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下旬，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来华进行国事访问。在一次宴会席间，与外事系统风马牛不相及的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组织负责人（即赫赫有名的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的“五大领袖”之一）韩爱晶借敬酒机会对陈毅说：“陈老总，我们喊要打倒你，不是真的要把你打倒，而是要把你‘打’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对这种半是讨好，半是挑衅性的语言，陈老总听罢不由得怒火中烧，瞪起了眼睛。这时，猛见周总理正用眼神暗示：外交场合，注意影响。于是，外交部长迅速恢复了平静,他不动声色，未置一词，把这位不可一世的造反派头头尴尬地晾在了一边。
几天之后，周总理对外交部造反派宣布：陈毅同志现在外事工作忙，不能下去（“检查”）了。你们坚持批判“错误”，我也同意，但对陈毅同志的“问题”，我早就说过，你们可以提你们的意见，我也可以来听你们的意见，但中央对此没有作结论，你们不能强加于我。即使批判“错误”，也必须摆事实，讲道理，不能动不动就宣布“打倒”。当造反派提出要对5月间的事作“检讨”时，周总理把手一摆，轻松地一笑：“我不听，我不计较这些。计较这些，我还做这个工作吗？年轻人，许可你们犯错误。”
我们的总理，以他那博大的胸怀，又一次宽容了屡犯错误的年轻人。
这一年7月，在中国大地上爆发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武汉“七·二O”事件，该事件由中央派往武汉处理问题的谢富治、王力所引发。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因擅自发表支持某造反派观点的“声明”，引起另一派群众的强烈不满和愤怒，将王揪去辩论，混乱中将其打伤。为保护正在武汉的毛泽东的人身安全和妥善处理当地两派纠纷，周恩来不顾个人危险和劳累，乘飞机频繁往来于武汉、北京之间，最后将毛泽东转移，将王力救出。这本来是一件由许多偶然因素所促发的事件，其中，作为中央代表的王力本人更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林彪、江青却各怀不可告人的目的，借此大作“文章”，向武汉军区领导人和某派群众组织施以高压手段；与此同时，没有什么名气的中央文革成员王力也一时间名声大噪，成了“正确处理”武汉问题的“光荣的中央代表”。正是这个王力，在外交部“夺权”等问题上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7月25日，就在周恩来离京赴武汉之际，外事口一些院校红卫兵置周总理多次批评、警告于脑后，组成千人“揪陈大军”，涌至外交部门前“安营扎寨”，声称:不把“三反分子”陈毅交出，决不收兵。对此揪陈行动，身为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部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的谢富治（谢于7月22日从武汉返京），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戚本禹等人，不仅不采取任何有效措施加以制止，反而前往“营寨”“慰问”红卫兵的“革命行动”！于是，外交部周围一连数周不得安宁，昼夜喧嚣声不绝于耳，严重妨碍了正常的外事活动。
8月7日晚，因武汉事件受伤的王力（与谢富治同日返京）拖着伤腿“召见”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代表，听取他们关于外交部运动情况的“汇报”。对陈毅“问题”一直耿耿于怀的造反派代表，凭着他们的“直觉”，感到同这位中央文革大员谈话十分入味、投机，便将其想法和不满等，一股脑地和盘托出：我们认为，陈毅是外事口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根据其“三反”言行，属于敌我矛盾；我们的口号是：“誓与陈毅血战到底！”有关对陈毅问题的看法，我们多次与总理谈过，但现在外交部运动阻力仍很大。
这时,王力插话：“外交部运动阻力大？（轻蔑地）外交唬人嘛，别人不能干,了不起，把它神秘化，只有少数专家才能干。你这外交就这么难？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有人说你们方向、路线错了，那陈毅的方向、路线倒对了？”
当“汇报”到现外交部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真正打倒，业务工作还是由原来的班子抓时，王力突然发出一连串的提问：
