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问她！”陈丕显向夫人一指。
“老总，叶群亲自打的电话，正巧是我接的。”谢志诚说，“叶群在电话里说：‘陈书记能不能来开会？中央怕他跟不上呀，能不能来呀？可以带医生、护士来京,再说，北京也有名医。’哎，说是商量，比下命令还严肃，老陈能不来吗？”
“哼！”陈毅脸上堆起怒容。
“是呀，”陈丕显接着说，“昨天，江青请我去吃饭，她说呀，看样子魏文伯不行了，造反派对曹荻秋也不满意，我希望你出来。我说：‘如果需要，我可以帮助曹荻秋，他还是主管工作,我做些调查研究。’江青火了：‘你何必躲在幕后？！大胆出来干嘛！我和春桥作你的顾问’。我说，‘哎哟，你们两位作顾问太大了，我主要还是身体吃不消’。谈话不欢而散。谁想出门就碰上戚本禹，他主动上门来拉拉我的手说：‘身体怎么样？’我还是说吃不消。戚本禹两眼一瞪，凶声恶气地说：‘那不行！第一书记都要杀上第一线！’”
“陈老总！”江渭清憋不住了，“我从运动开始到今天，始终没想通过，我对这场运动确实有抵触！”
“我记得六二年北戴河会议上你向主席提过：再不能搞这样大的运动了（指大跃进），我们受不起折腾了！
“当时毛主席说，你的意见对，今后要慎重。现在怎么又……唉！搞大运动，一窝蜂，根本不能实事求是嘛！都是先有框框，先有结论：‘走资派’！扣上顶高帽子再找材料。
“不算战争年代，我在江苏工作17年了。17年间，我就撤过一个县委书记，因为他死官僚主义，省里拨给他的粮食他不要，全县饿死4万人。现在可好！从省到地市委，到县委，‘洪洞县里没有一个好人’了，我保不了他们，连我自己也保不住了！这样搞法，怎么行嘛！叫我怎么理解，怎么得力嘛！”
说到最后几个字时，江渭清眼圈潮润，声音也有些嘶哑了。为了镇定情绪，他往嘴里塞了支烟，发颤的手，划一根火柴，断了；再划一根，又断了；划到第三根，才把烟点燃。
陈毅早已注意到，一向爽朗潇洒的叶飞今天几乎没开口。陈毅心里一阵痛楚，这是一员虎将啊！黄桥决战，他为开辟苏北根据地建立了特殊功勋；解放以后，他在福建担任第一书记，为争取祖国早日统一，做了大量工作。今天竟被轮番批斗，而且是中央文革直接授意的！“罪状”是叶飞本人是华侨；国外反动报纸对他有“邀请前往自由世界，共操反共大业”的文章。真是岂有此理！
李葆华还是中学生时，陈毅去他父亲李大钊那里请示工作时就认识了他。60年代初期，他受命于危难之中，到饿死人最多的安徽省担任第一书记。他走遍了安徽农村，及时大胆地采取了“三自一包”的措施，基本安定了全省的局面，至今皖北农村还有“李青天”的尊称。现在却被造反派视为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走资派。难道非要老百姓都去逃荒、要饭、等国家救济，这才是社会主义？！
为人耿直正派的江华是被用担架抬上飞机，来北京开会的。他重病在身，原本魁梧的身体，如今骨瘦如柴。就这样，造反派依然在病房里批斗他。是总理催促他立即返沪住院，并以办公厅正式文件通知造反派，不准干扰江华的治疗。然而，造反派能令行禁止吗？陈毅十分担心。
还有曹荻秋、魏文伯、谭启龙，他们都是革命几十年的老同志，老党员了，怎么能统统往死里整呢？
陈毅思前想后，百感交集。见大家也无心吃饭，便端起酒杯说：“困难，我们都见过，要说困难，长征不困难？三年游击战争不困难？建国初期要米没米，要煤没煤，头上飞机炸，下面不法投机商起哄捣乱，怎么不困难呢？困难！没有困难，还要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干什么？我还是那句老话：无论多困难，都要坚持原则，坚持斗争，不能当墙头蒿草，哪边风大，就跟哪边跑！”
这些道理并不深奥，在座的诸位也都会说。但是，话从陈毅嘴里说出，就像当年听到他的战斗命令一样，一种坚定的、必胜的、甚至是神圣的信念油然而生。大家屏住气，认真聆听老首长的临别赠言。
陈毅顿住了，他看着手中的酒杯，仿佛是在斟酌词句。忽然，他抬起头，深邃的眼睛里闪动着异样的光彩，以浑厚的四川乡音说道：“德国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又出了伯恩斯坦。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佩服得五体投地，结果呢？马克思一去世，伯恩斯坦就当叛徒，反对马克思主义！
“俄国出了列宁、斯大林，又出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比对亲生父亲还亲！结果呢？斯大林一死，他就焚尸扬灰，背叛了列宁主义！
