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换条件是：占领莫斯科以后，召开立宪会议；承认芬兰和波兰的独立；如果俄国与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外高加索以及其他几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府的关系无法调解，则把这一问题提交国际联盟；承认和平会议有权决定比萨拉比亚的命运；最主要的是：高尔察克要承认沙皇对外国所欠的债务……
报纸读得厌烦了，我想起了部队。
卧床的3天显得特别漫长。其实，还没满3天，我就渡过维亚特卡河，回到了耶拉布加。
我归队的事应该向阿津报告。巡逻的战士告诉我，师长两小时之前从前沿回来，住在神甫的房子里。
我走到篱巴门前，隔着小花园听到从窗子里传出阿津愤怒的说话声。他大概正在训斥什么人。我担心地想：该不该在这种时候见他？如果见了，大概要后悔的……但我还是决定进去。我走进外层，见里面空无一人。我正在房门口停住了脚步。房间里只有阿津一个人。他向我那只挂有胸前缠满绷带的手看了一眼，安静了下来，接着就快步走到我跟前，抱了我一下说：
“回来啦？”
没等我回答，他又用力拥抱我，说道：
“好样的！你的团已成为……‘装甲’团啦！”
当时，我们用装甲一词称呼最有战斗力的部队。阿津口中的这个词，是对我团的很高的评价。它表明，阿津认为第40团从现在起已加入第28师功勋部队的行列。
接着，阿津提高声音，又谈起因我到来而打断的想法：“你知道怎么回事吗？……牧师和他老婆跑到白匪那里去了，随他们去好了！但是，为什么教堂的管事，甚至连看门的，也跑到白匪那里去了？难道他们也认为自己是资产者吗？！’“也许，他就是那个在穆尔济哈带着白匪兵冲锋的牧师？”我提醒说：“如果这所房子以前是他的家，那他是不会回来了。”
我向阿津问清了我们团的位置之后，就立刻乘马出发，奔向耶拉布加通往萨拉普尔的大道。
一路都是熟悉的地方，仅仅在几天之前，这里还是前线。我看到，这里正在恢复和平的生活。农民在耕地，草地和牧场上放养着牛羊……居民的生活很安定。他们现在已相信红军的力量，希望白匪军永远不再回到这里。
晚上，我在萨拉普尔以西35公里的阿日巴赫季诺村，赶上了部队。
团部设在学校里。透过一个有亮光的窗户，我看见许多人坐在一间大教室里，正在举行全团党员大会。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跨进了门。主席台上坐着杰尼索夫、戈尔布诺夫、费多托夫、古里亚诺夫和安德里亚诺夫。关于国际形势问题的讨论就要结束了，当时一般党员会议都有这项议题。为了不打断报告人的话，我悄悄地坐在边上。我心里很高兴，因为我回来了，我又和战友们、和真正的朋友们在一起了……
会后，党员们立即回到各自的连队。这时已是1919年6月2日凌晨。拂晓前，向前面派出了几个骑兵侦察班，跟在他们后面的是担任前卫的3营。凌晨4时，团主力出发了。我的戎马生活又开始了。没有它，我简直无法想象怎样生活。
全团战士都知道，这天我们要夺取萨拉普尔。我和杰尼索夫随前卫营——3营一起行动。
早晨7时，我们接近了尤里诺村。这时，骑兵侦察员报告，当面之敌是卡佩利团，大约有1500名步兵和骑兵。他们已做好冲锋准备，正向我们靠近。
事后得知，我们当时面对的确是卡佩利将军的一个特别团，其成员都是富裕的哥萨克家庭出身的精悍的士兵。人们把他们叫做“敢死队。”
我们派通讯员去通知各营，我们将与“敢死队”遭遇。我们决定用独特的方法迎接卡佩利的部队：由前卫营在原有方向上与敌人交火，团主力中的1营在尤里诺村以东展开队形，以便从敌翼侧实施决定性的突击。
炮兵连摆在村西，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敌军方面
3——4公里内的情况。指战员们奉命在我军炮兵开火以后再投入反冲击。
我留在炮兵连长处。政委杰尼索夫带1营在村子左边展开队形。
白军的散兵线出现了。中间是步兵，两翼是骑兵分队。
炮兵连长想开火，我阻止了他：
“等一等！”
计划很简单：把白匪军放近点，用霰弹杀伤他们，然后转入冲锋。
我没有为留在炮兵连感到后悔。白匪军的散兵线距我军300米左右时开火了。这时，我向炮兵连下达射击命令。
几个齐射就大显神威，炮弹几乎都落到敌军散兵线最密集的地方。我团各营随即发起冲锋。卡佩利的部队被打得措手不及，落荒而逃。他们逃起命来很在行，一路上不仅丢弃了步枪和子弹盒，而且连靴子都扔掉了，光脚跑起来轻松嘛。
