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没收了？”张伯驹问。在他的印象中，似乎这不属于没收之列。
“麻烦就出在这儿！”谭得侃连呼吸也粗重了起来，说道：“这个事，外界一般还不知道呢。民国十七年，孙殿英不是掘了慈禧太后和乾隆的陵么？民国三十四年冬天，曹志福又带着遵化县县长贺年汉、民兵队长穆树轩一伙，偷着把同治的惠陵、康熙的景陵也给盗了。东西装了几辆大车。中间，因为穆树轩私藏，让曹司令给崩了。接着，又一口气把咸丰的定陵也给掘了。那东西，真是没少弄。”
张伯驹点着头说：“皇室的载涛、载润上书政府清查，但没有下文，对吧？”
谭得侃恨恨地说：“事情，又毁在项林这个混蛋头上。不知怎么搞的，他同贺年汉这伙人拉扯上了，劝我买下一点儿来。那价钱，也真是过得去。我动了心，弄了一批回来。在上海卖给那些南洋来的商人的古玩，就是这批东西。事情，就麻烦在这批东西上。”
他说得有些气促，喘吁吁的。张伯驹给他倒了一杯水，他双手把杯子捧着，喝了几口，一声长吁道：“那些东西，让上海军管会的人发现了，全扣了下来。张伯公，听说，你跟共产党的上海市市长陈毅，交情挺深。能不能帮着……通融一下。我实在是……倾家荡产了。一念之差，竟落了这么个下场，真是太没想到了……
说到这里，谭得侃突然停住了。
张伯驹的面色一下子变得十分难看起来。他停顿了一会儿，说道：“谭先生，你让我为难了。”
谭得侃身子一震，呆呆地望着张伯驹，嘴唇动了动，喉咙里呼噜了两声，没说出话来。
张伯驹道：“谭先生知道，我是国民党的旧人。同陈仲弘先生，我只是以文会友。陈先生精于诗词，每有佳咏，令伯驹钦敬。至于别的方面，他当他的市长，我当我的百姓，是没什么联系的。这类事，我看，倒是谭先生的不是。审时度势，顺乎潮流，是我们文化人的立身之本。发国难财，趁乱投机，正是伯驹一向所不齿的。”
“张伯公，你和陈市长讲一下，成不成另外再说。堂堂一市之长，这么点小事，打个哈欠就办了。在我，却是一生的心血。我家上有老，下有小，这辈子，真是不敢吃、不敢喝，有了病，连剂药都是舍不得吃的……”
他说得声泪俱下，张伯驹却不为之所动。
“谭先生，这件事，伯驹实在难以开口，你还是听凭军管会处理吧。”
谭得侃脸上的肌肉滚动，眉目中，是一种使人看不下去的绝望。
第二天，谭得侃便离去了。
两口箱中的土产，一箱给张伯驹，一箱是打算由张伯驹拿去送给陈毅家的。张伯驹执意让谭得侃把东西带回去，谭得侃死活也不肯拿。张伯驹无奈，便把家中的最后一百块银元包了一包，拿给了谭得侃。
送走谭得侃，慧素道：“他这是贪心不足、机关算尽，聪明过头了。”
张伯驹道：“古人云：欲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有。他这是一个太好的例子了。”
这时候，门外一阵热闹，竟是何香凝老太太同几位女画家一齐来串门了。一块来的还有一个人是张伯驹夫妇所没想到的--西谛。
西谛比张伯驹略小，三十年代初便已是文化界的知名人士，著述甚多，尤以藏书丰富著称。抗战期间，他在上海留居，致力于进步文化。他所著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二书，享誉甚高，亦为张伯驹十分推重。以往，张伯驹同他来往不多，只是一般的相识，打打招呼而已。一九四一年张伯驹被韦江魂绑架，慧素找到了他，他当即鼎力相助，当成自己的事来办，不但慷慨解囊，而且通过舆论界向歹徒施加压力。张伯驹脱出樊笼之后，曾同慧素一道登门道谢。解放后不久，他出任中央政府的文化部副部长，事务多多，二人之间的往来便少了。张伯驹为人倨傲，尤其对当官的人，你不理我，我决不去求你，免得让人看低了。一上岁数，他的这股劲就越来越突出了。
