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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可夫元帅战争回忆录
译者的话
本书作者B·A·崔可夫（1900—1982）是苏联军事家、苏联元帅、两次苏联英雄。1918年参加苏军，毕业于莫斯科军事教官训练班、伏龙芝军事学院等。1929—1932年任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部处长。1938年任步兵第五军军长和第四集团军司令员，指挥集团军参加了白俄罗斯西部的解放进军。苏芬战争中任第九集团军司令。1940年12月至1942年 3月任驻华武官、军事总顾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先后在斯大林格勒方面军、顿河方面军、西南方面军、乌克兰第三方面军和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内任职，从1942年5月起，曾任预备队第一集团军司令员、第64集团军战役群司令、第62集团军（1943年改称近卫第8 集团军）司令员，参加了许多著名的战役，特别是率部从斯大林格勒一直打到柏林，战功卓著，他的部队先后17次受到最高统帅部通令嘉奖，他本人两次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
战后，他先后任苏军驻德军队集群副司令、第一副总司令、总司令，并兼任苏驻德军管局总指挥和对德管制委员会主席。1953年任基辅军区司令。1960年任国防部副部长兼陆军总司令，1961年兼苏联民防司令。1972年任苏联国防部总监。从1952年起为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1年起为中央委员。著有《集体英雄主义的集团军》、《战火中的 180天》、《本世纪之战》、《第三帝国的末日》、《时代的文件》等书。
作者在这本战争回忆录中，以亲身的经历、大量的历史资料和目击者提供的情况，具体地叙述了他自1942年9月受命指挥第62集团军（后改称近卫第8集团军）参加斯大林格勒会战起，直到攻克柏林的整个战斗历程；生动地从一个侧面描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苏德战场百万大军鏖战的壮观场面，以及希特勒和他的第三帝国彻底覆灭前垂死挣扎的情况；满怀激情地赞颂了苏联军队从将军到士兵以至人民群众的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绩，抒发了作者作为战役指挥员在战场上的感受，内容丰富，情深意切。
本书共分四篇。作者重点地在第一、四篇里描述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和柏林进攻战两大战役。在保卫斯大林格勒的决定性战役中，他是在战役进入极其艰巨和严峻的时刻，肩负防御斯大林勒格中部和工厂区的重任。率领集团军与其它大部队一起，坚持在伏尔加河两岸和斯大林格勒市里，浴血奋战，遏止了优势敌人的狂猛攻势，粉碎了希特勒妄图一举占领斯大林格勒的罪恶计划。以斯大林格勒会战为转折，苏军由防御转为进攻，他的集团军和其它大部队乘胜西进。作者在第二、三篇里记述了解放顿巴斯、扎波罗热、敖德萨以及强渡维斯瓦河和奥德河等几个在现代战争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的战役。然后，较全面地描述了1945年4月攻打柏林的战役。在卫国战争中这个规模最大的城市进攻战中，他的集团军身负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在主要方向实施主攻的重托，历尽艰辛，突破了德军在塞洛高地的坚固防御，在攻克柏林的决战中又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本书对我们了解苏联卫国战争的史实很有帮助。
特别要指出的是，作者在书中从战役指挥员的角度，对如何实现最高统帅部的战略意图，如何洞察敌人的奸计，如何在方面军编成内组织和实施大城市的防御战和攻坚战，指挥部队创造性地运用推广种种有效的作战方法，克敌制胜，都有所叙述或详细地总结，这对我们了解和研究苏军的战役指挥和作战方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参加本书翻译的还有：蒋素琴、杨林同志。
另外，本书在译文的编辑过程中，得到韩桂莲、吴德如同志的热情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由于水平有限，难免有错误或不妥之处，敬希批评指正。
1988年11月
作者序
回忆......它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你既不能对它发号施令，也不能拒之不理。它时常会在你脑海里重现你曾目睹过的、曾经历过的、简直会使你心头紧缩、冷汗淋淋的情景。这种情形白天或晚上都会出现。有时，你会因为回忆到某些往事而深深地自责，虽说现实距那些经历已经很遥远了。是很遥远了，但回忆却使你重返过去，遥远的事情又一幕一幕的掠过眼前。
......城市上空，数百架轰炸机盘旋俯冲，炸弹倾泻、炮弹横飞；城市里，一片片房屋烧成灰烬，一座座厂房化为瓦砾，大地掀翻了个，空气中充满了子弹和弹片的唿哨声；在你脚下，折断的钢筋、扭曲的电车钢轨、碎石和残砖、弹坑和陷阱比比皆是；在你前方，在目力所达之处，是集团军指挥所，它设在一个小丘顶上。去那里，要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你去吧，去接受指挥中央防御和城市厂区防御的命令；你去吧，忘掉一切危险，去思考怎样才能阻止和消灭潮水般涌向城市的一个个德军师。
这是1942年9月12日。这一天，我被任命为第62集团军司令员。那时，第62集团军和第64集团军一起挑起了保卫斯大林格勒的重担。
......柏林的大街和广场，正是在这里燃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凶险的火焰，如今就象堆满废金属和残砖碎瓦的垃圾场。到处是折皱的头盔、翻倒的火炮、没有炮塔的坦克。空无一物的房屋露着烧焦的窗户，烟熏火燎过的墙壁上挂满厚厚的灰尘，空气中充满呛鼻的梯恩梯炸药味。我的指挥所里，光线昏暗，更衬托出德国陆军总参谋长克莱勃斯将军那张惨白的面孔。他是前来就柏林停火条件进行谈判的。但他得到的答复是：“没有任何条件可谈，只能无条件投降......”
