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敌人的机枪火力下锻炼一下，学员们——未来的年青指挥员们——仿佛一下子长大成人了。大家学到了平时学不到的东西。
8月31日夜间，又传来了命令：
“取枪！”
值班员的声调显然在说明，这不是平常的演习警报。
我跳向枪架，抓起我的步枪，放在床位旁，开始穿衣服。
“领子弹！”值班员命令道。
在黑暗中，我们整好队，点了名。然后被分成组，并分别被带开。
我和其他7个学员坐上了汽车。我们这个组由两名契卡人员指挥。他们中的一个人与司机并排坐，另一个和我们一起坐在车厢里。汽车开始后，坐在车厢里的肃反工作者说：
“今天有人谋杀列宁同志。”
我们的心一下子抽紧了。
“在哪儿？是谁干的？怎么回事？列宁还活着吗？”许多问题在脑海里翻滚，但没敢提出来。
“列宁还活着。”他好象回答我们的问题似的说道。他接下去说明了我们此行的目的：我们去反革命分子的秘密指挥所驻地，我们的任务是务必将他们一网打尽。
从这一刻起，我什么也没想，什么也没注意，我只想着快点与敌人遭遇，为列宁报仇！
汽车沿着昏暗的街道急驰，由于紧张，我不知道汽车把我们带往什么地方。我只知道，这时是在城外，到了一个什么别墅村镇里。汽车停在镇子边上。周围漆黑一片，我们向前走了几百步。这时肃反工作者让我们查看一下周围的地形。片刻，黑暗中显出了别墅围墙的轮廓。再往深处，是高大房屋的屋顶。契卡人员让我们包围了别墅，并严厉地命令我们：任何人都不能放出去，任何人也不能放进去。然后，他亲自带着两个学员翻进了围墙。
过了10分钟，或许更长的时间，房子的窗户里闪出了灯光，同时传来了两声枪响，紧接着是打碎玻璃的声音。我听到有人在跑动，就隐蔽起来。借着微亮的天色，在围墙上隐约地闪出一个陌生人的影子。
“站住！要开枪了！”
但是，那个人已经跳下来了。我立刻向他开了枪。离我不远处有个什么东西啪的一声倒在地上，很快又安静了。没有呻吟声，也没有其它动静。我凝神看去，难道没有命中？不会，不可能。但还要准备应付一切。我端着枪，随时准备射击……
过了几分钟，从别野里传来了熟悉的声音。自己的人来了。他们拿着手电筒。
“谁开的枪？”一个契卡走近我，问道。
“我。”
“他跑了？”
“好象没有……”
汽车驶过来，我们把被打死的人装上车，把两个被捕的人捆好。汽车向莫斯科、向卢比亚卡驶去。
8月31日清晨，首都的大街上挤满了举着标语牌进行的莫斯科人的游行队伍。上面写着：“反对白色恐怖，我们需要红色恐怖！”我感到自豪的是，不管怎样，为了替列宁报仇，我已经让敌人付出了代价，我已经用实际行动回答工人们的口号。
在兵营里，我收到了哥哥伊万和伊里亚的来信。他们告诉我，他们已动身去镇压富农暴动。这就是说，农村的社会革命党人也在进行着罪恶活动。我又一次想到了自己的使命，想起了在列宁演讲后我所下定的决心。是的，我要做一个带枪的人，保卫革命的成果——这就是我的使命。
9月初，根据莫斯科卫戍区的命令，所有居住在莫斯科的旧军官都要重新登记。他们应该到室内运动场来报到。契卡人员负责登记，我们担任警戒任务。
应该说，苏维埃政府的这项措施使那些参加了反革命组织的旧军官措手不及。他们奔向车站，想逃到有白匪军的地方去。但是，在车站和月台上已布置了契卡的部队。
我记得，旧军官们一群一群地涌到我们这里来，那些没有卷入反对苏维埃政权阴谋的人，很快就获准去参加工作了。
但大部分人需要进行仔细的审查。委员会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我们学员们同样也整日整夜地执行着警戒任务。
1918年9月，好消息不断传来。红军击溃了捷克斯洛伐克和白匪军的联合军队之后，向喀山和辛比尔斯克①展开了大规模的进攻。
①现叫乌里扬诺夫斯克——译注。
对共和国来说，最危险的战线——东部战线的战斗更加激烈了。而我们仍象以前一样，在勤奋地学习军事科学。我们当然知道，我们的训练迟早要结束，迟早会发给我们指挥员证书。那时候，就该上前线了……。但这一切比我们预想的毕竟要来得早得多。上边来了命令：“立即把学员派到南方前线，由波德沃伊斯基指挥，去与白匪将军克拉斯诺夫的部队作战。”
“10月底考试，那时我们将把你们从前线召回来。”马斯连尼科夫把介绍信交给我们时告诉我们。
“到前线去，到前线去，到前线去！”列车的轮子敲击着铁轨，很快就把我们送到目的地。我们的军用列车停在巴拉绍夫。全俄红军组建委员会主席尼古拉·伊里奇·波德沃伊斯基的指挥车停在铁路预备线上。