“伯驹，老郑来请你出山呢，”何香凝热切地说：“为新中国，你应当干点什么。一个人闷在家里，会老得快！”
西谛的本名为郑振铎。
张伯驹忙道：“我一个衰朽之人，能干什么？”
“起码可以自食其力。”何香凝不客气地抢白道：“新中国不喜欢吃闲饭的。我这个人，别看七十多岁了，这些年，还不全是靠着事撑着。真闲下来，什么也不干，早就死了。李济深、蔡廷锴、程潜，还有冯玉祥夫人李德全，都是你熟悉的，哪个不在干事？昨天我碰见了李书城，比你岁数大多了，光绪七年（1881）生人，才比我小三岁，还不是干得热火朝天？最近，准备出任农业部的部长呢。”
张伯驹连连摇头道：“晓圆先生（李书城字晓圆）乃一代人才，伯驹怎么和他比？辛亥武昌举事时，他便是汉阳总司令部的参谋长了，后来又出任过北京摄政内阁的陆军部总长，乃国之耆宿。伯驹何德何能，只要不给人家添麻烦，也便心满意足了，不敢再奢望什么。”
何香凝冲着西谛一笑，指指张伯驹说道：“瞧丛碧这股劲，竟是比我还老了呢。”
满屋一阵哄笑，闹得张伯驹也有些不大自在起来。
三
何香凝她们是来看画的，于是，慧素取出了《雪峰图》。《雪峰图》画心不大，高二尺许，宽一尺许，原本乃是清六家之一吴历所作。吴历字渔山，号墨并道人、桃溪居士，江苏常熟人，生于1632年，殁于1718年。他五十岁上入天主教，后至澳门进耶稣会。在上海、嘉定一带，传教三十年。其善画山水，初学黄公望、王蒙，丘壑层叠，笔墨苍润。自澳门归来后，画风有变，构图设色更为邃密苍郁，多用干笔焦墨，格调独特。
慧素临这件东西，其中还有一段故事呢。
《雪峰图》原为傅湘之父所藏，传到傅湘手中，自是极为珍贵。傅湘个人收藏不多，唯有这一件《雪峰图》，是可以自豪的。
民国二十七年夏天，突然一场豪雨，使傅湘家那栋年久失修的房子四处漏雨。傅湘的夫人和孩子们帮着搬东搬西，竟然把挂在墙上的这幅画给疏忽了。傅太太也知丈夫对这件东西的珍爱，当时，傅湘碰巧外出，没在家。傅太太把画摘下来，卷好，因为孩子在里面叫，她随手把画放到了柜子顶上，一转身，便忘了。雨停了，傅湘回来，一进屋便找这幅画，傅太太竟不知放到什么地方去了，急得傅湘又摔碟子又摔碗。后来，总算在柜子顶上找到，已经让漏进来的雨水泡得面目全非了。傅湘一急，登时说不出话来。傅太太知道这下祸事大了，吓得周身发抖。
“就你的破衣烂衫是金的，我这东西全不是东西！”傅湘恨得直骂，然后，把自己关在房里，寻死觅活。书房里的盆盆碗碗，全让他摔了。
他一辈子也没发过这么大脾气。
傅太太跪在房门口，央求他看在孩子分上，看在她多年操持这个家的分上，饶了她这一次，开开门。傅湘不听，房门紧锁，整整一天不吃不喝，傅太太怕出人命，打发孩子去请来了张伯驹夫妇。
张伯驹夫妇和傅家，说不上是世交，门第也相去甚远。但张伯驹一向喜欢傅湘的为人，闻听这事，马上同慧素赶到了傅家。
听见是张伯驹夫妇来了，傅湘总算是开了门，泪流满面，痛不欲生。
“这是要我死哇……”他一声长叹。
张伯驹把残画拿在手里，看了看，又看看慧素。
慧素凝目想了好一会儿，点了点头。
心有灵犀一点通。
张伯驹上前一步，不屑地一笑道：“傅湘，亏你也是搞了几十年古董字画的人。这幅画，就完了么？”
“这……”傅湘不解。
“古来传下的那么多画，历尽几多风波？吴历的东西，才有几年历史？莫非那古书古画，一浸水，便都不能要了么？这画补一补，重新揭裱一下，根本没问题，行家都看不出来！”
张伯驹的语气肯定而自信。他平素的学问和威望，更为他的话增加了分量。