“你们1月份夺权，夺了多少权？‘业务监督’权有多少？能‘监督’得了吗?部党委班子没有动吧？革命不动班子？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为什么不能动一动班子？……总理不是讲过‘老、中、青’‘三结合’吗？为什么外交部班子不可以搞‘三结合’？”
造反派回答：“有人批评外交部夺权过头，说业务大权是中央的……”
王力（异常激动地）：“这话不对！革命和业务不能分开嘛！我看你们现在没有真正掌握实权，有点实权才有威风。现外交部还是原班人马，原封未动。那么‘文明’啊？这是干革命！（干外交）不一定是原来的‘长’，谁站出来革命、谁合适就谁干。对那些不革命的、不拥护主席革命路线的，不管他什么级别、什么资历,什么‘长’,统统打倒！有人不赞成‘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陈毅）’的口号，为什么不能喊？文化大革命都一年多了，外交部竟出现这类怪现象，令人深思。”
当谈到陈毅“问题”时，王力认为：“陈毅应该到群众中来接受批判。群众呼一呼口号有什么错误？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为什么不可以揪？他犯了错误，又不到群众中来接受批判、接受检查，就是可以揪。……方法问题是次要的，不要把人家方法上的问题夸大上纲，说的那么严重！”
最后，造反派还卜分抱屈地提到，造反派在内部“整风”中检查了对总理问题上的错误，但有些同志感到“压抑”；“联络站”成立半年，“整风”就用了3个月，“检查”了好几次……
王力不以为然地说：“‘整风’应长革命派的志气，把毛病去掉，但不能磨掉锐气。你们有多少好检查的？他们的问题那么严重，他们检查了多少？……你们有什么过火？我看没有什么过火的地方，文革小组对革命派总是支持的！革命不能半途而废，坚决支持你们，将革命进行到底！”
以上，就是为后人谑称之“王八七”讲话的主要内容。对于几个月来一直感到“压抑”的造反派来说，这番讲话不啻是一针“强心剂”，那刺激效应可想而知。在造反派眼里，王力不仅是中央文革的重要成员，且是刚刚在武汉“七·二○”事件中光荣负伤、“胜利”凯旋的一位英雄！这时候，即使是头脑再迟钝的人，也不会忽略这样一个简单的“逻辑”：王力在武汉事件中可以“代表中央”全权处理一切问题，那为什么不可以在外事口运动方面“代表中央”说话？至于王力讲话中的许多观点与周总理历来的讲话大相径庭，甚至露骨地批驳了总理的一些看法，这再次证明总理和中央文革在对造反派态度上的格格不入，证明外事口运动的“阻力”全都来自于总理！
也就是从这一天起，百忙中的周恩来开始连续出席外事部门的“批陈”会议。他亲自到会的行动，不仅是履行过去的诺言，也是以“陪斗”方式来保护自己的老战友，防止发生意外。由于外事口单位多，有时一周内要安排好几场“批判会”，总理实在抽不出身来，他就委托中央政治局常委、副总理李富春代他出席会议，并派出自己的秘书和卫士长一同前往，以便随时了解、掌握情况。在此之前，总理还就会议的具体形式、方法等同造反派订下“约法三章”，即“批判会”要以小会为主；会上不许喊“打倒”口号、挂“打倒”标语；不许有任何侮辱人格的举动，如搞变相武斗、揪人等……造反派当面答应了。
然而，从第一次“批判会”开始，造反派就出尔反尔，自食其言，导演了一出出撕毁协议的恶作剧：
8月7日午后1时，周总理冒着盛夏酷暑，驱车赶到外交部小礼堂，准备出席在这里召开的小范围的“批判会”。他刚走到会场门口，便得到卫士长成元功的报告:会场内挂有一条“打倒三反分子陈毅”的大标语！已经踏上礼堂门前石阶的总理立刻止住脚步，当面质问会议主持人：“昨天说的好好的，已经达成‘协议’了嘛，你们还这样干！”说罢，他站在台阶上不动了，坚持要造反派撤下标语后才入场。三伏天的北京，骄阳似火，即便是站在树荫下还觉热气蒸人。然而，年近七旬的总理却抱臂站在烈日之下，等候造反派撤去打倒的标语！僵持了整整一个钟头之后，造反派自知理亏，才被迫摘掉了会场内的标语……
第二次开会时，周总理因有外事活动不能到会，而被“王七八”讲话冲昏头脑的造反派闻讯后，紧急调来几百人冲入会场，准备“揪”走陈毅。为防止陈毅“溜走”，造反派还把陈毅的汽车轮胎放了气……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总理派来的卫士长成元功将陈老总临时藏入盥洗室内，在场的总理秘书钱嘉东紧急向总理报告情况。傍晚时分，由总理亲自布置，北京卫戍区两个连队战士迅速开来，与正搜寻陈毅的造反派们对峙、周旋；而陈毅却在成元功等的保护下，从后门撤出，换上卫戍区的汽车，平安返回中南海。
8月11日下午，外事口造反派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大会“批判”陈毅。这次,周总理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奉陪”到底了。会前，他亲自向北京卫戍区傅崇碧司令员部署应急方案，将警卫部队安排在主席台下，以防不测；同时，再三叮嘱陈毅同志不可轻易离他外出。根据前几次“批判会”的“经验”，他还把几个造反派头头也都“拉上”主席台，以备出事时找人对案。果然，就在大会发言时，突然从会场二楼吊下一条“打倒陈毅”的大标语！顿时，整个会场一片哗然。——这显然是事先策划好的！此时，总理尚不清楚王力“八·七”讲话的具体内容，否则，他就不会对如此不守信用的造反派们一次次“违约”行为感到震惊了。在众目睽睽之下，周恩来用逼人的目光紧盯住主席台上那几个坐立不安的造反派头头，足有几分钟不说话。随即，他愤然站起，当众退场，以示抗议；同时命令警卫人员保护陈毅离开会场。在一身正气的周恩来面前，人多势众的造反派却不敢动陈毅的一根毫毛，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离去……
