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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芮韬 当前章节:15358 字 更新时间:2026-6-17 02:06

再看康乾以后,更莫名了,按照同样的参照物,把欧洲排除在外,日本崛起前,大清都是一样的东亚巨无霸呀。就算西方入侵的因素,划掉鸦片战争后的那一段,不还有嘉庆至道光前期?以武功为代表的综合国力,并不逊色于康乾,若再较真些,国家规模还比康乾时大呢?

假如纵横交错看一看,就更加不明白了。有清一代,实际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已不在世界前列,东亚巨无霸也算不上什么了,就像八年抗战刚结束的中国,没用了,外面的世界更精彩,有比东亚更强大更先进的地方喽。但商周秦汉三国晋初、隋前唐(安史之乱前)、明前中期,那时中国的武功国力,不仅在东亚更在世界都是强大的。还有元朝,前期可一度有点世界帝国的架式呢!若康乾是盛世,他们更应该算进去吧?

盛世究竟从何来(3)

这里有必要更深入地讲两句,因为吹鼓手们又一个喜欢混淆的概念就在此。你看看过去中原王朝对付游牧民族如何吃力,可咱康大帝不就把噶尔丹打趴下了?连长城都不用再修呢。往往谎言说了百遍千遍,就成了真理,虽然蒙藏篇中曾探讨过这个话题,再以正视听仍不为多。

世异时移,不能等同相较也。冷兵器时代中原王朝面对的北方游牧民族,可不是正处冷热兵器交替如康熙时那样衰落了。他们遭逢的强敌堪称文明世界曾经遇过的最强大最恐怖最具侵略性的野蛮力量。匈奴、突厥、蒙古,哪一个不让世界为之颤抖!鲜卑、吐蕃、契丹、女真(金时)……除了没向西侵,威名不足外,又有哪一个逊色半分?他们环伺在华之北,时刻侵扰着中原,年复一年,从未停息。

如此艰难困苦的环境,文明定居之中原王朝能够在先天军事劣势下,长时间内守得住就已经不简单了,何况还能占据主动,并击而胜之?这个时候不是盛世,还有什么时候是呢?君不见两河流域、埃及、印度,还有被西方捧上神坛之希腊、罗马,以及后来也曾是梦幻般的阿拉伯,有谁能逃过被野蛮击垮的噩运?虽然他们更多时候面临的野蛮风暴比华夏要轻得多,由此也见证了中国历史上的武功有何等了不起!

暂且从最早留下甲骨文时代算起(更有说服力嘛),商朝中后期至西晋八王之乱前,一千五百余年,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武功赫赫的辉煌年代。开启的武丁之商已同埃及、赫提并列世界三强,西周更是世界最大的帝国(是否最强不好比)。东周虽已分裂,但武功仍然强大,征服未停息,扩张无中断,至秦扫六合,北败匈奴,南伐百越,兼西南夷,疆域两倍西周,东方超级帝国已然成形。然秦刹那而亡,汉随之而继,华夏极盛来临,世界最强,舍我其谁!两汉四百二十余年,帝国疆域再扩一倍。西跨甘肃新疆至中亚,南包岭南直至越南北部,西南尽收云贵川,东北囊括今日朝鲜。还有北方,强悍者匈奴,盛时控弦之士三十万,十倍于噶尔丹之准噶尔,成吉思汗之蒙古也只能仰望。大汉与之争斗,惊天地泣鬼神,三百年血战而胜之。南匈奴俯首称臣,拜倒在汉天子脚下;北匈奴远遁,后至欧洲,横扫盛时罗马也奈何不得的日耳曼诸族,直接导致西罗马帝国灭亡。汉后三国,帝国再分裂,雄风却依旧,魏蜀吴,皆保持对外作战之胜利。晋大一统初,声威依然,八王之乱,方致凋零。

两百七十余年五胡乱华,终归于华,隋朝得建,收北灭南陈,帝国再归大一统,华夏又临武功大盛世!直至755年唐安史之乱,一百七十余年世界最强也。隋是昙花,武功却盛。北败突厥,东北破契丹,西灭吐谷浑,南平林邑,东讨流求。四征高句丽,仅就战争而言,最后迫对手乞和称臣,不算败也。隋末之乱,也未阻挡华夏盛世之步伐。大唐应运而生,两汉武功再现。突厥乘隋乱再兴,大唐则迎头痛击,东西皆灭之,后虽又起,终云散。东北灭百济与高句丽,白江口一战,更大破倭寇。汉时西域,唐时再为华夏所有,然疆域更为广大,远至咸海,大清不能及也。新敌吐蕃,更胜突厥,唐与之战,安史乱前,已然占优。还有对印度的一次用兵,轻松得胜,前所未有。盛唐武功不输强汉也。

1368年,明朝建立,一路北伐,逐蒙元于塞外老巢。华夏第三个强悍之世来临,直至十六世纪,皆为世界之强。尤其明前期八十余年,武功之盛,不逊汉唐。遗憾中亚帖木尔征明半途而止,否则华夏将证明为世界最强。期间,十余次跨过漠北深入腹地征伐蒙古,大败之臣服之,捕鱼儿海大捷,更是歼灭擒敌七万余人。东北远至库叶岛,皆为明境,女真诸部,自此两百余年为明臣属。西北虽仅至哈密,未有汉唐之功,然影响深远,帖木尔也曾称臣,康熙之清未能超越。南征一度灭安南,有清一代连击败都未曾有。西服乌思藏(今西藏),延续元之统治。更伟业者,郑和七下西洋,海上威名远播,臣服之国遍及东南亚,还有南亚狮之国(斯里兰卡)!亘古未有,近三百年大清又何尝有之?

