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29师指挥所里，我遇到了方面军副司令员菲利普·伊万诺维奇·戈利科夫将军。看来，他不大愿意坐在方面军司令部里。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敌军飞机轰炸自己步兵的情景。刚才，这里曾发生短暂的枪战，我们的部队迅速撤退到新的防线，诱使敌步兵快速向前推进。正在这时出现了敌机。它们以20—30架为一个机群，轮番地轰炸自己的军队达半小时以上。德军步兵和坦克兵被炸得抱头鼠窜，他们向天空发射了几十颗白色信号弹，意思是：“自己人，自己人。”但是，敌机并不善罢甘休，一直轰炸到没有炸弹为止。
我军实施的机动虽不复杂，但却非常巧妙，我步兵部队迅速地撤离敌空军准备轰炸的阵地，这样就把敌人引诱到自己的俯冲飞机的火力之下。
晚上，我决定返回集团军指挥所，它位于泽塔以东10公里的一个凹地里。
在接近第74会让站时，我们看到一大群红军战士越过铁路，向北撤退。听不到枪响，也看不到后面有追兵。我们三人下了汽车，命令他们停止退却，返回铁路另一侧构筑工事。过了一会儿，柳德尼科夫师的几个连排长来了，我命令他们坚守这块阵地。我们没能赶到柳德尼科夫的指挥所，因为天色已黑，夜间出发可能会遭遇德国人。
在铁路道口，我们遇上集团军政治部的一名军官（他的姓名我已记不得了）。他告诉我，舒米洛夫和整个司令部的人都在打电话找我。这时，我才想到，我已近10个小时没有与集团军司令部联系了。
M·C·舒米洛夫将军、军事委员会委员J·T·谢尔欠克、H·H·阿布拉莫夫、参谋长A·A·拉斯金都与我相处得很好。我们结识不久就找到了共同语言，在工作中大家齐心合力，并总是互相关照（直到我离开这个集团军，我们之间始终保持着这种友好气氛）。而现在，他们突然不知我的去向。
他们的担心当然不是没有根据的。当时，这种“四处游荡”的将军失踪、牺牲或是被俘的事，时有发生。
我走进司令部，舒米洛夫一见我就高声喊道：
“他在这儿，找到了。”
他立即给方面军参谋长打了电话，报告他我回来了。
大家责备我、骂我，但从他们的脸上，我看到的是异常的兴奋。他们因为久久得不到我的消息，已经命令柳德尼科夫和其他部队指挥员在战场上搜寻我，至少要找到被打毁的汽车。可是，我竟平安地坐着自己的汽车回来了。
2
哥特的坦克第4集团军在继续进攻，他们从南面穿过通杜托沃实施其主要突击。8月21日，他们楔入第64集团军和第57集团军的接合部达15公里。这就增加了哥特集团军从南面突破斯大林格勒和伏尔加河的危险。
东南方面军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①的司令员A·A·叶廖缅科，为了加强对哥特的坦克第4集团军的防御，从我第62集团军和坦克第4集团军的防线上，抽调了4个反坦克歼击炮兵团、4个近卫迫击炮兵团和坦克第56旅，用于加强斯大林格勒以南由第57集团军防御的危险地段。这些部队阻止了哥特集团军的进攻。但是这一调动却削弱了第62集团军和坦克第4集团军的防御，而保卢斯的第6集团军正准备向他们的接合部发动进攻，从西面进攻斯大林格勒。
①从8月13日起，东南方面军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由A·A·叶廖缅科将军统一指挥。B·H·戈尔多夫将军为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副司令员。
敌人计划在斯大林格勒以北前出伏尔加河的同时，还企图从纵深包围我第62集团军的右翼。后来，他们是相当认真地实施包围第62和第64集团军这一计划的。
1942的8月23日，斯大林格勒面临危急关头。这一天，敌人突破了第62集团军在韦尔佳奇和彼斯科瓦特卡地段的防御。敌坦克第14军和步兵第8军的3个步兵师，2个摩托化师和1个坦克师涌进了这个突破口。敌人的先遣营在100辆坦克的支持下，从雷诺克村以北前出到伏尔加河。
形势万分危急。任何一点惊慌失措都会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德国人看到了这一点。他们正是想引起我军的恐慌，并利用这一点攻入斯大林格勒。敌人于8月23日白天向斯大林格勒派出了大量的轰炸机，进行了近2000架次的轰炸飞行。从战争开始以来，敌人的空袭还未达到这样的程度。斯大林格勒这座沿伏尔加河绵延50公里的大城市，顿时变成了一片火海。灾难与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数以千计的家庭。在这一天中，共有120架敌机被我空军和高炮部队击落。轰炸一直持续到天黑。
