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团受领的任务是：沿西布格河右岸实施进攻，协同第16师的部队实施冲击并夺取马尔金铁路枢纽站。我团将两个营展开成散兵线后，在一个炮兵连的支援下转入进攻。敌人的抵抗很顽强。敌装甲列车向红军战士的散兵线进行直接瞄准射击。而我军的炮兵是从遮蔽阵地进行射击的，因此对敌装甲列车无能为力。但我们还是利用了地褶作掩护，终于攻至镇边。
我突然发现，有两辆马车拉着火炮，从我后方迅速地向我接近。一个留长髭的指挥员骑马跑在最前面。他带的这半个炮兵连在距我们的散线200—300米的地方便展开了战斗队形，并非常成功地对敌人的装甲列车开火射击，使得敌人的装甲列车立即驶过布格河，退到桥后。
这就成了冲击的信号。我散兵线冲进镇内。我骑马奔向我们的炮兵，找到留长胡子的那位指挥员，我想问问他们是谁、是哪个部队的？此时，一个炮兵正在向胡子指挥员报告，称他为旅长。这时，我也不得不举起右手向他敬礼，并自我介绍道：“第43团团长。”他看了我一眼，微笑着说：“友邻来了，这太好了！”并马上补充说：“我叫法布里齐乌斯，是旅长。”
战斗过后，在去我团预备营的途中，我看到草地上有一队急急忙忙赶路的骑兵。我骑马来到近处，以便看看这是些什么人。在这里我又见到了法布里齐乌斯。他把我叫到跟前，并把我作为友邻部队和冲击的参加者，介绍给自己的师长梅德韦多夫斯基。梅德韦多夫斯基让我讲讲关于攻击枢纽站的情况。因为像往常一样，扬·法布里齐乌斯对自己的战绩总是闭口不谈。我毫不夸张地如实讲述了被我当成炮兵的法布里齐乌斯，是怎样拖来两门炮向装甲车直接瞄准射击，并因此决定了战斗的胜利。随后，我又报告说，法布里齐乌斯连马都未下，就又带领本旅战士投入冲击。在我讲话时，法布里齐斯不断地说：“这些都算不了什么。”
我就是这样认识了扬·法布里齐乌斯这位卓越的军事将领和异常勇敢的人。1921年5月1日，在波洛茨克卫戍部队阅兵式上，我又见到了他。他当时是一所军事学校的校长，胸前佩带了3枚红旗勋章。我们自豪的是，我们红旗第43团当着他的面行进在阅兵式的最前面，我们高举着在西伯利亚和波兰等战场获得的革命荣誉旗帜前进。这样，波洛茨克卫戍区的所有部队，就都要向我们这面旗帜致敬。
马尔金市的战斗结束之后，敌人匆忙退过西布格河和纳雷夫河。
渡河前夕，我遇到了我们师的第13旅旅长安德烈·雅科夫列维奇·萨宗托夫。他是我在东方面军时的战友，在那里他指挥步兵第37团。这是一位正直勇敢的指挥员，在战斗中他总是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现在他的旅和我们的旅一样，正在为次日清晨强渡纳雷夫河做准备。
我们边喝茶边谈话，直到深夜。我们打赌，看看我们3人谁先到达河对岸。最后决定，各人亲自带领自己的战士渡过纳雷夫河。强渡定于凌晨3时开始。
谈完话，我们一同前往第39团司令部去找多莫拉佐夫。
3时整，第37、第39和第43团出敌不意地在行进间跃入水中。几分钟过后，我们已游到右岸。显然，波兰白军对我未进行炮火准备就发起进攻毫无准备，他们仍在酣睡之中。敌人发现我们后，立即惊慌逃窜。进攻如此突然，使我师未经战斗就强渡了宽阔的江河障碍。
我师随后的进攻，发展得也很顺利。看来，再经过一定的努力，就能夺取华沙。但事情的进展并非如此。由于西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之间没有进行协同动作，致使波兰白军的突击集团，未能像革命军事委员会计划那样，受到西南方面军的攻击，从而得以转入反攻，随后轻易地在莫济尔集群的地段上突破了战线，向布列斯特和比亚威斯托克方向发展进攻，并前出至西方面军整个部队的后方。8月17日，我们接到向纳雷夫河后撤的命令。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代表托洛茨基应对进攻的失利负责。当时种种征候已说明，我军各部队的处境很艰难，他却置之不顾，还断言，敌人已经被击败，我军已踏上胜利的坦途。在这一点上，明显地暴露出他的冒险主义。
在撤退过程中，经过普乌土斯克时，团政治委员伊万·普罗克希茨受了重伤。子弹打中了他的腿，伤及骨头。必须把他送到后方。分手时，我们心里都很沉重，不知道我们以后还能不能再见面……
第43团一边掩护旅的主力，一边从普乌土斯克向维什库夫市撤退。该市是公路的重要枢纽。不出所料，该市已被从南面来的敌人占领。我们已经看到，波兰白军正严阵以待，准备迎击我团。当我们确信，敌人已将全部注意力和兵力都集中在对付我团之后，我们决定不去攻打维什库夫。我们只以战斗警戒部队对敌人进行象征性的射击，全团则缓慢地摆开似乎准备冲击的架势，足足用去几个小时。当我估计我们旅的主力已完全脱离敌人后，就率领部队陡然向北挺进。此时天色渐暗，全团向东运动一路通行无阻。这天晚上，我们只好在林中过夜了。