我们未能追上他们。
抵达西加耶沃村之后，3营转向东南，前去攻打乌斯季萨拉普尔卡。与此同时，我团主力会同骑兵第28团几乎兵不血刃就占领了萨拉普尔。
卡佩利的“敢死队”根本没有打算防守这个城市。
萨拉普尔的居民对我军很热情。他们受高尔察克统治的时间不长，但已经看到，白卫军给劳动人民带来的只是皮鞭、绞架、枪杀过了一段时间，一艘燃烧着的平底船顺流漂到了乌斯季萨拉普尔卡村边的河岸上。这是白匪军搞的“浮动火葬场。”在上了锁的船舱里发现了几百名苏维埃政权的捍卫者。6月3日白天，顺卡马河漂下来两个带绞架的木筏。第一个木筏上有4个被绞死的人，第二个木筏上有5个……
前出到卡马河岸以后，我们还不知道，高尔察克的江河区舰队仍在下游的尼科洛别列左夫卡地区活动。6月3日凌晨，这支由12艘船组成的区舰队抵达乌斯季萨拉普尔卡，观察哨还以为这是我们自己的区舰队。当敌人对村子猛烈轰击时，我军炮兵才开始还击。村里几处起火，红军战士和指挥员奋不顾身地与烈火博斗，只有一所房子被烧毁。尽管我们遭受突然进攻，但我们的炮兵仍击沉一艘敌舰。
在萨拉普尔地区，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高尔察克的区舰队首先向城市开火，轰击民房，轰击正在梦乡中的市民。我军击沉2艘敌舰。
高尔察克的区舰队损失了3艘战舰之后，向北面的彼尔姆退去，以后再也没有出现。从此，萨拉普尔市开始了和平生活。广场上，俱乐部里，挤满了年青人，红军战士们为他们举办了音乐会。顺便提一句，我们团里有许多天才的民歌手、杂技演员和小丑演员。他们的节目给观众带来了愉快和欢笑。以前，卡佩利将军的“敢死队”在这里为非作歹，经常公开地侮辱市民，而我军指挥员却为市民们举办娱乐晚会和有管乐队伴奏的舞会。许多青年人向团部递交了自愿加入红军的申请，一时间团司令部里简直是门庭若市。
马马耶夫岗1
9月12日晚，我们乘车来到克拉斯诺斯洛博达的渡口。一艘渡轮上已载着一辆T—34坦克，第二辆坦克也正准备上船。他们不让我的车上船，我只得出示第62集团军司令员的证件。
一个负责技术装备的坦克军副军长向我报告了自己的职务。
我请他谈一谈他的部队的情况。他说：
“到昨天晚上为止，我们军有近40辆坦克，其中只有一半可以开动，其余的已被打坏，但还作为固定火力点使用。”
渡轮从北面绕过戈洛德内岛的沙咀，驶向中心码头。水面上偶尔落下炸弹，射击是无目标的，没有危险。我们开始靠近河岸。远远就可以看到，由于我们这只船的到来，码头上拥上来许多人。伤员们从避弹壕、弹坑、掩体中被抬了出来。带着包袱、提箱的人们也都从隐蔽的地方出来了。
一张张熏黑的脸上挂着泥痕，那是眼泪和尘土合成的。又饥又渴的儿童向水边奔去……见此情景，我的心紧缩起来。喉咙好像被一团苦涩的东西堵住了。
我们的汽车开下了渡轮。方面军司令部曾告诉我，第62集团军司令部设在察里察河谷，距河口不远。
城里的街道上死气沉沉。树上没有一根绿枝，都被大火烧焦了。木房子剩下的只是一堆灰烬和孤零零的烟囱。许多石头建筑也被烧毁，门窗没有了，楼板也塌了。偶尔可以见到完好的房子。人们正在忙着把包袱、茶炊、器皿从房子里搬出，运到码头上去。
我们的汽车在伏尔加河岸边沿铁路线来到察里察河口，然后又沿河谷来到了阿斯特拉汉大桥，但没有找到指挥所。天已黑下来了。
在火车站附近，我们遇到了一个工兵部队的政委。令人高兴的是，他知道集团军指挥所的位置。他把我们带到马马耶夫岗的山脚下。
我们下了汽车，在黑暗中，攀援着灌木和一些有刺的植物，走上了山岗。终于，我听到了盼望已久的哨兵的喝令声：
“站住！什么人？”
指挥所到了。山沟里布满新挖的避弹壕和掩蔽部。这就是马马耶夫岗！我当时怎么能想到，它会成为斯大林格勒争夺中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哪里会想到，这块土地将被炮弹和炸弹炸得面目全非？
我来到了集团军参谋长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克雷洛夫少将的掩蔽部。
在这之前，我们没有见过面，也不认识。不过，我知道他是敖德萨和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的领导人之一。在战争中，无论是我还是他，都遇到过许多人，往往是遇见后又分手了。但是，这次相遇却使我们建立了终生的友谊。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后来成为苏联元帅，战略火箭部队司令员。他是我在漫长的一生中结识的最可亲可贵的朋友。我们的友谊一直持续到在红场上我为他送葬的悲痛时刻。我们之间友谊的建立，不仅是因为我们一起参加了保卫斯大林格勒的许多战斗，不仅是因为我们曾一起冒着敌人的炮火渡过许多日日夜夜，而且还因为我们曾为失去自己的战友而共同承担苦痛和悲伤。