这是1945年5月1日前夜。在柏林，在我近卫第8集团军指挥所里发生的事情。
......从斯大林格勒到柏林的路程，按今天的概念来看并不算长，乘坐现代化的涡轮喷气飞机，不过几个小时。但是，如果要冒着枪林弹雨，闯过无数的地雷场，穿过敌人构筑的一个个防御区，越过一条条江河障碍，用你的双脚徒步走完这段路程，那么你会为那些经历过无数次浴血战斗、用两年多的时间走完这段路程的苏联的神奇的勇士们而感自豪。
我已经80岁了，在这个年纪里，忘记一点什么，或是因为年代久远而遗漏些什么细节，那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与保卫斯大林格勒战役有关的事件，与近卫第8集团军从伏尔加河到施普雷河的战斗道路有关的事件，与攻打柏林有关的事件，都在我脑海里留下深深的痕迹，就象发生在昨天，而不是发生在50年以前。
当然，我着手写《从斯大林格勒到柏林》这本书时，是凭借那个时期的一些文献。我也总结了在历次的防御和进攻战斗中、我所指挥的集团军所属各师、团的战斗经验。没有文献作靠山，没有目击者的证词，我就不可能进行这项工作，就象不能建造没有基础的楼房一样。
但是，应该着重指出，除了记载在文献上和学术专著上的一些著名的历史事件以外，今天的诸者应当了解，在过去那个非凡的年代里。那些曾参与各种事件的人的思想、情感、感受、疑虑和喜悦。为此，依我的想法，这本书不仅应该有助于提高读者对历史知识的兴趣，而且应该帮助读者形成坚强的意志，帮助读者锤炼世界观。如果卫国战争中的目击者、有战斗经验的人和在各种条件下都经受住了考验的人，能用生动的语言将所回忆起的鲜为人知的事实都描述出来，那么，这样的坦率态度应该受到鼓励，他们的回忆应该收藏到社会的精神宝库中。
我思考的主线，是第62集团军（斯大林格勒战役后改编为近卫第8集团军）的战斗道路。我将尽可能详细地叙述这支部队所经历过的、包括攻打柏林在内的光荣的战斗经历。我思考的基础，是我的活生生的记忆，它使我能更全面、更深入地从今天的立场来理解那些曾经历过、曾目睹过的种种事件。
我们国家的铜墙铁壁是人。令人信服的证据是，我们的军人在任何时候，甚至在几乎毫无求生希望、处处都是死神影子的时候，仍然表现出坚韧不拔的战斗精神和对胜利的坚定信念。这一点，对于希特勒的战略家们来说始终是个不解之谜。这种精神上的力量，正如那些意识到自己对时代、对人民担负着责任的人的智慧一样，是不能用普通尺度衡量的。只能以他们所创造的业绩来评介。望眼欲穿的日子终于来到了，我们经受住了一切，我们开始向西挺进，我们打到了柏林！
在我们这样一个没有地主和资本家的国家里，人民早已当家做主，正是对这样的人民所具有的无限创造力的列宁式的信任，成为并将永远成为我军的战斗力，成为我军创造性地完成各项任务的能力的取之不尽的源泉。这一切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敌人注定不能理解的。我们为此自豪，我们为此感激我们的共产党。是党在苏维埃政权建立的最初日子里，就开始在每个人心中建造这样一座精神堡垒，就开始培养锻炼我们去为我们的后代而经受严峻的考验。
伟大的列宁曾经预言：懂得为什么而战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我们懂得为什么而战，所以我们胜利了！让那些反对我们的国家、敌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的人懂得这一点吧：谁去策划新的狂妄的战争冒险计划，谁就将遭到第三帝国的罪魁祸首的1945年5月所遭到的命运！
在我的回忆和思考中所要谈的，就是从伏尔加河打到施普雷河的近卫军军人在炮火中战斗与生存的本领，就是他们在炮火中形成的那种顽强的战斗精神。
远接近地1
每一个伟大卫国战争的参加者，在达到勇敢无畏和坚韧顽强的崇高境界之前，都有自己的一段漫长的经历。尽管命运各不相同，但我们都是社会主义祖国——世界上第一个工农国家的儿女，条条道路都可以建立伟大的战斗功勋。
我1900年2月12日出生在一个叫做谢列布里亚内普鲁德村的农民家庭里。那时，这个村子属于图拉省，现在它是莫斯科省的一个地区中心。
我12岁那年，就背着背囊离家出走，来到彼得堡挣钱糊口。告别家乡就意味着我告别了童年。我开始过自食其力的生活。
我经常回忆彼得·萨韦利耶夫工厂。这个工厂当时制造响声清脆的马刺，很有些名气。它位于彼得格勒市中心，在喀山大街上。