在周恩来的舍身保护下，陈毅历经大大小小8次“批判会”，虽几番遇“险”,却安然无恙。可周总理却因过度紧张、劳累，引起心脏病发作，不得不几次吸氧。也就是在这些日子里，一度沉寂的炮打周恩来的标语、口号又再次出现在北京街头……
在王力“八·七”讲话煽动下，外交部造反派不顾周总理的一次次批评、警告,于8月16日砸了外交部政治部，并悍然宣布“夺取”外交部党委大权。接着，造反派又强行封闭了所有副部长办公室，姬鹏飞、乔冠华等部领导白天均被关入地下室写“检讨”，直到晚间8时才放出向造反派“汇报”……由此，整个外交工作陷于混乱，一直由毛主席、周总理掌握的外交大权“落入”造反派手中。
就在外交部“夺权”的当天，毛泽东在外地得到有关报告，于是，他对一批来访的外宾轻松地谈起这件事：最近,我们的外交部热闹了，他们要把陈毅、姬鹏飞、乔冠华打倒，那谁当外交部长、副部长呀？……对陈毅，我也不高兴他，但找到一个外交部长也难呀！所以，我主张对他“炮轰”，不“打倒”。
然而，这时的造反派已在开始行使“外交部部长”、“副部长”的“职权”：在他们的“批准”下，短短几天内，已有几十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业务监督小组”名义签署的电报飞往各国的我外交机构,其中，还公然写上“打倒刘、邓、陈”的口号，强令我驻外使馆“贯彻执行”……
8月22日晚，被极左狂潮支配的外事口造反派以及北京一些高校红卫兵，在抗议英国政府和港英当局而举行的“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愤怒声讨英帝反华罪行”的群众示威活动中，置基本国际关系准则于脑后，竟冲击、焚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制造了一起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涉外事件，给我国的国际声誉带来了难以挽回的巨大损害，成为新中国对外关系史上一个“冰点”。
4年之后，周总理在同缅甸联邦主席奈温将军的谈话中，对火烧英代办处曾作了这样的叙述：“运动发展到8月份，外交部也受了极左思潮的影响，坏分子钻进去夺了权。群众包围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对群众的冲、烧行为）我们事先毫无所知。等我知道时，已经来不及了，烧起来了。当时我们下命令要群众离开，那些坏人不听。一个有趣的事情是，我们广播命令时，英国代办听到了，他相信这是我们政府的意见，他就找我们解放军保护，结果他没有受伤。”
事情很明显：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之举，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煽动下一小撮坏人所为，是与中国党和政府历来的外交政策格格不入、背道而驰的，也是对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艰辛开创的新中国的外交事业的一次严重破坏。由于这一破坏行为是在外交部“夺权”后不久发生的，因此，毛泽东、周恩来后来才多次将“火烧”事件与“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左派”和极左思潮联系在一起，每每加以痛斥、批判。
1970年12月，在开始批判陈伯达反党乱军的罪行时，毛泽东提到过这件事，指出：“1967年7月和8月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外交部就闹得一塌糊涂，有一个半月失去了掌握，这个权掌握在反革命手里。”
1972年6月，在开展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揭批运动中，毛泽东又以此为例，痛斥那些“极左派”：我们的“左派”是些什么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外交部）被那些“左派”夺了权，一个半月，权不在我们手里，在那些所谓“左派”的手里；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
而对于新中国的第一任外交部长、举世公认的著名外交家周恩来来说，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更是他整个外交生涯中的一次“切肤之痛”。也正由于此，我们的总理才以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所独具的博大胸襟、气度和坦诚，来直接、恰当、稳妥地处理这一外交事件的一系列善后工作。