傅湘半信半疑。
张伯驹道：“傅湘，这件事就由我来办吧，没问题的。小事一桩，何必生那么大的气？瞧把你太太吓的，真有个好歹，你就该后悔了！”
张伯驹夫妇回到家中，马上就开始着手临摹。仿制古画，第一位重要的是纸。一个时代同一个时代的纸不同，外行人看不出来，内行人一看就能见真假。张伯驹是鉴赏名家，认出那纸是一种泾县出的熟宣纸，恰好家里收着有一张，找出来一量，刚好可以画两幅。
“一幅先练练笔，一幅定稿。印章，我找金禹民帮帮忙。”张伯驹说。
于是，慧素便画了起来。
她胸有成竹。傅湘的原画，经水一浸，已然面目全非，颜色尽脱，只剩下依稀的轮廓，模模糊糊。不过，这难不倒她。她不但熟悉吴历的画风，便是这张《雪峰图》，她也临摹过多次。
整整十天，她足不出户。有伯驹在一旁指点，她更放心大胆了。伯驹的目光如炬，十分挑剔，些微不足，也瞒不过他的眼睛。
这天，金禹民刻的章也送来了，张伯驹亲自试了几个样子，拿准了分寸，小心地印在了临摹成的画上，终于说了一句：“成了。”
慧素这才长出了一口气。
他说成了，那就是问题不大了。这方面，慧素佩服得五体投地。
两件临本，一模一样，毫无二致，张伯驹随意拿了一幅，让荣管家拿去荣宝斋裱了，另一幅则留在了家中。
没过几天，便是八月十五了，家里来了许多客人，好几位都是书画界的名家。有文坛耆宿章士钊、著名画家黄宾虹、书法大师沈尹默、于右任、孔子的后裔孔德成等。后来，张大千和溥儒也来了。
这幅画竟骗过了“伪造大师”张大千。
“哦，丛碧兄，你从哪儿弄了一幅吴历的真家伙来？还没装池呢！”
“是吴历的东西么？”
“骗得了我么？我是干什么的！”张大千的口吻十分肯定。
“值不值三百块大洋？”张伯驹故意问。
张大千道：“你卖么？”
张伯驹呵呵笑起来。
“张大千骗过了汉卿，骗过了罗振玉、陈半丁，天下传奇，想不到，也有受骗的时候！这一幅，是假的！”张伯驹说。
张大千把画又细细地看了一遍，摇摇头道：“丛碧兄便没有看走眼的时候么？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他叫了另外几位道：“心畲兄，沈默老，黄公，潘（伯鹰）兄，你们看看，这件东西莫非有假么？”
章士钊已把画拿在手里，正在细看，沈尹默、黄宾虹都凑了上来。
画面风情古朴，景致深郁，韵味十足，实为佳作。
章士钊点点头道：“确是吴历的风格，真若是临本，临者的技艺也当十分惊人了。”
正在这时，荣管家从外面进来，把一轴刚裱好的字画递到张伯驹手上。
张伯驹爱和大千开玩笑，故意走到大千面前，笑笑说道：“那么，我们赌个东道如何？”
张大千自付便是输了，也可赖三分，便不假思索道：“可以。不过，我不会输。你拿出证据来。”
“你若输了，便拜这临画的人为师，不过分吧？”
“可以。”大千叫道：“真有这等高手，还怕求不到呢！”
张伯驹取过画竿，挑住手中那幅画的一头，把另一幅《雪峰图》挂了起来。
两幅画，一模一样。
张大千叫道：“怎么能说这一件便是真本、那一件便是临本呢？干这行，我的经验多了。有一回，罗振玉借给我一张苦瓜和尚石涛的中堂山水，我临了一幅，把假的还他，他深信不疑。后来我拿真的去和他换，他还不换呢！这套猫匿的东西，不新鲜了。”
张伯驹却不理他，招手叫过慧素，笑着说：“哈，人道南张北溥，如今南张要拜到你的门下了，来，看看你这个学生。大千兄，还不快来见过师傅！”
张大千愕然。
他不相信这画竟出自慧素之手。
慧素脸边儿一红，说道：“你胡说什么，能给张先生当学生，慧素便感激不尽了。”
张大千知道慧素为人一向认真、不苟言笑的，听她这么一说，开始相信了，问道：“那……吴历的真本呢？”