1915年到了，上工的是一些孩子和上了年纪的人，因为工人们被硬性派到前线，同德国人打仗去了。我们从早到晚忙得直不起腰来。你还没来得及加工头一批锻件，另一捆就叮当作响地扔到了你的脚边。你要钳起烧成雪青色的带角的毛胚，再放进张开大口的台钳里......身边到处都是铁制品、铸铁和钢材。你要想对付得了它们，就得加油干，别想休息。你不想买劲，就别想拿到工资。
中午时分，工厂里闷热得令人窒息，空气中飞扬着稠密的金属粉末，搞得人人嗓子里发痒。双手又沉又重，脊背和双肩就像灌满了铅一样。想喘口气吗，那可不行，领班就在身后。只有上厕所，他才允许你暂时放下手中的活。
要捉弄一下他。我左边和右边分别是两个14和15岁小伙子。我们相互使眼色。一会儿，领班发现了，气得大喊起来：
“你们要是出废品的话”，他在我们眼前来回挥舞着双拳说，“小崽子，我可要教训你们。”
而我们，没有商量，所有人都扔下手中的活，一动也不动地呆着，望着大声吆喝的领班。在他大吵大闹的时候，我们正好休息。
就这样，我们给他上了一课，后来，又教训过他一次……几次以后，他再也不敢对我们大喊大叫了，也不在我们头顶上挥舞双拳了。但活儿并未因此而轻松些。
普季洛夫和奥布霍夫的工人以及喀琅施塔得（我哥哥伊里亚在那儿工作）的水兵，经常来我们这里。
“要坚持住”他们常鼓励我们。
但是，什么是真正的工人团结，我们当时并不懂。我们的天地只限于窄小的、闷热的工厂。有时，只有一些重大事件的余波传到这里。
但是，城市的大街小巷，象春汛时的河水，喧闹、沸腾起来了。我们的工厂也开始骚动起来。在工作台下，在工具箱里，传单、禁书、政治小册子都开始出现了。我们贪禁地读着这些东西，并转述给不识字的同志。因此，后来发生的2月革命、推翻沙皇的消息传来时，我们一点也不大惊小怪。
“就该这样，我们工厂也该发生变化。”大家心里都这么认为。
但是，任何变化，哪怕是一点变化也没有发生。
“这是什么革命？那个萨韦利耶夫仍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小伙子们愤懑不平地说：“是谁这么喜欢他？”
“谁？这还不知道，”伊万·济明冷嘲热讽地说：“临时政府的部长们，克伦斯基呗！”
伊万·济明与我同岁。他是个个子不高、淡黄头发、蔚蓝色眼睛的年青人。在那些日子里，他能很快地在错综复杂的政治事件中理出个头绪来，他知道在彼得堡各个角落里都发生了些什么。他在我们中间很有威信。
从第一次见面后，我就与他形影不离了。伊万性格快活，善于交际，精力充沛，极富于幽默感。他嗓音很高，微微有些沙哑，但唱起歌来，声情并茂，十分动人。当万尼亚·济明跳起舞来，他那灵巧的、富于弹性的舞姿，甚至使那些平时最抑郁不乐的人的脸上，也放出愉快的光彩。他绕着圆圈飞转，很轻松地就跳出一些特别花样，他的脚快速地敲着地板，似乎从鞋后跟下就要迸出火星，说实在的，我很羡慕他，并且心甘情愿地向他学习跳舞。有一次，他甚至说我是最有才能的学生，我也以他的嘉许而自豪，并且暗自怀着将来超过他的念头。
但是，没过多久，不幸的事发生了。我永远忘不了1917年7月4日那个闷热的中午，当时我们站在喀山大教堂旁边，那里正在进行着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突然，枪声响了。我们推开人群，推倒了一切挡路的东西，跑回工厂……过了几分钟，锻工安德烈·霍列夫的熟悉身影出现在门洞里，他似乎有些犹豫地迈过门坎，然后停了下来。只是在这时，我们才看见他的双手抱着万尼亚·济明，济明的头很不自然地向后倾着，好象在霍列夫胸前睡熟了一样。
我们把万尼亚安放到一张工作台上。他眼睛紧闭，双手攥成拳头。他那显然还没有碰过刮脸刀的嘴唇上，长着淡白色的茸毛。他的上嘴唇微微地翘起，似乎想大声说点什么，但没来得及。不，我们不信、不愿意相信他已经死了，不相信今后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了。要知道，他才17岁呀……
万尼亚是让士官生的子弹打死的。当时他正和工人们一起参加游行，高举着要求资产阶级的部长们满足人民的要求和停止战争的标语。而临时政府却命令士官生开枪。
我们大家咬紧牙关，默默地站在万尼亚的遗体旁边。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
领班跑来了，他结结巴巴地说，工厂主命令把扰乱分子的尸体从工厂搬出去。但他看到我们坚定的、充满仇恨的目光，就慌慌张张后退逃了回去。大概他觉得，这个时候，我们什么都能做得出来。
万尼亚·济明没有亲属。我们讨论了怎样将他埋葬的问题。
