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别人承认新政府的人，其最好的出路就是投降。”
“彻底投降吗？”克莱勃斯问道。
“彻底。只有投降之后，我们才会同这个政府的成员对话。”
克莱勃斯否定地摇摇头：
“我无权宣布投降。如此一来，我们的政府就会被消灭了……”他一会儿用德语，一会儿又用俄语说道。
“但炮弹可不管谁是士兵、谁是政府成员。”我说道。
克莱勃斯又摇摇头，并用俄语说道：
“为了签定和约着想，我担心……”
“我们坚持我们和盟国的共同要求：无条件投降。”
此时，克莱勃斯已带有几分生气地抗辩：
“彻底有效的投降，只有合法政府才能决定。如果戈培尔同你们未能达成协议，那么，会出现什么后果？你们应当承认合法政府，而不是希姆莱这个叛徒的政府。战争大局已定。
其后果应同元首指定的政府共同处理……”
“向军队公布你们元首的遗嘱，”我提示说。
克莱勃斯激动了，他用俄语几乎喊了起来：
“变节者和叛徒希姆莱会消灭新政府的成员！”
好大的恐惧！我觉得好笑。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利益。
到屋外散散步该有多好啊！外面春光明媚，可我们却陷入了这令人疲惫不堪的谈判当中。这几个德国人正在低声地商量着。
索科洛夫斯基将军乘车来了。我向他汇报了谈判情况。索科洛夫斯基听完我的汇报后，亲自询问克莱勃斯。下面是我追忆起来的他俩的对话：
索科洛夫斯基（对克莱勃斯）：“有关希特勒和希姆莱的事，你们何时宣布？”
克莱勃斯：“当我们双方就新政府问题达成协议以后。”
索科洛夫斯基：“方面军司令员认为，首先应当宣布希姆莱是叛徒，以便打乱他的计划。”
克莱勃斯（活跃起来）：“非常明智的提议。这件事当下就可以做。当然，要征得戈培尔博士的同意。我再次请求派我的副官到他那儿去。”
“应当转告戈培尔，不投降就不会有新政府。”我说道。
克莱勃斯：“我们双方暂时停火。由我们组建新政府……”
“先得彻底投降。”
克莱勃斯：“不行。”
索科洛夫斯基：“戈培尔等人现在柏林。因此，你们可以宣布投降。”
克莱勃斯：“只有经过邓尼茨的同意才能投降，可他不在柏林。一旦宣布停火，我们就可能派鲍尔曼到邓尼茨那儿去。
我这里既无飞机，又没有电台。”
这时，气氛紧张起来。
“必须先放下武器，然后才能谈到下一步。”
克莱勃斯：“不，这不可能。我们请求在柏林停火。”
“你们有代号、密码和类似的东西吗？”我问道。
克莱勃斯：“都在希姆莱手里……”（这时，我不由地同索科洛夫斯基交换了一下眼色）克莱勃斯接着说：“如果你们同意暂时停火，我们就会达成……”
“只有在你们投降的基础之上才能达成协议，投降之后，邓尼茨可以象您所做的那样，来找我们谈判。”
克莱勃斯：“应当把邓尼茨叫到这儿来，你们放他进来。”索科洛夫斯基：“投降吧！只要投降，我们立即放他进来。”
克莱勃斯：“我无权决定投降……”
“立即投降。那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安排邓尼茨前来这里的行程。”我说。
克莱勃斯：“先得同邓尼茨联系上，然后再谈投降。没有邓尼茨允许，我不能投降。（他想了一下）但我还是可以就此问题请求戈培尔，如果你们能派这位上校到他那儿去的话。”
（他指着他的副官）。
索科洛夫斯基：“这样，我们达成了下述的协议：德军上校去找戈培尔博士。问他同不同意立刻投降。”
克莱勃斯：（插话）“那么，是否可以先停火，还是在停火之前要戈培尔首先同意投降？”
索科洛夫斯基：“我们不许就停火一事询问戈培尔的意见。”
克莱勃斯：（再次强硬起来）“没有邓尼茨允许，无论我还是戈培尔都不能批准投降。”
“那样一来，你们就不能建立政府。”
克莱勃斯：“不，应当建立政府。然后再解决投降问题。”
索科洛夫斯基走进邻室，用电话要通方面军司令员，向他汇报道：