盛世究竟从何来(4)

呜呼!观此三世,时间长短不一,然武功之煊赫相似。试问,康熙之清能比得上谁?中国冷热兵器交替,虽略晚于西方,但到了康熙年间,尤其后期,野蛮已不再能战胜文明,强悍游牧也正在远去。中原王朝凭借更强之火器,军事优势已然显现,宗教的催眠软化作用又来辅助(见蒙藏篇),还有哪个游牧民族能再与之抗衡?东蒙古甚至连反抗斗志都没有了,西蒙古卫拉特人仅能称霸中亚,想入长城?且看能否与天比个高了。噶尔丹两三万人,火器又不行,怎是对手?就是冒顿、成吉思汗在世,也同样白搭!此非大清有多强,谁让敢上好时代呢?

但是,好时代也提出了新课题。打败老对手已不足称道,因为最强对手已经换成了欧洲。如今人们常喜欢拿康熙与彼得大帝相较,实不在一个层次上。人家彼得大帝给俄罗斯带来了一个质的飞跃,尤其军事科技上,坚定不移向西欧看齐,国力迅速上升。假设一下,十八世纪初,如果没有万里征战的困扰,沙俄也不忙于在老家与周围对手干仗,清俄来个大对决,不要多,拥有接近当时最现代化武器装备(最好在西欧)的俄军,派个几万人马,打败康熙手下虽有枪炮却仍以大刀长矛为主的清军有何问题?

这就是差距,清军已大大落后于西方,不再具备与世界上最强大力量抗衡的实力,康熙后期更是如此,大大落伍了。如此怎能跟前面所讲的三个大时代相比?又有什么资格说盛世?一个正在飞速落伍于当世的时代,却冠之以盛世,殊为荒唐可笑。

所幸的是,康乾时期,欧洲不会也不可能派出一支大军万里跋涉远征中国。不像蒙古人的游牧骑兵,可以短时间在欧亚大陆上纵横驰骋,一支以热兵器为主的大军,远征中的运输、后勤等要复杂得多,他们的综合实力不见得能支撑得了。就是到了晚清,西方侵华军队一次最多也不过两万人,还是多国组合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时,英军刚开始才四千人,其中大部分还是印度人,后来增加到一万多人,退回到百多年前,怎会出动更多的部队呢?当然晚清因素更复杂些,比如人家就这点人照样把你打得落花流水,干吗还要派那么多人?有一点可以相信,康大帝时,英军想用四千先锋队就来征服中国,痴心妄想也。

何况距离产生美,那时欧洲把中国看得可高了——充满神秘的理想化的国度,甚至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是他们需要学习的榜样。只是到了乾隆晚期西人来华,实地一看,原来如此!才对中国渐有一个客观的了解。以此心态,他们又怎会与一个心目中完美高大的巨人拼个你死我活呢?也不敢呀。

其实他们没有想到,这个巨人是泥足的,根基极端不稳,即便不像晚清时一触即倒,三碰四撞下也肯定是站不稳的。康熙幸运至极(当然乾隆这一点更是),正好赶上环宇两个大时代的缝隙处,冷兵器时代强大无比的游牧风暴渐已远去,而热兵器时代的西方强敌还未开始专注于遥远的东方巨龙,这才是康乾能达到百年稳定的关键所在。否则,可怜的道光就会变成乾隆、雍正,甚至康熙了,因为实在看不出,康乾与嘉庆及道光前期到底有啥不一样。

(此章结束)

集权专制攀高峰(1)

别看康熙大功业摆在面前,表现不咋地,一副欠考虑无远谋的样子:想摆平三藩,却激发了一场大乱,社会发展何止倒退十年;顺手牵羊拿下台湾,差点主动放弃,多亏了施琅等汉大臣的坚持;抗击沙俄入侵,大优之下签了一个事实上的不平等条约;打击噶尔丹兴师动众,以石击卵,却不打算一劳永逸,结果给子孙留下一个大难题,直到孙子乾隆时才解决掉。不过有一样,咱们的康大帝可谓高瞻远瞩,继往开来,实现了大清乃至中国历史上一个根本性的大跨越,“功在千秋”,着实应该好好宣扬一番。

回首中国往事,苦大仇深者一般都喜欢唠叨,比如两千年封建专制怎么怎么的,其实大谬也。人类文明史上,咱们是最自力更生发展了极具开放活跃并有现代民主火花的灿烂文明,宋代达至巅峰,独步世界也,其后虽有滑落甚至中断,也可看到明后期政治社会等各方面依然保留,某些方面甚至还有很大的拓展。

晚明那是一个思想大解放的时代,也是一个从政治经济多个角度看,都属于(咱们至今还认为属于)资本主义模式的大发展时代。江南更是开风气之先,确实看不出来与当时的西欧有啥本质性区别。想象力再丰富一下,假如没有因为入侵后再中断(元时已搞过一次),今后的中国将会是一个怎样的震憾场景?但历史是无情的,随着又一巨变的到来,一切都落花流水东去也。

