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形势迅速地发展着，我们甚至来不及安葬我们的战友。她们就这样永远留在雅布洛涅夫山沟。这些默默无闻的普通红军战士，虽然牺牲了，却完成了战斗任务……”
那天晚上，拉祖梅娃还向我谈了她的好友舒拉·舍申尼亚的事：
“战争爆发前，她在儿童保育院工作。当听说军事委员部要征召一些自愿参加红军的女共青团员的消息后，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舍申尼娅立即到保育院院长那儿，请求上前线。
这一天终于来了。1942年4月底，已经成为预备党员的舒拉和5名女共青团员，来到了军事委员部。
一天之内，手续就办理完毕。5月2日，姑娘们就来到了部队。在阿斯特拉罕电话员训练班受训一个月后，舒拉被分到第115筑垒地域独立通信连，在总机工作。这是1942年7月在顿河的事。从那以后，即使是在最困难的形势下，她也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岗位。
1942年9月13日，在马马耶夫岗架设了一条由筑垒地域指挥部通往波扎尔斯基将军处的电话线。这一天，马马耶夫岗一分钟也没有安静过。大炮和迫击炮不停地怒吼。当时，要使通信不中断是很困难的，可是我们仍一直保持着通信。
到下午3点钟，通信枢纽部里的架线兵一个也没留下，都查线去了。再也派不出人去恢复被炸断的通信线路了。这时，舒拉对通信连长说：
‘请允许我去，总机上没有我也能应付。’
‘火力太猛，你甚至无法到达断线处。’
‘我能，中尉同志，只要您允许我去。’舒拉坚持道。
连长同意了。于是，舒拉捏了捏留在总机上的一个姑娘的肩头（这是告别的意思），悄悄地走出掩蔽部。
舒拉不止一次去查过线，当天曾战斗在马马耶夫岗而活下来的为数不多的人都记得，自从9月14日中午通信再次中断后，他们再也没有听到舒拉的声音……
我常常回想，我们的女通信兵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生活和工作的。在这战火纷飞的城市里，没有人来为她们构筑掩蔽部，她们自己或集体一起挖筑掩壕，然后用随手捡到的东西覆盖在上面。她们就是在这样简陋的掩壕里坚持工作了好几个月。她们经常就睡在工作的地方。
10月份，敌人摧毁了司令部的所有掩蔽部，这时，在右岸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对妇女同志来说，就更艰苦了。她们在沉闷、拥挤的掩蔽所里工作，在露天下休息，好几个月没有喝上一口热水。
……塔玛拉·什马科娃在巴秋克师服役。我认识她。她抢伤员很出色，甚至趴在地面上连手都不敢抬起的情况下，也从前线抢救回许多重伤员，她为此而获得了荣誉。塔玛拉爬近伤员，和伤员并排地躺着进行包扎。她先确定受伤的程度，再决定该怎样处理。如果是重伤，那决不能留在战场上。塔玛拉经常用尽全身气力，把比她本人重一倍半、两倍的伤员背回来。有时无法把伤员背起来，塔玛拉就把雨衣、帐篷铺在地上，把伤员搬到雨衣帐篷上，然后匍匐着拖着往回爬。
塔玛拉·什马科娃救了许多人的生命。活下来的人应该感谢她的救命之恩。但许多被从死神那儿夺回来的战士，甚至不知道这位姑娘的名字。现在她在库尔干州当医生。
象塔玛拉这样的女英雄，在第62集团军里是很多的，第62集团军各部队受奖人员的名单中，就有一千多名妇女。她们中有：自始至终坚守在“巴甫洛夫楼”的玛丽亚·乌利扬诺娃；有从战场上抢救出上百名伤员的瓦利亚·帕赫莫娃；荣获红旗勋章的娜佳·扎尔基赫；在前沿阵地冒着炮火给数百名指战员包扎伤口的玛丽亚·韦利亚米多娃医生以及其它许多人。如在被围困的德拉甘上尉的守备部队里，为几十名受伤的近卫军战士包扎伤口、最后因伤流血过多而手拿绷带牺牲在伤员身旁的柳芭·涅斯捷连科，不也是一位女英雄吗？
10月后的后半个月，城市里的情况更复杂，前线与伏尔加河之间的距离越来越短，为避免无谓的损失，集团军军事委员会被迫把一些部队和机关撤往左岸，决定首先把妇女送往左岸。军事委员会命令各级指挥员和负责人让女兵们暂时撤到左岸，在那儿休整休整，几天后再回来。
军事委员会10月17日做出这个决定，18日早晨女通信兵就派代表团来找我。为首的是出生在卡梅申市的瓦利娅·托卡列娃。她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