“克莱勃斯非常顽固，坚持说没有邓尼茨的允许，他们不能投降，而邓尼茨或许对战况一无所知。克莱勃斯请求向邓尼茨汇报，然后，好像才会作出决定。他还请求派副官到戈培尔那儿去，然后，可能派人去邓尼茨那儿。乘汽车到梅克伦堡，往返400多公里。他提出我们也派一个军官随行。邓尼茨可以在前线等候这位军官。而这一切会大大地拖延时间。
我们现在只允许派一个人到戈培尔那里。”
我们听取了朱可夫的指示后，又回到克莱勃斯那里。
克莱勃斯：“我可以出去一会儿吗？”
“可以。”
克莱勃斯和副官走了出去。他俩很快便又回来了。
7
克莱勃斯的副官要到戈培尔那儿去。我打电话给参谋长，命令他们保证德军上校通行，同时要求位于前沿的我们一个营同德军的一个营建立联络，以便使戈培尔能同我们进行对话。
“德国政府应当是有权威的政府”。克莱勃斯突然说道。
“在德国全面崩溃之时，您仍认为希特勒还会有什么威望吗？”我说。
“我们的痛苦，你们是看到了的，”克莱勃斯悲哀地说，“也许，元首的威望有些降低了，但他还是伟大的。他制定的方针措施永远不会改变，新的人选和新的政权将以希特勒的威信为基础。”
好一个狂热的信徒！说起话来郑重其事，外表也十分体面：穿着全副军装——镶金的红色军领章，窄窄的肩章，1941年冬季的绶带，胸前还挂着几枚勋章和一枚铁十字勋章……“兴许，基础会更广阔一些，更民主一些，”他继续说道：“我认为这是可能的。但我们希望保存自己。而如果英国和法国硬向我们输入资本主义制度那一套，那我们会很糟糕……”
索科洛夫斯基：“我们不想消灭德国人民，但我们不会允许法西斯主义存在。我们不打算打死国社党成员，但应该解散这一组织。德国的新政府应当在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
克莱勃斯：“我认为并相信，只有一位领袖不愿意消灭德国，那就是斯大林。他曾说过，苏联是不可能被消灭的，同样，德国也不能消灭。这一点我们很清楚，但我们担心英、美毁灭德国的计划。如果在对待我们的关系上，他们不受约束，那对我们来说是可怕的……”
“那么，希姆莱呢？”
克莱勃斯：“能允许我直接了当地谈吗？希姆莱认为，德国军队还可以成为对抗东方的一支力量。他向你们的盟国汇报了这一点。而我们则清楚这一点，完全清楚！……
“如此一来，将军先生，您的固执态度就更令我无法理解了。现在柏林还在进行战斗，这是不必要的流血。”
克莱勃斯：“克劳塞维茨说过，耻辱的投降是下策，死于战场是上策。希特勒自杀了，为的是保留德国人民对他的尊重……”
这是自杀者的逻辑。我们向这位德国将军询问了希特勒自杀时的详细经过。
克莱勃斯：“当时有几个见证人：戈培尔、鲍尔曼和我。根据遗嘱，尸体洒上汽油烧掉了……元首死前同我们诀别，告诫了我们。我们劝过他，但他决心去死。我们建议要他向西方突围……”
9点45分，电话铃响了。苏联政府作出了最后的答复：要德军全面投降或是柏林守军投降。如果拒绝投降，我们将在10点40分开始对城市实施新的精密的炮火准备。我把这些告诉了克莱勃斯。
“我未被授权这样做。”他答道：“要继续作战，而这一切的结局会很悲惨。柏林也不可能投降。戈培尔没有邓尼茨的允许不会同意投降的。这是很大的不幸……”
索科洛夫斯基：“我们不会停战，也不会进行单独谈判。
为什么戈培尔自己不能作决定呢？”
克莱勃斯（一而再，再而三地）：“如果我们宣布柏林彻底投降，那人们都会知道，希特勒已经死了。可我们想组建政府，有组织地来进行这一切。”
索科洛夫斯基：“就让戈培尔宣布……”
克莱勃斯（打断他的话）：“但邓尼茨是一个非党人士。他作决定比较容易。为了不招致无谓的牺牲，但愿他也投降吧！”
索科洛夫斯基：“你们投降之后，就宣布新政府。为此，我们将在柏林把一部电台交给你们，你们可以同我们的盟国取得联系。”
克莱勃斯：“是的，看来此事得由戈培尔作决定了。我可以不可坐车到他那儿去？”
索科洛夫斯基：“可以。我们可以坦白地告诉您，你们已陷入绝境，就连戈培尔和邓尼茨之间也断了联系。柏林投降之后，我们为你们提供飞机或汽车，并安排电台联络。”