那些日子，彼得格勒实际上处于戒严状态。在城市的大街上行走很危险。在通往墓地的所有道路上，都有可能碰上喝醉酒的哥萨克骑兵侦察队或士官生巡逻队。他们都可能让我们挨一顿鞭子或吃几粒弹丸。
要不是我那在喀琅施塔得的水雷教导队里当水雷手的哥哥伊里亚正巧来到我们厂，我们还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他是和他的同志们一起到我这里来，当他们知道我们的忧虑后，就决定帮助我们。
水兵们的办法非常巧妙。他们找来一个赶马车的，给济明套上了海魂衫，戴上了水兵帽。四轮马车向孔博格瓦尔杰伊斯基林荫道方向驶去。那里离海军第二支队很近，哥萨克和士官生不敢去放肆。伊里亚坐在右边，他的一个同志坐在左边，他们装成醉鬼。在他们中间，躺着济明，他好象在睡着。
我们目送轮马车到达“五角”楼，然后转向海军支队方向，渐渐地从我们的视线里消失。
也许，正是这个时刻，正是在告别万尼亚·济明的时候，我也彻底地告别了我的青年时代……
1917年9月，我们那生产马刺的工厂，由于需要量下降，关闭了。我们失业了。
我闲了下来，便开始经常到我的两个哥哥彼得和伊万那里去。他们和伊里亚一样，都在波罗的海舰队服役。正是在他们那里，我第一次听到了关于列宁的事。在他们那里读了《共产党宣言》，看到了布尔什维克的报纸和传单。当然，在那个时候，我还不懂得宣言里所说的深奥的理论。但我深深地懂得：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有枷锁，而他们将得到整个世界。工人阶级在反对资本家和地主的斗争中将起决定性的作用。
我逐渐开始理解，布尔什维克的口号“穷人需要和平，富人需要战争”的具体涵义。
有一天，我去喀琅施塔得看望我的哥哥们。但没看见伊里亚，他去放哨了。我犹豫了一会儿，不知该怎么办。后来，我干脆躺到他的铺位上，睡熟了。
有人在我背上猛地一推，把我惊醒了。我一下子跃起身来。在我面前站着一个水兵。
“崔可夫，你为什么离开哨位？”
他肯定看错了人，我与我哥哥长得很象。我平静地回答。
“我是崔可夫·瓦西里，伊里亚是我哥哥。”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水兵是支队委员会成员。他马上详细地询问起我来：
“你有什么事，为什么在这里？”
我向他讲了我的许多想法。我什么也没隐瞒，甚至对他坦白了我想打机会搞到武器。为我死去的好朋友向克伦斯基复仇。显然，他很欣赏我的坦率态度。他请我抽空儿到委员会去一趟。
我哥哥回来后，我把同那个水兵的谈话内容告诉了他。
“他是库兹明同志，”伊里亚说：“一个很好的人，一个布尔什维克。”
……不久，我又来到喀琅施塔得。我很快找到伊里亚，刚刚告诉他，我依然还没找到工作的事，库兹明就来了。他问明了事情的原委，建议我留在喀琅施塔得，留在水雷教导队。17岁就当一名水兵，而且还在喀琅施塔得。还有什么比这更了不起的呢？我高兴得不知怎么说才好。
“太好了，谢谢你！”
从这时起，穿上一身水兵装的想法，占据了我的整个头脑。
过了两天，我把装有零碎物品的小箱子带到了喀琅施塔得。正如库兹明所允诺的我作为一个水兵被编入了水雷教导队。
于是，我的新生活、军人的生涯开始了。
在十月起义以前，我两次去彼得堡的奥布霍夫工厂，库兹明派我带着党的任务去那里找工人同乡，了解他们的情况。一切迹象表明，奥布霍夫的工人们已在积极地准备着，他们正在焦急地等待出发的信号。
10月23日，喀琅施塔得的水兵队伍开始编队。几乎所有人都被编入队伍。一支队伍要去海军第2支队，另一支队伍去波罗的海造船厂。但是，不知为什么哪支队伍里都没有我，大概这是哥哥伊里亚对我的关心。他自己带一队伍去彼得堡了。我心里感到很难堪——要知道我同样可以消灭士官生。但我所受的这种委屈并未持续多久，一天以后，好消息从天而降：列宁领导的武装起义胜利啦！……我们欢呼着，跳跃着。就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得知二哥伊万的命运。他在几个月以前就失踪了。原来，他在7月就被抓进了监狱，囚禁于死牢中。伊万怒斥克伦斯基之流是革命的叛徒、是屠杀工人阶级的刽子手。法院判决伊万死刑，但狱吏没来得及执行这个判决。