8月的夜很短，在前线就显得更短了。当朝霞出现在天际时，我们继续向东进发，期望尽快摆脱被合围的危险。但是到了第三天，我们发觉，敌人正追踪而来。快到乌多辛村时，据侦察队报告，敌人已截断我军退路，并在该居民点北面的林边占领防御。在我后方还有波兰白军追击。我们被合围了。由于后方有敌人迫近，我团已无法展开，并投入攻击。在这种时刻，我这个刚刚年满20岁的团长，在前天才将负伤的政委送往后方，就必须一个人作出关系到许多人生命的决定。
敌我兵力相差异常悬殊。拖延时间则有利于敌人，犹豫不决将把托付给我的这批人马带上绝路。我信赖我们的红军战士和指挥员，他们将会战斗到最后一粒子弹。但这不是出路。我们最终将被消灭。我决定铤而走险。虽然成功的可能性甚小。
我迅速地把指挥员集合到一块儿，向他们宣布了我的计划。我将带领2名通信员去敌人那边，就说我们要投降。我团的各连由连长带领，枪口朝下成群地跟在我们后面。在我与敌人进行投降谈判时，各分队应尽量靠近敌人。当我挥动帽子，高喊：“放下武器！”时，各分队应立刻高喊“乌拉！”
投入冲击。
这个计划是十分冒险的。等到把这个计划通知到每个战士之后，我带着2名通信员已走出小树林。两个通信员打着白旗，高高地举地头上，我挥动着帽子。走了约一百米，我回过头去，看到战士们不成任何队形，三、五成群地走着。指挥员走在前面。但是，我们毕竟还是担心敌人会因距离远而开火。因此，我们向前急赶了300来米，以便让敌人更清楚地看到我们。
当我们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孤注一掷时，我的心境是难以形容的。如果计划破产，敌人是不会宽恕我们任何一个人的。
我们已来到敌人面前大约20步远的地方。从灌木林和庄稼的后面，有数十支步枪的枪口指向我们。有两名波兰军官迎面从掩蔽处走出来。我停下后，对他们喊道：“先生们，我投降！”并将手枪扔到地上。通信员也开始从肩取下步枪。（当然，我们还有武器：在我的马鞍右边的皮囊里有一支手枪，左边的皮囊里有两枚英国式手榴弹，通信员每人身上也有一枚手榴弹）。
敌人的军官看到我把手枪扔到地上，决定向我们走近些。看来，暂时一切都还顺利。其中一个用纯正的俄国话问我是什么人。我的回答正确无误：第43团团长。我决定讲真话，因为我怀疑敌人可能已知道，他们要碰到的是哪个部队。
那个军官又问，为什么向前走来的士兵还不扔掉武器？我回答说：“为什么要把枪扔到田地里呢？让他们走过来把枪叠放好不是更好吗。”我回头看了一眼自己人。我看到各连已不是成帮结伙，而接近于排成战斗队形在行进了。他们离还有300—400步的距离了。
敌人的这两个军官看到这种队形，都紧张起来。一再要我向士兵们下令扔掉武器。
我淡淡地对他们一笑，说道：“怎么？先生们，害怕了吗？你看，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的步枪处于战斗状态，让他们走近些，我就下令。”我看到，敌人的军官们神经已高度紧张，因为红军战士离我只剩150—200步的距离。我就对军官们说：我立即下令放下武器，于是我摘下军帽，喊道：“放下武器！”
就在这一瞬间，我听到了震耳欲聋的“乌拉！”声。红军战士尽管很疲劳，但他们勇猛地向前冲刺，就是运动员看到这个情景也会羡慕。而当时的战斗队形，也并非每次校阅时都能做到这样合乎要求。
军官们掉头就跑，士兵们跟在他们的后面逃窜。当时的场面实在激动人心。使人难以置信的是，我们冲出了合围。
在奥斯特鲁夫——马佐韦茨基到布罗克镇的公路上，我们与第44团会合了。我从团长尼古拉·尼洛维奇处得知：他与旅和师的联系都中断了，而半小时前，他从第45团团长车尔尼雪夫处得到消息说，第45团正从奥斯特鲁夫——马佐韦茨向东撤退。据他掌握的情报，敌人已经在我后方占领了扎姆布鲁夫公路枢纽和奇若夫火车站。这样我们两个团面临的问题是：下一步如何行动。因为根据目前的情况判断，我们已经处于战役合围之中。当然，目前敌人还未向我们逼近。
我们在布罗克镇和奥斯特鲁夫——马佐韦茨基之间的树林中，召开了一个简短的会议。首先决定选出一个总指挥员。当时决定把指挥这两个团的任务交给了我。我们拟定了一个突围计划。我们的突围路线是由西向东，其南侧是比亚威斯托克——华沙铁路，北侧是比亚威斯托克——扎姆布鲁夫——维什库夫公路干线，在一个15—20公里宽的地带内。我们认为，在这地带内，敌人不可能组成绵亘的防御正面。