但是，这场狂轰滥炸并没有在斯大林格勒的保卫者中间引起惊慌和混乱。军人和市民们都坚决响应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和城市党组织的号召。著名的工厂，如拖拉机厂、“街垒”工厂、“红十月”工厂和发电站，都变成了防御的堡垒。工人们一边生产武器，一边和部队并肩保卫工厂。头发花白的察里津保卫战的老英雄、炼钢工人、拖拉机厂工人、伏尔加河上的水手、装卸工、铁路工人、造船工人、职员和家庭妇女、父亲和儿子，全市人民同心协力投入保卫城市的战斗。内务人民委员部所属的、由A·A·萨拉耶夫上校指挥的步兵第10师和斯大林格勒卫戍区的其他部队，也进入了战斗阵地。
战斗越来越激烈。德国人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德寇愈是接近城市，战斗就愈加激烈，红军战士就愈加勇敢。如果要打个比喻，那么，可以把我军在这些日子的防御看成是弹簧，压得越紧，弹力越大。
德军第6集团军司令官保卢斯的首席副官，在记述这些天的战斗时写道：
“苏联军队寸土必争。坦克第14军军长冯·乌特斯海姆将军的报告简直使我们难以置信。……他写道：红军在斯大林格勒全市人民的支援下实施反攻击。市民们也拿起了武器，表现得异常英勇。在战场上可以看到被打死的身穿工作服的工人，他们那已经僵硬的手还握着步枪和手枪。在被击毁的坦克驾驶仓里，呆坐着被打死的身穿工作服的工人。类似这种情况，我们从未见过。”①
①B·亚当：《困难的决择》，德军第6集团军一个上校的回忆录，莫斯科，1967年版，第106页。
在这几天里，在斯大林格勒以西40公里的小罗索什基地区作战的33名军人表现得十分出色。他们是第62集团军步兵第87师第1379团的战士。带领他们作战的是副指导员、共青团员列昂尼德·科瓦廖夫。他们虽然身陷重围，却没有后退一步。德国人用70辆坦克多次冲击英雄们的阵地。战士们的粮食吃完了。天气酷热，可他们连一滴水也没有。但是，他们没有丝毫动摇。在这次战斗中，他们共打毁敌军27辆坦克，打死敌人近150人。
鉴于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接近地遭到顽强抵抗，德军统帅部开始不断加强其进攻力量。战役规模越来越大。
虽然8月23日德军在斯大林格勒以北前出到伏尔加河，但是，他们未能扩大突破口，并夺取斯大林格勒的北部地区。沿雷诺克——斯帕尔达诺夫卡——奥尔洛夫卡一线，各村庄临时组织起来的防御阵地变成了敌人无法逾越的障碍。在斯大林格勒北郊，数百名劳动者以及防空高炮部队的战士和第62集团军的军人们，肩并肩地战斗在一起。德军无法从这里攻入城里。
在南面，在第64集团军的防御地段上，敌人也未能冲到伏尔加河。我军的多次反攻击使敌军伤亡惨重。
在这段时间里，我军防御最薄弱的环节是在第62集团军的右翼，也就是在科特卢班车站和科内会让站一带。假如敌人哪怕是将两个师从科内会让站转过头来，沿铁路向南进攻，那么，他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打到位于第62集团军和第64集团军后方的沃罗波诺沃车站，从而切断这两个集团军和斯大林格勒的一切联系。
但是，希特勒的将军们看来是想一箭双雕：在行进间夺取城市，同时包围第62集团军和第64集团军。他们只认定这个目标，却没有发现苏联军队的抵抗正变得越来越顽强。他们想用狂轰滥炸动摇我们的军心，但是这个算盘也打错了。全市人民承受住了这次极为野蛮、极为残酷的打击。
第62、64集团军实际上已被装进一个口袋，口袋的底部在顿河岸边的利亚皮切夫村，北侧在伏尔加河边的雷诺克，南侧在通杜托沃火车站。哥特的坦克第4集团军要从通杜托沃车站南面前出到伏尔加河岸边的红军城，需要沿直线走15公里。
德军司令部认为形势很有利，可以迅速夺取斯大林格勒及其郊区。因此，希特勒要求保卢斯将军和哥特将军在8月25日拿下斯大林格勒。
现在，只有全军将士，即从方面军司令员到每一个士兵都表现出果敢顽强的精神，才能挽救我们的军队。我们知道，最高统帅部和斯大林本人已作出决定，要誓死保卫斯大林格勒。我们懂得，在这里，在伏尔加河，决定着1942年整个战争的命运和结局。
1942年的斯大林格勒，在整个战局中的地位与1941年的莫斯科很相似。在这里集中了关系到战争全局的主要的战略、政治和经济目标。
