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病在身、双脚浮肿，久已不出门的毛泽东主席，决然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并且说：“陈毅同志是个好同志！……陈毅为中国革命、世界革命做出贡献，立了大功劳的，这已经作了结论了嘛！”
比陈毅大9岁的刘伯承，没有想到战友竟先自己而去。
刘帅已双目失明，他一定要去向陈毅的遗体告别。开到灵堂外的汽车刚刚停下，刘伯承一出车门，就老泪纵横，大声呼唤：“陈老总，你在哪里，陈老总你在哪里？”
由两个人搀扶着，他颤巍巍地向前走，两手伸向前面，就像往常一样想要去拉陈毅热情的双手。
可是静静地仰卧着的陈毅，已再也听不见战友的声音，再也不能用爽朗的笑声来迎接亲密的战友了。
刘伯承来到陈毅遗体旁，流着眼泪，从头到脚，从脚到头，来回几次抚摸陈毅的身体，向几十年来，在雷鸣电闪，枪林弹雨中，同生共死，知心、知己的战友，作最后的道别。从他那双已失明的眼睛中，流淌着的痛苦的眼泪，代替了深沉的千言万语。
在场的陈帅的亲人、战友、部属，为这从未见过的动人场面，流泪、饮泣，有的人忍不住放声恸哭起来。
这悲壮的最后一幕，展现了比山高、比海深的两位中国元帅的生死情谊，它必将永远铭记在人们的心灵中。
陈毅系列传记--“九大”前夕张春桥迫害陈毅的丑剧
“九大”前夕张春桥迫害陈毅的丑剧
盛海伦
1968年10月13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在北京举行。
全会在讨论召开党的“九大”的准备工作时，对参加“二月逆流”的老同志们要不要选举他们当“九大”代表有不同意见。
但在10月31日全会闭幕会议上，毛泽东出来讲话了，他说：对这些老同志，还是选他们当“九大”代表：陈毅，“可以作为右的代表”。
事情就这样一锤定音了。
要迫害老同志，特别要迫害陈毅，张春桥十分起劲，他一回到上海，马上宣布成立上海的“九大”准备工作领导小组，由张、姚和王洪文、徐景贤、王少庸等组成。接着，他在康平路小礼堂召开市革委会各组、办和各群众团体负责人会议，张春桥在会上作了布置。他说：“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这些人都是‘二月逆流’的黑干将，要把他们的材料搜集起来，‘九大’开会的时候使用。可以通知各口、各群众组织，把这些人在上海的活动情况，统统搜集起来，把知情人都发动起来……”
张春桥还当场决定，在康平路大院里成立一个专门的“九大”材料小组，由王洪文和徐景贤直接抓。
材料小组开会商量，决定从三个方面着重收集材料：一是把这些老同志过去在各个场合、各种会议上的讲话集中起来，摘录其中所谓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论；二是把历届市委、市人委和各部、委、办等机关的档案，来一个翻箱倒柜，中摘取有关的材料；三是动员过去和这些老同志共过事的人，或是在他们领导下工作过的干部，起来“反戈一击”，即使关在牛棚里的审查对象，也不要放过，动员他们“检举揭发，戴罪立功”。
张春桥重点要迫害陈毅，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陈毅在上海的干部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张春桥要在上海站住脚跟，取陈毅而代之，成为上海市的党政一把手，就必须千方百计削弱陈毅在上海群众中的影响。
有一天，张春桥看到一份情况简报，内中反映有些干部在得知陈毅挨整的消息以后，背地里议论陈毅过去如何善于指挥战斗，而现今的上海市领导根本没有打过仗等等；静安区的一个干部，在听说陈毅受到批斗以后，难过得落下了眼泪。张春桥看了以后，气得要命，决定马上召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全体委员扩大会议，由他自己主持并作讲话。
这次扩大会议在上海展览馆宴会厅举行，参加者有市革委会、各区县局以及各群众组织的负责人约四百人，连宴会厅旁边的走廊都挤满了人。张春桥亲自出马，在会上传达了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直接点名批判参与所谓“二月逆流”的几个老同志，对陈毅批得尤其厉害，他说：“陈毅，过去是新四军的，解放以后又在上海工作了一个时期，所以有些人至今对他还有迷信。静安区有一个人，听说陈毅受了批判，居然还替他掉眼泪！因此，我们要揭穿他的老底：陈毅这个人，从井冈山时期起，就反对毛主席。有人把他在军事上吹得神乎其神，其实他不会打仗，只会下棋……”讲话完毕，张春桥规定必须把全会精神“原原本本”地传达到上海的基层群众，企图用高压政策来抑制上海人民对陈毅的怀念和爱戴。