“中国现在又有人把毛主席捧得这样高！毛主席的威望国内外都知道嘛，不需要这样捧嘛！我看哪，历史惊人地相似，他不当叛徒我不姓陈！”
说最后一句话时，陈毅浓眉倒立，怒目圆睁，一字一顿，字字斩钉截铁。
大家像陡闻一声炸雷，受到强烈的震动。尽管在座诸位对“文革”都有一肚子怨气，尽管他们对“文革”小组里那几个刀笔文人异常反感，尽管他们认为运动这样搞下去不行，但是，还没有一个怀疑到副统帅的居心！他此时红得发紫，已是毛主席身边唯一的副主席，不言而喻的“可靠的”接班人呐！
可是，陈毅不点名骂的正是他，这又是不容置疑的。
陈毅不再深谈。他虽然已经看透时局，看穿了一些人的嘴脸，但仍没忘记党的纪律；他有预感，与在座老部下今后恐怕相见无缘了，不愿眼看着他们糊涂上当，故而设下家宴，点到为止。实实在在地只是点到为止，不再多言！一则不能言，再则也无须多言！他相信这些历经几十年战火考验的老兵，会在今后的风风雨雨中明白他所指的一切！
陈毅拉开椅子，站起身，高高举起酒杯。大家也都起立，把手中的酒杯举起。
陈毅深情地环视着这些曾经患难相扶，生死与共的老部下，亲爱的好战友，他充满感情地说：
“让我们干了最后一杯！我保不住你们了，你们各自回去过关吧。如果过得了关，我们再见；如若过不了关，这是最后一次！”元帅这番话，分明是与即将出征恶战的将军们诀别！
大家挨个与陈毅碰过杯；一仰头，吞下了这杯烈酒。不管对元帅的指点是否理解，这些非同寻常的话是都铭记心中了。
恐怕领会最透彻的是叶飞。
当专机从北京起飞，依次降落在济南、合肥、南京机场时，他一反往日握手话别的习惯，像一位真正的华侨一样，以紧紧的拥抱为每一个老战友送行，并且在每个人耳边只留下三个字：
“永别了！”
“最后一次”，不幸而言中！
1966年10月中旬，参加过陈毅家宴的叶飞、陈丕显、李葆华、曹荻秋等人，下飞机之后便身陷囹圄，直到陈毅逝世，他们仍在监禁之中。他们只能望着报纸上带有黑框的陈毅遗像，望着元帅遗像上那安详、镇定、亲切、自信的笑容，老泪横流，泣不成声；只能在幽暗冰冷的牢房里，默默回忆老首长的临别赠言，回忆着诀别时悲壮的一幕！
陈毅系列传记--陈毅对“文革”的一次猛烈开火
陈毅对“文革”的一次猛烈开火
罗英才
1967年2月，北京中南海庆云堂四号院。陈毅办公室的大办公桌上，端端正正地摆着一张大红请帖，上书“恭请陈毅副总理出席批判驻外使领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等字样，落款是“归国留学生革命造反联络站”。
在那动不动就“打倒”、“砸烂”的年月，“勒令”一位领导人出席这类批判会是司空见惯的，而使用如此恭敬的措词，则实属少见。
陈毅的秘书石国宝（现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外事局局长）拿着这张大红请帖却犯了难。
陈毅确实很忙，除了分管国务院外事口和外交部的工作，“文革”开始后中央指定他分管西北地区，日程每天排得满满的。1月24日，他在人民大会堂所作的“检查”获得通过，成为被“解放”的第一位副总理。他自己知道，“只要我陈毅不吭气，住在中南海是不成问题的”。但是，看见党的传统被破坏，党组织陷于瘫痪，学校停课，工厂停产，军队受冲击，大批老干部被打倒，他常常禁不住要讲。
石国宝对这些从不同国家归来的留学生很有顾虑。说是批判驻外使领馆的“资反路线”，到时候谁知道会生出什么新花样呢？尽管如此，他还是如实向陈毅报告了此事。
陈毅对这些归国留学生显然已有了解，对他们的举动没有提出批评，也没有说到时是否出席他们召开的批判会，只是要秘书通知“归国留学生革命造反联络站”的所有负责人来一次，他要同他们谈一次话。于是，安排了2月16日晚上这次重要的接见活动。
笔者就此访问了乔晓阳（当年受陈毅接见的归国留学生代表之一，现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乔晓阳感情激动地回顾了这段经历：
我是1964年高中毕业后由国家高教部派往古巴留学的，就读于古巴哈瓦那大学。1967年2月初，国内通知所有留学生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我随着这一潮流回到北京，这年21岁。回国的第一个晚上，躺在北航教室铺着稻草、被褥的地铺上，竟夜翻看同学送来的红卫兵小报，感到迷茫和困惑。
这时回国的留学生约500多人,先分住在北大、清华、北医、北航等高等院校，后集中住在友谊宾馆的外国专家局（专家已撤离，空房很多）。
