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内尔本人在哪里？”
“自杀了！”
当我问马特恩将军自己有何感想时，他耸了耸肩说：“对我来说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不是纳粹党员，既然知道进行抵抗已无希望，那么，就不想白白流血。希特勒完蛋了！”
马特恩说，在波兹南的6万德军官兵当中，尚有战斗力的仅有1万2千人左右。他们现在准备无条件投降。
1945年2月23日，在苏联红军建军28周年的光荣节日里，我国首都用224门大炮齐鸣20响，以示庆贺我军在波兹南所取得的胜利。
波兹南的浴血奋战持续了整整30个昼夜。这场战斗是残酷的，它使士兵们疲惫不堪。看来，参战的战士们不能不因此而丧失诸如对敌人也讲点同情怜悯的这种人类的本性。然而。苏联军人的人道主义者的高尚形像，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在战后的最初几年里，有一次，我有机会读到西德的一个叫托尔瓦尔德的历史学家写的一本书，书名是：《这发生在维斯瓦河》。作者在书中说到苏联解放波兹南的战斗情景时，竟硬说什么苏军战士占领了德军医院后，虐待了被俘的伤员，苏军医生还拒绝给他们治疗。
就这个问题，我访问了当时积极参加了这些事件的人、现波兹南市荣誉公民、历史学博士、教授M·A·谢里亚加上校。他是这样答复我的：
“确实，在近卫步兵第27师的进攻地带内，在一幢楼房的地下室里，有一所德军医院。根据师长的命令，我参加了一个接收医院的委员会的工作。这个医院全是收容受伤的德军战俘。作为这些事件的参加者。我要坚决地驳斥西德历史学家的无耻诽谤。德军医生移交给我们的数百名伤员，他们挤在又潮湿子阴暗的地下室内，处在没有食品和饮水的极为恶劣的条件下。而我们却尽了一切努力，以便在当时的战斗条件下，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他们的痛苦。
应该指出，托尔瓦尔德的书问世之后，有关在波兹南的德军伤员命运的问题，在1962年又重新被提了出来。当时西德曾公布了希特勒大本营作战会议的记录。这些记录的出版者和注释者G·盖贝尔，在引用那个托尔瓦尔德的话，并为希特勒1945年2月召开的一次例会作注释时，写道：波兹南要塞司令马特恩将军，似乎是由于苏联当局在最后通牒中威胁要枪毙所有被俘的德军伤员，才于2月23日投降的。
当时，我的工作是用扩音器向波兹南要塞的守备部队广播我军最后通牒的内容。因此，我有充分根据揭露资产阶级诽谤家的这种欺骗宣传。况且，在这个问题上，读者可以自己作出判断。
大约在2月初，崔可夫将军向德军被包围的守备部队发出最后通牒，建议他们停止抵抗。经过几天之后，即2月11日，在对要塞发起决定性攻击的前夕，朱可夫元帅又向被围的守敌司令官发出新的最后通牒。在两次最后通蝶中，均未进任何威胁。不但如此，还强调，停止抵抗将使数千名官兵的生命得救，如果哪个苏联军人破坏了苏联人民所固有的人道主义原则，侵犯了战俘有人身不受侵犯的保障，那么，根据战时的严厉措施，他将受到惩处。”
4
正当马尔琴科的近卫步兵第39师、近卫步兵第29军和步兵第91军攻打波兹南的时候，近卫第8集团军、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的基本兵力（后来还有第69集团军的基本兵力），在坚决向西挺进的同时，前出至德国边界，并越过边界径直地向敌人领土纵深迅猛突进。
这个日子终于来临了！我进攻的大军以排山倒海之势，浩浩荡荡地向西挺进。我第8集团军进抵德国边界的日期是1945年1月28日。战士们按自己的方式表达了他们的欣喜心情。在国境线的界桩上，我看到这样的字迹：“这就是法西斯德国！”
这种感情是可以理解的。显然，这个时还不可能在战士们的思想上将国家、人民和以希特勒为首的法西斯主义区分开来。占领者在我国及波兰领土上的兽行，他们还记忆犹新。我疑视着这些字句，就回想起马伊达内克集中营……也引起自己的顾虑；我们俄罗斯人会不会将愤怒发泄在德国这块土地上！
我集团的政工人员早已在这方面开展工作，以便使战士们正确地对待当时的时局，防止发生任何过火行动。
