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被合围的是惊慌失措的胆小鬼，那么，他会立刻放下武器，甚至不去查实一下是否有突围的出路；如果被合围的是凶狠的敌人，那么，他会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战争史上很少有敌人被合围得水泄不通的例子。许多统帅都曾试图把敌人合围得天衣无缝。但为什么没有成功呢？他们未能取得成功的原因，同库图佐夫未能合围拿破仑一样。沙皇亚历山大曾要求库图佐夫合围并分割法国军队。库图佐夫未能做到这一点，仅仅是因为法国人的逃跑比库图佐夫的追击快得多。斯大林格勒会战结束后的战争期间，人们不止一次地向我提出合围德军的方案。当我拒绝这些方案时，他们可能对我都有些抱怨。拟定合围敌人战役计划的同志们往往忽略了这样几个因素。第一，斯大林格勒战役后，德国统帅部不会等着我们去对他们的无论哪一个集团的侧翼实施突击或封上合围圈，在这之前它已急急忙忙地使部队摆脱被合围的危险，同时退出我们的领土。第二，德国士兵对斯大林格勒战役记忆犹新，不愿再陷入合围。如果士兵不想陷入合围，那不管什么样的合围，他总是能突破出去，或者及时地撤退。刚一发现合围，德国士兵就放弃阵地撤退，再次让出我们的领土。这与我们的主要任务——将敌人从我们的领土上赶出去是相符的。”
我们的谈话到午夜才结束。斯大林送我到门口，我们互相告别……
现在，我一次又一次地回顾往事，不能不指出，现在西德的历史学家以及诸如曼施泰因那样的一些为失败而悲叹的回忆录的作者们，总是不考虑某些无可争议的因素，随意歪曲事实。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保卢斯的第6集团军和坦克第4集团军的一些部队被合围。他们被全部、彻底地歼灭了。而红军从合围第6集团军开始，在它所实施历次进攻战役中，全部地歼灭了敌人的5个集团军，尽管他们没有被合围。这5个集团军是在野外条件下，在他们有一切可能实施广泛的机动、并有足够的弹药和技术装备作保障的各个战役地区被击溃和歼灭的。
因此，问题不仅仅在于合围。
即使曼施泰因最终突破了斯大林格勒大包围圈，保卢斯的集团军也在我们的合围圈中打开了一个缺口，难道就能改变南面的局势、改变第6集团军的命运吗？不能。西德的一些军事学术理论家也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请看E·梅伦廷是怎样回答这个问题的：
“第6集团军的覆灭已成定局，现在什么东西也挽救不了保卢斯。即使出现某种奇迹使希特勒同意保卢斯突出合围的尝试，即使备受折磨、半饥半饱的部队能够冲出了俄国人的合围圈，他们也没有运输工具，能够经由被冰层覆盖的大草原，撤退到罗斯托夫。集团军将象拿破仑的士兵从莫斯科向别列津纳河撤退时那样，会在行军中覆灭。”①
①E·梅伦廷：《1939—1945年的坦克战》，节译自英文·莫斯科，1957，第173页。
是的，希特勒是有意地、纯粹从战役和战术的目的出发，把保卢斯集团留在合围圈中。他认为，被围的第6集团军可以牵制我数个集团军。确实，他赢得了时间，他从高加索的包围中爬了出来，他把我大量兵力牵制在伏尔加河，推迟他惨败的时间，以便用全部力量作垂死挣扎。他的将军们帮了他的忙，但结局如何，这是众所周知的。
那时我曾考虑过心理方面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必须有下列条件来保证：使集团军的全体成员从精神上来个转变：即明智的决心；各级指挥员和司令部（包括集团军司令部）进行野外进攻战的素养；善于在比防御性的巷战更大的范围内指挥部队实施机动的素养。
事实上，集团军是在非常狭窄的地带上进行了150多天的防御战。当时，部队指挥员和司令部参谋们制定了一整套非常明智的战术决心，他们已习惯于在狭小的地方行动，并为达到了目的而自豪。而现在，当面临要进入野战阵地；要通过不是几百米、而是几十公里的区域；还可强渡江河障碍；要指挥营和团穿过田野、高山峡谷；不言而喻，他们已考虑过这些。而习惯是第二天性，要摆脱它却不是那么容易的。
一想到这些，每次我都把自己当作一个团长，来检查自己适应这种变化的能力。
在那时，也象以往一样，我在国内战争时期的战斗生活的亲身经验，帮了我的忙。
那是1919年，在车里雅宾斯克交战之后，被击溃的高尔察克部队不战而退，渡过托博尔河，其速度之快，简直无法追赶。
