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告诉您一件非常机密的事，”他声明：“您是我通知的第一个外国人。4月30日希特勒已经以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自愿离开了我们。”
说完这句话之后，他稍停顿了一下，仔细审视着这条新闻对我们发生的作用。看来，他预料我们大家会向他提出各种问题，会对这一惊人的消息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但是，我却不慌不忙地说：
“我们已经知道了此事！”
然后，我沉默了片刻，要求克莱勃斯讲出发生这件事的准确时间。
克莱勃斯显然感到难堪。他万万也没有想到，他这令人震惊的消息竟放了空炮。
“事情发生在今天15点，”他回答道。见我在看手表，马上又纠正说：“是昨天，4月30日15点左右。”
然后，克莱勃斯宣读了戈培尔给苏联最高统帅部的信。信中说：
“遵照已故元首的遗嘱，我们授权克莱勃斯将军办理如下事情：
我们通知苏联人民的领袖，今天15点50分，元首已自愿地离开人世。根据其法定权力，元首在留给我们的遗嘱中将所有权力移交给邓尼茨、我和鲍尔曼。鲍尔曼授予我全权与苏联人民的领袖取得联系。这种联系对于在遭受最大牺牲的各大国之间进行和平谈判是必不可少的。
戈培尔。”
克莱勃斯还交给我两个文件：一个是与俄国最高统帅部进行谈判的全权证书（一张党务办公室主任的公文用纸，盖有印章，是鲍尔曼于1945年4月30日签署的）；另一个是希特勒的遗嘱，附有新的帝国政府和德国武装力量最高统师部的成员名单（这个文件由希特勒和见证人签署，所注日期是：
1949年4月29日4时整）。
克莱勃斯仿佛是想利用这些文件来搪塞他意料到要回答的问题。他已感到此行作为一个不仅仅代表一方与另一方谈判，而且是要乞求对方宽恕的外交人员的羞窘和困难。当然，他企图利用我们理所当然地对迟迟不开辟第二战场的反希特勒盟国的不信任感，谨慎地试探我们，是否能够作些让步。同时，这个纳粹死党分子不会轻易地承认失败。要知道他曾亲自参加了东征。
为什么我对克莱勃斯说，希特勒自杀对我并不是新闻呢？
应当承认，当时我并不知道希特勒已经死去，也没有料到能从克莱勃斯口中听到这个消息。但是，在进行谈判准备工作时，我已经作好不动声色地听完任何意外消息的准备，既不露出丝毫惊奇的神色，也不仓促作出结论。我知道，有经验的外交家（克莱勃斯正是这样的人），在谈话时总是不从他认为是主要的问题开始。开始时，他一定会试探双方的意图，然后极力设法扭转话题，让应该解决主要问题的一方首先涉及这个问题。
对于我和所有参加谈判的人来说，希特勒的死确实是一条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新闻。但对克莱勃斯来说，这条新闻仅仅是用作掩盖其基本问题、最主要问题的外交伪装。因此，我立即制止了他扭转话题的企图，从而迫使他转入正题，说出他此行的真正目的。
“这些文件所谈及的是柏林还是整个德国？”我问道。
“戈培尔授予我全权代表整个德国军队讲话，”他紧跟着回答道。
“涉及投降问题吗？”
“还有结束战争的其它方式，”克莱勃斯回答道：“为此，必须为组成以邓尼茨为首的新政府提供可能，这个新政府将与苏联政府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既然你们的元首已经自杀，从而承认了以他为首的政体的破产，那你们的政府还算什么政府呢！他死后，大概会在副职中留下某个有权决定是停止还是继续战争的副手，现在在谁代替希特勒？”
“现在代替希特勒的是戈培尔。他被指定为总理。但是，希特勒在临死前组建了以海军元帅邓尼茨总统为首的新政府。”
当我同克莱勃斯谈话的时候，我的副官、弗谢沃洛德·维什涅夫斯基和叶夫根尼·多尔马托夫斯基努力记录着每一句话。当然，在这次谈判中，“秘书”是够多的了。
很幸运，对于那个夜晚的细节，我至今仍记忆犹新。我将尽力使现在所回忆的最大限度地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待克莱勃斯对我提出的头几个问题作了回答之后，我决定给方面军司令员打电话。我拿起话筒，要通了朱可夫元帅，向他报告：