我知道，每拖一分钟，只能使合围圈缩得更紧。必须果断地作出决定，并尽快地传达给部队。
我们不想与敌人纠缠，只想尽量迂回过去。在没有道路的田野里（这里大片的庄稼地被稠密的田埂分割）行进，无论是人还是马匹都十分困难。特别是有一半的红军战士还赤着脚。尽管如此，在8月20日凌晨，我们还是接近了扎姆布鲁夫至奇若夫的公路。在距离公路约2公里的地方，两个团停下来休息。我们向公路线派出了骑兵侦察队。我站在一间草房的屋顶上注视着侦察队的行动。我生气地发现，侦察队非常缓慢地向前走着，他们在灌木丛和树林后面躲躲藏藏，似乎等待着什么。在我看来这样的行动无异于贪生怕死。我对通信号彼得·索洛明喊道：“备马！”就从房顶上爬下来，跳上马朝侦察员奔去。由于侦察员的踌躇不前，我甚为恼怒，以致完成忘记了危险，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敌人的机枪开始哒哒地扫射，又响起了步枪的齐射声。子弹像一窝蜂似的在四周嗡嗡作响。
突然，我感到左肘上部挨了重重的一击。由于疼痛我眼前一阵发黑……我不愿相信我会被打死或被俘，因为马正驮着我飞奔。但是，我的马突然颤抖起来，步伐也乱了。如果马也受了伤，那一切都完。果然，过了2、3秒钟之后，它在急驰中倒在路上。我象马戏演员一样，从马的头部飞过，双脚落到了地上。左手像藤蔓一样晃来晃去。我用右手抓住左手，把它塞到望远镜皮带的下面。我已跑不动了，我摇摇晃晃地朝着自己部队的方向走去。我口渴难忍，看到小沟里有一洼水，就用帽子舀了一些喝起来。这时，通信员骑着马赶到我面前。我好容易才爬到马上，急速地朝团的方向跑去。
路上，我有好几次昏了过去。
7
终于来到我们的部队。我被小心翼翼地扶下马，安置到马车上。这里不但没有医生，就连一个卫生指导员也没有。从袖子里渗出的血沾满了军服上衣和裤子。没过多久，我过去的副官伊万·纳扎尔金来到我身边，他决定给我包扎。但是，当他们试图脱掉我的上衣时，我疼得大叫起来。这时，纳扎尔金拿来剪刀，把上衣和衬衣的袖子完全剪开。我看见了伤口，长约8厘米，宽约5厘米。被击碎的肱骨从伤口中露了出来。为了尽量忍住包扎时（用了好几个人的急救包）的疼痛，我用右手抓住头发，这样我觉得好一些。但是使我真正感到痛苦的还在后头。当马车一走动，我甚至似乎听到了伤口里的折断了的骨头在吱吱作响。我们蓄意在树林里和田野上行进，绕开居民点，而且主要是利用夜行军。
我曾昏迷过去，也可能睡着了。黎明时，我们的队伍在缅热宁居民点附近走上了公路。
我感到惊奇和疑惑不解的是，此时，在比亚威斯托克至华沙这一条用沙砾铺砌的漂亮的公路上，却几乎完全没有来往车辆及行人。这就是说，东面公路的某个地段已被敌人截断。我命令护送我的骑兵侦察员们到当地居民那里了解一下关于比亚威斯托克的情况。几分钟以后，他们回来报告说：居民反映，该市已被敌人占领。
我身上带着一张地形图，我在上面找到另一条经过奥索韦茨要塞向东去的道路。但是，我站不起来，无法测定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这时，侦察员把一个波兰公民带到我的面前，他是被我军动员来搞运输的。他把自己的大车不知扔到什么地方了，现在正往家走。他是从比亚威斯托克来的，我立即问他：
“现在什么人占领着比亚威斯托克？”
“波兰人。那儿正在打大仗。”农民回答后就赶路走了。
当我们来到一个交叉路口时，天已经亮了。路上站着几个妇女。看见我时，她们都哭了起来。我知道，这是由于我这副模样十分可怜：青灰色的面孔、蓬乱的头发、浑身沾满血污。她们告诉我，在比亚威斯托克方向，离这儿不远的地方，不久前还听到枪声。
我要她们给我指出那条是通向奥索维茨的路。她们都沉默不语，显然是相互间有顾虑。但是，其中一名妇女，还是不易为人察觉地点了点头，给我们指了路。我们除了相信这个妇女之外，别无它法。于是，我命令驭手继续向前走。
过了约一个半小时，我听到前面有射击声。看来，经奥索维茨向东撤退到自己部队的最后一条路已被切断了。斟酌了一下情况，我命令驭手不惜马匹疲劳，尽快赶到特科钦村和纳雷夫河上的大桥。我用受伤的手攥着手枪时，痛得难受，右手又紧抓头发。驭手甩响了鞭子抽打马匹。马车的剧烈颠簸给我带来的痛苦简直难以形容……突然，我听到护送我的侦察员们高兴地大喊起来：“我们的人！我们的人！”过了一阵，骑兵侦察队长菲利普·古里亚诺夫骑马来到我跟前，他后面跟着桑尼科夫·亚库波夫和其他一些人。
看到战友，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相遇时的喜悦是难以描述的。
