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克多·梅德韦杰夫同我们一起打到柏林。他打死的法西斯分子比他的老师扎伊采夫还要多。
我狙击手的活动使希特勒的将军们十分恐慌。通过我们的传单他们才清楚我狙击手给他们带来多大的损失。他们决定以同样的手段来报复我们。
这是9月末的事情了。深夜，我们的侦察员拖回来一个“舌头”，这个“舌头”说，法西斯狙击兵学校的头儿科宁格勒少校已经从柏林乘飞机来我们这儿了，他的任务是首先消灭苏军的主要的狙击手。
师长H·E·巴秋科上校把狙击手们召来，他说：
“我认为，从柏林来的法西斯的‘超级狙击手’对我们的狙击手来说，没有什么可怕的。对不对，扎伊采夫？”
“应该干掉这个‘超级狙击手’，”师长说道：“只是要小心些，要动动脑子。”
“是，一定干掉他，上校同志！”狙击兵们回答。
我军的狙击手运动发展得很快。日益壮大的狙击手队伍在这之前就歼灭了不下一千个敌人。报纸和传单都报导过这些情况。一些传单落到了敌人手中，敌人便研究起我们狙击兵的战斗方法，并开始采取积极的办法来对付我们的狙击手。事情已过去了，但坦率地讲，我们当时大张旗鼓地在报纸、刊物上暴露我狙击手运动这一作战经验，实在有些操之过急了。这样做的后果是：使敌人过早地知道我阻击兵的作战特点。只要我们干掉一两个法西斯军官，德冠就马上对我预定的伏击地点进行炮击。我们不得不经过备用的通道，迅速转移阵地，以摆脱困境。
法西斯狙击手的到来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任务：要找到他，研究他的癖性和手段，耐心地等时机，用准确的、决定性的一枪，结束他的性命。
狙击手瓦西里·扎伊采夫回忆说：
“对于面临的决斗，我们有好几个晚上都在窑洞里进行激烈的争论。每一个狙击手都发表了自己的建议和设想，这些建议和设想都是他们每天对敌人前沿阵地细心观察而总结出来的。大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方案和各种诱惑方式。但是狙击技术的特点在于，尽管别人有很丰富的经验，但最终的战果取决于射手本人。与敌人面对面相遇，射手每次都应该有创新、有发明、采取新的行动。
墨守陈规对于狙击兵来说就等于自杀。
‘那么，柏林来的狙击手到底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相互发问。我很熟悉法西斯狙击兵们的射击和伪装特征，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辩别出：哪些是有经验的；哪些是新手；哪些是胆小鬼；哪些是执拗、果敢的敌人。然而，这个德国“超级狙击手”的特点是什么，对我来说是个迷。我们每天观察也没发现什么明显的特征。很难说他在什么地段，很可能，他经常变换阵地，并且同样小心地在寻找我，就象我找他一样。就在这时发生一件事，我的朋友莫罗佐夫的光原瞄准器被打坏了，而舍伊金被打伤了。莫罗佐夫和舍伊金都是老练的狙击手。在与敌人进行复杂的、艰苦的战斗中，他们从未败下阵来。毫疑问，他们遇上了德军的‘超级狙击手’。黎明时分，我和尼古拉·库利科夫来到昨天我们的同志呆过的阵地。对研究过多日已经熟悉的敌军前沿进行观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现象。白天快结束了。这时在敌人的掩体里出乎意料地露出一个钢盔，并且慢慢地沿堑壕移动。射击？不行！这是个诡计。钢盔移动得很不自然。可能是狙击手的助手在拿着钢盔移动、而他本人则在等待，等待我射击时才暴露自己。
‘他可能隐蔽在哪里呢？’当我们借着夜色的掩护离开埋伏地点时，库利得夫问。
根据对于在这一整天所表现出来的耐心，我猜想，那个柏林来的狙击手就在这里。需要特别保持警惕。
第二天过去了。谁的神经更坚强呢？谁能靠机智巧胜对方呢？
我忠实的战友尼古拉·库利科夫也全神贯注地等待这一决斗。他已不怀疑敌人就在眼前，但坚信我们能胜利。第三天，与我们埋伏在一起的还有指导员丹尼洛夫。清晨，象往常一样来临了。夜幕消逝，敌人的阵地一分钟比一分钟显得更清楚。战斗又开始了，炮弹在空中吱歧作响。而我们仍伏在光学仪器上，密切注视前方所发生的一切。
‘那不是他吗，你们看我手指的地方！’指导员突然兴奋起来。他由于疏忽差一点探身到胸墙外。但这已经足够了，法西斯分子打伤了他。当然，只有经验丰富的狙击兵才能这样准确射击。