大清入关之初,也就是多尔衮顺治时代,对被征服者实行了诸多残酷压迫的手段,剃发、圈地、投充等,奴役性质明显。历史已经开始倒退,但毕竟忙着再征服,扑灭那些反抗之火,还没来得及在思想制度等方面进行更多上规模的钳制,直至康大帝降临,才彻底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此走向了万马齐喑的集权大专制时代。

大凡一个民族刚从蒙昧走来时,政治上一般都会有一个比较原始初级的贵族民主制阶段,大事方针尚能做到在上层小圈子里群议群策,就是选谁当头也要大家来定夺。如果主要靠自己一点点发展走向文明的,一般这种民主制会维持一个较长时段,直到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为止。但是像满洲人这种因为旁边有一个先进文明在照耀着它,往往会迅速转变为君主专制。看起来好像是倒退,却是历史发展不可避免的趋势,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不是讲过螺旋式上升吗?人类民族大抵如此,除非他们仍然处于蒙昧阶段。

满洲人前两代,无论努尔哈赤于天命七年(1622)实行的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制度,还是皇太极于崇德二年(1637)创建的议政王大臣会议,那种集体决定国家重大机密事务的方式,无不包含着贵族民主制的色彩,有点原始议会的架式,只是最高领袖已从部落联盟酋长飞速向高高在上的集权君主跨越了。

皇太极即位没多久,即取消了与其他三大贝勒并坐的制度,大力强化了君权,到取消汗号,正式称帝后,俨然已具备中原王朝早就有的那种帝王架式了。不过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功能还是存在的,皇太极逝后,新皇帝的诞生最后也是通过它产生的。当然,个人权威在其中比制度要来得更迅猛、更实际些,不然怎么说是初级原始的,不能和现在的比呢?话说回来,那些搞议会民主一套玩意的国家,又有几个是货真价实的?形式民主容易,真正民主难呀。

其后多尔衮顺治时代,大清皇权已越来越集权化了,顺治逝前直接任命继承人,并选拔了四位自己亲信的异姓大臣辅佐,彻底把诸王贝勒大臣们抛在了一边,议政王大臣会议弃置一旁,已到了根本性转变的临界点了。再经四辅臣时代的过渡,康大帝亲政后,小小年纪便煞是了得,短短两年便擒鰲拜,粉碎了朝中大臣最后一点制衡君权的力量。待到康熙十六年(1667),设置南书房为中枢,构建了完全属于自己的一套辅助决策班子,议政王大臣会议更加形同虚设,皇帝真正惟我独尊了。雍正时期开始设立的军机处,可以说是南书房向着集权专制方面的延伸与拓展。

集权专制攀高峰(2)

六十一年的大帝(擒鰲拜后算五十三年),让人啧啧称叹外,却也给大清集权统治提供了一个稳定充足的、成为参天大树的极佳机会。以后的雍正、乾隆不过是再让它枝叶更茂而已。

这样说可能与康熙留给世人的形象不符,但真相就是如此。试问康熙亲政后那么长时间,有出现过一个诤臣吗?没有,大臣们全都是唯唯诺诺的,顶多也是就事论事,谈点看法,然后每次又都是康熙力排众议,作出最后的英明决断。虽然有点夸大,一个人怎么可能如此伟大,从中却也看出了康大帝有多么的独断专行。

当然专不仅是制度上的专,更有思想上的控,这才是最可怕的,民众的聪明才智、国家的生气活力,将会因此而消亡殆尽,想想看,没有了前进的推动力,还能再谈什么前论什么进?

有清一代思想控制之深之广之高,历代无出其右也。客观上讲,大清入关后,被征服者庞大到比征服者高出几百倍,文明程度毫不夸张地说又何止千倍,后者有极强的防范之心也属正常,但能像满洲贵族这样残酷打压的,恐怕人类史上也不多见。无情杀戮不讲,强迫被征服者剃发易服,直接从文化、心理等认同上进行摧残,手段之毒、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可谓前不见古人后也不会有来者了吧。还有像圈地、投充等,更把被征服者当奴隶看待,某种程度上讲简直奴是隶制度的再现了。

诸如此类,对一个被征服民族从内到外已经层层加了紧箍咒,不是孙悟空头上的唐僧认为你做了坏事才念的咒,而是无端随意便可产生极大恐怖后果的那一类。可想而知,对民众的束缚压制有多大了。

到了康熙时代,如此直接且流于表面的手段开始慢慢消失,捧康者们便大肆吹捧,圣主就是圣呀,你看多仁义,却掩盖了以前这样做得混蛋,现在稍加改进不过是走向正常化而已。被征服者头上的金钱鼠尾不还在那儿顶着吗?传统服饰不仍在故纸堆里放着吗?帝国到了他那个时候,已经趋向缓和稳定了,调整一下过去残暴手段,给它披上一件温情的外衣,就值得歌颂了?