“九大”材料小组的成员为了把陈毅的材料搞到手，翻遍了各种档案资料，还挖空心思地寻找陈毅的社会关系。有一个干部过去当过陈毅的警卫员，“九大”材料小组就通过组织对这个警卫员施加压力，让他写出揭发老首长的材料。上海市文史馆反映了一个情况,说陈毅市长过去批示过让一个反革命分子当文史馆馆员。“九大”材料小组马上跟踪追击，发现有一个国民党的旧人员，戴过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但对金石篆刻颇有造诣。他把陈毅写的诗词搜集起来，刻成一本印谱，送给陈毅。陈毅爱才惜才，就写了一张条子给上海市文史馆，安排他为文史馆馆员，按月发给津贴，一方面展其所长，一方面解决其生活困难。这可是一条“陈毅包庇反革命分子”的所谓尖端材料。
经过一个多月的搜集，一本三十来页的《陈毅同志言论小集》的清样赶排出来了。这本小册子是从陈毅1953年至1966年期间，在上海、北京等地各种会议上的报告、讲话及接待外宾时的谈话纪录中摘抄编成的，共分九个部分，条条都是诬陷诽谤。
小册子编成后，送王洪文、徐景贤、王少庸等审定，徐景贤把小册子的标题改成《陈毅反动言论小集》，上纲上得更高。最后送张春桥、姚文元过目后，一共印了八十多本，分发给上海的“九大”代表。
除了搜集陈毅的材料以外，张春桥还指名要搜集所谓“‘二月逆流’黑干将”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聂荣臻等人的材料。这批材料，共计七十六份，一千一百六十三页。1969年3月初，王洪文和徐景贤接到通知立即乘飞机去北京，参加“九大”预备会议。临上飞机之前，王洪文的秘书小廖提来一个大皮箱，交给王洪文拎到北京去。皮箱里面满满地装着上海搜集到的全部材料。
“九大”开会期间，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和上海代表团都住在京西宾馆，张春桥、姚文元等“中央文革”成员，都住在钓鱼台。大会开幕之前，张春桥、姚文元到京西宾馆看望上海代表团。张春桥穿了一身军装，洋洋得意，他对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说：“陈毅是上海选的代表，他应当参加上海小组的活动嘛。你们可以通过大会秘书处通知他,什么时候开会，就让他来参加，听听大家的意见……”
姚文元也穿起了军装，但衣服看起来总是不太合身，皱巴巴的，袖子过长，样子显得有些滑稽。他接过张春桥的话头：“我同意春桥同志的意见……”这是姚文元的习惯用语，一开口往往先来这么一句，而且他往往重复他所要强调的话，“你们可以事先分一分工……分一分工，按照陈毅那本言论集的几个部分，要上海的代表们分头准备一下……准备一下，从不同的角度发言，进行批判。”
“我们想把那本《陈毅反动言论小集》,送一册给陈毅本人,让他自己看看。”徐景贤出了一个点子。
“可——以。”张春桥拖长了声音回答，“应该是在上海肃清陈毅的流毒的时候了。”
一切部署就绪，就等陈毅出场。
1969年3月27日晚上,北京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里灯火辉煌。上海的八十名“九大”代表整齐地坐在会场里。张春桥和姚文元故意不到场。王洪文、徐景贤坐在铺着白桌布的主席台前，旁边给陈毅留了一个空位置。王秀珍喉咙响、声音尖，事先商量好由她守候在会场门口,一看到陈毅进场，就带领大家喊口号。当时，“九大”秘书处由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负责,他听说上海小组要批陈毅，特地派了两名联络员来，坐在后排，一面做记录，一面观察动向。
会场里的空气一时显得有些紧张。代表们都齐刷刷地转过脸去，朝会议室的入口处张望，等待闹剧开场。
忽然,听见王秀珍的尖嗓子高声喊将起来:“打倒‘二月逆流’黑干将！”“陈毅必须低头认罪！”
代表们也跟着齐声叫喊起来。
陈毅来了。他额顶已经几乎全秃了，头部两边出现了许多花白头发，过去红润丰满的脸显得瘦削了许多。