我指挥的步兵第43团，因为在历次战斗中屡立战功，被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授予荣誉革命红旗。
很快，团里来了一位新政委F·C·尤苏波夫，他原是那久日工厂的工人，他比我大15岁左右，有很好的组织才能，但对军事一窍不通。他很快就宣布：
“团长，你来指挥，我将保证做好政治路线方面的事。”
他的直率很合我的心意。
……越过乌拉尔之后，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望无际的西伯利亚大平原。
高尔察克退过托博尔河以后，依靠各城市的富家子弟和哥萨克，补充了自己的部队，他认为这些人将会同红军作坚决的斗争。
在高尔察克的命令中规定，农村居民中拥有私人土地50俄亩以上者为征召对象。
西伯利亚的牧师们全力支持高尔察克政权。鄂木斯克的大主教谢里维尔斯特特别卖力。在他的策划下，组织了配十字架的教徒游行，搞了什么“祈祷和忏悔日”、什么“赐胜”祈祷、什么宗教呼吁书、报纸文章和宣传小册子等等。这一切都被动员起来反对红军的进攻。高尔察克顺利地在哥萨克人中间进行了招募，组建成一个军，辖15个团。他们依靠美、英、法、日的支持，简直武装到了牙齿。
红军的几个团征战近1000公里，人困马乏，衣衫褴褛。弹药、特别是炮弹严重不足。下面的这个事实或许能有力地说明当时的困难；方面军从中央要了4万双树皮鞋和包脚布。
粮食供应全靠当地居民，他们完全站在红军一边。
夺取了叶卡捷琳堡和车里雅宾斯克之后，东方面军改组成两个方面军：土耳其斯坦方面军，由M·B·伏龙芝指挥，下辖第1和第4集团军；东方面军，由B·A·奥尔德罗格指挥，下辖第5和第3集团军。第2集团军转隶南方面军。阿津的步兵第28师、第7师和第21师的一部，随集团军调走。我同我的团留在东方面军。这些师调往南方面军是因为邓尼金的集团军已对莫斯科构成威胁。
东方面军得到的装备和弹药越来越少，粮食供应更无着落。尽管这样，红军战士的土气仍很高昂，我们继续向东发展进攻。
各团高喊着：“非拿下西伯利亚不可！”的口号前进。
西伯利亚的大门是库尔干。在光荣的骑兵首领托明的指挥下，红军骑兵大队飞也似的驰入库尔干，并转向北边的别洛泽尔斯克。我们尾随骑兵大队也进入库尔干。
那天，我们派出了侦察兵。他们在托博尔河对岸的一片林中空地前遭到有组织的火力袭击。我了解到，敌人要坚守该城前面的有利阵地。我部面临的任务，就是用战斗强渡托博尔河。为了预防万一，那天我在城南不远的地方涉水过河亲自去观察。侦察兵的情报和我的判断都证实，这里的敌人没有撤退的意思。
呆在我团里的斯特罗加诺夫根据师首长的命令，下达指示：第45和第44团从两侧控制住库尔干——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铁路，并准备强渡托博尔河；第43团退向南面，任务是强渡托博尔河，并沿铁路右侧向瓦尔加希车站进攻。
经过短暂的休息之后，我团未发一枪一弹就渡过了托博尔河，但无法发展进攻，因为在这个地段，我们的道路被旧河床、河岔和到处都是泥泞的河岸切断。还好象有意作难似的，地图上的标记也到此为止。这些河岔和旧河床究竟有多少，走向哪里？谁也说不上来。我曾亲自与骑兵侦察员去寻找过出路，但没有什么结果。在一条河岔前面的河湾洼地东边，我们遭到伏击，牺牲了两名侦察员，我的坐骑也被击毙。战马倒在烂泥里，我的双脚卡在马镫下，我差点就长眠在那里。雅科夫·马尔德尼科夫把我从泥足深陷的困境里解锐出来。据他自己说，他能藏身在马肚下驰骋。
全团停止了前进。我只好向旅部报告，说在该地段无法实施进攻。
次日清晨，我带着1名传令兵和2名侦察兵前往库尔干师司令部。接近该城时，我们听到铁路桥附近响起炮声，随后是轻机枪密集扫射。我知道，这是我们的友邻部队在进攻，于是我决定去看看他们是怎样作战的。斯特罗加诺夫和各团团长指挥所就在库尔干东北郊。
从库尔干向北不远的地方又传来枪声。在那儿作战的是A·A·萨宗托夫指挥的我师第13旅。
清晨8时左右，敌炮兵、装甲列车和机关枪给我军造成严重的损失。在铁路桥附近渡过托博尔河的尝试一次次地失败了。
我把情况弄清楚，并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又思考了一番之后，来到旅长跟前，这时，他身边站着几位团长。我说：
“这样组织进攻，除了伤亡之外，不会有什么结果……”
直率是年轻人的特点。无论是旅长还是各团团长，都没想到这样无礼的话会出自我的口中，无论按什么条文他们都有权把我看作是一个学生。要知道他们都是久经征战的老干部。
“那你有什么办法吗？”斯特罗加诺夫问我，声音里流露出不满。