可当初我们彼此还不了解，更不知道我们的性格是否合得来？
克雷洛夫的掩蔽部，严格说来算不上是掩蔽部，只是一个较宽的避弹壕，顶上铺着树枝和麦稭，最上边盖着10—20厘米厚的土。避弹壕里一侧是土凳，另一侧是土坑和土桌。顶盖在炮弹的爆炸声中不停地颤动。敌人正在轰击城市和马马耶夫岗，但目前还只是有计划地普遍轰击，并没有明确目标。
桌子摊着几张地图，上面落上了土。
掩蔽部里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手拿电话筒的克雷洛夫将军，另一个是值班电话员叶列娜·巴卡列维奇。她是个18岁左右的蓝眼睛姑娘。克雷洛夫将军正口气严厉地与什么人谈话，声音很高，很生气，而且态度强硬。巴卡列维奇坐在入口处，两手各拿一只电话听筒，正向什么人说：
“他正在打另一个电话。”
我掏出证件放在克雷洛夫面前。他一边继续训斥那个人，一边用眼睛浏览了证明信。打完电话后，我们互相问了好。在微弱的油灯下，我看到一张精干、严厉而又令人愉快的脸庞。
“您看，司令员同志，坦克军军长未经我允许，就把指挥所从107．5高地迁到了伏尔加河岸边。换名句话说，下属部队的指挥所现在在我的后面。真是乱弹琴……”
我表示同意他的看法，并坐到了桌旁。电话铃声不时响起，巴卡列维奇把听筒递给克雷洛夫。他开始就明天的任务下达着命令。我努力去弄清谈话的内容，我决定不打扰克雷洛夫。我一边听他打电话，一边研究他的工作地图，研究地图上的标记和箭头，我想了解形势发展的情况。我看到，克雷洛夫这会儿是没有时间从容地向我通报形势的。我应该信任他，不干忧他的行动，不改变明天的计划，因为反正我也不可能去作任何的更改了。
美国人常说：时间就是金钱。在那些日子里，可以说，时间就是鲜血。因为要夺回失去的时间，就必须付出指战员的鲜血。克雷洛夫显然猜到了我的想法。他一边打电话，一边用铅笔在地图上指着有关的地段。他向指挥员们说明任务时，讲得十分详细，并多次重复，这样就使我了解了战斗情况。我感到，我们之间将会找到共同语言。
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我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克雷洛夫自始至终形影不离。我们住在同一掩蔽部里，或者可以说是在同一个避弹壕里，同睡，同吃，共同分担痛苦和分享欢乐。
他是集团军的参谋长和我的第一助手。在那艰难的岁月里，我们彼此息息相关。无论形势多么复杂，我们在判断上从来没有发生分歧。
我特别珍视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在敖德萨和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中获得的战斗经验，珍视他的精深的知识、组织才能以及知人善任的优点。
光明正大，关心同志，忠于职守，这就是共产党员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克雷洛夫的主要品质。
我电告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我已到任，并已接近了第62集团军的指挥权，接着便着手工作。首先，我决定查清坦克军军长为什么不顾“不许后撤一步！”的命令，擅自转移到伏尔加河岸边。我命令叫通他的电话。
“坦克军军长已接通，”巴卡列维奇一边把听筒递给我，一边报告说。
我向他说明了自己的职务，接着就问他为什么不经允许就变更了自己的指挥所的位置。那位将军解释说，他这样做是因为遭到迫击炮轰击，人员伤亡很大，在前线的下属部队不稳定和一些其他原因。我问他，在他做出这样的决定时，他是否与集团军司令部指挥所联系过。他回答说：
“不知道，我马上查一下。”
我命令这位将军和他的政委立即到马马耶夫岗来见我。
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师级政委库兹马·阿基莫维奇·古罗夫来到掩蔽部。我与他打了个招呼，我们以前就认识。
