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条：克服金厦两岛后，荷人必要时，得在二者之间，择其一或其他地域，以驻舰队，以防海贼攻击。第九条：克服金厦两岛后，联军应驰往台湾，攻取此岛后，清军应将该岛以及一切城堡物件交与荷人，以供荷人居住。
十月十九日，清荷联军吹响了进攻的号角，连克厦门、金门，郑军寡不敌众，被迫退守铜山（今广东东山）。此战，清荷海军表现迥异也，前者被郑军打得晕头转向，只能寻求荷兰大炮的庇护，而后者当世最现代化的战舰与火器，却是打败郑军的中流砥柱。
获胜后，荷兰人即要求清方履行约定，联手攻打台湾，但清方对铜山更感兴趣，欲一鼓作气铲尽沿海郑军势力，遂以战船欠缺帆、索具等相关设备，暂时无法作远程航行为由，婉拒了（协议都签了，有点对不起人啊）。
双方分歧难以弥合，荷军统帅波特只好转过头来，致函正驻守铜山的郑经，提出建立双方“永久和平”的条件：归还台湾岛及原来驻台荷军的武器弹药，赔偿折合黄金60吨的经济损失，偿还东印度公司债务人的欠款，释放荷兰俘虏等。
面对清荷强大同盟，已失去金厦两岛的郑经，为拆散两个强敌，不得不略作变通，表示出与荷兰人和好的姿态，但对他们提出的无理要求仍予以了拒绝。
康熙（1664）三年元月，波特决定出征台湾，清方象征性地派出2艘载有200名士兵的战船随行。同时，靖南王耿继茂还给驻台郑军写了一封劝降信，让荷军带往交之。
荷军途中拿下澎湖，后在离台湾安平（热兰遮）东北三公里处下锚，与郑军交涉未果，又自忖难以取胜，结果一仗未打，便于二月下旬返回巴达维亚去也。
再看清军，武力攻郑的同时，也在积极招降郑军官兵，以图分化瓦解之。还别说，这招真灵，郑军降清者先后达10余万人、舰船900余艘，占其大陆兵力的十之六七。
然郑经毅然坚守铜山，继续出击附近云霄、陆鳌（今福建漳浦县东南）等地。康熙三年(1664年)四月，清军攻铜山，郑经力不能支，弹尽粮绝，只好放弃在东南沿海的最后一个据点，率数十舟撤往台湾。
明郑与清荷的沿海岛屿争夺战，最终以前者的惨败而告终，想来也是意料中事，本来清的实力就远强于郑，水师的不足又由海上马车夫来填补，怎能不大胜？但郑经的抵抗是顽强的，从中也可看出，初期郑经的指导思想并非退往台湾自守，而是仍以沿海诸岛为抗清的前沿阵地，并亲自坐镇指挥，只是后来被清军借洋师以助剿，打败了，不得不远离大陆了。这应该能成为一个证据，回击捧康贬郑者们说郑经是台独分子的荒诞言论了吧？
七月（1664），波特第三次来华。清廷任命施琅为靖海将军，三次欲与荷兰人联合攻台而未果，但后者却占据了台湾北部基隆与淡水一带。此后，荷兰东印度公司因耗费繁巨却一再徒劳无功，停止了在中国东南沿海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波特也结束了作为“荷兰出海王”的使命。
不过台湾北部那一小撮荷兰人，仍与清廷暗中勾结，伺机反扑，妄图夺回台湾，康熙六年（1667），在郑军水陆官兵的夹击下，他们只有收拾破碎的美梦，仓皇逃离了。清荷携手战明郑至此宣告完结，可清郑战与和还将继续啊。
（待续）
小岛上的大时代(上)
康熙三年（1664）三月，郑经从铜山退往台湾后，才把重心由沿海转移，真正开始了他的台湾时代。如果说老爸郑成功是第一个在台湾建立政权的汉人，那他就是名副其实的系统开发台湾的第一人，真正的台湾发展之父。郑成功复台后，不到半年便英年早逝了，他的一系列举措仅仅是开了一个头，而落实并不断发展完善就是他的儿子郑经。
政权巩固了。郑成功收台时，对其有效管辖范围实际上局限于台南部分地区，直至郑经时，特别是其赶走台北地区残留的荷兰人后，才真正把整个台湾纳入统治之中。他完全按照中国的传统模式，狠抓了政权建设，把根基夯实打牢。他改东都为东宁，天兴、万年二县升为州，新设南路、北路和澎湖三个安抚司。同时，加强了基层组织建设（任何时代都需要呀），将东宁城区分为4坊，岛内汉人集聚区分为24里，坊设签首，里设总理，管理民事。至此，郑氏台湾才算从草创之阶步入成熟之段了。
教育加强了。郑经采纳咨议参军陈永华的建议，在台湾各地建孔庙、办学校，逐渐形成一套从学院、府学、州学到县学、社学的完善教育体系，聘“中土之儒”为师，儿童凡年满8岁者即入学。另外，对土著民族教育还进行倾斜呢，规定凡高山族居民有子弟读书者，可减免一定赋税，看来现在对少数民族上大学加分的优惠政策，也是有先例可循的吗。学校办起来了，自然要开科取士了，二者一结合，不仅促进了台湾文化的发展，也为中国文化在台传播起到极为广泛的推动作用。