留学生中名目繁多的战斗队，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进而组成了“归国留学生革命造反联络站”，以协调各战斗队的活动和统一行动。这是当时刚归国的留学生中一个松散的组织。
联络站成立后的第一个重要决定，就是在北京召开批判外交部驻外使领馆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其时，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热潮已过，留学生们为了表明跟上“革命”的步伐，决定要补上这一课。
在讨论邀请陈毅出席批判大会的方式问题时却出现了分歧：一种意见是，驻外使领馆的“资反路线”，同作为外交部长的陈毅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应依惯例通知他或勒令他出席；一种意见是，陈毅是人民景仰的元帅和老革命家，应用大红请帖向他发出邀请。讨论的结果，后一种意见占压倒多数，被通过。我当时是举双手赞成用大红请帖邀请陈毅的。
恰在此时，毛里塔尼亚外交计划部长一行访问中国。陈毅以主要精力投入外事工作。
2月15日，陈毅出席为欢迎毛里塔尼亚贵宾举行的招待会并讲话，随后与周恩来一起陪同这些贵宾接受毛泽东的接见。
2月16日是毛里塔尼亚外交计划部长一行在北京的最后一天。当天下午，陈毅出席中国和毛里塔尼亚关于贸易、经济、文化等协定的签订仪式，并代表中国政府在协定上签字。
就在这天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碰头会上，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等老革命家为一方，以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为另一方，爆发了一场剧烈斗争。从“文革”一开始，双方在要不要党的领导、对待老干部的态度和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问题上发生了深刻的分歧，多次在政治局和军委会议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这天下午的怀仁堂碰头会，是双方斗争的高潮。会上，谭震林怒斥张春桥等不要党的领导、打击迫害老干部的可耻行为，指出“你们的目的就是整掉老干部。……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当他气愤已极，拿起文件包，穿衣欲走之际，陈毅叫住他，激愤地说：“不要走，要留在里边斗争，”并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李先念痛心、地说：“现在是全国范围的大逼供信。”
这次被诬为“二月逆流”的重要会议，长时间秘而不宣。那天下午，陈毅的警卫秘书宫恒征陪着陈毅从庆云堂四号院家里步行到怀仁堂，散会后又一起步行回家。他见陈毅浓眉微蹙，怒气未消，试探着问了一声：“老总，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陈毅似乎在想心事，所答非所问地嘟噜一句：“快走，吃了晚饭还要赶到机场为外宾送行！”
在驱车去机场的路上，宫恒征说：“老总，送外宾回来怕很晚了，接见留学生的事就改个期吧？”
“谁说改期？”陈毅说得斩钉截铁，“看着娃娃们犯错误，我陈毅睡得着觉吗？！”
2月16日晚上，中南海外事口会议室（现国务院第四会议室）灯光如同白昼。20多名“归国留学生革命造反联络站”负责人作为500多名归国留学生的代表，围坐在罩着白台布的长条桌周围，等候陈毅的接见。长条桌边的小条桌旁坐了“外交部造反联络站”派来的三个人，桌上纸笔俱备，似负有速记任务。
主持人告诉大家：陈毅副总理因有外事活动，请大家稍候。同时发给每人一张小卡片，填写各人的姓名、年龄、家庭出身等情况。
9时许，陈毅在警卫秘书宫恒征陪同下步入会议室，边脱大衣边致歉说：“对不起，让诸位久等了！”随即在长条桌的一头坐下来，拿起一张张小卡片念着，和大家一一认识。
“哟，已经过9点了！”他看了看手腕上的表，清了清嗓子说：我讲起话来，往往长得吓人，你们要有思想准备。不过，我这个人也有个好处，讲民主。在座哪位瞌睡来了，就放心大胆地睡。哪位要行方便，会议室边上有卫生间，来去自由。我不会给他扣帽子、打棍子的！
肃静的会议室里有了轻微的笑声。
陈毅问了一下留学生们在国外的学习生活情况。被问到的人一一作了回答。讲话随即转入正题：