1942年秋季，在伏尔加河地域进行的战斗是如此炽烈，以致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极大关注。苏联军队能否守住斯大林格勒，将对整个战局发生极大影响。
尽管局势十分严重，第62、第64集团军在防御的同时，仍然不断地对敌军主力实施强有力的反攻击。8月下旬敌人企图从科捷尔尼科沃出发，经通杜托沃火车站、直扑向伏尔加河。这一计划的实现将使我们在斯大林格勒地区的所有军队都陷于包围之中。我们必须阻止敌人在我防线南部的这一楔形攻势。
最高统帅部有计划地加强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和东南方面军的力量。从8月1日至20日，共向这两个方面军派去了15个步兵师和3个坦克军。但由于铁路通过能力有限，这些部队不能如期抵达前线。只有5个步兵师在8月20日之前到达卡查林斯卡亚地区，而各坦克军要在8月23日或24日才能抵达斯大林格勒郊区。由于顿河和伏尔加河的中间地带局势紧张，方面军司令员不得不命令这些刚刚开到的部队仓促投入战斗。即没有给它们划定在战线中的位置，又没有给它们时间进行战斗准备。
从统帅部预备队拨出的由M·C·克尼亚泽夫少将指挥的步兵第315师，在8月23日以强行军的速度前往戈罗吉什地区，以便在内围廓占领防御。当天下午，该师在行军途中，先后遭到敌机和从韦尔佳奇地域冲进来的敌军坦克的攻击。
由B·A·格拉兹科夫少将指挥的近卫步兵第35师，奉命在中围廓占领防御。但它的先遣支队23日夜间才抵达防线。在科特卢班车站以南，由A·A·斯托利亚罗夫大尉率领的先遣支队，与一大股敌坦克和摩托化步兵展开了战斗。敌人向我先遣支队的阵地发动了5次冲锋，均被打退。激战中斯托利亚罗夫大尉中弹牺牲。鲁边·鲁伊斯·伊巴露丽上尉接替了指挥职务。伊巴露丽上尉是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多洛雷斯·伊巴露丽的儿子，在这次战斗中身负重伤，英勇牺牲了。
鲁边·鲁易斯·伊巴露丽牺牲后被授予大尉军衔并被追认为苏联英雄。他的骨灰现在安放在英雄城市斯大林格勒。
近卫步兵第35师遭到敌军优势兵力的攻击，还未占领防御阵地，就被迫撤退到萨莫法洛夫卡地区。
为了消灭突入到伏尔加河的敌军，我军建立了两个突击集群。第1突击集群由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副司令员H·A·科瓦连科少将指挥，其编成内有坦克第4、第16军，步兵第84、第24、第315师。该集群的任务是，8月25日清晨向苏哈亚梅切特卡山谷方向实施突击。第2突击集群包括坦克第2、第23军，由斯大林格勒方面军装甲兵司令A·C·什捷夫涅夫中将指挥。该集群的任务是，通过契尔洛夫卡向叶尔佐夫卡突击。这两个集群的任务是，以协同的动作围歼在斯大林格勒以北地域前出到伏尔加河的敌军集团。
为了恢复顿河左岸的防御态势，方面军司令部发布了如下命令：坦克第4集团军左翼的近卫步兵第27师和第298师，从北面向韦尔佳奇实施突击，歼灭当面之敌，并推进到顿河左岸的下格尼洛夫斯基——韦尔佳奇一线；第62集团军的右翼，包括配属给该集团军的近五步兵第35师和坦克第169旅，向佩斯科瓦特卡进攻，并在日终前抵达韦尔佳奇——佩斯科瓦特卡一线，在顿河左岸与坦克第4集团军会合。
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部继续留在城内。为了便于指挥作战。8月26日，在小伊万诺夫卡地区设置了辅助指挥所，在那里坐阵的是方面军副司令员H·A·科瓦连科少将和方面军参谋长C·H·尼基舍夫少将。
由科瓦连科将军和什捷夫涅夫将军指挥的两个突击集群的突击，迫使敌坦克第14军转入防御。8月26日，在科特卢班地区的突破口只剩下一条4公里宽的走廊。保卢斯被迫从空中向这个军提供补给。
在这以前，敌人已经组织了强大的反步兵和反坦克的火力系统。敌空军这些天活动得特别频繁，他们有步骤地轰炸和扫射我行进中的部队，使我军无法在白天有组织地准备和投入战斗。
我坦克第4集团军的左翼部队和第62集团军的右翼部队，实施旨在挺进顿河左岸的下格尼洛夫斯基——韦尔佳奇——佩斯科瓦特卡一线的反突击计划未能实现。
特别应该说一说这个时期的通讯工作。
战争的第2年，通信联络仍是我军的薄弱环节。德军所有部队都已配备了电台，而我军却仍以有线电话为主。电话经常出故障，于是不得不派出军官四处联络，而用这种方法指挥分散在开阔草原上的部队是非常困难的。
在敌军日益增强的压力下，我军被迫撤退。经常是印有“急件”字样的命令送到部队时，命令中要求守住的村镇已经失守；有时甚至被指定执行命令的部队也已经名存实亡。