慧素从书橱中取出那幅已被水浸坏了的原件，递给了张大千。张大千细细看了，连连跺足而叹。他这个人却是应了便做的，恭恭敬敬站在慧素面前，行了个大礼，直弄得慧素面红耳赤。
张伯驹把事情原委一说了，众人皆惊叹。这两幅画，慧素临了十四天，伯驹也在边上指点了十四天，可谓炉火纯青。慧素的功力，加上伯驹的眼光，在这幅画上达到了完美的结合。
章士钊道，“慧素将来定有造就，我们每人题一句，也为今天留下纪念，如何？”
众人一致说好。伯驹便让家人备好了纸笔。公推之下，章士钊最先挥笔，题了一句。接下来是黄宾虹、孔德成、沈尹默、潘伯鹰、溥心畲。张大千早已想好了句子，拿过笔来，也不犹豫，便写了一行：
神韵高古，直逼唐人，谓为扬升可也，非五代以后所能望其项背。
放下笔，张大千又道：“丛碧兄，这重男轻女，实在是要不得了。依弟之见，莫若让大家都看一看，你把这一幅也裱了，裱得大一点儿，给人们留下题词的地方，将来，也算是个纪念物儿呢。”
张伯驹点头称是。
待众人走后，张伯驹便亲自拿上另一幅《雪峰图》，让人裱成了中堂大幅，所留空白，远大于画心，几位名家的题字，也裱在了上面。未久，这件事越传越广，许多人闻讯而来，一饱眼福，并于画上题词。时间不长，便已题满了。题词的人，达五十多个，蔚为奇观。
画一挂出来，便是满堂彩！
大家细辨着在画上题名的人，只见夏敬观题道：“妙似冰蟾笔，能追墨井踪，为谙松柏性，写出岁寒容。”
陈庸题道：“墨井安能独擅名，纤纤女手白描成。漫劳重立门前雪，云水光中老眼明！”
傅湘题道：“瀑光寒不流，山容静逾妩，幽入夜未眠，坐玩群玉府。”
众人一一看去，五十多家题咏，直看得眼都花了。
“真正叫人扬眉吐气！”王雪涛的女弟子刘继瑛不胜兴奋地说：“潘大姐给我们女人好好地出了一口气！”
何香凝喜爱地把慧素拢在怀里，笑着说：“我们的张夫人胜过了当年的管夫人（传说中的女画家）呢。女人画山水，也能有这样的造就，真让我们这些老派人羡慕了。是谁说的，女人只会‘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不是也有大匠之笔么？那些老封建，该都让他们看看！”
刘继瑛道：“何老，您也应当在这上面题一句什么。”
“不，我不题，”何香凝得意地一笑道：“让男人们题，也杀杀他们的威风霸气。凭什么就该女人众星拱月地捧着男人？”
众人都道痛快，在边上的西谛和张伯驹反倒像是做了天大的错事一般，成了众矢之的。众人说笑一阵，何香凝又问：“伯驹，慧素自打解放后，可是干了不少事，你呢？你干了些什么？”
张伯驹喏喏连声，竟无言以对。当下，勉强答应了到文化部去工作，先当顾问。
又坐了一会，何香凝等人便离去了。临走时，何老把《雪峰图》借了去，说是要让更多的人看一看。送走何老一行人，张伯驹一个人坐在书房里，手里拿着一支笔，呆呆地发愣。慧素知道他有心事，给他沏了一杯热咖啡，放到桌边，便悄悄地退了出去，掩上了门。
他在想到文化部当顾问的事。
每逢朝代更迭，总会有一批这样或那样的“遗老遗少”。前朝为官，新朝又为官，向为张伯驹所不齿。他更欣赏史可法、郑成功，自然还有郑所南。作为一个老资格的国民党人，他应当效忠于谁呢？他这个人，无论干什么，都特别认真，不盲从。一旦决定了，便义无返顾。
他还想看看共产党到底怎么样。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化冰三尺，又怎能赖一日之暖呢？
好多人奇怪他为什么没有走。张学良去了台湾，溥心畲、梁容若，都去了台湾。张大千则去了海外。陈诚1948年底便去了台湾，给他来过信，劝他去台湾，词义恳切，并夸了一番台湾如何好，如何有发展。可是，他连封信也没回。