“敌人对每一丛灌木和每一块土墩都已试射好。这儿集中了敌人的主要火器。如果我们不用炮火压制住敌人，进攻是不会成功的。此外，白天进攻也不行……。”
最后，我对旅长说，如果他同意的话，我的团将在明天中午以前边强渡托搏尔河，占领有大片森林的河对岸之后，突破敌人的防御正面。
我这种自信得罪了老同志。这从他们的面部表情很容易看出。旅政委戈里亚奇金这时也在指挥所。他没有加入谈话。但我告别后前往师部时，他赶上了我，用指责的口气问我：“你为什么要使我们的指挥员下不了台？难道他们不想消灭敌人吗？”
我激忿地答道：
“只有愿望不行……我是心痛我们自己的人。为什么要让他们白白流血牺牲？”
“好吧！”他谅解地说：“那你是不会违背自己的诺言：明天一定击溃敌人，强渡托博尔河，并前出到树林的东边，是这样吗？”
我在心里又盘算了一下在同旅长谈话之前就已考虑成熟了的计划，回答说，决不食言，如果允许我在这里按自己的计划行动，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保证取得胜利。
戈里奇金没有再问我什么。我们一起来到师部。我去找师长，可他到政治部去了。
卡尔波夫师长热情地迎接我，可能这次我是穿着制服来的。他问起我团所在地段上的战况。我坦率地依次汇报了全部情况。
师政委加比舍夫走进办公室，后面跟着戈里亚奇金。加比舍夫向我打过招呼之后问道：
“你提了一项什么样的强渡托博尔河、消灭敌人的计划吗？”
我明白，戈里亚奇金已向加比舍夫报告了我的建议。
卡尔波夫和加比舍夫已知道，在这两天的战斗中，萨宗托夫旅和斯特罗加诺夫旅时的几个团没有取得胜利，并且遭受了不小的损失。因此，师长立刻对这个建议产生了兴趣。我只得把刚才对斯特罗加诺夫旅长说过的又重复了一遍。
卡尔波夫说我的计划太轻率，说我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和自己的团。谈话似乎就到此为止了，但加比舍夫马上插了话。
他直戴了当地对卡尔波夫说：
“为什么不能让崔可夫在他自己提出的那个地方实施进攻呢？”
经过短暂的交谈，在政委的坚持下，卡尔波夫同意了我的建议。然后，他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赠送的奖品——一块刻有名字的金表给了我，并问我还需要什么，在实施这项大胆果敢的决心中，需要一些什么帮助？
“从现在起，全师的所有地段都马上停止进攻，”我说：“炮兵应停止射击，由我来指挥，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射击。黄昏前，沟通炮兵与我在库尔干南郊的指挥所的联系。师炮兵主任应当到我的指挥所里。我旅的其它各团应做好从明日清晨起发展战果、扩大突破口的准备。”
卡尔波夫马上命令参谋长下达了有关命令。然后，他仍很感兴趣地问我什么时候发起进攻。我很难确切地指出几时开始，于是我含糊地回答：不是夜间便是明日黎明时开始进攻。反正中午前保证完成任务……
当我要离开师长时，两位政委——加比舍夫和戈里亚奇金拦住我，邀请我到师政治部去一下。他们仿佛商量好一样，问我到底有没有把握完成所受领的任务。
我感觉到了他们是同志般地为我担心，我回答说，这一决心我是反复考虑过的，并请求他们不要再耽搁我了，因为做准备工作的时间已不多了。至于成功与否，明天就能见分晓……
我从师部的通信枢纽部向我的副手布哈尔金下达命令把全团从所占领的地段撤下来，午夜12时前带到库尔干南郊；团部立刻派一小队骑兵侦察员、徒步侦察员和2挺重机枪赶到那儿。
出其不意是实现企图的基础。因此，我要求停止进攻和炮击，以便使敌人确信我们已精疲力尽、再也不能在该地域实施进攻。现在我需要的是有关白军的最新情报。为此，我决定亲自去获取，当然不是靠力量，而是要靠计谋。
我知道在库尔干南郊的托博尔河上，有一个骑马可以过去的徒涉场，攻城的那天我曾亲自从那儿过河。我决定团指挥所就设在这唯一的徒涉场附近。
师炮兵主任卡西莫夫被叫到这儿来了。他的任务主要是在团进攻的两翼实施炮火准备，不让敌装甲列车能沿铁路不受制裁地实施机动。
卡西莫夫是个已过中年、精通自己专业的炮兵。他并未因向他下达战斗任务的是个还没长出胡须的年青指挥员而感到委曲。他把我的指示看作是命令，保证在面临的战斗中亲自指挥炮击。
骑兵侦察队和徒步侦察队到了，跟他们一块来的还有我的马车。我换上白军少尉的服装，传令兵装扮成上等兵。这些服装是我们的侦察兵在俄罗斯卡博尔卡附近歼灭高尔察克匪兵时搜集的。就这样，骑兵侦察员带着两廷机枪跟随“少尉”渡过托博尔河。同时我把徒步侦察队也带到渡口。