红军政治机关对些问题异常重视。《红星报》在2月9日的编辑部文章中写道：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我们的父辈曾这样说……当然，我们完全不应该简单地理解这个提法……不能将事情想像成这样：比如，两条腿的法西斯野兽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强奸我们的妇女，或者进行抢劫，而我们为了报复，也干他们那种事。”
越过第三帝国的边界线，不能不使我军士气大振，不能不对他们的进攻锐气产生影响。所有的人，从士兵到将军，都在奋勇向前挺进！
执行航空侦察任务的飞行员回来说：德国境内的所有道路都挤满了难民的队伍；铁路运输受阻，道路边沟被许多小汽车塞满了；成行成列的难民涌进柏林，又从那里朝四面八方散去；人们惊惶失措奔逃。
我们的无线电截听员有时让我们看柏林广播电台播发的一些很有趣的材料。记得，柏林电台以极简短的形式报道前线的局势时，是这样评述当时的战局的：“东线局势令人难以置信的严重……”
希特勒企图以神秘主义来消除人民的不安和忧虑。他在1月30日对德国人民进行了最后一次讲话，其中有一句话是：“上帝在7月20日保全了我的生命之后表示，他希望我仍然是你们的元首。”希特勒在这里所说的7月20日事件是这样的：1944年7月20日，曾经有人对希特勒进行了一次谋杀。但由于偶然的原因未获成功，希特勒侥幸活了下来。从此之后，他便开始残酷地镇压对他的统治心怀不满的人。
我们毫不怀疑，他作为元首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
要塞守备部队的垂死挣扎、元首的恳求、秘密外交和政治阴谋……所有这些都已无济于事。
正是在那些日子里，不知何故，我常常回想起青年时代的很多往事。
……
1919年10月，托博尔河上的顽强战斗达到激烈化。白匪疯狂地进行抵抗。敌人将精锐部队、其中包括所谓高尔察克最优秀的伊热夫斯基师投入了反冲击。该师由莫尔恰诺夫将军指挥。由于参加了9月的战斗，高尔察克授予该师一面乔治旗。但是现在，该师也无法阻止苏军的进攻。它在格利亚金斯克耶、波克罗夫卡、达维多沃地域陷入了合围，并遭到了无法弥补的损失。在托博尔河粉碎了高尔察克的精锐部队之后，我各团的侦察队和骑兵连大胆地脱离本团，深入到敌后。他们在日利诺村进行了一次袭击。当时的情况是这样：有一个团的白匪军在村中驻守，当我骑兵从敌后冲入村中时，白匪的团司令部当即失去指挥，一个团的白匪四散而逃。
攻打巴特列沃村的战斗更是有趣。当时我在亚罗沃伊村边靠风磨旁的观察所里，根据发射的闪光，我发现敌人的火炮位于教堂旁，正向我方射击。我立刻拿定主意，要在夜晚或清晨袭击敌后，夺取这些火炮。我把侦察员古里亚诺夫和桑尼科夫叫到跟前，我们共同确定了路线。在谈话过程中，我产生了一个念头，要亲自参加这次出击。我们派苏哈诺夫带一个骑兵侦察班在天黑之前布置好路标。
古里亚诺夫的全队人马，在苏哈诺夫的骑兵侦察班出发之后，作好了出发准备。为了以防万一，我命令第1连也做好战斗准备。这个连是由机智勇敢的沃尔金指挥的。我委托副团长（他过去是沙皇军队的军官）在黎明前带领全团作好发起进攻的准备。进攻的信号是向敌驻地射击。当时我们还没有信号弹，电台就更谈不上了。
这是一个月夜。我们顺着一个又一个的路标前进。走在前面的是40多名骑兵，随后是沃尔金连。至夜里一时前，我们来到奇斯托耶湖地区，苏哈诺夫在那里迎接了我们。他报告说：在两条路（分别通往洛帕特基和苏赫缅）的叉路口那边，在一片大树林中，发现有篝火，看样子像是敌人的辎重队。
我决定由古里亚诺夫率领20名骑兵和1挺机枪前往叉路口；沃尔金连隐蔽地接近小树林，并争取尽量不打枪就收拾敌人。1挺机枪和20名骑兵留下由我掌握作为机动。
夜里约2时许，两支队伍出发了。大约在4点钟，看见了小树林。林中有三堆阴燃着的篝火。沃尔金向每堆篝火派去了一个排。他们要隐蔽地爬到跟前，一弹未就俘虏敌人。
这时，月亮已接近地平线，地面上的阴影拉得长长的，篝火发出的火光显得越加明亮。小树林中确实有团的一类辎重队、两箱炮弹、3辆炊事车、3辆双轨卫生车、20辆大车，约100名士兵和两名军官。军官里有一名是军医。这个树林里的全部守敌被沃尔金连不费吹灰之力、也无任何伤亡就俘获了。
沃尔金立即向我报告，俘虏中有2名炮兵，他们带着电话和电线。
“把他们带到我这儿来。”我说。
带来的是两个来自托木斯克的小伙子。他们俩人的肩章都已撕掉了。
“为什么你们急于撕掉肩章？”我问他们。
“我们是被抓来的。我们再也不想跟我们自己的俄罗斯人打仗了。”
“你们把电线拉到这个小树林里干什么？”
其中一个回答：
“详细情况不知道，但听上司说，天亮前要把两门炮拉到树林边，并进入阵地。”