在大军压境的那些日日夜夜里，市党组织的工作特别紧张。州党委第一书记A·C·丘亚诺夫领导的市防御委员会变成了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的战斗机构。在工厂区，工人们组织了工人营来保卫自己的工厂。这些工人营的工人来自拖拉机厂、“红十月”工厂、“街垒”工厂和其他企业，他们舍生忘死地投入保卫城市的战斗。
数百名共产党员开赴前线，开赴斗争的第一线。对惊慌失措和贪生怕死的行为展开了无情的斗争。斯大林格勒市防御委员会发出告人民书：
“亲爱的同志们！
亲爱的斯大林格勒公民们！
狂暴的敌人已经逼近我们亲爱的城市。像24年前一样，我们这座城市又在经历着艰难的时刻。散发着血醒气的德国鬼子要闯进充满阳光的斯大林格勒，要玷辱我们伟大的俄罗斯河流——伏尔加河……
斯大林格勒的公民们，同志们！
我们决不让敌人侵占我们亲爱的城市，决不让敌人毁掉我们的房屋和亲爱的家庭。我们要在所有的街道上构筑起不可逾越的街垒，要使每一座房屋、每一个街区、每一条街道都变成攻不下的堡垒。
所有的人都出来修筑街垒吧！大家组织起战斗队吧！在每条街道上都筑起街垒……在严酷的1918年，我们的父辈保卫了红色察里津①。让我们在这1942年也护卫住荣获红旗勋章的斯大林格勒！
①斯大林格勒原名察里津——译注。
大家都去构筑街垒！
一切能够拿起武器的人都起来保卫我们亲爱的城市，保卫我们的家园！”
在烈焰滚滚的街区里，正在英勇战斗的有居民防空队、医疗卫生分队和消防队。不参加生产的妇女、儿童、老人以及伤员们被疏散到了伏尔加河左岸。内河港的船只和伏尔加河区舰队的舰艇，虽然在敌机轰炸中遭受巨大损失，仍冒着炮火向后方输送人员，再把军队和武器装备从左岸运到右岸。区舰队还派出部分舰艇轰击突入到斯大林格勒北部的敌军。
省和市的党组织在新到达的部队中进行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和政治工作。他们和部队党委会一起，争分夺秒地组织工人队伍和部队连、营之间的协同动作。在这些日子里，被围困的斯大林格勒变成了战斗的堡垒。在党的领导下，所有人都被动员起来，投身到抗击凶恶的敌人的斗争中去。从祖国内地开来的部队，看到城市军民团结战斗的情景后，都增强了誓死保卫斯大林格勒的决心。
在城市防御的南翼，局势也更加复杂了。约有250辆敌军坦克在通往红军城的接近地上进攻。8月24日，德军坦克第14、第24师和摩托化第29师从南面打到了索良卡林，但未能继续推进。我步兵第422、第244师和近卫步兵第15师的反冲击，制止了哥特集团军的进攻。
在这些战斗中，炮兵分队的表现尤为出色。他们共击毁近60辆敌军坦克。
敌人对我近卫第15师的近卫炮兵第43团战炮排的阵地实施了强大的航空火力准备之后，搭载着冲锋枪手的约20辆坦克开始进攻该排阵地。排长M·F·赫瓦斯坦采夫上士，让坦克开近到可以用大炮直射时，才下令开炮，一举击毁两辆坦克。其余的坦克边射击边逃了回去。不一会儿，炮兵阵地上空出现了敌机、敌军坦克再次发起冲锋，在行进间向我军阵地开炮。许多炮兵战士负了伤。赫瓦斯坦采夫命令他们撤退，自己带领5名战士用一门没有被打坏的炮继续向敌人射击。他用几发炮弹又击中敌人一辆坦克。炮弹很快打光了。敌军坦克开始从两翼包抄这个排的发射阵地。炮手们全都牺牲了。M·F·赫瓦斯坦采夫抓起一枝反坦克枪，在距坦克很近的地方向坦克开火，又打毁了一辆。其余的坦克冲了上来。赫瓦斯坦采夫抓起一颗手榴弹，跳出战壕，向最近的坦克投了过去，但坦克没有被炸坏。他又迅速跳进战壕，敌坦克在战壕上反复轧了几遍。当坦克刚一开走，赫瓦斯坦采夫又跳出战壕，向它投了一颗手榴弹。他没有看到自己投出的最后一颗手榴弹落到什么地方，德军步兵的冲锋枪把他打倒了。
勇敢的炮兵上士M·F·赫瓦斯坦采夫牺牲后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
这是我军英雄炮兵的功绩之一，而这样的功绩有几十例、上百例。
哥特的坦克第4集团军在近一星期的战斗中毫无建树。他们损失了大量的战斗人员和战斗技术装备，被迫放弃了进攻红军城、尔后推进到伏尔加河的计划。
8月27、28日，希特勒统帅部重新部署了部队，命令右翼部队向左翼运动，更准确些说，是向战线中部的阿布加涅罗沃、卡普金斯基地域调动。被调往该地区的有德军坦克第14、第24师，摩托化第29师以及罗马尼亚的步兵第6和第20师。这些部队的任务是，向泽塔和纳里曼实施突击，穿过这两个村庄与保卢斯的第6集团军会合。我第62集团军和第64集团军的两个师面临被包围的威胁。