波德沃伊斯基看到我们的列车来了，立即请我们学员到他那里去。我们每10个人为一组去他的车厢，我在第一组。
波德沃伊斯基显得十分疲倦，眼睛里布满血丝。他和我们一一握手后，立即给我们下达了任务：去补充西韦尔斯旅。
“在旅里，”他说：“有自己的选举制度。指挥员不是由上级司令部任命，而是由士兵自己去选举。虽然你们已经是指挥员了，但是，我建议你们要适应这个部队的情况。你们下去看一看，一有可能就向我报告红军战士和指挥员的情况。”
……在罗德尼乔克车站的旅司令部里，西韦尔斯接见了我们。他淡黄头发，身材消瘦，个子很高，身穿士兵套头服，而且用皮带勒得紧紧的。他谈话很坦率，他说：
“指挥员选举制在部队中已经根深蒂固。要改变人们的这种观念并非易事。现在还不可能设想你们的职务。我劝你们去当指挥员的助手或副手。你们下去多熟悉自己的部下，在战斗中表现你们自己。到那时将会……”
我们当然不能对他的意见表示异议。我被任命为该旅一个团的副连长。
我来到守卫着新罗德尼乔克村的连队。我一下就感觉到，红军战士们毫不掩饰地用不信任的目光盯着我。这些还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就是久经战阵的士兵，在与白匪军作战中又身经百战，而现在站在他们面前的却是个黄口孺子，而且还装模作样，搞了个指挥员的官当。他们认为我这个人什么地方有点像旧军官。一大推风凉话向我飞来：
“你很早就把军官皮带搞到手了吗？”
“你为什么在胸前别着教官证章？”
“为什么你把纳甘式转轮手枪放在手枪皮套里，而不插在腰带里？”
我明白在士兵们面前替自已辩解是徒劳无益的，于是我沉默不语。
该旅战线很宽，但只是在一些互不连接的村庄里设有防御，并没有形成一条完整的前沿。与敌军也没有直接的接触。白匪军，特别是哥萨克，经常在大清早对我实施袭击。他们攻击哨卡，搞得声势很大，紧接着又消失得无影无踪。
与这些袭击者战斗是很困难的。他们的战术核心就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因此，我们首先必须对周围的地形了如指掌，并熟悉通向居民点的每条隐蔽接近路。
天还没亮我就起床了，带了几个战士，巡查了所有的哨卡、卫兵室和潜伏哨。然后归队向连长作了详细的报告。
一个星期过去了，一次也未与敌袭击者遭遇过。红军战士还象以前一样眯缝着眼睛看着我说：学员官，听说你很卖劲儿，但还看不出你能搞出个什么名堂。而我们既会打仗，还会娱乐呢。
我记得，有一次他们硬拽着我去参加婚礼。结婚的人是我们连的一个战士和本地的一位姑娘。婚礼在小学校里进行。
被邀请的人中有一些指挥员。手风琴拉了起来。
一个红军战士转向我，喊到：
“喂，莫斯科的学员官，给我们跳一个！”
“跳就跳”我回答：“但我找不到一个象样的舞伴。”
“嘿，你还会吹牛呢！”四面传来了怪叫声。“你到圈子里去，我们会叫你出够洋相，……你会知道我们的厉害的……”
“来一段《小苹果》”我向手风琴手喊一声。
一个衣冠整洁的机枪手走到圆圈中心，他使劲地用鞋后跟敲打着拍子。做了几个漂亮的花样动作就停了下来，好象在说，来跳啊，用力跳啊！我沿着圆圈跳了起来，就象万尼亚·济明跳的那样。我展开双臂，用手拍着乔特卡舞的节奏，然后……啊，这是水兵《擦地板》舞，是我流了多少汗才向万尼亚学会的！看来，我没有白学，我好象长了翅膀，跳呀，跳呀……现在，所有的人都跳了起来，大家微笑着，拍起掌声。后来，大家用手把我托了起来，向空中抛呀，抛呀。
“这才象样，学员官！”“好小伙子……”
或许就是在这个时刻，我和红军战士们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而这种变化是我经受了多少心灵上的折磨、盼望了多么久才得到的。但毫无疑问，这仅仅是开始，我要使战士们不仅在跳舞方面认为我是个指挥员，而且将在战斗中承认这一点。
在这次婚礼之后不久的一天，我一大早就往距本村两公里远的一个庄子去，路上我发现了正在偷偷沿着铁路路基行进的白匪军。我脑子里马上闪出一个念头：给他们来个伏击。
我派一个随我来的战士回村子向连长报告，我自己弯着腰，跑到铁路旁的一个哨卡。
我的用意简单：叫醒哨卡的战士们，把他们带到前来偷袭的白匪军的后面，当敌人向村子发起攻击时，我们从后方给他们来个措手不及。
