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 ,%%%\c "" J/%%% 小说下载尽在http://bbs.txtnovel.com ┃
┃%. %%%%/ o o \%%% ┃
┃`%%. %%%% _ |%%% 书香门第【此间青回】整理！ ┃
┃ `%% `%%%%(__Y__)%%' ┃
┃ // ;%%%%`\-/%%%'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 ┃
┃(( / `%%%%%%%' ┃
┃ \\ .' | 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 ┃
┃ \\ / \ | | ┃
┃ \\/ ) | | 请大家支持作者，支持书香门第！ ┃
┃ \ /_ | |__ ┃
┃ (___________))))))) ┃
┃ ┃
┗━━━━━━━━━━━━━━━━━━━━━━━━━━━━━━━━━┛
陈毅系列传记
外交部“夺权”前后的周恩来与陈毅
金戈
1949年10月1日，在新中国成立的开国大典上，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宣布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从此，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产生了自己的第一任外交部长。
9年之后，1958年2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卸去所兼外交部长一职，同时任命陈毅副总理为新中国的第二任外交部长。
在陈毅接替周恩来所兼外长职务后不久，党中央和国务院又作出决定：中央设立外事小组，国务院设立外事办公室，由陈毅担任中央外事小组组长和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这样，建国后一直为繁重的内政外交事务而超负荷工作的周总理，终于有了一位十分得力的助手。应当说，这也是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党中央领导核心长期考察、选择的结果。
这先后两任外长，一位是开国总理，一位是三军元帅；既是上下级，又是老战友。他们之间的友谊，可一直远溯到本世纪二十年代初一批中华英才旅欧勤工俭学时期。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不仅锻造了两位革命家坚韧的意志和超人的胆识，同时，他们的革命情谊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发展、加深。正是这两副铁肩，承担起开创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新局面的重任。到1965年底，已有49个国家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新中国的国际威望冲决障碍，与日俱增。
然而，就在陈毅外长任职的第9年，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席卷中国大地。新中国刚刚建立起来的外交格局受到严重干扰，既定的外交方针和政策也随之一个个被打乱、被破坏。面对这突如其来、变幻不定的形势,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一样，周恩来、陈毅也陷入了深深的困惑、担忧之中。与此同时，几十年斗争中培养起来的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以及对自己亲手创建的人民共和国的深厚感情和高度责任感，又使得两位革命家奋不顾身地投入面前的激流，同林彪、江青一伙煽动起来的种种极左言行进行不屈不挠的反复的斗争；其间，这两位革命战友之间的友谊也经受住了最严峻的考验，放射出夺目的光辉。
一、周恩来以身作盾
对这场从1966年春夏开始愈刮愈猛的政治风暴，即使是几十年一直处于政治斗争漩涡中心的周恩来也毫无思想准备，以致每每陷于被动。“红卫兵运动”中，他曾不止一次地袒露心迹，我作梦也想不到会发生这样的局面，想不到会发动这样大的群众运动；我们这些在主席身边的人，对主席思想紧跟、紧学、紧做，但还是跟不上，还常常要掉队，犯错误。当然，由于经历、地位、性格的不同，身为“第三号”领导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在各种场合的讲话自然要慎重一些,含蓄一些。但他始终坚持一点，就是实事求是，注意政策。