我长时间地注视着敌军阵地，但没有找到他的埋伏地点。根据射速我断定，那个狙击兵就在某个正对着我们的地方。我继续观察。左面，停着一辆被打坏的坦克；右面，有一个土木发射点。法西斯份子到底在哪边呢？在坦克里？不，老练的狙击手是不会隐藏在那里的。在土木发射点里？也不可能，发射孔是堵着的。在坦克和发射点之间的平地上有一大堆烂砖头，中间放着一块铁板。它早就放在那里了，并不引人注目，我从敌人所处的地位思量着：哪里是狙击兵应占据的最佳位置呢？那块铁板下面是否挖了个掩体？他是否每天趁黑夜悄悄潜伏过去，藏在那里呢？
是的，他可能就在那里，在双方都没有占领的中立地带的那块铁板下面。我决定检查一下。我在一块小木板上套上手套，把它举起来，法西斯分子上钩了，开了枪。我按举起来的姿态小心地把小木板放下，仔细观察弹孔。没有丝毫偏差，直接命中。这就是说，法西斯分子是在铁板底下。
‘这个恶棍就在那里！’埋伏在我旁边的助手尼古拉·库利克夫小声地骂着。
现在应该把他诱出来，‘放入’瞄准圈里，那怕是一小块脑袋。但是眼下不可能。还需要时间耐心等待。我已熟悉他的特点了。他不会轻易地离开这个理想的阵地。而我们应该更换一个阵地。我们夜里做了准备工作，并一直在那里呆到天亮。拂晓，德军开始向伏尔加河各个渡口实施炮火轰击。很快天大亮了。随着白天的到来，战斗愈来越激烈。但无论是大炮的轰隆声，还是炮弹和炸弹的爆炸声，都不能使我们稍微分一点心。
太阳升起来了。库利夫开始进行盲射，为的是要吸引法西斯阻击兵的注意力。我们决定等待一个上午。午饭后，我们的步枪是处于背光处，而德军的阵地是在太阳直射下。在铁板旁边有个什么东西闪烁了一下。是玻璃渣偶然反射光，还是光学瞄准镜发亮？库利科夫开始向上小心地举起钢盔。法西斯开火了。这个希特勒分子以为，他终于把四天以来一直想要战胜的那个苏联阻击兵打死了，于是，他从铁板下面伸出了半个头。我正在等待这个机会，一点也不犹豫，就立即准确地射击。法西斯分子的脑袋倒下了，而他那步枪的光学瞄准器却仍在原处，镜片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一直闪到傍晚。
……”
这就是我们第62集团军的狙击兵。显然，只是说步兵狙击兵是不公平的，我们还有不少的炮兵狙击兵和迫击炮狙击兵。像舒克林和迫击炮手别兹季德科，这样的一些炮兵指战员，都以自己准确的射击而驰名整个集团军。敌人坦克想不受制裁地经过舒克林的炮台是不可能的。而别兹季德科的迫击炮“能穿过烟囱击中敌人”。战士们都打趣地这样说。
我忘不掉炮兵狙击兵——反坦克的神炮手普罗托季亚科诺夫，我曾把他叫到掩蔽部与他进行过交谈。他是亚库梯人，身材魁梧、健壮。他们班只剩下他一个人了，在我堑壕与敌堑壕之间，即在马马耶夫岗北坡的一个凹地，他一个人操纵着一门45毫米加农炮坚持战斗。他伪装得非常巧妙，敌人的坦克手只是在自己的坦克着火或者被打坏时才发现这门炮。有一次，他终于被发现了，敌人根据炮声测定了他的炮位。密集的炮弹向他飞来。炮上的光学瞄准器被炮弹碎片打坏了，而大炮却安然无恙，大炮的唯一主人也平安无事。
我与普罗托季亚科诺夫再次见面，是1972年5月9日在斯大林格勒的马马耶夫岗。当然，他同我一样，在这30年中都变化很大。但我们还是一下子就互相人认出来了。他使我回忆起了1942年我们在掩蔽部的那次谈话：
“你问我，我的炮在什么地方。我对你说：‘我人在哪，炮就在哪。我等待着机会，等到德军坦克暴露得很清楚时，我才射击，坦克也就着火了。’你对我说：‘好样的！想喝点茶吗？’我说：‘喜欢喝浓茶。’你递给我一杯，我尝了一口，而那是地地道道的白兰地。我说：‘谢谢你’！”
城市里的战斗是一种特殊的战斗。这种战斗不仅取决于力量强弱，而且要比智慧、比技能、比随机应变、比出其不意。城市里的建筑物象一道道防波堤，把进攻中的敌人的战斗队形截断，使敌军只能沿着街道向前推进。因为，我们牢牢地坚守在一些特别坚固的建筑物里，并在这些建筑物里组织人数不多的守兵。这些守兵即使在被合围的情况下，也能组织起环形防御。特别是我们把坚固的建筑物作为支撑点。城市的保卫者利用这些支撑点发挥机关枪和冲锋枪的威力，击毙无数侵略者，使敌人寸步难行。
在反突击中，我们不动用大部队或者很多分队去进攻。
9月底，在所有的团里都组织了强击改——人数不多，攻击力很强，作战勇猛而又像蛇一样灵活。被法西斯占领的目标都立即遭到各强击队的袭击，法西斯分子很少能经受得住炮火、炸药、继而是手榴弹和刺刀的突击。双方激烈地争夺每一座楼房。而在楼房里，则争夺每一个地下室、每间房屋、每一段走廊。街道反而空无人影了，广场也空了。
我们的战士和指挥员学会了在敌人航空兵火力准备和炮火准备的时候尽量接近敌阵地，从而保存自己不受伤亡。德国飞行员和炮手都怕伤着自己人，不愿意冒险攻击我战斗队形。因而，我们经常采用近战的战术。