1971年春，经周恩来亲自批准、由外交部具体负责的英驻华代办处修复工程竣工，英代办处机构及工作人员等迁入新居。对此，周恩来曾指示外交部有关负责人在一次招待会上向英代办当面表示：1967年火烧代办处是一小撮坏人干的，中国党和政府都不赞成；现在，我们给你们修复了，你们迁入新居，让我们举杯庆贺。但是，当时这位同志却因招待会上有许多外国使节在场，不好开口说这番话。回来后,周总理批评他说：你本人也是当时极左思潮的受害者嘛，这些话你为什么不说？当着其他国家的大使说有什么要紧？而且还应该大声说！毛主席几次批评火烧英国代办处的讲话你们都学了，学而不用，不去实践，这就叫极左思潮的影响嘛！我们在外交关系上要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双方是平等的。人家来到我国，我们用压的办法是不对的。英方在香港迫害我们的同胞，那是它不对，但不能因此而烧它的代办处。你搞他，他可以报复，那只能破坏外交关系,甚至断交。那是王（力）、关（锋）、戚（本禹）他们的路线。……总理的亲切教诲，使这位同志深受感动和启发。之后，周恩来身体力行，亲自召见了英国代办，向他讲了上述意思，英代办当场表示理解和感谢。
就在这一年，英国政府向我表示愿意撤销英在台湾淡水领事馆，并希望就中英两国外交关系升格问题进行谈判。1972年3月，鉴于英方接受我方建交条件，两国终于达成由代办处升格为大使馆的协议。至此，中英两国由“半外交关系”进入“全外交关系”，从而为日后两国关系正常化（包括香港问题的解决）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四、江青痛失“车、马、炮”
纵观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历史，1967年夏季外交部“夺权”和“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对于后来一系列事情发展所起的“深刻影响”确实不可低估。它尤其起到那些煽动极左思潮的头面人物所不曾料想到的“历史作用”，这就是：迫使那个一年多来乱党、乱国、乱军的“祸害之源”——中央文革小组收敛气焰，始走下坡之路；成为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后期一直坚持主张并亲自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斗争的重要“起点”。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是根据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中的规定成立的。这个名义上“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的特殊机构，实际上掌握着对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包括相当一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在内）的“生杀予夺”的大权。“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多次肆无忌惮地攻击、污蔑、栽赃于刘少奇、邓小平、朱德、陶铸等一大批德高望重的老一代革命家的事实，便是中央文革拥有这种非其莫属的“特权”的有力证明。
也正因为如此，在中央文革小组内部才绝对容不得那些堂堂正正的革命者和所谓“保皇派”。仅半年多时间，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就先后将原在中央文革任职的陶铸、王任重、刘志坚等“保皇”人物打倒；同时，又对尹达、谢镗忠、穆欣等不肯与他们同流合污的几个成员施加迫害,一一排挤出“小组”之列。这样，“中央文革小组”便成为由“大三”（即江青、陈伯达、康生）加“军师”（张春桥）加“刀笔吏”（姚文元）加“小三”（即王力、关锋、戚本禹）为其基本阵容的盘踞在党内高层的那一块“毒痈”。直至1969年党的九大之后，“中央文革小组”自行“消亡”却“死而不僵”；在1973年党的十大上，原“小组”内的“中坚力量”又将上海造反派头头王洪文拉在一起，结成“四人帮”宗派集团。10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表明：此害不除，党无宁日，国无宁日，民无宁日。
在外交部“夺权”前后，周恩来和陈毅在外事口一系列问题上所作的种种斗争,归根到底，也是同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场斗争。正如周恩来后来所指出的那样：“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如果仅仅是在青年中产生极左思潮，那是可以得到说服和纠正的。问题是有些坏人利用这个机会来操纵群众运动，分裂群众运动,破坏我们的对外关系。这种人只有在事情充分暴露以后才能发现。”