同学们，你们从国外回来刚刚十来天，对国内情况不了解，对“文化大革命”也不了解。“文化大革命”究竟怎么一回事，究竟怎么个搞法，也弄不清楚。你们首当其冲应该做的事情是深入到群众中去，多调查研究。你们要革命，我们并不反对。但是，年轻人不要光满足于轰轰烈烈。我希望你们把这个运动搞得正规一些、好一些，不要犯我们过去犯过的错误。要踏踏实实，不要轰轰烈烈。你们一回国就要开批判驻外使领馆资反路线这样的大会，不是满足于轰轰烈烈吗？可要谨慎从事呀！……
我可以告诉你们，今天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干部问题。前一段是为革命小将说话的，现在要为干部说话了。《红旗》杂志马上要发表一篇社论，题目就叫做《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社论中要引用毛主席《学习和时局》中提出的对于人的处理应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纠正对干部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路线斗争是很残酷的。我讲这些话，有些人不爱听，可这是真理。……
宫恒征用手碰碰陈毅，示意他把好嘴上的关,别“走火”。陈毅全然不为所动，继续说道：
现在一斗就是祖宗三代，挖祖坟，动不动就炮轰、打倒、戴高帽子游街，把一场严肃的斗争当成儿戏。前几天,先念同志召开财经口的会，部长、司局长都来了，一问都戴过高帽子，大家相视而笑。这不是瞎胡闹吗？……
陈毅越讲越激动、越愤怒，语气越严肃：
现在有些人，作风不正派！你要上去，你就上嘛，不要踩着别人嘛，不要拿别人的鲜血去染红自己的顶子！中央的事，现在动不动就捅出来，弄一些不懂事的娃娃在前面冲。……
宫恒征又向他递眼色，他置之不理，照样往下说：
现在把刘少奇的100条罪状贴到王府井，这是泄密！“八大”的政治报告，是政治局讨论通过的嘛，怎么叫他一个人负责呀！
朱老总今年81岁了，历史上就是“朱毛”、“朱毛”，现在说朱老总是军阀，要打倒，人家不骂共产党过河拆桥呀？！贺龙是元帅，副总理，怎么一下成了大土匪？！这不是给毛主席脸上抹黑吗？！
现在胡说八道的东西太多！我看到一张红卫兵小报，大标题是：《打倒大特务杨尚昆之弟杨尚奎》。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一个是四川人，一个是江西老俵，怎么是兄弟呢？这不是胡说八道吗？胡说八道是要整死人的，是要出人命的呀！……
陈毅怒不可遏，从座位上站起，转到靠椅后面，双手撑着椅背，怒目圆睁，目光直射天花板。少顷，忽然发出雷霆般的怒吼：
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只有主席、林副主席、总理、伯达、康生、江青是干净的，承蒙你们宽大，加上我们五位副总理。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只有这十一个人是干净的？！如果只有这十一个人是干净的，我陈毅不要这个干净！把我揪出去示众好了！一个共产党员，到了这个时候还不敢站出来讲话，一个铜板也不值！
话音戛然而止。整个会议室像突然凝固了，连外交部造反派埋头速记的人也僵坐着一动不动。陈毅对全场扫视了一眼，仍旧回到座位上，用两根指头敲敲脑袋说：
现在你们这里发热，包括我们这些老家伙中很多人头脑发热。说中国是世界革命中心，自己以为了不起，好像中国在世界上举足轻重！什么举足轻重，我们是举足撞头哟！我们居然有这么一个驻巴基斯坦的武官，把反造到国外去了。他先是同章文晋大使闹矛盾，继而发展到支持使馆的造反派造大使的反，弄得鸡犬不宁。前些天，章文晋大使从巴基斯坦回国，这伙造反派早就通了气，他一下飞机，就被按着头戴高帽子游街。现在，外国报纸上照片都登出来了，叫他怎么回去工作，怎么向巴基斯坦方面拜会辞行？！真是岂有此理！
话音未落，在旁速记的一个外交部的造反派倏地起立分辩：“陈老总，关于对×××同志的看法，我们和你有分歧！”
“你算了吧！”陈毅不容分说地猛一挥手，“我对他比你们了解，他是华东的干部，这个人历史上就投机！”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他继续沿着自己的思路往下讲，语气中不无责备的意味：
对于干部的缺点错误，可以揭发，可以批评，但反对乱斗，反对胡来。你们在座的这么多干部子弟，你们的爸爸妈妈为中国革命赴汤蹈火，出生入死，现在因莫须有的罪名被批斗，你们不心疼哪？！在座的还有工农子弟，你们的爸爸妈妈为工农大众辛辛苦苦打天下，现在他们无辜地被冤枉，受委屈，你们也无动于衷罗？！……