“司令员同志，您为什么要把我们从城里赶走？我们愿意和大家同生死、共患难，打败该死的敌人。您为什么要分什么男女？难道我们在工作上比男兵差？不管怎么样说，我们决不过伏尔加河。”
这是10月18日进行的谈话，是在我们转移到新指挥所之后，我告诉她们，在新指挥所里，我们无法全部开通所有的通信器材，形势迫使我们要改用其它较为方便的通信手段、即用便携式无线电台。这样，在没有为大型通信器材准备好工作地点之前，我只好把她他撤到左岸。
女兵代表们同意执行军事委员会的指示，但要我保证，一旦具备了工作条件，一定要让她们回到右岸来。
10月18日，她们渡过伏尔加河。而从10月20日开始，只要克雷洛夫、古罗夫或我同左岸进行电话联系，女通信兵们就同我们纠缠：“我们已经休息过来了，您什么时候让我们重新回到城里？”或者说：“司令员同志，您准备什么时候履行自己的诺言？……”后来，我们履行了自己的诺言。10月底，她们带着通信器材，回到了修筑好的掩蔽部。
我至今还记得斯大林格勒的优秀女侦察兵玛丽亚·韦季涅耶娃、莉扎·戈列洛娃、玛丽亚·莫托里娜等，她们一次次地钻过鹿砦和地下室，通过河沟和下水道，穿越前线到敌人后方去……
显然，读者可能会问：为什么本书作者在谈斯大林格勒防御时，仿佛忘掉了左右邻的其它集团军？不，我没有忘记、而且永远不会忘记第64集团军所做出的英勇壮举，该集团军在勇敢的米哈伊尔·斯捷潘诺维奇·舒米洛夫将军指挥下，防守着城市的南部，在反击侵略者的疯狂进攻时，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坚强性，从而迫使希特勒的将军们，把本应用于攻击市中心的一些团和师，留在别克托夫卡和雷萨山前。
我怀着同样的感激之情，想念着在斯大林格勒以北和西北部作战的部队和兵团的军人们。他们在那儿经常牵制着侵略者的大量兵力，从而减轻了城市保卫者的负担。打个比喻说，友邻部队从左右两面牵住了保卢斯的耳朵，使他无法为所欲为地进行武装掠夺。
我现在所写的只是我受命指挥的部队、兵团以及工人武装支部的战斗行动，是直接与我有关的、我耳闻目睹的事实。
围歼1
转折……它就象黑夜消失、黎明到来一样，不可避免地来临了。当我们在斯大林格勒城市的废墟上进行防御战并把保卢斯的大量兵力牵制住时，我们就深深地感到：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正在准备力量，要对斯大林格勒方向上的敌重兵集团军实施决定性的打击。我们转入进攻的一天必将到来。
正如后来所知，1942年11月19日前，双方兵力对比是这样的：
苏军有3个方面军（西南方面军、顿河方面军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共的兵力1，106，100人，各种大炮和迫击炮15，501门，坦克1463辆。
敌人在该线拥有兵力1，011，500人，各种大炮和迫击炮10，290门，坦克675辆。
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苏联部队特别是在火炮和坦克上占有优势，这在实施反攻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苏联最高统帅部巧妙地集结了必需的预备队，这是敌人所未能料到的。
双方的航空兵拥有几乎是同等数量的飞机，但在过去的9月份、特别是10月份的战斗期间，德国航空兵的发动机的使用寿命、特别是燃料基本上已耗完。苏军航空兵在发动机使用寿命和燃料方面占有优势得到了良好的保证。
到11月19日为止，第62集团军战斗队形的纵深不超过一公里。面对敌军，背靠伏尔加河。在它们之间是一条狭长的废墟地带，我们的部队就坚守在这里。
我集团军主力的右翼是柳德尼科夫师。在该师受到合围、已被紧逼到伏尔加河边，在不足1平方公里的地段内占领防御。
在左翼，近卫步兵第13师沿河岸占据着一条狭窄的地带。该师的防御纵深只有200—300米。集团军司令部位于近卫第13师和步兵第284师接合部后面，离前沿阵地800—1000米，我的观察所更近，就在从东边环绕马马耶夫岗的一条铁路路基上，在敌人的鼻子底下。
集团军的防御正面宽约25公里，敌炮火可以从任何一翼侧对我防御正面扫射个遍，机枪火力可以达到集团军战斗队形的全部纵深。处在这狭窄的地域里，情况变得复更为严重的是，因为市里的制高点马马耶夫岗、准确地说是水塔和107．5高地，都控制在敌人手里。敌人从这些地方可以控制由东通往伏尔加河的全部接近地，而这意味着，弹药、装备、食物都必须在夜幕的掩护下才能运到城里。