何况统治者们又有了一个新手段,看起来冠冕堂皇,却以血流成河为背景,以万马齐喑为代价,实则更狠更酷,那就是文字狱。这东西历朝历代都有,也非大清独创,但全盛时代大清也。

秦始皇杀了些儒生,焚了些书,便被痛骂两千年,成了集权专制的代表,可这在清代算得了什么?十足小儿科!就是被捧康者称为相对缓和的康熙时代,找两个往那一放,他也根本上不了台面呀。

前文多次讲过,康熙不论做什么事,哪怕惨无人道到了极点,也总会有人出来替他打圆场。就像这文字狱,缺德事没少做呀?竟被解释成比起乾隆来要少多了,而且事发原因也非后来那样的不可理喻,甚至是汉人自己揭发,没满洲人啥事。

看看,什么思维!好比杀了一人,不愿认罪,凭啥吗?有的人杀好多呢,咱这算是轻得了,且咱杀人只是一刀结果性命,不象人家用五马分尸、磔刑啥的,痛苦要轻多啦!真是天下之大,啥人都有,这些人比起造恶者还要可恶。

康熙一朝文字狱大大小小一二十有吧,最有名者两个。庄延鑨明史案不能算到他头上,那会儿他还是不到十岁的孩子,另一个他不负首责谁也不够格担着喽。

集权专制攀高峰(3)

戴名世,安徽桐城人,文学家,著名的桐城学派奠基人。少有亡明之痛,但绝无反清之志,前者原中原之士多少都有点吧,后者就非一般人能具备了,那是需要胆量、勇气和奉献精神的。戴名世为人颇有一点文人的傲骨,社会上人气指数也很高。要说与当朝作对,那是断然算不上的,他年方五十七岁还坚持考取大清的进士,搞了个翰林院编修干干呢。

恐怕连他自己都不会想到,好不容易入了当朝的仕,也算表明了人生态度,却因过去一个兴趣爱好,招来了杀身之祸,并引发了两起文字狱的大案。原来戴名世金榜题名前,曾有学生尤云鹗为他编辑了一本《南山集偶钞》,就是后来著名的《南山集》,记载南明史的,大散文家方苞等在书前也作了序,刊行后风靡江南,很是有名。

本来没啥,都是好多年前的事了,不曾想做官后,却出了问题。可能与他的性格有关,书生意气了些,直爽坦诚了点,得罪了同僚吧,结果被小人参了一本。你戴名世竟敢私刻文集,多狂妄语,且用南明诸帝年号,而置本朝于何顾?难道你想反清复明?罪该万死!

其实文集内没有丝毫攻击大清的字眼,仅仅有一段文字用了“永历”年号,绝非全部。康熙却不管那么多,得知后龙颜大怒,责令严纠细察,事情一下子搞大了,立马世上有了一个《南山集》大案要案,牵涉人员也越来越多。

还不止呢!就因书中一文《与余生书》,谈到了方孝标的《黔滇纪闻》,载有南明桂王抗清事迹,结果又牵扯出另一大案——方孝标案。方也是桐城人,以文见著,方苞便是他侄子,顺治年间进士,做过当朝内弘文院伺读学士,曾在吴三桂那里干过,后根据在滇黔所见所闻南明抗清事,写了《滇黔纪闻》一书。

具体写的什么并不重要,这已足够。结果两案合并处理,受株连者一百多人,就这还是康熙要过六十大寿从宽处理的呢。当然,肯定也有圣祖仁义慈悲为怀的因素了,这点是不能不说的。

戴名世免凌迟(恩典呀),即刻处斩。方孝标已逝,也不行,开棺扬灰!惨忍之至!相关人员斩的斩,发配东北的发配,入旗为奴的为奴,妻子儿女自然也都跟着遭殃了。方苞也本该斩首的,后因康熙宠臣李光地相救才得以不死,但经此打击,彻底洗脑,今后人生十足良民文人一个了。

对这个案子,及以前的庄延鑨案,康熙曾对李光地发表过伟大帝王的见解:“你们相倾相害,满洲谁害汝。”不仅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到头来还怪你自己呢。

康熙时代的文字狱,远不止此。像徐骏案、鹿樵纪闻案、朱方旦案、王锡侯案、陈鹏年诗案、徐转造书词案,等等,包括很多方面,并不仅仅是因为防制汉人反清。比如朱方旦案,就有科学方面的压制在里面。总体来讲,有清一代文字狱,非始于康熙,也非全盛于康熙,顺治时便有,规模不大;真正搞大文字狱、杀人也多的,则是从康熙时代开始的,从此愈演愈烈,至乾隆时走向极至也。

集权专制攀高峰(4)

这种东西对国家社会的危害极大,深入骨髓型,比战争的摧残还要厉害。民众害怕了,不敢去触摸现实问题,生怕啥地方犯了禁,那可是要杀头,甚至诛灭九族的。有清一代文人考据学盛行,就是这个道理,因为钻进故纸堆里,才是最安全的。长此以往,整个社会都凝固了,呆滞了,僵化了,晚明的那种思想大活跃大解放真是一去不复返了,而这才是阻碍发展的最根本的东西!思想的被禁锢,引发的是一连患的恶性效应,学术文化、科技制度等各个方面都将为之停滞,国家真是离全面衰落不远了。