在托博尔河以东约3公里处，在两条旧河床之间的灌木林中，骑兵侦察队下了马。
我和传令兵彼得·亚库舍夫沿着干涸的河沟和低地向白军的战壕摸去。还未走到约300米，我就装作喝醉了酒的样子，大骂彼得没有把马刷洗干净，我们骂骂咧咧地越过延伸到着树林西边空地的战壕，来到敌人的后方。
传令兵象商量好的那样对待的我怒骂，他只是催马急急前进，并一再说：“是，长官！”我在白卫军士兵的眼皮底下，两次用短鞭抽打亚库舍夫。这就造成完整的错觉，即正在行进的是长官和传令兵。在敌人的战壕里并没有当官的，而军士和士兵连想也不敢想要向怒气冲冲的长官提问点什么。
我们就这样沿着林中空地走了约4公里，几乎到了铁路跟前，把敌全部地段的阵地都观察了。然后，返回到自己的部队。
这次侦察获得了实施进攻所需要的一切情报：敌阵地的确切配置；渡河地点；隐蔽接近战壕的通路和最利于我军展开的地区；以及敌人官兵的士气和表现。侦察兵携带几挺机枪留在两条旧河床之间，饲养员与马匹（约40匹马）集中在徒涉场附近。我和传令兵换上衣服后，前去迎接从南边向城市接近的部队。
刚刚结束的侦察，更加坚定了我会取得成功的信心。我得知白军在库尔干抢劫了一个造酒厂。毫无疑问，敌军官得到这些不花钱的美酒会嘴馋得慌。因此我和传令兵沿敌战壕走动时，敌士兵就把我的醉样看作是正常的现象。他们躺在战壕里，避免同喝醉酒的军官照面。我想，到了夜晚，敌士兵们也会喝的……这正是实施奇袭所必需的。
我在城南约5公里处遇上了本团的部队，我让他们停下来进行大休息，让战士们吃饭，而把指挥员和政工人员请来开了个会。会议开得很短。我简单地通报了一下战线的情况和今天侦察的结果，然后阐述了一下这次进攻的计划。在确信指挥员和政工人员都正确地领会了我的意图和实施方法之后。我让他们回到部队去做准备。
日落前，全团开始横渡托博尔河。夜间1时左右，第1和第3营就已一枪不发没有任何阻碍地悄悄抵达对岸。这两个营在登陆场展开，作为进攻的第1梯队。我把我的副手布哈尔金率领的第二营留下做予备队。
第1和第3营展开成散兵线后，大约2时左右，我们开始偷偷地向敌阵地接近。尤苏波夫政委和我在这两个营的结合部。部队行动很肃静，口令都是低声下达的。以后，随着黎明的到来，部队紧贴着挂满露水的草地匍匐前进。进攻前，部队躺着休息了15分钟，同时对敌掩体进行了观察，它们已清晰地展现在眼前。
“起来！跟我冲！……”我小声地向散兵线下达命令。政委站了起来。我们并肩而立。我们身后所有的人象一个人似的都站了起来，向前冲击。右边有人忍不住喊道：“乌拉！”
全体投入进攻。1～2分钟后，我们已站在掩体的胸墙上，用枪口对准了呆若木鸡的敌官兵。敌人乖乖地举起了双手。
缴了白军的械，并把他们送往后方以后，我继续前进。第1营穿过树林向马佳克会让站冲击。第3营向东北方向展开，以继续扩大突破口。在铁路附近，我们的几个连队遭到顽强的抵抗。直到这时，我才向炮兵下令开火。敌人的一辆装甲列车从东边开过来，遭到我炮兵的打击，立刻向瓦尔加希车站退去。
到上午10时，全团前出至树林的东边，突破了敌人的纵深防御，且战且进，推前了约15公里。我们旅的其它部队跟随我团转入进攻。
中午时分，沟通了联系。卡尔波夫师长打来电话，向我下达了新的任务：在东北方向上巴拉什科沃村进攻。我试图解释说：部队没有睡觉，已很疲劳，需要休整。师长打断我的话说：
“我希望第43团同样出色地完成新的任务，从而支授极需支援的其他各团。”这时，仿佛是顺便说说似地，师长又补充道：“我要给第43团请功，呈请授予政府级奖赏。”
在这场战斗中，我们捉了500多个俘虏，缴获了3挺机枪。我们师的突破和尔后的进攻，与第5集团军部队的总攻汇成一片。敌人失掉托博尔河上的有利阵地后，开始向东撤退。
对我来说，这场战斗实际上是一次取得独自定下决心、果断地指挥作战的资格的考试。战斗中需要深思熟虑的果断，正如鸟儿需要翅膀一样。而最主要的是，我相信了这样一条真理：有志者事竟成。
当然，不能把国内战争时期的进攻战实施方法机械地套用在伟大卫国战争的战场上，因为时过境迁、进行战争的手段也不尽相同。然而，对解决战斗任务采取创造性的态度这一原则本身、包括主动性和慎重的果断性，是决不能放弃的。回想起过去的经验，我从精神上做好了解决新任务的准备，并尽力在准备经受新的考验过程中，用这种精神去感染教育部属。
2
1943年3月底，最高统师部大本营将第62集团军调入西南方面军编成内，并从斯大林格勒附近换防到北顿涅茨河的库皮扬斯克和斯瓦托沃地域。
集团军驻扎在阿赫图巴河一带的村庄里。我们补充了兵员和技术兵器，掌握了新的技术装备。