克莱勃斯：“不会逮捕我们吧？所有负责指挥投降的军人能否得到自由？会不会把我们都当战俘呢？”
索科洛夫斯基：“我们不知道，盟国政府会做出什么决定。”
克莱勃斯：“我再重复一遍我的问题：投降之后，等待我们的是什么？”
索科洛夫斯基：“我们保证新的临时政府的成员有权同盟国政府进行完全官方的接触。盟国三方政府会做出决定。我再重复一遍，到时会通知你们……”
克莱勃斯：“我必须知道戈培尔博士的意见，应当将柏林投降的方案告诉他。”
索科洛夫斯基：“你们要在三大盟国面前表明态度，因为希特勒已死，你们拥有全权。”
克莱勃斯：“什么时候我们才会沟通联络？”
他焦躁不安起来。10时40分。我军的炮火准备开始了……飞机从头顶飞过。
这时，德国翻译回来了。他是和冯·杜弗文格上校以及我军的一些通信人员一起去沟通帝国办公厅的直通电话的。
他很激动，说：
“我们一边走，我一边喊：‘别开枪，我们是军使！’我们的人没有回答。俄国少校拉着电话线。他在阿尔布雷希特王子大街拐角处遭到德军的射击。头部受伤。我高喊不要开枪，亲自拉起线轴。上校冯·杜弗文格脱掉大衣，摘下武器，手拿白旗走在前面。扫射还在继续。有几个俄国士兵和一个军官（是个连长）受了伤。当时我们站在不远的地方等候接通联络。但电话联络直到现在也未接通。俄国人这头已经安好，而我们那头还没接上。很可能，战斗群尚未接到通知。现在怎么办？是等待沟通联络还是等待上校回来？俄国人说，他们方面军将保证上校顺利返回。”
“立刻回去，保障上校安全返回，”克莱勃斯命令道，又问：“谁开的枪？”
“也许是个狙击兵。俄国少校看来活不成了。真遗憾……”
我们在地图上寻找阿尔布雷希特王子大街，仔细地察看着。
“这儿是，‘埃克斯策尔西奥’饭店”，翻译指着地图说：“我们就在这儿高喊，我们的狙击兵就在这儿向我们开枪，在这整个地段上，俄国人一枪未发。”
我们在地图上给3个街区作了标记。从我军的一个营打来的电话说：德军上校已经回到德国人那边去了，但联络尚未接通。
“去吧！”我对翻译说。
他要求给他一个喇叭筒和一面白旗。
接过东西，他“啪”地一转身，左手一举，给我们行了个礼，就出去了。
炮兵司令员波扎尔斯基将军下达了不对35号地段射击的命令。这地段包括从湖泊到动物园，一直到弗雷德里希大街的大片区域，军使们将途经此地。
过了一会儿，克莱勃斯说：
“5月1日是你们的重要节日。”
“今天我们怎么不好好庆祝庆祝呢？战争结束了，俄国人进了柏林。”
“1941年的今天，我在莫斯科。我已经说过，我曾荣幸地当过大使馆的副武官。在阅兵式时，我站在观礼台上，旁边就是列宁墓……
早饭后，同帝国办公厅接通了电话。克莱勃斯将军精神振作起来，请求准确地记下苏军统帅部公布的要求德国投降的全部条款。他拿起话筒开始讲话。他特别强调其中的一点，即要在电台上公布希姆莱的背叛行为。戈培尔回答说，要求克莱勃斯将军回去，以便亲自同他商谈。我们同意了。
接着，克莱勃斯把自己方才抄写了下来的我们提出要德国投降的条款又读了一遍：
“1．柏林投降。
2．所有投降者须交出武器。
3．按照一般惯例，保证官兵的生命安全。
4．对伤员给予治疗。
5．为用电台与盟国进行谈判提供方便。”
我们做了详细解释：
“我们将使你们的政府有可能公布希特勒的死讯和希姆莱的背叛，并向苏联、美国和英国三国政府宣布彻底投降。
这样，我们更部分地满足了你们的要求。我们是否会帮助你们组建新政府呢？不会的。但我们将给你们权利去拟定一个你们不愿被看作的战俘人员的名单。投降之后，我们将允许你们向各盟国发表一个声明。你们政府今后的命运将取决于它们。”
“我们将提出的关于在柏林的人员名单，不会被看作是战俘名单吧？”
“这一点我们保证不会。军官可以保留军衔、勋章和冷兵器。我们给予你们权力去拟定政府成员的名单，并同邓尼茨联络等。但这一切只能在投降以后。”
“目的是为了建成一个合法的、公认的德国政府吗？”
“这仅仅是为了发表声明以及同我们的盟国政府联系。至于今后怎么办，将由它们作决定。”