“德国陆军参谋长克莱勃斯将军到我这儿来了，他通知说希特勒已经自杀。作为总理的戈培尔和纳粹党魁鲍尔曼授权克莱勃斯来同我们进行停战谈判。克莱勃斯请求在谈判期间停止军事行动，为组建以邓尼茨为元首的新政府提供方便。这个新政府将解决战争的尔后发展问题。”朱可夫说，他要马上向莫斯科汇报，我应等侯在电话机旁，可能有什么问题需要我解释。
过了一分钟，朱可夫问道：
“希特勒是什么时间自杀的？”
我又有意地第二次向克莱勃斯提出了这个问题，因为第一次他回答这个问题时，也不知是不大自然，还是故意说错。
我这次问他时看着表，当时是5月1日4时27分。
克莱勃斯急急忙忙地纠正说：
“昨天，4月30日15时50分。”
我把这情况报告了朱可夫，他报告了莫斯科。
又过了一分钟，电话里传来了朱可夫的声音：
“你问一问克莱勃斯，他们是愿意放下武器投降，还是故意玩弄和平谈判的花招？”
我直接了当地问克莱勃斯：
“谈判是否涉及投降问题？你的使命是否负责实现这一点？”
“不，还有另外的可能。”
“那是什么呢？”
“请你们允许帮助我们组建新政府。这个政府是希特勒在遗嘱中确定的，这个新政府解决这个问题会对你们有好处。”
我把这个答复向朱可夫作了报告，他命令我继续守在电话机旁。
当时我心想：看，这个克莱勃斯真狡猾，他第二次的回答同第一次一样，这是外交官采用不同方式反复地重复同一想法来达到目的的惯用手法。但是，现在他干得太过份了。在希特勒遗嘱的第5页上，我照着读：
“为使德国有一个由诚实的、将以一切手段继续进行战争的人组成的政府，作为民族领袖，我任命新内阁的成员……”
“什么样的新政府？”朱可夫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我读着希特勒的遗嘱，正好读到这个新政府的成员部分，名单如下：
1．总统——邓尼茨
2．总理——戈培尔
3．党务部长——鲍尔曼
4．外交部长——赛斯——英夸特
5．内务部长——格斯勒省长
6．武装力量总司令——邓尼茨
7．陆军司令——舒埃纳尔
8．海军司令——邓尼茨
9．空军司令——格莱姆
10．党卫军全国总队长兼德国警察局长——汉克省长
11．经济部长——冯克
12．农业部长——巴克
13．司法部长——席腊赫
14．教育部长——席尔博士
15．宣传部长——瑙曼博士
16．财政部长——施维林·克罗西克
17．劳动部长——胡普福尔博士
18．军备部长——绍尔
19．德国劳工阵领导人和内阁成员及部长——莱伊
“克莱勃斯还有什么要讲的吗？”朱可夫问道。
我把这个问题转告克莱勃斯。他只是耸了耸肩。于是，我向他解释说，我们只能就德国彻底向反希特勒联盟各国投降的问题进行谈判，这个联明有苏联、美国和英国。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一致的。
“为了能够讨论你们的要求，我请求暂时停止军事行动，并帮助在柏林这里组织新政府。”他强调说：“就是说在柏林，而不是在别处。”
“我们很清楚，你们的新政府想要干些什么。”我说道：“您的朋友希姆莱和戈林到我们的盟军那里去进行试探，其目的我们也是清楚的，难道这一点您不知道吗？”
克莱勃斯警觉起来，看样子，他对我提的这个问题感到很突然。他显出一副难为情的样子，开始在军装口袋里摸来摸去，取出一支铅笔，但他并不需要铅笔。
“我是合法政府的全权代表，这个政府是遵照希特勒的遗嘱建立的，”他终于回答说：“在南方也可能会出现一个新政府，但它是非法的。目前，只有在柏林才能有政府，这个政府是合法。所以我们请求停战，以便让全体政府成员集合起来，讨论局势和缔结一个有益于我们、也有益于你们的和约。”我郑重声明：“关于停战及和约问题只能在你们彻底投降的基础上才能解决。这就是我们和我们盟国的决定，你利用任何语言和许诺都不可能破坏反希特勒联盟的联合阵线。”
克莱勃斯的脸上一阵战栗，腮上的刀疤变成了粉红色。可以看出他用了最大的毅力从慌张中恢复了常态，但他在这里说漏了嘴：
“我们认为苏联将会考虑这个合法的德国新政府，这对于双方都是有利的和合适的。如果你们占领了政府所在地并把我们全部消灭了，那时候德国人将再没有可能同你们合作和……”