例如，在“炮打”、“炮轰”、“打倒”等口号满天飞的情况下，周恩来从不随行就市，人云亦云，而是反复强调党的一贯政策，反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他借以劝导、说服红卫兵和造反派们的一个重要论点是，文化大革命前17年党领导下各项工作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因此，不能说所有地区、所有部门都是“黑线”、“黑帮”，都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所说的各项工作，自然包括建国以来他和陈毅先后担任外长时期的外交工作。运动初期，周恩来第一个下去蹲点的单位就是北京的一所外语学院；他曾多次直接听取陈毅外长关于外事口运动情况的汇报，对有关外事系统运动的指示，也常常是由周恩来、陈毅二人联名发出。
新中国第二任外交部长陈毅元帅，生性豪爽、坦率，长年戎马生涯，仍诗兴不减。据说，他是党内高级领导人当中唯一能在毛泽东面前无拘无束的人，也是毛泽东少有的几位“诗友”之一。俗话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而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却使多少人改弦更张，朝秦暮楚，每每“知今是而昨非”。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大革命”确实是暴露人们灵魂的一次“洗礼”。但是，在此顺之者荣昌，逆之者遭殃的“潮流”面前，我们这位陈毅外长却偏偏“不识时务”，不管是什么场合，小到几十人，大到几万人的会上，他都要甩出几句心里话，给正陷于“革命”狂热中的人们泼上几瓢冷水。
到1966年秋天,经过党内最高层的连续三次发动（即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和10月中央工作会议）,“文化大革命”终于在全国铺开，天下大乱的局面迫在眼前。这时，对“内忧必起外患”有着切身体会的陈老总，再也无法忍耐下去了，他到处奔走疾呼，仗义执言，在党内、军内率先抨击“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的种种错误作法。
在阴谋家们的指点、支持下，没过多久，首都北京便掀起了一股反击“十一月黑风”的浪潮，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外交部长陈毅。
就在所谓反击“十一月黑风”的恶浪刚一掀起，周恩来立即站出来，挺身挡住一颗颗射向陈毅外长的炮弹，竭力保护患难与共的老战友。下面是周总理两次同北京外国语学院学生组织代表谈话的部分内容，从中可略见当时“形势”之一斑。
第一次谈话的时间是1966年12月3日晚7时,地点在国务院会议厅。正式谈话前，到会学生代表纷纷对外交部派驻外院工作组负责人、外交部副部长刘新权表示不满。
总理（对一学生）：你今年才20多岁嘛，活到我这么大还有40年。你晓得将来会碰到什么样的“牛鬼蛇神”吗？怎么把刘新权说得那么可怕？
学生：刘新权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总理（摇头）：还不能作这样的结论。
学生：我们就作了。
总理：我还没有同意。
学生（不服地）：那我们各自保留看法吧！
谈到北京外事系统院校运动不能开展，“左派”学生受压制时……
众学生：陈毅同志对此要负很大责任，他总是“和稀泥”。
总理：你们说他“和稀泥”，他是为了团结大家，是一肚子好心肠嘛！就是有时说话“走火”。我们相处几十年，这个老同志的确为党、为革命做了很多工作。
学生：他说反毛主席不算反党，他就反过两次，毛主席上台后还团结他……
总理：说反对毛主席还不算反革命，如果是指党内路线斗争，也可以这样讲，他没有把当时情况讲清楚。他是把这个问题孤立起来谈了。“走火”就在这个地方。
学生：11月13日他向军事院校学生讲话，好多学校转播，同学中对立情绪马上增加，停止了几个月的大辩论又开始了。
总理：有这么大作用？
学生：“多数派”同学揭发，陈毅骗了他们，见他们时支持“多数派”，见“少数派”时又另说一套……
总理：陈老总没有单独见过“多数派”。
学生：他说工作组检查两三次就行了，还说毛主席说的……
总理（点头）：有这样的事，是讲李雪峰同志。李雪峰检查相当好，主席讲，检查两三次就可以了。
学生：陈毅在外交部红卫兵解散大会上还讲“多数派”守纪律。
总理：你们对陈毅同志说过的话，就要求那么严？这样听起来，你们是对他有偏见，专抓“小辫子”。
学生：……反正陈毅同志的许多讲话没起好作用。他还说刘新权是我陈毅派出的，我担一半责任。
总理（点头，满意地）：是负责任的话。刘新权是外交部派出的，陈毅同志是外交部长，他当然要负一部分责任。这很好。
学生：他还说，将来你们对就立一功，不对就向我道歉。
总理（肯定地）：我听陈毅同志这样说过。
这时，总理神情严肃，提高了声调：