我叫起了哨卡的战士们，交待了任务。然后带他们悄悄地顺着长满小灌木丛的山谷地向铁路走去。我们一共23个人。而白匪军是我们的6倍多，将近150人。但我并不为此担心，因为克拉斯诺夫的哥萨克想从侧翼突然袭击我村庄，而我们则埋伏在其后方，将给敌人一个出乎意料的打击。
我们在距铁路路基约200步左右的地方隐蔽了起来，等待着……这是个小丘，阵地对我们非常有利，从这里可以看到左、右两边发生的任何事情。白匪军的行踪一目了然……
突然，远处传来了射击声。看来是敌人暴露了自己。我们要再稍等几分钟，敌人可能布置有后方掩护。就让他们陷入到相互对射中去。事情果然是这样。我看见两辆架着机枪的双套马车沿着铁路向村子飞奔而去。它们奔上高地，在离村子不远的地方拉开距离，开始向村子里哒哒地扫射起来，现在该是我们参战的时候了。
我整个身子跳了起来：
“同志们，跟我冲！”
白匪军的机枪手正在疯狂地向村子里扫射，他们没有发现我们从后方逼近他们。
“瞄准敌人机枪，同志们，放！”
23条枪一起发言了。
钳制住敌机枪火力之后，我们立即腾出些火力射击袭击者。
克拉斯诺夫的哥萨克经受不住正面和后方交叉火力的打击，狼狈地向草原逃去，战场上留下了一具具尸体和伤员。
我们获得了丰富的战利品：近100条枪，两辆双套马车，两挺“马克沁”式重机枪和38个俘虏。
在这时，我才知道，连长负了重伤。团司令部派来了通信员，带来了任何我为连长的命令。“可是还有选举制呢，为此，红军战士该怎么议论？”我沉思着，还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我该如何处置。但战士们马上提醒了我该怎么办：
“指挥这个连吧，给我们下命令吧！”
这时所有的战士都按操典规定的动作转向我，喊了声“连长同志。”就这样，我当上了连长。
一个月以后，召回所有学员到莫斯科参加考试的指示到了。
我们在西韦尔斯旅的这一批指挥员—教官，在返回时少了我的朋友瓦西里·雷金。他牺牲了。我们大家分散在各个部队，所以在走时我才知道他牺牲的细节。我在旅司令部里听说，雷金在一次侦察任务中，带领自己的排与哥萨克骑兵遭遇，四周是一片荒漠。他们排有14个人，在撤离时，他们向攻击者回击，直到打完最后一发子弹。所有人全部阵亡。瓦西里·雷金才18岁就告别了这个世界……对他来说，第一次考试——在前线经受战斗的考验——成了最后的一次考试。但是，他用他的荣誉经受住了这次考验，就象一个红军指挥员所应该做的那样。
我们又回到了列福尔托沃。
为了充实我们的知识，训练班开始对我们进行政治教育。
一些著名的党的活动家给我们讲课。他们中有B·M·斯维尔德洛夫、A·M·科隆泰、C·M·库尔斯基等。我们如饥似渴地吮吸着他们所讲的一切，课后我们经常互相争论得面红耳赤。
不久，所有到过前线的人不用考试都得到了《红军军官》证书。同时，我与训练班另外6个同志还接到命令。命令我们前往伏尔加沿岸军区，到喀山去参加第40步兵团的组建工作。
出发前，红军军官们被邀请出席在工会大厦举行的全俄中央执委、莫斯科市苏维埃、工厂联合委员会和各工会的联合会议。
这一次，我又十分幸运地看见了列宁，并聆听了他的谆谆教诲。
我们穿着崭新的军服，挺着胸膛，兴高采烈地来到工会大厦。
我们坐在指定的座位上，会场上静下来，会议主席雅科夫·米哈依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宣布：
“人民委员会主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发表演说。”
起初，我以为我听错了，或是雅科夫·米哈依洛维奇说错了，因为现在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被谋害的日子并不长。众所周知，列宁被搽过毒药的子弹打伤之后，动了很大的外科手术，因此他应该躺在床上，精心治疗……
但是，他现在竟走上讲台。
礼堂里静了下来，接着，呼喊声象雷鸣般地响了起来：
“乌——拉！”
一阵热烈的掌声之后，又是“乌拉”！。就象是在冲锋，又象是攻克了要塞一样，经久不断的胜利的呼声响彻着大厅。
这样持续了好几分钟。
在大厅静下来时，领袖的声音响了起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谈起了我们的共和国、我们的革命事业所面临的危险。他揭露了协约国的计划，揭穿了向白匪军提供武器、弹药以至军服的各帝国主义集团的卑鄙龌龊的行径。报告的第二部分直接讲到了我们这些军人。