如前所述，1967年夏天发生的外交部“夺权”，以至其后发生的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事件，确使新中国的外交事业蒙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损害；但另一方面，这种极端无政府主义的行径，也暴露了借此“操纵群众运动”和“破坏我们的对外关系”的坏人。周恩来正是以此为契机，将中央文革中那几个不可一世的人物果断地实行“处置”，拆去了中央文革这座“阎王殿”的一角。在这个“拆庙”过程中，王力、关锋二人首当其冲，接下来，便是戚本禹。“小三”（王、关、戚）们的相继倒台，使江青一伙痛失“车”、“马”、“炮”，标志着中央文革这个怪物走“背运”的开始。
以下，便是“火烧”事件发生后一周内，周恩来与中央文革之间直接或间接较量的过程：
8月23日凌晨，英国驻华代办处大火被扑灭后两个多钟头，周恩来立即紧急召见外事口各造反派组织头头，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他们宣布：
一、外交部“夺权”是非法的，不算数的。党中央多次申明外交、国防、财政等大权在中央，不能夺，你们在外交部“夺权”，是目无党中央、国务院。
二、“打倒刘、邓、陈”的口号是错误的，以“外交部业务监督小组”的名义向驻外机构散布这个口号更是错上加错。
三、封副部长们办公室，随意点名、发“勒令”，造成数日外交工作失控，甚至“斩而不奏”，这是头脑发热，目无中央。如果再不向你们指出这一点，我们就要犯罪了！
四、火烧英国代办处一事说明现已不能控制局面，这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对外关系中的任何重大步骤，如提抗议、发警告等，都是应由政府决定的行动，不能由群众说了算；火烧英代办处，就使我们在外交上输了理。
五、你们其中有人“炮打”我，搞我的材料，我不怕“打倒”！尽管现在批评你们，对于这些天外交工作上的失误，还需要由中央来负责，这个责任，我是不会推的，要报告主席，我们犯了错误，没有领导好。……
就在这次召见中，有的造反派头头仍显得很不服气，他们甚至公开顶撞、打断总理批评他们的话，还有人抬出了王力的“八·七”讲话，极力为自己的极端行为辩解、打掩护，因而引起周恩来的注意。
8月27日凌晨，外事口造反派继续在陈毅“问题”上作文章，一再无理阻挠周总理出席“批判”陈毅大会，并威胁将组织“群众”冲击会场。对此，周恩来无比愤怒！他义正词严地向造反派指出：你们这完全是在向我施加压力，是在整我了！你们采取轮流战术，从（26日）中午2点到现在，整整18个钟头了，我一分钟都没有休息，我的身体不能再忍受了！……
在这之前，周总理的心脏已隐隐作痛。他连服了两次药后仍不见好转。总理的保健医生曾把总理病情写在纸条上，当面交给一造反派头头，却被置之不理！听到以上总理对造反派、更是对那些幕后策划、纵容者的痛斥、揭露后，保健医生忍无可忍，冲到造反派头头面前大声警告：“如果总理今天发生意外，你必须承担一切责任！”说罢，搀扶总理离开会场。这时，造反派们仍在后面叫嚷不休：“我们就是要拦陈毅汽车！”“我们还要再冲会场！”……
此刻，走到门口的周恩来陡然转身，眼中喷射出愤怒的火焰：“你们谁要拦截陈毅同志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谁要冲击会场，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的身上踏过去！”汽车中，保健医生含泪给病势加重的总理紧急吸氧。由于心脏病发作，周恩来从这时起到28日下午5时，整整36个小时无法工作……
狂热中的造反派这时还不知道，就在周恩来病倒之前，一项经周总理反复考虑制定的解决王力、关锋二人问题的重大决策，已经酝酿成熟；王力的“八·七”讲话和关锋伙同王力炮制的“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等有关材料，也已报到毛泽东处。对那篇“王八七”讲话，毛泽东批5个字：“大、大、大毒草”！毛泽东还说，王力讲的这些话，连我也不能随便讲的！我没有叫他管外交部的事嘛！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批准了周恩来的报告，对王力、关锋二人实行隔离审查，对戚本禹则视其表现，再作处理。
当了解到周总理因劳累过度，引起心脏病发作等情况后，毛泽东建议：告诉总理，要多睡觉，不要开长会，不要多说话。
8月30日，是处理王力、关锋两人的日子。据王力本人后来回忆，这一天，他与关锋在钓鱼台（中央文革驻地）同时被宣布隔离审查，而戚本禹暂还在台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江青、康生给王力加上了“国民党特务”的罪名，同时诬蔑其妻王平权的家里是“一窝黑货”。随即，王、关二人被送入秦城监狱。