但是，敌军的机动被我侦察机关及时发现，方面军司令员命令第62、第64集团军各部队撤退到新的防御地区。它们包括：雷诺克、奥尔洛夫卡、“新希望”国营农场、大小罗索什卡、罗索什卡河左岸、切尔夫连纳亚河左岸、新罗加奇克、伊万诺夫卡等。
8月29日夜，我和第64集团军工程兵主任D·B·博尔济洛夫斯基上校乘车去切尔夫连纳亚河沿岸地区勘察地形。我们当夜在驻守在佩斯昌卡村的集团军后勤部长亚历山德罗夫格军那里过夜。次日清晨，我们才开始勘察。
8月30日上午，我们在新罗加奇克地区勘察时，看到了正在撤退的第62集团军的部队，而在卡尔波夫卡地区，战斗已经打响。第64集团军的部队距这个阵地还有30—50公里，我很担心这些部队不能及时退到新的防御区域，不能像8月17日我南部集团军撤退时那样悄悄地摆脱敌人。
中午，我们遇到了E·A·戈利科夫将军，他受方面军司令员的指派，也在这里勘察地形。菲利普·伊万诺维奇见到我们很高兴，因为他可以把这一地段的勘察任务交给我们。而我很高兴，因为他当时就从自己的预备队中拨出一个反坦克炮兵团给我，而我可以用这个团封锁切尔夫连纳亚河上的几处浅滩。
8月30日晚，德军飞机发现了这个阵地，并向反坦克炮兵团阵地上投了几颗炸弹。
我向舒米洛夫将军通报了我的勘察工作、新的防御地区的态势以及友邻的第62集团军的情况。整整一夜直到31日上午，我们一直没合眼，我们等待着部队撤回新的防御地区。31日早晨，我们已经知道，我们的部队没能悄悄地摆脱敌人。
第64集团军各团渡过切尔夫连纳亚河之后，立即展开队形，占领战斗阵地。集团军指挥所设在腊瓦特卡山谷，集团军司令部设在“山林空地”国营农场。第62、第64集团军的翼侧在新罗加奇克林附近接合。在左翼，第64集团军与E·A·托尔布欣少将指挥的第57集团军会合。敌人不敢从行进间对我军新阵地发动攻击。
9月1日，保卢斯的第6集团军的右翼和哥特的坦克第4集团军的左翼在旧罗加奇克地区会合，但是敌人的这次钳形攻势未能包围我军部队。从这以后，敌人的这两个集团军把进攻重点放到了斯大林格勒的中部地区，即沿卡拉奇至斯大林格勒和斯大林格勒至科捷尔尼科沃铁路一线。
9月1日，德国人显然是忙于调遣军队和占领出发阵地，以便进一步发动进攻。9月2日，他们开始对我军后勤设施、炮兵发射阵地和通讯枢纽部进行猛烈轰击。我们设在亚哥德纳亚山谷的备用通讯枢纽部被破坏。显然，德国人掌握了我军通讯枢纽部的位置，甚至对我军各指挥所的位置也很清楚。
9月3日晨，德军在飞机轰炸和炮火准备之后，发动了全线进攻。中午12时，敌军已在我集团军左翼渡过了切尔夫连纳亚河。方面军司令员要求我们立即恢复原有态势，并命令舒米洛夫将军亲自到128．2高地指挥反攻击。
我和军事委员会委员H·H·阿布拉莫夫带着通讯指挥器材，继续留在卡腊瓦特卡山谷波波夫村附近的指挥所里。中午，戈利科夫将军来到我们这里。他了解了情况以后，口头传达了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的几个命令，然后又沿前线往前走了。半小时后，我们这里遭到了空袭。大概是敌军侦察机发现了我们的指挥所。但我们无权转移指挥所，因为这里是通讯枢纽部，要从这里指挥部队。何况在空袭时，在开阔的草原上转移也是不可能的。
所以必须在掩蔽部里继续工作。而掩蔽部的顶部，不过是20多厘米厚的木棍和土层。
我的办公桌上摆着几部电话。对面是军事委员会委员H·H·阿布拉莫夫的桌子。掩蔽部只有6平方米，四壁是土墙，顶盖很低，里面又热又闷，尘土飞扬。顶上的土不时地从木棍和木板的缝隙中漏下来。
轰炸持续了几个小时，我们渐渐习惯了，不再去注意引擎的轰鸣和爆炸的巨响。
突然，我们的掩蔽部仿佛被抛了起来。爆炸声震耳欲聋。我记不清我和阿布拉莫夫是怎样摔到地上的，桌子、凳子都被掀翻。在我们的头顶上，透过尘雾露出了一块天空，沙土石块从上面飞落下来，周围是喊叫声和呻吟声。
尘土稍稍消散之后，我们在距掩散部只有6—8米的地方。看到一个巨大的弹坑，直径约12—15米。周围躺着几具血肉模糊的尸体，旁边还有炸翻的汽车，炸坏的电台。电话通讯也被破坏了。
集团军的通讯中间站这时已经修复，它位于亚哥德内村附近，在集团军基本指挥所以南2公里处。我决定从那里与部队保持联系。
我带上副官克利莫夫和司机卡尤姆·卡利穆林内，乘我的汽车出发了。但是我们的车刚开出山谷，敌机又开始轰炸我们的指挥所。飞机投放的是小型炸弹。我们看到，一群D—88飞机超低空飞越我们指挥所上空，每架都投下10—12枚炸弹。接着它们开始追赶单个的汽车。一架容克飞机向我们的汽车俯冲过来。我们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是靠沉着机智脱险的。