“我们知道，”他说：“红军的意识在发生着巨变。红军开始走向胜利。它从自己的人中间提拔了上千名军官，这些军官在新型的无产阶级的军事学校里学完了课程……现在我们可以说，我们有自己的军队；这支军队建立了纪律，变得更加有战斗力了。”①
①见《列宁全集》中文版（1956年）第28卷第109页。
……联合会议还未结束，而我们已经来到喀山火车站，登上了车厢。我的心早已飞到了前线。途中，伊里奇的话一直在我脑海里回响。他的话就象一盏明灯，照亮了我前进的道路。它使我澄清了糊涂的认识，抛弃了陈腐的观念，坚定了革命的信念。
就这样，我告别了莫斯科，来到了东部前线。我准备在这里与武装干涉者和白匪军战斗到最后一口气。现在，他们正凶恶地扑向我们新生的苏维埃国家的首都，而那里生活和工作着伟大的列宁……
3
1942年3月，我从遥远的中国回到了阔别20多年的莫斯科。我发现，莫斯科比起当年显得更加戒备森严，战备组织工作更加有条不紊。虽然在莫斯科战役中德国军队被击溃，并被打退了100—250公里，但局势仍然是紧张的。城市上空飘浮着防空汽球，高射炮严阵以待，城里很多地方都能看到敌人的炸弹留下的弹坑。人们为祖国的命运忧心忡忡。
我汇报了在中国的工作之后，就一再请求：“上前线，上前线。”
这不是我在国内战争初期当红军指挥员时那种年轻人的冲动。现在，我已经42岁了，有指挥大兵团作战的经验，在苏芬战争中指挥过集团军，并被授予中将军衔。所以我迫切地希望马上直接参加抗击法西斯侵略者的斗争，能为战胜希特勒匪帮贡献自己的力量。
战争的第11个月就要过去了。这一时期的主要事件是，德国法西斯军队在莫斯科城下被击溃。这是希特勒匪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第一次重大失败。用“闪击战”征服苏联的计划破产了。德国失去了一批最有经验的军官和士兵，尤其是坦克兵和飞行员。希地勒的战略家们被迫受了持久战的事实。
同样，苏联也需要时间来组建和训练新的战略预备队，这项工作是1942年春天开始的。短期内组建新的战略预备队困难重重。在被敌人暂时占领的国土上，1941年曾居住着全国40％的人口，并且有数千个能为红军提供军事技术装备和武器弹药的工业企业。但是，此时已疏散到大后方的工厂不仅能弥补损失了的生产能力，而且大大超过了原有的水平。
由于苏联人民的忘我劳动，1942年上半年武器、弹药和军事技术装备的生产获得很大增长：步枪和卡宾枪的生产由1941年下半年的1，567，141枝增长到1942年上半年的1，943，397枝，120毫米迫击炮由2，315门增长到10，046门，各种类型坦克由4849辆增长到11，178辆，战斗机由8，200架增长到8，268架。
从1942年5月起，各个方面军开始组建空军集团军。这是符合战争需要的。最高统帅部掌握着由混成坦克集团军和坦克军组成的预备队，并根据需要，用它们去加强在主要方向作战的方面军。
对于1942年夏天在苏德战场出现的局势，我们的盟国——美国和英国的统治集团持何种态度呢？他们是怎样履行自己的同盟国义务呢？
当法西斯集团把80％的武装力量投入到苏德战场时，英、美两国的军事领导人却在没有敌人干扰的情况下，不紧不慢地调遣自己的军队到其他次要的战场上，不慌不忙地安排这些部队的战斗行动。到1942年夏季，英、美两国的军队人数已达1，000万以上。他们拥有众多的装甲坦克部队、强大的空军和海军。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政府一再要求同盟国在欧洲战区开辟第二战场。
英、美两国的资产阶级统治集团曾保证要在1942年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但是，这些许诺只是为了在社会舆论面前做做样子，首先是为了安抚强烈要求尽快给苏联以积极援助的美、英两国人民。因为同盟国知道，一个个新锐师正从德国本土和被它占领的西欧国家源源不断地调往苏德战场。凯特尔上将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在1942年5月1日，东线共缺少31万8千人。计划在5月份给东线军队补充24万人。从5月到9月期间，由年轻的新兵组成的预备队人数可达96万。此后，在9月份，不会有任何兵源补充。”为了弥补在苏德战场的损失，希特勒被迫采取极端措施，把18岁至45岁的所有德国人都征入军队，甚至开始从46—55岁这个年龄组里征兵。