K·A·古罗夫象H·A·克雷洛夫一样，同我一起工作。虽然我们不在同一个掩蔽部，但相距也只有2—3米。我们常在观察所见面，一同分析情况，作出决定。他是一位精通军事的政工干部，他善于宣传身教，从政治上保证战斗和战役的实施。他熟悉司令部的每一个人，了解各兵团的指挥员。他知道可以委派谁去担任什么工作，并经常提出自己的建议。
司令部各位处长和他们的副手都来到了掩蔽部。
过了一会儿，有人报告我，坦克军军长和政委到了。我立刻请他们进来，并让在场的人都不要走。我问：
“您是一位苏维埃将军，是一个战斗地段的首长，如果您下属部队的指挥员和司令部，未经您允许就撤退到后方，您将做如何想？根据国防人民委员第227号命令，您的行动应该如何评价？您擅自把自己的指挥所撤到集团军指挥所的后方，这是什么问题？”
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两个人都惭愧得无地自容。这点我从他们的眼神里可以看出来。我严厉警告他们，我认为他们的行动是临阵脱逃，并命令他们于9月13日4时之前把指挥所迁到107．5高地。
古罗夫说了声“对”，表示赞同的我决定。他命令坦克军政委到他的掩蔽部去一下。我不知道他们在那里说了些什么，但当我们又见面时，我听到古罗夫对军政委说：
“今后也要这样做。”
这时，方面军副司令员E·A·戈利科夫将军来到我们这里。当我接管第62集团军指挥权的时候，能在马马耶夫岗见到他，这使我非常高兴。
我经常在战场上与他见面。在前线各个地段都能看到他的身影，他非常了解各集团军的情况，并总是实事求是地分析形势，坦率地对战斗和战役的进展发表自己的看法。这一次他也没有掩饰自己对斯大林格勒命运的担忧。
菲利普·伊万诺维奇·戈利科夫很快就走了。他答应向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报告，有必要给我们集团军增派几个新锐师，因为第62集团军几乎所有的兵团和部队都在最近的战斗中大大地削弱了。有些步兵师只剩下几百名战士。在顿河大弯曲部作战时，第62集团军就已经受到严重损失。
我观察克雷洛夫的工作，又通过与助手们的谈话和了解，在夜间2时左右，我已经基本上掌握了情况，不过还有许多细节不清楚。
9月12日，日终时的形势是这样的：向第62集团军部队进攻的是敌野战第6集团军的部队和坦克第4集团军的几个师。敌人个别部队已在普诺克以北和斯大林格勒以南的库波罗斯诺耶附近前出到伏尔加河。配置成马蹄形状的德国军队从正面和两翼把我集团军压向伏尔加河。
进攻第62集团军的敌军由9个配备着加强武器的战斗
师组成，另外还有几个“施塔赫尔”集群。他们还得到拥有近千架各种作战飞机的德军第4航空队的支援。德国法西斯军队的这个强大集团的近期任务是：占领斯大林格勒并前出到伏尔加河，也就是说，经过战斗向前推进5—10公里，把我们赶下河。
第62集团军编成内的师和旅的数目，不能正确地和完整地反映集团军部队的人数和战斗力。比如，9月14日上午，有一个坦克旅只有一辆坦克，有两个坦克旅根本没有坦克，不久，它们就被调到伏尔加河左岸去重新组建。9月14日晚，由几个旅、师组成的混成支队总共才有约200名步兵，人数比一个满员步兵营还少；其友邻是I·A·阿法纳西耶夫上校的步兵第244师，该师人数不超过1500人，而师里的步兵人数充其量与一个满员营差不多；步兵第42旅有666人，其中步兵不到200人；位于左翼的由B·F·杜比杨斯基上校指挥的近卫第35师的步兵不超过250人。其余各兵团、各部队的情况都很类似。A·E·波波夫将军指挥的坦克第23军所属各旅共有40—50辆坦克，其中近百分之三十被打坏，只能作为固定火力点使用。只有A·A·萨拉耶夫上校指挥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所属的步兵第10师以及另外3个独立步兵旅基本满员。
第62集团军与左右两侧的友邻部队都失掉了联系。我集团军两翼支撑在伏尔加河岸边。德军飞机昼夜出动1000—3000架次，而我空军却无力向我们提供这样积极的援助，我军空军的飞行架次还不到德军空军的十分之一。
敌人牢牢地掌握着制空权。我军的高射炮有一部分被敌人摧毁，有一部分撤到了伏尔加河左岸，从那里能掩护伏尔加河及沿河右岸的狭长地带。在右岸只剩下为数不多的高射炮。9月13日，高炮第1079和第748团合并为一个炮兵群，由J·A·叶尔绍夫上校指挥。但这样无也济于事。德军飞机从早到晚在斯大林格勒、在我军战斗队形和伏尔加河上空耀武扬威。