等到陈毅在主席台的边座上坐下,主持会议的徐景贤便先来了一段开场白:“今天，我们‘九大’上海小组的八十一名代表，在这里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陈毅同志作为上海小组的成员之一，今天也来参加会议。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我们上海市的共产党员，选举陈毅同志为右的代表。但是，陈毅同志过去在上海工作期间，存在着严重的错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又卷进了‘二月逆流’。对这些问题，我们上海的代表们必须进行清算……”
说到这里，徐景贤从文件袋里取出早就准备好的《陈毅反动言论小集》，举在手里扬了扬说：“我们把陈毅同志过去在上海等地发表过的讲话，摘编了一本集子……”
这时，王洪文把小册子接过去，对陈毅说：“今天，我们把这本《陈毅反动言论小集》当面送给陈毅同志，希望他和大家一起，彻底清算自已！”
说罢，王洪文把小册子递给陈毅。陈毅一下子懵掉了，他万万没有想到今天会收到这样一份见面礼。他接过小册子说：“承蒙上海党选我当‘九大’代表……”
“什么上海党、北京党的,我们的党只有一个。你陈毅这种说法是制造分裂!”主席台下面飞出一条大嗓子，打断了陈毅的话。
会议主持人宣布批判发言开始。第一个发言的是王洪文，接着，代表们一个个发言，像连珠炮似地向陈毅射去，足足两个多小时，这场闹剧才暂告结束。
第二天上午，向来起床很晚的张春桥和姚文元一反常态，早早就从钓鱼台联袂赶到京西宾馆来了。在上海代表团住的七楼小会议室里，他们津津有味地听取汇报。其实，他们早已从大会秘书处派来的联络员那里，了解到批判陈毅的情况，但他们还是想体会一下昨天晚上的具体情景；特别说到陈毅收到小册子，猝不及防、“颇为狼狈”的时候，一向严肃正经的张春桥放声狂笑。笑了片刻，当王洪文提出还要再批陈毅的时候，张春桥阴阳怪气地说：“你们不能光批人家呀，也得让陈毅讲讲话嘛。”
一言为定：3月29日晚上继续开会，而且事先通知陈毅让他发言。在代表们讲完以后，听听陈毅说些什么；如果他的态度不好，再批。
第二次会议开得时间更长。这次会议由王洪文主持，先是代表们作了连篇累牍的批判发言，随后让陈毅表态。今天，陈毅看来已经有所准备，而且比较不在乎会议的气氛了，神态和情绪也不像第一次受到突然袭击那样多少有些不自在。
陈毅一边翻着上海编的那本小册子，一边侃侃而谈。他谈到自己当了九年的上海市长，讲话很多，确实有不少缺点错误，欢迎批判。接着，他谈起自己几十年的革命历史：自从上了井冈山，四十多年来，一直紧跟毛主席干革命，虽然有的时候思想一时跟不上形势，或者对毛泽东思想理解不深，但是基本上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
陈毅一口气讲了三刻钟。下面的代表们已不耐烦，有人中途就喊叫起来，打断了他的讲话：“陈毅不要评功摆好！”“陈毅老实交待实质问题！”
陈毅没有理会中间插进来的干扰,还是继续他的讲话。多数代表并不了解党史、军史，也提不出有力的论据来批驳。
王洪文见状，就和徐景贤咬耳朵，决定由徐景贤捡起当年红四军七次党代会上陈毅和毛泽东发生争论这件党史、军史有定评的陈芝麻、烂谷子，攻击陈毅所谓一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
当时的上海代表，不少人对党史、军史毫无所知，听了徐景贤拿出这样的“材料”来煽动，只有一个劲起哄的份儿。这时，大会秘书处派来的联络员急匆匆地走了，估计是去向领导汇报会场上的情况的。
陈毅无言地坐在座位上，显然，刚才徐景贤的发言使他大感意外，而且把他深深地激怒了。他的嘴唇轻轻地翕动着，想要说什么，但终于没有说……
是的，关于这一段党史、军史，陈毅是最熟悉不过的了。当年，陈毅在红四军“七大”上，确实和毛泽东发生过争论。趁着到上海去参加军事会议的机会，向党中央作了详细汇报。当时中央军委书记、组织部长周恩来听取汇报后作了指示，要陈毅代中央起草了“九月来信”，坚决支持毛泽东的工作，肯定了毛的正确主张。周恩来在和陈毅面谈时，又以中央军委的名义，要陈毅马上返回，把离开部队的毛泽东请回来，继续主持红四军前委的工作。陈毅回到苏区，都照办了。
关于这一段历史，中央早已做过结论。可是，陈毅没有想到，在1968年举行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竟有人把这段历史重新翻了出来，加以清算。今天，到了‘九大’会议上，又把这些陈年旧帐，作为他陈毅反对毛泽东的新鲜话题，抖落在不了解党史的青年后生面前。陈毅想作说明，可是“夫复何言”！
