起，辽东战事爆发，加派辽饷越来越重，富庶江南还行，陕西贫瘠之地，哪能吃得消。倒楣的是，天灾又不断，如崇祯元年：“自四月至七月不雨，八月恒雨，霜杀稼，木冰，岁大饥。”（吴伟业《绥寇纪略》卷一）你说这老百姓日子咋过？不造反又能干什么？
远至嘉靖年间，军饷拖欠已成习惯，辽东战事后越发严重，崇祯初不少地方欠饷竟达三十六个月，士兵们哪能受得了？干脆哗变算了！己巳之变（1629）勤王军队部分带有武器的溃散士兵又杂于其间，还有崇祯初为节省数十万两银子，招募被裁撤的李自成这样的驿卒，再加上原来的响马，如此，中坚分子、骨干力量又形成壮大了，焉能不造反，又焉能造不成反？
起义队伍不可避免雨后春笋般快速成长了，三个关涉全局的重点人物，应该先介绍一下。高迎祥（？－1636），赵义军前期最著名最威风的领袖，安塞“马贼”，号称“闯王”。张献忠（1606－1647），榆林卫柳树涧人，干过捕快，当过兵，相貌伟异，曾犯军法当斩，又被领导赏识，放了一马，崇祯三年（1630），响应初期极有名的起义首领王嘉胤，据米脂八寨起兵，自号“八大王”。
李自成（1606－1645），陕西米脂人，世代养马户，家境还不错，念过几年私塾，有点文化水平，后家道中衰，为财主放过羊，还干过驿卒，当过马夫，并练得一身好武艺。二年（1627），崇祯下令裁撤驿站，李自成生活无着，索性造了反，先投初期另一著名首领王左挂，再靠不沾泥张存孟，“江湖”上号称 “八队闯将”（1640年改称“闯王”）。李、张，起义军后期的盖世双雄，也都建立了各自的国家，同样败亡于一个敌人，还有不少相仿之处呢。
当时起义队伍不少，民众参与也多，好在开始局促于陕西，尚未形成大气候，其他地方，京畿心脏重地、江南财赋基地、中原兵家争地等等，都尚称安定，帝国根基未动，贫困一隅的内乱搞得定，就看朝廷怎么弄了。
此时的崇祯才干掉魏忠贤，又一心想收复辽东故土，年龄也不过十七八岁，本不忍心说他，只是第一个被他派入陕西平乱的，就是极不称职的人，这里不说还不行。
杨鹤，后来叱咤一时的杨嗣昌父亲。一个文人，一个有清望的人，一个适于蹲大机关的人，却是一个对军事一窍不通的人，竟因为朝中无人敢去陕，而自己又受排挤，竟被吏部会推出任陕西三边总督。官场险恶，官场为私，这可是军国大事，岂能如此儿戏！
崇祯呢？一个字“准”！杨鹤想推也推不掉，只好勉为其难，崇祯二年（1629），己巳之变前，抵达陕西，开始了他的人生悲剧。
杨鹤力主招抚，崇祯开始也是这意思，但招易置难呀，叛军返还军伍，要按月发饷，欠饷都那么多了，拿什么发？老百姓返还家乡，要让他安生，饥荒都已连年了，拿什么安？
起义队伍又复杂得很，人心也难测，什么想法没有，什么企图没有，有人他还就愿意吃这碗饭呢，不要一说起义，特别是标上农民起义的标签，就是多么纯洁、多么高尚了。
时光飞逝，一晃两年，杨鹤招抚起初也有点成效，当时陕西最有影响的义军首领神一魁都投降了，但很快降而复叛，宣告了抚局的彻底破产，侍奉的主子又是刻薄寡恩之人，结局可想而知。
崇祯四年（1631）九月，杨鹤被革了职，逮捕入京究问，后遣戍江西袁州，八年十月死于戍所，在他正受重用的儿子杨嗣昌上疏请求下，崇祯才勉强恢复了黄泉路上杨鹤的原官。
其实杨鹤真有点冤，他是有自知之明的人，当初崇祯让他去平乱，他就据实说干不了，后来确实力不从心，又上书请辞，可崇祯非让他干，而且招抚之策也是崇祯同意的，陕西三边之兵还经常被崇祯调去保卫京师，兵马单薄，不招也不一定就能剿。
崇祯就是崇祯，行为乖张得让人无法理解，不称职的人非要你干到底，失败了再拿你问罪，又毫不留情面，专断固执得要命，可能干的人，他又常常不能放手一用，轻信多疑，患得患失。唉，反正结果一样，基本上都是他的错。