法西斯侵略者不喜欢近战，确切地说是不熟悉近战。他们的神经受不了。他们没有足够的勇气面对面地注视身穿红军战士军服的军人。我们可以在很远的地方看见敌前沿哨所的士兵，尤其是在夜间，因为他们总是每隔5—10分钟就用冲锋枪打几个点射，为自己壮胆。我们的战士因此可以轻而易举发现他们，爬到他们跟前，用一颗子弹或一把刺刀就把他们干掉。
斯大林格勒的保卫者们学会了这样一种打坦克的办法，即让德国坦克从头顶上过去，把它置于我反坦克炮和反坦克枪手的射击之下。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城市的保卫者必须用火力切断敌步兵与坦克之间的联系，从而破坏敌人有组织的战斗队形。然后分别攻击笨重步兵和已闯过去的敌坦克。坦克离开了步兵是很难单独作战的，而敌步兵没有坦克的加强更是寸步难行。
夜晚是我们的天下，而夜战更是我军的拿手好戏。侵略者不善于夜战，我们却学会了在夜晚本着以牙还牙的法则对敌人采取行动。白天，法西斯的飞机在我战斗队形上空耀武扬威，使我们抬不起头来。可到了晚上，我们就不怕它们了。白天，我们更多是进行防御，击退敌人的攻击。而敌人没有飞机、坦克的掩护很少发起攻击。
我们用各种办法消灭侵略者。比如，我们知道，不是所有的法西斯分子都在窗口和射击孔监视我们，他们大部分人都在掩蔽部里休息。为了把他们从掩蔽部叫到窗口和射击孔，我们常常在晚上大喊俄语的《乌拉》，并炸响几颗手榴弹，搞得像进攻的样子。敌人往往惊恐地奔向窗口或碉堡的射击孔准备反击。可我们的炮手和机枪手早已对准这些地方了，这时我们开火，往往能使敌人遭到很大损失。
“卡秋莎”火箭炮对敌人在新的进攻之前所集结的大批步兵和坦克进行齐射，效果极佳。我永远不会忘记叶罗欣上校指挥的“卡秋莎”团。
这个团驻扎在斯大林格勒市里，它选择了伏尔加河陡峭的河岸作为阵地，敌人的炮火打不着它。叶罗欣的火箭炮是用履带式车体牵引的，它能够迅速地进入发射阵地，实施突击，或更确切地说是齐射。它也可以在实施突击后以同样快的速度返回掩蔽处。
这个团的技术使敌人丧魂落魄，指战员们牢靠地掌握着这些装备。
我们的战士在伏尔加河的残酷的战斗中学习、成长，他们发明的新鲜战术数也数不清。大家都成熟了，他们中很多人从普通的战士成为优秀的指挥员。
后来，在战役快结束时，我们从被打死的和俘虏的敌人的日记中知道，我们的新的作战方法，使法西斯分子付出了重大的代价。他们总是搞不清：今天我们又会在哪儿攻击、用什么武器作战和怎样作战？我们在夜里把他们折腾得疲惫不堪，以致第二天他们投入战斗时往往还睡眼惺松、无精打采。
只要我们得到消息，知道敌人打算占领我们在头天夜里没有设防、或战斗队形稀疏的地段，我们马上就派部队把这些地方占满，并且立即布置火力配系，敷设地雷场。
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我们的侦察工作很出色。我们既知道敌人防守薄弱的地段，也知道敌人的兵力集结地。因此，我们可以抓住适宜的时机对敌人实施有效的攻击。
在日终时，或者在一天的战斗快结束时，我们往往又实施新的攻击，这种攻击虽然不总是很有力，但对于已经虚弱的敌人来说，就是轻微的打击也是可怕的。我们总是用出其不意的攻击使敌人不断地处在紧张和恐惧之中。
近卫军的英勇精神1
9月26日，所有的情报都证实：在新的进攻中，敌人将从戈罗季谢和拉兹古利亚耶夫卡方向实施其主要突击。
我们不断地对集结的敌步兵和坦克进行火炮急袭射击。
同时，我们决定让装备齐全的坦克第23军和A·B·叶尔莫尔金上校的步兵第112师和各部队迎击敌人的这次突击。除此之外，E·H·斯梅霍特沃罗夫少将的步兵第193师正向我们靠近，我打算用该师的兵力加强坦克军和防御正面。
我们很耽心马马耶夫岗的形势，坚守在山岗顶部的是戈里什内师的部队。岗的南坡和西坡已被敌人占领。敌人只要再向前推进100米，就可以拿到这把打开城市和工人住宅区防御的“战术钥匙”。为了不让敌人得逞，为了破坏敌人这一有计划的进攻准备，我们决定再次实施反冲击。
我们准备不动用全部兵力，而只用部分兵力，不是在整个正面，而是只用数个强击队实施反冲击。军队的基本兵力留在预先准备好的各个阵地，以便反击来自戈罗季谢方向的敌人的进攻。
9月26日19日40分下达了反冲击命令，而在一天以前，已向部队下达了预先号令。
大家都知道、感觉到、并亲眼看到敌人正准备着新的积极行动。因此，错过发动进攻的机会就等于自我毁灭。第62集团军在伏尔河右岸所占领的地域已非常狭窄，没有地方可以退却了。
我红军战士和部队的指挥员们都深刻地、正确地理解在那些日子里所面临的严峻而紧张的形势。举这样一个例子就可看到这一点。
大家都知道弹药和给养要用人力从船上卸下，并从码头分别送往各发射阵地和前沿堑壕中去。这是极为繁重而艰苦的力气活。在一个星期以前，各部队还常常要我们提醒：弹药来了，要尽快去领取。而现在，用不着提醒和召唤了。夜幕刚降临，验收人员和搬运人员几乎倾巢而出来到码头上。小艇一靠岸，很快就被卸空了。各种物资迅速被运往前沿阵地。