“这样的话，投降之后，苏联电台会通告希特勒的死讯、通告有关新政府的事和希姆莱的背叛吗？”
他保证尽快就所有各款商量妥当。
13时8分。
克莱勃斯走了。第三帝国领导人派来的军使不同意投降，不愿意停止毁灭柏林，也不愿意结束双方包括和平居民在内的无谓牺牲。
他想从我们苏军统帅部和苏联政府这里得到什么呢？克莱勃斯行前不知何故耽搁了好一会儿，甚至两次从楼梯处返回来：第一次是忘了拿军帽一起搁在窗台上的手套，但他明明戴着帽子，却根本没拿手套；第二次返回借口忘了带军用挎包，其实他根本就没有带来。他认定公文包里有戈培尔和鲍尔曼的信件，但我清楚地记得，他是从侧面的口袋里掏出文件的。
从他的眼神和举止看得出来，将军在犹豫：是返回到地狱里去呢，还是率先无条件投降？可能他期待我们宣布他为俘虏，大概，他对这一点是十分愿意接受的。
但我们要这么一个俘虏有什么用呢？让他回去还是比较明智的，因为他回去后，可以施加点影响，使流血得以停止。
克莱勃斯从我们这里获得了什么呢？无疑，他履行了戈培尔、鲍尔曼、同时也是他自己的意愿。他们曾指望用希特勒的死讯来缓和苏联和法西斯德国之间的矛盾。好象德国以战争的首恶元凶的被焚就已抵偿了数百万人的牺牲似的。但这不是全部，也不是主要的。
主要的是，希特勒的党魁们，包括希特勒自己，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都企图加深我国和盟国之间的矛盾。
我们和盟国之间有过某些分歧，这决不是什么秘密。但是反希特勒同盟各国的人民有着共同的目标、共同的敌人，他们正在极力尽快地消灭这些敌人。
关于这一点，第三帝国的首脑们和西方的某些人是不理解和没有估计到的。他们在反希特勒同盟内部寻找裂痕，但没有找到。
克莱勃斯将军在我们这儿呆了将近一天，他没有发现我们在忠诚地承担盟国的义务方面有过丝毫的动摇。相反，我们却向他表明，我们决不从德黑兰会议和雅尔塔会议的决议后退一步。戈林和希姆莱同样没有从我们的盟国那里捞到任何好处。
克莱勃斯将军无疑是一个卓越的侦察员和经验丰富的外交家，但他这次却两手空空地回去了。看来，这是他们想在盟国间制造不和的最后一次尝试。戈培尔和他的一伙人尝到了失败的苦头之后，肯定会采取某种决策。
命令下达了：以全部强大的火力进行射击！尽快把敌人消灭干净！成千上万发炮弹向着政府街区、帝国办公厅和国会大厦倾泻。
强大的、经过充分准备的突击，很快取得了效果。我军各部队的胜利捷报不断传来。
近卫步兵第28军军长A·A·雷若夫将军报告，他的部队已占领动物园中心，并顺利地向北发展进攻，准备同C·A·波格丹诺夫的坦克集团军会合。
近卫步兵第74师师长C·E·巴卡诺夫将军报来令人喜悦的消息，他的部队已攻占了波茨坦火车站。
后来接到报告说，克莱勃斯将军安全通过前线。现在，他大概正向戈培尔和鲍尔曼汇报呢。
午饭后，弗谢沃洛德·维什涅夫斯基请求到前线去，准确地说，他想闯到政府楼区去。我开玩笑地对他说：
“弗谢沃洛德，你要是一家伙被打死，你倒无所谓，可为了你我得关20天禁闭。索菲娅·卡西扬诺夫娜会骂我一辈子。你呀，还是给我坐着别动！”
此时有人报告：动物园内的障碍墙已被炸掉，我军正穿过缺口向沙尔勒滕堡进攻，以便同波格丹诺夫的坦克集团军会合。德国人从楼房和掩体的顶部用高射炮对我进行直接瞄准射击。我军炮兵也以直接瞄准射击把敌人从那里清除出去。
又有人报告说，部队已突至跑马场墙下。我提醒说：要小心一些，应当保护珍贵的马匹。
波扎尔斯基将军走进来报告说：
“我命令部队只进行直接瞄准射击。”
这是个正确的决定。应当朝易于观察的目标进行射击，应当保存房屋，因为它们对于居民是用得着的。
不断送来报告：许多德国士兵和军官自愿投降。
22时20分。
这一天转眼就过去了。大家都疲倦到了极点，但我们还是坚持挺住。谁都不想离开。桌上推满了各种行动计划，旁边放着一个香烟头已经满得不能再满的烟灰碟。