最高统帅部为了推广斯大林格勒部队的战斗经验，把这些部队分散到了各个军团。有些兵团完全离开了我们。一些新的师、新的兵团补充到我们集团军。
我们离别任何一块土地，从来没有象离别斯大林格勒这样难舍难分过，尽管正是在这儿，我们集团军经受了从未预料过的考验。斯大林格勒仿佛已成为我们每个人的第二故乡……
我们离开了这座城市，告别了那些永远长眠在这块土地上的战友，正是他们的牺牲才使我们活到今天。我们发誓一定把敌人赶出我们的国土，摧毁他们的柏林的巢穴；我们发誓永远铭记牺牲了的战友，坚决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军用列车沿铁路艰难地行进着。敌人在撤退时曾试图彻底破坏所有一切，他们炸毁了桥梁，破坏了铁路的路基，将钢轨运往西方。我们光荣的铁路工人，在难以想象的复杂条件下，居然想出办法，沿着被破坏的路基，一点点地修复了铁路线。
集团军军事委员会设置在一辆破旧的双轴客车车厢里。车厢晃来晃去，简直象货车。然而，只要它摇晃，说明客车还在行进。路上经常停车。
我想起1920年国内战争时期步兵第43团从库尔干开往船基时的情形。那次我们在铁路行驶了30天左右。从斯大林格勒到斯瓦托沃一库皮扬斯克的距离，要比从库尔干到大卢基近5—6倍，但军用列车却走了一个多星期。
谁也还没有给我们布置具体的任务，然而很清楚，我们集团军很快要投入从德国法西斯侵略者手里彻底解放乌克兰的战斗中去。
这时第62集团军本身的状况如何？
在斯大林格勒战斗中编入本集团军的几个师，经过改编后，只留下3个师。这3个著名的战斗兵团是：C·C·古里耶夫将军指挥的近卫第39师；B·F·索科洛夫将军指挥的近卫第74师；H·E·巴秋克将军指挥的近卫第79师。与我们一起留下的还有一些非近卫军部队。
代替已调往其它集团军的几个师，而补入第62集团军的新部队是：B·C·格列博夫将军指挥的近卫步兵第27师；B·B·弗拉基米罗夫将军指挥的近卫步兵第88师；A·A·马卡连科将军指挥的近卫第82师。
这些师曾在其它集团军的编成内参加过斯大林格勒进攻战役。
这些部队全部满员，具有优良的战斗传统，并在斯大林格勒会战的进攻战中，获得了战斗经验。
不久，我们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克雷洛夫告别的时刻来临了。他被任命为集团军司令员。
他要离开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司令部各部门和各师、团。集团军里许多人都认识他、喜欢他、对他非常尊重。当然，大伙都舍不得他离开，但同时又为他的军事天才得到承认而高兴。不举行欢送会是不能让他走的。我清楚地记得，那是在库皮扬斯克以东约30公里处，在基斯洛夫卡镇一所乡村学校的一栋炸坏了了楼房里，我们在匆忙地打扫出来的大厅里，把没有损坏的课桌和讲桌都移到一起，摆成了饭桌。
生活中常有这样的时刻，当你想说点心里话时，却找不到适当的词句。是语言贫乏、是太激动影响了用词、还是这些心里话无法用语言表达？我当时就处于这种状态。
我心里明白，任命我的这位战友为集团军司令是一项非常正确的决定。然而感情上该怎样接受这一事实？我含着眼泪，真想延长分别的时刻，多看他几眼，多听听他的声音。可是，我致完简短的告别词后，就离开了。我要单独地呆一会。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理解我的心情。在临走时，他到小屋里找我，我们互相告别……
集团军政治部主任A·B·瓦西里耶夫少将，也跟着克雷洛夫离开了我们。他也得到提升，提任了集团军军事委员。值得自豪的是，我们斯大林格勒的保卫者们总是争先恐后地去执行任务，但往往不太注意安全。这种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政治部主任瓦西里耶夫就是由于粗心而牺牲在德军的狙击手枪下。
B·B·弗拉基米罗夫少将代替H·A·克雷洛夫担任了集团军参谋长。他受过高等军事教育，熟悉司令部的业务工作。然而，领导一个师和领导一个集团军当然是有差别的，这种差别不可能不表现出来。B·B·弗拉基米罗夫得到了H·A·克雷洛夫精心培养出来的集团司令部的参谋人员——一批天才军官的大力帮助。
很快，原近卫步兵第39师政委E·E·切尔内绍夫上校接替了H·A·古罗夫军事委员的职务。他曾参加过斯大林格勒战斗。我很了解他，他性格平静，很勇敢，我非常尊重他。