应该指出，在完成从左岸向右岸集团军各部队运送物资的艰巨任务中，海军少将C·C·罗加乔夫指挥的伏尔加河区舰队的水兵们立下了汗马功劳。每一次横渡伏尔加河都要冒很大的风险，但是，无论是汽艇还是轮船，在载货时都没有在对岸耽搁时间，总是及时把物资运来。
对于区舰队水兵们的作用和功勋，我用一句来概括：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很可能，第62集团军会因弹尽粮绝而全军复没，更谈不上完成自己的任务了。
我们的步兵、炮兵、坦克兵和水兵们——所有的城市保卫者，都已做好反击敌人向工厂及工人住宅区突击的准备。9月27日清晨6日，我们开始反冲击。
当日，第64集团军也在库波罗斯诺耶地域转入进攻。
在最初阶段，我们的战绩不错，但是到了上午8时，我战队队形遭到几百架敌俯冲轰炸机的猛烈袭击。实施反冲击的分队只得卧倒隐蔽起来。
10时30分，敌人转入进攻。其进攻部队是新锐轻步兵第100师、补充步兵第389师以及坦克第24师。其目标是红十月镇和马马耶夫岗。
德军飞机对我从最前沿直到伏尔加河的整个战斗队形进行狂轰滥炸。戈里什内师在马马耶夫岗顶部设立的支撑点被敌人的炸弹和炮火夷为平地。集团军司令部的指挥所也一直处在敌航空兵火力攻击之下。位于附近的一些油槽燃烧了起来。从戈罗季谢地域进攻的敌坦克，不顾一切地闯过地雷场。敌步兵紧跟在坦克后面潮水般地向前蠕动。接近中午时分，我指挥所与各部队的电话通信变得很不稳定了，无线电台也坏了……
由于集团军不能与各部队保持稳定的联系，虽然指挥所距前沿最多不过两公里，我们仍然不能准确地知道前线的情况。为了对战斗进程施加积极的影响，我们不得不一再把指挥所的位置向前沿挪动。
我们分头带上部队的联络军官亲临火线：古罗夫到坦克兵团的前沿；我到巴秋克师；克雷洛夫到戈里什内师的指挥所。
但是，即使我们亲临部队前沿，还是不能搞清楚整个的战斗情况，因为浓烟密布战场，无法进行观察。晚上，我们返回指挥所时，发现集团军司令部又损失了许多参谋人员。
直到深夜，我们才搞清情况。局面非常严重：敌人已通过地雷场，闯过了我前进战斗队形。虽然损失不小，但仍在某些地段向东推进了2—3公里。
“再有一次这样的战斗，我们就会落到伏尔加河里了”，我这样想着。
坦克军和承担主要突击的叶尔莫尔金师的右翼遭受巨大损失。在27日日终前，他们用剩余的兵力在梅切特卡河大桥、巴里卡德镇以西2．5公里处、巴里卡德镇西南部、红十月镇西郊、直到班内峡谷一线，占领了防御阵地。德军则占领了沙赫京斯基大街、热尔杰夫斯基大街和107．5高地。
戈里什内师被迫撤离马马耶夫岗顶部，师里剩余的战斗分队占领着马马耶夫岗的东北斜坡。
在集团军前线的其它地段，敌人的进攻均被击退。
在这一天的战斗中，敌人被打死不下2000人，损失坦克50多辆。我们也同样遭受惨重损失，尤其是坦克兵团的各部队和戈里什内师的各步兵团。
这天夜里，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发出命令，要求各兵团和各部队的所有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寸步不离前沿阵地、掩体和堑壕，把各分队编成战斗队形，战斗到最后一粒子弹。
上级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在掩体内、在前沿阵地与士兵交谈的作用和意义，难道还用说吗？以我的亲身经验，我知道，当你在掩体内同战士促膝谈心，分担他们的痛苦，分享他们的喜说；或抽上一支烟。一起分析战局；或出出主意，该怎么样打仗；那就是一定会在战士中树立起这样的信心：“既然将军也在这里，那么说，应该坚守下去！”这样，战士没有命令绝不会退却，他们将与敌人搏斗到最后一口气。
重要的是，要让所有军人都知道，他们的任何功绩都不会被埋没。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深信，任何任务他们都会完成。当然，师长也没有必要老是蹲在第一线的掩体里，因为他的位置应该在指挥所里，他应该从那里领导整个战斗进程。但作为上级指挥员，在预见到战况极为危急时，不应该远离前沿，而应该尽可能地靠近自己的战士。这样，战士们不但不会抱怨你，相反，他们会用自己的胸膛掩护你，他们会努力去完成自己的任务。
这就是为什么集团军军事委员会要求所有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包括集团军司令部，都到前线去。要向战士们讲清楚：我们没有退路，只能坚持到底。