苏德战场不仅迫使敌人不断补充兵员，而且迫使他们扩大军工生产，特别是重武器生产。1942年与1941年相比，坦克、自行火炮、强击炮的生产从3，806辆（门）增长到6，189辆（门）；迫击炮从4，230门增长到9，780门；战斗机从9，540架增长到11，408架；攻击机从3，660架增长到6，000架。
此外，尽管美国与希特勒德国处于交战状态，美国垄断集团仍然继续向德国供应战略原料。甚至在1942年，德国还通过西班牙从美国进口了40．6万吨粮食、22．7万吨煤和焦炭、17万吨燃料和1500吨橡胶。所有这些做法，加上我们的同盟国的消极态度，使法西斯集团得以在1942年春季调集600多万军队、近5．7万门大炮和迫击炮、3千多辆坦克和近3500架战斗机，用于对苏作战。兵力雄厚，从数量上已超过希特勒开始发动侵苏战争时的水平。
诚然，这次的进攻地带狭窄。实施新的打击的全部力量都集结在战线南翼，然后逐步向北扩展。
希特勒开始进军高加索，目的是夺取石油产地，推进到伊朗边界，打到伏尔加河畔。看来，他认为苏联边远地区的军队是不堪一击的。
我的任务不是描写1942年春季战场上的全部事件，但是在讲述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前，我不能不粗略地剖析一下德军统帅部的战略意图，因为这样可以使读者对伏尔加河地区发生各个事件的意义进行评价。
德国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部1942年4月5日发布的第41号训令，说明了希特勒政治领导集团和军事当局的意图，而在7月发布的第44号和第45号训令中，又对这些意图作了具体的说明。
让我们看一看第41号训令。
它开始这样说：“在俄国，冬季战局即将结束。由于我东线士兵英勇善战和富于牺牲精神，我们的防御行动获得了巨大胜利。敌人的兵力和技术装备损失惨重。为了急于利用臆想的初期的胜利，他们在这个冬季消耗了大量的预备队。”
我们看到，德国统帅部在自己的分析中完全错误地估计了我们的力量，并试图把自己在莫斯科战役中的失败描绘成军事上的胜利。希特勒低估了我们的力量，而把自己的力量估价过高。
由此产生了这个文件中规定的目的。
训令中写道：“目的是彻底消灭苏军残存力量，尽可能夺取重要的军事经济中心。
……首先要集中一切力量用于在战线南段实施主要战役，消灭顿河以西的敌人，以便进而夺取高加索石油产地，并穿越高加索山脉。”
敌人突击刻赤地区，攻打塞瓦斯托波尔。希特勒付出巨大的代价之后，完全占领了克里木，为进攻高加索和伏尔加河地区做好了翼侧准备。
尽管敌人全力围攻塞瓦斯托波尔，但这个城市在7月初以前一直在我们手中。
1942年5月12日，西南方面军转入进攻，从两个方向实施向心突击，一个从巴尔文科夫突出部实施，从西南绕过哈尔科夫，另一个是辅助突击，从沃耳易斯克地区实施。
有关这次进攻中的重大事件，在历史著作和著名苏联军事家的回忆录中已有许多评论。我无须赘述，也无须加以评论。众所周知，这次进攻我军以惨痛失败告终。希特勒对伏尔加河地区、沃罗涅日和高加索的进攻蓄谋已久。德军冲破了我军防线，并进一步向纵深扩展。德军统帅部充分利用了当时出现的这一有利态势。德国将军库尔特·蒂佩尔斯希写道：
“俄国人企图破坏德军预定的进攻，结果却适得其反。俄国人防御力量的削弱使我军第一战役变得更加容易。但是德军各集团军还是用了几乎整整一个月的时间进行补充准备，调整兵力配置，补充一切必需品，然后才开始进攻。”①6月底，德军统帅部完成了进攻准备。
①库尔特·冯·蒂佩尔斯希：《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莫斯科，1956年版，第232页。
现在我们知道，在苏德战场南翼，大概从奥廖尔至塞瓦斯托波尔，是德军“南方”集团军群。
它又分为“A”集团军群和“B”集团军群。
这两个集团军群的任务是消灭顿河以西的苏联军队。
“B”集团军群的任务是合围顿河以西的苏联军队，并在斯大林格勒地域和“A”集团军群会师。“无论如何必须设法前出至斯大林格勒……，使顺顿河而下实施突击的部队在斯大林格勒地域与从塔甘罗格、阿尔乔莫夫斯克地域进攻的部队会合。”第41号训令这样写道。