经济发展了。郑家父子来台前，台湾人烟稀少，大多还是未开垦的荒芜之地，郑成功开始组织福建广东等大陆移民来台开垦建设，郑经时更是持续不断地予以推动，成效显著啊。郑氏统治时期，台湾汉族与土著人口由原来的几万人增加为近三十万人；农田面积扩大至2万多甲（1甲约合14亩），所产粮食足够军民所需。移民的来台、人口的增加、土地的开垦，为台湾的发展不断注入活力，带来生机，再伴随着郑经一系列稳健的经济建设，及民族和睦政策，台湾由此大治。可以说，郑氏主要是郑经时代，是台湾第一次大规模开发的时代，称郑经为台湾发展之父，一点也不为过。
海外密切了。郑氏集团本就源于海上新势力，郑芝龙时已是东亚海上的贸易霸主了，绝对是当时最具海洋意识的中国人乃至东亚人了，自然不会象醉心于闭关锁国的清廷，那样心胸狭隘与目光短浅了，始终把海外交流与贸易看做重中之重。郑成功起兵抗清，尤其郑经败于清荷联军退守台湾后，与大陆接触基本中断，海外贸易更成了郑氏立台抗清的生命线。
恰巧荷兰人的势力被赶走了，日本因闭关锁国也退出了海上竞争，清廷则在搞史上绝无仅有的极其惨无人道的沿海迁界（以后细表），等于把东南，不，东亚浩瀚之洋完全交给了郑氏，他们不独享都不行了。
主客观原因让郑氏台湾（明郑）时代，成为中国历史上最立足于海洋、放眼于世界的时代。他们的海外贸易深远宏大，全盛时每年60余艘海船，以台岛为支点，向四周（自然不包括清廷了）极尽拓展延伸，日本及东南亚暹罗、越南、菲律宾、柬埔寨、马来亚、印度尼西亚等皆纳入其海上一条条贸易线编织的纵横交错的网络内，甚至远至西方英国等也在其中。
台湾的土特产鹿皮、鹿脯、梓脑、硫磺、蔗糖等凭此销往国外，换回武器和生活日用品等。海外大贸易不仅活跃了商品经济，增加了明郑财政收入，推动了台湾经济迅猛发展，也给中国一隅率先走向世界，走向日后的近代化，提供了无限可能，自明中后期以来的海上新势力看来真有希望再实现一个质的跨越了。假如台湾回归二十年后，不是明郑灭亡，而是他们反清复明成功，想想看，以后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至为宏大之规模，辅之以200年大开放，十九世纪难道不是世界一大强国？唉，唯有一声叹息也。
小岛上的大时代(下)
明郑海上事儿远不止贸易呀，保护海外华人权益与向南洋拓展空间，都曾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如真能实施的话，东南亚海上史可能真得要改写了。
原来西班牙殖民者于1565年侵占吕宋（菲律宾）后，十七世纪上半期先后两次对当地华人进行大屠杀，死亡人数达5万余人。
1603年那一次，当时中国的明朝政府得知后非常愤怒，万历帝亲自批示中就有：“吕宋（菲律宾）酋擅杀商民，抚按官议罪以闻”（见《明史》）， 准备对西班牙人兴师问罪。可惜三大征后，特别与日本的朝鲜之役（1592～1598），国家损耗巨大，北方又受正在崛起的建州女真牵制，无力越洋过海进行大规模征讨，只得作罢。
1639年再次大屠杀时，明朝内忧外患，正陷入与关外大清与内部农民军两线作战泥潭中不能自拔，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顾及不上了。1644年大清入关后，镇压南明反抗乃首要之务，加之清人对海外华人从来漠不关心，任其自生自灭，甚至被人家屠杀也认为是咎由自取，有这样的母国，西班牙人对吕宋华人的迫害，西方列强对海外华人的欺压，能不越发残酷与凶狠吗？
纵观清人入关至鸦片战争200年历史，清廷从未给予海外华人任何帮助过。1740年乾隆在位时，昔日击郑坚强战斗同盟的荷兰人，仅仅因为嫉妒华人在荷属东印度的商业成就与财富，就对华人进行大屠杀，鲜血染红了河水，史称“红河屠杀”
之后，荷兰人也有点心虚，担心清廷震怒，影响彼此通商，遂派使与清廷沟通，没成想乾隆竟认为海外华人“内地违旨不听召回，甘心久住之辈，在天朝本应正法之人，其在外洋生事被害，孽由自取”。结果，荷兰人更加肆无忌惮，其他西方殖民者同样如此，海外华人的地位与处境可想而知了。
至于咱们的主人公，爱民如子的一代圣主康熙，还不如乾隆呢，人家不管好坏，反正露过一次面，讲过一次话，他到好，干了61年帝王，有星点这方面的记载吗？相比之，明朝力不足，没干成实事，起码人家心底有啊，特别明郑，大清，不，就说康熙，差得太远了。个中原因很复杂，有一点，对海洋的认识不同吧，有的人只会做个闭门翁，干干锁锁国这样的事，反正有人狂捧，也不怕对后世造成啥危害。