王洪文眼看代表们的狂热已被煽动起来，就趁势收篷，宣布说：“我们奉劝陈毅同志认真考虑代表们的批判、帮助，作出一个像样的检查来，下一次向代表们彻底交待。”
陈毅缓缓地站起身来，捡起桌子上的那本言论集走了。代表们也都散去。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等留下来，正在讨论下一步打算的时候，大会秘书处的工作人员走了进来，通知他们几个马上到京西宾馆大会秘书处吴法宪的办公室去一下。
吴法宪的大办公室里空无一人。他们等了十分钟左右，又矮又胖的吴法宪进来了。他字斟句酌地对他们说:“上海的‘九大’代表们开了两次会，帮助陈毅同志，我们的联络员都在场，已经向领导上作了汇报。刚才总理把我找去了，总理指示：适可而止。所以，找你们几位传达一下，下一次会议是否就不开了？”
稍稍停顿了一会儿，吴法宪又说：“这次‘九大’，要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毛主席指示：要保证这些卷进‘二月逆流’的老同志选上……”
由于周恩来的保护，张春桥等再整陈毅的阴谋没有得逞。
由于毛泽东的安排，陈毅和其他几位老同志，在1969年4月24日举行的“九大”全体会议上，仍旧当选为中央委员。
陈毅系列传记--陈毅出访途中一场惊险的着陆飞行
陈毅出访途中一场惊险的着陆飞行
宫达非
1965年9月14日到9月21日，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应邀访问了西亚非洲六国。
外交部的同志们，不管是当面或是背后，对陈毅同志都不称他外长，也不称他副总理，而是称他“陈总”或是称他“老总”。
陈总当时毕竟是60多岁了，在外事场合你总是看到他谈笑风生洒脱自如，一切问题不论是国内国外的，都胸有成竹对答如流，这固然由于他平时博览好学、贯通中西,但是对陈总的“台下功”，只有他的秘书杜易和他的妻子张茜知道得最清楚。他白天每参加一场外事活动，总是要提前熬夜、批阅许多文件，做些必要的准备。如果出国访问，那又要开许多预备会议，向总理、主席请示许多问题。面对这样一个喘不过气来的外事日程安排，张茜流泪了。她的泪水是复杂的，是长期征战中生死与共别情离意的难以自禁？还是对老总花甲之年他洲异国风尘远别的挂念？她思量再三，最后还是到周总理办公室去，要求总理减少陈总的外事活动，特别是出国访问长途飞行舟车劳顿的外事活动。这倒使周总理为难起来了。有一次我们向总理请示工作，总理把这件事对宦乡和我讲了，要我们在国外对陈总在工作和生活方面多加照顾和关心。
启程前一天，陪同陈总出访的全体工作人员开了一次大会。周总理打破常规亲自作了动员讲话。他除了说明此行任务外，还很有风趣地把张茜如何流泪如何关心陈总健康的事简谈了一遍，总理最后以同情加勉励的口气说，百万大军的战场如履平地，大江大海不知渡过多少，怎么在外交战线上，张茜竟动起了儿女之情呢？总理又说，这也难免，老总的出访任务最近的确是多了一些，但这也是中央对老总的信任和重托。他看了看张茜红肿的眼睛又说，这个思想工作，还是交给邓大姐来继续做吧。
陈总讲话除说明此行任务的重要性之外，还很风趣地说，我是总理的兵，总理指到哪里,我就打到哪里，张茜为我瞎操心。说罢，哈哈大笑，逗得大家心情一松，会意地报以同情。
1965年9月14日，专机离国西飞。
空中小姐送上各种饮料和小吃，接着又送上一道大菜是葱烧海参。为活跃机舱中沉闷的气氛，陈总举杯大声说，请大家干一杯，我们现在过的是神仙的日子，在天空中喝茅台，吃海鲜，神仙也未必真能够有这样的逍遥游吧。
陈总把话题一转说,我把出访工作总结了五个大字,“飞、跑、吃、喝、说”。出国访问，日程紧排，下了飞机上汽车，下了汽车又会谈，会谈完了又是宴会，宴会完了又是参观，马不停蹄，真是太紧张了。他把“飞跑吃喝说”风趣地解说一番，又开玩笑地说，请各位同志兄弟回国后在总理面前替我说个人情，不要再叫我当这个外交部长了，我退职后，在北京开一个四川饭馆子，那时我请诸位吃地道的四川菜。陈总这一番话使气氛活跃起来了。
饭后，陈总邀我同他下围棋，我说不会下，他看了我一阵子，大声说：“你这个宫达非，连围棋都不会下啊，文化水平太低了。”我把他的秘书杜易拉了过来，两人对弈起来。后来我问杜易，他说刚来做秘书时也不会下棋，老总最初让他十来个子边教边下，后来不让子也可对付一阵子，但总是输的时候多。老总平时除去工作，读书、写诗、下围棋便是他的娱乐了。
9月17日0时，科纳克里机场灯火通明，杜尔总统亲自到机场为中国外长送行，即使对友好国家这也是一种少有的特殊荣誉。杜尔总统陪同陈总检阅仪仗队之后，在舷梯旁拥抱、握手、告别。我们这些陪同人员登机就座之后，都有如释重负的轻松之感。要飞往亚洲了，然后就可以返回祖国了。慢慢地随着飞机轰鸣的节奏，同志们都进入梦乡了，老总也真的需要闭闭眼睛休息一下了，只有机组的全体同志，在紧张地聚精会神地工作。