入夜，战斗渐渐地止息。街上断续地传来自动枪的射击声。大家都困得很，但又不能睡觉。神经处在这种状态下，任何人都无法入睡，因为这是战争结束的前夜啊！”我还是仰靠在沙发上，眼睛闭着。但大脑却没有打盹，还在思考着各式各样的问题。电话铃响了，我又拿起了话筒。雷若夫将军报告：
“我军在动物园北面进入瑞典使馆区。大使请求给保护，那怕只给几个士兵也可。瑞典人盛赞红军的勇敢。使馆全体人员躲在避弹所里，他们对一切都很满意。”
我命令说：
“要瑞典人放心，给予保护。要绝对讲礼貌。”
1945年5月1日，我们是在战斗中度过的，没有睡觉，也没有休息。但苏维埃人，亲爱的莫斯科和我国的其它城市和乡村，都沉浸在欢乐里！
战士的幸福1
5月2日1时25分。战斗尽管不是到处都有，但还在某些地方进行着，自动枪的连射和手榴弹的爆炸声时有所闻。我用斗篷蒙住脑袋极力想睡着。但电话铃又响了，我又拿起话筒。
第28军司令部报告：0时40分，近卫步兵第79师的电
台截获了来自德军一个司令部用俄语发出的无线电呼叫：
“喂！喂！我是德军坦克第56军，我们请求停火。柏林时间0时50分我们将派军使到波茨坦桥。识别标志是一面白旗。听候回答。
德军报务员把这一通告重复了5遍。
我师电台回答：
“明白，明白。我们立刻把我们的请求转报上级首长。”
德军报务员立即回答：
“俄军电台，听到你们的话了。请你们向上级首长报告。”
我立刻下令：停火只限于与军使会见的地段；转告德军坦克第56军司令部，在指定时间和指定地点，军使的通行和会面将得到保证。我派集团军司令部参谋马图索夫中校和翻译卡利别尔格大尉前去参加会面。我指示：除了要求他们无条件投降外，不进行任何谈判，要他们立刻放下武器。
有人送来了一份公文。上面有印鉴：“瑞典王国使团”
（瑞典文）接下去是用俄文写的：
“司令员将军：
谨提请您注意，瑞典王国使团的所在地地址是：罗赫大街1号、3号、25号和蒂尔花园区大街36号；瑞典教堂的地址是：柏林、威廉迈尔多夫、郎豪斯大街27号。
谨请苏联军事当局提供可能使瑞典使团继续执行其保护瑞典公民和瑞典财产的使命。
如能同主管部门的红军代表会谈，本人将不胜感激。
期待着您的美好回音。众所周知，瑞典王国使团迄今为止是苏联在德国权利的保护者。
代办 胡戈·埃里法斯特
1945年5月1日于柏林”
我派了一名参谋前往瑞典使团，对他们表示：我集团军指挥部对代办的来信给予了应有的重视，并保证全力协助使团执行其公务。
战斗仍继续进行，但间歇的次数和时间都显著地增加。B·C·索科洛夫斯基大将去隔壁房里休息。我也累得站不住了。
电话铃又响了。近卫步兵第47师报告：受命前往波茨坦桥的我司令部的几名军官在那里见到了德军军使（一个上校和两个少校）。德军坦克第56军参谋长冯·杜弗文格上校说，他们受军长、炮兵少将魏德林的全权委托，向苏军统帅部宣布魏德林将军已作出的关于坦克第56军各部队停止抵抗和缴械投降的决定。同时，冯·杜弗文格上校出示了下列一份文件。内容是：
“总参谋部上校冯·杜弗文格系坦克第56军参谋长，他受我和我指挥的部队之托，转达我们的说明。
坦克第56军军长炮兵少将 魏德林
1945年5月1日指挥所”
近卫步兵第47师代理师长谢姆钦科上校问冯·杜弗文格上校：“坦克军指挥部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让部队放下武器、并有组织地把各部队的全体人员和装备转交给苏军司令部？”
冯·杜弗文格回答说，需要3到4个小时。他们打算在夜间进行，因为戈培尔曾下令向一切企图倒向俄国人方面的人开枪。
我命令：
“让冯·杜弗文格上校返回魏德林将军处，并带去一份声明，告诉他投降已被接受。其余两名少校留下来。”
在等候结果时，我打起盹来。5时50分我被叫醒，告诉我说，戈培尔的一个代表团来了。我从沙发跳起来，急忙用冷水洗了个脸。
代表有三个人，穿着便服，有一个戴钢盔，拿着白旗的士兵随同。我吩咐要那个士兵出去。来人中有一位是宣传部的政府顾问海纳斯多夫。
我问：
“你们想要做什么，我能为你们做什么？”
海纳斯多夫将一封玫瑰色封皮的信交给我。我开始读信。维什涅夫斯基、波扎尔斯基、魏因鲁布、特卡钦科也从我身后边看着信。