我一面紧盯着敌机，一面向卡尤姆喊道：
“直走，不要拐弯！”
我一见敌机投弹，就命令司机向右猛拐。高速行驶的汽车猛然来了个90度转弯，炸弹着地时，我们已开出100多米。
敌“容克”飞机向我们投掷了约12枚炸弹，但我们几个人谁也没有受伤，只是汽车的蓄电池箱被打漏，电解液流光了。马达不能发动了。刚才与敌机周旋的地方距指挥所才300—500米。
趁卡尤姆修理马达，我登上了一个土岗，发现德军坦克正从齐边科村驶出来。前面是10辆，然后又是10辆，总计大约100辆，坦克正从切尔夫连纳亚河谷中驶出来。它们在大路上排成纵队，向北面、向巴萨尔吉诺会让站方向驶去。
这时，我们得知，当敌机轰炸我们的部队和集团军指挥部的时候，敌军坦克趁机突破了我军在瓦尔瓦罗夫卡和齐边科地区的防御。现在，这些坦克距我们的指挥所只有2公里。很快，我炮兵向敌坦克开火了。于是，我决定不再去通讯中间站，我步行回到被炸坏的指挥所。在指挥所里，我又见到戈利科夫将军，他又来到我们这里。
我们和集团军司令部的联系已经恢复。我得知，德国军队已在两处突破了第64集团军的防御：一处是在齐边科村镇附近；另一处是在纳里曼村镇附近。
第62集团军防域地段的形势也很不乐观。敌人已在罗索什卡河地域突破我军防御，扑向巴萨尔吉诺会让站一线。
天黑前，我一直留在指挥所。夜间，舒米洛夫才把我们召到新的指挥所，它设在别克托夫卡以西5公里的树林里。
第62、第64集团军在敌人的强大压力下，不断向后退却，一直退到斯大林格勒城下的最后阵地。
在通往斯大林格勒的每条道路上，都是绵延不断的向后撤退的人流。集体农庄的庄员，国营农场的工人，拖家带口地向伏尔加河渡口赶去。人们把牲口、家什等所有能拿走的东西都带上了，什么也不给敌人留下。
3
9月5日，敌人占领了沃罗波诺沃车站，并调集预备队，试图展开不间断的进攻，闯过萨多瓦亚车站。这里是第62集团军和第64集团军的接合部，敌人在这个方向的突击将带来严重后果。我带着集团司令部的一组军官，分乘3辆汽车，前往距沃罗波诺沃车站2公里的佩斯昌卡。我们的任务是坚守这一地段。
从佩斯昌卡村的西北角，可以清楚地看到沃罗波诺沃车站以及那里的德军高射炮、步兵和坦克。这时，空中出现了7架我军的伊柳辛式飞机。我们观察了这些飞机用火箭弹攻击敌高射炮和集结的坦克的情景。
我们都集中精神观看这场战斗，没有发现从南面飞来几架D—88型德军飞机。敌机发现了我们的汽车，立即就对我们发动了攻击。
庆幸的是，恰巧附近有一个很好的掩蔽部，那是第64集团军后勤部长亚历山德罗夫将军两三天前使用过的。我们立即钻进了掩蔽部。说实在的，再晚一点就坏了。到底有多少架飞机轰炸了这个村的西部，很难估计。但我们觉得，好像所有的炸弹都落在我们周围。轰炸持续了近10分钟。
当灰尘消散之后，我们发现掩蔽部的顶盖已有一半被掀开了。奇怪的是，我们当中谁也没被炸伤，谁也没有被顶部落下的木头砸伤。
我们走出掩蔽部之后，看到德国坦克正从沃罗波诺沃方面向上耶耳珊卡的我军阵地进攻。25辆坦克冲在前面，后面紧跟着步兵。伪装和掩蔽在上耶耳珊卡村的我军坦克和步兵，向敌人开了火。
几次齐射之后，就有7辆敌军坦克中弹起火，其余的坦克立即调转车头，全速驶回了出发阵地。敌人以后的攻击也都被我击退了。
但是，我们的部队，首先是步兵遭受了重大损失。在这次战斗中，我们的坦克手表现的十分突出，他们以准确的炮火击毁了15辆敌军坦克。
我来到坦克手们中间，我意外地发现这支部队的指挥员列别杰夫上校，他是1937年和我一起在基谢列维奇服役的战友。我当时指挥一个机械化旅，列别杰夫是营长。
我们的相会是短暂的，也是最后一次。后来，列别杰夫在斯大林格勒城下英勇牺牲了……
当我们经过“山林空地”国营农场返回司令部时，我们看到数架“容克”飞机排成环形战斗队形，正在攻击一片小树林，大概是发现树林里集结有我军的部队和辎重。我军的大口径高射机枪在射击敌机。路旁的菜园里停着一辆卡车，上面架有一挺机枪。一架D—88型飞机从编队中斜插出来，向这辆卡车俯冲。车上的两名机枪手毫不胆怯地向敌机开火。一串曳光弹击中了敌机。敌机想退出俯冲，但已经来不及了，一头栽进了距机枪手不到100米远的泥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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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军突破了我军的外廓防线，迫使红军退到内廓（市区）防线。随后，德军把其主力压上了我第62、第64集团军的接合部，即沿铁路从卡尔波夫卡车站到萨多瓦亚车站的那个地段。他们准备不惜一切代价，一举占领斯大林格勒。