傍晚，我们平安地到达戈尼奥兹市。我们在这里找到了旅医院。医院的医生十分熟练地为我进行了包扎，胳膊下放了夹板，伤口也清洗干净。第二天，利用旅的运输工具把我送到了格罗德诺。
现在，撤退过了涅曼河之后，可以认为，我们已经突破了敌人的合围圈。
那是1920年在波兰土地上发生的事了。而现在，1944年7月份，我有幸率领近卫第8集团军的部队，率领斯大林格勒会战的参加者们，来到波兰的土地上，为的是使兄弟的波兰人民摆脱希特勒的压迫。
白俄罗斯方面军左翼突击群，已经在其突破地带全线越过了苏联与波兰的国境线。
这个行动导致了一系列最重大的历史决定的产生。
1944年7月21日，人民波兰的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在波兰土地上合法地出版的第一期《大众论坛》报上（该报于7月23日在海乌姆出版）颁布了一项命令。命令宣布成立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批准为该委员会委员的有：爱德瓦尔德·鲍列斯瓦夫·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主席）、安杰伊·维托斯（副主席兼农业和土地改革部部长）、万达·瓦西列夫斯卡娅（副主席）；批准任命米哈伊尔·罗利亚—日梅尔斯基上将为国防部长；批准任命济格蒙德·别林格将军为国防部副部长。波兰工人党在组建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过程中起了主要作用。
委员会发表了一项宣言。宣言对政治时局和波兰人民所经历的事件作了评述，阐明了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制定各项决议的意义。宣言着重指出，全国人民代表会议是由波兰人民的最广大阶层、农民党、以及其它各民主团体的代表所组成的机构，它承认波兰人在国外的一些组织——波兰爱国者同盟和在苏联组建的波兰军队。宣言揭露了在伦敦的流氓政府，对其旨在分裂波兰人民的政治活动作了一针见血的抨击。根据特别法令组建了波兰军队。编入波兰军队的有波兰第一集团军和柳多夫的队伍。前者曾在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左翼的编成内与苏联红军并肩作战。后者联合了波兰领土上的代表民主力量的各游击部队。
在那难忘的日子里，最高统帅部大本营要求我们迅猛地发展进攻。政治形势和波兰人民的利益迫使我们这样做。
7月21日晨，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司令员苏联元帅H·
H·罗科索夫斯基来到我们的指挥所。他费了一些周折才到达这里，因为集团军指挥所在这段时间内已向前推进了很远。
听取了有关进攻的发展过程的汇报后，元帅肯定了近卫军人的出色行动，并当即决定马上将坦克第2集团军投入突破口。该集团军受领的任务是向卢布林、登布林、普拉加（华沙近郊）方向挺进，以便迂回敌军集团，并切断敌向西撤退之路。
为了将坦克渡过河去，架设了3座60吨的大桥（在此之前，我们已经架设了两座30吨和两座16吨的桥梁）。尽管道路拥挤，但是架设舟桥的纵列还是尾随战斗部队向前推进，从而使舟桥得以迅速地架设起来。
当我步兵部队继续战斗、向西挺进时，坦克部队渡过了西布格河，并于7月22日晨赶过我步兵部队，急速地驶向卢布林。我紧紧握住容光焕发的C·A·波格丹诺夫的手，祝成功并保证，第8集团军的步兵决不落在坦克兵后面。次日，坦克第2集团军与近卫步兵第28军一起，包围了卢布林市，并与该城守备部队展开战斗。
7月23日，我到达被围城市的郊区，从近卫步兵第28军军长A·A·雷若夫将军处得知，波格丹诺夫负了伤。他乘装甲输送车随坦克向城市北郊行进时，被德国狙击手的子弹击中。他的肱骨被击碎。
波格丹诺夫总是出现在战斗最激烈的地方，这对我来说并不感到意外。他的个性是：“必须亲眼看到一切，直接地在战场上指挥部队，而不是在深远后方。
我不责备波格丹诺夫。一个指挥员，只有摸到战斗的脉搏，才能正确地判断情况，特别是在高度机动性的现代战争中，尤其是这样。诚然，有时也要冒险，但这样做却保全了更多战士的生命，从而使牺牲得到补偿，使成功所付出的鲜血要少些。应该考虑到指挥员在战斗中行动的巨大精神意义。在最紧张的时刻，如果战士们看到指挥员就在身旁，就会充满必胜的信念。战士们爱戴这样的指挥员，准备以自己的胸膛掩护他，并会跟他赴汤蹈火。因为，战士们看到：指挥员与他们同生死共患难。
我在卢布林北部的集团军医院里找到了谢苗·伊里奇。
当时正准备把他送往后方。我问：