我打断了他的话：
“我们到这里来不是为了消灭德国人，而是要把他们从法西斯手中解放出来。而德国人，正直的德国人已经在与我们合用了。他们是为了避免再流血。”
克莱勃斯接着说：
“在全面投降之前，我们请求承认德国新政府，同它取得联系，并提供同你们的政府交往机会，这样做对你们只有好处。”
我重复了我们只有一个条件，即德国人必须彻底投降。之后，我走进隔壁房间给方面军司令员打电话。
我在向朱可夫元帅报告时，阐述了自己的意见：
“看来，克莱勃斯此行不是来谈判投降的，而是想摸清情况和我们的想法，即我们会不会与新政府进行单独谈判？他们已经没有力量同我们继续作战了。戈培尔和鲍尔曼决定拿出最后一招——开始同我国政府和谈。他们正在寻找各种摆脱困境的办法和寻找我们与盟军之间的裂痕，以制造我们之间的互不信任。克莱勃斯显然是在施延回答问题的时间，他想争取点时间，但这对他们并不利，因为我们的军队还在继续进攻，我们只是在克莱勃斯前来谈判经过的地段上停止了战斗。”
朱可夫元帅又提了几个问题，然后对我说，他马上把全部情况报告莫斯科，并命令我继续谈判，争取让克莱勃斯同意彻底投降。
集团军参谋长别利亚夫斯基将军把1945年4月30日起草的第2948号命令草案递给我让我签字。我看了一遍，觉得一切都很正确。我默默地签署了这个文件。实际上，这个文件是给近卫第8集团军的最后一份战斗命令：
“鉴于柏林被围守敌有可能投降或大量被俘，我命令：
一、集团军后勤部队作好接收4—5万名俘虏的准备，为此必须：
（1）1945年5月1日前，在集团军进攻地带上的城市外围，但离城郊不得远于5至8公里，建立足够大的集团军战俘收容所（可设在达姆地区）；
（2）为了对战俘提供伙食，须调运必要的粮食储备。
二、各军军长：
（1）为了可靠地看管俘虏和将他们由集团军收容所押送到方面军战俘营，每个军均应抽出1个步兵营。
（2）为了适应柏林守敌投降时的需要，预先应确定解除敌部队武装的一些地点以及划定将战俘从城市押向集团军战俘收容所的行进路线。那里也将接收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俘获的战俘。
关于接收战俘的准备工作情况，应于1945年5月1日18时前报来。”
6
我又回到了谈判的房间，这时是4点40分。由于疲劳和失眠，脑子里嗡嗡地直响。做不习惯的工作，很容易使人感到疲倦。
我坐在克莱勃斯的对面。我感到，在我出去的这段时间里，他斟酌了情势并准备好了一些新的论据，替自己的建议辩护，确切地讲，是为了戈培尔的建议辩护。他首先开始讲话。还是坚持要求暂时停战。
“我不能谈别的问题，”他说：“我只是一个全权代表，我不能替自己的政府负责。同德国新政府进行和谈对你们是有利的。我们知道，德国政府Pass啦！（译注：此处为英文，意思是完蛋。）（他自己也笑了笑）而你们是强大的，这一点我们很清楚，你们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
他出“皇后”了，克莱勃斯亮出了王牌。不能再让他死死地纠缠了。他显然是想把我拉入停战问题的讨论中去。
“您应该懂得，将军先生，”我说道：“我们知道您打算从我们这里得到什么。您打算警告我们，你们将继续作战，准确地说，进行毫无意的顽抗。但这只能增加无谓的牺牲。我要直接了当地问您，你们的抵抗有什么意义呢？”
克莱勃斯默默地看了我几秒钟，不知说些什么好，然后说道：
“我们将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我抑制不住要发笑。我说：
“将军，你们还有什么？你们拿什么兵力来战斗？”稍稍停顿了一下，我补充道：“我们正等待着你们彻底投降。”
“不！”克莱勃斯叫了起来，然后，叹了一口气说：“当彻底投降的时候，我们从法律上讲，将不再作为政府存在了。”
谈判越来越使人感到厌倦。很清楚，克莱勃斯的任务就是要说服我们承认其所谓的新政府。没有戈培尔和鲍尔曼的同意，他不可能改变他所提的建议。他只会坚持这一点。在他的谈话中和一切行动中，都表现出一种失望，但他还是不走，等待着我说些什么。很可能是等着我声明，我是将他作为俘虏在同他谈话。
这时，有人给我送来了一封一个外国大使馆的信。信中，大使感谢苏军对使官成员给予的关照。