又到了4月份。在灼热的阳光照耀下，大地裸露出身子。倾盆大雨冲掉了地上的积雪。山谷里洪水奔腾，河溪泛滥，北顿涅茨河的水也溢出岸外。乌克兰的大自然丰富多彩，变幻莫测。昨天暴风雪还席卷大地，而今天田野上却飘荡着浅蓝色的雾气。在温暖的大地上，青草已开始发绿，稀疏的冬麦又开始卷苗了。
1943年4月16日，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把第62集团军改编为近卫第8集团军。
方面军司令员P·B·马利诺夫斯基给我们带来了这个愉快的消息。那又有什么呢！第62集团军曾光荣地为祖国立过战功。从现在起，集团军开始过新的生活，过已预先做好进攻准备的近卫集团军的生活。
1943年4月18日，我们接到由A·斯大林和I·朱可夫签署的大本营的训令。
下面是这个训令的某些要求：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命令：应把富有战斗经验和英勇顽强的部队组成近卫兵团（近卫步兵军、近卫集团军）留做预备队或第二梯队，在进攻战役中把他们使用在主要突击方向上的实施突破；在防御战役中，使用他们去实施反突击。”①
①苏联国防部中央档案馆档案。
接着，在阐述这一原则时，大本营具体指示各方面军司令员将哪些近卫兵团撤入预备队或第二梯队，由其它部队接替其防御地区。
训令中还指示：要利用战役间歇，使各近卫兵团主要是做好“实施进攻和突破敌防御地带”的准备。
训令中直接指出，必须特别注意详细地研究诸兵种协同动作、近战、夜战、反坦克等问题。
接着，训令展示了关于各近卫兵团如何做好进攻战役准备的全套计划。
5月，我集团军编成内的各师都荣获政府级奖赏：近卫军军旗和勋章。在离库皮扬斯克不远的舍夫琴科沃村，军事委员会举行了授予近卫第79师近卫军军旗的仪式。
那天阳光明媚，H·E·巴秋克师长把全师集合在村外的田野里。近卫第79师！该师在斯大林格勒作为红旗步兵第284师而遐迩闻名。它曾在马马耶夫岗作过战，战士们多次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攻打马马耶夫岗，把德国侵略者赶了出去。在最困难的日子里，步兵第284师是城市保卫者的中流砥柱，它奋战了150个日日夜夜，始终不停地战斗，连一分钟的休息或战场沉寂都没有。它不断地消耗敌人的力量，是保证我军能够准备好反攻的铁军之一。四次荣获勋章，这就是该师从伏尔加河到柏林进军中的光辉历程的总结。
绣有伊里奇·列宁画像的红旗迎风招展，田野上响起一阵阵“乌拉！”声。
隆重的受阅仪式正在进行，突然响起了防空警报。地平线上出现了3架敌机。但这支光荣的部队没有一个战士稍微动一下。空中展开了空战。我们的歼击机起飞迎击敌人，把敌机赶跑了。是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这已不是斯大林格勒，在那里德国的空军曾独霸了天空。我们的庆祝活动有着牢靠的空中掩护。
3
时间在消逝……
集团军正在为面临的交战做准备。尽管防空警报象暴风雨前不绝于耳的雷声一样，预示着恶战来临，但战役间歇的时间仍在延长。
5月初，在我部驻地上空，展开了激烈的空战。我们的轰炸机和强击机一批接一批地从后方机场飞来。从敌军驻地纵深内传来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随后，出现了法西斯的歼击机，我们的飞机前往截击，同它们展开搏斗。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得知，在南方面军、我们的西南方面军、沃罗涅日方面军、中央方面军、布良斯克方面军、西方面军和加里宁方面军的整个正面上，都展开了空战。不难想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的最高统帅部的密集的航空兵突击，阻止敌人自由地将部队从一个地段调往另一个地段，干扰敌人集结强大的突击部队。
方面军司令员马利诺夫斯基大将责成我们在五月份要认真做好防御战准备。他给我送来了地图，图上已由方面军司令部的参谋们标出了我军的防线，我们要照图建立防御地区，构筑深沟坚垒，也就是要在德武列奇纳亚、库皮扬斯克、先科沃、戈罗赫瓦特卡地段、沿奥斯科尔河面向西和西南方向建立防线。
P·B·马利诺夫斯基命令我集团军在较陕窄的地段组织防御。还又要求我们做好准备，如果敌人转入进攻，就在库皮扬斯克——沃昌斯克方向、库皮扬斯克—丘古耶夫方向、或沿奥斯科尔河右岸，对伊久姆市和北顿涅茨的各个渡口，实施强有力的反突击。