冬天来了。芬兰湾和涅瓦河都封冻了。许多水兵从喀琅施塔得来到彼得堡，在那里执行着苏维埃政府的各种任务。这一时期发生了计多使人忧虑的事件。革命的敌人开始抬头了。他们不断地暗中破坏人民政权各项决议的实施，接连地组织反革命暴乱。党把最可靠的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队伍投入到与他们的斗争中去。这一次，伊里亚把我带上了。我们被派去警戒莫斯科至萨拉托夫铁路上的列车。列车从萨拉托夫将粮食运送到俄国中部地区。整个1月和2月，我们都在粮食专列的取暖货车上度过。
2月份，我们收到了父亲的来信：
“富农、商人、官吏煽动人们起来反对苏维埃。因为你们，他们向我报复。前几天，他们放火烧了我的谷仓，整个棚子都烧光了。家里已无粮草，盼你们回来帮助我……”
在这一天，伊里亚被批准短期休假。
“跟我走，回家去看看父亲！”他对我说。
“时间很长吗？”
“咱们看情况。”
……谢列布里亚普鲁德村散布在奥谢特尔河河谷里。村庄的中心部分在右岸。笔直的街道两旁是木板或铁皮屋顶的房屋，或者是高高的围墙。在中心区的广场周围，布满了贸易货栈和石头房屋——商店、小铺、仓库等等。在中心区居住着富裕的农民、商人、牲口贩子和工人。在河的左岸，沿着坡地和洼处，乱糟糟地散落着一些小房子和残破围墙围着的小木屋。河彼岸的这部分村子被称为“鳄鱼嚎”。这里住着贫农。只有我父亲伊万·伊万诺维奇·崔可夫的房子夹在这一带都是两个窗子的木屋中间显得突出。房子呈十字形，一共有6个窗，大门安装在深埋地下的橡木柱子上。我父亲是个身强力壮、性格刚毅的人。他养活着一个有8个儿子和4个女儿的大家庭。家庭生活水平虽然还不能摆脱贫困的威胁，但还能维持下去。他用尽最后的心血，建设了这个还算是坚固耐用的家。林里人都叫他“大力士约内奇”。当村里进行角力时——这是常有的事，父亲站在密密的人群中间，无论谁也别想在他身上讨到便宜：他那一普特重的拳头，打得又猛又准，谁也招架不住。但是，现在他顾不上拳斗了，谷仓被烧光了，春天播种用的种子一口袋也没有剩下，用于磨粉的谷粒一俄斗也不到。
我们晚上回到家。父亲坐在桌子旁，满脸阴云，忧虑重重：拿什么来喂饱从长凳这头到那头的一张张饥饿的嘴呢？离秋播作物的第一次收获还早着呢。
在这个星期里，我的两个哥哥彼得和安德烈也回到家里。他们都已经结婚。妻子和孩子在父亲家里生活。经过贫农委员会的共同努力，好不容易搞到了几口袋留种用的谷粒。粮食有了，除此而外，还在已逃到国外的舍列梅捷夫伯爵的庄园里，弄到了牲畜饲料。
不久，伊里亚回自己的支队去了，支队司令部设在莫斯科帕韦列茨车站。他让我在家待命。
春天来了。
村子里传起了令人不安的消息。说是国内许多地方都发生了反革命判乱，资本主义国家勾结在一起发动了反对苏维埃俄国的战争。看看报纸或其他什么宣传品，才知道协约国用经济封锁和直接干涉我国内部事务等办法来威胁苏维埃共和国。他们妄图扼杀革命，扑灭人民的革命热情。
有一次，我在牧场遇见了童年时代的朋友，与我同岁的格奥尔吉·明金、阿列克谢·古巴廖夫和瓦西里·雷金。他们全都穿着缀有白色钮扣的黑色单排扣短大衣。他们刚从市立学校毕业，这种学校相当于今天的七年制中学。他们也被许许多多的流言蜚语搞得惊恐不安。他们怀疑巴黎公社的历史是否会重演？
“如果我们不是躲在家里的火炉旁等待观望的话，那么，历史是不会重演的。”
在受教育方面，我在他们中间是个才疏学浅的人，因为我只读了四年书。但是，在彼得堡五年的工人生活经历，却使我可以用平等的身份与他们交谈。
“那我们做些什么？”他们说。
“为工人的事业准备斗争。”
“怎么，斗争？”
“这个问题正是我们要考虑的。你用拳头是打不倒协约国的。”
第二个礼拜日，有人对我们说，在莫斯科有个军事训练班。它从可靠的工人和农民中录取愿意当红军指挥员的人。这个消息使我们振奋起来。我们准备先去一个人了解一下情况。格奥尔吉·明金到莫斯科调查去了，我们焦急地按天、按小时计算着时间，经常去车站迎候我们的“侦察员”。终于我们收到了他的来信。他告诉我们，他已经成为第一期红军军事教官训练班的学员了。他说，录取条件很简单，最要紧的是，需要村苏维埃的证明信，以证明来人政治上可靠。
不久，我们三个伙伴带着几只木头箱子，从谢列布里亚内普鲁德来到了列福尔托沃。训练班就设在这里的一座建筑物里，这座建筑的前身曾是阿列克谢耶夫斯基军事学校。当我们闯入前厅时，立即被哨兵拦住了。他是一个学员。他询问我们来此的目的以及我们的身份，并立即报告给训练班的政委。不多会儿，政委来到我们面前。
“是来服役的，还是来学习？”
我身上穿的是水兵短大衣和宽脚的裤子，很远就看得出是水兵。我首先回答：
“即学习，也服役！”
政委看了我们的证明信后，让我们去他的办公室。显然，明金已得知我们的到来，他站在政委的办公室旁，直向我们使眼色，这使我们增强了勇气。