我明白了：原来我们的队伍已经来到敌人的炮兵阵地上。敌人的火炮马上就可能到来。因此应该作好迎击敌人的准备。
我们把全部俘虏都押到树林的东边。沃尔金换上了敌人军官的军大衣。他带领被俘的两个电话兵来到树林边。他的1连人也在那里展开，骑兵则布置在两侧。
拂晓来临了。从巴特列沃村出现了一个跟一个地缓缓而行的敌人的辎重队。有两辆六套马车分别拉着炮和炮手，它们赶过了辎重队。他们朝已被我们占领的小树木径直地奔来。说实话，当时我们的心在剧烈地跳动，因为没有把握，战斗的结局会怎样呢？
沃尔金和被俘的两个电话兵都佩带上敌人的肩章。他们开始挥手，引导炮兵如何展开。跑在炮兵连前面的一个军官向右转了半圈，将火炮引向林边。这正是沃尔金所希望的。我步兵根据他的哨声唰地站了出来。
“站住！’
敌人的炮兵乖乖地站住了。只有那个军官，当他明白了是中了埋伏之后，调转马头飞驰而去。雅科夫·亚库波夫和雅科夫·别尔德尼科夫追了上去。他们想对他进行两面夹击。枪响了，是那个军官在用手枪射击。他打了7枪后。子弹没有了。亚库波夫用刀背朝军官的头部砍去，但是因为用力过猛，军官摔下马就死了。
侦察员们带着白匪中尉的马、武器、带肩章的军大衣和文件回到我这儿。
根据缴获的文件得知，敌该炮兵连属于步兵第11师的炮兵营。此时，在巴特列沃村的西面。响起了步枪和机枪的射击声。随后又传来炮声。枪炮声离我们很远，约有5公里。我们知道，这是我团转入了进攻。我决定赶去支援。
我将被俘的敌人炮兵召集到火炮跟前，对他们说：
“在这之前，你们为高尔察克将军和反革命效劳。现在，你们将为俄罗斯劳动人民为革命服务。把炮架好，瞄准村里的团部，准备向你们的白卫军军官射击……”
火炮很快地作好了准备。我在红军训练班里学到的炮兵知识在这里派上了用场。从小树林向西到巴特列沃村，地形象桌面一样的平坦。可以用普通炮弹进行直接瞄准射击。随后，当敌人的步兵出现在村东时，再使用榴霰弹射击。
于是，我们就这样做了。
起初，向教堂方向发射了10发炮弹。据俘虏口供，那里有敌人的团观察所，不久，野战电话（村里的炮兵连观察所与我们这里的发射阵地进行联系的电话）嗡嗡地响了起来。
我去接电话。听筒里传来了骂声：
“为什么朝我们的指挥观察所开炮？叫中尉来接电话……”
“这么说，炮弹打得很准。谢谢您的校正，”我回答：“再挨一排炮弹吧！”于是，我当即命令向敌人进行急促射击。
几分钟后，辎重队开始向村外移动，白匪的散兵线也在撤退。我骑兵前往将其拦腰切断，并将他们赶向小树林。古里亚诺夫带着几十名骑兵向敌步兵奔去，命令他们放下武器。他们举起双手投降，对不想投降和进行还击的人，白卫军士兵自己就把他们消灭了。
遭到前后两面夹击的白匪第44团被彻底粉碎了。我们俘虏了约600人，其中有8名军官，还有两门3英寸口径的火炮，7挺机枪和其它许多物资。团长及他的副官不愿投降，并用左轮手枪还击，直到子弹耗尽，我骑兵追上去，将他俩劈死了。
这次战役结束之后，我团便开向洛帕特基。
我军的进攻速度日益加快。高尔察克的师团，象融化的蜂蜡一样，逐渐被消灭干净。
我们亲眼看到高尔察克的哥萨克部队是如何被消灭的。夏天和秋天，他们隐藏在森林地带，经常向我们发起突然袭击。10月中旬过后，天气变冷而且下了雪。这样，敌人就无处可藏了，因为树叶脱落，雪地上可以留下清晰的脚印。我们过去掌握了对付敌人步兵的方法，现在又学会了对敌人骑兵斗争的有效方法。
我团成立了几个轻装雪橇队。雪橇队由1个步兵排或1个步兵连组成，配备2挺机枪和15至20名骑兵。这些雪橇队在与团的其它分队保持目视联络的同时，在宽大的正面上，对现地进行仔细搜索。当发现树林中的敌骑兵后，他们就合围并用机枪扫射敌人。
如果遇到大股敌人，他们则绕到敌人的翼侧或后方，等主力到达后，再一起去消灭敌人。
我军进抵伊希姆河后，得知哥萨克兵由于不愿远离自己的家园，不愿继续撤退，他们纷纷逃离高尔察克，藏身于干草垛中。在这些地方，我军侦察员要用长枪和马刀刺探草垛和粮食堆，看看是否藏有敌人后，才从其旁边通过。经常发现有人拿着枪支和马鞍，而这些东西是红军特别紧缺的。
这样，在进攻托波尔河的红军部队的打击下，白匪军的一些精锐的团队再次被粉碎。在两个星期的时间内，我军且战且进约250公里，10月末已前出至伊希姆河。
在这些日子里，战斗在白卫军后方的游击队，也加强了活动。他们炸毁敌人的仓库、辎重和司令部，并与红军部队会合。