我今天没时间多讲陈毅同志的问题。但我要告诉大家，他是我们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你们不能把他一时失言、“走火”，都弄成“黑话”。你们要考虑国际国内影响。至于陈毅同志问题的认识，你们不能强加于我。我和他相处几十年，一起管外交，经常一起向主席报告工作，我晓得这个同志，他不会说假话。
学生：他要我们别总揪住工作组不放，说明他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
总理：这样说他可能承认。我们也说过不理解嘛！
学生：他总强调个人经验。
总理：这是一番好意。可能地点、时间不合适，没讲清楚。当然，这也是这个同志的优点，没有隐瞒观点，脱口而出。他以为用现身说法可以帮助你们，而你们需要的又不是那样的话……
最后，周总理告诫在场的学生代表：不能以任何理由冲击外交部。如果你们要冲，我势必出面干预，最后你们还得走开。
10天之后，12月13日晚至次日凌晨，周总理连续5个小时再次同北京外国语学院红卫兵代表谈话，在场学生仍抓住陈毅“问题”不放，实际是逼总理在此问题上松口、表态。下面是双方谈话最后结束时的几段：
学生（咄咄逼人地）：我们认为，现在外事口的关键不在别的，而在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例如，工作组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还有，陈毅到现在还没有作检查，仍然坚持他以前的观点。他给军事院校学生的两次讲话，保守派很欢迎。总之，外事口文化大革命的阻力来自陈毅，因此必须彻底批判陈毅，否则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打不垮！
总理：今天我不准备同你们谈这件事，要谈以后谈。你们不能压我。你们送我一大叠东西（注：即12月13日接见时外院学生代表要总理转交中央的有关陈毅“问题”的材料），我还没有看。总得让我把材料弄清楚吧……
学生（插断）：总理，你要理解我们的心情！
总理（生气地）：你讲，我一直在听，耐心地听嘛！但你不能总要我马上回答你的问题。……你们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你们把一切问题归结于一个人，这不是辩证地看问题。运动发展是波浪式的,不能老是“如火如荼”。天天出大事才痛快。我过去对你们说过，这样大的局面，我作梦也没敢想过；也许你们想到了，算你们有伟大的预见！事物发展常常超过我们的预计，包括各个行动，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问题是犯了错误，认识到了,就要马上承认、改正。我这是对你们讲的老实话。所以，在我理解你们情绪的同时，我们的情绪，也请你们理解。总之，我今天没想回答陈毅同志的问题，还发了这么大脾气，对不住了！说罢，总理退场。
正当周恩来总理苦口婆心，以身作盾之际，有些人的讲话却与周恩来所言大不一样，就在周恩来第二次接见北京外国语学院学生代表的同一天（12月13日），江青来到中南海西门，向为《红旗》杂志发表某篇社论前来“报喜”（注：名曰“报喜”，实则让领导人出来接见，发表讲话，以获取“中央首长”支持的资本，此举为当时北京所司空见惯）的红卫兵发表讲话，宣称：“你们的造反精神非常好，你们是我们的革命战友，你们是我们的革命小将；革命小将要勇敢，要不怕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一小撮人！”她还鼓动说：“你们不要怕，要有硬骨头”，“我们是心连心的，我们一块儿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
这位权势显赫的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注：凡遇组长陈伯达“称疾”时，她便成为“代组长”）此时此地的这番言词，绝不是一时兴起，随便说说而已。她实际上是在“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连连受阻的情况下，向红卫兵和造反派们公开亮出了“后台老板”的招牌，煽动天真的“革命小将”在前面打冲锋，她知道，自己的这篇讲话，当天便会以“中央首长重要指示”为题出现在北京的大街小巷，继而传遍全国。与此同时，她手中还准备了各式各样的“帽子”和“棍子”：你要劝阻、引导这些青年学生吗?那便是“给小将们的革命精神定框框、泼冷水”；你要制止乱打乱揪吗？那便是“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革命运动”……
特别是对11月间陈毅等几位老帅们的讲话，中央文革一班人早就心存不满，伺机反扑了。江青曾在中央文革一次会上“定调”说：“军队这些接见，是镇压群众！”随即,中央文革的其他要员也马上在不同场合与其主子呼应：“群众起来了，有人想压是压不住的”;“对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不能指手划脚地指责”；“（老帅们的）讲话是错误的，要到群众中去检讨，接受群众教育”；等等。