陈毅还讲了历史，讲他在红军初创时期曾经反对过毛主席，曾一度使毛主席离开了红四军前委领导岗位。但实践证明毛主席是正确的，比自己高明，便心悦诚服地向毛主席作检讨，陪礼道歉，仍旧把毛主席请回前委领导岗位。还讲了中央苏区打AB团时捕风捉影、刑讯逼供的惨痛教训，冤死了很多人。他自己也被怀疑为AB团长，只能向人家低头，不敢抬头，走路都得靠着边边走，差一点杀了头。他给毛主席写信反映了这一情况。毛主席很快回信支持他，不但使他幸免于难，还向他委以重任，把当时的军费和自己的手稿托他保管。他要大家牢记这些历史教训，不要重犯过去的错误。
接着，他心情沉重地说：
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的，有马克思、恩格斯，就有伯恩斯坦、考茨基来修正他，有列宁、斯大林，就有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来修正他，我们有毛主席，就没有人来修正他呀？……
我不是乱放炮，我是经过认真思考的。要我看，路线斗争要消除后果需要很长时间。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10年、20年不治！……
我们已经老了，是要交班的。但是，绝不交给野心家、两面派！不能眼睁睁看着千百万烈士用自己宝贵生命换来的革命成果付之东流！我还要看，我还要斗争！大不了罢官嘛！大不了外交部长不当了，我还可以去看大门，扫大街。我是四川人，我还会做担担面嘛！没有什么可怕的！
倒是你们还年轻，要学会受委屈，要学会用脑子想问题。你们现在就那样凶，动不动就要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如果掌权，那还得了？要出人命的呀！
不是要向毛主席学习吗？毛主席就最能受委屈。毛主席挨王明路线整的时候，鬼都不上门！老实说，毛主席没有10年忍耐，就没有今天的毛主席！……
陈毅滔滔不绝地一气讲了七个小时。
散会时，已是2月17日凌晨4时许。留学生们似乎都有一种沉重的使命感，当他们离开中南海时，一个个神色庄重而严肃。
在长达七个小时的接见中，神经最紧张的要数警卫秘书宫恒征。他随时准备给陈毅某种暗示,提醒他别因说“过头话”而惹来麻烦，直到接见结束才松了一口气。他不得不承认，一开始就小视了这些留学生，以为他们肯定“左”得出奇，不知会找多少麻烦。其实这些留学生是很守规矩的。他认为这是一次成功的接见。学生们显然被陈老总的讲话深深打动，气氛融洽，神情专注，整整七个小时没有一个人随便走动，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留学生代表们对陈毅的讲话，除个别人外，反响很好。乔晓阳说，听了陈老总的讲话心情非常激动，前些日子百思不解的事，此时豁然开朗。“文化大革命”会错吗？他以前想也不敢想。现在懂得了要学会用脑筋想问题，要不断提高分析判断能力。他觉得自己更加贴近陈老总了。他从陈老总的傲然正气，看到了党的希望，国家的希望。
通过接见增进了两代人之间的了解，加深了感情。出于爱护和保护陈毅的需要，留学生代表们相约不把陈毅讲话的内容向不可靠的人泄露。这些讲话的尖锐程度,随便摘取几段都可以成为致人于死地的子弹,是林彪、“四人帮”迫害者一辈革命家所求之不得的。但林彪、“四人帮”罗列的所谓“二月逆流”的“罪证”中，没有这方面的材料。不仅如此，现在流行的几种“文革史”、“文革资料”中，也没有只言片语的记载。事实说明,这些归国留学生代表们严守秘密的努力是有效的，也有力地说明了人心的向背。
陈毅讲了许多老干部想讲而没有讲的话，受到老干部的真心欢迎。有的留学生把陈毅的谈话向一些老干部悄悄作了转述。许多人感动得热泪盈眶。有的原来失去生活勇气的，听了陈毅的讲话后重新振作起来，看见了希望之光。
陈毅系列传记--陈毅关怀陆小曼
陈毅关怀陆小曼
胡先锐
陆小曼（1903—1965）是徐志摩的遗孀，不但光彩照人，品貌超群，而且能歌善舞，书画俱精。胡适夸赞她：到北京不见小曼，等于没到北京。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乘飞机在济南遇难，他和陆小曼没有子嗣。解放后陆小曼单身一人十分孤寂，蛰居上海斗室，过着由奢入俭的未亡人贫困生活。