进了办公室，政委看了我一眼，问道：
“除了村苏维埃的证明信，你们还能用什么来证明，你们是真心实意来干革命的？”
“用行动”。我回答，沉默了一会儿，又补充道：“我没有其他证明，但如果您给帕韦列茨车站的契卡①支队的首长去个电话，您就会了解到，他的支队里有个水兵崔可夫·伊里亚是我的亲兄弟。”
①肃反委员会——译注。
我不知道政委是否给车站打过电话。但是，在第二天宣读的命令里，把我——崔可夫·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和雷金·瓦西里·库兹米奇编入步兵第2班，把古巴廖夫·阿列克谢·阿列克谢维奇编入炮兵排。
就这样，我成了红军第一期莫斯科军事教官训练班的学员。
“这就是彼得堡，革命的彼得堡，你应当锻炼好自己，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去，”伊里亚看见我穿着新的军装时对我说，“你应该成为一名真正的红军指挥员。”
是啊，现在已经过去许多年了，但我仍然怀着无比真挚的感情回忆起革命的彼得格勒，回忆起当时的同志们以及他们的战斗精神。涅瓦河边的这个城市成为我个人生活道路上的第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我将永远怀着极为崇敬的感情思念着它。
我是在中国重庆听到法西斯德国背信弃义侵犯我国领土的消息的。那时，中国军队的总司令蒋介石在重庆，而当时我是中国当局的军事总顾问和苏联武官。
当时去中国时，战争的火焰已经燃遍了整个西欧，波兰、丹麦、挪威、比利时、荷兰和法国先后沦陷。预料法西斯德国将入侵不列颠群岛。英勇的英国飞行员多次击退了法西斯空军对和平城市的密集轰炸。但是，伦敦在燃烧着，考文垂市被炸成一片废墟。
战后，当纳粹档案对社会公开以后，我们才知道，早在1940年秋天，希特勒就已经放弃了强渡英吉利海峡的计划。这在战略决心和战术决心中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对于这一点，我们军人在德军最高司令部刚一将其强渡英吉利海峡的行动推迟到1941年春天的时候，就已经清楚。
在敦刻尔克，当英国远征军克服了极大的困难，成功地撤退之后，英国的危机状况明显地改善了。德国空军对英国的空袭没有使英国人民屈服。空中力量的对比也在逐渐拉平。船队不断地把飞机从美国运到英国。美国的工业体系虽然缓慢地发展，但最终还是转移到各种武器的生产中去了。
在远东，军国主义的日本正在等待时机，随时准备争夺原料产地、销售市场和势力范围。
那时，我在中国工作的任务是：帮助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当时日军已经占领了中国的主要工业中心和海港城市。另外，我还要摸清楚日本在太平洋问题上的立场。日本如果继续执行以前的军国主义政策，它会继续扩大它的侵略范围。
向什么方向扩张？这就是问题所在。
苏联政府和苏联外交政策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避免战争。这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最主要的任务。
我们必需赢得一年、两年的时间，来完成重新装备我们的军队的工作。
我们的航空工业有新式飞机的试验样机，它们在战斗性能方面优于德国飞机。试验样机已经投入成批生产。我们在红军中建立了若干个机械化军。我国的工业已有能力成批生产T—34型和KB型坦克，这些坦克在战斗性能方面也比德军坦克强。各种新型轻武器也开始批量生产。
现在，人所共知，我们有足够多的确凿情报，说明希特勒的军队已经在靠近我们边境的地方集结。斯大林和我国政府做了一切努力，以拖延战争的爆发。我们避免任何轻率的举动，不给敌人的入侵提供口实。我们还迫不得已在远东边境保持强大的掩护部队。
这时期，希特勒狡猾地玩弄着政治游戏。他用各种手段，甚至通过私人来试探英国的态度：英国政府是否想讲和？英国政府是否让德军放开手脚去进攻苏联？
希特勒到底还是决定入侵苏联。于是，德军开始在两条战线同时进行战争。在入侵苏联以后，英国是否还有任何一点讲和的愿望？不管怎么说，从德国方面来的这种试探是有的。
战争爆发了。
我在中国的这些日子里，心情十分沉重。我的心飞回了祖国，与誓死捍卫祖国的同志们在一起。但是我要在中国继续完成我的任务。