在后台老板们的“指点”下，北京各造反派组织闻风而动，纷纷响应。包括军队中的造反派，也打出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招牌。反击“十一月黑风”的浪潮来势凶猛，冲及整个北京城。
1967年1月初，军内造反派背着周总理和中央军委，擅自决定于1月5日召开“揭发、控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大会“筹备处”指名要求陈毅、叶剑英二人到会，“接受教育”。就在大会召开的前一天，周恩来亲自出面，加以劝阻，指出：军队造反派把批判矛头指向陈毅，叶剑英两位军委副主席是“搞错了方向”，以陈、叶二人作为全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是不符合实际的”。他还明确表示“不赞成”开这样的大会,也不准备参加这样的大会，“因为于全军不利，攻击的矛头错了。”
就这样，在周恩来的挺身保护下，持续了一个月之久的来自外交、军队等系统的批判陈毅、反击“十一月黑风”的势头才不得不减弱下来；中央文革中的某些大员也开始变换出另一副面孔，在不同场合“表态”，称陈毅、叶剑英二位副主席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云云。
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
二、在全面“夺权”的狂潮中
1967年1月，上海“一月革命”的台风骤然刮起，全国上下到处一片“夺权”之声，真可谓“搅得周天寒彻”，由此，外事口造反派们又活跃起来，他们再次寻机就批判陈毅问题逼迫周恩来让步，要求召开整个外事系统“批判以陈毅同志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万人大会，并提出“打倒陈毅”的口号。实际上是夺取整个外交大权的前奏曲。
在狂澜面前，周恩来稳若泰山。他坚持过去观点，毫不退让。对召开外事口万人批判大会的事，他指出，这要经中央同意，我即使到会讲话,也不是代表我个人，而是代表中央的。对“打倒陈毅”的口号，他说，我的看法和你们有距离，我坚决反对这个口号，不能接受这个口号,这样简单不行；必要时我可以和你们辩论一番，但我现在不和你们辩论。
这一年的1月中下旬，《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连续发表社论，号召各地区、各部门的造反派把原来由“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掌握的各种权力，统统夺到手里。1月22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在上海说得更加露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终就是夺权”，“我们对所有的权都要夺！”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周恩来是有不同看法的。他从一开始就坚持一条：造反派只能夺取“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而不能夺取各业务部门的权力；各业务部门仍应当由原来熟悉业务的干部掌握、领导，造反派只能实行“监督”。这样，周恩来不可避免地与中央文革一伙人发生了冲突。
1月17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北京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座谈会上，周恩来当着中央文革陈伯达、康生、江青、戚本禹、王力等人的面，提出：上海和其他一些单位夺权的经验不是每个单位都可以学过来的，因为夺权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情，首先夺的是“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其他方面可先实行监督……话未说完，江青便气势汹汹地插话：“业务权也要夺，不会学嘛！”类似的争执，在一个月内就发生了几次。
但周恩来并没有因此让步。
几乎是周恩来与中央文革在“夺权”问题上发生冲突的同时，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发表声明，宣布在外交部“夺权”。
1月18日，周恩来委托陈毅前往召见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代表，由陈毅代表部党委表示“祝贺”，实际上是就外交部“夺权”问题表态。陈毅在对造反派代表的讲话中明确指出：“联络站”所夺之权是“外交部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权”，外交部业务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仍由部党委研究决定，但可由造反派参加的“业务监督小组”，实行“监督”。不言而喻，外交部造反派所夺的不过是“虚权”，整个外交业务大权并未掌握在造反派手里。