初期，这两个集团军群的兵力配置如下：
威廉·利斯特元帅指挥的“A”集团军群辖德军坦克第1集团军、野战第17和第11集团军以及意大利第8集团军。
冯·博克元帅指挥的“B”集团军群辖德军坦克第4集团军、野战第2和第6集团军以及匈牙利第2集团军。此外，还有正从后方开来的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
敌人在飞机和火炮上占有优势，能够大大加强主要突击方向上的力量。
6月28日晨，德军野战第2集团军、坦克第4集团军和匈牙利第2集团军对布良斯克方面军左翼发起进攻。
6月30日，第6集团军开始突击。
斯大林格勒还很遥远，德军首先扑向沃罗涅日。1942年的战事开始了，并逐渐地把越来越多的军队卷入了这场血战。
1942年5月，我被任命为配置在图拉地区的后备军的副司令员。司令员还没任命，因此，指挥部队的责任落在我身上。
7月初，统帅部命令将我后备军改称第64集团军，并将我集团军部署在顿河地区。当时我西南方面军在德军打击下正向东疾退。我集团军的任务是：在顿河或伏尔加河与顿河之间的某一地域接敌。集团军所属部队迅速登上军用列车，向位于伏尔加河与顿河之间的集结地进发。
在到达巴拉绍夫之前，我一直和集团军司令部一起乘车前进。此后，为了便于和前线来的人交谈，尽快弄清前线的形势，我和军事委员会委员康斯坦丁·基里科维奇·阿布拉莫夫换乘了小汽车。我们的汽车很快超过了火车。
德军轰炸机不断轰炸火车站和运行中的列车。我们在各大站都停车，了解我集团军所乘列车的运行情况。
在伏罗洛沃车站，我们遇上第21集团军司令部。该集团军参谋长不厌其烦地向我们介绍前线形势，但我们从他那里弄清楚的唯一情况是，方面军司令部已退至伏尔加河，现设在斯大林格勒城内。
我们的汽车穿过一个个村镇。我们看到，当地居民对敌人的到来丝毫没有准备，他们相信敌人的进攻会被我军阻止。因此谁也没有做疏散准备。在城镇、车站的电影院里仍在放映电影。只有在夜间，这种和平景象才被我射击敌机的稀疏零落的高射炮声所打破。
1942年7月16日，我们来到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部。我们在那儿得知，敌侦察队和先遣支队已进入切尔内舍夫斯卡亚——莫罗佐夫斯克地界。次日，我第62集团军先头部队就在这里与敌人遭遇，并阻止了敌人继续前进。
第62集团军准备在顿河右岸的克列茨卡亚、卡耳梅科夫，苏罗维基诺、佩谢尔斯卡亚、苏沃罗夫斯基一线组织防御。司令部设在顿河左岸的卡梅什村，距部部队60—80公里。
这一天，第64集团军各部队分别在几个车站下车，第112师在科特卢班、卡查里诺和菲洛诺沃车站，第214师在顿斯卡亚、木兹加和雷奇科夫车站，第29师在茹托沃车站。其他部队还在伏尔加河岸边，离方面军司令部指定的防御地区还相距120—150公里。
7月17日，我们接到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员的训令：
“第64集团军所辖步兵第229、第214、第29和第112师，海军陆战第66和第154旅，坦克第40和第137旅，应于18日夜间前出至苏罗维基诺、下索洛诺夫斯基、佩谢尔斯基、苏沃罗夫斯基、波格金斯卡亚、上库尔莫亚尔斯卡亚一线。要立即就地构筑工事，要以顽强的防御阻止敌人向斯大林格勒方向突破。各师应以一个团的兵力为先遣部队，配以炮兵，配置在齐姆拉河一线……”
训令中规定的任务显然是无法完成的，因为各师和集团军各直属部队刚下火车，正在向西方、向顿河方向前进。各部队还没有排成战斗纵队，而是按照乘火车时形成的队形前进。有几个师的头部已接近顿河，而尾部却还在伏尔加河岸边，甚至还在火车车厢里。集团军的后勤部队和辎重还都在图拉地区等待上车。
刚下火车的集团军部队不仅需要集合整队，而且要渡过顿河，徒步行军120—150公里。预定前往齐姆拉河的先遣支队的路程比集团军的主要防御地区还要远40—50公里。
我找到了方面军司令部作战处长鲁赫列上校，向他说明了不可能按期执行训令的理由，并请他报告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第64集团军不可能早于7月23日占领防御地区。
占领防御地区的日期从7月19日改为21日。
但到7月21日，第64集团军各部仍未能占领指定的防线。
部队下车后就在草原上向西方、向顿河方向行进。我乘车来到了第62集团军司令部。