9月27日夜间，E·H·斯梅霍特沃罗夫将军的步兵师有两个团渡河来到我右岸。我立刻前派他们去参加争夺红十月镇西郊的战斗。戈里什内师步兵团的残部，在巴秋克夫师的支援下，对马马耶夫岗组织反冲击。集团军炮兵司令员受命用火炮和迫击炮通宵射击马马耶夫岗，不让敌人在岗上设防固守。
9月28日清晨，敌人出动步兵和坦克发起疯狂的攻击。敌机更是不间断地对我军的战斗队形、各个渡口和集团军指挥所实施密集的突击。敌机不仅投炸弹，还扔下金属块、犁、拖拉机轮子、耙子、空铁桶等。这些东西发出的刺耳的尖叫声和嘈杂声，从空中呼啸而下，落在我们战士的头上。
我们就此向全体战士说明，敌人把随手能拿到的金属物体当炸弹投下来，正好说明他们弹药不足。他们想用这个方法吓唬人，其实是办不到的。
在伏尔加河上搞运输的6艘货船已损失了5艘，只剩了1艘可以使用。油槽的熊熊火焰一直燃烧到军事委员会的掩蔽部。指挥所和集团军与司令部的工作人员，由于烟熏和闷热，都喘不过气来。敌俯冲飞机的每一次袭击，都使我们的电台和人员受到损失。
甚至在排水管道里工作的炊事员格林卡（他把厨房设在排水管里）也被炸伤。
尽管形势对我十分不利，但我们还是感到敌人已经是强弩之末。他们的进攻已很不协调，已不象从前那样有组织、互相密切协同。配合坦克进攻的步兵营是从各个地段抽来的，信心不足。这使我们可以用密集火力分段击退敌人的突击，然后转入反冲击。因此，我请求空军第8集团军司令员T·T·赫留金将军给予援助，他答应尽其所有支援我。
在我军飞机对敌人进行猛烈袭击时，戈里什内师的一个团和巴秋克师的两个营组织了反冲击。他们果敢地进行猛攻，一举占领了马马耶夫岗上的三角点。但是没能攻上最顶峰、接近压力水箱。顶峰仍然不属于任何人，敌我双方的炮火都在不停地轰击顶峰。
在9月28日一天的战斗中，我们基本上守住了自己的阵地。德军没能扩大进攻并向前推进。他们没能战胜宁死也不离开阵地的顽强的红军战士。这一天之内，法西斯损失了不下1500人，烧毁了30多辆坦克，仅在马马耶夫岗斜坡上，就丢下了近500具尸体。
我方的损失也同样惨重。坦克军共伤亡626人，巴秋克师伤亡将近300人。戈里什内师的人员已经所剩无几，但他们仍在坚持战斗。
由于伏尔加河上的浮动器材遭到损失，部队渡河和运送弹药都很困难。河的右岸聚集了许多伤员，他们没能在夜间被送过伏尔加河。就在这时，侦察员报告，敌人的精锐的步兵和坦克部队正从戈罗季谢方向开来。他们已接近红十月镇。
争夺工厂和工人住宅区的战斗刚刚打响。
我们决定最大限度地利用工程障碍器材，转入顽强的防御。9月28日19时30分下达了第171号命令。命令中指出了各部队必须坚守的地区。命令中还写到：
“各部队指挥员要用最快的速度进行工程作业，以加固自己的阵地；要在前沿和纵深构筑防坦克、防步兵障碍物，并改造一些建筑物，使之适合于巷战；要利用身边所有的器材来构筑障碍和障碍物，甚至拆毁一些房屋和电车轨道；要通过地方政府把居民组织起来一起干。
主要工作要由自己的部队来干。要昼夜不停地进行工作。
要向全体军人说明：集团军现在是在最后的地界上战斗。我们已经无路可退了。每个战士和指挥员的职责就是坚守在自己的掩体内、在自己的阵地上，一步也不许后退！无论如何要把敌人消灭！”
读者会问：敌人每天往城市投掷数千枚炸弹、数万枚迫击炮弹和炮弹，怎么会有地方政府和居民呢？而实际情况是，地方政府和厂区的数千居民在尽一切可能帮助第62集团军。比如，10月14日以前，在拖拉机厂里，工人们一直在帮助我们的坦克手修复被打坏的坦克；在“街垒”工厂里，工人和炮手们一起修理火炮。
一部分工人参加了本厂的护厂队。城市的和各地区的党委不但存在而且还在积极地工作。他们帮助集团军的党组织和指挥员在市里和工厂住宅区内建立支撑点。
我不能不回忆起市委书记A·C·丘亚诺夫同志、A·A·皮克辛同志以及A·A·弗多温同志。区委的几位领导人与集团军保持着经常的联系。居民们、工人们、党组织和市里的共产党员们都与我们在一起。我们一起作战，一起经受烟熏火烤，并肩保卫着这个城市。
难道我们今天可以忘记已故的国防委员会全权代表、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负责坦克工业的人民委员B·A·马雷舍夫吗？是他在斯大林格勒战斗最紧张的日子里，在拖拉机厂完成了党和政府的委托！
我们没有象报道英雄那样去报道、描写他们，但是我们经常以崇敬的心情回忆起他们的英雄业绩。这样的业绩，他们每天都在默默无闻地、坚持不懈地去做。而他们从没想过什么功名，只有至死忠于自己的人民和亲爱的共产党的苏维埃人民才能够建立这种功勋，才具备这种谦虚的品质。
党组织和政治部门领导下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是我们防御的灵魂。