显而易见，这一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于是，集团军提出两项首要任务：一是消灭前出到伏尔加河的敌人，同柳德尼科夫师会合；二是夺取马马耶夫岗和107．5高地，以便把防御纵深扩展到达4．5公里，并消灭监视我集团军战斗队形和伏尔加河接近地的敌观察所。
要完成这些任务，需要给部队补充一定的兵力和弹药，需要给集团军加强坦克。
在斯大林格勒的激烈的城市防御战期间，大本营和方面军首长几乎从不拒绝我们的要求。但在反攻前夕，很显然，是不会再给我们增派部队和坦克了，就是炮弹和子弹，我们得到的也有限。
我们只好动用所有的储备物资，部队的兵员补充也主要依靠康复的伤员，他们也早就想返回自己的部队、回到城里来。这期间，第62集团军越来越高的声望，象块磁铁把所有的老战士都吸引回来。
至于给集团军输送弹药、或增派坦克，对我们来说只能是一种奢望了。通过伏尔加河调运物资仍然是困难重重。从11月12日起至19日，伏尔加河面已有冰块流动。接连好几天，没有一艘小艇或汽船能破冰行驶。
11月19日清晨，雾很大。大概这一天是安排渡河最困难的一天。没人能够渡河过来。
我们甚至无法根据敌航空兵的活动来判断敌在营地里干些什么。在预定开始炮火准备的时刻，我怀着微弱的希望走出掩蔽部，希望大炮的轰鸣声也能传到我们这儿。
四周一片昏暗。一切都淹没在乳白色的浓雾里。
7时20分。
令人难熬的等待！那怕有一点征候，那怕有任何迹象，证明已经发生了什么事也好。
晚到的黎明终于来了。雾仍不见稀少。真糟糕！如果在我们的突击方向上也是浓雾弥漫，那么，对敌目标的炮火准备就很困难，我们的航空兵也无法行动。
快到12点，雾开始消失，天色变亮了，伏尔加河冰块撞击着河岸，一片嘈杂声。开始上冻了。
现在出现了一些征候，说明敌人也不是很顺心的。天上没有一架德国的轰炸机。一架校射飞机在我们的阵地上空逗留了一会就飞走了，看来，它被召了回去。
那又有什么关系呢！该干我们的事了。我们开始准备预备队以援救柳德尼科夫师，并使强击队行动起来。
傍晚，方面军司令员A·A·叶廖缅科来电话。他通知说，进攻已开始。我们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进攻日期仍是原定的11月20日。
很快就要有结果了。
按原定计划，11月19日7时20分，集中在长约28公里
的主要突破地段上的各种大炮和迫击炮进入战斗准备。7时30分，传来开火的命令。3500门大炮和迫击炮将一吨吨的钢铁和炸药抛向敌人的阵地。破坏射击进行了一小时，压制射击进行了20分钟。
这是传大卫国战争中我军第一次实施这样强大的突击。
这次炮火突击给敌人造成重大损失，使敌人大为震惊。
8时50分，西南方面军的坦克第5集团军和第21集团军的步兵和坦克，以及顿河方面军的第65集团军的突击集群同是转入进攻。
坦克第5集团军的快速集群（坦克第1和第26军）和第21集团军的坦克第4军，在进攻的第一天中午，就突破了敌战术防御，并前出到战役地区。战斗已在敌防御纵深展开。我军突破敌人的抵抗，顺利地发展着进攻。
在保卢斯的司令部里，他们是如何迎接这一天的呢？
11月18日至19日，保卢斯在斯大林格勒发起了许多次进攻战斗。汉斯．德尔在其《进军斯大林格勒》一书中证实：
“那天（11月19日），第6集团军还没感受到直接的威胁，因此集团军首脑认为没有必要采取坚决的措施。18时，集团军司令部通报说，要各侦察分队在11月20日继续在斯大林格勒进行活动。”①
①德尔：《进军斯大林格勒》（战役概述），译自德文，莫斯科，1957年，第69页。
是日22时，“B”集团军群司令冯·魏克斯男爵才发出命令。
冯·魏克斯的命令说：
“鉴于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正面出现的局势，迫使我们采取坚决的措施，以便迅速腾出兵力来掩护第6集团军的翼侧，并保证利哈亚（卡缅斯克—沙赫京斯基以南）、奇尔河地段铁路沿线的安全（集团军靠它进行补给）。为此，我命令：
1．立即停止在斯大林格勒的一切进攻作战，各侦察分队的行动除外。这些分队的情报对于组织防御是必不可少的。
2．第6集团军立即从所属编成中抽出2个摩托化兵团、1个步兵师，并尽可能再抽出1个辅助摩托化兵团，将这些部队归属坦克第14军司令部；此外，还要抽出尽可能多的反坦克器，并将这些集团梯次集结在你部左翼，以便向西北或向西实施突击。”①