第62集团军司令员B·B·科尔帕克奇少将，身材高大匀称，他和军事委员会委员、眉毛又黑又浓、剃着光头的师级政委K·A·古罗夫向我介绍了情况。
方面军司令部选定沿克茨卡亚、苏罗维基诺、上索洛诺夫斯基，苏沃罗夫斯基、上库尔莫亚尔斯卡亚一线为第62集团军第64集团军的防御地带。由加强营或加强团组成的各先遣支队，要前出至楚茨坎河、奇尔河、切尔内什科夫斯基和齐姆拉河一线。
我军的一切条令和教范都规定，防御者首先要了解敌人和判断选定战场，将部队部署在最有利的位置上。防御者总是要依赖有利的地形，它应该能使防御者在有利的条件下实施反突击，发扬火力和在必要时隐蔽自己。
同时，地形应该尽可能阻挠进攻者的运动和减弱它的机动能力，在有工程保障时应能阻止敌坦克的前进，使进攻者没有隐蔽的接近路，尽量延长其暴露在防御火力之下的时间。
第62集团军的防线不符合这些要求。我们没有来得及利用河流沟谷这些天然屏障，其实，只要在这些地方稍微构筑些工事，它就可以变成敌人难以逾越的障碍。可我军阵地却处在光秃秃的草原上，无论从地面或从空中都极易观察到。在各防御分队、部队之间有许多空隙，特别是在右翼。这些空隙使敌人有可能包围我防御阵地，穿过它直抵我防御后方。
顿河以西的防线拉得过长，第62集团军第1梯队的4个师的防线长达90公里，第64集团军的2个师和1个旅的防线长达50公里。特别是在防线右翼的步兵第192师拉得最长。第1梯队各师的近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的兵力作为先遣支队被部署在远离主力达40—50公里的地方，即无炮兵掩护，又无空军支援。这一切使得主要防御地带的力量大大削弱，使第2梯队和第1梯队的预备队被缩减到最低程度。
但是，在第62集团军司令部里，大家的情绪却是高昂的。集团军司令员科尔帕克奇少将告诉我，近日他将试探一下当面敌人的实力。
我和右邻部队建立了联系。但我对左邻部队却一无所知。我仅知道在方面军司令部作战处的地图上曾标出那条防区分界线。
遵照方面军的训令，第64集团军向西运动，渡过顿河。
B·H·戈尔多夫将被任命为我集团军的司令员，因为他还未到任，所以我必须决定如何组织防御。
在熟悉了情况，分析比较了第62集团军各部所搜集到的有关敌人的情报后，我根据方面军7月17日的训令决定：步兵第229、214师、海军陆战第154旅及坦克第121旅占领顿河右岸从苏罗维基诺至苏沃罗夫斯卡亚镇一线，防线左段（从波将金斯卡亚至上库尔莫亚斯卡亚）由第29师防守；第二梯队的步兵第112师部队署在第62集团军和第64集团军的接合部奇尔河一带；海军陆战第66旅、坦克第137旅和各学员团作为第二梯队集结在梅什科瓦河沿岸的居民区。
7月19日晚，B·H·戈尔多夫将军带着就任第64集团军司令的书面命令来到了第64集团军司令部。当时，司令部设在伊利缅——奇尔斯基村。我继续任副司令员。这位中将的头发已经花白，灰色的眼睛显得十分疲惫。
戈尔多夫看了我的各项决定，他对第一梯队的配置未作任何重大的修改，批准并命令执行。但是，对于集团军第二梯队的配置，他作了重大的改动。他命令不要把步兵第112师摆在第62和第64集团军的接合部，而把它拉开布署在斯大林格勒防线的外围，即沿梅什科夫河，从洛哥夫斯基村到格罗莫斯拉夫基村；把海军陆战第66旅、坦克第137旅和各军校学员团调到阿克塞河地区，即集团军的左翼。
戈尔多夫将军的这一决定集团军的全部预备队都留在顿河左岸，使第64集团军在顿河以西形成的防御失去了第二梯队和预备队。
7月21日晨，我来到顿河以西的防御地区，用21日和22日两天时间与各位师长勘察地形，选择阵地。当时部队还正在从火车站到阵地的路上，迟迟未能到达，而且各师团均不满足。
第64集团军各部队各兵团这些天抵达防御地区的情况，敌人无疑是清楚的。他们“容克”侦察机长时间地在我军阵地上空盘旋。我们对其束手策，因为集团军没有高炮部队，而方面军空军集团军的歼击机正用于战线的其他地段。
一般认为，斯大林格勒战役开始于1942年7月17日，那天第62和第64集团军的先遣部队开始与敌交火。但他们的顽强抵抗只持续到7月19日。德军摧毁了他们的防线。成群地涌进了顿河的大弯曲部。
现在我们手中有一份文件，就是这份文件规定了当时德军的这次新的突击的目的。这就是德国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部第45号训令，希特勒在这个训令中对第41号训令做了某些修改。