时针已指向早上5点。我忍耐不住了，于是对克莱勃斯说：
“你们的军队已经在投降，你们的官兵成千上万地作了俘虏。而此时此刻您还在坚持停战和进行和平谈判。”
克莱勃斯的身子抽搐了一下。
他很快问：“在哪里？”
“到处都有！我说。
克莱勃斯惊奇地说：“没有命令他们就投降吗？”
“我们部队在进攻，因此你们的人在投降。”
“这可能是个别情况吧？”这位德国将军抓住这根稻草不放。
恰好这个时候，传来“卡秋莎”火箭炮齐射的轰鸣声。克莱勃斯的身子甚至卷缩成了一团。
我拿起报纸，大声地读首路透杜的一篇关于希姆莱玩弄的一次外交手腕遭到失败的报导。他在瑞典王室成员贝尔纳多特的帮助下，急于同英国权威人士和不列颠政府进行谈判。希姆莱通过贝尔纳多特转告，元首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肉体上都是一个已经灭亡的人。
“在目前的形势下，”我读着希姆莱的讲话，“我的双手不受束缚了。我希望德国的大部分领土免遭俄国的入侵，我我准备在西线投降，以便西方大国的部队能尽快地向东线推进。与此相反，我没有在东线投降的打算。我过去是、并且将永远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不共戴天的敌人。”我对克莱勃斯说道：“听到了吧，希姆莱就是这样对英国人讲的。”并继续往下读：“由于苏联政府的干涉，美国人和英国人拒绝和希姆莱进行单独谈判。关于这点已通知苏联政府。”
我看着这位军使。克莱勃斯显然很苦恼，他低着头喃喃地说：
“没有授权希姆莱这样做。我们曾经很担心这一点。希姆莱并不知道元首已经自杀。”
“但是，希姆莱曾通过无线电台指定了同我们的盟国进行单独谈判的地点，你们不是知道这件事吗？”
克莱勃斯说：“这是他个人出于其它考虑所采取的局部措施。”他沉默了一下，接着补充说：“如果一旦彻底投降，我们就无法选举自己的政府了。”
此时，一个德国翻译人员插话说：“柏林决定着德国的命运。”
克莱勃斯立即打断他的话说：
“我讲俄语不比你讲的差，”然后，对着我用俄语很快地说：“我担心会建立别的政府，这个政府会反对希特勒的决定。我只是听了斯德哥尔摩的广播，但我觉得，希姆莱同你们盟军谈判一事做得过火了。”
克莱勃斯一语道破了天机。其实，第三帝国的领导集团早已知道希姆莱的谈判情况，并深信我们的盟国会被希姆莱的建议所诱惑，而苏联政府将会采纳戈培尔和鲍尔曼的建议。据我们所知，戈林曾带着同样的使命去找过美国人，具体说是去见艾森豪威尔。但他的企图也以失败而告终。
稍稍停顿一下后，克莱勃斯又重提建立德国新政府的必要性，说新政府的任务是同强大的战胜国、即同苏联缔结和平条约。
我又一次提醒克莱勃斯，美国和英国政府的行动是与我国政府一致的，我认为希姆莱的行为是一次不成功的外交讹诈。至于新政府，我们认为，对于德国人民、对于我们及我们的盟国来说，最有威信的德国政府，将是同意彻底投降的政府。
“你们所谓的‘新’政府，”我说：“不同意全面投降，是因为它要履行希特勒的遗嘱，决意继续进行战争。你们的‘新’政府、或者是‘新内阁’，正如希特勒在自己的政治遗嘱中所讲的那样，要在将来完成他的意愿。而他的意愿是遗嘱中的这段话：‘为使德国有一个由诚实的、将以一切手段续进行战争的人组成的政府……’”，我把这几行字指给克莱勃斯看，我说：“难道从希特勒死前的这些话中，还不足以看出，你们所谓的‘新’政府拒绝全面投降，而想继续进行战争吗？”
时间过得越来越慢，但不得不坐在这儿等待莫斯科的决定。于是我们把话题转入私人交谈。
我问：“古德里安将军现在在哪里？1939年我在布列斯特见过他，那个时候他指挥着一个坦克师。”
“他在3月15日之前任德国陆军参谋长，后来他病了，现在在休养。那个时候我是他的副手。”
“他的病是外交手法、政治手段或是军事机巧吧！”
“对自己过去的上司，我不能讲坏话，但此类事情是有的。”
“您一直都在总参谋部工作吗？”
“我曾任军训部部长。我也到过莫斯科，1941年5月以前，我一直在那任代理武官。后来我被任命为东线的一个集团军群的参谋长。”
“这么说，您是在莫斯科学会俄语的，希特勒是在您的帮助下获取了有关苏联武装力量的情报，是吗？”“斯大林格勒交战时您在什么地方？您对这次交战是怎样看的？”