1950年秋，上海市举办第一届书画展，街道居委会鼓励陆小曼送几幅作品去试试，竟被选中两幅。开幕之日，上海市市长陈毅和夫人张茜应邀参观，陈毅在陆小曼作品前驻足凝视良久，连称好画。再一看作者是陆小曼，他对陪同人员说：“此人当年有‘南有唐瑛、北有陆小曼’之称。”随后又告诉张茜：“过去我在上海中法大学读书时，多次听徐志摩老师讲课，依辈分而论，这陆小曼还是我师母呢！”
事隔不久，陆小曼被吸收为上海美术家协会会员，聘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并领到一张华东医院免费就诊卡。1956年上海画院成立，陆小曼被该院聘为画师。她的工资由参事室发放，使她晚年生活无虞。1965年陆小曼病逝，葬在上海万国公墓。
陈毅关怀陆小曼的消息，很快就通过新闻媒介传到海外，成为美谈。胡适感慨地说：“有人说共产党无人情味，我不敢苟同，陈毅这人，人情味就很浓。”
陈毅系列传记--陈毅与赖月明的战地姻缘
陈毅与赖月明的战地姻缘
刘水耕
北京，1988年9月25日下午。
久卧病榻，已经丧失正常说话能力的前全国妇联主席蔡畅，接见了一位阔别数十年的老朋友。
“大姐……”这位来自赣南的农村妇女趋近床前，哽咽起来。
蔡畅挣扎着伸出双手，颤抖着，颤抖着。布满青筋、骨节突露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这位与蔡畅相对而泣的她，就是陈毅早年的妻子——赖月明。
1989年初春，我们来到赣南拜访了这位74岁高龄的老人——当年的石城县委妇女部长赖月明。
此时，从外表看，她已是一个地道的农村妇女。昔日战火硝烟在她脸上刻镂的皱褶，蒙上了一层泥土尘埃。得知我们的来意后，她恬静地笑着，徐徐地把我们带入了那如火如荼的岁月……
和陈毅第一次见面
1914年旧历7月，我出生在兴国白石村，乳名赖三娇。
我父亲赖来义是个私塾先生，靠教书勉强维持家庭生活。14岁那年，父亲把我卖给杰村圩一户姓谢的做童养媳。
第二年春天，红军开进了杰村圩。在村里成立了苏维埃政府。红军动员广大妇女参加区妇女改善委员会。我终于脱离谢家，报名参加了区妇女改善委员会，后来担任改善委员会主任，那年我刚满17岁，更名赖月明。
我无忧无虑，没日没夜地泡在工作里。1932年4月，少共中央来通知，送我去瑞金师范学习培训。后又将我分配到少共江西省委。当时，少共省委驻扎在宁都北门的一条小街上。书记张绩之找我谈话，要我在少共省委儿童局工作。
不久，粤北南雄水口大捷，中央红军主力要垮了“围剿”的粤敌20个团。配合主力作战的江西红军回到宁都作短暂的休整。少共省委马上组织人员进行慰问演出。
文艺队演出了不少节目，最后，由我与少共省委宣传部长李美群压尾，对唱兴国山歌，
我这个人没有哪般过人之处，对歌儿却天生有副好噪子。起初，不敢抬头，也不敢放大嗓门。唱了几个,听得下边掌声呼啦啦山响，我的胆子便壮了，扬起胸壳，脸孔红扑扑地发烧，台下前排的观众中有个宽脸膛的首长几次站起来，边拍掌边瞅着我，待掌声稀落，他便扭头扯着四川口音朝战士们喊：“喂，同志哥们，再来一个好不好嘛？！——”
战士们齐刷刷地直脖子叫：“好——”
“要得要得！再来一个——”那位首长蛮爽快地冲我招手。他身边的张绩之一个劲儿打手势。
我得了鼓励，十分高兴，一首接一首兴致勃勃地唱下去。
那晚，演出直到下半夜才停止，下了台，我问张绩之，那个逗趣儿喊话的首长是谁。
张书记说那是陈毅司令员呀。
我吓了一跳，吐着舌头暗暗庆幸，好家伙！好在未得罪这尊黑面菩萨。
这就是我和陈毅的第一次见面。
蔡畅作媒
第二日我便与陈毅直接交道了。
那是早饭过后，我和李美群拿着自制的板子拼拢两张饭桌打台球，过了一会，外面走进一伙人，当头的就是陈毅总指挥。
李美群叫了声陈司令员。陈毅便走了过来，在我身边抱着臂儿看了会，伸出手拍拍我的肩膀：“打得不错嘛，你这个小鬼头，怎么不理我呀？哈，我晓得了，江西老biao不好惹，江西嘛，山多水多田螺多，田螺妹子也多，山歌更多！……”
“四川佬，你什么意思？我是田螺妹子，你是什么？！”我停了球，瞪着眼跟他赌气。
陈毅一愣接着嘴一咧哈哈笑了。他要过李美群的板子说：“小鬼头，莫发火嘛！来来，我们两个对对！目标——发球！——”
“哼！”我翘起嘴唇，啪的就是一个球过去。
陈毅连忙把球对过来，打了二盘，我都输了，我红着脸：“啪”地撂下板子，打着兴国土语说道：“不打啦，打这种鸭蛋儿算不得本事。”
一伙人都笑了。陈毅还捏着板儿愣在那儿，张绩之笑着过去把他拽人自己的办公室。
我和李美群躲到一边跳绳子玩，在窗下能听到屋子里的说话声。
张绩之笑着说：“陈指挥，你看看，这个赖月明不错么，你孤单单一个郎子，要不要我去说说，招个嫂子暖暖脚好不好？……”
“我说同志哥，岔了岔了，革命没有成功，打什么老婆的主意…”陈毅这么道。