“谢苗，感觉怎么样？”
他忍着巨痛，开心地回答道：
“不要紧，瓦夏①。不久我就会回来的。我们一定要一起去打柏林！”
①瓦夏是崔可夫的爱称。——译注。
两个月后，他果真回来了，我们又共同向奥得河、尔后向柏林前进。
……我现在来谈谈那些讲起来令人心情沉重的事。我原以为，关于法西斯罪恶行径再没有任何事情比我所见过的更能够使我惊讶的了！因为我见过的事不算少了：斯大林格勒的战斗；乌克兰的被烧毁和被破坏的城市和村庄；德国士兵被投入这场毫无理性的大屠杀，他们的尸体堆积如山。
还有什么比对自己的人民、自己的军队所犯下的罪行更为可怕的呢？而事实证明，这还不是最可怕的……
我们的部队在卢布林东南郊解放了马伊达内克集中营的囚犯。
现在，每一个在某种程度上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感兴趣的人，都知道“马伊达内克”这个词。而当时这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地名。这个名字早在纽伦堡公开审判法西斯罪犯之前还没有轰动全世界。死亡集中营……不是集中营，而是杀人的工厂！它是用现代化的工程技术装备组建起来的。法西斯分子利用这个工厂在杀人方面达到极精巧的程度。现在在很多文献中均已详细地记述了所有的细节，我就不再重复这些。但是，坦率地说，当别人把集中营的情况告诉我，当我看到我们的军官拍摄的照片后，我没有到那个地方去……我的心在震颤。数以百万计的人在焚尸炉中被烧成灰烬。几百万啊！男女老少一个也不放过！他们把人挂在钩子上活活吊死，用棍棒打死，用毒气熏死……
当苏联军人将要进入德国领土时，听到看到这些法西斯罪行，又怎能束缚他们的手脚呢？
的确，集团军的指挥人员、特别是政治工作人员的任务变得异常复杂。他们需要做大量的工作，进行劝导、解释……。但是，如果我们很多战士的家庭成员被杀光，有些人可能就在这些焚尸炉里被焚烧，这又如何对他们作解释，又如何进行工作呢？我们担心：从现在开始，谁也不会抓活的俘虏了……
但是，真正的勇士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愤怒，精神上的强者不是单纯地为了复仇，而是为了正义！
解放马伊达内克后的第二天，一个被俘的德国军官被带到我这里。他是被近卫步兵第88师一个机枪班长尤希姆·列梅纽克上士俘虏的。
这个军人有着很不平常的遭遇。
1941年，战争刚爆发，尤希姆就上了前线。他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故乡。他在伏尔加河地区作过战。参加过多次战斗。从列兵成长为上士。因作战英勇曾4次荣获政府的最高奖赏：红星勋章、荣誉勋章、“勇敢”奖章和“保卫斯大林格勒”奖章。
在战斗间隙休息时，他常常对战友们说：
“快到我家乡啦，到时候一定请你们去作客。我家里有妻子娅琳卡、女儿奥克桑娜，父母也在。我们那里景色可美啦，有养蜂场、树林，周围是一片开阔的原野。”
结果，尤希姆所服役的部队果真来到他的家乡。连队开始了夺取村庄的战斗。尤希姆第一个冲入村内，直奔自己的庭院。可是庭院已不复存在，农舍也没有了，只剩下一片废墟。果园已被烧光，只有一棵老苹果树还留在那儿，父亲被吊死在树上，母亲也被打死在树旁。一个躲在地窖里侥幸生存下来的女邻居告诉他，他的妻子娅琳卡和女儿奥克桑娜被法西分子带走了。
战士们得知尤希姆的不幸后，发誓要为他全家报仇。从那天起，尤希姆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变得严酷无情，甚至不能听到“法西斯”这个词。
而现在这位战士却带来一个俘虏，还是活着，不过连用个指头碰他一下也没有。……
强渡布格河和解放卢布林标志着战役第一阶断段的结束。
这次战役开始于7月18日。在6天之内，近卫第8集团军边战斗边推进了约180公里，强渡了西布格河、维普希河，并于7月24日清晨前，前出至帕尔切夫、菲尔列伊、克缅卡、彼得罗夫察、斯塔辛、格卢斯克、皮亚斯基一线。
近卫步兵第4军的先遣部队，紧随坦克第2集团军之后进攻，已前出至维斯瓦河，并夺取了普瓦维和登布林。
近卫步兵第28军在卢布林周围占领了防御。
我军的友邻部队也顺利地向前推进：第47集团军已前出至洛马济、科马鲁夫卡、沃亨一线；第69集团军解放了赫尔姆市。
近卫第8集团军根据方面军的命令在已占领的地区内停留了一昼夜，任务是让炮兵和后勤部队跟上来，并补充油料和弹药储备。
由于坦克第2集团军和近卫第8集团军已前出至维斯瓦河，德军“中央”集团军和“北乌克兰”集团军之间的联系和协同动作都被破坏了。