在观察敌机活动时，我们发现德军飞行员投弹不准确。只有当中间地带宽阔时，也就是说，当敌我双方前沿阵地之间有足够宽的距离时，敌机才敢轰炸我军前沿。这使我们想到要最大限度地缩短中间地带，缩短到投掷手榴弹的距离。
战斗中的伤亡、退却，弹药和粮食的不足，人员和技术装备在补充上的困难，所有这些都对部队的士气产生了消极影响。有些人希望尽快撤过伏尔加河，脱离这场苦战。
集团军各级党组织和政治机关努力提高战士们的战斗精神。我的助手和朋友们做了很多工作，其中有师级政委古罗夫、克雷洛夫将军和波扎尔斯基将军、维特科夫上校、旅级政委瓦西里耶夫等。各部队的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都认识到，我们要为斯大林格勒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战斗到最后一粒子弹。
2
集团军军事委员会作出如下决定：
1．首先要使全体人员明确，不能继续后退，也无处可退。必须粉碎敌人的进攻。斯林大格勒是我们最后的战场，为了保卫这座城市，我们要与敌人背水一战。我们苏维埃军人要响应党的号召，执行人民的命令，要么守住城市，要么就战死沙场。我们没有第三条路可走。要通过党团组织向全体人民宣传这个决定。
2．在市内各大企业里，建立由工人和职员组成的武装队伍，他们应当配合集团军部队或者靠自己的力量来保卫工厂。
要按军队的标准发给他们武器和其它装备。
冒着飞机和大炮的轰击，修理损坏的各种技术装备的工人和职员们，当然要在党和苏维埃组织的领导下，按照连、营编制，组织成军事化队伍。
3．未经集团军司令员和参谋长的同意，严禁擅自撤离现有阵地。
4．集团军司令部留在右岸斯大林格勒城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向左岸或岛上撤退。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着手改编集团军的某些部队。集团军中，没有一个兵团或部队在人员和技术装备上达到编制的一半。一些师、旅的指挥机关被调到伏尔加河左岸进行整编。但这并不是向伏尔加河左岸撤退，因为这些措施是军事上必需的。我们决定把分散的部队组建成新的兵团。
9月13日2时，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制定出未来2—3天的行动计划。
“你们现在有吃饭的时间吗？或者说不吃饭也行？”我问克雷洛夫。
“噢，有时也吃饭。”古罗夫替他回答了我。
我们的副官们不知从哪里搞来一些面包、罐头和凉茶。我们简单地吃了一点，就各自睡觉去了。每个人都想着一个问题：“明天等待着我们的将是什么？”
我们决定首先要使渡口免遭敌军炮火的打击。为此，必须使左右两翼转入坚强的防御，在中央则应以局部冲击占领拉兹古利亚耶夫卡会让站，以及占领从该站向西南延伸的、一直到拐向贡拉克转弯处的一段铁路。这样就可以把中央的战线拉直，并以铁路路基这个防坦克障碍为依托，进而夺取戈罗吉什和亚历山德罗夫卡。预定由坦克军完成这项任务，该军将得到步兵分队的加强和集团军炮兵主力的支援。9月13日必须完成变更布置，14日实施进攻。但是，敌人抢到我们前面去了。
凌晨，我们被敌人猛烈的炮火和轰炸声惊醒。
6时30分，德国军队以一个步兵师加上40—50辆坦克的兵力，从拉兹古利亚耶夫卡地区转入进攻。突击方向是经过阿维阿戈罗多克，向中央车站和马马耶夫岗推进。
在我集团军的两翼，敌人只实施了牵制性行动，他们用一个营从北面冲击我防守奥尔洛夫卡的步兵旅的战斗队形，而在左翼则用几个独立营攻击我军一个混成团的阵地。
在集团军的中央和左翼，战斗持续了一整天。敌人不断投入新的预备队，发展着攻势。敌军火炮和迫击炮对我军战斗队形进行了极其猛烈的射击。敌机在战场上空频繁活动。
从马马耶夫岗上可以清楚地观察到战场上和空中的战斗。我们亲眼看到，有近10架飞机冒着火焰栽到地上，其中有我军的，也有敌人的。虽然我地面部队和我空军进行了顽强抵抗，但是，德军队依仗着数量上的优势，在战场上仍然占了上风。
我们认为敌人的这些行动是战斗侦察，估计敌主力的进攻将于一两天后才开始。
我们的指挥所设在马马耶夫岗的最高处，各种炮弹、炸弹象雨点一样落在这里。我和克雷洛夫在一个掩蔽部工作，有时和他一起到炮队镜跟前观察交战过程。有几个掩蔽部被摧毁，集团军司令部的人员也有伤亡。
有线通信经常中断，无线电枢纽站经常出故障。全体通信兵都被派出检修线路，就连我们掩蔽部里的电话员，也经常放下电话去寻找和排除线路上的故障。9月13日全天，我和方面军司令员仅通了一次话。我向他简略地报告了这里的局势，请求他在最近几天内给我加强2—3个新锐师，因为我们没有任何可以击退敌军突击的力量了。