第43团来到伊希姆河后，各营都分来了很多来自库斯坦奈的年轻的游击队员。这是一些身体强壮而且十分勇敢的人。他们把西伯利亚的暴风雪和严寒看作是最得意的境界。他们为遭受抢劫和屠杀的无辜的人们报仇，他们无情地狠打白匪。他们在冲锋中一往无前，在弹雨下也不弯腰，就是炮弹也不能阻止他们前进。每个人都希望尽快展开肉搏战，而肉搏战则是高尔察克白匪最害怕的。
这些年轻人补充进来之后，增强了团的战斗力。
我军各部队的士气日益高涨，而白卫军则恰好相反。无论前线后方，敌人的士气都明显地下降了。不仅士兵、军士、哥萨克兵，就连军官也对胜利丧失了信心。在我看来，他们之中的很多人已经丧失了抵抗能力，甚至简直是在寻找无条件投降的机会。
当然，不能说高尔察克军队在1919年11月就已丧失了抵抗能力。当我军对他们发动的进攻并不十分坚决，而他们仍有可能保持战斗队形时，白匪军尚可保持战斗能力。但是，当他们失去既定目标，并变得优柔寡断时，只要勇敢地行动，即使是以小部队去突入其战斗队形，也是完全可能的。
有这样一件事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那是11月4日，在布格罗沃耶村地域内。该村位于彼德罗巴甫罗夫耶克东北40公里处。我们得知，村子已被白匪的两个步兵团占领。
早晨，我带领部队从诺沃尼古拉耶夫斯基村向布格罗沃耶村出发时，途中遇到第237“涅维尔斯克”团团长。我们商量好进行协同动作。
预定第237团穿过梅特利希诺村从南面对布格罗沃耶村进行迂回，我团则从北而进攻，以便共同突击粉碎敌人。
于是，我们各自朝自己的方向出发了。
在距布格罗沃耶村3公里处，我碰到了侦察员们。
“村子已被大股敌人占领。”他们向我报告。
就在此刻，南面传来了射击声。这是第237团进入了战斗。根据事先的约定，我将1营和3营展开，他们立即向村北发起进攻。同时，骑兵对敌翼侧和后方进行深远迂回，2营则留作预备队。
第43团地段内的战斗按计划发展正常。我们占领了村西北边缘。这时，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遇到了一个湖。该湖从村中央向西延伸约3公里。我们应该在湖的后面与第237团会合。但是要各营从湖面上通过是危险的，因为冰还很薄。
没过多久，我发现了一队人马绕过村子和湖泊从东南方向向西北进攻，在他们的后面跟着一队步兵。所有队伍又都与骑兵侦察群和单个骑兵混杂在一起，一时很难分清这是哪方的部队。如果是敌人，那么，我团翼侧将遭到突击的威胁；如果是自己的部队，那么，他们简直是迷路走错了方向，正在向不该进攻的方向进攻。
不能再犹豫了。我命令预备营做好与那支队伍作战的准备，自己带着彼得·亚库舍夫向前奔去，以查明情况。
此时，暴风雪骤起，它尤如一面白色的布幔，将我们面前的地带时而遮上，时而显现出来。由于在队伍的前方和旁边有一些小股的骑兵侦察队在疾走，我们得以悄悄地接近了他们。这时我才看清，那支进攻的队伍是白卫军，而向村子行进的纵队，则是被解除了武装的第237团的红军战士。
现在，我和通信员已处在白卫军的战斗队形内。幸好暴风雪帮助了我们，使我们得以混杂在敌人的队伍里。
看来，敌人的队伍现在处在麻痹大意之中。这就提醒我应该立即行动。但是如何行动？朝自己的部队往回走，那是危险的。敌人将会认出我们，会朝我们背后开枪，把我们结果了。不，不能向后转。
我们穿过淡淡的雾气，跑到敌人队伍的尾部。风卷着雪花在白匪队伍的后面上下飞舞。
在敌人的队伍后面，有军官缓步走着。我当时有两支左轮手枪。我先拿出一支；有选择地射击。我骑马跑到近前打了5枪，5个军官应声倒地自己的士兵后面。那些士兵竟连头也没回。因为，在如此混乱之中，有几声枪响是不足为奇的。
随后，我赶到被俘的红军战士那里。他们由哥萨克匪兵押送着。我拿出另一支左轮手枪射击。3个哥萨克兵相继摔下马鞍。此时，我的通信员却开始自作主张，他不但没有从后面掩护我，反而去收集那些被击毙的哥萨克兵的带马鞍的马匹。
这时，被俘的红军战士明白了哥萨克兵是被击毙掉下马的，于是立即扑向其它的押送兵，夺了他们的武器。听到我的口令：“向后转！从后面射击白匪！”之后，红军战士们信心倍增，他们把那些失去指挥的白卫军士兵俘虏起来。
这时，有两个哥萨克骑着马朝我奔来，大概是想弄清我是什么人。
我将其中的一个击毙，另一个则掉转马头朝村里飞奔，在激愤之中，我向他直扑而去。赶上之后，我一把抓住斜挂在他背后的步枪。劲用得如此之猛。以致他从马上掉下来之后，头撞在冻得硬梆梆的土地上，便一动不动了，
我朝四周一看，才知道原来我已处在白匪四面包围之中。
我的通信员彼得落在后面。怎么办？