他也曾想过：共产党得了天下，会和他们这些国民党的人过不去。解放后，共产党一边搞土改，一边搞镇压反革命运动，中间还搞了一阵“三反”和“五反”运动，声势大得很。可是，却没有触及他。相反，把他当作“开明人士”对待。从内心来说，他喜欢现在的这种样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近乎透明，简单，坦率，很少等级的观念，似乎大家都是从老远的地方来，在这儿聚到一起了，彼此之间相敬如宾，没有什么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人际关系简单、直接。而从前，则复杂得多。那时，每个人都把自己武装了，像一个个圆球。所谓接触，只是那么一点点。礼貌多，真情少。谁也不愿意自己那个球削掉一部分，因为一厢情愿，仍旧只是一个小小的触点。像傅湘那样的人，王樾、张大千那样的人，委实太少了。如今呢，却比比皆是……
或许，真是自己的脑子太旧了？门“砰”地一声开了，女儿闯了进来，打断了他的思路。
“爸，有空儿么？”女儿问得突兀。她已经十六岁，十足的大姑娘了，刚刚读高中一年级。
“坐吧。”张伯驹指指旁边的一把椅子。
女儿坐下了，问：“爸，咱们算是什么出身？学校里要填登记表呢？”
“出身？”张伯驹皱眉反问：“问这干么？”
“都要填的呢！”女儿的声音有些发急：“有人说，你是旧官僚，属于资产阶级。”
张伯驹正色道：“官僚？谁？你爸爸是旧官僚？去问你妈，你爸爸什么时候当过官？”
“那……是什么呢？”女儿有些迷惘了。
“算什么都行，就不能算官僚。写上去，人家该说咱们吹牛了。你爷爷，倒可以算个官僚，当过河南督军。你爸爸这一辈子，从来都不想当官，要想当，也早当了。”
“那……算资产阶级么？”女儿认真地问。
“资产阶级？”张伯驹沉吟了一会，说道：“这个么，也算，也不算。咱们家有什么资产呢？抽屉里还有三千多万块钱（当时发行的货币，一万元相当于现在的一元），这所房子，或许能值五千万，就这么多。”
女儿颇有点失望：“终不能算地主吧？”
“不能。”张伯驹摇摇头：“咱们家没有地，一分地也没有，河南老家还有块坟地，一个宗祠。”他想了想说：“你把表放在这儿吧，明天我问问再说。”
“爸，您为什么不出去工作呢？女儿扁着嘴道：“人家的父亲都上班儿的，您……”
“明天爸爸就到文化部上班了，怎么说不工作？”张伯驹不愿被女儿看不起，不假思索地说道：“不信，去问你妈！”
女儿高高兴兴地走了，张伯驹也站了起来，用力舒展了一下筋骨，似乎刚刚丢掉了一些什么，也像是刚刚得到了一些什么，觉得一阵轻松。
许多时候，失去信仰同得到信仰一样，都是一种精神上的飞跃与解脱。
第二天，他真的去文化部上班了。
从此，他的精神找到了新的归宿。
他这个人的特点，是从不轻易决定，也不轻易转变。一旦决定了的东西，便不后悔，而且不再去考虑这决定是否正确，只是想怎样才能把事干好。这一次，他的转变可以说是缓慢的，沉重的，却也是发自内心的。
从这时起，一直到十多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一直到二十多年后他去世，他的信念便再也没有改变过。
四