更甚者,有清一代还在专制方面推波助澜。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一个文化极端落后者,满洲贵族入主中原,确却说,入据辽东后,不可避免会汉化,向大明全面学习。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东亚,汉化就是走向文明,文明就必须进行汉化,除非你再回到茹毛饮血的年代。至于汉化好不好,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任何文明都有其精华与糟粕,汉文明同样如此。表现在国家统治方面,既有大开大合,也有抱残守缺,民主与专制、开放与封闭、唯物与唯心等皆在其中对立统一着,但如前所言,前者才是主流的,就是到了晚明的最后阶段,国家已风雨飘摇之际,仍具有开放大气的一面。

可惜新来的征服者,学习时囫囵吞枣,什么都学了,又重点掌握了他们最想学的东西――最能长治久安的统治方式和最具防范功能的驾驭手段。这对他们来讲,比什么都重要。由此,大兴文字狱就能理解了,也能明白大清在统治方式上为何采取的是中国历史上最能禁锢人们思想的那一套了。

就说康熙,一向被捧为极其勤奋好学的帝王,究竟从汉文明中学到了什么呢?“民为贵,君为轻”?他肯定不会学。隋唐宋明?学了,但更多是符合他集权统治思想的东西,甚至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倒是晚明已基本弃之的程朱理学中的大量糟粕,康大帝却拿过来发扬光大了,甚至于捏在手中尽情把完,最大限度为己所用。

康熙曾自称“一生读书五十载,只认得朱子所做何事”。他下诏升朱熹配祀孔庙“十哲”之列,牌位也进入大成殿,并重新刊行《朱子全书》,组织编写《性理精义》等,颁行全国,并在亲手操刀的序言中,盛赞朱熹“集大成而续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拉开了帷幕,朱熹被推上了实际仅次于孔子的地位,理学也步入了极盛时代,牢牢占据着帝国思想界的统治地位,对民众的束缚至深至远矣。

可以说,有清一代表面上把孔子作为中华文明的象征、笼络中原民族归心的招牌,实则其统治民众的极辣手段并非真正的孔孟学说,就连罢黜百家后的也不是,而是朱喜集大成的新儒学——理学。它更能维护专制统治,更能禁锢民众思想,更能产生广大顺民,与过去的儒学已有根本的不同。而这个不同才是大清统治者最为关注需要的,才是康大帝极端高捧朱熹的根本之所在。

恰逢大清完成征服后的第一个治世帝王,又进行着长期稳定的统治,康熙的所作所为堪称帝国今后走向的基石,直接决定着未来发展的方向,地位至关重要!可惜他没能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中国史上最集权专制的统治就是他奠定发展的,到了乾隆时代,已是“日臻化境,完美无缺”了。

直接后果是什么?整个社会的顽固不化、因循守旧,民众的愚昧麻木、奴性十足,帝国的创造力、生命力、解放力降至最低点,只能在最基础、最传统的模子里打转徘徊,即使有前进,也只是重复着百年前、千年前的老路,可新时代的要求已经根本不同了。

社会发展纵深看(1)

康熙的几项所谓大功业被拔得太高了,帝国内部建设同样如此,捧康者们丝毫不吝世间最优美的词藻来赞美,圣主的光芒万丈四射。

事实果真如此吗?就说康熙的宽仁爱民又能让人相信多少?不错,康熙没有乾隆那么狠辣,但也绝不是一个善角。沿海迁界(见台湾篇)给东南沿海带来的破坏,当地民众因此所受的灾难,都是无法想象的惊人惨重,也是亘古未有的极端暴行,虽说始于顺康之交,前期又是四辅臣主政,可康熙亲政了十来年,也未见废除呀?就是消灭了明郑,收复了台湾,没有任何理由了,不还是在施琅等人的力谏之下,才总算良心发现废除之!仅此一点,何谈康大帝的宽与仁?还有平三藩之乱时,清军沿途对平民的烧杀抢掠相当惨烈,也未见康熙有丝毫的制止?至于前文已说的文字狱,就更是体现不出爱民的本色了。

基于此,即便不怀疑,也不能抱着啥崇敬的心情去看待康熙所谓的勤政善政了。他的六次南巡、四次巡北、五巡五台山,没有一次是微服私访的,怎么可能不扰民?什么关心天下民生啦,治河啦,等等,不否认确实有,也应该肯定,但也没必要拔高吧?最不可理喻的就是什么事,一放在康大帝身上便能点石成金,完全与众不同。其实历代帝王出巡的太多了,但能博得康熙这样声名的几乎没有。因为只有做大帝的才是体察民情、访贫问苦,其他皆为奢靡、扰民、游乐、祭神的,反正没啥好事。这本身就不能让人信服。

康熙四十二年(1703)大帝西巡时,山西巡抚噶礼驱使百姓一直跑到直隶望都界内恭迎圣驾,又花了三十多万两白银建行宫,还献了四个美女。康熙表面上很是批评了一番,私下里却受用得很呢。以后对这位出了名的贪赃枉法之徒更是宠爱信任了,谁敢弹劾?撤职!山西太穷?那就让爱卿去干两江总督吧!天下还有哪里富过江南?