虽然通信兵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在16时之前，司令部与各部队几乎中断了联系。
这时的形势相当严峻。尽管从北面进攻奥尔洛夫卡的一营敌军已被我步兵第115旅消灭，但在集团军防线中央，我军遭受了损失，被迫向东撤到位于巴里卡德村和红十月村以西的树林的西缘。德军夺取了126．3高地、阿维阿戈罗多克和一座医院。在左翼，我军混成团放弃了萨多瓦亚车站东边的拖拉机站。在战线的其余地段上，敌军的个别进攻被击退，我军击毁敌坦克16辆。
我们决定实施反冲击。为了赶在敌人前面，反冲击发起时间定在9月14日凌晨。我们知道，集团军的力量很有限，不可能拨出较大的兵力用于反冲击。不过我们深信，敌人也想到这一点，因此，他们不会对我军将会采取的积极行动有所准备。我们想起了苏沃洛夫的原则：“奇兵必胜。”我们不指望速胜，但我们可以出其不意地打乱敌人的部署。我们必须突然的反冲击到剥夺敌人的主动权，哪怕是局部的、暂时的也好。
22时30分，我向各部队下达了实施反冲击的命令。命令中给每个部队都规定了具体任务。
摩托化步兵第38旅，在一个加强摩化步兵连和配属的炮兵营的配合下，向拉兹古利亚耶夫卡东南面的村庄进攻。萨拉耶夫师以一个团的兵力向敌人实施反冲击，目标是126．3高地，然后是144．3高地。
混成团和一个坦克旅向阿难阿戈罗多克和153．7高地方向实施反冲击。独立步兵第42旅准备对医院和153．7高地方向实施突击来支援反冲击行动。
命令要求所有参加反冲击的部队互相协同，确保联系。
集团军的其余部队应坚守现有阵地。
担任反冲击炮火支援的有3个反坦克歼击炮兵团、3个统帅部预备队的炮兵团和3个近卫火箭炮团（“卡秋莎”）。
在马马耶夫岗这一天的战斗表明，从这个指挥所指挥部队是不行的。由于敌人的炮击，我通讯联络频频中断，无法指挥部队。我们决定把集团军指挥所移到察里察河谷。集团军观察所仍留在马马耶夫岗。两天之前，方面军司令部就已准许我们转移指挥所。
第62集团军处境险恶，我们急需加强几个新锐师。
9月13日，敌人距伏尔加河的最大距离不超过10公里，而沿河绵延50公里的斯大林格勒市的最大宽度仅5公里。这就是说，敌人要夺取斯大林格勒，特别是夺取城市的北部工厂区，只需在战斗中向前推进10公里……
背水一战1
9月14日凌晨以前，集团军指挥部转移到一个叫做“察里津地窟”的坑道里。这是一个被隔成十间屋的子大掩蔽坑道，天花板和周围的墙壁都用薄木板镶衬。在8月份，东南——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指挥所曾设在这里。土筑的顶盖足有10公尺厚，一吨重的炸弹才可以穿透其个别地方。掩蔽部有两个出口：下面的出口直通察里察河的河床，上面有出口通向普希金大街。
我与克雷洛夫同志在9月14日凌晨离开马马耶夫岗。古罗夫比我们早走一步。随我们一起前往的还有做为城市向导的集团军装甲部队的副司令M·I·魏因鲁布中校。德国人的夜航机在头顶上盘旋，他们借着火光寻找着目标，进行轰炸。
我们穿过瓦砾场和被破坏的街道。在离新设指挥所大约500米处，我的汽车被电话电报线缠住了，只好停下来。克雷洛夫和魏因鲁布乘坐的车也停了下来。我们耽阁了3分钟左右，这时，离我们汽一不远的地方炸响了10来枚小型炮弹。
非常幸运，我们谁也没受伤，都平安地到达目的地。
没有时间休息。在新的地点，我必须亲自检查通讯联络及部队反攻的准备情况。一切都正常。除了夜航飞机外，看来，敌军都在休息，或者为白天的行动做准备。
清晨3点，我们开始炮火准备，3点30分，开始反冲击。我用电话向方面军司令员报告了反冲开始的情况，并请求在天亮时，让空军掩护我部队的战斗行动。司令员向我保证做到这一点，并马上告诉我一个好消息：将把统帅部预备队的近卫步兵第13师配属给我们。这个师于9月14日傍晚开始在伏尔加河渡口克拉斯诺斯洛博达地区集结。
尽管只给一个师，但对我们来说，也是极为振奋人心的好消息。虽然我们在9月14日进行了集团军反突击，但只动用了部分非主力部队，所以并没对局面带来会么变化。
我立即派工程兵主任图皮切夫上校率集团军参谋组前往克拉斯诺斯洛博达迎接近卫师。在这之后，我同克雷洛夫又开始与部队联系，了解战况。
在集团军中心地区，我们的反冲击在初期有一些进展。但是，在中午12点，敌人投入了相当数量的步兵和坦克，开始迫使我军退却。攻击矛头直指中央车站和马马耶夫岗。