他开始热爱新社会，热爱新社会中的人际关系，热爱蓬蓬勃勃的建设事业。上面布置下来的一点小事，他也是尽心尽力去做，忘早忘晚，似乎比什么都重要。他这个人多才多艺，对美术、书法、文物鉴定、戏剧、音乐等等，都有过专门的研究。在文化部里，他经常会提出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问题，抒发一些使人吃惊的见解。他坦白，直率，热情，无所顾忌，把国家的事看成是自己的事，很快，便受到了周围同志的好评。虽然已经垂垂老矣，但他终日想的，是怎样多干一点事情。
事业使他年轻了，他庆幸自己在关键时刻做出了正确的抉择--没有到台湾去。
可是，不久，他的热情便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
这件事，改变了他今后的命运，使他的人生之路充满了更多的坎坷和不幸。
他透过厚厚的镜片看着面前这个貌不惊人的小老头，目光虽然游动，却是有力的，坚定的。
“康生。”他自我介绍，同时，伸出了一只又湿又软的手。
多骨的手，棱角分明的嘴唇，挺直的腰板，配上那副黑框的近视眼镜，使人一望而知他是个执著、自信而富有学识的人。
张伯驹双手伸出，同康生相握了。
他知道，康生是共产党里的大文豪。
因此，那股肃然起敬的神情也全然出自内心。
“我们随便一点，好么？”康生的问话颇有风度，有着一点山东人的豪爽，也有着一种领导者的从容。
然后，他不等主人让，便坐下了。
“听夏衍同志说，张伯驹先生在戏曲方面很有研究，今后，这方面的担子，你还要多担一点呵！”康生微笑着说，“新中国需要自己的新戏，不能总是《打渔杀家》、《凤还巢》、《借东风》。这些天，我一直在考虑请一位专家来牵头，搞点现代戏。毛主席有一封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张先生不妨看一看。新中国的舞台上，如果还是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着，恐怕说不过去。当然，搞新戏，会有很多阻力，有些人不赞成，有些人不热心，遗老遗少的那一套，让人不舒服。听陈毅同志说，当年你也登过台，唱过《空城计》，对么？那个时代，是这样的，现在不行了。文艺要为政治服务。中央打算成立一个现代戏创作小组，想请你来牵头，你看怎么样？”
“我不行。”张伯驹出言无忌，马上回道：“我是个局外人，刚参加革命工作不久，打打杂，或许还可以，让我牵头，这个我可真是干不来。”
“哦？”康生皱皱眉，颇觉意外，顿了一下，用手轻轻压了压前额的头发，目光炯炯地说：“不要这么肯定，可以先试一试嘛。张先生，这也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旧瓶要装新酒，抱残守缺，是不行的哟！”
张伯驹无言以对。
康生站起来，抱着膀子，在书房中来回踱了两圈，最后站在了墙上挂的那幅《雪峰图》前，细细地看了好一会。画是昨天何香凝托刘继瑛送回来的，张伯驹想再欣赏一下，便挂在了那里，没有收起来。
“你认为这种情致很好么？”康生背着身子问。
张伯驹不知他想说什么，便道：“这是好多年前的了。”
康生微微一笑道：“可现在仍挂在这里。”
张伯驹道：“终是一种传统，似也无可厚非吧？”
康生摇摇头，转过身来，口吻宽和地说：“作为一个国家干部，就要走在时代的前面。传统，说到底，其实是一种惰性，一种阻力。月下花前，弄月吟风，这是封建阶级士大夫的那一套。我看，张先生是人到了社会主义，心还没到。一脚在门外，一脚在门里，是不是？”
张伯驹觉得有些气闷。解放以后，他见过不少国家领导人，还从未有人用这种教训的口吻同他说话。
康生又道：“所以，思想改造问题，是一个长期、艰巨的大问题，不可小看。搞现代戏，也就是为了促进人们的思想改造。对那些不愿意走的人，羞羞答答的人，就要在后面推他一把。”