经过长达7小时的飞行，专机在飞近阿尔及尔机场前半小时，空中小姐把大家叫醒了，送上饮料，要大家恢复精神做下飞机的准备。往机窗外看，只见厚厚的云层，把飞机紧紧地包住。天地茫茫，难分上下，凭我们经常乘飞机习惯的感觉来判断，专机已在向下降落，可是忽然又爬高升起，第一次降落失败了。专机在天空转了几圈，又进行第二次降落，又不成功。正当专机着陆不成向上升高时，突然一架飞机轰隆长啸，在我们的左侧方向擦翼而过。我的心情本来已经很紧张了，看到这一情况，更吓得有些惊慌难抑。我们都知道飞机失事，大都是在下降时发生的。这时我双手的汗水，不觉渗然而出，但是坐在陈总旁边，仍然极力装作镇静。这时，只见机长张瑞霭同志走到陈总面前报告说，专机已降落了两次，离地面80米都难看到跑道，备降机场也是大雾迷漫，拒绝接收，请示陈总如何处理。这时有几个同志也走过来，同样也有些紧张，站在陈总周围，等待他能出什么好主意了。只见他慢吞吞若无其事的样子，看了看机长，然后说，“一切都由机长做主，我现在也是你的兵，听你指挥，如何安全着陆，你机长自然有办法，不必来问我嘛。”机长听完陈总的话，急忙返回驾驶舱去。陈总环视一下周围的同志说，你们哪个敢来与我下棋？没人前来，只有杜易拿着棋盘走过去。陈总又大声说，让小姐拿早餐来吃嘛。他这样做，当然是为了缓和大家的紧张心情的。
宋朝大文学家苏洵论为将之道：“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而今天则是飞机将坠于地面泰然无事。我暗想自己，已经惊慌得手出冷汗，在陈总——这位身经百战的元帅面前，我是多么渺小。这时，专机已转回头去平稳地向南方沙漠中飞去。约50分钟，在一个沙漠中的小机场平安地降落着陆了，不仅汽油已尽而且跑道也已到了尽头。原来专机抵阿首都前一个小时，机长观察地面时，无意中发现了这个十分简陋的小机场，这个地方叫拉格瓦特。同志们下了飞机，额手称庆，有如获重生之感。
地方长官听到这一消息，急忙赶到机场来迎接，他见到陈总说：“我接到报告说，加纳来了一位元帅。我知道加纳并没有元帅，一定是前几天来我国访问的中国元帅又回来了，果然我说对了，他们把CHINA说成了CHANA。”这位地方长官非常热情，把我们接到宾馆后，杀牛宰羊，丰盛款待，不住地说：“中国元帅自天而降是真主的恩赐。”陈总风趣地对大家说，陪同我出国访问，到处都有真主保佑，不然的话你们能在这沙漠绿洲里，享受这样美酒、羔羊的高级宴席吗？也要感谢机组的同志们，把我们送到这被称之为沙漠天堂的“伊甸园”来，你们应该立功受奖。
下午2时，阿政府派专机由礼宾司长陪同曾涛大使前来迎接陈总，空军又派机运来汽油，专机下午4时，安抵阿尔及尔。一场惊险的着陆飞行，终于平安度过。回头一想灾难与安全的分界，也就在毫忽之间。今天回想起来，仍然历历在目。
陈毅系列传记--陈毅当年回故乡
陈毅当年回故乡
胡兴模
１９５９年１１月，正是人民公社在中国大地办得热火的时候，陈毅同志怀着不安的心情，回到阔别３６年的家乡四川乐至县视察。
劳动桥
陈毅同志的家在一个古老的小镇，小镇紧依着一条小河。人们为了能够过河，在小镇东端的河滩上，竖起了一排“跳墩”。可是，每当洪水季节，或者“跳墩”有倒塌，人们往来就非常困难。１９２３年春天，陈毅同志留法勤工俭学返乡，一次，他见一个小学生过“跳墩”时不小心摔到河里，便奋不顾身跳下河去救起那小孩。为此，陈毅同志曾向当时的地方政府提出修桥的建议。镇上的几个头面人物也动了心，发起募捐，筹集了一些银子。谁知后来，这笔款项全肥了少数人的私囊。对此，陈毅同志十分愤慨。
陈毅同志这次回乡，公社修起了公路，又正值一座横跨小河的石桥建成。家乡人民为了表达对陈毅同志的敬仰和爱戴,纷纷建议把这座石桥取名“将军桥”或“元帅桥”。
陈毅同志知道此事后，便马上反对说：“我们共产党不兴这一套，党纪更不容许。我陈毅也算不了老几嘛！”他还深有感触地说，“建这座石桥，是过去几十年没办到的事，今天由你们建起了。这说明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啊！那就是，真正值得歌颂的是劳动人民。是劳动的双手创造了世界，改造了世界。我们还要用劳动的双手去建设共产主义哩！我也来取个名吧，叫‘劳动桥’好不好？”乡亲们听罢，噙着热泪，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