再说康熙治河的功绩。那黄河连带运河、淮河等水患,清初一大害,康熙时历经三十余年,终于对其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治理,成效不错,利国利民,值得称颂,可物极必反,颂得太高就让人厌了。其实这治河历朝历代都有,只要正常朝廷正常帝王都会去做的事,就连历史上不少被人痛骂的也做过呢。

略举两例。明万历时就大力治理过黄河,确保了五十年无大患,论功丝毫不逊康熙这一次,好像也没人去赞扬他。元顺帝,有名的昏君吧,其实在他任内,就是因为治理黄河,成为一个直接诱因,导致了红巾军大起义,以致最后丢了中原,逃回了塞外。

还有那永不加赋,又是康大帝一个被广为称颂的德政。康熙五十一年(1712),清廷决定以康熙五十年征粮丁册定为常额,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应该承认,就事论事,康熙此举出发点是利于民众的,至于具体操作中存在“丁倒累户,户倒累甲”、“在官谓之补,在民谓之累”等不好现象,不应该抹杀大方向的正确性,却也不宜评估过高,因为原来的赋税基础已经够“雄厚扎实”了。

大凡讲到赋税时,常会说明时太重,大清就相对轻多了,清代帝王也是不断自我歌颂一再减税的,真相究竟如何?按官方记载,明中后期人口大致在六千万上下,而清直至康熙后期还不到三千万人,当然也有说两个时期人口分别是两亿和一亿的,不管哪个数字正确,也都是康熙时要少两倍。至于田地数量,明万历时已有七百余万顷,而清顺治十八年(1661)五百四十余万顷,康熙二十四年(1685)六百余万顷,直至乾隆十八年(1753)达七百余万顷,才刚刚与明万历时持平,而康熙中期竟少了百万顷(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税统计》)。如此,再比较一下双方征收赋税的多寡便一目了然。

社会发展纵深看(2)

明万历初期两税收入实征白银两百六十六万七千六百八十两,若将本色米按照时价(米一石价银一两,麦一石价银五分之四两),则两税收入可达两千两百一十七万七千三百五十八两,商业税收入总额不过三百四十万两(林枫《万历矿监税使原因再探》)。据此,历经两百年的内部平稳发展后,明朝总赋税不过两千五百万两左右。

万历四十六年(1618)因抵抗满洲人(建州女真)侵略加派辽饷,崇祯后期内忧外患加剧又被迫加派剿饷、练饷,合称“三饷”,最高时达两千一百万两,但剿饷仅存在三年便停止了,练饷也是最后五年才存在的,顶多只有两年能够并算。

后世常把“三饷”加派作为明亡一个主因,其实清人入关后明废实存。辽饷(九厘额银)、剿饷,终清一代再未蠲除;还有呢,像多尔衮边外筑城便又加派钱粮两百五十余万两,比明崇祯初期户部一年实收银都多。应该讲,清初国家战乱更甚、田地人口远逊的情况下,赋税仍不比晚明少。

据《清实录》记载,顺治八年(1551),清廷仅征银就达两千一百一十万零一百四十二两,另有米豆麦等五百七十三万九千四百二十四石,多么庞大的数字!而在又一场大规模的三藩之乱后,地丁银竟年收入两千六百至两千八百万两了,留存地方支用约八百三十万两,再加其他收入,一年税收近三千万两。(白寿彝等《中国通史》)

另外,大清江南诸省每年都要漕运田粮入京师,数千里运费皆出自纳粮户,谓之“浮收”,范围之广,几乎额征田粮无不纳入也。还有每年征收赋粮,往往折钱交纳,谓之“折色”。但无论漕粮折色或地丁银折钱交纳,折合之时,莫不高出当时当地银价很多,谓之“折勒”,自康熙年间便屡禁不绝,民众仅此一项,实际交纳赋额即达正额的二至四倍。由此观之,康大帝时民众负担是轻是重就不用多说了吧?而这还不算几次大战所带来的额外负担呢。

至于圈地(见摄政卷),康熙八年(1669)终于下令禁止,把京畿之地无偿分给无地农民。看起来超级爱民之举,实则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地本就是苦难民众的。清人入关后,对被征服者采取了剃发、易服、圈地、投充等一系列残酷暴行,手段令人发指,也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就说圈地,满洲从皇帝到王公宗室乃至八旗官兵,仅北京城四周便占地一十六万两千三百顷,圈地里的老百姓身份形同奴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奴隶制度在华夏文明大地上的再度上演,堪称历史的大倒退。

康大帝的德政仁政太多,不能一一列举了。总体而言,同上面所讲差不多,没啥惊天动地的伟业,只是一个恰逢王朝百废待兴时应运而生的正常帝王,正常干的事,有作为有成绩之处,赞一下就行了,没必要捧上天。其实任何一个大王朝逢此阶段,在位的帝王只要不出格、不乖张,哪怕无为而治,国家都会有一个发展期,并能从中找到一些善政的。此乃历史前进的必然规律,汉唐宋明皆如此。

也许康熙的优势在于他的起点更底、机会更多、空间更大,好比一张白纸上,更易勾画蓝图!如果自崇祯算起,明清交替近四十年的大战乱、大破坏,华夏已惨破至极点。人口由晚明时的六千万,死亡三分之二,清顺治十八年(1661),只有一千九百二十万了(孟森《明清史讲义》),耕地也大量荒芜。工商业严重倒退,明代繁华景德镇几乎一片废墟;山西潞安丝绸业,明末有织机三千张,清顺治十七年(1660)仅剩二三百张了;著名的成都蜀锦,“锦坊尽毁,花样无存”;南京、苏州、杭州与广州佛山的手工业也都遭到严重破坏(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税收》)。至于思想制度方面的就不说了,反正都专制了,说了也没用。