1月24日下午，周恩来亲赴人民大会堂出席有外事口各单位造反派参加的陈毅“检查”大会。大会以国务院的名义召集，由周总理亲自主持。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以及陈伯达、江青等均出席大会。
会上，周恩来首先对陈毅“检查”事一拖再拖的情况承担了全部“责任”，理由是，“我的工作很忙。”接着，陈毅在大会上念“检查”。这篇不到3000字的“检查”，是经周恩来再三修改、推敲后定稿的，其要点是：一、在运动初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二、犯错误的思想上的原因是因为对这场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三、“出于好意”和“希望群众掌握政策”而讲的一些话对运动“起了阻碍作用”；四、在对待群众的态度上认识和改正错误表现得很“迟缓”；五、欢迎大家继续给予批评、帮助，以便“改正错误”。
会议结束前，周恩来发表讲话，指出：“陈毅同志的检讨是经过了一个痛苦的认识过程，我们在分工方面，他管的事情多，不能再加重陈毅同志的工作”；“他为党工作了40多年，当然也犯了不少错误，但晚年还是跟着毛主席走的同志，希望大家以同志式的态度、以阶级兄弟的态度来帮助他”；“这样，我才可以比较放心外事口的事，让他多出面，我把力量转到别的口子上去”。关于“文化大革命”前的外交工作，周恩来强调：“一切外交重大问题，都是主席亲自过问的，这样17年来就形成外事方面的辉煌的业绩”。
整个大会，由于周总理亲自掌握，精心布置，选择时机，因而进行顺利，仅用一个半钟头便告结束。由此，陈毅外长闯过了万人大会“检查”这一关，成为国务院系统被“解放”的第一位副总理。
陈老总如果就此顺势下个台阶，今后在一些场合只讲些不痛不痒的“应景”的话，他的外交部长的座位该是坐得比较稳当的——陈毅自己也明白：“只要我陈毅不吭气，住在中南海是不成问题的。”
然而，陈老总毕竟还是陈老总！为了顾全大局和维护党的威信，为了他和周总理共同开创的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也为了总理这位几十年同舟共济的战友，他可以向造反派承认“错误”，当面“检讨”。但面对日益猖狂的邪恶势力,他决不低头，他还要讲话，还要仗义执言！
时过3周，1967年2月16日下午，在周总理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上，谭震林等老一辈革命家终于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向着乱党乱国乱军的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伙人发动了一次总攻！这就是著名的“大闹怀仁堂”。在这场总攻击中，我们的陈老总又理所当然地站出来讲话，成为“大闹怀仁堂”的主力之一。据说，毛泽东事后在听取张春桥、王力等汇报时,对其他老同志批评“文化大革命”的言论都未动声色，似不介意；唯“汇报”到陈毅翻出历史旧帐，反对沿袭延安整风期间康生等人大搞整人（周恩来当时是被整对象之一）那一套“左”的作法时，毛泽东才变了脸色，乃至最终大发“无产阶级的震怒”。
在批判“二月逆流”的日子里，陈老总沉默了。3月、4月、5月，那近百个日日夜夜，“大闹怀仁堂”的几位老帅、副总理的日子都不过好。只是在3月18日，最后一次“中央政治生活批评会”（即批斗“二月逆流”的几位老同志的会议）开过之后，我们的外交部长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感叹道：“这‘三·一八’可真不是个好日子哟！”陈老总在这里指的是40年前，反动军阀段祺瑞在北京制造的屠杀示威群众的“三·一八”惨案。那时，26岁的陈毅曾亲自组织参加了这场反对段祺瑞政府的群众斗争。当然,陈毅的这句“牢骚”话是私下里说给身边工作人员听的。
然而，在“后台老板”的鼓动下，外事系统的造反派们却一天也没有沉默。就在江青、康生为首的中央文革一伙人对陈毅等老帅和副总理们大兴问罪之师之际，外事口的各路造反派们也争先恐后，一起动作，纷纷把“炮火”集中到陈毅身上。为表明自己最“革命”，造反派们所使用的口号也越来越升级，由原来“批判”、“火烧”，发展为“炮轰’、“打倒”，直至最后竟使用了“陈毅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这种最极端的口号。一时间，对陈毅“问题”持什么态度，用什么口号，都成为划分某个群众组织是“革命派”还是“保守派”的标志，由此，不少群众组织内部出现分裂，不同观点的派别之间相互不服，纷争不已。最后，只要是坚持“批判”而不同意“打倒”陈毅的组织，都一概被戴上“保守”、“折衷”的大帽子。