“哎，不能这般说。说说我吧，也是革命里头找着个屋里人，我眼看就要做爸爸了，还不是一样的干革命！”张绩之反驳道。
“老张的话对，陈司令员，我看你的确该考虑考虑婚姻大事了。”这是少共省委组织部长钟浩培的声音。
“哈哈！我说同志哥们你们可是推老牛下坎，是不是嘴馋想打我的地主？既然有这个意思，那好，你们去跟那个小鬼头说说……”
我气得跺脚，嘴里“呸”地一声。李美群掩嘴偷偷笑着，拿手在脸上比划着羞我。我来了性子，抓起地上一块土坯，“砰—”往窗户里扔去。
我又气又急，扭头便跑，冲进自己的房间“砰”地关上门，一头倒在床上，嘴里叽哩咕噜地骂了一阵，躲了好一阵子。“扑嗤”一声，我笑了起来，心想人家只不过是取乐子罢了，生这个闲气又何苦？
不曾想，说客真的寻上门来了。
打头的是张绩之，后是钟浩培等人，他们轮番向我进攻。我真有些气疯了，叉着腰大叫：“莫捏着弯弯捣鬼啦，我不会嫁给他的。他是总指挥，我是个小鬼，平民百姓一个，嫁个当大官的，只有作婢为奴的份。……”
“月明，你个死脑壳，土里土气！总指挥看上了你，你就允了吧。我们可晓得哩，总指挥是个知冷知热的郎君，要是我，嫁着这么一个，心肝哥哥，还不知是哪辈子修下的福份呢。”李美群逮个空子，搂着我的肩头，贴着我的耳根劝导我。
这样一来，我好端端的心绪被搅乱，昏昏颠颠寻思开了：也许，大伙儿的话是有道理的，树大分杈女大出嫁，陈总指挥那聪明的人瞧上了我，把话挑明了，我有什么理由不答应他呢？
真正使我改变态度，并且应允与陈毅结婚的，是省委书记李富春和省委组织部长兼妇女部长蔡畅来作媒。那时，我打心眼里敬重蔡畅大姐；大姐也很关心我，每逢开会她总喜欢拉我坐她身边。我非常钦佩大姐懂得那么多革命道理，所以，蔡畅大姐的话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蔡畅大姐对我说，“月明，你不要对他的阶级成份耿耿于怀，出身不由已的。他是个真正的革命者，党组织绝对信任他，他既然拜托了我们，依我看，你就听大姐的，跟他结一对革命的夫妻吧。”
1932年旧历9月重阳佳节，我与陈毅正式结婚。
结婚前一天，他和几位红军干部乐呵呵地来看我，大家要他请客，陈毅嚷叫起来：“请客是应该，要我出钱拿不出来。问赖月明有钱没有。”结果，是我去向亲戚借了20块银元。在宁都南门街一个广东人开的小饭馆摆了八、九桌饭莱。
当晚，我和陈毅宿在省委院内。夜很深了，我们才上床。陈毅边脱鞋袜边道：“人常说，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乃人生大幸事也。月明呀，想不到我陈毅颠荡大半辈子，今晚真正做起了新郎官。”
他的话音刚落，我哇地哭了。
“月明，你这是怎么啦？”他贴近我问。
“我还小哩，才十八岁多一点，还是个黄花妹子哟……”我伏在被窝里抖着身子哭泣。
很久，我听陈毅叹了口气说：“那好，你休息吧，我回军区去睡。”说完，他果然下床往外走。
我扑上去抱住他：“不能走，陈毅哥哥！”“月明，我的妻！”陈毅说着跟角挂着激动的泪花。
第二日，陈毅便上前线去了。他给我留下一床毯子，一件棕色羊毛衫，临走，还摘下一块方盘金表硬是戴在我手上，说那是他留学时的一个朋友送的。
相逢竟是别离时
我们做了三个年头的夫妻，扳指头算日子，真正在一起不足几个月。
我们结婚之后的第二年。党组织选送我和张绩之去瑞金中央党校学习。毕业后，我回到江西，省委组织部长蔡畅将我分配到石城担任妇女部长。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队伍损失惨重，根据地被敌人挤牙膏般一点点挤掉了。后来，接到上级指示，石城县委解散，我又回到了中央所在地瑞金。
中央办事处设在东街口的一个大祠堂内。毛泽覃和梁北台一前一后地走出来。我不认得梁北台，但跟毛泽覃相熟，因为他过去常找陈毅商量事情。这时，毛泽覃看见我忙站住了，说他们刚去看望了陈毅，陈毅的样子不好看，心情也不好，要我见着他不必吃惊。
“陈毅出了什么事？”我听出对方话中能毛泽覃为难地摆手，扯扯梁北台的袖子赶紧走开。
我的心猛地跳了起来，三步并作两步地跑了进去。
一名卫兵把我领到一个房间，我掀开竹编门帘，看见不大的房内摆着一张床，夏布蚊帐撩开，陈毅歪坐在床上。从床上床垂下一根绑带，把他一条裹满纱布的腿吊了起来，他的一条腿垫着书，正在认真批阅文件。
“陈毅，你……”我叫道。
陈毅“唔”了一声，登时抬起头，两道粗眉上下抖动，手儿一颤，铅笔尖咔嚓断了。他惊喜地叫起来：“月明，是你！回来啦，好啊！唷，这可不好，你一定赶夜路了，你看雾把衣服都打湿了。快脱下来，换套干的，不要着凉了。”
我走近了几步，一头伏在他身上，泪水滚了出来。