且看明郑的表现吧。郑成功入台前，就对吕宋（菲律宾）华人屡遭迫害很是关切，1657年曾致函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的一位华人甲必丹，希望他不要再与吕宋的西班牙人做贸易了，并有了惩罚西班牙人的打算。
至于经常在海上劫夺郑氏和海外华人商船的荷兰人，郑成功更是两次以停止贸易相警告，并辅之严厉打击，同时凭借强大海上力量，发给华商郑府令牌和“国姓爷”旗号，以此为标志威慑殖民者，保护他们安全出海经商。
康熙元年（1662），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即遣使罗马神父李科罗赴吕宋与西班牙总督交涉，谴责西人残害华人的罪行，严令其改邪归正，俯首纳贡，没想到西班牙人置若罔闻，变本加厉，竟在马尼拉对华人又进行了第三次大屠杀，死者数万人。
郑成功闻讯大怒，决定南下征讨，夺下吕宋，赶走西班牙殖民者。他妥善安置好逃来台湾的吕宋华人，积极筹备远征舰队，并暗中派人与在菲华人联络，届时里应外合，一战而成。无奈天不假人，还未来得及出兵，郑成功便英年早逝了！可叹可惜，吕宋华人没能改变其悲惨命运，而华夏更是失去了当时最优秀也是最合适走向海洋、迈向世界的领路人。
随后的继承者郑经不失为出色领袖，但在拓展海外的雄心上，似比乃父略逊。康熙十一年（1672）正月，将领颜望忠、杨祥请伐吕宋，作为台湾的“外府”，最佳战略纵深之地。以当时情况看，不失为务实长远之策，但在亲信侍卫冯锡范的激烈反对下，郑经没有同意，第二年三藩之乱爆发后，他又积极参与，再无精力向海上进军了。直到施琅攻打台湾时，明郑才又重提这个想法，可惜又未实施，当然这是后话了，届时再详说。
其实郑经治理台湾19年，一直未下南洋（东南亚），应该还与他的战略指导思想有关。他始终不忘先父抗清遗志，刚继位时，即把重心放在大陆东南沿海岛屿上，只是在清荷联手打击下，没有办法了，才退守台湾，所以一旦有机会，他还是要西进西进再西进的，下南洋的事儿，非目标之所在也。
如果他真是一个所谓的什么分子，完全可以抛下大陆的一切，你三藩再乱又怎么样，大清亡不亡又如何，咱不掺乎，踏踏实实守好自家的一亩三分地得了，不行咱可以向海外拓展呀，也不至于象介入三藩之乱，拼搏奋斗几年，到头来寸土未得，却损兵折将，严重消弱了日后防清卫台的军力，何苦来哉？
更严重的是，本来人家大清已不打算再攻你了，你在海那头，俺在海这边，互相遥望，相安无事也，如果郑经不矢志抗清，让人家始终感到海上有个危险统治的隐患，纵然有些汉人如施琅者，再怎么鼓捣，恐怕康大帝最后都不一定会下攻台的决心呢，历史往往就是这么吊诡！唉，瞧瞧你郑经干得什么事儿，明郑灭亡不说了，自己还被后世戴了个什么帽子，且越来越去不掉了，不值得啊。
清廷三大霹雳手段(上)
但历史就是历史，抛开个别人故意曲解国家的民族统一政策，硬用现在的眼光去看待它，郑经的抗清就象本文前面已说过的，是了不起的，伟大的，他和父亲一样都是华夏好男儿。
郑经在台的19年，依靠陈永华等辅助，治理是卓有成效的，就是老爸不英年早逝，也不见得就比他做得更好，这客观上对台湾民众，不论是大陆来台的汉人，还是当地的土著，都是个福分，但对清廷就不见得了。
如果你是隔断于大陆之外，自成一家，管你好坏，都与俺无关，可你要是一个不忘反清的政权，那就让俺如鲠在喉，不除不快了。这一思想可以说贯穿了清廷对台政策的始终。
纵观郑氏收台与清廷复台二十一年间的清郑较量，清廷毕竟已牢控华夏大陆，整体规模宏大，综合实力远强于局促一隅的对手，还是占据着主动权的，而明郑也是刚柔相济，与之周旋。至于清廷手段，和战齐抓，再配一手更狠辣的延海迁界也。
康熙三年（1664），清廷与荷兰人联合攻克了明郑沿海最后一个岛屿铜山后，即决定挥师跨海东征，一鼓作气拿下台湾。十一月，受封为靖海将军的施琅，首次领兵出征，不料途中遭遇飓风，无法前行，敌人面还没见着，便只能掉头返回了。
明年（1665）三月，最坚定消灭明郑者施琅，自铜山启航，再次兵发台湾，前三日无风浪，以风帆为动力的船队进展不顺利，后又遇逆风无法前行，不折回又能咋办呢。五月，休整后的舰队第三次出发，已入澎湖口了，不幸再遇大风暴，结局可想而知，就连施琅的指挥舰也被吹散，南入广东潮州界沿海折腾了一圈，再返回的。
大海实在是明郑抗御清人的最有力武器啊，就这样，三次征伐没打着一个敌人便惨淡收场了，清廷也很灰心丧气，直到三藩之乱结束，不再有武力攻台的打算，转而又拾起了招抚手段，与明郑先后十次议和，除了最后一次，都是它主动提出，那结果又怎么样呢？