我不能有一再强调集团军军事委员会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它首先是一个党领导的战斗集体，是按这样一个原则工作的集体：为了战胜敌人，维护祖国的荣誉，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我们团结一致，一直战斗在一起，我们之间从未发生过意见分歧。
对斗争目的的深刻理解、党性和战斗的友谊，使我们团结成一个战斗整体。我们不能不回忆起以下的一些政治工作干部：集团军政治部主任、旅级政委A·B·瓦西里耶夫、负责共青团的副主任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政治监察员伊万·斯塔里洛夫、伊万·潘琴科、阿列克赛·斯图波夫、师的政委和政治部主任B·B·瓦维洛夫、E·E·切尔内绍夫、B·C·特卡琴科、T·M·奥夫恰连科、B·A·谢罗夫和B·A·格列科夫等。他们考虑到形势的复杂性和街垒战的特殊性，把党政工作的中心从营团转移到连队和强击队。他们善于给下级的党、团组织指明：如何去巩固指挥员的威信；如何去完成战斗任务；如何去寻求最有利的战斗形式和方法；如何使每一个战士都树立必胜的信心。而所有这一切正是指挥员在解决战斗任务时所依靠的精神上和政治上的基础。正是基层的党团组织激发了斯大林格勒保卫者的群众性和英雄主义精神，并使这种精神日益增强。正是这种群众性的英雄主义精神使恐慌和胆怯无以存身。我认为，这主要归功于集团军的全体党政干部。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们作出了很好的榜样。他们坚定顽强，在几乎绝望的、险恶的处境中仍然取得了胜利。
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在党性的基础上、在战斗中齐心协力，互相配合，更增强了全体战士们的必胜的信念。
战士们在掩体里看到指挥员和政工人员就在身旁，因此他们感到集团军军事委员会仍在伏尔加河右岸，仍然与他们在一起。
尽管部队受到严重的损失，但是党和团的组织仍在发展着并锤炼得更加坚强。几十名、几百名战士在火线上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每个人都渴望参加战斗，如果需要的话，他们会象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那样也英勇献身。
我曾讲过雅科夫·帕夫洛夫中士的英勇事迹。他带领着很少几个勇士，坚守在市中心罗季姆采夫师防线右翼的一座楼房里，几乎50多天没有睡觉和休息。法西斯分子的炸弹和炮弹象雨点似地落到这座楼房上，但都没能打垮这几个勇士们的坚强意志。“巴甫洛夫楼”成了坚不可摧的堡垒。保卫这座楼房的是极普通的苏联人，是祖国各族人民的忠诚儿子。他们有：俄罗斯人——巴甫洛夫（后来成为苏联英雄）、亚历山德罗夫和阿法纳西耶夫；乌克兰人——萨布盖达和格卢先科；格鲁吉亚人——莫西阿什维利和斯捷帕纳什维利；乌兹别克人——图尔古诺夫；哥萨克人——穆尔扎耶夫；阿布哈兹人——苏克巴；塔吉克人——图尔德耶夫；鞑靼人——拉马扎诺夫等。
还可以举出许多苏联人舍身忘死、忠于祖国的例子。在“红十月”工厂和“街垒”工厂之间，有一条从伏尔加河一直向西延伸的冲沟，沟里长年堆满了炉灰渣。敌人正是选定这条冲沟来突破我军防御。彼得·扎伊采夫中尉奉命率领机枪排守住这个地区。他们的任务是：不让敌人从这里逼近伏尔加河。白天，这个地区的敌人火力很强，使人连头都抬不起来。敌人对每一块石头、每一个掩体、每一寸土地都进行扫射。扎伊采夫在夜里带领自己的排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这里，机枪手悄悄地占领了发射阵地。机关枪的位置安排得很巧妙，可对眼前所有的地方实施短距斜射。
早晨，敌人先用火炮和迫击炮对冲沟实施密集射击，接着便开始进攻。我机枪手用准确的点射回敬敌人。由于不停地射击，机枪套筒里的冷水都沸腾了。忽然，一挺机关枪哑了，机枪手倒下了。排里的党小组长、列兵叶梅利扬诺夫马上代替了这个射手，机枪又响了。一会儿，排长也倒在机枪旁。敌人仍在继续向前猛扑。扎伊采夫中尉受了致命的伤，头垂在机枪上。中士卡拉肖夫挺身而出，代替排长指挥战斗。战斗一直持续到傍晚。法西斯分子一直没能冲破我们的防线，没有摧毁我勇敢的机枪手们的战斗意志。敌人为了从防线冲向伏尔加河花费了很大代价：400多具德国士兵的尸体横七坚八地丢在冲沟里。
海军陆战营的战士、共青团员米哈伊尔·帕尼卡赫在同一个厂区的战斗中建立了光荣的功勋。