突然我发现，那不是我们团的勇猛的侦察兵吗？就是要有这样的敏感，哪里需要就出现在哪里！侦察兵们举着红旗，从东面疾驰而来。他们推测得那么准确！正是此时此刻在我们急需援兵的时候，他们高举红旗出现在我们面前。这似乎告诉敌人，他们后面致少有1个团的红军骑兵。这准是古里亚诺夫想出的好主意，其实他只带领着14名侦察员。
我们趁白匪惊慌失措，自己一无伤亡就俘虏了300名敌人，其中有6名军官。
11月5日清晨，我第43团接到旅长斯特罗加诺夫的命
令，要第43团朝红洛格村方向进行侧敌行军，去增援步兵第45团。从布格罗沃耶村至红洛格村的距离是25—30公里。而从简短的命令中又无法弄清，第45团出了什么事，需要对它进行什么样的支援。
我们之间没有电话联系。我们只好改变原定的方向，沿战线向北前进，去解救友邻。11月份的白天很短，我们行军走了整整一天，傍晚前才抵达红洛格村。根据推测，我旅第45团应该在这里。但是侦察员刚一接近村边，即遭到枪击。为了防止误伤自己人，我停止了进行间的攻击。我派出侦察员沿村子四周再次进行侦察，他们又遭到射击。真见鬼！如果这里驻着白匪，那么，我们的人又在哪儿呢？最后，终于传来了大队人马行进的嘈杂声。这支队伍是从伊希姆河朝着村子开来。侦察员判明，这支队伍是我第45团。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见到团长F·T·克列诺夫，他向我讲了一件有趣的事：
“11月3日晚，我团从西面抵达红洛格村。白卫军第45团也在同一时刻从东面朝村里开来。红洛格是个大村。村子被满是树木的沟壑分隔得十分零散，夜间就更不容易辨清方向了。
11月份的夜晚又长又寒冷，越下越浓的雾使夜晚变得更长更黑。战士们急于找住房和取暖。双方都减少了行军警戒，人们摸着黑朝各个农舍走去。农民们没有油灯。他们把马铃薯挖空，放上一块炼过的脂肪，再放进一支棉灯芯，点燃起来光冒黑烟，灯光却很微弱。这就是当时的灯。就是这样的灯也不是每家都有。
冻得发抖人的们，一踏进屋门，就躺在地上进入梦乡。在某个角落里还进行着大致是这样的对话：
‘你是哪个连的？’
‘你问的是我吗？我是9连的。’
‘我是8连的。劳驾挪一挪，让我躺在这儿。’
或者是这样的对话：
‘你是哪个团的”’
‘我是45团的。’
‘我也是。先睡觉吧！明天再去打听我们连在哪儿’。
白卫军的警戒设在村西，我们的在村东。白匪45团的司令部设在牧师家，红军的团司令部则设在教堂执事的家里。人们又累又冷，匆忙吃上几口东西，就都睡着了。寒冷的大雾之夜，将敌对双方同时收容在同一屋檐之下。
清晨，当晨曦开始透过结满冰霜的小玻璃时，农舍中又进行着这样的谈话：
‘你是哪个连的？’
‘3连的。你呢？’
‘我也是3连的。怎么，你还带着肩章？’
‘你的肩章呢？你是什么人？你是红军吧？’
于是，展开了一场肉搏，还有一些人跑到屋外，动用了武器。
我军的哨兵下岗时在街上抓到一个白匪军官，可糊里糊涂地把他押送到白军司令部。刚一迈进牧师的家门，我们的人看到茶炊后面坐着的都是一些白匪军官，于是，开始了一场枪战。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枪战也越来越激烈，并很快席卷全村。当时的惊慌混乱的情况是难以描述的。最后，白匪开始从村内向东撤退，红军则向村西撤退。
在一段时间内，村子无人占领。白匪首先察觉这一点。中午，他们就折了回来，没放一枪一弹，就将村子占领。我团则向东撤到伊希姆河上的一些居民点。”
听完这些故事之后，我捧腹大笑了一阵，就提议从正面、翼侧和后方实施突击，合力消灭白匪第45团。克列诺夫表示赞同。1919年11月5日夜，我们顺利地完成了这次机动。
白匪被彻底击溃。士兵们躲藏在村子里的农舍和草棚里。
一直到第二天清晨，我们才将他们全部抓获。
这是我在东方面军的最后一次战斗。尔后，我们几乎是不停顿地进攻。
不久，第5集团军的部队占领了高尔察克的首都鄂木斯克。高尔察克将军本人和部长会议主席佩佩利亚耶夫也在伊尔库茨克被俘并被枪毙。
当时我觉得，我们已经接近决胜点，接近我们一生中的最后的一次交战。当然，当时我还不能预测到，我和我的同胞还将在与希特勒匪徒的斗争中再次经受更艰巨的考验。现在，当我回首半个世纪以来所走过的战斗历程时，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并可以骄傲地说：是她，是战斗的青春带领我去参加战斗，并使我学会了如何去消灭我们的敌人。
5
在强攻波兹南的日子里，我过了45岁的生日。