康熙六年（1667），清廷遣使道员刘尔贡、知州马星、总兵孔元章等人，赴台与郑经谈判，允诺只要你归顺剃发，不再反清了，就封你个“八闽王”，东南沿海岛屿还可以重新交给你管辖呢。多优厚的条件啊，清廷也只能宽大如此了，请那些抨击郑经的人看看，如果他只想割据称王，行一家之私，答应就是喽，干吗硬和人家过不去呢？打又打不过，这不叫不识趣吗？那么多大明子民无此待遇，也心甘情愿降了清吗。
但郑经没有这样做，看他怎么回答的：“和议之策不可久，先王之志不可坠”、“不佞亦何慕于爵号，何贪于疆土，而为此削发之举哉？”（见《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明确拒绝了这次招抚。
施琅见此次和谈失败，即上书《边患宜靖疏》，指出：“堂堂天朝，万国宾服，岂容此余灰以滋蔓患日”，次年又上了个《尽陈所见疏》，极尽所有理由，一心希望朝廷出兵，且由他带着，灭掉不共戴天之明郑，完成大清江山之一统，博取不世之功业。
归降之人能如此竭心尽力为国效忠，实乃清廷之福也，应该好好赞赏鼓励一番才是，但清廷并未领情，相反对原郑氏降将，有怀疑，不放心，害怕他们与郑氏串通，加之康熙君臣已经放弃了武力攻郑，此一时彼一时也，哪里还能听得进这种言论？
康熙七年（1668），清廷下令裁撤福建水师，将所有原郑氏降兵降将拆开，分调至京师归旗或各省屯垦，战舰全部焚毁。至于施琅，则入京担任有名无实的内大臣，郁郁不得志，空有一身抱负难展呀，深仇大恨难消呀。
不过他倒也矢志不移，留京闲差一干13年，却仍抱定青山不放松，专心研究如何渡海灭郑，给清廷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也为他日后重挑重担建功业，流芳百世美名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啊。俗话说，有志者事竟成，施琅施琅，楷模楷模！
讲到这，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为了不损康熙伟大圣君形象，一般都把这段时间清廷放弃攻台的决策，归罪于鳌拜专权所致，非康熙不想为之也。鳌拜此人，前也说过，远非多尔衮般有凌驾于皇帝之上的权势，忠心之臣，有点跋扈粗蛮而已。康熙长大后，国家最高权力仍在自己手上，只是专擅独断之性格，让他追求的是高度极权式统治，容不得半点掣肘，何况还是鳌拜这样倚老卖老大嗓子的呢，于是才发生了用儿戏般的手段，擒拿国家第一重臣这样的荒唐事来。
一句话，所谓鳌拜专权时期（实则不是），康熙决不是一个傀儡皇帝。放弃武力攻郑，他起码是赞同者，就是从他所谓亲政后的表现看，也能证明这一点。
清廷三大霹雳手段(中)
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帝亲下诏书，派刑部尚书明珠到福建主持和议，对明郑作出了更大让步，允许郑氏藩封，世守台湾。郑经提出：“苟能照朝鲜事例，不薙(同剃)发，称臣纳贡，尊事大之意，则可矣”（江日升《台湾外记》），康熙则认为“若郑经留恋台湾，不思抛弃，亦可任从其便。至于比朝鲜不剃发，愿进贡投诚之说，不便允从。朝鲜系从未所有之外国，郑经乃中国之人”（《明清史料丁编》第三本）。
这两段话极为有名，也被经常拿来作为郑搞分裂、康主统一的有力证据，真相究竟如何，还需略做探讨。历来政治上较量，复杂莫测也，如从当事人的某一两句话，甚至其中一个词就给谁定性，实在有失偏颇，无论明郑，还是清廷，和谈都是一种政治手段，双方都想在一个特定阶段，凭此为我所用，最大限度实现自己特定目的。有些话说出来，并非就是己之心愿，也许是斗争的方法策略或情势所迫暂切如此等，所以关键还是要看具体的行动与结果，他们最后到底是怎么做的，而不是光看谁说了些什么。
先观以康熙为代表的清廷，和谈时既说过上面看起来很义正词严的话，也说过“自海上用兵以来，朝廷屡下招抚之令，而议终不成。皆由封疆诸臣执泥削发登岸，彼此龃龉。……愿贵君臣同于箕子，毋蹈田横之故辙。则何不罢兵休士，全车甲而归台湾，自处于海外宾臣之列。其受封爵惟愿，不受封爵亦惟愿。我朝廷亦何惜以穷海远适之区，为尔君臣完全名节之地。……执事如感朝廷之恩,则以岁时通贡如朝鲜故事，通商贸易，永无猜嫌，岂不美哉？”
“台湾本非中国版籍，而足下父子，自辟荆榛，且眷怀胜国，未尝如吴三桂之僭妄，本朝亦何惜海外一弹丸地，不听田横壮士逍遥其间乎？近三藩殄灭，中外一家，豪杰识时，必不复思嘘已灰之焰，毒疮痍之民。若能保境息兵，则从此不必登岸，不必剃发，不必易衣冠。称臣入贡可也，不称臣不入贡亦可也。以台湾为箕子之朝鲜，为徐福之日本，与世无争，与人无患，沿海生灵，永息涂炭。惟足下图之！”。（清贝子赖塔秉康熙之旨予郑经书中所言）