“我是说，对现代戏，我一点也不懂，恐怕……”
“这没什么，会推碾子就会推磨。旧瓶装新酒，旧瓶还是要的嘛。自古以来，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则不能矫枉。所以，我们的步子就要大一点儿，口号就要响一点儿，决心也要坚定一点儿。为什么要批判《武训传》？最根本的目的，就是抓意识形态。如果思想仍停留在从前，就会被历史所抛弃！”
张伯驹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康生挥了挥手道：“好吧，这个事，你自己再想一想。考虑好了，再答复我。”他的声音低了一低，关切地说：“张先生，大家都是读书人，我这也是为了你好。识时务者为俊杰，别人抢着干，我还不一定相信呢。”
说着，他走到了大书架前，拿起一函线装的清版《宋元学案》，随意翻了翻，用一种漫不经心的口吻说：“听人讲，你收藏了不少古画，可以看一看么？”
张伯驹谦词道：“多少有一点，不过大都不在这里。”
“哦，没关系，随便看一看也好。我这个人，革命几十年，对古书古画，却一直有所偏爱，也爱瞎写几笔。有时间，我们还可以好好切磋一下呢。”康生兴致勃勃地说。方才那些关于“传统”之类的议论，一下子全丢到一边去了。
张伯驹让慧素从里间小书房中取了七八幅字画来。这都是北平解放前夕买的，基本上是明清两朝画家的作品。
张伯驹把画一幅一幅地全挂了起来。
康生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擦，又戴上，凑近一幅明代画家戴进（字文进，号静庵）的山水画卷，眯着眼睛看了起来。他看得认真、仔细，甚至有点儿挑剔。
“这……是真迹么？”
“是的。”康生点点头，又看第二幅。
这一幅是明代画家吴伟（字士英、次翁，号鲁夫）的《江夏秋居图）。吴伟于明弘治年间被皇帝赐“画状元”之印，名动一时，笔触恣肆而秀劲，山水画的意境很独到。康生看了，不住点头。
再下一幅是清代画家黎简（字简民，号二樵，广东顺德人）的山水画，画风又是一脉，苍润而淡远，康生看得如醉如痴。
接下来是一幅任伯年的人物和一幅虚谷的山水画，康生看得更入神了，竟情不自禁地连声赞了起来。张伯驹站在一边，心下甚是打疑。他不明白，这位康生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这几件东西，能不能借给我看一看。内人伴竹（曹轶欧的笔名）也喜欢写写画画的，让她也欣赏欣赏。”
张伯驹自无不允，痛痛快快地答应了。慧素去找了个布兜，张伯驹则把画一一取下来，卷好，放进布袋里。最后，康生又握着张伯驹的手说：“张先生，方才的话，请你再考虑考虑。记住，千万别错过了机会。”
送走康生，张伯驹只觉心中很乱。他不知道自己错在什么地方。
康生是共产党的大干部，说出来的话，似乎不无道理。可是，那些画，难道便不是“封建阶级士大夫”的那一套了么？到底哪一种说法更对呢？
此外，对现代戏，他真是一窍不通，连这个名词，也是第一次听说。突然让他去搞现代戏，还要让他去牵头，这不是开玩笑么？
他所说的“机会”，又是什么意思呢？
他不得其解。
三天后，他措词谨慎地给康生写了一封信，表明他“实在难以胜任”，请康生同志“另择高明”。
然而，一晃两个月，康生那儿再没了一点儿消息。
五
本打算春节一过，就去看从香港重金购回的《伯远帖》的。因为齐白石一直忙，身体又不大好，不能一块儿去。所以，拖到年底，才算办好了看《伯远帖》的手续。手续是由文化部报到中央批的，可见对这件文物的重视。虽然拖了这么久，但张伯驹反倒有一种宽慰的感觉。