就像这次，陕西民众起义之初，局限于黄土高坡，也未形成后来李自成、张献忠大闹中原的实力，只要用人得当，像以后大红大紫的洪承畴等，极有可能早几年就搞定。
但人家崇祯就是用了杨鹤，两年最宝贵的时间白白浪费了，危局未解反而更危，殊为可惜呀。
官民激斗犹正酣
头未开好，下面就难了。所幸接替杨鹤的洪承畴颇为了得。前任延绥巡抚时，即主围剿，刀光闪闪，血迹斑斑，王左挂、王嘉胤、点灯子赵四儿这些影响很大的实力派，先后被斩落马下，这让崇祯印象深刻，委以重任，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陕西三边军务。
随后，老洪带着曹文诏、马科、曹变蛟等一班虎将，东征西讨，战无不胜，再击灭不沾泥张存孟、混天猴张应金、可天飞何崇谓、黄巢高应昌等几十股起义武装，一举荡平陕西。
随之山西成为焦点。崇祯三年（1630）起，陕西起义军陆续入晋（其中就有李自成），势力越来越大。你别说，老洪这个人不愧名帅，大局观很强，坐镇陕西，却以整个平乱为重，主动派出曹文诏等精锐秦兵赴晋协剿，崇祯对此十分赞赏。
问题是一方重臣有几个能达到老洪的境界，还不是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政情复杂，官场争斗，各谋其私，不相协调，起义军又骁勇善战，山西局势尚未安，豫北又陷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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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下可好，一省之复杂政治又扩展至两省之间了，山西与河南互打小算盘，总想把起义军赶到对方那里去，只图自己保境安民。
实际上，这时起义军声势虽盛，但局促于晋南豫北，具体为太行山东南、黄河以北狭窄地带，形势并不乐观，如果能设置陕晋豫三省总督，统一指挥调度，合三省力量为一，起义军还真就被包围消灭了。
至于这总督人选，老洪自然众望所归。地方有此想法，兵部也觉可行，但崇祯不同意！唉，无意再去探讨原因了，对崇祯都麻木了，反正大是大非上，他极少判断对过。
那崇祯咋做呢？有两大壮举，一派太监监军，二派京营出征。纵不论太监是否狐假虎威，京营之军有否战斗力，单论这协调各军统一作战的事不还是没解决吗？难道皇帝遥控指挥，太监们现场协调吗？你说这仗还怎么打？
最后，恰恰就是这帮“皇亲国戚”们坏了大事。本来起义军越来越步入险境，随时有被围歼的可能，可他们却被起义军诈降所误，眼睁睁看着十几万起义大军，从山西垣曲与河南济源之间的关阳、长泉一带，驰马坚冰上，南渡黄河去。也是天意吧，这段河水从不结冰，今年却冰坚如石。
这就是震惊当时的“渑池渡”，时间为崇祯六年（1633）十一月下旬。从此后，起义军掀起了新的一页，他们从黄土高坡下来，纵横驰骋于中原大地了。唉，要是用老洪做三省总督，何至于此！
我们的崇祯同志哟，决策何等“英明”！先用人不当（当时还年轻也就罢了），耽误了两年，让起义之火在秦晋大地燎原开来，而今又一次失策，导致起义军从太行山与黄河两大天险之间，轻易突围而去，进入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再把两年的艰苦努力毁于一旦。
难道这是一出明末版无间道？崇祯原是那起义军的刘建明？哎！倒要再往下仔细瞧瞧，探个究竟了。
失策葬送决胜机