在这段时间里，在方面军的地段上，即在我近卫第8集团军及其左、右友邻的活动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夺取波兹南的战斗，仅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我军的前进，而最糟糕的则是供给问题。燃料和炮弹的缺乏，是勇敢和果断精神无法弥补的。
我们的苏联铁路员工，为了保证前线源源不断的供给，奋不顾身，努力工作。军用物资的运输规模是巨大的。当我遇到身穿铁路员工制服的人时，看着他们就象看到在前线冲锋陷阵的战士一样。
2月，敌人为了加强柏林方向的部队实力，从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部预备队、陆军总部、西线、苏德战场的几个地段上，抽调了大量各种编成的部队和18个师，其中包括3个坦克师和摩托化师。
此外，我们已经进入敌人构筑有最强大的筑城工事的防御地带内。只有威力巨大的炮兵，才能给我们带来胜利；只有步兵和装甲兵的协同动作，才能压制住敌人的火力。就是需要炮弹！炮弹呵……
军事行动的逻辑是无情的。如果在战斗中，后勤部门不能保障供给战士所有的必需品，那么任何辨解，任何正当的理由，都是不能被接受的。
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后勤，也仅仅是后方勤务、是遵循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的指示行动而已。正如我们已经知道，方面军司令部原计划实施的1月进攻战役时间是10～12天，其进攻纵深也比实际的进展情况要小得多。
要使后勤部门的工作重新适应部队的进攻要求，也就是速度更快、纵深更大，决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在几天的时间内，部队的供给距离显著地拉长了。汽车运输的行驶里程也加大了，行驶时间成倍增长使燃料的消耗也加大了。总之，前线和前线的战斗均要求后勤供给人员坚决履行其职责，任何疏忽和任何差错都将使数千名士兵付出生命的代价。
总之，不管任何情况，进攻要求这样做。而我们越接近奥得河，越深入德国的心脏，供给问题也变得越复杂。
尤其是加强兵器（炮兵、工程兵和航空兵）已落在进攻部队的后面。
还有一件事我们也必须操心，这就是要保管战斗中缴获的物资。我指的是德国占领者从苏联掠夺、运走、现在在溃逃时又沿途抛弃的物资。这是人民的财产，应该将它们收集保管起来。负责物资供应的同志们看到缴获的饲料、服装和其它物品装满了许多仓库时，眼睛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为了使所有运输工具不再往前线运送不需要的物资，以此来加强燃料和弹药的前送，集团军军事委员会不得不采取了果断的措施：在瓦尔塔河的各个渡口上都布置了阻截队。他们对往返于前线的全部车辆进行检查，只放行部队作战所必需的物资。其它一切物资都必须卸下车，在渡口就地储存起来。
为了节省汽油，凡是从前线返回的空车有半数要牵引拖回来。缴获的全部燃料都进行登记，并严格控制使用。我们把缴获的酒精，再加上其它成份，混合在一起作为燃料使用。我们还将缴获的火炮，炮弹和所有完好能够使用的武器，都收集起来，用来同敌人进行斗争。
在考虑下一步行动时，我们特别关心的是，决不能让进攻速度放慢。当前主要任务是：攻克奥得河前面的筑垒地域，尔后强渡该河。这就是为什么当波兹南还在激战时，我就决定将集团军司令部迁至普涅维，以靠近进攻部队的原因。
指挥员们都有这种体会，司令部要是总跟在你脚后，你就会感到好象有人在督促你，使你不由自主地尽力向前推进。
1月28日—29日，近卫军第8集团军所属4个师，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所属2个军进抵奥布拉河。根据侦察情报，我们想像到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异常艰巨的。我坦白承认：将我们的兵团投入攻打敌人的坚固工事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况且，我们的炮弹储备已消耗殆尽。而等待其他部队到来，并运来弹药再行动是不行的。丧失时间就等于失败。我详细地分析了情况，权衡了利弊之后，决定从行进间攻击梅泽里茨筑垒地域。近卫坦克第1集团司令员M·E·卡图科夫也作出同样的决定。