为证明本组织是“坚定的左派”，一些持极端观点的造反派和红卫兵组织还竟相冲击外交部,并在首都主要街道大搞游行示威，把“打倒陈毅”的口号公之于众，以率先“揪”外交部长的行动，来显示本组织已获取外事口批判陈毅的“领导”。对此，周总理不顾自己被攻击、受责难的危险，再次挺身而出，坚决顶住外事口造反派揪斗陈毅的狂潮。
1967年5月11日晚至12日凌晨，周恩来连续与外事部门造反派代表谈话，严厉批评他们近来一系列极端行径，并为一直拖延不开的第二次外事系统“批陈”大会与造反派据理力争，反复周旋。下面是总理同造反派们的部分对话：
外交部“联络站”（理直气壮地）：今天上午游行是我们联络站发起的，支持我们的还有外事系统的9个组织。我们发起游行的主要一点是要求陈毅必须马上到群众中来！根据“揭发”的材料，陈毅是外交部和外事口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从他1月24日大会“检查”之后，他至今没有到群众中来，这是有意逃避群众的揭发批判……
总理：本来“五·一”前，我已有安排，准备让陈毅再作检查。但“五·一”节耽搁了一下，没安排上……今天，你们外交部带头搞这样一个示威游行，还声称要把陈毅同志抓走！我不能答应你们，也没法担这个风险。你们的情况不同，你们不是学校，不是红卫兵，你们是外交部，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还有“业务监督小组”的名义。我希望你们冷静地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我们要防止对党、对国家不利的一切行为。
一造反派：总理，刚才您说联络站游行效果不好，我不大懂，请您讲清楚些。
总理：外交部要揪陈毅同志，中央不能同意。他现在没有被罢官，他还参加外事活动嘛！特别是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揪外交部长，这更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对陈毅同志的问题，你们可以提出意见，中央也还要讨论；但不能群众大会一通过，中央就批准，这不是必须服从的命令。
造反派：您不主张陈毅到群众中去？
总理：我们要制造环境，现在你们把人揪去，群众一哄，“喷气式”一坐，怎么行？
众人：总理应当相信群众。现在外交部环境很好。对陈毅我们就是要批判。
总理：批判错误可以，但揪人不行。即使批判，也还要继续创造条件。
众人：什么条件？
总理：要研究具体的方式方法，商量好了我陪陈毅同志到会。
众人：好几个月了，他（指陈毅）总也不露面。
总理：是几个月了，但中间有反复嘛，这是正常的，何必多问！
造反派：陈毅不到群众中来，是心里有鬼。
总理：“有鬼”是你们的看法。可你们想用游行的办法压中央，把陈毅同志揪去，这又像什么样子！
造反派：5月4日，我们就给陈毅去了“照会”，但他到现在也没有回答。
总理：5月4日他已经患肠炎了。
众人（命令式地）：请总理把陈毅交给我们，我们不会搞游街、武斗，你要相信群众。
总理（生气地）：我说过，还要研究具体的方式方法，要创造条件。你们不要在这里给我施加压力……（岔开谈开会方式）
一造反派（突然地）：总理，你刚才说把三反分子陈毅交给我们（外院造反派）？
总理：现在还不能交给你们。（气愤地）什么？我没有讲“三反分子”！你这是强加于我，我要抗议！（对众人）你们大家证明，我没有说“三反分子”。你们想“打倒”陈毅，不能强加于我，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不会轻易举手赞成你们的。不要在这里又搞什么花样，乱加形容词嘛！……我说了，陈毅同志现正患肠炎，等肠炎好了，我再陪他参加大会。
造反派：总理，是不是把陈毅交给批陈联络站？
总理：那也不行，我不能这样做。陈毅同志不是商品，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外交部长。交“批陈联络站”也不行。
“批陈联络站”：应交给我们先批判，然后再交（外交部）联络站。
总理：那你们满场的“打倒”口号。
众人：我们就是要打倒陈毅。我们下定决心。
总理（激动地）：你们下定决心，也不能强加于我！我现在是跟你们商量具体方式，你们随便哪个人就推翻了，还有没有民主啊？
众人：我们是为了维护主席思想开这个大会。
总理：正是主席思想不同意这样做，不赞成用你们的方式。
一造反派（狂妄地）：该打倒，就打倒！你可以保留你的观点。
总理（气极）：这样子就没有商量余地了！我说了，现在条件不成熟，大会还是不能开！我现在跟你们商量问题，可你们却用群众大会的方式来对付我。
众人（和缓下来）：我们是对付陈毅，不是对总理。我们相信总理是支持我们的。
总理：我已经把底交给你们了，中央不同意采取揪斗的方式。至于批判“错误”，还要创造条件，现在，我不过讲了几句冷静的话，你们就这样围攻、起哄、向我施加压力，那陈毅同志还怎么来？……总之,开大会时我一定要陪陈毅同志来，不光是他，还有几位副总理，我都要一个一个地保，否则无法向主席交待。