相反明郑也留下过许多壮语，郑经发布的文告曾说：“我先王忘家为国，抗夷于方张之际，……因退屯东宁，生聚教诲者十一余年，庶机勾践之图，无堕先王之志。”还写过这样的诗歌：“西郭楼台近水滨，青山白云相与邻。试问阁中谁隐者，昔日先朝一汉臣”（《题东壁楼景自叙》）；“王气中原尽，衣冠海外留。雄图终未已，日夕整戈矛”（《满酋使来有不登岸不易服之说愤而赋之》）；“胡虏腥尘遍九州，忠臣义士怀悲愁。既无博浪子房击，须效中流祖狄舟。故国山河尽变色，旧京宫阙化成丘。复仇雪耻知何日，不斩楼兰誓不休！”（《悲中原未复》）。
开本文之先例，引用这么多，不是要证明孰好孰坏，孰优孰劣，而是觉得对一个人、一件事的评价，不要为了某种目的，先设定好一个框架，然后对摆在面前的一大堆证据，只选能为己所用的，其它一概视而不见，实在有违客观真实性啊。
对清廷与明郑，康熙与郑经，既然都能找到完全相反的观点，那就要赞一齐赞，骂一齐骂，何必一个高捧，一个痛贬呢？一个民族在其历史的岔路口上，本就有多条路可走，也并非这样走就好，那样走就差。
单论统一，在明清交替的非常时期，现在眼光来看，大清统一是正义的，可以呀，都是中华民族吗，但也没必要就此走向另一个极端，反而把过去认为最正统的说成是分裂吧。康熙拿下台湾，客观上实现了华夏的统一，这当然是正义的，但如果郑经反过来抗清成功，恢复中原，就是现在看，也不能说就是恶行呀？
明明就是一场中华民族内部带点特殊的内战，没必要上线上纲，把谁说成是叛国者，更没必要把不同阶段不同性质的问题硬掺和在一起，这样只会混淆视听，把千百年来形成的大众已认可的价值观完全打破，利实在大于弊啊。
还有一点，就是单看郑经与康熙那两段名言，后人的理解可能也有误。因为对照清廷已经答应的条件，郑经如果答应，明郑实际上已是自成一家了，又何必再与朝鲜比个什么较呢？因此细观话中含意，特别是康熙答复之言，应能清楚地看到，“照朝鲜事例”及“中国之人”这些话语，重在讲剃不剃发，而与是否分离中国无关。
双方都把它看作一个根本问题，郑经从长远发展着手，什么都可以谈，唯独发坚决不能剃，底线也，当年郑成功也是这样。而康熙也秉承了先辈们的一贯主张，对汉人无论如何要把发剃掉（就那都突破过，政治呀），这是归顺大清最显著的标志，否则就是十恶不赦的叛逆。这下好了，根本点谈不拢，其他说得再好都是白搭，历来清郑谈判大都因此半途而废。
其实说到底，根本的根本还是郑经不愿和谈，民族气节仍在，恢复中原之志不灭啊，否则千千万万汉人都已剃发了，他干吗非要坚持呢，太多太多人要是能凭此换来这等荣华富贵，求之不得呢，以后的事实也验证了这一点。
康熙八年（1669）的谈判失败后，清郑各守其界，不战不和，相安无事，进入了双方最平和的一段时光，但仅仅过了四五年，三藩之乱的爆发，一石激起千层浪，两岸之间静谧的海面上，顿时又暴风骤雨，狂涛汹涌了。
康熙十三年（1674）三月，靖南王耿精忠（耿继茂长子）响应吴三桂反清，遣使台湾，约郑经出兵大陆，许以福建南部沿海郡邑。矢志中原的郑经毫不迟疑派兵西征，先后占领福建广东沿海不少地方，昔日繁盛局面再现也。
然郑经与耿精忠及吴三桂的关系很快破裂，其中一因便是复明问题，比起耿吴各有“异志”来，他对大明要更为忠诚，对抗清也更加坚定。同时，郑军也很英勇顽强，在东南，不，整个反清队伍中，除了吴周政权，他们是坚持最久的。
康熙十五年（1676），福建耿精忠与广东尚之信先后降清，明郑独守东南沿海之地，要抵抗清军与耿尚的联合进攻，势单力薄，颓势难挽了，至康熙十六年（1677）初，郑军接利失利，只能退守厦门与金门了，不过清军没有水师（都烧掉了），无法展开进一步打击，只好再施招抚。
四月、七月，清康亲王杰书先后两次遣使至厦门，与郑经谈判，提出只要其从沿海诸岛撤出，完全退回台湾，关起门过自家小日子，双方以澎湖为界，即可“照依朝鲜事例”。哇，条件进一步放宽了，显然是得到康熙指示，不然杰书有几个脑袋敢如此行事？这下郑经该满意了吧？
清郑和战大较量(下)
一再说了，郑经志向是恢复中原，岂愿僻于台湾一隅？每次与清廷和谈，斗争策略罢了，这次同样不例外。纵然你清廷给再多优惠条件，纵然明郑抗清犹如鸡蛋碰石头，郑经也绝不会主动割断与大陆联系的，所以他要求继续驻守沿海已占岛屿，并有意提出粮饷还要由清廷来供给。这简直“欺人太甚”了！清廷当然不会接受了，和谈遂告终止。