在北部的我友邻部队的行动，坦克第11军和近卫骑兵第2军占领了帕尔切夫和拉德曾两地，使敌军布列斯特集团的作战态势急剧地恶化。
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新任务是：强渡维斯瓦河。
马格努舍夫登陆场1
在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左翼部队已前出至维斯瓦河的那些日子里，我军已完成了对敌布列斯特集团的合围。
布列斯特有丢失的可能使德军统帅部深感不安。布列斯特丢失意味着我军将进入华沙，并从南面迂回东普鲁士。于是，德军统帅部力图阻止我军在布列斯特附近发展进攻。为此，它将第2、第9野战集团军的残部集结到该地。
为了加强华沙郊区普拉加的防御，德军也不断地向那里投入了部队。我坦克第2集团军则边战斗边向该地推进。
为了代替负伤的集团军司令员波格丹诺夫，坦克第2集团军由坦克兵少将A·A·拉济耶夫斯基临时指挥。
这样，一方面是我坦克第2集团军实施决定性的进攻，波兰第1集团军进入了交战；另一方面是敌人在布列斯特以北和西北进行反冲击，愈益出现一种危险情况，即德军统帅部将把被割裂的“中央”集团军群和“北乌克兰”集团军群合并为一体。
方央军首长面对这种情况一直持审慎的态度。从7月24日起，在3天的时间内，近卫第8集团军先后接到4道命令。
但在所有的命令中，均未提出强渡维斯瓦河的任务。
我真佩服H·H·罗科索夫斯基的沉着和谨慎。而我们总不时地沿维斯瓦河右岸来回走动。集团军兵力已密集地集结完毕，炮兵也作好了战斗准备需要作多大的努力才能克制住自己想向左岸派出侦察队和开始强渡维斯瓦河的念头呵！
为了提防敌人从北面进行突击，集团军犹如马被套上缰绳，不让其走动。但是，我明白，我们迟早是要强渡维斯瓦河的。当然，还是越早越好。
我当时并不知道，只是在7月27日，大本营才发出训令，命令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左翼的部队，在登布林、兹沃连、索列茨地域强渡维斯瓦河。
根据命令，已夺取的登陆场将用作在西北方面进行突击的立足地，以便沿纳雷夫河和维斯瓦河卷击敌人的防御，从而策应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的左翼部队强渡纳雷夫河、策应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各中央集团军强渡维斯瓦河。
我对着地图研究了地形之后，得出结论：必须在塔塔尔奇斯科、斯库尔恰、达米鲁夫、多马舍夫各民民点的地域进行强渡。在这里，北面有皮利察河，南面有腊多姆卡河掩护集团军的两翼。由于两翼受到这两条河流的掩护，我军即可穿过马格努舍夫实施主要突击。当前的任务是在维斯瓦河右岸夺取一个纵深至伐尔卡——腊多姆铁路线的登陆场。
7月29日晨，我与H·H·罗科索夫斯基通了电话。他平静地听完我的建议，并批准我们前往维斯瓦河进行勘察。我立即命令近卫步兵第4军军长B·A·格拉祖诺夫，在7月30日拂晓前，将警卫部队派往河岸，以保障在那里进行勘察。集团军司令部受命制定勘察方案。参加勘察的有各军长、师长以及各加强兵团和部队的指挥员。
黎明前，近卫第4军的部队在塔塔尔奇斯科、维利加、马热维采地段登上了河岸。部队在行军中及在警卫地点都周密地进行了伪装。
我已记不清那天是过一个什么节日，还是波兰农民庆祝从德国占领者手下获得解放。尽管敌人就在河对岸，但是在各个村庄里，还是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
我们化了装，打扮成欢庆节日的和平居民的模样，来到河边，以便研究一下河床和河岸。
左岸比较空旷。仔细望去，有的地方可以看到抛土的铁锹在挥舞。显然，这是在挖掘堑壕。是谁在那里干活？这很难说，可能是德国人，或者是在德寇的自动步枪枪口逼迫下受难的波兰当地居民。
敌人是否料想到，我们将强渡维斯瓦河呢？我们并没有发现敌人在进行特别积极的防御准备。沿维斯瓦河左岸延伸的一条土坝，挡住了我们的视线，使我们无法向河岸纵深观察。也看不到敌人的强大的工事。一切情况都说明，我们将实施的突击具备了必要的突然性因素。
当场我们给各军划分了突击地段和分界线，并分配了加强兵器。各军长受命组织对左岸进行观察，查明敌人的兵力和防御工事设施。我们决定不派我方人员到左岸去，所有行动都将隐蔽地进行，绝对不能暴露在该地段内有我们的部队。
工程兵主任B·M·特卡琴科将军接受任务负责侦察出从东面通往河边的接近地，并选择比较隐蔽的接近路。