晚明的繁华活跃一去不复返了,中国的经济又衰落至最低点,而这恰恰是抄底的最佳时机,不是每个人都能随便遇到的,你什么都不做,它也会翻上来,你要是稍加用心,那更是不得了。

康熙就逮住了这样一个机会。当他擒鳌拜后,广阔的发展前景一下子便在他的眼前展开,等待他去追求,只要不偏离预定轨道,一切OK。而从他今后的人生轨迹来看,半个多世纪居于金字塔尖,时间太充裕了,没什么不可以的,只要他好好干。

社会发展纵深看(3)

但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大清告别战乱还不到十年,却因康大帝的急躁冒进和专断固执(见三藩篇),紧跟着又引发了一场历时八年、波及十余省的三藩之乱。帝国所受创伤,民众所遭灾难,不比清人入关后天下大乱轻分毫。加之东南沿海迁界的人为大浩劫,平三藩、收台湾时的大清,可想而知是个什么样的场景了,连二十年前康熙刚接手时都不如。

如果再加上大破坏后的恢复过程,起码一二十年吧。在社会发展方面,康熙头三四十年基本算是白过了!这是个什么概念?历史上绝大部分帝王皇位都坐不到三十年呢,而他一个失误就给浪费掉了,亏得还有二三十年,不然康大帝怎么着也享受不到所谓圣主的待遇了。

时人唐甄对康熙四十年时的帝国曾这样描述:“清兴五十余年矣。四海之内,日益贫困: 农空、工空、市空、仕空。谷贱而艰于食,布帛贱而艰于衣,舟转市集而货折赀,居官者去官而无以为家,是四空也。金钱,所以通有无也。中产之家,尝旬月不观一金,不见缗钱,无以通之。故农民冻馁,百货皆死,丰年如凶,良贾无筹。行于都市,列肆琨耀,冠服华腆,入其家室,朝则熄无烟,寒则蜷体不申。吴中之民,多鬻男女于远方,男之美为优,恶者为奴。女之美为妾,恶者为婢,遍满海内矣。”个人之言当然不能尽信,但间隔很短的两次大战乱后,真是这样也不足为奇也。

应该讲,康熙后二三十年的社会经济才算真正开始超越老爸向前发展了,至于水平究竟如何,不妨拿捧清捧康者最喜说事之口谈谈吧。就以被世人痛责鞭挞腐朽没落的晚明为基准,看看康熙时恢复到啥程度了(前文已有提及,这里再略为详说之)。

据明清官方记载,明神宗万历六年(1578)为六千零六十九万两千八百五十六人,经过万历三大征、后金侵略等系列战争后,到光宗泰昌六年(1620)略降为五千一百六十五万五千四百五十九人(明熹宗实录卷四)。后经明清交替的大战乱,中国人口极速减少,清顺治八年(1651)只有一千零六十三万三千三百二十六人了(清实录世祖卷六十一),比晚明降了四至五倍。破坏何其之巨!

顺治后期大局几定,南明抗清斗争局限于西南云贵川及东南沿海一带,中国大部分地方趋向缓和稳定,人口也跟着略有增长,至顺治十八年(1661),人口上升为一千九百二十万(孟森《明清史讲义》)。本来随着帝国走向安定发展,人口肯定会继续增长的,结果没几年又来了个三藩之乱,至康熙二十一年(1682),也就是平乱后的第一年,全国人口只有一千九百四十三万两千七百五十三人,几乎与二十年前持平。至于社会经济,应该连持平都没有,刚乱过怎么可能恢复那么快!

那么康熙晚年呢?所谓几十年的盛世也到后期了,社会要是大发展也该有个交待了,人口总会大幅增长吧,其实不然。直到康熙五十二年(1713),帝国人口竟只有两千三百五十八万七千两百二十四人(清实录圣祖卷二百五十七),连晚明的一半都没有!虽然上述这些数字极有可能并不确切,官方统计的也许只是交纳赋税的人口,还有大量漏报人员,但放在一个水平线上还是能看出高低的。原来所谓的康熙盛世,人口还远未恢复到差点被批成一文不值的晚明时期呢!

明清时代究竟人口有多少,其实还有另外一种讲法。雍正时期搞摊丁入亩前,社会上漏报少报瞒报人口现象很严重,都是为了少交税!因此官方统计数据极不准确。真相是十七世纪初明代人口已突破两亿大关;后经明清战乱、三藩之乱,应该还有沿海迁界等大破坏,期间恢复缓慢且不具连续性,康熙二十九年(1690)大清人口才突破一亿,而康熙一朝最多时也仅一亿五千万左右,直至乾隆二十四年(1759)才突破两亿。(葛剑雄《人口与中国疆域的变迁》)也就是说,直至康熙逝后三十七年,清人入关一百一十五年后,中国人口才恢复到晚明时的标准!人口多少绝不是衡量一个时代是否盛世的决定因素,但或多或少还是能看清一点康熙盛世的真相吧,特别是能够击碎那些捧康捧清者们用人口来证明盛世的谎言。

当然如此讲,并非要全盘否定康熙时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也与事实不符,只是觉得没必要无原则地高捧。百废待兴后的稳定期内,帝国即使发展了又有什么可称道的?必然规律也,根本不是康熙施展了什么魔法,充其量也只是正常帝王的表现吧。何况,要不是康熙年轻时乱来,大清在他手上应该会有五十余年和平发展期的,要论,过还大于功呢。再说了,在一个极低的起点上有前进哪怕大大的前进,又能进到哪去呢?原来还不见得比晚明时强呢!