康熙十七年（1678）六月，郑经命第一大帅刘国轩以金厦为基地发动反攻，一度占领闽南不少州县，旋即又被清军收复，但他始志不渝，顽强战斗不退缩。十月至明年（1679）五月，康亲王与新任总督姚启圣又先后四次遣使招抚郑经，劝其接受前议“照依朝鲜事例”，回台湾算了，但郑经仍然坚持保留厦门附近的海澄，为双方往来公所，和谈再度失败。
期间，清廷也采取和战“两手抓”，康熙十六年（1677）恢复了福建水师建制，十八年（1679），命骁勇善战又熟悉海疆的岳州水师总兵万正色（还不是施琅呢）为福建水师提督，年底便初步训练出一支拥有战船240艘、官兵28580名的精锐海上之师。同时，辅以惨烈的“沿海迁界”（以后细表），严封死锁郑军，再对其官兵开展大规模招降活动，瓦解其军心，减弱其实力，为下一步攻坚战做好了准备。
和谈失败后，康熙十九年（1680）正月，清廷终于不再依赖荷兰人了，完全靠自己的海军，携手陆军齐头并进，大败郑军，再次尽收东南沿海诸岛，郑经无奈率残部1000余人渡海东退台湾去了。
三藩之乱可以说是郑经一生事业的转折点，也是清郑三十余年相争的转折点。之前，明郑虽然实力不如对手，败多胜少，但始终保持着勃勃生机与活力，清廷占优却也奈何不得，可大乱后，整个形势彻底改变也。
乘乱而进，沿海争锋，数载奋斗，几番拼搏，为实现老爸遗志，郑经不可谓不尽心竭力，到头来寸土未得，却损兵折将，败退回来时，全台兵力不过万人，又因连年征战，拖跨经济，过去积累的财富也一扫而空，困难重重，几陷绝境。
遭此重击，郑经一蹶不振，雄姿英发不复有，理想破灭志消沉，完全象换了一个人，整日“怠于政事，溺于酒色”，次年（1681）正月暴卒，年仅39岁，只比老爸长命一岁。虽然史书未有记载，想必回台后的短暂岁月，应是他人生最痛苦的一段时光了。
确实，作为一个曾经雄心万仗的政治人物，打击还有比此更沉重的吗？但他忘了一点，有句俗话说得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自己还不到四十，只要捱过这一关，谁说不会迎接一片更广阔的蓝天呢？这一点，他到真不如施琅了，人家可是能在京城里，冷板凳一坐十三年呀。
且说郑经死后，明郑又是一番激烈权争。他的亲信冯锡范竟联手他的弟弟们，阴谋杀害了自己时年17岁的长子、年轻有为的监国郑克臧，拥立年仅11岁的己次子冯女婿的郑克塽（1670~1707）即位，自此，郑氏内政听命于冯锡范，军事取决于刘国轩。虽然二人也颇有才具，但新败之后、领袖刚亡之际，又来个内部权斗杀戮，民众之心岂能安定？
真是屋漏偏逢连降雨，天灾人祸往往都是孪生兄弟，无法分开呀，从郑经亡故那一年（1681）起，台湾气候反常，旱灾水灾一起来，竟造成连续3年的大饥荒，民众苦不堪言，不满日益加巨，明郑败象已显啦。
反观大清，平定三藩之乱后，政权更加巩固，社会再趋安定，又开始向着和谐发展之路阔步迈进，雄壮帝国更为雄壮喽。就是以前薄弱的海军，如今也是兵强船壮了，不靠友邦，自力更生，把郑经再次赶回老家去，足以证明实际战斗力，已超过郑家那支昔日东亚海上的无敌舰队了。此消彼长，郑清差距已在千里，如今摆在康大帝面前的，不是能不能打下台湾，而是愿不愿意去打的问题了。
最后一战定乾坤(上)
施琅三攻台湾无功而返后，康熙和他的清廷已不打算再用武力解决问题了，甚至采用相当极端的做法，裁撤福建水师，焚毁全部战舰，改以招抚，只是一直未见成效，后见三藩之乱中郑经的表现，及随后郑经速亡与明郑局势的恶变，特别是施琅、姚启圣、李光地等一批汉大臣的力谏，才逐渐下定武力灭郑的决心，特别要重点提及的是，施琅居功至伟呀。
不过施琅能被康熙看中赋予重任，可是一个比较慢长艰辛的过程呀。康熙七年（1668），清廷裁撤福建水师，提督施琅被调入京师担任内大臣后，整整十三年不受康大帝待见。想想也是，一个翻来覆去的降将，连长子在内（两次被郑经俘虏，授予官职），又有几十号亲属尚处敌方阵营，仅此一条就够打入冷宫了，何况其人脾气还相当不好呢
康熙十七年（1678），清廷重建福建水师，康熙先后调京口将军王之鼎、湖广岳州水师总兵万正色为提督，就是不用施琅，福建总督姚启圣十几次保荐他，也都石沉大海，一个优秀的海军将领，遭受如此待遇，足见康大帝对他成见何等之深了。
康熙二十年（1681），得知明郑大变故后，康熙终有动武之念，初仍未想到起用施琅。这时担任福建水师提督的万正色，一个勇不可挡的骁将，思想却没跟上主子的意思，坚决反对攻台，这咋行呢？打明郑靠得就是这支水师呀，换人吧，但换谁呢？