9月初，活动在第62集团军和第64集团军防线正面的敌军有9个步兵师，3个坦克师和1个摩托化师。这个敌军集团共拥有500辆坦克，向它提供空中支援的是第4航空队的1000多架飞机。
在这一地区上空作战飞机的敌机，每天达1000架次，这个数字还没有包括对城市实施空袭的飞机。
德军与防御斯大林格勒的我东南方面军的部队相比，在兵力上占有相当大的优势。东南方面军的部队在这以前已被大大地削弱。第62、第64集团军的某些师只有500—1000人。在这两个集团军防御地带作战的10个坦克旅，总共只有120辆坦克。
鉴于斯大林格勒的严重局势，最高统帅部在9月3日的训令中，要求统帅部代表I·H·朱可夫大将立即采取果断措施。训令中说：
“斯大林格勒的形势恶化了。敌人现在距斯大林格勒只有3俄里①。如果我北部集团的部队不立即援助，斯大林格勒可能在今天或明天被攻占。
你应要求位于斯大林格勒以北和西北的各部队司令员，立即突击敌人、援助斯大林格勒的保卫者们……现在，迟延就等于犯罪。”②
①1俄里等于1．067公里——译注。
②见苏联国防部中央档案馆档案。
当时，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3个集团军正在城市以北集结，其中有：C·K·科兹洛夫少将指挥的第24集团军，其编成内有5个步兵师和1个坦克旅；P·B·马利诺夫斯基中将指挥的第66集团军，其编成内有6个步兵师和4个坦克旅。此外，还有H·C·莫斯卡连科的近卫第1集团军。该集团军正在集结，人员物资补充即将完成，其编成内有8个步兵师以及3个还在途中的坦克军（坦克第4、第7、第16军）。
拥有近百架飞机、由E·L·鲁坚科空军少将指挥的空军第16集团军，也被编入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按照统帅部的命令，这个空军集团军应使用于支援从北面和从西北面向敌人实施反冲击的部队。
为了完成统帅部规定的任务，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员决定，除上述3个集团军外，坦克第4集团军的左翼部队也参加反突击。空军第8和第16集团军应掩护方面军各部队的集结，并对敌有生力量和技术装备实施突击，保障部队的进攻。
我们当时知道，在斯大林格勒以北，在伏尔加河和顿河之间，正在集结着我军强大的反突击力量。他们的任务是，消除已经形成的从韦尔佳奇至伏尔加河的敌军走廊。击退敌军，并与第62集团军会合。
同时还应指出，德军从罗索什卡河——切尔夫连纳亚河一线推进到我内廊防线之后，他们的前进速度降低了。敌人开始做攻城准备，在行进间对部队进行扩充和调整。
我们以为，最高统帅部和方面军指挥部将会等到保卢斯的集团军陷入城市巷战以后，再选择时机向德军翼侧实施突击。
现在，我们都知道当时在斯大林格勒北面所发生的情况。
H·E·莫斯卡连科将军指挥的近卫第1集团军，预定在9月2日发起进攻。但是，该集团军未能如期到达出发地域。
这段时间，在斯大林格勒方面军里的最高统帅部的代表是I·H·朱可夫。他作为最高统帅部的副手，在这里拥有全权。统帅部不断地催促他把那3个集团军投入战斗。
朱可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引用了一段他和最高统帅部的电话谈话。朱可夫请求推迟反突击的时间，以便各部队完成集结和完成前送弹药、物资等工作。斯大林回答说：
“您是不是以为敌人会等到你什么都弄好了再动手？……叶廖缅科断言，如果你们不立即由北面实施突击，敌人只要一次猛攻，就可以拿下斯大林格勒。”
朱可夫接着写道：
“我回答说，我不同意这个观点，请求准许按原定时间5日发起总攻。至于航空兵，我现在就下令全力轰炸敌人。”①
①I·H·朱可夫：《回忆与思考》，莫斯科1978年版，第二卷第72页。
我当时完全不知道最高统帅的这些谈话和高级司令部里发生的事情。但我现在可以完全肯定地说，I·H·朱可夫的意见是对的。敌人已被阻止在内廊防线上，他们的进攻速度缓慢，行动犹豫。攻到城下和夺取城市是两码事。我们的军队在郊区顽强地抗击着德军，敌人将会陷入巷战之中而不可自拔。
但是，统帅部仍在不断催促。
9月3日，近卫第1集团军转入进攻。但是，进攻开始时，部队没有得到炮兵和航空火力的充分的准备和有力的支持，而且不是所有部队都到达了出发阵地。该集团军只前进了5—6公里，就被敌人阻止住了。