“那时我在中部战线，在勒热夫市附近。那个斯大林格勒，太可怕了！我们的一切不幸，都是从那里开始的……您在斯大林格勒任军长，对吗？”
“不，我当时是集团军司令。”
“我看了关于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战报和曼施泰因将军给希特勒的报告。”
长时间的沉默。
为了打破沉默，我又问：
“希特勒为什么要自杀呢？”
“战争的失败，这是他没有预料到的。德国人民对未来的希望已经破灭了，元首明白，人民遭受他多么巨大的牺牲，为了不活着承担这种责任，所以他决定一死了之。”
“他明白得太晚了，”我指出：“如果5—6年前他就明白这一点，那么，对于人民来说，该是多大的幸福啊！”
我拿起希特勒的遗嘱高声地读道：
“虽然在斗争的年代中，我曾认为，我不能承担结婚给我带来的责任。但是现在，当我的生命行将结束之际，我决定与我有过多年真诚友谊并自愿在柏林已遭围困之时来到这里与我同生共死的女人结婚。
她自愿作为我的妻子同我一道去死。这就弥补了由于我为人民服务而给我们俩人带来的损失。”
我转身对克莱勃斯说道：
“爱娃·勃劳恩好象不是阿利安人血统，希特勒这样做，不是背弃了自己的原则吗？”
克来勃斯皱了皱眉头，什么也没回答。
我不得不补充说道：
“真可惜！可能的话，能从这个房间给我和戈培尔架条电话线就好了。”我换了一个话题。
“那我会很高兴的。”克莱勃斯精神为之一振地说道：“那时候，您就可以和戈培尔博士讲话了。我准备派我的副官和您的电话兵一起去，这样将会有所帮助的。”
朱可夫元帅来电话了。我向他报告，克莱勃斯从3月15日起任总参谋长了。我通过电话向他读了关于戈培尔任命克莱勃斯前来谈判的文件。
我们谈妥，让陪同克莱勃斯前来的上校和德国翻译回去，以便架设一条直通帝国办公厅的电话线。我们的两个通信人员（1名是军官，1名是列兵），他们是集团军参谋长挑选出来的，同他们一起去。
这时，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员普罗宁少将、我的第一副司令员杜哈诺夫中将、作战处长托尔科纽克上校、情报处长格拉德基上校、副处长玛杜索夫中校，和我们的翻译克利别尔大尉一起，来到我的指挥所。
我们走进隔壁房间，这是一间用作食堂的房间。给我们端来了茶和夹肉面包。大家都感到饿了。克莱勃斯同样没有谢绝，他端起杯子，拿起了面包。我发现，他的双手在发抖。
我们坐在这儿，个个都感到疲惫不堪。战争即将结束，但这最后的时刻却使人烦躁不安。我们等待着莫斯科的命令。
但前线的生活还和往常一样。集团军司令部通知各部队、首先是炮兵部队做好继续强攻的准备。侦察兵监视着敌人及敌人的预备队和供给情况。各分队补充了弹药和燃料。工兵修建并加固兰德维尔运河上的各个渡口。我时而离开克莱勃斯来到隔壁房间，关照司令部的工作，下达命令和作批示。
各军师指挥员已得到明确的通知，虽然谈判进展正常，但各部队应做好准备，接到命令就马上开始强攻。情况是这样的：戈培尔、鲍尔曼和克莱勃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想拖延时间，他们期待着俄国人或许会跟各盟国发生争吵了……而我们则利用这段时间，更好地作好准备，如果敌人不投降，就一举攻下蒂尔花园区。
我和克莱勃斯的谈判又开始了。我想弄清第三帝国领导人的内幕以及他们的企图和希望。况且，没有莫斯科的指示，我是不能够停止同克莱勃斯的谈判的。当然，克莱勃斯知道全部情况，但他什么细节都不会轻易讲。应当善于边谈话边将他的回答进行比较，从而探询出要知道的一切。
“赫尔曼·戈林现在在哪儿？”我问道。
克莱勃斯全身一抖，好象被从梦中惊醒似的：
“戈林？他是叛徒。元首现在无法再容忍他。戈林曾建议元首把国家领导权交给他。元首已把他开除出党。”他又马上改口说：“希特勒死前已把他开除出党，他把这一点写进了遗嘱。”
他已经有些颠三倒四了，他一会儿说：“元首现在对戈林是无法忍受，”用的是现在时，一会儿又说：“希特勒死前已把他开除出党了”，用的却是过去时。
我打算弄清这一情况：
“按您的看法，希姆莱是什么人？”