“正如克莱勃斯将军告知您的那样，原帝国总理希特勒已升天国。戈培尔博士也已不在人间。我，作为幸存者之一，请求您将柏林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我的名字尽人皆知，宣传部长弗里契博士。”
我边读，也为最近几天甚至最近几个小时以来的事态发展到吃惊：戈培尔在希特勒死后不久也死了，谁会步戈培尔之后尘呢？不管是谁吧，这已是战争的尾声了。我问：
“戈培尔博士是什么时候自杀的？”
“晚上。”
“尸首呢？”
“烧掉了，是他的私人副官和司机烧的。”
真有意思……希特勒也是烧掉的。第三帝国的头目们选择了火作为清洗他们在世上所犯罪恶的一种手段……
“昨天受戈培尔全权委托同我们谈判的那位总参谋长克莱勃斯现在何处？”
“不知道。我们只知道新的参谋长——艾因斯多夫将军。”
（后来得知克莱勃斯也自杀了。）
“你们是否知道我们的条件：我们只能同你们谈无条件投降的问题？”
“是的！我们知道。我们就是为此而来，并提供帮助的。”
“你们能为自己的人民提供什么帮助呢？”
“弗里契博士请求让他通过电台向德国人民和军队发表演讲，以便停止不必要的流血，并接受无条件投降。”
“军队会执行弗里契的命令吗？”
“他闻名全德国，尤其是柏林。他请求允许他在柏林用电台发表演讲。”
电话铃响了。格拉祖诺夫将军从近卫步兵第47师指挥所报告：“前线报告，我军部队看见德国军队在集合队伍。”
我们派军官C·A·格鲁申科带两名侦察员前往德军一个军的司令部。这是格鲁申科一昼夜间第三次到德国人那边去，他接送过杜弗文格和我军的通信兵，他被一颗子弹打伤过，但他仍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此刻他正在魏德林处。
5月2日6时，德军坦克第56军军长炮兵少将魏德林，
在司令部的两位将军陪同下，穿过战线向我军投降。他证实，他还兼任柏林城防司令。他是6天前被任命担任此职的。
近卫步兵第47师师长谢姆钦科上校问，坦克军投降一事戈培尔是否知道，魏得林答道，他决定投降事前未经戈培尔同意。
我命令格拉祖诺夫将军停止向该军所在地段射击，并把魏德林将军送到我这儿来。
我对弗里契派来的代表说：
“你们和弗里契是否知道。柏林的守备部队已开始投降了？”
他们回答说，他们出发时没听到任何消息。
“此刻德军正在全线各地段上投降。鲍尔曼在哪儿？”
“他好像曾呆在希特勒的办公大楼里。那儿发生过一次瓦斯爆炸。鲍尔曼和戈培尔的全家都死了。”
我要通了朱可夫元帅的电话，向他汇报了弗里契派来的代表的来意。
“能否相信弗里契博士通过电台向德国人民发表的演说会符合我们的要求？”朱可夫问。
我回答说，可以相信，但要在我们的监督之下。我们能保证这一点。
过了几分钟，朱可夫的电话来了。同他交谈之后，我向全体在座的人，主要是弗里契的代表们宣布：
“第一，苏军统帅部接受柏林的投降，并下令停止军事行动。
第二，现存的一切德国民政当局和军事当局应向所有士兵、军官和居民宣布：一切军用物资、建筑物、公用设施和有重要价值的东西，均应妥善保持现状，不得炸毁和消灭。
第三，请您、海纳斯多夫先生，会同我们的军官一起到汉斯·弗里契博士处，带他到电台发表演说，然后回到这里来。
第四，我再次强调：我们将保证士兵、军官、将军和居民的人身安全，并尽可能对伤员提供医疗救护。
第五，我们要求德国人方面不要进行任何挑衅行动，如射击或其它破坏活动，否则，我军将被迫采取还击措施。”
海纳斯多夫请求保护宣传部的人员。
我说：“一切自愿放下武器并无敌视苏联人民行为的人，可以放心。他们的一根毫毛也不会被损伤。”
上校瓦伊加契夫和他的翻译茹拉夫廖夫准尉来了。我向瓦伊加契夫布置了任务：