9月4日，还在“台上”的戚本禹致信毛泽东，“检讨”自己的错误，其中，也向毛泽东反映了处置王、关一事在中央文革小组内部引起的剧烈震动：
“最近以来，大家心情都很沉重。关锋、王力同志犯了很严重的错误，其表现形式是‘左’倾盲动……。王力同志在外交问题上犯错误，就同我有关（事由我起）……我这几天一直睡不好，想了许多问题。……我真怕什么时候自己不争气，离开了主席的革命航道，给革命造成损失。……小组里出了事,江青同志心里难过。她叫春桥同志和我去看了关锋、王力，开导他们……”
8月31日，周恩来再次召见外交部造反派头头及部党委成员，重申：外交大权属中央，中央授权给我，别人不能说，我管。他严厉批评那个在外交部“夺权”后代理“外交部长”一职的造反派头头:你最近到处讲话、作报告散布“打倒刘、邓、陈”的口号，你这样做等于站在对抗中央的地位！对于前一时期“炮打周恩来”的逆流，周总理毫不客气，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节外生枝，无中生有，破坏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阴谋，是使亲者痛、仇者快的行为。他还提出，现在，国内的极左思潮和极左行动，已经影响到我们的外交工作，损害了我们的国际声誉，造成我说话都失灵了。
第二天，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周恩来当着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中央文革一班人的面，尖锐指出：我知道有些人专门对我进行研究，把我历史上多少年的东西都找出来。我感谢他们，如果是“好意”给我提出来的话。现在算起来，1922年入党，46年了（注：据1985年党中央批准的中央组织部报告，周恩来入党时间确定为1921年）。这46年里是犯了不少错误，说了不少错话，写了不少错误的文章。但是，我最终是跟着毛主席走的！今天，我的工作岗位和所负责的工作总还要我本人去做，一刻不能休息，不能袖手旁观，所以，还是要干下去。现在我申明，对某些人的“帮助”我欢迎，只要他是善意的；但是，如果拿根本不存在的问题来要挟，来煽阴风、点鬼火，搞阴谋活动，那我是坚决反对的！
在痛失“小三”（戚本禹虽留下来，已不再被重用）之后，中央文革内部发生了自“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的最严重的危机。江青等人对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虽然从骨子里势不两立，恨得咬牙切齿，但无奈毛泽东已经发了话，王力、关锋他们又闯下如此大祸。在周恩来一次次强有力的反击面前，刚刚受到重创的江青一伙只有招架之功，再无还手之力。他们在这种场合下只能随声附和，把自己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于是，在这一时期由中央文革所把持的舆论宣传上出现了一种十分反常的现象：自上海“一月夺权”以来一直大喊“打倒”、“砸烂”、“夺权”和“反翻案”、“反复辟”的笔杆子们,忽然改变了腔调，扭扭捏捏地反起“极左”、“无政府主义”、“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来了。那个“刀笔吏”姚文元，还率先提出要“彻底揭露”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要抓反革命的“黑手”云云，真可称得上贼喊捉贼，欲盖弥彰！
这一年9月,正在外地巡视的毛泽东连续接见各地驻军及有关省、市负责人，向他们提出：现在要批评“极左派”思想，这是主要的；说叶剑英、徐向前是“黑手”，我看不一定，“黑手”主要是王力；阴谋集团是有，它集中攻击总理，把总理攻倒后再攻别人；外事口里有坏人、“黑手”、反革命。倒是毛泽东把话挑明了。
与此同时，周恩来继续亲自过问、部署外交工作，要求彻底肃清两个多月来极左思潮对外事系统的恶劣影响，并对外交部“夺权”、提“打倒刘、邓、陈”口号、“火烧英国代办处”等极端言行进行组织上的清查。于是，一度被“打倒”、关押的老干部们又重新恢复了工作，少数造反派们也相继被审查、处理。整个外交大权再次回到党中央、国务院手里……
其次，外交部“夺权”前后被造反派多次批斗的陈毅，在这以后并没有真正“沉默”。在周总理的精心安排下，他仍以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的身分昂然出现在各种内外场合。
可以说，在那个政治气候依然冷峻的“严冬季节”，两位革命家、外交家和老战友的每次公开露面，都是对成千上万为中国前途命运担忧的富有正义感的人们的莫大慰藉；同时，也是对那几个不安好心、专以整人为嗜好的政治小丑的辛辣讽刺！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陈毅元帅于1960年冬天题写的这首著名诗篇，正是数年之后那个“严寒岁月”里周恩来、陈毅以及许许多多老一辈革命家无私无畏、高风亮节的伟大人格的真实写照。