“希姆莱是叛徒！他反对元首，很早就想同西方大国单独缔结和约，并想分裂我们。元首得知了他的企图，而……”他停顿了几秒钟，又说：“这也是元首自杀的原因之一。元首很珍惜自己的战友们对他的忠诚。死前他寻找过出路……缔结和约，首先是与苏联。”
“这么说，希姆莱是叛徒了？”
“是的，”克莱勃斯肯定地回答：“根据希特勒的遗嘱，希姆莱被清除出党。他现在不在柏林，他在梅克伦堡。”
“你们早就知道希姆莱向美、英彻底投降的建议吗？”（这里我当然是糊弄克莱勃斯，因为直到最后一天，我对希姆莱的建议几乎还是一无所知。）
克莱勃斯想了一下回答说：
“正象你们所知道的那样，我们怀疑他。但最后是从路透社的报导中确信这一点的。希姆莱没有通知我们。元首把他安排在柏林之外，就是为了让他向柏林提供援助，将德国全部武装力量派到柏林。但他欺骗了元首，没有这样做。希姆莱是个叛徒，企图在没有元首同意的情况下去签订和约，他背叛了德国的利益。我始终都与元首在一起，我曾是他的战争问题的直接顾问。而在柏林之外，在梅克伦堡设有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部。元首从柏林直接给他们下达命令。我当时是东线的负责人。”
这时克莱勃斯说漏了嘴，从而证明了我们的全部推测和假设。他说到希特勒曾下命令把德国武装力量的所有部队从那里、也就是从西线派往柏林、派往东线与我们作战，从而给西方大国的军队打开通向柏林的道路。这原来都是真实的事。
我抓住这个线索，紧接着追问克莱勃斯：
“谁是你们现在的总司令？”
“根据希特勒的遗嘱，现在是邓尼茨。舒埃纳尔是新任陆军司令，空军司令是冯·格莱姆。戈林病了，古德里安也病了。”
“里宾特洛甫现在在哪里？”
“在梅克伦堡。赛斯·英夸特代替了他。”
“这么说，政府完全改组了。不过这次改组唯独没有涉及到您。您是希特勒当权时的身边人物，现在留任陆军总参谋长，对吧？”
“是的。”克莱勃斯肯定回答。
“谁是同苏联及其盟国进行最后谈判的全权代表呢？”
“是戈培尔和鲍尔曼。他们现在都在柏林，唯独他们俩人是德国的唯一代表。”
“那么，其他政府成员将干些什么呢？”
“他们在执行元首的命令。”
“军队承认新政府吗？”
“如果有可能把元首的遗嘱通知各部队的话，各部队是会完成元首的意愿的。这事最好在另一个政府宣布成立之前完成。”
“你们害怕这个所谓的另一个政府，对吧？”
“希姆莱出卖了我们，他很可能成立新政府。希姆莱还不知道元首的死讯和他的遗嘱。”
“您是如何考虑同其它地区进行联系呢？要知道同这些地区的联系已被切断。”
“利用和你们临时停火的方法，我们会将一切都公布于世。”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克莱勃斯更明确地说：
“在你们的协助下，我们将用飞机或其它方法同各地区取得联系。”
“这就是说，你们建立新政府，其目的是在德国国土上行使权力，集结兵力，并继续进行战争，是吗？”
“不，我们的目的是开始谈判并结束战争。”
“但是，”我又一次抓住他不放，说：“在希特勒的遗嘱里讲得很清楚，他是要由‘那些将以一切手段继续进行战争的人，’组成一个政府。你们同意先结束战争，而后再进行谈判，那不是更好吗？”
克莱勃斯支吾了一会儿，接着说道：
“回答这个问题的应该是我的政府，而不是我……”
街上天已大亮。柏林5月1日这一天的开始，对于我们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我们的谈判持续了一整夜，但毫无收获。莫斯科指示等待答复，并时而来电询问谈判的一些细节和谈判的进程。方面军司令部要求将克莱勃斯带来的文件立即送去。
波扎尔斯基将军走到我的面前告诉我，近卫步兵第28军军长雷若夫中将打来电话找我。我走进了另外一间房间，将克莱勃斯和波扎尔斯基将军、魏因鲁布将军以及作家们留在原来的房间里。
雷若夫将军向我报告，4点30分，德国的无线电台（似乎是柏林城防司令部的）请求我们派出一名军官到动物园的东北角去会见德军的一些军使。雷若夫中将和近卫步兵第39师师长马尔琴科上校指派了别尔谢涅夫少校为我军军使，他是该师司令部的一名参谋。
后来，别尔谢涅夫向我讲述了这次会面的经过和结果（他现在是退役中校）。他说：