①德尔：《进军斯大林格勒》（战役概述），译自德文，莫斯科，1957年，第69页。
但是，正如目击者证实的那样，第6集团军接到这个命令之后，并没有产生惊慌，德国将军们还不知道他们的末日已经到来。
一夜过去了。斯大林格勒方面军转入进攻的时刻到了。
伏尔加河和它附近的草原上又是雾气腾腾。夜里，一会儿结冰，一会儿化冰，黎明时开始下雪。我们的航空兵又不能前来支援进攻了。
斯大林格勒方面军转入进攻的兵力是我们的集团军、友邻的第64集团军和第57集团军，第51集团军在左翼实施突击。发展进攻的任务由T·A·塔纳希申上校指挥的坦克第13军和B·T·沃尔斯基坦克兵少将指挥的机械化第4军担任。投入战斗的还有T·T·沙普金中将指挥的骑兵第4军。该军几乎都是由中亚细亚各共和国的骑兵组成，他们分别来自哥萨克、吉尔吉斯、乌兹别克、塔吉克和土库曼。
早上9点多，雾才开始消散。方面军司令员A·A·叶廖缅科几次改变炮火准备的开始时限。
上午9点30分，大炮和迫击炮开始射击。
突击是在距第62集团军指挥所60—70公里的萨尔帕湖地域实施的。
城里也在进行战斗。我们用强击队发起攻击。
11月19日和20两日，方面军司令部一直关注着敌人的行动。它是否开始撤出自己的部队？
但应当指出，即使保卢斯决定从城里撤出部队，要做到这一点也并非轻而易举。在计划撤退时，在开阔地上摆脱敌人是一回事，而在巷战中摆脱敌人却又是另一回事了。在城市里，敌我双方的阵地犬牙交错，双方的防御支撑点，杂乱无章地交织在一起，要想摆脱是极困难的。
战后缴获的一些文件证明，第6集团军司令部尽管在晚间接到了冯·魏克斯的命令，但直到11月20日中午，仍没察觉即到将来的这场灾难会有多大。
保卢斯没有来得及撤消他11月20日下达的进攻命令。
他还在进攻！
到11月20日中午，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部队实现了突破。
13时，机械化第4军进入突破口。16时，坦克第13军在自己的地段上急速向敌防御纵深发展。22时，骑兵第4军紧跟机械化第4军前进，向西发展进攻。
11月20日下午，保卢斯才在司令部会议上第一次谈到局势的危险性。他警告说，可能会出现危机局面。他仍沉住气。但德国的将军们却陷入一片混乱中，在通信联络中断、对他们来说一切都是生疏的形势下，简直晕头转向。
直到11月20时黄昏，保卢斯才接到关于罗马尼亚军队和德军预备队被全歼的通报。
保卢斯转移了指挥所，但到11月21日夜间，他又不得不匆忙地另找更安全的地方。
11月20日晚上，我们第62集团军司令部还没掌握有关我军进攻地带局势的确切通报。我们几个指挥人员得出结论是：一切都在进行中，可是应当考虑到情报落入敌人手中的危险性。
我们只能以微弱的兵力将敌人牵制在城里，此外不能再干什么。我们在等待着进攻部队南下同我们会合。
11月21日，城里的情况没有任何变化。
伏尔加河仍漂着冰凌。渡口上冷冷清清。又是雾，又是雪。甚至在停雪的短暂时刻，敌机也没有出现在阵地上空。战斗仍然在激烈进行，但我们的侦察员没有发现敌人集结兵力以进行强攻的迹象。因此，我们可判断出，我们的进攻发展得很顺利。
在这同时，第6集团军司令保卢斯从这个指挥所跑到另一个指挥所。夜间，他从戈卢宾斯基跑到古姆拉克地域。他的司令部开始慌乱起来。
现在我们知道，11月21日深夜，当第6集团军司令部四处躲避苏联坦克时，希特勒向设在下奇尔河的一座德军司令部的电台发去一封电报，其内容是：
“集团军司令应率领其司令部向斯大林格勒开进。第6集团军应占领环形防御待命。”
如果说，保卢斯在尝到我军打击的威力之后，已开始意识到这场灾难的严重程度的话，那么，在遥远的德国大本营里，希特勒还陶醉在他不可战胜的梦幻中。
保卢斯开始慌张了。我军还未完成合围，而保卢斯在11月22日18时就向“B”集团军群司令部发电：
“集团军已被合围……燃料储备即将耗尽，坦克和重型武器将无法开动，弹药已发生危机。食粮只能维持6天。”
保卢斯在叙述第6集团军所处的困境的同时，请求在决定是否留在斯大林格勒的问题上，给予自主权。
希特勒对保卢斯的这一个企图立即做出反应。他回答说：“第6集团军就地占领环形防御，等待从外面进行解围。”
22日晚，我们从各种渠道获得消息，我军的进攻正顺利地发展着。23日16时，A·T·克拉夫琴科少将指挥的西南方面军坦克第4军与B·T·沃尔斯基少将指挥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机械化第4军在苏维埃农庄地域会师。