进行防御，不合战士们和各级指挥员的心思。他们急不可耐地要在进攻中同敌人较量一番，要在战役地区打乱敌人的战斗队形。
我推测，希特勒很有可能准备在库尔斯克弧形地带发动1943年的总攻，防御我方面军两翼的任务必将落在我们肩上。
我想方设法同高级指挥员商讨有关实施进攻战役的方法，向他们学习在机动进攻时指挥部队的经验，向他们探询他们所知道的敌人在我军进攻时的表现。同尼古拉·费多罗维奇·瓦图京大将的谈话使我获益匪浅。他详细地向我叙述了1942年11月我军突破德军顿河防线、从顿河推进到北顿涅茨河的情况。他的叙述非常动听。他从不低估敌人的力量，也从大夸大我军的胜利。
我还同近卫第1集团军司令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库兹涅佐夫进行了交谈。战前，我们在白俄罗斯军区一起工作时，我就认识他，他是一位机智、刚毅的指挥员。
B·A·库兹涅佐夫，还有坦克第3、第6集团军司令员F·C·雷巴尔科和E·M·哈里托诺夫，让我注意一个不可忽视的情况。就是斯大林格勒之战后，德国人开始丧魂落魄地害怕被包围，他们特别害怕我坦克出现在其后方。
就在那个时候，我们在北顿涅茨河的侦察员抓来一个“舌头”。俘虏声称他是野战第6集团军的。起初，我们的侦察员不相信。该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就已不复存在。这个德国兵解释说，希特勒下了一道特别命令重建了第6集团军，把它称为“复仇者”集团军。指挥该集团军的是霍利上将。
我们试图向这个德国士兵打听，他打算复什么仇？是复斯大林格勒之仇吗？一提“斯大林格勒”这个词，就引起他好一阵惊慌。他告诉我们，在德军中说这个词是很危险的，它已成为失败的同义词。
就这样，在斯林大格勒近卫军人面前，又出现了一个“复仇者”集团军——德军第6集团军。
5月13日，从电话里接到大本营训令。：
“1．暂时停止航空兵对敌机场和交通线的行动。何时恢复行动，待下达专门的指示。如果敌人发动进攻，关于空军的使用，由各方面军司令酌情定夺。
2．采取措施，迅速储备航空燃料。考虑到须从后方运送，应筹备足20个油料基数，并在最短时间内将器材准备就绪。”①
①苏联国防部中央档案馆档案。
5月20日3时30分，大本营发来通报说，德军将于5月19日至26日期间在我正面发起进攻。
大本营命令部队不能放松警惕和削弱战斗准备；航空兵应保持全面准备状态。通过侦察和审讯抓来俘虏，查明敌军的部署和进攻意图。
5月过去了。我们了解到，希特勒的将军们沉醉在美梦中，似乎从南北实施联合突击，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削平1943年春季之前在奥廖尔和别尔哥罗德一线形成的突出部，并从两面夹击和歼灭库尔斯克的防守部队、占领库尔斯克，造成对我后方的纵深突破。
希特勒当然明白，这是报斯大林格勒城下惨败之仇以及重新夺取战略主动权的最后一次尝试。因此，他把一支支生力部队、新的技术装备、著名的“虎”式和“豹”式坦克以及“斐迪南”式自行火炮，都投入到已点燃的战火中。
双方都在准备库尔斯克弧形地带的交战，都在集结这次交战的兵力和兵器，加紧构筑战壕，准备进攻出发阵地。
现在的问题是：谁将首先发动进攻？时间对我们有利，而敌人在我们的土地上进行防御是不可能长久的。
7月4日夜间，整个战线沸腾起来。然而，首先发言的不是进攻者的炮兵，而是防守者的炮兵。于是，库尔斯克会战拉开了序幕。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计划规定，一俟发起库尔斯克会战，相邻的几个方面军都要转入进攻，使希特勒统帅部无法加强库尔斯克方向上的部队。
西南方面军应向巴尔文科沃发起进攻；南方面军应从马特维耶夫—库尔干地域向西、向斯大林诺、继尔向梅利托波尔进攻；布良克方面军向奥廖尔进攻；西方面军向卡拉切夫进攻。
在这种局势下，德军统帅部失去了以预备队实施机动的任何可能性。
7月7日，我和友邻的近卫第1集团军司令员B·A·库兹涅佐夫上将应召到方面军司令部。我们心里都明白，该轮到我们动手了。
罗季翁·雅科夫列维奇·马利诺夫斯基向我们传达了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意图—利用希特勒主力部队被牵制在库尔斯克附近的机会，西南方面军部队向顿巴斯发动进攻。任务是：或击退敌人，或万不得已时牵制住敌人，不使其有调动部队、增援进攻库尔斯克的部队的机会。