“我要向他们发出无条件投降的最后通牒，保证所有放下武器和停止抵抗的人的生命安全；我要向德国人宣布，如果拒绝投降，他们将在24小时内被全部消灭。
我清楚地知道，顺利地完成这个任务，将会保存我们许多官兵的生命。如果能使敌人停止无谓的抵抗，世界上又会减少很多残废人、寡妇和孤儿。我十分珍惜对我的信任，我决心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要坚决、彻底地完成这项任务。
1945年5月1日5时整，我带着一面白旗来到指定地点
——动物园东北角。我的汽车、传令兵和司机留在邻近一条街道的拐角后面，隐蔽起来。
我走指定地点，并在那里等待德军军使到来，在这大约20分钟里，德国人没有向我开枪。看来这个地段的德军已经接到通知，知道了我军指挥部的代表要来的事。
在等待的20分钟里，我想了许多问题，但只有一个想法特别使我感到不安，就是敌人方面的通知是不是假的呢？会不会是一种挑衅行为呢？但是，我十分清楚柏林的局势，敌人的军队已经处在走投无路的绝境之中了，于是我抛开了这个念头。但它还是一次又一次地在头脑中出现。终于，我看到，在离我200米左右的一个拐角处，走出两个德国人，他们手拿着一面白旗向我走来。
我迎着他们向前走了几步。突然，其中一个军使倒下了，接着传来了枪声，子弹从我身边呼啸而过。我还没有来得及采取预防措施，我的左腿和膝关节被击中，随即倒了下去，头部重重地摔在便道上。
当我清醒过来时，我已在自己汽车的旁边了。原来，传令兵冒着生命危险，把我从火力范围里拖了出来。他和司机一起把我抬进汽车。我的腿就像一根绳子一样搭拉着，但我没有感到特别的疼痛，只是头嗡嗡直响。我说：‘开车，去师长那儿。’就又一次失去了知觉。
我醒过来时，医生已给我打完了针。马尔琴科上校和雷若夫中将站在我身旁弯着身子看着我。我看了看自己的双腿，我已认不出左腿的模样了。因为靴子和裤子已被脱掉，腿上绑着渗着血迹的绷带。我的双眼直冒金星，人们的面孔在我眼前模糊不清。我按次序讲述了事情的全部经过……。”
当雷若夫中将向我报告了关于别尔谢涅夫事件的情况之后，事情完全清楚了。原来，柏林的守备部队发生了分裂，有一部分官兵准备投降，而另一部分狂妄的纳粹分子，不但自己不投降，而且还用武力来阻止别人投降。他们之中谁能占上风，这要取决于我们的行动。有一点很清楚，就是纳粹分子利用我们同克莱勃斯进行谈判而出现的暂时平静，来扩大自己在被围守备部队中的影响。我们应该尽快地发动更猛烈的突击，敌人的反抗就会被粉碎。可能还可以借助那些准备投降的德军部队的力量。
方面军司令部来了电话。朱可夫元帅通知，他的副手索科洛夫斯基大将已动身到我这里来了。司令员要求我弄清有关希姆莱的情况和里宾特洛甫现在在什么地方，查明现在谁任总参谋长、希特勒的尸体在哪里等等很多问题。
我把从克莱勃斯口中了解到的情况作了汇报。其它一些问题，还需要从他口中去找到答案。而克莱勃斯不是特别愿意谈及这些话题，他对每个问题的回答总是很简短，并且支吾搪塞。他的处境也不轻松，他知道，要说服我们并迫使我们相信戈培尔和鲍尔曼是不可能的。但是派他来就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因而他而努力达到这一目的。而我们呢，我们在谈判过程中能够自己决定的问题仅有一个，即要德军接受投降。我很想把克莱勃斯打发回戈培尔那里去，然后我们诉诸武力迫使德军缴械投降。但莫斯科指示我们等待答复。
我回到谈判的房间，向克莱勃斯提问：
“希特勒的尸体在什么地方？”
“在柏林。遵照遗嘱焚烧了。这件事是今天办的。”
“谁是你们统帅部的参谋长？”
“是约德尔。邓尼茨是新任最高统帅。他们俩人都在梅克伦堡。只有戈培尔和鲍尔曼在柏林。”
“为什么您原先一直没有讲邓尼茨在梅克伦堡呢？”
克莱勃斯不说话了。
我拿起话简，要通朱可夫元帅，向他报告：
“最高统帅是海军元帅邓尼茨，现在梅克伦堡，和他在一起的还有戈培尔认为是叛判的希姆莱。赫尔曼·戈林好象是病了，现在南方。在柏林的只有戈培尔、鲍尔曼、克莱勃斯和希特勒的尸体。”
朱可夫元帅说，在柏林，德军向我们派来了军使，而在西线和南线，他们又向盟国派了军使，这种错综复杂的现象，妨碍着我国政府作出决定。但我们很快会得到答复，大概会提出包括全面投降的要求。