造反派：总理为什么还称“陈毅同志”？
总理：主席批判刘少奇也称“同志”呢，刘还是中央常委嘛！你怎么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是我们党内的事情，你不能这样提问。难道中央必须跟你们走？不能这样，那就没有领导了！
两天之后，周恩来得悉外语学院的一些红卫兵为“揪”斗陈毅已强行冲入外交部，又于15日凌晨紧急约见外交部造反派及外事系统院校红卫兵代表，向他们发出警告：“你们这是犯了一个大错误，是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他当即宣布：“我要下命令让部队开去，以加强外交部的保卫！今后，谁也不许再去冲，不管哪一派，谁去我就扣留谁！”对仍在陈毅问题上无理纠缠的造反派,他斩钉截铁，寸步不让：“你们以为想要‘打倒’陈毅，陈毅同志就倒了？——滑稽！”
以上是这一年的5月间，周恩来连续数次接见外事口造反派时谈话的一部分。与“二月逆流”前比较,很明显，造反派的口气变得更加强硬，其来势也更加凶猛、更加无所顾忌、咄咄逼人了。从中已不难看出，总理本人当时的困难处境和暗藏的某种危险预兆。
果然，从5月16日起，外事口的一些单位的造反派组织先后贴出矛头对准周总理的大字报和大标语，如：“周恩来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之一，绝不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的亲密战友，绝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炮打周恩来绝不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炮打周恩来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
对此，外事系统内部并不一致。许多老干部、党团员和业务骨干等对炮打周恩来的行动十分反感，明确指出：这是“政治性错误”。但在某些造反派组织当中却有相当一部分人坚持“炮打”总理，其“根据”是：一、不扫除来自总理的阻力，就不可能打倒陈毅；二、总理是“老保”，保这个，保那个，结果保的都是坏人；三、（文化大革命前）17年中总理主管外事，很多东西违反毛泽东思想；四、国务院许多副总理都垮了，不会和总理没关系（即副总理们都是在总理领导下工作）；五、运动以来总理的多次讲话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调子相差很远；六、总理是“二月逆流”的总根子。
今天看来，当时的造反派们也并非一味只知打、砸、抢的狂热分子，他们当中有些人也是颇有些“头脑”的。然而，和其他地区、其他部门的所有造反派一样，他们看问题的角度和方法完全是建立在极左的思想基础之上的，因此，他们才会不惜将矛头对准为国家、为人民日夜操劳的人民的好总理！
对以上情况，我们的总理并非没有一点预感。5月15日凌晨，他在对外事口造反派讲话中曾发人深省地道出这样一段话：“拿我个人来说,你们搞全面材料也行，向我提抗议也行，贴大字报也行——我不怕打倒！干了几十年革命还怕这个？除非我自己摔跤，走向反面。”
10天之后，5月29日，毛泽东也从一份材料中得知目前社会上出现了一股炮打周恩来的风潮，特别是外事系统一些造反派，因陈毅“问题”而每每对周恩来进行非难和攻击。毛泽东挥笔批道：“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
毛泽东的批示虽十分简短，却极不寻常，可称得上字字千钧。首先，他明确提出了“极左派”这一概念。几个月前，毛泽东也使用过这个概念，但当时指的是搞“打、砸、抢”的造反派。而这次毛泽东又亲自将这一概念赋予了新的内涵，即炮打、攻击周恩来的言行，均属“极左派”之列。这样一来，不论明里或暗中支持、怂恿这类言行的人，也就自然成了“极左派”的支持者和后台。这无疑是对江青、康生等一伙人的沉重的一击。此外，毛泽东又特别要求“文革同志”（即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向炮打周恩来的造反派们“做说服工作”，其用意也是不言自明的。次日，周恩来在该件上再批：此件即送中央文革小组各同志传阅。——这是周恩来以贯彻执行毛泽东指示名义,在同江青、康生一伙对抗的“棋局”中，变被动为主动，走出的一步漂亮的反“将军”！
江青等人在接到毛泽东、周恩来批件后有何想法，我们不得而知，或许这永远是个历史之谜了。但在此前对所谓“伍豪事件”（即三十年代初由国民党特务机关炮制的污蔑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的阴谋事件，康生是这一事件的知情人。1967年5月中旬，江青曾借此伪造的“伍豪启事”非难周恩来。）装聋作哑的康生，这时却不能不有所表示了。5月31日，康生在写给陈伯达、江青的信中称：我建议由文革小组来召集外交部的联络站及所属核心组开会，明确指出那些“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