1941年夏季，前线形势变得极为困难。明斯克陷落了，敌人占领了斯摩棱斯克，一直逼到了莫斯科城下，德军围困了列宁格勒，攻陷了基辅。
日本出兵的危险性也在不断增加。看来，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是不会放过任何入侵我国远东地区的有利时机的。但就在快入秋时，新的征兆出现了：日本准备向南进攻，矛头对准了美国。
有关这方面的消息不断地传到莫斯科，但是，在我们自己的情报来源中，还未得到完全可靠的证实。日本从背后攻进我远东地区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初秋，日本人准备向美国开战的企图已经十分明显，这就使最高统帅部在莫斯科战役最艰难的日子里，有可能从远东抽出部分战斗师来保卫莫斯科。
不久，日本人偷袭了珍珠港，德国和意大利对美国宣战。
2
1942年3月初，我回到了莫斯科。
啊，莫斯科。1918年就是在这里，在红军第一期莫斯科军事教官训练班里，决定了我终生的使命。
刚到训练班，不用说，我还不能马上适应制度严格的军队生活。
“起床！”
值班员扯着嗓子大喊。他的喊声把我们从清晨香甜的睡梦中惊醒。大家像被开水浇了似地跳了起来。两、三分钟后，学员们列队集合。然后是早操，洗漱，早点名，然后又是集合。不管干什么都要列队进行：去餐厅，上课堂，到野外，去射击场和练兵场，无一例外。在队列中，必需步伐一致，左右看齐。
战术，射击训练，操枪动作，白刃战——从起床到熄灯，一切训练项目都按照军队作战强度进行。学员不同于士兵，他们肩负双重任务。你想当个指挥员吗？那么就要忍耐，就要锻炼。要使你自己能经受住任何严峻的考验。
训练我们的是沙皇军队的旧军官。应该说，他们教学的态度还是勤勉的。
“刺杀！枪托击！不对，箭步！突刺！收枪！前进！后退！掩蔽！”
这样连续要做10—15遍，然后，还要连续跃进，一直练到你的双脚都站不稳为止。大概，教官们有意给我们加大训练量，过于严厉地要求我们，是想考验我们当红军指挥员的决心。但这些丝毫没有使我产生畏难情绪，相反，我还希望经受更多的考验，检查一下自己是否能够得上一个红军指挥员。因为我知道，我们面临的将是与经验丰富、训练有素的白匪军官和士兵、与外来的武装干涉者进行战斗。如果没有经过这样的训练，缺少对自身能力的信心就去打仗，那只能是去送死……
每星期日，我们每人发15颗子弹，以防万一，然后，带上乐队，沿着莫斯科的大街“行军”。我们从列福尔托沃开始，沿着萨多沃耶环路、米亚斯尼茨基大街和特韦尔大街前进。走20公里并不是件轻松的事，因为每个学员一日的口粮只有1俄磅。但是，大家在行进时精神饱满，歌声嘹亮。因为我们都知道，这种“行军”的目的，是让居民们、朋友们和敌人们都知道：苏维埃政权有可靠的、忠诚的部队，他们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对反革命的进攻给予必要的反击。
1918年7月2日早晨，我们从野外作业地被紧急召回营区，我们受命整装待发，接着，就列队到室内运动场上参加集会。那里是我们的食堂。我们来到场地时，看到饭桌已被撤走，前边摆着一个讲台，大厅里挤满了红军志愿兵，所有人都在热切地等待着什么。
突然，室内运动场的大门打开了，一个个子不高的人快步向讲台走去。立刻从讲台那边传来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声音就象撞到了石头墙上，又以更大的能量反射回来一样，紧接着整个大厅响起热烈的呼喊声：
“列宁！列宁！”
呼喊声连成一片，变为愈来愈强烈的轰鸣声。
“列宁同志万岁！”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迅速地登上讲台，他举起手，请大家安静。我觉得，他似乎很急没有时间等待这阵喧哗声停下来。大家渐渐地安静了下来。
“同志们……”
他的话里充满信任，似乎这不是伟大领袖开始演讲，而是继续他被打断的谈话，就象在忠诚的老朋友中间大声地谈论着人们关心和思索的问题。是啊！在大厅里的人都是他可信赖的忠实的朋友。大概，他的伟大正是表现在这里，他的每一个姿势，每一句话，都使人们靠拢他，然后开始平等的谈话。他使人们把为苏维埃国家各民族的命运而斗争、为整个国际社会主义的利益而斗争，当成自己的崇高责任。在结束时，他这样说：我们一定会胜利，“如果劳动人民的先锋队、红军能牢牢记住：他们代表着并且捍卫着整个国际社会主义的利益的话。”①
①《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7卷469—470页。