而这还只是在传统的发展模式上来衡量的,需知从欧洲的角度讲,那时秦汉隋唐的时代已经结束,新时代来临了,它要求的是一条崭新的不同以往的发展道路,否则即使你老路上走得再远,比过去再前进,当鸦片战争到来时,结果都是一样的。而康熙恰好就处在这个临界点上,但他没有抓住,确切说他根本就没有想过去抓住,错过了大清也是中国近代化最好的起步时期。说到这一点,还得从康熙一个最了不起的爱好入手,因为它给大帝实在增光添彩太多了。

高捧科技是笑谈(1)

古往今来还有谁能比咱康大帝更才华横溢?看过清官方记载及捧康者们的称颂,可以毫不犹豫地回答,大帝才是惟一!

这位身在皇家据说打小却勤奋苦读又天纵奇才的大帝,伟大政治领袖与天才军事统帅合于一体,另经史子集诗文词赋琴棋书画,还有天文地理数理化,再加本民族骑射之根本,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可谓中西之学都精,文武之道皆通也。如此之非凡,他不是千年一帝,谁敢够胆说是?

大凡一个人、一个事物,捧到极至,便会给人不真实的感觉,因为这个世界哪有神!如果康熙是人,又岂能做到这一点?前说他的各项功业时,已能看出个中端倪了,就是芸芸众生中极其普通的一员,这么铺天盖地包装你炒作你,难道你成不了大帝?由此及彼,也能略知康熙的那些才究竟能挤出多少水份了吧?

诗文书法之类不想过于较真,只说一点,高捧的下面也是有其他声音的。据说宫中档案里有一些康熙的亲笔信(过去用的可都是毛笔),差得很,简直就像小孩子写的,而如少林寺大门上面的题字等悬挂于外的,皆是别人帮他代写而成。美国著名汉学家恒慕义在《清代名人传》中也曾讲过:“下列诸书是以玄烨的名义刊行的,但有些肯定是朝臣们写的……玄烨被说成是一位书法家,但最近看到的被确认为是他的真迹的复制品并不说明他的书法非常高明。”虽然证明康熙书法拙劣的真迹,现在想看到很困难,但他的诗文倒是能见到,确实平常得很。只是比孙子乾隆的烂诗水平高些,如与同为政治领袖的曹孟德等相比,文采可就逊色多喽。

不过传统文化,史上精通此道的政治家多得是,帝王中也有不少,再说大帝水平多高,也难成独一无二呀。但有一样就不同啦,由于它的特殊性,被康迷们乘机狠狠地高捧了一下,对塑造康熙非凡大帝的形象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一定要好好说道说道的。

它就是科学技术。据说康熙一生酷爱钻研,也极其擅长精通,简直称得上那时最优秀的中国科学家了。这可了不得,历代帝王中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名副其实的惟一,而且还能充分说明康大帝是能跟上世界发展潮流的。

也许康熙真爱钻研科学,也真懂些科学知识,甚至是个大科学家的水平(怎么可能呢),作为个体,考证真假很重要,但作为一个帝国无可争议的最高领袖,着眼点就没必要放于此了,关键看他是否用科学来兴国。这才是真正要关注的地方,才是衡量康熙是否为大帝的一个重要因素。

历史上有太多擅长某一方面的帝王,有的还堪称个中翘楚。如宋微宗赵佶的绘画、南唐后主李煜的文学,不要说他们所处的时代,就是中华上下五千年,都能进入最优秀的行列,但有谁说他们是好帝王呢?两码事嘛!评价一个帝王的优劣,根本还在于他的治国水平,看他对国家的贡献。其他如能有助于此,方为最佳,比如会打仗,弱肉强食的时代自然益处多多了。反过来讲,哪怕你什么都不会,但会治国就够了,照样是杰出的领袖,顶多浪漫传奇的东西少些,缺点明星的光彩而已。雍正就是,相比老子与儿子,没听说他会这会那,可现在大众有人说他不是优秀的帝王吗?

所以康熙学习科学本身,真像捧康者们所说那么神奇高超吗?或是仅供个人消遣娱乐的工具,水平其实很一般?甚至为了炫耀自己,批评别人?等等。这些都不重要了!当时代的发展已经越来越需要科技立国强国的时候,一国之尊高下之分,就看你是否在国内发展了科技,推广了科技,并用其促进了社会的前进。有,了不起的帝王;无,纵使自己再擅长,不还是“奇技淫巧”?和明天启帝爱好木匠活有啥根本区别呢?就算最高级也无非就是李煜、赵佶。遗憾的是,康大帝恰恰就停留在这“无”的水平上,科学在他的时代所处地位、作用及现实状况,甚至连晚明都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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