事情是这样的：
法西斯的坦克向海军陆战营的阵地猛冲过来，几辆坦克向水兵米哈伊尔·帕尼卡赫藏身的的掩体压了过来。它们一边行进，一边用机枪和火炮猛烈射击着。
通过枪炮声，可以清楚地听到坦克履带的隆隆声。敌坦克愈来愈近了。这时，帕尼卡赫的手榴弹已经打完了，手边只剩下两个燃烧瓶。他从掩体里探出头来，举起燃烧瓶，对准开近的坦克正要掷出，突然，飞来一颗子弹，射中了他举在头上的瓶子，大火立刻燃遍了他的全身。他忍受着剧烈的疼痛，又抓起第二个燃烧瓶。这时，坦克已经到了他身边。大家都看到，这个浑身着火的人是怎样从掩体里跳出来，直奔到法西斯坦克的旁边，把燃烧瓶投向坦克发动机部位的格栅里。刹时间，大火和浓烟吞没了我们的英雄和敌人的坦克。
米哈伊尔·帕尼卡赫的这一英雄主义功勋，很快就在第62集团军的部队里广为传颂。
2
敌人占领了车站和码头之后，集团军的部队和斯大林格勒的市中心区被截面两段。集团军部队的主力被隔在察里察河以北。
与此同时，保卢斯以两个步兵师和150辆坦克的兵力向马马耶夫岗北面的红十月镇发起了突击。这次突击遭到我步兵第95师、第284师和坦克第137旅的反突击。我们还及时地把刚到达的E·H·斯梅霍特沃罗夫将军指挥的步兵第193师投入战斗，用以加强这个方向的力量。这个师原来是第二梯队，配备在维什涅瓦亚山谷的红十月镇西郊一线。
9月26日、27和28日，在集团军整个防御正面上，都在进行着激烈的战斗。很难说清楚，哪些街道或者哪些街区曾有多少次互为易手。
在这几天里，红军战士所表现出的英雄主义精神达到了更高境界。战士们决心与阵地共存亡，宁死也不后退一步，“在伏尔加河右岸与敌人决一死战！”的口号，已成为在斯大林格勒战斗的每一个红军战士的誓言。每一个坦克手，每一个步兵，每一个炮手和每一个工兵都懂得：斯大林格勒的土地哪怕是交出一米都是犯罪。当交战者双方只剩下几十米中间地带时，我们就进行近战。
甚至经常有这种情况，当敌机狂轰滥炸时，我们的战士与德国鬼子躲在同一个地下室里，坐等轰炸结束。敌机走后躲在同一地下室里的敌我双方又继续战斗起来。
这几天，在马马耶夫岗北部和争夺红十月镇的战斗中，敌人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向前推进了不过1—1．5公里，但敌人始终没能冲到伏尔加河。至于战斗伤亡情况，不是每次都能统计出来的，因为战斗异常激烈，很难把数字搞清楚，即使有了，也常常是不准确的。
众所周知，与7月份相比，德军9月份在斯大林格勒的军队数量几乎增加到两倍，而武器装备更是增加了数倍。而这一切，就像是放进烧红的炒锅里的蜂蜡，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一昼夜里，敌人进攻斯大林格勒的所有部队，在主要攻击方向上推进了不过几十米，有时只达到几百米。我们同样损失惨重。下面援引几个具体事实。
根据部队的报告，1942年9月28日，敌人损失了29辆坦克1500多个官兵。其中仅在马马耶夫岗的斜坡上就留下近700具德国人的尸体。
我们的坦克兵团在三天的战斗中伤亡626人。步兵第284师在9月28日一天战斗中死39人、伤137人，另有127人下落不明。
在集团军的右翼奥尔洛夫卡地域，9月28日以前战斗不很激烈。敌人的进攻是局部的，投入战斗的部队也不多，战斗结束时，前线变动不过是无足轻重的100—200米。而我们在那里，除了个别几次反冲击外，没有实施、也不可能实施什么积极行动，因为我们没有这个力量。
我军在那里作战的部队有：K·M·安德留先科上校的步兵第115旅、步兵第149旅和摩托化步兵第2旅的部队以及在前几次战斗中已严重削弱的步兵第315师、第196师和第10师的部队。他们防守着在战术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奥尔洛夫卡凸出部。他们的任务就是无论如何要坚守住这个凸出部。
这个凸出部直接威胁着在戈罗季谢地域集结的的敌主要集团。如果友邻方面军的部队在北面进展顺利的话，这个凸出部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从北面进攻的部队，哪怕只是出动一部分兵力，冲过来10——20公里，与奥尔洛夫卡凸出部的部队会师，那么，前出到伏尔加河边拉塔尚卡地区的敌人的一支大部队就会被截断，而敌主要集团的左翼就会被包抄。
保卢斯也预见到这种危险，于是他组织兵力向凸出部发起进攻。为了尽快地消灭我在奥尔洛夫卡地域的部队，他迅速把坦克第16师和步兵第389师的几个团以及“什塔赫利”集群投入战斗。