跃马横刀于中原大地的起义军，各分东西，往来驰骋，更难以围而歼之了。严峻的形势面前，崇祯终于决定设置一个前线总指挥，但仍没有选洪承畴，据说考虑他身负陕西三边重任。崇祯选择了陈奇瑜，以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五省军务，全力剿“匪”。
一年后车箱峡事件的发生，证明了这又是一次用人不当。崇祯七年（1634），李自成被困于汉南车箱峡，濒临绝境，再使诈降计，轻易骗了陈奇瑜，绝处逢生，突围而去。除了逮捕陈奇瑜，崇祯又能怎么样呢，反正他不会承认自己看走了眼，也绝不会想到，就是这个李自成给了他最后一击。
陈奇瑜的失败在于自己的失策，但也与以崇祯为代表的朝廷，屡屡在剿与抚上徘徊不定有关。先前的杨鹤，还有渑池渡事件，皆类似也。不知为什么，崇祯一直不能吸取招抚失败的教训，下定不了主剿的决心，这也给了臣下很大的心理暗示，否则天大的胆子，谁也不敢去抚呀。
一再失误后，崇祯终于任了洪承畴为五省总督，仍兼三边总督，同时起用卢象升（1600－1639）为五省总理，协同围剿，具体分工，洪主西北，卢主东南。这次倒用对了人，但起义军已在中原大地扩散开来，局势至为严峻，非能轻易安定了。
洪、卢受命后，征战不息。卢象升在中原打了不少胜仗，起义军第一强的闯王高迎祥（李自成后期的）也败在他的手下。这时，满洲人又翻越长城而来（1636年，第三次犯内地），镇压起义军的关宁边兵调走了，卢象升也被调去入援京师，做了宣大总督，起义军连败后又得到了喘息机会，洪东卢西夹剿之势也不复存在。
洪承畴在陕倒还不错，有一个好帮手。孙传庭，字伯雅，山西代州（今代县）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身长七尺二寸，雄健多谋略，平日慷慨谈兵，颇有澄清天下之志，崇祯九年（1636）任陕西巡抚。
孙传庭上任后，协作得很好，黑水峪之战生擒已退回陕西的高迎祥，接着施计斩杀了降而复叛的与闯王齐名的蝎子块，又连续打了两次胜仗，威名简直不逊洪承畴了。
看起来，剿匪形势又有好转迹象。新任兵部尚书杨嗣昌（崇祯初次议和时讲到过）也是个大能臣，主张攘外必先安内，对外务实求和，后因崇祯不坚定做罢；对内实行“四正六隅，十面张网”计划，剿抚并用，取得了巨大成功。
到崇祯十一年（1638），起义军两大势力，中原的张献忠等部，尽被招抚。这里插两句话。崇祯一而再、再而三不接受教训，对于张献忠这样的“顽匪”，依然剿抚不定，模棱两可，让急于招抚立功的熊文灿之流，不仅钻了空子，还对张献忠全力保持军队的独立完整，都不加丝毫防备，终酿大祸。
陕西的李自成等部几乎被洪承畴、孙传庭全歼，自己丢妻弃女，带着十八骑狼狈逃亡商洛山中，几次自杀未成，惶惶不可终日。
看起来，十一年起义之火终于要熄灭了，崇祯中兴大业也终于有了点眉目，但是他在攘外与安内间的一再犹疑不定，甚至不自量力以攘外为主的战略，又一次让这得来不易的美好化为泡影。
还是1638年，这边厢安内成功在即，那边厢皇太极求和不成，兵戎相见，第四次向中原杀奔而来，崇祯赶紧征召各地勤王，洪承畴、孙传庭都在其列。一向言听计从的杨嗣昌力争留下一人绝“匪”之根，崇祯也断然拒绝，甚至在清军退走后，仍将洪、孙二人及所带秦兵劲旅留了下来。这真是不可理喻！
终究一地鸡毛啦
后果不堪设想！崇祯十二年（1639），张献忠重举义旗，李自成也乘势再起，倾刻间中原大地又是一片战火。崇祯唯一至始至终亲信的大臣杨嗣昌，亲往前线督剿也不管用了。
两年（1641）后，崇祯攘外与安内政策彻底破产，两线作战全面崩盘。大明最精锐的部队在辽东战场几乎殆尽，其中就包括昔日“剿匪”卓著的曹变蛟等所率秦兵劲旅，这时李自成该偷着乐了。