身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在毛泽东抨击“极左派”之后虽顾虑重重，但也不敢怠慢，以后也在一些场合有所“表示”。唯有那位言必称“毛主席的一个小学生”的江青，却一直缄口不言，若无其事，置毛泽东批示于脑后。
尽管真真假假，阳奉阴违，来自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毕竟不容抗拒。这一年6、7月间，炮打周恩来的言论有所减少，非难总理的行动也有所收敛。
三、严寒的夏季
翻开新中国的外交史，人们不难发现，1967年的5月至8月间，是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工作的一段“非常时期”。我国同已与我建交的亚洲、非洲、欧洲的十几个国家频繁发生外交冲突，双边关系一下处于十分紧张的状态。其中不乏周恩来、陈毅担任外长时期致力于建立起良好睦邻关系的一些周边国家。
在国际关系方面，国家与国家之间难免发生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和冲突，即使是长期友好的国家也不能完全避免个别时候、个别事情上的摩擦。这是由于不同国家和民族间的情况千差万别，各个国家和人民的意识形态、政治倾向、宗教信仰、政策法律乃至风俗习惯等都不是一日所形成，既有久远的历史渊源，更有复杂的现实因素。因此，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保持和发展正常的国与国关系。可惜的是，这个本来由中国、印度、缅甸三国共同倡导的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却在1967年夏季几乎被破坏殆尽，造成新中国外交史上最冷的一段时期。对于当时的每个事件的细微末节以至双方“责任”大小、先后等，这里且不去也无必要都一一加以考证、评判，但我们不妨从周总理后来同缅甸联邦主席奈温将军的一篇谈话中，来冷静地反思这段沉重的历史：
“今天上午主席阁下谈到1967年的事情，这个事正如阁下所说，的确是很遗憾的。发生这个事件的原因，边界问题关系不是太大。……你知道，1967年我们正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一些极左思潮，……1967年事件的直接起因，是华侨为佩戴毛主席像章，引起纠纷，以后牵涉到我们驻缅使馆，发生了数十人死亡以及华侨被捕的情况，……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到高潮的时候，上百万群众连续几天在你们使馆门前过来过去。我们担心会发生像在仰光对中国使馆采取的那种激烈的行动，冲进去,伤害了人。我打电话给外交部和北京卫戍区制止了事态的发展。幸好那时我打电话还有效，把你们使馆保护住了，没有发生像我们驻仰光使馆所遇到的情况。还有一次,大约在7月初，受极左思潮影响的群众在坏人的操纵下，开了一个大会，要冲外交部，同时要冲缅甸驻华使馆。这件事也被我挡住了。”“在那个阶段，极左思潮影响到我们外交部。……好在当时中缅关系发展到这个程度没有再发展下去。我们同英国的关系走得更远一点，时间更长一些，受到的破坏更多一些。”
这是周总理1971年8月间的一次谈话。这段话的中心意思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左思潮干扰了中国的对外政策，它损害了中国同缅甸等国家的关系，也损害了我们整个对外工作。周恩来在谈话中特别提到的我们同英国关系遭到更多、更大的破坏，指的是同一时期在北京发生的“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重大涉外事件。就在这一事件发生的前几天，外事部门的造反派擅自宣布在外交部“夺权”，使新中国建立以来一直为毛主席、周总理直接掌握的外交大权，一连数日失控（在外交部“夺权”之前，极左思潮已严重影响了整个对外工作，造成上述一系列严重后果），直至发生“火烧”事件。有关外交部“夺权”的来龙去脉，还需再回过头来从前面说起……
就在毛泽东批评“极左派”以流言袭扰“周公”的那个极不寻常的5月份之后,外事口的造反派确实“安静”了一阵子。迫于形势，有的造反派组织还不得不就炮打总理的言行展开内部“整风”，作了“检讨”。尽管如此，外事口造反派们仍念念不忘外交部陈毅的“问题”。这一时期，陈毅虽因“二月逆流”问题奉命“请假检讨”，但在周恩来精心安排下，他仍常出现在一些外交场合，或陪周恩来赴机场迎送客人，或以外交部长的身份单独接见外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