当我听列宁讲话时，我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用语言恐怕是难以表达的。我只能说，我用整个身心在听，全神贯注地看，除了列宁，我谁也没看见。他的话象警钟一样在我的耳边回响，它号召我们去建立功勋，去忘我奋斗。由于激动，我感到胸中紧缩、呼吸急促。
列宁在讲话中提到不久前的一段事，我记得特别清楚。他在芬兰时听说，一个芬兰老农妇在月台上看见红军战士时说，过去很多人，其中包括她，害怕到地主的树林里去拾柴火，因为地主派人带枪看守着林子。而现在，世道变了，到树林去不仅没有危险，而且还有人保护她、帮助她。
在雷鸣般的掌声和“乌拉”的欢呼声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结束了讲话。他很快离开了讲台，迈步向门口走去。在门口，他停了一下，向我们转过身来，笑了笑，挥了挥手。
列宁同志走了，可学员们迟迟没有离开室内运动场。大家回味着列宁的每一句话。记得我当时就下了决心：如果需要，我将一辈子不放下手中的枪。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保卫劳动人民……
7月初，我们被调到了莫斯科附近的兵营——谢列布里亚内松树林里，我们在这里进行野外作业。严禁请假外出。
7月6日，天还没亮，就响起了战斗警报。学员们立即起床，集合。每人发了60颗子弹。斯维尔德洛夫同志的代表来到军营。训练班政委马斯连尼科夫在队前宣布，在莫斯科，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发动了反革命暴乱。他们妄图破坏与德国签订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社会革命党人杀害了德国大使米尔巴赫。暴动者占领了电话局、电报局，拘禁了苏维埃政府的一些成员，其中有捷尔任斯基同志。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司令部设在三圣徒巷。政委马斯连尼科夫说，列宁亲自领导这次镇压暴乱的斗争。瓦采蒂斯同志指挥部队……。政委宣读了列宁同志的命令：训练班和拉脱维亚部队一起占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司令部，平息暴动。
过了一会，支队在政委带领下向莫斯科进发。我们连队由学员连连长（旧军官安德列耶夫）指挥。我随学员连1排前进。指挥这个排的是莫斯科人波列塔耶夫。他选择了一条通往三圣徒巷最近的路。
我们排配属了1门3英寸口径炮，炮手们用双手推着炮前进。我们采取短距离跃进方式沿着墙边向前运动。接近三圣徒巷时，敌人的机枪响了，一个横穿街道的学员中弹倒下了。
作为对敌人机枪火力的回答，我们的大炮开火了。一声，两声……，但我没听见第三声。大炮就在跟前，看来我被震聋了。耳朵里嗡嗡作响，外界的声音什么也听不见。我只看见同志们手中的枪在颤动，炮身管里卷出一股股火药的烟雾，这说明我们正在进行射击。同志们张着嘴向前跑去，这就是说，已经开始冲锋了。大家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努力使自己不落在同志们的后面。
小巷深处的地面上，冒出一股股闪着火光的浓烟。这是炮弹在爆炸。烟雾愈来愈大，这说明，不仅是我们排的火炮向这里送来小礼品。大地在脚下颤抖着，愈颤愈烈。火炮向敌人齐射。学员们和拉脱维亚的射手们从左边和右边向毗邻的街上冲去。
当我们跑近敌司令部的大楼时，射击停止了。浓烟由楼房的窗子里滚滚而出，所有的玻璃全打碎了。暴乱者举着双手从大门走了出来。大部分叛乱参加者被拘捕。我们仅仅减员了一个同志。
叛乱很快被镇压下去。因为在莫斯科没有一个人支持左派社会革命党。第二天，莫斯科和莫斯科人又同往常一样地生活、工作，就好象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7月9日，训练班的全体学员为死去的战友（很遗憾，我把他的名字忘了）送葬。我们把他埋葬在万民圣灵墓地。
当我们在哀乐声中一起把棺材放进墓穴时，枪声齐鸣，我们向战友致告别礼。这时，我好象又感受到了我们冒着机枪火力向叛乱者进攻时的那种紧张情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