我回到当时设在热列胡夫镇的集团军司令部之后，就将勘察结果和有关强渡维斯瓦河的个人建议，用电话向方面军司令员做了汇报。H·H·罗科索夫斯基表示同意，但没有批准强渡。他答应考虑一下，于次日给予答复。
方面军司令员终于批准了强渡，但提醒我，在第47集团军进入谢德列茨、斯托切克地区之前，我集团军的两个师必须在原地待命。也就是说，仍然要我们监视北面，而不是维斯瓦河对岸。为此，我只能抽出4个师派往第1梯队。7月31日，我们再次进行现地勘察，因为要制定强渡的组织指挥实施计划。随我一同前往的有以B·A·别列亚夫斯基为首的司令部的作战组。各军长、师长也来到河岸上。他们与负责炮兵和工程兵的同志一起，在现地给所属各部队明确了任务、规定了渡场、通向渡场的接近地和装载地点。
当我正在视察未来的渡口地段时，我接到通知，要我紧急地返回集团军司令部去与方面军司令员通话。我们之间通过高频电话进行了如下对话（据回忆）：
罗科索夫斯基：“你必须作好准备，大约在3天之后，在马采耶维采、斯坚日夏地段，开始强渡维斯瓦河，以便夺取一个登陆场。最好将强渡计划于8月1日14时以前简要地用密码报来。”
我：“任务明白，但请允许在维利加河口和波德韦布热地段强渡，以便在登陆场的两个翼侧有皮利察河和腊多姆卡河作屏障。我可以在明天清晨，而不是3天之后就开始强渡，因为我们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已经就绪。尽早开始强渡，成功的把握大。”
罗科索夫斯基：“你们缺乏炮兵和渡河器材。方面军可以给你们调拨一些，但3天之内做不到。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对强渡维斯瓦河非常重视，并要求我们最大限度地保障完成这项复杂的任务。”
我：“我明白这些。但是我首先考虑的是行动的突然性。至于加强兵器，我认为，在出敌不意的情况下，用现有器材也可对付过去。请允许明天早晨开始强渡。”
罗科索夫斯基：“好吧！我同意。但是，请再详细考虑权衡一下，并最后将你的简要计划报告给我。请通知各级指挥员，对在强渡维斯瓦河的战斗中立有战功的战士和指挥员，都将进行嘉奖，直至授予苏联英雄称号。”
我：“一定照办！明天早晨开始。我立即向您报告简要的计划。”
我们的谈话到此为止。我立即将行动计划拍发给方面军司令部：5时至8时进行试射，与此同时，各师派一个营进行战斗侦察。如果行动成功，则将侦察转为进攻，就象过去在科韦尔以西突破敌人的防御时那样。如果侦察不得手（敌人不让我们登岸，或登岸后无法在右岸发展战果），则安排间歇一个小时，以查明目标，并协调各方面的协同动作。此时，强击航空兵对敌前沿进行轰炸。9时，开始炮火准备，全部兵力开始渡河。
重复使用由战斗侦察转为主力进攻这一方法，对于我们会不会成为一种危险的老模式？这一次敌人会不会预料到我们的意图？
我十分认真地对德军进行了分析，我懂得，敌人有可能已猜到我们会使用这种方法。那又怎么样呢？即使这个方法已被看穿，要采取某些对抗措施也并非轻而易举。有些战术方法是可以连续使用的。假设敌人已猜中我们的战斗侦察将转入全面进攻，它又能怎么办呢？我们在各种武器上均占有优势……。我们各侦察队发起冲击后，敌人能够采取什么措施呢？放弃前面的几道堑壕后撤？那太好了。我们消耗少量的炮弹即可占领敌人前面的几道堑壕，并立即以集团军主力加强各侦察队，进而可以用较小的损失摧毁敌人的第1道防御阵地。如果敌人与我侦察队进行战斗。这也是我们需要的。敌人要是在第1阵地的各堑壕内顽抗，我们将对它实施精密的炮火准备。我们把敌人钳制在原地，以全部兵力实施榔头般的狠狠突击。敌人同样也将被击出阵地……
是的，这次也没有理由放弃使用这种方法。就是在这里，在维斯瓦河两岸，我们的战士把这种方法称为“侦察梯队”。
从傍晚开始至深夜，我们变更了部署，运送了渡河器材。虽然准备时间非常有限，部队还是在清晨4时以前占领了出发位置。
在这里，我们集团军使用的炮兵在科韦耳以西的进攻战斗中要少一半，因为炮兵第4突破军已调离集团军编成。但是，我们打算采用大量集中使用火炮进行直接瞄准射击的办法来解决。我把师属炮兵的大部、团属炮兵的全部、近卫加农炮兵第43旅的部分152毫米加农榴弹炮以及3个自行火炮团都部署在右岸，进行直接瞄准射击。
我们已掌握的渡岸器材有：83辆水陆两用汽车，约300艘各类船只和汽艇，总计可运载3，700人。
我就不说舟桥纵列了：它们少得可怜，甚至无法在维斯瓦河上架设一座桥。但这并没有难住我们。我们将全部希望寄托在突击的迅猛和突然性上。
2