今天，凡去参观陈毅旧居的人们,多要去劳动桥观光和留影。这座普通的石桥，已成为人们学习陈毅同志不居功、不骄傲、谦虚谨慎、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德的活教材。
《乡情吟》
陈毅同志的家乡地处川北，是一个土质瘦薄、石骨嶙峋的丘陵地区。他回乡时，正碰上大刮“三高五风”。因为浮夸，这个落后的小县竟成了全省农业生产大跃进的一面红旗。因此，当时去乐至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盛况空前。
离县城五华里的仙鹤公社境内，有一个较大的石骨山坡，叫碉堡坡（当时称为高产“卫星坡”）。坡高四五百米，坡上多是晒席般大小的石骨斜土地。可是，这里却修了一条约两公里长的盘山机耕道，拖拉机可以直开到山顶。这拖拉机上山的“壮举”，便成了建设山区的“表率”，凡来乐至参观的，都要到此学习。陈毅同志此番回乡，县里领导当然要请他去观光。
那是一个晴朗的下午，暖暖的太阳在鳞鳞云片间缓缓穿行，带着寒气的北风刮着。公路两旁,红旗招展，锣鼓声不绝于耳。一排排赤着臂膀的青年正在深翻土地，一队队送肥的姑娘挑着沉重的担子在穿行。啊,这就是高产地里的“大兵团作战”。陈毅同志看着这一切，沉思着，苦笑着，不时地摇摇头。
陈毅同志来到“卫星坡”下，他不叫小车开上山去,走下车来，拄着黑漆拐杖，健步攀登。随行的人们，也纷纷下了车。
陈毅同志问：“这个坡，过去种什么？”
一个干部回答：“原来可耕地少，种小麦、包谷，产量很低。”
“现在呢？”
“现在靠公社的力量，荒坡换新颜。今年全县小麦平均亩产５０１斤，这高产地已过千斤关了。”
陈毅同志幽默地叹道：“啊，不简单啊不简单，荒坡过了千斤关。”
来到山上，陈毅同志时而眺望远方，时而瞧着近处，很少说话。人们以为他要作诗，正在构思。有人便凑趣地提议说：“陈老总，你多年不回乡，家乡的山山水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你不妨吟首诗，述述乡情吧！
提起作诗，陈毅同志的诗兴可真来了。他笑了笑，点点头，爽快地说：“嘿！你们的兴致倒不错。要我作诗，可以的。但我们得先算一道数学题。”接着，他严肃地说：“高产地占不到整个公社土地的五分之一吧！你们把全部人力、物力集中在高产地搞‘大兵团作战’。荒掉了五分之四的土地，这真能增产吗？假如一亩产５００斤，五亩就该产２５００斤。一亩高产地能产２５００斤吗？你们为了争红旗，就只有吹牛、说谎。是不是？”陈毅同志越说越激动，停了停，继续说道：“同志们，这样搞法要不得啊！危险啊！常言说，吹牛不犯死罪，可是我们共产党是执政党，我们吹牛,那是要害死人的。”他用拐杖指着脚下的坡地说：“这个坡，要是建成桑园就好了，因地制宜嘛！何需花那么大的力气修公路。”
人们听着陈老总的谈话都沉默了。过了一会，陈毅同志大声笑了起来，说道：“你们不是要我作诗吗？好，我就来诌上几句，赠给诸君。”随即，便一句一句朗诵起来：
今日话乡情，情真意更诚。
好大喜功事，万代招骂名。
在场的人听了，有的惊叹，有的称好，有的愕然。
陈毅同志的这首《乡情吟》,表达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忧国忧民的诚挚心情，实事求是的精神风貌，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可惜，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这首诗未能为广大群众所知晓。
永世珍藏的钱封
陈毅同志有一位同龄表弟，叫唐联升。他家至今珍藏着一个红纸钱封。３０多年了，即使在困难的时候，他也没有想到要动用那纸封里的２０元钱，这是因为，它牵系着一件难忘的往事。
唐联升同陈毅在少年时期和青年时期很要好，但是，自从陈毅同志于１９１９年留法勤工俭学并参加革命以后，二人就很少联系了。１９５９年１１月，陈毅同志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他按照家乡风俗，给各家亲友都准备了一份用红纸封着的糖果费。几天过去，他和老家的几十位亲友见了面，唯独没见到表弟唐联升，只听说唐联升外出未归。
陈毅同志离开乐至到达成都后，又向弟弟陈季让（当时任乐至县副县长）提起没有见到表弟唐联升的事，陈季让这才把实情告诉他：“唐联升不仅在家没外出，还被人看守着哩！他是个地主分子，干部们研究，不能让他跟你副总理见面。”