这次攻击异乎寻常地凶猛。尽管损失巨大，侵略者还是不顾一切地往前闯。乘着汽车和坦克的步兵纵队冲入城市。大概，希特勒匪徒认为自己已交好运，因此，他们每一个人都拼命冲向伏尔加河、冲向市中心，好去瓜分战利品。我们的士兵、狙击兵、装甲兵和炮手隐蔽在房子里、地下室里、临时火力点里和屋角旁。他们从那里亲眼看见，醉醺醺的德国鬼子是怎样从汽车上跳下来，吹着口琴，在人行横道上乱喊、乱跳。
法西斯强盗尸横遍地，但后续部队仍象潮水般拥进了大街小巷。他们的冲锋枪手渐渐地潜入铁路以东的市区，逼进车站，逼近专家楼。战斗在距集团军指挥所800米的地方进行。危险出现了，敌人可能在我近卫步兵第13师开到之前占领车站，切断集团军，并推进到中心渡口。
在左翼，在米宁城郊，战斗更加激烈、残酷。敌人在我右翼也加紧进攻。形势每小时都在恶化。
我手上还有一支未受损失的不大的预备队，即由19辆坦克组成的唯一的重型坦克旅。这个坦克旅位于集团军左翼，在城市南部的一个大粮仑附近。我命令将这个旅的一个营迅速调到集团军司令部指挥所来。两个小时左右，坦克营到了，它拥有9辆坦克。在这段时间里，克雷洛夫将军已从司令部的人员和警戒连里抽调人员组成了两个组。第一组由作战处长A·扎利久克上校指挥，配以6辆坦克。任务是：封锁从车站到码头的所有街道。第二组由M·I·魏因鲁布中校指挥，随另外3辆坦克一起，前往专家楼。敌人正从那里用大口径机枪向伏尔加河及码头疯狂扫射。
在这两个组里，有集团军司令部的参谋和政工干部，他们几乎是全是共产党员。正是他们阻止了希特勒分子占领码头——掩护了载着罗季姆采夫近卫师的第一批渡船。
14点，近卫步兵第13师师长、苏联英雄亚历山大·伊里奇·罗季姆采夫少将前来向我报到。他浑身上下全是泥土。从伏尔加河到我的指挥所这段路上，他不得不多次“着陆”于弹坑，躲藏在瓦砾场，躲避敌机的俯冲。
罗季姆采夫少将向我报告说，他的师人员配备齐全，人数约一万，但武器、弹药配备较差。一千多名战士没有步枪。
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托方面军副司令员E·A戈利科夫中将，不迟于9月14日晚把近卫师缺额的武器运到克拉斯诺斯洛博达地区。但是，按时运到武器的保证落了空。我立即命令在伏尔加河左岸的我的后勤副手洛博夫将军，动员身边所有的工作人员，要他们在集团军后勤各部队里收集武器，交给近卫师使用。
罗季姆采夫将军已了解了集团军前线的形势。集团军参谋长克雷洛夫将军很善于边走边与人们互通情况。罗季姆采夫已从他那里领受到任务：9月14日夜间，整个师渡河到伏尔加河右岸。师炮兵部队除反坦克炮外，全部占领左岸的发射阵地，掩护步兵行动。反坦克炮、迫击炮运进城里。
全师马上投入战斗。其中两个步兵团的任是：肃清市中心、专家楼及车站的法西斯分子。第3个团的任务是：守住马马耶夫岗地区。还有一个步兵营作为预备队，留在集团军指挥所。
步兵师作战地段的界线是：右边——马马耶夫岗、铁路回线；左边——察里察河。
我们建议罗季姆采夫把指挥所设在伏尔加河岸边、靠近码头的地方。那里有许多掩蔽部、避弹壕，通讯联络系统也都是现成的。
谈话结束时，我问他：“有什么想法？”
他答：“我是共产党员，我决不离开这里。”
我马上补充道：“当你师到在前沿阵地，所有在这个地段上独立作战的部队都归你领导。”
罗季姆采夫思索片刻说：“他的指挥所位于集团军指挥所的后方，他呆在自己的指挥所里会感到不安。”我安慰他，并保证，只要步兵师完成这次作战任务，我们将允许他把指挥部挪到前面去。
接着，我强调说：“我们没有权力指望敌人会消极行动。敌人将不惜任何代价消灭我们、占领城市。所以，我们不能够仅限于防守，而应该抓住每一个有利战机，打反攻，把我们的意志强加于敌人，并用我们的积极行动破坏敌人的计划。”
时针快指向下午4点，离黄昏只剩下5个钟头了。我们这些被打散了的、极端疲乏的部队和分队，能在中央方向再坚持10个、甚至12个小时吗？这比任何事情都使我担心。指战员们能完成这似乎是人的力量所不能完成的任务吗？如果不能，那么，近卫步第13师就可能在伏尔加河左岸成为一场悲剧的见证人。
这时，传来一个消息：执行反冲击任务的混编团的许多指挥员都牺牲了，目前该团处于无人指挥状态。我们已经没有预备队。最后的一支预备队——警备连和集团军司令部人员也都已经投入战斗。透过掩蔽部的顶盖，传来德国飞机马达的轰隆声和刺耳的炸弹爆炸声。
为了找到不管什么样的预备队，我把师长阿·阿·萨拉耶夫上校叫来。他是警备司令，他的师控制着各备用防御点和城市的各火力支撑点。