合围已合拢。处在钳形夹击中的德国第6集团军和坦克第4集团军一部共22个师，33万人。
2
战后，在评价1942年11月最后几天的事件时，理论界围绕着保卢斯集团军被围一事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迄今为止，西方的历史学家和原希特勒的将军们，仍在千方百计地夸大宣扬以下的假定：如果当时希特勒允许保卢斯自由行动，而保卢斯将集团军撤出合围圈的话，那情况又该会怎样呢？
如果没有忽略在这场理论争论的背后，隐藏着想把失败的责任推到希特勒一个人身上，推到他的狂热主义上，从而为普鲁士军官团恢复名誉的意图的话，那么，上述假定是不值得一谈的。
他们断言，是希特勒，只能是拥有无限独裁权力的希特勒，才把他们推到顿河草原、陷入伏尔加河畔，而且在危机关头，既听不进明智的意见，又找不出正确的解决办法。
我不太相信希特勒的将军们在那时能提出什么明智的意见。对于我们来说，最明智的是不发动反对苏联的战争。他们从那以后的所作所为，只能是在愚蠢和罪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们不仅对全世界、而且对自己的人民和自己的民族，犯下了愚蠢的罪行。
如果全面地看一看斯大林格勒战役就会看出，拉长自己的交通线，远离主要供给基地，远离德国本土几千公里，来进攻高加索，强攻一个我们决心全力捍卫的城市，这是明智的吗？第6集团军陷在巷战中，在两翼遭受巨大损失、受到削弱的时候，还继续发动一个接一个的攻击，这难道是明智的吗？如果明智的话，保卢斯就不会向大本营发去那些歇斯底里的电报了。况且，11月份所发生的转变，正是斯大林格勒保卫者们在8月、9月、10月的浴血奋战打下的基础。如果明智的话，完全可以预见到事态将向何处转变。
我军在伏尔加河的反攻，是斯大林格勒方向上的所有集团军准备实施的。
现在，我们再回到11月那最关键的日子里。
11月19日，西南方面军和顿河方面军开始发起进攻。这时保卢斯还没有惊慌，他还在打算实施进攻。
11月19日，德国的将军们还没想到会遭受失败。
11月20日，斯大林格勒方面军转入进攻。苏联统帅部要夹击敌在斯大林格勒的整个集团的意图已明了。德国将军们这时既还没叫喊被合围，更没叫喊大难临头，他们不相信我们已学会在战役地区大规模地消灭他们。保卢斯及“B”集团军群的指挥部仍在打算以自己的力量寻找出路，摆脱困境。而这时，苏军坦克正急速地合拢包围圈。保卢斯则不慌不忙地把预备队投入战斗。
11月22日，他开始大呼灾难临头。然而，为时已晚。11月23日合围圈合拢了。
怎么办？把部队撤出斯大林格勒，突出重围？
试问：在斯大林格勒，在城市战斗这样的条件下，他们是怎样考虑使自己的部队脱身的呢？
如果要撤走，保卢斯的部队不得不丢弃全部移动技术装备、所有的重型武器和所有的火炮。我们就要让他们钻进我们的火网，这样，能从城市的废墟里漏网爬出去的只是少数。
然而，保卢斯集团军并没有全部被困在城里。他在城郊还有许多部队。他可以把它们集中在狭窄的正面地段上，并可以在11月23日或24日向突破口实施突击。假定说，他打开了一个缺口，并丢下所有的技术装备和火炮突围到开阔地。
但正如保卢斯要人承认的那样，燃料已耗尽了。
大雪、风暴、冰层、我军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第6集团军的命运将会怎样？当年拿破仑从莫斯科逃出来到别列津纳河就全军覆灭。而保卢斯在草原上，就只能使他的军队覆灭得更快些。
希特勒不但没有作出这一决定，而是要自己的将军们、要保卢斯组织环形防御，并坚持到最后。希特勒是要以兵力达30多万人的被围部队拖住我5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否则，这5个集团军就能在战役地区大大地加强我军的攻势，使我军能够在顿河畔的罗斯托夫实施突击，把在高加索的“A”集团军群，象合围保卢斯集团军一样，也装进大口袋里。然后将它分割。保卢斯集团军从11月23日坚持到第二年的2月2日。要是在大草原上，该集团军数日内就会被击溃、被歼灭和被俘虏。因此，不单单是希特勒，而且他的将军们，也要对德国士兵在斯大林格勒遭受到灾难负全部责任。
我不打算对我军在斯大林格勒地域实施的反攻进行全面叙述。这场反攻是怎样发展的，当时的参加者将会叙述得更全面、确切。但是，我军仅仅在卡拉奇地域会师远没有解决问题，前面仍是困难重重。