敌人这时在内廊防线上调整兵力。在9月5日以前，我们这里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9月5日，I·H·朱可夫执行统帅部的命令，命令近卫第1集团军、第24、第66集团军发起进攻。但是，这次进攻也没有准备好。I·H·朱可夫写道，炮火的密度不大，没有压制住敌人的火力系统，而达到预期的效果。我进攻部队未能全部完成预定任务。
城北的苦战一直持续到9月15日。那里的部队在50公里的行军之后立即投入战斗。但是，我军既未能继续向前推进，也未能夺取敌军阵地，进而向南突破，向斯大林格勒靠拢。
9月12日，最高统帅助理I·H·朱可夫和国防委员会代表I·M·马连科夫向统帅部呈送了以下的报告：
《莫斯科，斯大林同志。
……
2．我们没有停止第1、第24、第66集团军已经开始的进攻，我们正在坚决实施进攻。正如我们已向您汇报过，我们把掌握的全部兵力和兵器都投入了这次进攻。
未能与斯大林格勒守军会师的原因是，我军的炮兵和航空兵弱于敌人。首先发起进攻的我近卫第1集团军，既没有1个加强炮兵团，也没有一个反坦克炮兵团或防空火炮团。
斯大林格勒的局势迫使我们没等部队集结完毕和加强炮兵的到达，就于9月5日把第24和第66集团军投入了战斗。
各步兵师是在50公里行军之后，立即投入战斗。
由于各部队匆忙投入战斗，又缺少加强兵器，我军未能突破敌人防线，并与斯大林格勒守军会师。但是，我们的迅速突击却迫使敌人把其主力从斯大林格勒方向转过来对付我们，这就缓和了斯大林格勒的局势。如果没有这次突击，斯大林格勒可能已被敌人占领了。
3．我们未给自己规定统帅部不知道的任何其他任务……》。①
①见苏联国防部中央档案馆档案。
到9月12日，第62、第64集团军的部队，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迫下，经过英勇抵抗之后，撤退到距城市2—10公里的防线上。这时，在库波罗斯诺耶地域的敌军已前出至伏尔加河，从而把第62集团军和方面军的其他部队分割开了。
第62集团军担负的任务是，防御斯大林格勒的中部和工厂区。它的防御正面从伏尔加河右岸的雷诺克村开始，经奥尔洛夫卡、戈罗吉什和拉兹古利耶夫以东地域，再经实验站、萨多瓦亚火车站到库波罗斯纳亚。奥尔洛夫卡距伏尔加河的最大的距离只有10公里。9月13日，双方直接争夺斯大林格勒的战斗打响了。
5
1个半月的战斗生活，教会了我许多东西，使我有可能在战斗中研究敌人并分析他们的战役企图和战术思想。
用两个楔子插入我军防御纵深，然后在某一点上会合，这是德军将领们一切战术思想和战役企图的基点。由于德军在飞机、坦克方面占有优势，他们能比较容易地突破我军防线，插入楔子，造成一种包围的假象，从而迫使我军撤退。但是，只要用顽强的防御或反冲击，阻止或粉碎其中一个楔子，另一个就会悬在空中、失去依托。
在战术上，敌军也有一套死板的公式。只有在坦克已经接近攻击目标时，步兵才进攻。而坦克的进攻，一般又要等到敌机已经飞到我军头顶上时才实施。只要打乱这个顺序，敌人的进攻就会受挫，他们的部队就会败退回去。
例如，在顿河沿岸，第112师就连续几天成功地打退了敌人在上奇尔斯卡亚和新马克西莫夫斯基地域的进攻。那时，敌机不敢飞近我军阵地上空，因为附近配备着掩护顿河铁路桥的强大高射炮群。
在阿克赛河也是这样。敌军坦克没有及时支援步兵，所以步兵很快就被打退了。
在普洛多维托叶、阿布加涅罗沃和许多其它地段的战斗也是如此。
侵略者经受不住我军的突然打击，特别是火炮和迫击炮的轰击。我们每一次对密集敌军的火炮攻击都把他们打得抱头鼠窜。
德国鬼子害怕近战，他们在距我军1公里或更远的地方，就开始用冲锋枪射击，子弹连一半距离都达不到。他们放枪是为自己壮胆子，同时也想吓唬我军战士。他们害怕我军部队在反冲击时接近他们，往往立刻就地卧倒，或逃之夭夭。德军步兵同坦克和航空兵的通信联络组织得很好，特别是通过信号弹和无线电台进行联系。敌人步兵常常用几十发、几百发信号弹，向自己的飞机指明部队和阵地的位置。我军指挥战员摸清了这个信号系统，常利用它迷惑敌人。
在分析敌人的战术和战役手段时，我努力寻找对付敌人的措施和办法。特别是经常考虑，怎样在战场上消除或削弱德国空军的优势以及这种优势对我军战士的心理影响。我想起了在国内战争时与白匪和波兰白军的战斗。当时我们没有炮火支援，只好冒着敌人大炮和机枪的火力进攻。我们跑步接敌，使敌人炮兵来不及修订标尺轰击我们。战士们齐声高喊着“乌拉！”冲上去，这就决定了战斗的结局，因为我们的冲锋是不可阻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