尽管当时夺取波兹南的战斗还在激烈地进行，我仍得以两次到达在第1梯队内进攻的近卫步兵第4军第35师。师长U·F·格里戈里耶夫上校是一个勇敢果断的人。我在1939年就认识他，为了发现各支撑点之间和各防御地域之间的接合部和间隙地，他正确地组织了隐蔽而细致的侦察。侦察员们还抓回几名俘虏。通过审问，了解到了有关敌人的钢筋混凝土发射点配置的某些情报。
侦察说明，敌人正匆忙地通过奥得河畔法兰克福调来几个新锐师。果然，1月31日清晨，其中1个师穿过奥得河畔法兰克福前出至奥得河，而那里已有我军部队。这样，在奥得河和梅泽里茨筑垒地域（尚未被我全部占领）之间的地带内就发生了一场遭遇战。
我们没有掌握敌人的永备防御工事配置的详细情况，因此在与敌军进行遭遇战的过程中，不得不寻找敌人各工事之间的迂回路和间隙地。幸好，刚开到的希特勒的满员师是新组建的，他们显然也并不熟悉自己的工事配置，因此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火力威力和利用有利的阵地，虽然作战顽强，但不够得力。如果德军这个师熟悉该防御地区，并再有哪怕两昼夜的时间分析情况、组织火力配系和协同动作，那么，我们的处境，就很难说会变成什么样子了。可能，我们将不得不进行持久战，并遭受重大的损失。现在敌人被我们的突袭打得措手不及。应该说，天气也在某种程度上对我们有利。当时是阴天，能见度不好，蹲在永久火力点内的敌人有时也无法搞清敌我位置。
在敌人的筑垒地域内与敌人刚赶来的生力部队进行这场遭遇战，充分地反映出我各级指挥员和司令部在战役战术方面的成熟程度。他们巧妙地组织和各兵种间接协同动作，对敌人的纵队和战斗队形从翼侧和后方进行包围、迂回和突击……。德军这个师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被消灭了。
1月31日，我军仅用1天的时间，就几乎彻底地攻克了筑垒地域，并歼灭了勒贝将军的15，000人的生力师。在近卫第8集团军的进攻地带内，仅击毙的敌军就不少于15，000人，约20，000人被俘。
现在，距奥得河仅剩40公里了，而距柏林大约有100公里。不仅指挥员经常看地图，就是战士们也都争着看地图。
我左右友邻的行动也很顺利。我右邻突击第5集团军已大大地向前推进，并向科斯钦（屈斯特林）方向发展进攻。左邻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攻占了曼济热次市，并已与我齐头并进。3个集团军的进攻正面已经拉平了。翼侧不再受威胁，这使我们非常高兴。尽管部队已很疲惫，可是2月1日清晨，我军又开始向前推进了。
这里是茂密的森林地带。防守之敌可以轻易地隐蔽、伪装，并向我进行突然袭击。如果对森林进行搜索清剿，那么，我方的兵力和时间均显不足。应该说，广阔的森林现在对德国士兵极富有吸引力。他们在第聂伯河、布格河和维斯瓦河奇迹般地活了下来，现在又脱离了自己的被击溃了的部队，所以他们已完全不想再去听任纳粹军官的摆布，不想在没有被打死以前再去进行反冲击了。就这样，在奥得河前面的森林中，就隐藏了数万名等候事态发展的德国士兵。
对他们怎么办？将如此之多的德军士兵留在自己后方，我们实在不放心，因为有朝一日，法西斯军官会不会把他们集中在一起，重新投入战斗呢？
在这里，斯大林格勒的作战经验又被我们采用了。我们向森林中派出了许多小型的强击群。也象在巷战时那样，他们独立行动。敌人的士气，已不是三年前的样子了，他们看到形势已无希望，看到他们的上司正把他们引向死路。现在德军士兵已经不再叫喊：“希特勒万岁！”而是经常叨唠：“希特勒完蛋了！”我各强击群大胆地行进在林间小路上。德军士兵远远看到他们后，就从自己隐藏的地点走了出来，扔掉武器举手投降。战士们将俘虏编成组，每组150—200人。派出押送俘虏的人员很少，一般每组4至5人。可以说，只是象征性的。我们开玩笑地说，这与其说是警卫，还不如说是向导。他们给德国人带路，以免他们再次迷失方向。
当然，也有这种情况，即强击群不得不与一些德国士兵进行战斗。因为他们企图与他们的部队会合，并有组织地从森林中突围，向道路干线靠拢。于是，近卫军战士们就切断敌人的退路，驱散已纠集起来的队伍，用武力迫使他们投降。
我们已接近奥得河。这是一条大河。它发源于捷克斯洛伐克境内。从南向北蜿蜒725公里。从拉蒂博尔（现拉齐博日）市到波罗的海，全河道都可通航，是重要的交通动脉。冬季结冰期只有1至2个月。