我军在对敌斯大林格勒集团进行合围过程中，封闭了合围的对内正面之后，又立即着手，建立合围的对外正面，发展已开始的进攻。
11月23日日终前，西南方面军的近卫第1集团军和坦克第5集团军的步兵兵团前出列克里瓦亚河和赤尔河地带，并在那里占领牢固的防御。
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第51集团军和骑兵第4军的部队推进到格罗莫斯科拉夫卡、阿克赛、乌曼采沃及萨多沃耶以东一带。采取这些行动的结果，使合围战役在西面和南面都得到了可靠的保证。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预料到敌人必将试图给被围部队解围，因而及时采取了措施，在危险方向上加强力量，以对付敌人匆忙建立的新的“顿河”集团军群的突击。
德军新建的集团军群也遭到了失败，解救保卢斯集团军的企图破灭了。合围圈现在已牢牢地合拢。
3
我们再回到第62集团军的战线上来。
我说过，我们同伏尔加河左岸的联系被切断。这使我们受到限制，无法采取积极行动。
方面军首长曾有波—2飞机将弹药、主要是食品空运过伏尔加河。但无法做到大量空投，因为必须把物资投到宽仅100左右的地带上。计算稍有误差，物资就会落到伏尔加河或敌人手里。
运来的弹药、食物越来越少，而伏尔加河上的流冰却越来越多。看来，这种状况还将持续下去。
12月16日，大约下午4时，大伙的注意力被不寻常的噪音和岸边冰块的破裂声吸引了过去。当时，集团军军事委员会的委员们正在权当食堂的掩蔽部里吃饭。我们大家听到这不寻常的噪音后，都跑到岸上，我们看到一块硕大无比的冰块正从扎伊采夫斯基岛飘移过来。它摧毁着自己前进道路上的一切，撞碎大大小小的冰块，并改变它们的流向。几根冻在一起的圆木，象轻飘飘的细木片一样，被撞得粉碎。这场面实在太惊人了。这块几乎同伏尔加河一样宽的巨大冰块，漂流速度慢了下来。我们大伙都焦急不安地等待着：它是停下来，还是继续漂流，它意味着我们将有一座天然桥梁；如果停不住，渡河的艰险情景还会象以前一样：小船的马达声、叫喊声、落水的人和被挤在冰块里的人的呼救声连成一片……
终于，巨大的冰块在我们的掩蔽部前面停了下来。真让人高兴万分，简直不敢相信。
我立即把工兵部队的指挥员找来，命令他们组织二、三批战士带着杆子和绳子过河到对岸去。任务很简单：沿着冰块对岸，然后再返回来。工兵出发了。天已黑下来。大伙急不可耐地等待着，每人都到岸边去了好几次，听听有没有冰块移动的声音。
晚9时，第一批工兵返回来了，他们很顺利地在冰块上往返伏尔加河。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现在我们同“大陆”连在一起了！
第二天，也就是12月17日，战报上出现了这样的话：
“从12月17日早晨起，可以沿铺在冰块上的两条木板步行通过伏尔加河。”
伏尔加河上的这种复杂情况，也大大地妨碍了我们执行本集团军提出的各项任务。然而，我们仍抓住一切合适的机会和敌人的每一点失误，对敌实施突击，一米一米地夺回祖国的领土。
但是，只靠各步兵团的进攻，集团军无法歼灭前出到“街垒”工厂地域的伏尔加河的敌人。因为我们既没有坦克，也没有预备队。
怎么办？怎样才能把柳德尼科夫师解救出来？
这时，我们在伏尔加河左岸的大炮派上了用场。我们决定以炮火消灭敌人。然而，要实施这一作战方案有许多困难：要非常准确地对敌人的每个据点实施射击，这需要神炮手。神炮手我们有，但从右岸进行射击校正却很困难，因为流冰的冲击经常使有线通信中断，而无线通信效果又太差、很不可靠。
我们把敌人占领的地段，由北向南、从伏尔加河到最前沿，用从左岸能看得很清楚的标杆做出标记。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法西斯分子圈在里边的宽约600—800米的大走廓。我们的炮兵，从左岸清楚地看到这条走廓，就能弹无虚发地轰击敌人的火力点。
直接瞄准射击是在右岸的校射员的帮助下进行的。他们观察并准确地指出目标和落弹偏差，把结果报告给各炮兵观察所，后者再转告发射阵地。
柳德尼科夫和戈里什内的步兵分队，看到我炮兵对敌人实施毁灭性的轰击，便接敌到投掷手榴弹的距离上。炮兵按发光信号停止了射击。以强击队为主的步兵分队，用手榴弹发起短促冲击。攻击并俘虏躲在土木发射点和地下室里的敌人。
12月23日，戈里什内师继续向西北方向实施进攻。尽管遭到了敌人顽强的抵抗，一些部队仍缓缓地向前推进，与柳德尼科夫师建立了直接联系。