“你们同海纳斯多夫去找汉斯·弗里契博士。弗里契将以德国政府的名义命令军队投降及将装备和技术兵器有秩序地移交给我军。让弗里契通过电台发出公告，说明苏军统帅部已经接纳他们的投降，并已将柏林及其全体守备部队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你们要保证弗里契顺利地到达我们的电台，并就我所说的各点对其讲话进行监督。演讲之后，弗里契和他身边的同事应当回到这里，我们将在这时讨论下一步的工作。
明白吗？”
瓦伊加契夫上校和茹拉夫廖夫准尉同德国代表团一齐向出口走去。
在门口他们意外地撞上了魏德林，魏德林恶恶狠狠地斜视了他们一眼，说道：
“早就该这么做！”
同魏德林的谈判没有占很长时间。
魏德林中等身材，戴着眼镜，消瘦精干。
我问他：
“柏林守备部队是由您指挥吗？”
“是的。”
“克莱勃斯在哪儿？他对您说过什么？”
“昨天我在帝国办公厅见过他。当时我料想，他恐怕会自杀。起初，他责备了我，不该昨天就已非正式地开始投降。今天，我给坦克军各部队下达了投降的命令。克莱勃斯、戈培尔和鲍尔曼昨天拒绝投降，但克莱勃斯本人很快就弄清被合围的密度很大，于是决定违反戈培尔的意见，停止毫无意义的流血。我再重复一遍，我已向我的坦克军下达了投降的命令。”
“整个柏林守备部队呢？您的权力能管到他们吗？”
“昨天晚上我向所有部队下达了抵抗的命令，但……后来下达了另一个……”
我感到德国人那边非常混乱。魏德林在德国地图上指出了自己的司令部、坦克军各部队、冲锋营及其它部队的位置。
所有这些部队均应在清晨6时开始投降。
索科洛夫斯基将军走了进来。我们三个人继续交谈：
“希特勒和戈培尔怎么样了？”
“据我所知，戈培尔和他的全家肯定已自杀了。元首已于4月30日服毒……他的妻子也服毒自杀了……”
“您是听说还是亲眼所见？”
“30日榜晚，我曾在帝国办公厅。是克莱勃斯、鲍尔曼和戈培告诉我的……”
“这么说，这就是战争的结束，是不是？”
“据我看，增加每一个无谓的牺牲都是犯罪、发疯……”
“对，您在军队里很久了吗？”
“从1911年起。从当列兵开始。”
“您应该下令彻底投降，”索科洛夫斯基说。
“我无法向所有部队下令投降，因为没有联络工具。”魏德林解释说：“因此，在许多地方个别部队还会进行抵抗。许多人不知道元首已死，因为戈培尔博士严禁泄露他的死讯……”
索科洛夫斯基：“我们已完全停止了军事行动，甚至航空兵也停止了轰炸。您对局势不了解吗？您的部队已开始投降，紧接着弗里契派来的一个非军事代表团宣布了投降。为了帮助该代表团完成任务，我们已经停火。”
“我很愿意为促使我军各间队停止军事行动出力。”
他在地图上指出了党卫军残部的所在位置。
“他们想向北突围，”魏德林说道：“我无权指挥他们。”
索科洛夫斯基：“请下达彻底投降的命令吧！以便使个别地段也不出现抵抗。”
“我们已经没有弹药了。因此抵抗是无法持续下去的。”
索科洛夫斯基：“这个我们知道。请您书写一道彻底投降的命令，这样您也就问心无愧了。”
魏德林在草拟命令。在场的人在低声交谈。魏德林写着……
“您也许需要您的助手帮助？”我问他。
噢，对，对！那就太好了！”将军高兴了。
我下令叫德军坦克军参谋长来一下。进来的是一位高个黑发男子，梳着很整齐的分发，戴着单柄眼镜和灰色手套，显然是一个绔绔子弟。德国人在相互商谈。魏德林一手扶着头，边思考边在写。我仔细端详着他。他的头发光滑地梳向脑后，典型德国式的整洁打扮。
魏德林默默地递给我一张纸。我读着……用词也许不一定都很好。但他此刻已顾不得用词的准确性了。下面就是他写的内容：
“4月30日元首已经自杀。这样，他就抛弃了我们这些曾经宣誓效忠于他的人。根据元首的命令，我们，德国军队，尽管弹药已快消耗殆尽，尽管整个局势正在使我们的继续抵抗失去任何意义，仍应继续为坚守柏林而战。
现我命令：立即停止抵抗。
原柏林防区司令
炮兵少将魏德林。”
“不必写‘原’字，您现在还是司令嘛！”索科洛夫斯基纠正说。
“有必要提宣誓的字眼吗？”波扎尔斯表示怀疑。
“不必修改了，”我说：“这是他个人发布的命令。”
魏德林感到很为难，他不知道写个什么标题好：是“呼吁”还是“命令”？
“写‘命令’，”我说。