克莱勃斯听到了我和朱可夫的谈话，我不客气地当着他的面讲了自己的意见。我放下听筒，对克莱勃斯说：
“这就是说，主要的军事活动家都在梅克伦堡。而在柏林的戈培尔和鲍尔曼，是留下来完成元首意愿的，请问是什么意愿？”
“他们想停止战争，但是只有在你们承认了根据元首的意志建立起来的政府之后。”
“是指那个既不要和平又不要战争的政府吗？”
克莱勃斯沉思一下说道：“我同意在那些没有停火的地段停火。”
“为什么要这样？难道你们所谓的政府不准备投降吗？你们还想继续流血吗？”
“我想尽一切努力，尽快地使你们承认柏林只有一个合法政府，不再产生另一个非法政府。”
“如果你们不投降，我们的军队将发起强攻，到那时您再去分辨哪个是合法政府，哪个是非法政府吧！”
“所以我们请求停战。”
“而我们要求你们投降！”
我对克莱勃斯说道：
“您随身携带的除了已交出的文件之外，还有没有别的什么文件？”
“还有附件，就是政府成员组成名单，我已经向您报告过了。”说着，他递给我一张纸，这张纸上有希特勒遗嘱中指定的内阁成员。
“您来的目的只是同苏联谈判吗？”
“只同你们谈判。”
“您现在同我们谈判，而希姆莱和别的一些人又正同盟国谈判，为什么你们不愿同时与我们及我们的盟国谈判，而宁愿分别行动呢？”
沉默。克莱勃斯低下了头。然后抬起头说道：
“当授予我的权力范围扩大时，我们也将同其它政府、同你们的盟国进行谈判。”
“这取决于你们政府的决定吗？”
“是的，在政府完全组建起来的时候。这是政府的主要目的。”
“你们要在哪里组建你们的政府？”
“目前尚未决定，但最好在柏林。”
“但是，在柏林守备部队的残部还没有无条件投降之前，你们的政府是不可能在这里成立的。”
“而我深信，当柏林守军投降之后，我们的政府永远不会成立了。元首的遗愿将不能实现。我认，全面投降问题不可能在新政府被完全承认之前解决。”
“这么说，政府仍在活动，拒不投降？”
“我到此为了解决所有这些问题和转达德国的声明。而全国投降问题可以在停战后和新政府被承认之后几个小时内解决。”
“这么说你们想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了？你们知道彻底投降的条件吗？”
“是的，我知道，”克莱勃斯回答：“但谁来进行这个谈判呢？”
“你们有帝国总理，鲍尔曼和他在一起。既然他们委派您同我们进行谈判，也就是说，他们能够做出最后的决定。难道不是这样吗？”
“在没有将所有情况通知邓尼茨之前，他们不可能做出彻底投降的决定。唯一的一部无线电台在希姆莱手里，我们的无线电台被炸毁了。”
“我们向你们提供无线电联络。你们通过电台公布希特勒的遗嘱。这样就可以停止继续流血。”
克莱勃斯皱起眉头说：
“这不合适。对于邓尼茨来讲，这将是一个突然的消息。他还不知道遗嘱的事。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想让苏联得到好处，我们不希望出现一个同意与美国和英国单独缔结和约的非法政府。我们认为同俄国谈判比较好。”
现在我才真正看透了他，我们既不能相信戈培尔，也不能相信他的使者。我只有坦率地告诉他：作为一个军人，我感兴趣的是首先是尽快地收拾毫无希望地防守着柏林的敌军。
克莱勃斯听完我的话之后，又重弹老调：
“如果柏林守军被消灭，德国的合法政府也就不复存在了……”
“荒谬！”我打断了他的话。
“我已经向您说明了我的使命，没别的了……”
“我已经通知你们，只有无条件投降，这是唯一的、也是最后一个条件。”
克莱勃斯将军和他的副官，表面上竭力装出沉着、不动声色的样子，但为此他们得做出多大的努力！
我再次强调说：
“我们保证你们的人身安全。至于政府问题，我们以后再谈。你们没有军队，但你们却想拼凑一些兵力，这办不到！”
克莱勃斯连忙说：
“我提议暂时停止军事行动。我们会在适当时候下令停火。”
电话铃又响了。是方面军司令员打来的，他想了解谈判进展情况。我汇报说：德国人没有通信工具。他们不愿公布希特勒的死讯和遗嘱，担心希特勒会借机作乱。看来，对邓尼茨也不放心。他们希望在暂时停火之后，由我们配合公布此事。希姆莱溜了。已被开除出党。
我搁下话筒。又对克莱勃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