中原战场只有左良玉、贺人龙（很快被崇祯怀疑通匪所杀）尚称有力，但哪能抵挡起义军已然形成的狂风暴雨？明军除了惨败还是惨败，局势开始逆转。也许此时能够集中全力的话，帝国还有安内的一线生机，但是崇祯最后一次拒绝与清议和（1642），这时啥机都没了。
崇祯十六年（1643）正月，李自成在湖北襄阳称新顺王，五月，张献忠下武昌，建立大西政权。这在起义军历史上可是划时代的事儿，从此他们告别了流寇主义，向建设国家大步流星迈进了（可惜后来遇到了满洲人）。
之后，起义军越发所向无敌。与杨嗣昌不和在狱中呆了近三年的孙传庭重新出山，赢是不可能了，但扼住潼关，保住陕西，局势尚未全毁也。此时，明军还剩三支主力，辽东吴三桂松锦战后重整的关宁铁骑，正勉力抵御清军；湖广左良玉部已被李自成打怕了，畏敌怯战；只剩陕西孙传庭部（包括贺人龙旧部）驻守关中，成了“剿匪”战场的中流砥柱了。
可那崇祯再行乖张，竟要求孙传庭出关赴中原打李自成，结果一败涂地，力量俱损。唉，和松锦大战时的洪承畴何等相像，历史被复制得为啥如此之快？就两年时间！
且说李自成，反过来克潼关（孙亡），占西安（1643），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初一，称王于此，改国号大顺，年号永昌，随即，“百万雄师”过黄河，向着京城汹涌澎湃而来，明军望风而靡。
唉，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就在生死存亡之即，我们的崇祯同志老毛病一点不改，又在南迁与勤王上，犹疑不定了，结果把尚存的一点点希望也全部打碎。
不像拒绝奉召的山东总兵刘泽清等人，艰难时刻吴三桂仍听中央的话，可崇祯竟为了关外早该放弃的宁远孤城，迟迟不征召入京，抵御李自成，待到最后决断时，早已落花流水春去也。痛心的是，以吴三桂反过来助清讨大顺灭南明的表现，足可证明这本是一支完全可以依靠乘凉的大树啊！
真正听召并及时赶来的只有蓟镇总兵唐通和他的八千人马，崇祯视之如救星，但很快又掉转头降了李自成，连带着把通向京城的最后门户居庸关也献了出去。勤王之举彻底破产，北京城哪还能守得住呀。
守不住，咱赶紧跑也行啊，南方还是咱大明的，坐镇南京重整河山非不可行也。结果呢？他没跑，起初也没让儿子跑，等想了又来不及了，父子的命运就不用说了，只可惜了汉家抗清大业。
以后的南明，之所以迅速败亡，连南宋抗蒙都不如，根子还是在于自始自终没有一个众望所归的领导核心，抗清力量形成不了一个牢固的整体，一盘散沙，还互相争斗，结局可想而知。
还有更令人惊叹的，当李自成兵临城下，京城指日可待时，竟还给了崇祯一个天大的机会，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只要你封俺为王，把西北给了俺，再赏个百万两银子，俺不仅不打你了，还可派兵帮你内遏群寇，外御满洲，只是不奉朝觐，怎么样，够宽容了吧，本来俺可是能灭了你的。（《甲申传信录》卷一）结果怎么着？崇祯又拒绝了！像过去很多次的一样！
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八日，北京城陷，三月十九日凌晨，三十四岁的崇祯自缢于煤山（景山）一棵老槐树下，黎明时分，李自成大部队进城。二百七十六年的大明王朝正式告别了历史舞台，至于南明一般不计算在内。
呜呼哀哉！就在十七世纪，军事科技发展略为缓慢的东方，也即将告别游牧民族仅凭金戈铁马便能征服四方的冷兵器时代的前夜，文明最终战胜野蛮的前夜，一个幅员辽阔、光芒万丈的文明巨人，竟被一个“小小”的蛮族击倒征服了！