“印多少份？”翻译问。
“12份。不，尽量多印一些……”
“我的司令部人很多，”魏德林说：“我有两个参谋长和两位退休的将军。他们虽然已经退休，但仍然来我这儿为我工作，并听命于我。他们会帮助安排投降的事宜的……”
茶端了上来。德国人被领到一个单间就餐。我们——索科洛夫斯基、特卡钦科、普罗宁、魏因鲁布、波扎尔斯基和我又开始评述最近几天和近几个小时以来发生的事件。
“魏德林神经有些不正常，你们看见了吗？”我问道。
“要知道，他也很难哪！”索科洛夫斯基说。
“当然啦！”普罗宁赞同地说：“但他的命令很狡猾。他既巧妙地指出了誓言，又提到了职责……他不是政府的人，所以不过是个‘招牌’而已……”
此时，有人报告，命令已经印完毕。我对集团军参谋长别利亚斯基将军说：
“让我军的一名军官和一个德国人一起带着命令，坐车沿街行驶，向德国军队和居民宣读。”
灰暗、清冷的早晨。我们边开玩笑，边抽着烟，回忆着斯大林格勒会战时的情景。
11时30分。
副官报告：弗里契搭一辆自行火炮来了。弗里契走了进来。他个子不高，穿灰大衣，戴着眼镜。边走边看文件。一声不吭地坐了下来。身旁带着一位翻译。
弗里契也接受了无条件投降的条款。不管他愿意与否，这是我们谈判的必然结果。
索科洛夫斯基（对弗里契）：“我们十分关切柏林的安宁。一切担心自身命运怕不安全的人，我们可以为其提供保护”。
弗里契：“德国警察机构都已四散逃跑了。但可以把他们重新召集起来。”
索科洛夫斯基：“我们对警察不感兴趣。他们将被列入战俘之中。我们感兴趣的是行政官员，我们将保证为他们提供保护，不让他们受到伤害。明白吗？”
弗里契：“不明白。是谁，会在什么地方进行伤害活动？
推敢搞越轨行动？”
索科洛夫斯基：“我们的个别战士和德军居民，都可能因为盖世太保过去作恶多端以及其它缘故，而对你们实行残酷的报复……。
弗里契：“对，有可能。”
索科洛夫斯基：“这些我们全都预见到了，并已发出声明。现在柏林已有警备司令——苏联将军别尔扎林，各区的警备处亦已建立。他们会采取一切措施。你们还有其它的要求吗？”
弗里契：“我作为政府的最后一名负责代表，曾给您写过一封信。我写那封信是为了制止流血。”
索科洛夫斯基：“您那次迫不得已作出的姿态，我们是理解的。”
弗里契：“我想扩大文件的散发范围，为此，我须同邓尼茨取得联系。”
“上午10时，”我告诉他：“邓尼茨已向德国军队和人民发表了一项声明，说他已接管了领导权，他将同布尔什维克主义继续斗争到底，如果美国人和英国人出面干涉的话，也将同他们斗争到底。但我们不怕这个邓尼茨！”
弗里契：“我不知道这事。”
最后确定了投降的条件之后，我们和他分手了。所有的人都在默默沉思：这个人会不会是冒名顶替的？尽管敌人已经失败，但对他们仍然不能轻信。我大声议论说：
“邓尼茨已经宣布希姆莱为叛徒。柏林也单独投降了。总而言之，我们已经打垮他们了。如果戈培尔想在我们身上打什么主意的话，那就等着瞧吧！……”
大家全都听懂了我的话的意思，顿时笑了起来。
电话铃声响了。集团军参谋长报告，柏林已经安静下来了。
我把这一情况告诉了指挥所里的所有人。
“战争就要结束了，”瓦里西·丹尼洛维奇·索科洛夫斯基激动地说。
“是啊！让我们抽一袋和平烟吧！”
中午，柏林守备部队投降完毕。我们来到街上。周围是一片我们已如此不习惯的宁静。由于不习惯，所以觉得在寂静中似乎还有嗡嗡的声响。突然，我听到不远的某个地方传来了队伍列队进行的清晰的步伐声。这是我们的近卫军战士们。他们的步伐是如此的庄重，简直使我无法相信。近卫步兵第79师的一个连正从蒂尔花园区走出来。近卫大尉H·A·克鲁齐宁带领着这个连。他们刚刚肃清了躲藏在东面一个掩蔽部内企图顽抗的德国人。就在哪里，响过了近卫第8集团军在进攻地带内的最后一枪。这最后的枪声响过后，近卫战士们撤出战斗，迈着正步来到柏林中央大街上。多么威武的军容！在这些胜利者的脸上，洋溢着多大的欢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