12月24日，按照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命令，因连续作战而精疲力尽的叶尔莫尔金的第112师、斯梅霍特沃罗夫的第193师、若卢杰夫的近卫第37师和2个步兵旅，要从本集团军中撤出，转入预备队，前去整编。
按照惯例，师长、旅长、甚至团长在撤往伏尔加河左岸之前，都要到集团军指挥所来告别。
同朋友们、尤其是同战士们告别，真是难舍难分。告别时，我们回忆起往事，脑海里再次展现出每一场战斗、每一次反冲击的情景。
这些曾同我们一起渡过许多艰难日子的指挥员们，如今就要离开集团军，令我感慨万分。同他们告别时，我心里又想起他们所率领的部队，这是一些多么生气勃勃、以承担危险任务而自豪的勇敢、坚定的部队！他们为保卫斯大林格勒，一到伏尔加河渡口，便立即投入了战斗。
军事委员会每天、确切地说是每天早晨都汇总有关有多少伤员要送过伏尔加河、是哪个部队的等情况。这是为了掌握集团军损失了多少步兵、机枪手、迫击炮手、坦克兵、炮兵和通信兵。集团军在人员日益减少，但这并不意味着战斗力的下降。恰恰相反，集团军的士气更加高涨了，因为每击退敌人的一次进攻，就增加一份对我军力量的信心，我们已获得了对敌斗争的经验。
我回想起A·F·索洛古布的第112师，该师早在顿河、奇尔河就开始同德国法西斯分子作战。那时该师隶属于第64集团军，曾击退了保卢斯用来对付我第62集团军翼侧和后方的敌步兵第51军进攻。没有命令，该师从不后退一步。该师还在顿河两岸英勇作战过，师长伊万·彼特罗维奇·索洛古布上校就在其中的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
这位身材高大、魁梧的师长，苏联人民的忠实儿子，在法西斯分子的枪弹面前从不低头的人，仿佛就在我眼前。
我记得那是1942年7月底，一个烈日炎炎的夏日。我和索洛古布都在顿河右岸雷奇科夫斯基镇北的116．6高地上，我正给该师布置任务。敌人可能发现了我们，突然用150毫米火炮向这个高地射击。炮弹交叉着射过来，离我们越来越近。显然，炮弹很快就要准确地落在山顶上。于是，我让伊万·彼特罗维奇回自己的司令部。他看了我一眼，说：“那您呢？难道我可以在您之前从这高地上后退吗？”
我安慰他说，这不是后退，而是侦察完毕回自己的部队，以便率领部队前进。
当时冒着敌重炮的射击，行走在毫无遮档的野外，可不是件容易的事。然而，伊万·彼得罗维奇却不慌不忙地走在我的前面。
一颗炮弹在附近爆炸，炸伤了师部的一名跟随他的工作人员。伊万·彼得罗维奇沉着走过去，扶着伤员从高地往下走去。在小山沟里，我赶上了他们，伊万·彼得罗维奇正在那里为伤员包扎伤口。
步兵第112师师长H·F·索洛古布上校，早在为自由的西班牙而战时，就表现出勇敢和大无畏精神。从7月26日起，他率部在第62集团军和第64集团军的结合部占领了阵地，在1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多次击退企图占领第62集团军左侧、深入集团军后方的法西斯部队的进攻。当他发现敌人有可能要夺取顿河铁路大桥时，他勇于负责，机断行事，炸毁了大桥。
德国飞机来空袭。敌人开始迫使顿河右岸的我登陆部队退却。大家看到，师长在H·F·索洛古布上校在岸上走来走去，安排对登陆部队的支援。一艘小船刚刚离岸就被迫击炮弹击中。只有两个战士俘出水面。
索洛古布旁边又落下几颗迫击炮弹。有几个人倒了下去，死神仿佛有意放过了他似的。“他会念咒还是怎么的？”许多人这样想着。就在这时，一颗迫击炮弹击中索洛古布附近的一颗树。几块赤热的弹片击中了索洛古布，他摇晃了一下，又挺起了身子。师长的脸上和宽阔的胸膛流着鲜血。战士们跑过来想把他抬走，但他不同意。他靠在战士的肩上，继续指挥战斗。
在小橡树林的林中空地上，一个群众集会的场面展现在众人面前，索洛古布站在红旗旁宣誓：“同志们，我们一定要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许多人都在想：师长的心脏即使停止跳动，他还会继续同敌人战斗。师长极度虚弱，脸色苍白，双腿终于软了下去。当把他送到卫生队时，他已昏迷过去。为了抢救师长的生命，师里最有经验的外科医生玛丽娅·伊万诺夫卡·卡尔波娃使出了浑身的解数。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索洛古布认出我后，想坐起来。
他说：“司令员同志，我执行了您的命令……”