可这一切本来不会发生！崇祯，作为最高领袖，如果你举措得当，大明何至于灭亡，华夏何至于沦落，你说，你是不是罪大至极！
[摄政卷]定鼎中原皆因命～文武情说多尔衮
开启摄政多时代
多尔衮的形象，如今越来越雄才大略了，乍一看也是，早年跟着皇太极东征西讨，骁勇善战，后来主政时又定鼎中原，何等了得。还有那一段越来越伟大的三角恋，影视剧里狂轰烂炸，满洲第一俊男与满蒙第一美女的爱恨情仇更让他人气旺旺，丰姿伟伟，名星指数直线攀升，远超充分信任过他，悉心栽培过他，不经意间给了他夺皇权立伟业的机会，却被他占了老婆的所谓三角恋的另一矮角――皇太极。
如此巨星级的大人物，真要脱下他的黄金甲，再碾碎那段奇恋花，恐怕非议多多吧。硬去标新立异，反其道而行之，当然不可取，但以事实说话呢？有证据示人呢？心坦然，心坦然啊。
不错，多尔衮是一员骁将，沙场上跃马横刀，英勇无比，战功无数，比那个“千年一帝”强多了，也是他能得皇太极信任，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重要因素，但说到文，他就有点菜了，远不如他的八哥皇太极，一介武夫到不是，平常二字更合适。
为何？就从他成为大清第三代领导人，步入人生最辉煌说开吧，至于前期如何上位的事，三角恋的事，且听后面分解。
崇祯十六年（1643）八月初九，大清历史上最出色的领袖皇太极病逝，事发突然，也未留下什么遗嘱，皇位争夺战随即拉开帷幕，多尔衮与豪格有得一拼。
肃亲王豪格，皇太极长子，也是位能征善战的主儿，三十有四（周岁），长多尔衮三岁，正值壮年，若在华夏，肯定是继承皇位的不二人选，但满洲人没有这个传统，特别是前期。不过他有皇太极下的嫡系两黄旗，还有一支正蓝旗，合计三旗拥戴，牛叉得很呢。声明一点，这里的旗专指满洲八旗，至于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当时根本没有资格参与皇帝选举。
二人之间的PK，被后世渲染得激烈纷呈，特别是把多尔衮塑造的雄健有力，冷静从容，审时度势，老谋深算，且一心为祖宗社稷着想，为大清安定团结考虑，为下步入主中原谋划，十足一个伟大领袖也，实则远非那么回事。
从皇太极突然病逝，到皇位争夺战结束，也就五天时间，真不知道所谓的连横合纵能复杂到什么程度，不要把多尔衮们想得太能了，难道皇太极在世时，他们就已经预谋好了？
多尔衮自然想当皇帝，也是奔这个目标去的，基本班底同母大哥阿济格与小弟多铎的两白旗，也是强劲有力，不过从整个争位过程看，虽不能说象他以后入关那样，纯粹摸着石头过河，但也绝没有一个高瞻远瞩、周密详实的规划，气魄、雄略、坚毅、果敢等，此时跟他也沾不上边，可以讲初步反映了多尔衮的为人为政风格。
再简单PK多豪一下，各有千秋。军事实力：你有两旗咱有三旗，你有牛录65咱有61，相差不大。人气指数：豪格攀高，有皇位决定权的七位亲王及郡王，支持豪格的多数，包括他俩之外举足轻重的努尔哈赤次子礼亲王代善（拥有两红旗）及侄子郑亲王济尔哈朗（镶蓝旗主），但并不坚定。个人地位：多尔衮称强，皇太极逝前，他实际上已是群臣之首，这从他皇帝选举会议真正的主持者身份便可看出。
多尔衮唯一可能当上皇帝，应是PK之始。他能凭借自身崇高的地位（这一点相当重要）和实力强劲的两白旗支持，在多铎率先提议他为帝后，快刀斩乱麻，果断迅速同意，一下把犹豫者拉过来，造成即成事实，说不定还真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