康熙亲信福建人李光地（1642~1718）站出来了，向皇上大力举荐施琅，姚启圣呢，也乘势拿出其在敌阵营子侄七十余口已被郑氏杀害的证据，终于，康大帝首肯了，新的福建水师提督就是你，施琅了，并加太子少保衔，万正色呢？改任陆路提督。
有意思的是，走马上任没多久的施琅便和大恩人姚启圣弄僵了，主要是他想撇开作为福建总督的姚启圣与巡抚吴兴祚，专征台湾，独揽不世之功，性格为人可见也。姚、吴岂能让他得逞，遂转而支持与明郑和谈，而后者眼见力量悬殊，难以对抗，对此也是非常主动。
这样一来，前方清军内部都难达成一致，出兵也只能一拖再拖了，清廷人数众多的主和派，乘机上疏，反对出兵台湾。对征台本就意志不坚的康熙，开始动摇了，并下诏暂停出征。
这边厢，和谈也在积极进行，但结果不理想，明郑仍然抓住不剃发易服这一环节不放，终告破裂。而整个大清朝，攻台意志最坚者施琅其间也坐不住了，焦急万分，康熙二十一年（1682），两次上疏康大帝，力陈出兵的可行性，条理明晰，言词恳切，加之和谈破裂，终于打动了一代圣主，不仅坚定予以支持，还委其独任专征的大权。施琅得偿所愿，下一步就要看他能否对得起英明的皇上了。
康熙二十二年（1683）六月十一日，施琅终于率领海军21000余人，各型战舰236艘，誓师铜山，东向台湾出发了。十六日，大军在澎湖与明郑刘国轩军进行了第一次大战。
双方兵力、战舰都旗鼓相当（郑军刚惨败，有那么多吗？疑），一时间打得难解难分，枪炮齐鸣，杀声震天。清军稍有不利，先锋官蓝理腹破肠流，施琅自己也挂了彩，急忙撤退，停泊于八罩岛（今望安岛）。刘国轩因军中缺粮，担心部属溃散，也未敢穷追猛打，给了施琅喘息之机。
通常六月时节，澎湖难有五日和风，当时海潮骤涨，几与岛平，一场狂飙飓风看起来即将来袭，清军停泊之处又属险地（好的都在郑军手上呢），真有点危在旦夕了，施琅也是心惊胆战，不知如何是好。可突然间老天愤怒还未爆发出来，又心平气和了，施琅连呼“天佑我师也”！遂整军再战。
最后一战定乾坤(下)
这上天吗，有时也是公平的，当年施琅三攻台湾时，皆因海上恶劣气候无功而返，而今，仿佛补偿似的，从施琅出征至八罩岛整军，前后十日有余，天公却一直作美，并无暴风海啸，否则清军后果不堪设想啊。
二十一日傍晚，休整五日清军再一次向澎湖主岛挺进。郑军统帅刘国轩，也是不输于施琅的顶尖级海军将领，又占主场之利，对澎湖海上的事儿，自然更为了如知掌
他见清军泊于八罩岛时，便冷笑道，这还需要咱们动手吗？狂涛就将他们碾碎了，结果天未遂人愿（只能遂一家呀），而今看到清军再来时，乌云蔽日，不禁又是一阵大笑，这还要排什么兵，但摆酒设宴，边喝边看他们葬身海底吧。突然间，一声闷雷从天边传来，刘国轩又复大惊失色，仰天长叹“此天也，非人也”，何哉？原来这澎湖的天气通常是乌云合飓风起，雷声响风云散啊。
从来有人哭就有人笑，这边厢，施琅也是转瞬间由惊转喜，既然上天如此垂青于咱，弟兄们，还不努力往前冲！有上天保佑，清军将士们更加精神百倍、斗志昂扬了。二十二日清晨，清军兵分三路，向郑军发起了总攻，一场更为惨烈的海战打响了。
当机遇不再，就凭实力时，清郑短兵相接，结局可想而知了，战斗持续了八、九个小时，最后以郑军完败告终。其主力被歼，官兵阵亡12300余人，投降5000余人，战舰损失194艘，澎湖外围36岛兵民全部投降，刘国轩只带着31艘小船逃回台湾。而清军官兵总共只亡329人，伤1800余人，真有点不可思议，胜利者的记录不知有多少真实性啊。
澎湖大决战的失败，其实已为明郑敲响了丧钟。获胜的施琅并未直捣“龙庭”，而是整军于澎湖，以强大武力为后盾，展开和平攻势，台岛人心惶惶，大势已去矣。冯锡范准备带郑克塽南下吕宋，开拓新天地，想想也不失为良策，但被决意降清的刘国轩劝阻，明郑最后一次拓展南洋的计划，就这样戛然而止了。
结果明郑决定投降，八月十三日，施琅抵台受降，十八日明郑上下全部剃发归顺，从此台湾正式纳入大清版图，大明也算是彻彻底底结束了。九月初十，康熙晋升施琅为靖海将军，官秩京外武职最高军阶从一品，并封之为靖海侯，准许世袭罔替，还破格赐其享戴花翎殊荣，位极人臣了。施琅，屡遭顿挫，终功成名就也。
大清的眼中盯明郑灭亡了，但还有一个台湾怎么办？康熙一直认为，台湾不过是个“弹丸之地，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如此，消灭明郑后，还守不守台湾，就无关大局了。朝堂之上，官员大都持这种观点，台湾？放弃又如何？顶多守守澎湖就行啦。