9月30日13时，敌人开始进攻。他们的主要力量直指我在奥尔洛夫卡地域设防的步兵第315师、摩托化步兵第115旅和第2旅。这次，敌人在进攻之前先进行了两个小时的航空火力准备和炮火准备。安德留先科旅的第1、第2营伤亡很大。但仍然坚守在奥尔洛夫卡镇的北部和南部。敌人的钳形攻势很快就要在奥尔洛夫卡以东会合。这样，敌人就打通了一条沿奥尔洛夫卡通向拖拉机工厂和斯帕尔达诺夫卡的通路。
方面军①首长问我：准备采取什么措施坚守奥尔洛夫卡凸出部？准备用什么来支援在那里作战的部队？
①9月底，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改名为顿河方面军，而东南方面军改称斯大林格勒方面军，辖第62、第64、第57和51集团军。
我能回答什么呢？最好的支援无疑是用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部队从北面向攻击奥尔洛夫卡的敌坦克第16师和兵第389师的后方实施突击。但是，很显然，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集团军没有预备队。在拖拉机厂和“街垒”工厂处于敌人强大攻击的威胁之下时，我们显然不能给在奥尔洛夫卡凸出部作战的部队以实际的援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定以一个防坦克歼击团和戈罗霍夫上校的步兵第124旅的两个连去加强步兵第115旅的第1和第2营。
经过几次苦战之后，坦克军事实上已丧失了战斗力。全军只剩下17辆被打坏的坦克和150名战士。这些战士被编入到步兵部队，司令部则被调整回伏尔加河左岸去重新组建新部队。
当天，我们的情报证实，敌人的大批步兵和坦克正在维什涅瓦亚山谷、红十月镇的公墓一带以及多尔吉冲沟和克鲁多冲沟集结。与此同时，已经补充的敌坦克第14师和步兵第94师和部队正从城市的南郊开过来。敌人的意图很清楚，他们准备对拖拉机厂和“街垒”工厂实施新的攻击。
9月30日夜，近卫步兵第39师开始从伏尔加河左岸渡河。该师的各团只补充了一半，每个连仅有40——50人。这个师在9月18日—20日期间，曾在近卫第1集团军序列里参加了斯大林格勒北部的多次战斗，在向库兹米奇村实施的进攻战斗中，部队受到重大伤亡。但是部队的基本战斗力没有被摧毁，其主要成份是空降兵，且多数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师长斯捷潘·萨韦利耶维奇·古里耶夫少将从战争一开始就来到前线，他是个精力充沛、有着丰富作战经验的人。他个子不高，但很敦实，正如大家所说的，推动他一下并非易事。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就给我留下这种印象。“大概，他对自己的部下要求十分严格”，我当时这么想着，而很快就确信了这一点。是的，近卫步兵第39师多日来一直坚守在“红十月”工厂，这个师的战士从不知道什么叫后退。古里耶夫也从不离开自己的指挥观察所，甚至在德军自动手枪的榴弹打在观察所门口的时候，他也不愿离开。这种情形不只出现过一次。师长做出了榜样，团长们也都是身先士卒，在战斗中表现得勇敢顽强。
该师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们，在危险的时候总是站在大家的前面。政委，后来是负责政治工作的副师长E·E·车尔尼雪夫，在领导各部队的政治部门的工作时，大部分时间都是直接在前沿度过的。我记得，他腿部受伤以后，仍坚持不下火线。我仿佛现在还看见，他手拄拐仗，站在正在进行直接瞄准射击的火炮旁，指挥炮兵连作战。
该师到达城市的当天，我就决定把各团部署在西利卡特工厂（在右面）、祖耶夫斯基大街（在左面）的防线上，并准备向巴里卡德镇实施反冲击。但在10月1日的战斗过程中，我被迫改变了这个决定，因为在斯梅霍特沃罗夫师的地段上，敌人已深深地楔入我们的战斗队形，并严重地威胁“红十月”工厂。当日，古里耶夫将军的近卫师作为第二梯队被摆放在斯梅霍特沃罗夫师的后面。古里耶夫接到命令，他们师的任务是：在“红十月”工厂的各个车间里构筑工事固守，把各个车间都变成很有威力的火力支撑点。
N·H·古尔季耶夫校的步兵第308师被派来参加对巴里卡德镇实施反冲击的战斗。该师各团已到达伏尔加河左岸下准备渡河到我们这边来。
步兵第308师在城市里作战的时间比其他部队短，但其击退敌人进攻的次数以及战斗的顽强性，并不亚于62集团军的其他兵团，在工厂区最残酷的战斗中，该师在法西斯军队的主要突击方向上作战，击退敌人和坦克的攻击不下100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