看到战友伤成这个样子，我心里很沉重，然而他却竭力打起精神说：“我还要和您一起战斗。”
“对，我们还要一起……”我的话还没说完，师长已停止了呼吸，我肃立在他的床头，向我的战友致以最后的敬意。
第112师师长索洛古布上校就是这样一位同志。
我同这支部队重逢，已是9月12日，在伏尔加河畔。这时，A·T·叶尔莫尔金上校担任了该师师长。该师的任务是在城里机动作战：从马马耶夫岗到维什涅瓦亚山谷、到拖拉机厂以及敌人计划进攻我们的其它地段。该师参加过上百次战斗，其中至少有10次是在希特勒的主攻方向上作战。
该师特别精于机动，当然，这要归功于师长及其司令部。这支部队总是赶上最激烈的战斗，勇猛地去反击优势之敌的突击。
1942年5月，我在预备队第1集团军时，就熟悉了斯梅霍特沃罗夫师，那时，该部队正在组建。也是从那时起，我认识了费奥多尔·尼坎德罗维奇·斯梅霍特沃罗夫将军。我们在拉图地域举行的战术演习中，斯梅霍特沃罗夫就显示他那机智和丰富的现代战争知识。
该师开拔到斯大林格勒后，一直承担红十月镇的防守任务。该师很少实施机动，但它击退了数倍于已的优势之敌的几十次突击。即使希特勒法西斯分子一个星期夺取了2—3条街，那也是以巨大的损失为代价才取得的。该师的战士从未退却过。希特勒法西斯分子只有用自己的尸体填满掩体和堑壕，才能向前移动。就在战斗最艰苦的日子里，费奥多尔·尼坎德罗维奇也从未表现出丝毫的灰心和惊慌。他那平稳而镇静的说话声，至今仍回响在我的耳边。在那样的日日夜夜里，即当上百架轰炸机、俯冲机盘旋在该师上空，成千发炮弹落在其防御地区爆炸，炸弹、炮弹的爆炸声使空气都在震荡，甚至话筒里都听到法西斯俯冲机的嗥叫时，斯梅霍特沃罗夫却显得更加镇定。他在离前沿阵地只有几百米的地方，指挥着各团、营的战斗。
该师在斯梅霍特沃罗夫的指挥下，誓死坚守阵地，不断在消耗希特勒的兵力。只是在敌人被包围、并从进攻转入防守时，该师才撤出城里。
这些天里，我还同维克托·格里戈里耶维奇·若卢杰夫将军告了别。
希特勒分子曾突破若卢杰夫师的防御，占领了拖拉机厂，然而，敌人却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损失了众多的兵力和武器，以致无法继续发展进攻。突破第37师各团的防御、向拖拉机厂进攻的，不是1个、2个师、而是整整5个希特勒师，其中还包括2个坦克师。
我记得，10月4日清晨，B·T·若卢杰夫偕同助手们来到集团军指挥所。在乘船渡河时，他们遭到了敌人火炮、迫击炮的猛烈轰击。
古罗夫、克雷洛夫和我会见了若卢杰夫。当时我们都挤在坑道里的一间房里，没有单独的办公室。若卢杰夫进来时头碰在门框上。他穿着一件空降兵的短皮上衣。
若卢杰夫接受了防御拖拉机厂接近地的任务后，向我们每个人都提了许多问题，详细了解城市战斗的特点。我们尽量简明扼要地向他讲述了城市作战的特点。当H·A·克雷洛夫告知他，第37师的指挥所设在伏尔加河岸上、离“街垒”工厂不远时，维克托·格里戈里耶维奇坚决要求把指挥所向前移到拖拉厂居住区的体育场区域。
“不行，”我回答：“体育场一带一直处在敌炮火射击之下，我们没有权利拿一师之长的生命来冒险。”
他跟我们一起狼吞虎咽地吃了饭后，然后离开了我们的坑道。因为这时敌人已开始实施进攻的炮火准备和航空火力准备。
10月13日晚，若卢杰夫将军和古里耶夫将军、这两个空降兵出身的老战友在电话里进行了交谈。
古里耶夫问：
“维克托，我的老伙计，你是在哪儿着陆的？我听到你们地段的方向上正在进行战斗，感觉如何？”
“你好！斯捷潘，”卢杰夫回答：“我这里已是第10天反击该死的希特勒法西斯分子的进攻了，他们简直象群野狼一样，从三面围攻我。斯捷潘，你哪怕稍微帮我一把也好……”
“哎，伙计，到处都一样。飞贼整天都在我的小伙子们头上盘旋，一分钟都不让人安宁。我们的萨沙（罗季姆采夫），也象普罗米修斯被锁在峭壁上一样，被困住了，而他一直在反击敌人的进攻。你就这样坚持住吧！不要发愁，我的老伙计，反正我们是没什么可帮你的……”
“那怕送些烟卷来也行，一天抽100根也不够！”若卢杰夫朝话筒里嚷道。
……他走了，而留下来的继续坚持战斗。
4
12月24日，在“红十月”工厂区作战的古里耶夫的近卫第39师的部队和分队，开始攻击法西斯分子盘踞的各车间。
日终前，各强击队肃清了模型车间、分类车间和机工车间的敌人，尔后进入工厂西边，从而完成了对敌人的合围。敌人不想离开工厂到西边去，不愿到露天的破烂楼房里，因此进行殊死的抵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