近卫第1和第8集团军的任务是：强渡北顿涅茨河；协同正从米乌斯河向斯大林诺（顿涅茨克）进攻的南方面军的部队，突破巴尔文科沃地域之敌在红军城的防御；歼灭敌顿巴斯集团，并前出至第聂伯河。
在分析研究这项计划时，我们还没有太大把握究竟能在什么程度上完成这项计划。很清楚，希特勒军队的覆灭已不可逆转地开始了，但要确定它的抵抗程度，我们暂时还没法办到。
近卫第1和第8集团军进攻时各辖3个军（或9个师）。
每个集团军各配属1个突破炮兵师、1个混成航空兵军和2至3个坦克团（或自行火炮团）。
近卫第8集团军还配属了步兵第33军，其编成内有步兵第50、第230、第243师和步兵第253独立旅。
A·H·鲁西亚诺夫将军的近卫机械化第1军和E·I·普希金将军的坦克第23军为方面军的第二梯队。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样大规模的进攻。在进攻前的最后几个小时里，我一遍又一遍地审核了整个作战计划的每个细节，给各兵团指挥员下指示。
只剩下查明敌情和尽可能全面地了解敌炮兵阵地和火力点的分布情况了。这些情报一般是通过战斗侦察来查明的。然而，为了不暴露进攻准备，以取得实施突击的突然性，这次，我们不能积极地进行战斗侦察，何况强渡北顿涅茨河进行战斗侦察是非常复杂的事。集团军侦察主任M·J·格尔曼上校交出了唯一的一张敌人的防御工事图，这是在此之前根据各部队积累的资料绘制而成的。
敌人从3月下旬就开始沿北顿涅茨河河岸构筑防御地区。在我们进攻开始之前，德国人已经准备好两道阵地，每道阵地有2条堑壕。堑壕也是由半人深的胸墙下的掩蔽部构成的，覆以强度不一的顶盖。
敌人把部分火力点设置在冬季战斗中留下来的被击毁的坦克下面，把重机枪架设在土木发射点和露天里。步兵装备了装甲防盾板。许多火力点可对水面构成斜射。
堑壕由四通八达的交通壕连接，其前面得到防坦克和防步兵雷场掩护。
每公里地面的工事构筑的平均密度为：土木发射点4个，露天机枪阵地13个，堑壕和交通壕约2，000纵长米，防步兵障碍物约1，500纵长米，掩蔽部和土屋式掩体9个。
在纵深内，在制高点上，在居民点里和林缘，都构筑有各自形成环形防御和相互间保持火力联系的支撑点和抵抗枢纽部。
在我军准备实施强渡的地段上，北顿涅茨河右岸对左岸形成居高临下之势，这就大大地增加了我方观察的困难。我们设置观察所应做到在渡河期间不致影响指挥战斗。我们的工兵踏遍了整个河岸，寻找设置观察所的有利阵地，即从那里在战斗中能够观察到敌防御纵深的场地。
我们还查清，在西南方面军的行动地带上，与我们和南方面军对峙的是敌“南方”集团军群的坦克第1集团军和第6集团军。
7月17日4时50分，在近卫第1和第8集团军地段上，开始了航空火力准备和炮火准备。炮火准备持续了1小时30分钟。
在炮火准备开始时，方面军司令P·B·马利诺夫斯基和军事委员A·C·热尔托夫中将来到我们集团军观察所。
河右岸掀起一排排尘柱，冒起一团团黑烟。
太阳还没升起。天空晴朗，7月的朝霞映红了草原。火箭炮射出耀眼的齐射，烟幕象浓雾一样漫过河流、芦苇、灌木林和两岸，笼罩了一切。
各先遣步兵营从灌木林里、从河岸的树林里，或匍匐前进，或弯曲着身体奔向河岸。在烟雾掩护下，大舢舨一艘接一艘地离开岸边。
风时而把烟幕从河面上拉开。对岸的火力点活跃起来。然而，在我炮兵的准确打击下，立刻又成了哑吧。
第一批舢舨靠了岸。近卫军人们马上短促急冲，冲到了第一道堑壕，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炮击转向敌防御深纵，又一批舢舨离了岸。
到上午8时，我各先遣营占领了第一、第二道堑壕，并在原地固守。在他们的掩护下，我们将舟桥纵列运到岸边，并开始为大炮和坦克架设渡口。
渡过河的部队接到命令，继续向前推进，扩大在敌岸的登陆场。但离岸后实施进攻，不象在渡口那顺利。敌人的抵抗越来越顽强，因为敌人现在已远离我炮兵的射距。弹药的不足也影响到进攻的速度。这时，敌航空兵加紧了行动，对渡口实施突击。在河的上空不断地进行着激烈的空战。我们的歼击机并不是什么时候都能成功地赶走敌人的俯冲轰炸机。
战役计划的实施日期被打乱。
对我本人来讲，这是相当困难的时刻。这是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之后集团军实施的第一次进攻。受领的任务，没有一项得以完成。当然，在地图上标标箭头，布置布置任务，比起进行战斗、特别是同老谋深算的强大敌人战斗是容易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