陈毅同志听了非常生气。“唉，真没想到，你们硬是‘左’得出奇。我可以同帝国主义分子见面，可以同战争贩子见面，却不可以同一个地主分子见面，而且他还是我表弟！再说，我做了多年统战工作，如果连亲友的统战工作都做不好，还能做好全国、全世界的统战工作？”他停了停，又说：“其实，我们提出改造地主分子，也绝不是像一些人理解的只是强迫他们干笨重的体力劳动，主要是改造思想。他们当中有文化知识的，有一技之长的，要大胆使用，脑力劳动也是劳动嘛。如果他们为人民做出贡献，人民是会欢迎他们的。”
和弟弟分别时，陈毅同志诚挚地说：“叫唐联升来北京，我在北京见他。”并叫他把那个未送出去的红纸钱封转交给唐联升。不久，唐联升接到了陈毅同志赠送的钱封和上北京的邀请，使他受到莫大的鼓舞。从此，这个红纸钱封便成了唐联升家的传家宝，也成了当地干部学习陈毅同志正确执行党的政策的一份珍贵的教材。
点戏
陈毅同志一行回到成都，省里领导知道陈毅同志喜爱川剧，就给他安排了一个川剧晚会。
陈毅同志得知非常高兴，说：“我３０多年没回故里了，可乡音未改，乡情倍增，能看到家乡戏是我的眼福啊！我早年在乡，就是个川戏迷哩！”
省里一位领导就热忱地请陈毅同志“点戏”。他笑道：“客听主安排吧！我对川剧界的情况了解不多。阵容情况、演出情况知道得更少。戏要没‘点’好，就出难题了。给演员自由，他们自有拿手好戏的。”
晚饭后，陈毅同志一行早早去了锦江剧场。演员们对陈毅同志十分崇敬，有的一年前出国演出在京期间还去他家作过客，他们是老朋友了。大家蜂拥而至，同他亲切地摆起“龙门阵”来。
猛然间，剧院负责人跑来向陈毅同志索取“戏单”了。陈毅同志推辞—阵后，便从怀中摸出一张折叠的纸来。顿时，大家欣喜地注视着，都想知道陈老总“点”的是什么戏。
剧院负责人很风趣，他接过“戏单”并不急着打开，神秘地笑了笑，言道：“陈老总，我想猜猜，你‘点’的戏，很可能在我们准备的节目之中呢！”
陈毅同志听了大吃一惊，忙问：“那你说说，我‘点’的是哪两折戏？”
“你家姑奶奶的戏呗！《秋江》，还有《思凡》。”剧院负责人胸有成竹地大声说着，随即打开纸叠一看，不出所料，陈毅同志“点”的正是这两折戏！大家不禁哈哈大笑起来。陈毅同志惊愕了。这位运筹帷幄多年的元帅，今天被川剧界的朋友给“算”着了。他百思不得其解。因为，他写“戏单”时旁无一人啊！
原来，这事还得从１０年前说起。那是１９４９年１２月，陈毅同志参与指挥的震惊中外的淮海战役取得胜利后的一个晚上，陈毅同志在前沿阵地观看战地文工团的演出。节目有京戏、黄梅戏、秧歌剧和歌舞。陈毅同志看后感叹道：“今晚的演出很好，但总觉不过瘾。要有一出川剧就好了。”
文工团的同志问他：“陈老总，你喜欢川剧中的哪些剧目？”
他笑着说：“川剧中的优秀剧目很多。不过，我倒特别喜欢我家姑奶奶的戏呢！”
“你家姑奶奶的戏，是什么戏？”在场的人都惊奇地问。
陈毅同志放声大笑道：“就是《陈姑赶潘》，也叫《秋江》。所谓陈姑，顾名思义，当然是我们陈家的姑奶奶罗！”他感慨地说，“这折戏写的是一个尼姑渴望自由，渴望解放的事。剧中人不多，一老一少，有说有笑，有唱有舞，趣味横生。川剧中另一出戏《思凡》也很好，也写的是一个尼姑向往自由的事。在封建社会里她们的理想是无法实现的。我们今天为解放全中国而奋斗，正是为了实现劳动人民千百年来的愿望，获得彻底的翻身解放呢！也正是为了被压在最底层的妇女的彻底解放啊！”
谁知，陈毅同志当年的这番即兴谈话，竟传到了川剧界。那天，剧院负责人就是按照这桩铁闻，特地安排著名川剧表演艺术家竞华、周企何等来担任演出《秋江》和《思凡》的。
陈毅系列传记--陈毅的最后一次家宴
陈毅的最后一次家宴
铁竹伟
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
京西宾馆西门警戒线是细细的一条白杠，却像南天门，隔开了两重天。
各省造反派把大字标语刷满宾馆对面的墙壁、马路、房顶。
整个白天，到宾馆四周示威的队伍接踵而至。上海的走了，福建的来了；安徽的走了，江苏的来了。
笔者曾经访问过当年参加了这次工作会议的陈丕显、江渭清、李荷华、张劲夫、姬鹏飞、李雪峰等老同志。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江渭清回顾这段历史时感慨地说：
“八月份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时，会场里的气氛还比较融洽，毛主席坐在台上讲话，台下坐着的同志也时常插话，场内有时还漾起一阵笑声。
“到十月工作会议，这种气氛已经荡然无存了！会上刘少奇、邓小平同志，已被文革小组定为资反路线的炮制者，当作黑司令部的总头目批判了。以此划线，人人检讨，根本不容辩解！心情压抑的程度更是难以名状！