陈毅系列传记--张伯驹与陈毅的交往
张伯驹与陈毅的交往
刘军一
民国初年，人称大收藏家张伯驹、少帅张学良、袁世凯的次子袁寒云、溥仪的族弟溥侗（红豆馆主）为北平城里的“四大公子”。其时，军阀混战，群雄争霸，外贼乘虚而入。一时间，一批批堪称国宝的极为珍贵的文物古董和名人字画纷纷流向海外。为了国宝的失而复得，作为大收藏家的张伯驹，曾不惜倾家荡产，置生死于度外，同形形色色的魑魅魍魉作过惊心动魄的争斗，显现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威武不屈、功成不居、蒙冤不颓的宝责品格。解放以后，尤其是1957年“反右”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张伯驹的名字几近被人遗忘。《张伯驹和陈毅的交往》，就是一个鲜为人知而又感人至深的故事。
——编者
1952年春节。
北京西城劈柴胡同，齐白石宅。
齐老先生整整九十岁了。
劈柴胡同（今改为辟才胡同）是东西走向的大胡同，中间还有许多南北走向的小胡同。跨车胡同是其中的一条。周围邻里的人，每每以此而自豪。嘴边上，时不时地要带上一句：“齐白石和我们住街坊。”
今天，从一大早，齐家宅院里就特别热闹，人进人出。张伯驹和王樾一路走，一路聊着什么。进了院子，正碰上于非an、陈半丁、王雪涛几个从里面出来。雪下了四五天，昨天夜里就晴了，今天的太阳也就特别大。空气中，弥漫着炖肉的香味和鞭炮的火药味。到处都可以听见有人在互相唤着：“走哇，逛厂甸去！”
上房里，白发苍苍的齐老先生眯缝着眼睛，正同廖仲恺先生的夫人、双清楼主何香凝谈着什么，旁边坐着专程从天津来北京的画家刘奎龄、刘继卣父子。老人的大弟子李苦禅执弟子礼，站在一边。
见到张伯驹和王樾，老人站了起来。笑吟吟地扬了扬手道：“哇，丛碧兄、森然兄，你们也来了。坐，坐！”
叙年齿，张伯驹、王森然他们比齐先生晚了整整一辈人。齐白石为人谦坦热诚，便是晚辈，只要是有书画往来之谊的，一律以“弟”相称相属。
二人依着老例，给齐老拜了年。齐白石见王樾竟穿着军装，皱了皱眉，问道：“森然，你一个文化人，怎么也凑起热闹来了？”
王樾回道：“湖北解放后，陶铸邀我去武汉，接收敌产，所以，我就去了。”
张伯驹在侧补了一句：“他是临时帮忙的，在军管会文教部当副主任，就快完事了。”
齐白石点点头，有些感慨地说：“比来比去，倒是解放了的好。政治清明，百姓安乐。这几十年，乱子就没停过，这儿打了那儿打，都说自己对，是为民立命。搞来搞去，还是共产党拿了天下。”说到这儿，他笑了起来，捋着胡子说：“那毛泽东，还是正经八辈儿我们湖南的老乡呢，也是湘潭人。前些天他接我到中南海，唠了一下午，一点儿架子也没有。”说着，他指了指身后挂着的一幅大字篆书对联道：“我送了他一幅对子，也不知写得对不对？”
王樾看看张伯驹，张伯驹把那幅擘窠大字的对联看了一遍，点点头道：“这字是没得挑了。倒是有个字，面生！”
王樾问道：“对子已经送去了？”
“送去十几天了。”齐白石笑道，神色有些紧张，看着张伯驹道：“哪个字面生？”
张伯驹笑而不语。
论交情，却是王樾同齐先生更熟一些。王樾曾就师于齐白石，后引为知己，往来频密。王樾主攻诗画评论和教育，也爱画，画风老辣沉厚，不拘成格。齐白石老年变法，画风陡然一新，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同那句名言--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有密切关系。不久前，齐白石曾亲书了一幅大字对联，送给王樾，居然是“工画是王摩诘，知音许钟子期”十二个大字，亦可见交谊之深厚。
王樾道：“这两句，当出自清季安徽完白山人邓石如的成句。”
齐白石连连点头，道：“对，对，是邓顽伯的话。”说着，又回头看了看挂在墙上的那幅对联。
海为龙世界
云是鹤家乡
当时，他写了两幅。一幅送给了毛主席，另一幅自己留下来了。
王樾道：“邓石如的原句，下联为‘天是鹤家乡’！”
齐白石面色一沉。好一会儿，才摇摇头道：“对，对，是个‘天’字。当时我就觉着不大顺呢。唉，这下麻烦了，对联已经拿去，如何是好？这要是在过去，可是杀头之罪呢！”
张伯驹微微一笑道：“齐先生不拘成格，自成一家。依我之见，这个‘云’字便好过了邓石如的那个‘天’字。上联若是‘地为龙世界’，下联的‘天’字便不可一动。上联为一个‘海’字，与‘云’字相对，又有什么不妥。”
听张伯驹这么一解释，齐白石才宽了宽心，笑了起来。
话题自此扯开，张伯驹说起了民间传的纪晓岚改唐诗的故事。
“乾隆皇帝有一次得了一个十分珍贵的扇面，让纪晓岚题一首王之涣的《凉州词》在上面。晓岚得意，一挥而就，写完一看，才发现丢了一个字。那原诗本是一首七绝：‘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纪晓岚一时得意，竟写丢了一个‘间’字。”
齐白石问道：“那怎么办了？”
张伯驹继续说道：“扇子递给乾隆皇帝，乾隆一下便看出来了。这位‘古稀天子’自幼饱读诗书，岂能骗得了他？一问。纪晓岚答得却妙：古人向有‘一字师’之说。惜墨如金，方有千古文字。王之涣这一首，‘间’字原本多余，臣便把它略去了，乾隆不解，让纪晓岚详述。纪晓岚便道：这本是一首词，词，长短句也，方名实相属。这首词念来，却是这样：‘黄河远上，白云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乾隆听罢，连声道好。”