第41号训令提出：
“无论如何必须设法打到斯大林格勒，或者至少应把它置于我重炮火力之下，要使它失去作为军事工业中心和交通枢纽的意义。”
1942年7月23日发布的最高统帅部第45号训令中写道：
“‘A’集团军群的近期任务是：合围并消灭已渡过顿河、现在罗斯托夫以南和东南地域的敌军……
‘B’集团军群的任务同原先规定的一样：在构筑顿河防御阵地同时，向斯大林格勒实施突击，粉碎集结在那里的敌军集团，占领该城，同时切断顿河与伏尔加河之间的狭窄地带，破坏河上的运输。”
希特勒急于进军高加索，低估了我新锐集团军出现在顿河大弯曲部的意义。他命令哥特的坦克第4集团军穿过保卢斯的第6集团军的战斗队形，到该集团军右翼的齐姆良斯卡亚镇，编入“A”集团军群。
为夺取斯大林格勒，从保卢斯的第6集团军编成内抽出部队组成南、北两个突击集团。
北集团由坦克第14军和步兵第8军组成。该集团的任务是：在7月23日从哥洛夫斯基和佩列拉佐夫斯基地域发起进攻，然后沿顿河右岸向上布济诺夫卡和小纳巴托夫斯基方向进军，攻占卡拉奇。
南集团由步兵第51军和坦克第24军组成。该集团的任务是：在7月25日从奥勃利夫斯卡亚和上阿克谢诺夫斯基地域发动进攻后，应从苏罗维基诺以南突破防线，然后取道旧马克西莫夫斯基，从南面逼进卡拉奇。
由第6集团军编成的这两个集团的任务是：合围并歼灭在顿河大弯曲部的苏军主力，强渡顿河，进攻斯大林格勒。
此外，由坦克第4集团军的2个步兵师，1个坦克师，1个摩托化师和4个罗马尼亚步兵师组成的第3集团的任务是：在7月30日强渡顿河，夺取登陆场，继而沿科捷尔尼科沃——斯大林格勒铁路，从南面和西面进攻斯大林格勒，或是向南，进攻高加索。
分析这种态势可以看出，德军，特别是它的南集团的积极行动是针对我第62、第64集团军仓促组织好的防御地区的。正如我已指出的，敌人通过不断空中侦察，必定已发现我正在到来的部队，观察到我军的展开和部队的防御作业，也就是说，敌人对我第62、第64集团军防御地段上的一切行动都了如指掌。
对于将会发生什么样的战役，它将会导致什么结果，我们当时还不知道。对于这个战役的战略和战术的轮廓我们更是无从猜测。
我们只是解决自己防御地段的最紧迫的问题。
在与德国法西斯军队初次交战之前，我感到自己还缺乏与这样强大而狡猾的敌人作战的经验，必须首先研究他们的战术，了解他们的长处和短处。
我和许多经过战阵的指挥员进行过交谈，我努力多下部队，向有经验的指挥员学习，也学习红军战士们的经验。
7月22日，我回到集团军司令部时得知，戈尔多夫在前一天被召到莫斯科，次日回来时已被任命为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员。
第64集团军司令部接到方面军的命令。命令要求海军陆战第66旅和坦克第137旅沿顿河右岸向齐姆良斯卡亚镇运动。它们的任务是：攻击敌翼侧和后方，消灭正在那里横渡顿河的敌军集团。按照戈尔多夫的命令，这支部队应于7月22日夜间集结在苏沃罗夫斯基镇。但是，由于下奇尔斯卡亚附近的桥承受不住坦克的重量，坦克第137旅的重型和中型坦克未能渡过顿河。该旅只派出一个摩托化步兵营和15辆T—60坦克参加这一行动。
后来得知，前出至齐姆良斯卡亚地区的是一个十分强大的敌军集团。但是，很遗憾，方面军司令部签署上述命令时，没有掌握准确的情报。
我对这种分散兵力的决定提出了异议，但是B·H·戈尔多夫没有取消已发出的命令。我只得乘Y—2飞机飞往苏沃罗夫斯基去监督命令的执行。
7月23日10时，部队向苏沃罗夫斯基镇进发。在回来的路上，我决定沿集团军前线飞行，以便从空中查看我军阵地。
在苏罗维基诺东南上空，我机与一架德军D—88飞机遭遇。敌机做了一个战斗转弯，就向我们冲击。
我们的Y—2飞机没有装备武器，而敌D—88飞机装备有火炮和机枪。一场猫和老鼠的战斗开始了。
德国空中强盗近十次向我发动攻击。我们的飞机看来马上就要被敌机的炮火击碎。下面是空旷的草原，着陆就会变成固定的靶子，立刻被敌机击中。
我们的飞机员根据太阳确定好方位，急急地向东飞去，希望能找到一个小村庄或一片小树林，以便暂时摆脱敌机。但草原上是一片空旷……记不清是在敌机的第几次攻击之后，我们的飞机坠落到地面，折成两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