他向我详细地报告了师里的状况、他们部队守卫的防御区及城里和工厂区的情况。
从他的报告中我才弄清楚，原来他那里的防御工事大都是由一些小的火力点组成，其中25％—30％是土木结构。当然，这些防御工事不够稳固。我亲眼见过一部分工事，其中包括街垒，确实不能成为作战的必要的火力支撑点。
我问萨拉耶夫上校，他是否清楚，他们师已归属集团军，他应该无条件地服从集团军军事委员会领导。我问他，是否需要给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打电话问清楚这个问题。萨拉耶夫回答说：他是第62集团军的战士。
但是，不能指望把他的部队作为预备队来挡住敌人的突击。因为不能把他们从那些支撑点上撤下来。可是，萨拉耶夫手中还掌握着几支由各要塞，各防区司令率领的各工厂和地区的武装警卫队。这些由城市警察、消防人员、工人组成的警卫队总人数达1500人。他们的武器数量不足。我命令上校在市中心找一些坚固的建筑物，每个建筑物里配上由共产党员指挥的50—100名战士的战斗分队。他们要在这些支撑点里固守，并坚持到最后。我提醒说，他的师及武装警卫队可在集团军弹药补给处领到武器和弹药。我指示萨拉耶夫要与我的指挥所保持经常的联系。
他当着我的面马上在城市平面图上标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目标。我同意了他的建议。
阿·阿·萨拉耶夫作为师长、尤其是作为警备司令员非常熟悉这个城市和城市各工业目标的联系渠道，他能在许多工厂及坚固建筑物里，组织起武装警卫队给我们以帮助。城市居民将与第62集团军的勇士们肩并肩地与法西斯侵略者战斗到最后一刻。
尼·伊·克雷洛夫听过我与萨拉耶夫的谈话之后，把萨拉耶夫叫到自己跟前，就建立通讯联络、指挥方式等细节进行了交谈。
与集团军各部队的联系经常中断，我同古罗夫多次走出掩蔽部，来到普希金大街，希望根据声音来判断战斗的进程。
战斗就在离我们400—500米的地方进行着。
历史学家们曾断言，在一些大规模的交战中，作为一个统帅，经常因为手中只缺少一个营而不能夺取最后胜利。我想，为了把第62集团军截成两半，并前出至伏尔加河，这几天保卢斯手中已有足够的部队。然而，我们战士所表现出来的勇敢精神，却使敌人的一切和都化为乌有。
黄昏时分，坦克旅旅长斯·尼·霍普科少校来向我报告说，他的唯一的一辆坦克被打坏了，现停在车站附近的铁路道口上。
“怎么办？”他问道。
我们详细地分析了形势。认为坦克虽然被打坏，但是还可以用来射击。除此之外，坦克旅还有近百名坦克手，他们都有冲锋枪和手枪。
我下令说：“到坦克那里去。集合所有兵力，守住道口，直到近卫第13师的部队通过为止。”
他懂了，转身跑去执行我的命令。稍后知道，霍普科光荣地完成了我交给他的任务。
黄昏降临，战斗渐渐平息下来。空中，德军飞机也少了，我用了很多时间来打电话。我要搞清楚，近卫第13师目前的位置，他们正在做什么，他们是怎样准备渡河器材的。然后，与司令部人员一起，总结一天来的战斗情况。
敌人密集地涌向马马耶夫岗。逼近横贯城市通往中央车站的铁路线。车站仍在我们手中，可市中心的许多建筑物里已隐藏着德国法西斯的冲锋枪手，他们是从我渐渐稀疏的战斗队形中偷偷地钻过去的。
在集团军中央地区作战的我军部队，现在已所剩无几。设在马马耶夫岗的集团军观察所，也被炸弹和敌炮火摧毁。
集团军左翼报告说，敌人的攻击被打退，但敌人正在积蓄力量，实施侦察，准备新的进攻。
我对战局进行了周密的分析之后认为，我不能再向方面军军事委员会要求任何援助了。我知道，为了减轻我的压力，方面军已对我尽其所能。9月14日夜，伏尔加河所有渡口都准备妥当，近卫第13师开始渡河。
集团军司令部的人员一整夜都没合眼，因为一部分人在前线重建分队；另一部分人在专家楼、车站指挥战斗，以掩护罗季姆采夫师顺利渡河；还有一部分人在中心码间附近迎接渡过河的一个个步兵营，并带领他们通过被摧毁的街道，直奔前线。
夜间，近卫第34、第42团及第39团的一个营渡过了伏尔加河。天色渐亮以及敌机的出现，使后来的渡河行动受到阻碍。
已渡过河的步兵团占领了从克鲁托伊深沟至车站的市中心地段。第42团1营前往车站。萨拉耶夫师的1个营和A·E·叶尔莫尔金上校所领导的步兵第112师的一支部队，守卫马马耶夫岗。车站在左侧（西南方向）由坦克旅的余部、混编团及M·C·巴特拉科夫上校指挥的步兵第42旅的残部来防守。其余的地段仍然照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