此时，一些眼光深远的汉臣们站出来（大清定天下的每一步皆如此），上疏力陈守台的重要性，为大清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作出了巨大贡献。还是要特别说说施琅，不仅是最坚定攻台者，也是最坚定守台者。他于本年底，进呈《陈台湾弃留利害疏》（全文附后），详述台湾与东南海防的关系，对放弃台湾的观点逐一进行驳斥，深入阐明了守台的重大意义。
康熙看到施琅等人的奏折后，幡然醒悟，改变初衷，决定守台。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四月，清廷设置台湾一府（原明郑时承天府），下辖台湾、凤山、诸罗三县，归福建省台湾厦门道管辖；同时，设台湾镇总兵一员，驻兵8000，隶属福建水师提督，并设澎湖副将一员，驻兵3000。有两个人的名字需要列一下，首任台湾知府蒋毓英和首任台湾总兵官杨文魁。
清廷在台一府三县的行政机构，康熙一朝基本未再变动，仅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设置了巡视台湾观察御史，其后随着形势需要，又加以改进完善，至嘉庆十七年（1812），已增至一府四县三厅了，再至光绪十一年（1885），方在台湾建省，第一任巡抚就是那大名鼎鼎的刘铭传。
康熙与施琅的收台，客观上维护了中华的统一，当然算得上一个功业，但是就象前面多次提起的，不意拔高，更不能上线上纲，为何？就是从现在角度讲，它也不过是中华民族内部的一场互为争雄吗，谈不上谁正义，谁邪恶。
仅举三国之例，你不能因为刘备所谓的正统，就说曹操、孙权是分裂分子吧，也不能因为曹操最有实力最有可能一统天下，反过来又说孙刘是阻碍国家统一的罪魁吧。
何况清郑之争，当时还有民族的因素在里面呢，而这两个民族现在皆是大中华的一员，走哪一个极端，都会影响到民族的感情，不利于和谐盛世的建立，还是不多说的为好。真要说，就说郑成功那一次不行吗？人家赶走的可是荷兰人啊，哪方面来讲，大书特书都不为过也。
至于康熙在收台中的表现，前面已说得够多了，不再重复。简言之，就象平定三藩一样，没看出他有啥非凡的本事，就是最后一战而胜，大势所趋，水到渠成罢了，非要说谁功劳最大，施琅也。
打台湾是人家具体干的，不需要多说了吧，而且要不是他的力荐，按着康熙原来的意思，台湾刚进入大清怀抱，就又可能成为化外之邦喽，虽然他的目的并不见得高尚，但结果已经足够了，完全是一件泽被后世的大功业。康熙也值得表扬，毕竟他听从了劝告，没有干糊涂事，不少帝王连听都不听呢。
还有呢，施琅攻下台湾后，做了不少对台湾稳定的事儿，比如以他和郑家的深仇大恨，人们都以为公报私仇的事要发生了，但他没有，反而往祭郑成功之庙，不管真心与否，客观上安定了台湾人心，但他让人诟病的地方也不少啊。
台南已开垦土地的一半之多，从此成了“施侯租田园”，所收租子叫“施侯大租”，具体情况啥样呢？乾隆二年（1737），清廷自己发布上谕说：“闽省澎湖地方，系海中孤岛，并无田地可耕。附岛居民，咸置小艇捕鱼，以糊其口。昔年提臣施琅倚势霸占，立为独行，每年得规礼一千二百两；及许良彬到任后，遂将此项奏请归公，以为提督衙门公事之用，每年交纳，率以为常。行家任意苛求，鱼人多受剥削，颇为沿海穷民之苦累。著总督郝玉麟，宣朕谕旨，永行禁革。”
尤甚者，施琅，不，清廷收台前期，是严格禁止大陆民众移往台湾的，只有给施琅这样在台有土地的“地主阶段”打工的，才可以随着农作物耕种的周期，像候鸟一样往来于两岸之间。
当然民众为了生存，自发地移民想挡也是挡不了的，福建、广东沿海人民主要采用偷渡的方式来台，人数还不少呢。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至嘉庆十六年（1811），台湾人口由近30万猛增至200万，这里面大陆移民居功至伟啊，他们为台湾的进一步开发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沿海迁界罪难赦(上)
康熙收复台湾，明郑30余年抗清终告结束，随之而来，清廷一些专门针对沿海抗清分子的举措也寿终正寝了，最有名最惨无人道也是亘古未有极尽乖张之能事的那一项，自然也不例外，它就是前文多次提到的沿海迁界。
其源头始于顺治，但正式启动至结束二十余年间，皆在康熙时代。虽说康大帝即位之初，尚有四辅臣主政，但也短短几年，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康熙亲政时，因此这沿海迁界好也罢，坏也罢，最大的奖赏人或责任人都是咱们的千年一帝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