战前之夜……这在近卫第8集团军指战员的生活中算是第几个这样的夜晚呢？7月的夜晚是温暖的，甚至有些闷热……在我方的河岸上，万籁俱寂。紧张的工作虽看不见、但却正在完成。不仅仅是军队的某些最后的调动－而且每一个将在明天参战的人，也都在进行着思想准备。使自己做好突击的准备……。虽然大家都已身经百战，但每一次又都似乎是重新开始。
司令部的参谋人员分别前往各观察所。政治工作人员从傍晚起就下到部队里。分别召开简短的党的和共青团的会议。这些会议不拘形式，大家促膝谈心。对明天的战斗和横渡维斯瓦河的意义。每个人都是清楚的。但是，在战斗之前还会出现一些问题。有时完全是一些个人问题。政治工作人员就在现场做好工作。军人们写入党申请书。应该在战斗开始之前，赶紧履行完入党手续……
8月1日的早晨就要来临了。
维斯瓦河的河水静静地奔流着。乳白色的雾气弥漫在河面上和河湾里。几棵苍劲的松树在无风的、森严的寂静中巍然屹立。表针慢慢地指向那多少人都在期待着时刻。电话联络停止了，无线电通迅也中断了。开始时，周围的一切都是静悄悄的……
冲在各营前面的，是由一些有经验的侦察员组成的侦察小组。瓦西里·格拉夫奇科夫大尉指挥的近卫第79师的侦察员们应该在最前面第一批渡过河去。这个军官酷爱他那危险而又艰苦的职业，并有丰富的经验。他多次与战友们一起进行夜间搜索、抓“舌头”，搞到不少有关敌人的重要情报。他是斯大林格勒人。
但是，此次侦察却不同往常。展现在前面的是一片宽阔的水面，远处，敌人占领的河岸象一片灰色的细带。河对岸的情况怎么样？敌人兵力有多大？敌人准备如何迎击我们？
……一条条渔船趁黎明前的黑暗驶离了河岸。格拉夫奇科夫身先士卒在第1条船上。与他在一起的是他的一些忠实可靠、经过战火考验的同志们。侦察员们划到对岸，就跑步冲向敌人的堑壕。希特勒匪徒的机枪开了火。但并未能阻止苏联军人前进。格拉夫奇科夫跑到一个土木发射点旁边，接连扔出了几颗手榴弹。其他战士也及时赶到，用自动枪和手榴弹把敌人两挺机枪和机枪手消灭了。侦察员们迅速地消灭了堑壕里的敌人。
“堑壕已被我们占领！”侦察员们用无线电报告。
在另一个地段，伊万·雅科夫列维奇·杜纳耶夫大尉指挥的侦察员们第一批登上左岸。踞守在岸边堑壕内的希特勒匪徒拼命抵抗。但是，由于进行了巧妙的机动，侦察员们无一伤亡就突破了敌的防御。
各步兵分队跟随侦察员们之后渡河，有时也与他们一起同时渡河。在炮火的轰隆声中，几百艘船只满载着部队向左岸急驶。当E·I·齐托夫斯基大尉那个营的近卫军战士沿浅滩徒涉时，德军观察员发现了他们。敌人的机枪开始扫射起来。炮弹爆炸掀起的水柱和淤泥，挡住了我们的战士们前进的道路。全营战士快步跃进接近敌人的阵地。这时齐托夫斯发现，在一个长满柳丛的小土丘后面，敌人的一挺机枪正在射击。大尉带领近卫军战士朝着那机枪运动，几个战士从翼侧接近土丘，将敌人消灭，近卫军人冲入堑壕，将敌人逐出堑壕，片刻也不停留，就又向前推进了。
夺取小马格努什村的战斗打得非常激烈。全营冲至村边时，希特勒匪徒进行了反冲击。近卫军人卧倒在地准备反击。共青团员戈留诺夫带一挺机枪向前爬去。当希特勒匪徒接近时，戈留诺夫从翼侧向敌人打了一个长点射，全营一跃而起，协同一致进行突击，将敌人击退。
希特勒匪徒在随后的反冲击中使用了坦克。但是，齐托夫斯基及时地布置了反坦克枪手。当敌坦克刚一接近我阵地时，反坦克枪就开火了。反坦克枪手以准确的火力击毁了敌人两辆坦克。其余的坦克掉头就跑。
在这次战斗中，该营战功卓著的18名官兵被授予红旗勋章，据集团军首长的提名，营长近卫大尉叶菲姆·格里戈里耶维奇·齐托夫斯基根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
敌人从受到突如其来的突击中恢复了元气之后，当天下午就转入反冲击，并投入了航空兵。但是，此时，我第1梯队各师已经占领河对岸。
经过8月1日的战斗，我军已经在河对岸夺取了正面达10公里、纵深5公里的一个登陆场。
8月2日和3日，我们继续扩大登陆场，将部队和加强兵器运送到登陆场。而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架设桥梁的事很不顺利，桥刚刚架好，敌机马上就将其炸毁。
尽管如此，登陆场还是保住了，并且不断地扩大。各军军长受命在维斯瓦河左岸为自己构筑指挥所。
我们吃尽了敌航空兵的苦头。敌机无休止地攻击我渡河部队。由于敌人在该地段的步兵不多，所以它就把全部希望寄托于航空兵。与此同时，敌人也向我军占领的登陆场调集预备队。法西斯的飞机成中队或以单机作超低空飞行。从树林后方突入至渡口，并投下集束小型炸弹。数十艘舟艇被炸坏。但是，我们的战士迅速将其修复，并重新投入水中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