中游从奥波莱市至科斯钦的河面宽100至225米不等，深2米有余。下游，由于有诺特奇河和瓦尔塔河注入奥得河，河面宽度加大到300米，平均水深3米。春汛时，水深可达8米。
奥得河，这是一个巨大的障碍。当然，法西斯指挥部也非常重视这个地区。
在奥得河与其支流瓦尔塔河的汇合处，是德国东部最大的筑垒地域，这里筑有科斯钦要塞。在这两条河上架设了几座桥梁，几条最大的铁路干线和公路干线汇集在这里。科斯钦要塞封锁着直接通柏林的道路。因此，称它是通向德国首都的大门是当之无愧的。
奥得河上的第2个筑垒地域是布雷斯劳，改称弗罗茨瓦夫，按古斯拉夫语则称作布拉季斯拉夫。这是一座古老的要塞，曾在奥普战争和拿破仑战争中起过重要作用。德意志帝国从凯撒皇帝对东方进行掠夺战争时起，到其后的法西斯德国，都对古老的工事加以现代化，并且构筑了大量新的工事。布雷斯劳筑垒地域是阻塞通向布拉格和通向萨克森的主要中心—德累斯顿和莱比锡的屏障。
在布雷斯劳筑垒地域和科斯钦地域之间，有一个格洛高要塞，它控制着四周的平原。可以预料，对此要塞敌人势必拚死固守。
奥得河畔法兰克福市，也被法西斯分子改造成为坚固的筑垒地域。而且，希特勒总参谋部对它特别重视，认为它是柏林的第二道大门。
1945年2月1日，近卫第8集团军的部队直逼奥得河边。不等加强兵器的到达，我即命令近卫步兵第4军从行进间强渡该河，以便于2月2日傍晚前、在攻占左岸的一个登陆场之后，占领科斯钦南郊基茨、曼什诺夫、拉特什托克等地。
近卫步兵第28军受领了强渡奥得河并攻占哈坚诺夫、波杰利齐格、克列辛地段的登陆场的任务。左翼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也已经前出至河边，但因没有渡河器材无法渡河。右翼突击第5集团军于2月1日使用就便器材开始渡河。
各强渡地段都需要空中掩护。根据我的请求，方面军司令员将高射炮兵第16师配属给我们，该师由A·M·谢列金将军指挥。该师本应于拂晓前抵达各渡口。但是，由于没有燃料，高射炮兵晚到了1昼夜多。
2月2日上午10时，我到达近卫步兵第4军军长格拉祖诺夫中将的观察所。该观察所位于科斯钦以南扎比采村附近的一座堡垒的废墟中。该军所属部队已经在科斯钦和古日策之间的堤坝上展开完毕，正准备渡河。我用炮队镜观察奥得河。这是一条被两岸堤坝围在中间的大河。我近卫战士集结在右岸。这是多么重要而又困难的时刻呵！冰很薄，不用说是技术兵器，就是步兵踏到上面也很危险。当时我们没有制式的渡河器材。尽管如此，近卫军战士还是在炮火掩护下开始登上右岸。他们带着杆子、木板和一束束的干树枝。他们边走边铺铺板和渡板。某个地方还成功地将反坦克炮渡过河去。战士们把火炮的轮子放在自制的滑橇上。用手将火炮从冰上推过河去。
遗憾的是，部队的渡河没有持续多久。在近卫军人的头顶上空出现了德国的“福克·符夫”式歼击机。这些飞机以每批9架或7架地从低空向渡口扑来，进行轰炸扫射。现在多么需要谢列金将军的高射炮师啊！但是他们不在这里，我歼击机也没有来，因为他们转移到奥得河附近的新机场去了，这些飞机也缺乏燃料。我们只好将反坦克枪连和机枪手们投入了战斗。敌机被打中了多少弹孔不得而知，但我亲眼看着两架“福克·符夫”起火燃烧，坠落在我军占领的区域内。被我俘虏的飞行员供认，德国航空兵的任务是破坏俄国人横渡奥得河。
应该坦率地说，他们做到了这一点。我们不得不在夜晚到来之前停止了渡河。夜里重又恢复渡河。但是渡河变得更加困难，因为本来就不牢固的冰面有许多地方已被炸弹炸穿。
虽然在白天只有小规模部队渡到左岸，但他们还是夸取了几个不大的登陆场。
我已经提到，在梅泽里茨筑垒地域由勒贝中将指挥的师被我击溃并几乎被全歼。将军本人当了俘虏。他被押到我的前进指挥所（当时设在斯隆斯克市以南的塔尔图夫村内）。他肩部受伤。我叫来医生，给他的伤口换了药。勒贝将军喝着茶，吃着夹肉面包，对我讲了下面的事情：
在措森的总参谋部内，没有任何人认真地把前线的情况告诉他。显然，他们自己也不清楚。他的师尽管满员，但缺乏训练。该师任务是：占领梅泽里茨筑垒地域前沿，并与永备发射工事内的守备部队共同进行防御；阻止苏军前出奥得河；收容所有从华沙溃退下来的部队，并将他们重新编成战斗部队，然后派去参加筑垒地域的防御。他说，他的师通过奥得河畔法兰克福前出至筑垒地域，但是，由于不了解情况没能抵达前沿，就与苏军遭遇，并被击溃。倘若该师提前1昼夜前出至筑垒地域，并占领防御的话，那么，苏军就不会如此轻而易举地将其突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