他的喉咙咕哝一声，说不出话来，伸出手掌在我背上抚弄着，过了许久才说“不要哭嘛，伤就伤着了，留点疤算什么？马克思不讲情面，次次不收我呐。嘿嘿，信不信呢？好好，听着，腿是上个月在兴国老营盘河边让白狗子打着的，如果告诉你，一定会哭鼻子的，怎么能够好好工作？！月明呵你在石城地方工作，我在前线打仗，夫妻彼此都思念嘛，陈毅也是人呐……”
我止住哭，低头要瞧他的伤口，他不同意。我只好坐着望着他。他也看着我。过了会，我吁了口气，把身子挨着他，扯下他一颗快掉的扣子，掏出针线钉上。
这样我，便守在陈毅身边整整呆了十天。
这段日子，陈毅虽然负了伤，却对我格外好。他不止一次问我想吃什么，然后叫伙夫搞好送进来，逼着我当面吃掉。我觉察他有异样，问他又不回答。有几个中央首长来看他，和他商量问题，他都借机把我支开。
纸里包不住火。第七日我便清楚了。我做梦也想不到，从石城赶回瑞金，好不容易跟丈夫见了面，竟也是与他分离的时侯。
他告诉我，敌人越来越近，红军主力马上就要撤退到很远的地方。所以，组织上决定动员一批红军家属和一些伤病员留居地方坚持革命斗争。作为留下的红军家属，我便是其中一员。
他的话未完，我便搂着他失声痛哭。因为那时，战斗失利的消息频频传来，不堪设想的结局像磨盘一般压在革命者的心上。这时，我深知战争的残酷性，这分离意味着什么。
我想起来就哭。几天中几次哭昏过去，又由迷糊中再次哭醒。
陈毅也哭了，陪着我流泪。我苦苦哀求他请求组织把我留在部队，我生是红军人，死也做个红军鬼。说着说着，我不由自主地跪下去。
“起来，月明同志，快起来！”陈毅气得喊了起来：“不行，说什么也不行的。你不能跟着我，更不能拖累组织。月明同志，你的老家在兴国，可以利用这个条件回老家去，坚持革命斗争。这是组织的决定。你是共产党员，是要无条件听从组织决定的。红军离开后，反动派一定会血洗苏区。你要坚持下去，在白色恐怖中以共产党人的信念去工作，去撒播革命火种，唤醒广大群众进入斗争行列。”
“不，不啊！陈毅，我的老天！”我绝望地喊了起来，疯一般抓起他床头的手枪。陈毅眼疾手快地按住我的手。
“陈毅,就算我革命到底，被反动派捉住也是个死字，让那帮畜生们强暴侮辱，不如今日一死，求个清自身躯。陈毅，你蛮狠心嗬,让我死吧，让我早点闭眼，‘一了百了’。”我哭着，转过身扑通跪下：“陈毅，你开枪呀！陈毅，你一枪崩了我啵……”
“赖月明,听着，你是党员，你是我陈毅的老婆。要不要党的纪律？无论如何，你要绝对服从组织的安排。”陈毅死死地握住枪柄，额上的青筋暴跳：“警卫员，进来！把她拉起来。”
第十日，我被迫离开了陈毅。我，赖月明，今生今世，直至躺在棺材里也不会忘记这个日子——1934年10月20日——我离开陈毅的最后一刻，他是这么说的：“记住，坚强地活下去！要相信，不管怎样，组织会找你的，一定会找你的。月明，我也会找你的。”
人生苦酒
悲剧性的主人公赖月明怎么也无法预料，陈毅活着，并且在红军主力长征之后留在赣南，指挥留下的红军队伍进行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那是在1937年，国共两党宣告合作之后，历经艰辛的陈毅奉命带领游击队离开根据地油山，在南方组建新四军，抗击南下的日本侵略者。
离开油山的时侯，陈毅先后数次派人往兴国寻访心爱的妻子赖月明，当地群众都声称赖月明在兴国县城跳井自杀了。
陈毅不无伤感地对游击队负责人杨尚奎、危秀英说：“你们一定要想方设法再次寻找赖月明，无论如何，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然而，派去寻找赖月明的人，都失望而归。
原来赖月明并没有死，说她跳井自杀了，是她那做伪保长的父亲有意布下的迷魂阵。
离开陈毅后，江西处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之中，赖月明失掉了组织关系。为了躲避反革命分子的屠杀，她四处流浪，行乞度日。后被父亲领人捉住，卖给了一个鞋匠，第二年鞋匠客死他乡。几年后，她又再次出嫁，嫁给了一个回乡务农的伤残红军战士，生下一女二男。1959年赖月明从报纸上看到陈毅接见外宾的照片，才得知陈毅还活着。她想上北京去找陈毅，但被丈夫和子女拦住。咫尺天涯不能相见。在残酷的命运面前，她再次品尝了人生的苦酒。
1972年报纸公布了陈毅逝世的消息，赖月明悲痛欲绝，燃香遥悼。她真正生不能与陈毅聚首，死亦难以灵堂相祭。
陈毅系列传记--为陈毅殉情的肖菊英
为陈毅殉情的肖菊英
王昊 朱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