齐白石听了，细细一想，也觉有趣，笑了起来。
小叙片刻，齐白石忽然对张伯驹说道：“前次去中南海，我见到了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他告诉我，《伯远帖》已从香港买回来了，不知是花了几百万还是几千万，用的是外国钱。周先生说了，有时间，可以去故宫看一看。”
张伯驹心头一震！
他仿佛听到了久别的亲人的消息。
“听森然说，这《伯远帖》在丛碧兄手上过过？”齐白石问。
张伯驹猛地站了起来，似乎并没有听到齐白石问什么，怔了好一会，才对齐白石说：“齐先生，过了年，我们一起去看一看，怎么样？”
“好，好！”齐白石连连答应着。
方才他们进屋的时候，何香凝便出去了，这时，她同齐白石的夫人胡宝珠一同拉着手进了屋。因为常来常往，自然免去了客套。何香凝向张伯驹问起了他的夫人：“伯驹，这两天慧素怎么没到我那儿去？”
何老太太已经七十多岁，身体健朗，广东口音很重，为人热情豁达。她的画属于岭南画派，高洁冷艳、苍劲峭丽，尤工画松竹花卉，别具一格。最近，慧素正和何香凝以及刘继瑛、肖淑芳为慰问抗美援朝的志愿军做几幅大画。自古以来，女画家便寥若晨星，女国画家、女书法家更是凤毛麟角，屈指可数。何香凝望重德高，又十分好客，在北京的女画家都愿意同她在一起。
张伯驹道：“这几天，孩子有病，脱不开。”何香凝关切地问候了一番，又道：“一半天，我要去府上拜拜呢。听人说，慧素临过一张吴历的山水，绝了，不少人题词呢，真该看一看。”张伯驹热切地表示了欢迎。大家又闲聊了片刻，便告辞了。
齐白石送他们出了门，临别，不放心地嘱咐道：“对联的事，就不用往外传了，免得不好。”张伯驹见老人慎重的样子，觉得挺有意思，又劝了几句，便离去了。
二
大年初三，家里来了一位稀客：谭得侃。
一晃几年不见，谭得侃明显地老了，皮肤松弛、粗糙，抬头纹又密又深。走起路来，步子也不那么稳了。一双黑黑的眼睛，全无昔日的光彩。一身毛料的中山装，只能带给人一点儿强打精神的感觉。看得出，这几天他的日子不那么好过。
他从广东来。
北平解放后，为还欠款和维持家用开支，张伯驹把护国寺的一处老宅卖了，全家迁到了后海南沿的一个小院里。这是他最后一点儿不动产。院子不大，也不够规矩，一排四间北房，西边是一个偏厦。街门冲着后海的南沿，进门是个不大的天井。右手拐过去，便是那一排北房。院子里，种了几棵桃树，到南墙，不过几米宽。早年间，这个小院是安顿老家来人临时住一住的，全然是寻常百姓之家的模样。张伯驹会住到这种地方来，谭得侃也是万万没有想到。若不是傅湘领路，他根本就找不到这里了。
一见张伯驹，谭得侃便直截了当地说：“我打算在这儿住几天，方便不方便？”
张伯驹自然应承了，让荣管家把谭先生带到客房里安顿了下来，谭得侃一路劳累，洗了洗，便关上门睡了，直到傍晚，才出了房。
虽说睡了一大觉，可他的气色依旧不大好，分明有什么心事。
谭得侃是有心人，礼数上是周到的。傍黑，有人把他的行李送了来，是沉甸甸的两口大号木箱。谭得侃让人把其中一箱抬到上房，打了开来，居然全是各地的名产，有南京的板鸭，金华的火腿，姑苏的酥糖，山东的牡蛎，江苏的银耳，广西的猴头，浙江的鲤鱼，广东的龙眼和月饼。一个大箱子，装得满满登登。张伯驹颇觉意外，客气了两句，谭得侃却随意说道：“一点土仪，不成样子，胡乱送人算了。不值几个钱的。”“谭先生好似有什么心事？”张伯驹关切地问。
谭得侃目光发涩，微微一叹，好一会儿才说：“张先生，我是来求你帮忙的。”他回身看了看，又道：“请借一步说话。”
张伯驹好生疑惑，便把谭得侃请到了书房里，关上了门。
谭得侃闷闷地吸上了烟，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听傅湘兄说，你把城里的房子家里的地，都卖了？”
张伯驹点点头道：“哦，是四九年初，正是北平解放前后。”
谭得侃目光发滞，点点头说：“你是聪明人，聪明！得侃当初不服，还想同仁兄一争高下，如今才知道，确是万不及一。”
“谭先生这话是从何讲起？”张伯驹更加不解了。
谭得侃一叹，摇摇头说道：“这事，说来话长。本来，我这个人是抱定宗旨，一件古董不卖的。可那一阵，地贱得让人流口水，钱又毛。我想着是机会来了呢，一下子买了八千多亩上好的水田。辛辛苦苦攒了几十年的古董，一下子卖掉了一多半。想不到，共产党真得了天下，上来就搞土改。开头，我以为是减租减息呢，没怎么当回事。唉，结果是分田地。八千多亩良田，一下子全分了！”
张伯驹默然地看着他，不知说什么好。是命中注定，还是因为贪心不足呢？
谭得侃又道：“好在，那些地不是用我的名义买的，要不，非得划个地主，戴上高帽儿游街不可。”谭得侃咽了口唾沫，唏嘘了几声，又说：“这还不说。最惨的，是上海的那些房。我想着上海自古便是块风水宝地，寸土寸金。打上海的那阵，房子稀烂贱，买幢三层的楼，才几百块大洋。正好，上海有几个南洋来的商人想买古玩，我就把余下的都拿出来，换了几十万现洋，买了大大小小八千多间房子，有楼，有店铺，还有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