“正在这里，接到陈总秘书的通知：陈总今晚请华东几位第一书记吃晚饭。我竟像孩子盼过年似地盼起天黑来了,看得出，一同去的陈丕显夫妇、叶飞、李葆华、魏文伯、谭启龙等同志，都有同样迫切的心情。吃饭是小事，能到老首长面前谈谈心，出出气才是真的。整个会议期间，虽说与陈老总天天都见面，碍着人多眼杂，只有碰面点点头的机会呀！”
天近傍晚，两辆拉严窗帘的“大红旗”开出了京西宾馆，出门不远，便避开宽敞的大道和熙熙攘攘的人流，在狭窄的僻静的小胡同里东拐西弯，时而停车躲让自行车，时而缓慢艰难地转急弯，足足绕了半个钟头，汽车方才切入府右街，呼啸驶入中南海西门。
这时，司机如释重负，长长地舒了口气。
陈毅站在院门口，带着深沉凝重的微笑，与每一位客人握手。张茜拉着谢志诚（陈丕显的夫人）的手，一边往里让，一边歉意地说：“老总请你们来，也没提前打招呼，匆忙中，只备了几样家常菜，请大家多原谅哟！”
这几位华东来的书记，几乎每次到北京开会，总要“敲”陈毅一次“竹杠”，当然主要目的是看望一下老首长。这次，碍于形势错综复杂，不便聚会，陈毅一直未发邀请，无奈几位书记心里有事，几次提出要求，陈毅才在会议快结束时临时决定。
施师傅今天中午才知道请客之事，但因都是熟客，口味喜好他有数，只半天工夫，他便像变魔术一样，煎、炒、烹、炸、摆上一桌菜。桌子正中放着两瓶茅台，一瓶长白山红葡萄酒。
大伙亲切随便地鱼贯入席。
陈毅拿起茅台酒瓶，给每一位伸过酒杯的老部下斟上一杯，最后把自己面前的小酒杯倒满，举起，向众位说：“今天我们喝茅台，都敞开酒量喝个痛快！”能喝的开怀畅饮，不行的也品尝几口。我也不敬酒，剩下来的，请大师傅喝光。干！”
没有吃菜，也没碰杯，有的一饮而尽；有的抿了一口。
陈毅猛一仰头,滴酒不剩。他把空杯子搁在桌上时又补了一句：“我酒量有限，不再敬酒，你们能喝的尽量喝！”顿了顿又说：“我们这些人一同吃饭，这是最后一次了！”
这句话说得声音不高，可是“最后一次”这四个字的分量很重，满座为之一惊。
张茜猛一怔，随即埋怨身边的丈夫：“你不要瞎说嘛！”
“你懂什么！”陈毅突然像狂暴的雄狮，冲着张茜怒吼了一句。
大家又一次受到震动：当着客人的面，陈毅从来没有对妻子这样横蛮。如果性情倔强的女主人离席而去，整个酒席将会不欢而散。根据以往经验，这完全可能。
也怪，张茜意外的平静，她只不太明显地叹了口气，转而笑着招呼大家：“别停筷子，多吃菜呀！空腹喝酒会伤身体的！”说着，拿着酒瓶为每一位客人斟酒，然后又给身边的丈夫加了半杯，温存地说：“老总，你只能再喝半杯，这是医生定的量，对吧！”
“嗯。”陈毅顺从地点点头。
反常，一切都反常，反常得令人眼眶发热，鼻子发酸。
张茜个性强，她“管教”陈毅时的厉害劲儿，在座的有几位是亲眼目睹过的。当时曾觉得她太不给面子，可是今天突然觉得那才是张茜，而眼前这位逆来顺受的女人则显得陌生。
一次，会议开完，已近中午，周恩来总理掏钱，留陈毅、贺龙在北京饭店吃狗肉，又派人打电话，把张茜、薛明也请来作客。周恩来还特地买来一瓶茅台酒。酒过数巡，脸色红润、汗珠满面的陈毅，突然以极度夸张的语调大叫：“哎哟！”然后转脸对身边的张茜说：“哎、哎、哎，今天是总理请我们吃酒，总理给我敬酒，我怎么能不喝呢？你不要老在下面踩我的脚嘛！”
几句话，惹得满座哗然，包括羞红脸的张茜，也无可奈何地笑了！
后来，每逢周恩来向身边同志讲到这段故事，总忍不住放声大笑。
张茜给身边的谢志诚夹了块白块鸡，又夹块，似乎想往陈丕显碟里送，略一思索，放在陈毅碗里。转而夹起一块酱鸭送到陈丕显面前，关切地问：“陈书记的身体怎么样？”
“是呀，”陈毅接过话题，对陈丕显说：你命很长啊！得这个病还在！”
陈丕显1966年初鼻腔突然出血，检查后确诊是鼻咽癌。因为治疗及时、得法，如今已渐好转。与他相同病症的另位副军长、由外国专家治疗，病情很快恶化，半年就病逝了。
“最近还好。”陈丕显微笑着回答“多亏周总理派去了北京肿瘤医院吴桓兴院长。他完全依据我的病情变化，镭放射治疗时专门为我开‘小灶’，否则，10个陈丕显也完了！吴院长对我说，如若癌症病人都能及时得到‘小灶’治疗，而不是完全依据书本吃‘大灶’，绝大多数患者都是有可能治愈的。前两天，我去吴院长家看望，唉，老人就因为是华侨，被红卫兵抄了家，连病都不准他看了。”
恐怕在座的书记中，只有陈丕显一人还能自由地在北京大街上走走。因为上半年，直至会议之前，他都在养病，有幸避免了“资反路线”的“错误”。上海目前正集中攻击曹荻秋、魏文伯。魏文伯坐在席间喝着闷酒，看得出日子不好过。
“阿丕！”陈毅突然以责备的口吻说，“你养你的病嘛，来开什么会呀！常言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