古时候，那些王府的千金小姐，也是难得一见的。太轻易了，反倒会失了身份呢！这比喻虽不甚恰当，从道理上说，却是差不多的。想当初《伯远帖》流落街头，被人一次次翻卖，成了一件有价的商品，简直是一种亵渎呢。后来，在张伯驹手上，又呆了整整八个月。八个月中，他几乎每天都要把《伯远帖》细细地看上好一阵，对上面的一笔一划，都印象极深。可以说，已经深深地刻到了脑子里。便是上面的渍点，也印象深深。今天，他又站到了《伯远帖》前。“是它！”他在心中狂唤。
他强作镇定，凝视着《伯远帖》。《伯远帖》放在一个玻璃罩里，平素罩上蒙着不透光的布套，以免紫外线的照射而损坏画面。张伯驹他们进去时，布套才取下来。一块儿去的，还有一位《人民日报》社的记者，背着一架照像机。但是，那里不许拍照，以防对画有破坏作用。这些，他都一一看在眼里，百感交集。
国民政府时代，他曾几次上书，
大声疾呼，要政府出面，把流落于民间的珍贵文物尽数收购下来，以存国粹。后来，也曾自行成立了保存国故委员会，可直到最后，甚至得不到一纸政府的委任。为了和美国老板交谊，政府甚至劝他把《平复帖》拿出来，送给美国人。解放后，正是百端待举，到处都在用钱之时，国家却不惜重金，将此画从香港购回。天渊之别，只一比较，又怎不令人感慨万千！在这一件东西上，反映出来的内容却实在太多了。
《伯远帖》静静地躺在绒布的衬底上，显得华贵而精美。书右，是两款乾隆皇帝的亲题，写道：
唐人真迹，已不可多得，况晋人耶？内府所藏右军快雪帖，大令中秋帖，皆希世之珍。今又得王dang此幅，兰纸家风，信堪并美。几余清赏，亦临池一助也。
御识
又一款题曰：
乾隆丙寅春月，获王dang此帖，遂与快雪、中秋二迹，并藏养心殿温室中额，日三希堂。
御笔又识
书左，是一幅吴昌硕的题字，并有一幅小画，老树半石，别有雅趣。
同去的河北束鹿画家赵望云道：“张伯老，都云你收藏巨富，这一件又在你手中留过，为什么你没把它买下来？”
张伯驹不知从何说起。
千头万绪，又怎么能一下子说得清。
赵望云小张伯驹近十岁，是王樾的学生，为长安画派的创始人。石鲁、黄胃、方济众等后起之秀，都师承于他。他久在西北，这边的事不大清楚，这时，正好王樾过来了，说道：“那时候，他也差不多是个‘无产者’了，买不起呢。”
蓦地，张伯驹又想起了卫福海将《伯远帖》拿走时的情景。可惜，卫福海已于去年底去世。否则，让他一同来看一看，怕是会有更多的感叹呢。
于潜移默化之中，他对共产党的认识也更深了一步。
回到家，他特别兴奋。慧素因为有病在床，未能一同去看。张伯驹把参观的情形细细地向慧素说了，慧素也是感触万千。当晚。张伯驹夜不能寐，披衣而起，却见外面月色正好。时钟悠悠地敲了十二下，恰是午夜。
他铺纸振笔，写了起来：
钟敲夜半窥长沟，平生愿，几曾休。琴棋书画，难系天下忧。便是杜鹃尽啼血，心不老，鬓先秋。一帖《伯远》千虑收。看中流，放兰舟。风发意气，百舸竞上游。抖擞精神狂歌去，新中华，万民讴。
他觉得写的很不理想，太浅，也太杂乱。他的心太冲动，像年轻人呢。
第二天上午，他接到两封信。第一封是陈毅寄来的，照例是最近写的几首诗，请他指正。陈毅的诗词有一种大将风度，不拘成格，用字大胆，貌似浅显，其义却深，很为张伯驹所喜爱。说起来，当初他与陈毅认识，也是命中有缘呢。
全国解放后，张伯驹与慧素前往苏州扫墓，回来时，应一些朋友之邀，在上海小居。一天，旧友丰子恺、靳以、魏金枝一同邀他出席上海文化界同仁的一个聚餐会，他去了。席间，见到了南社创始人之一、老词人柳亚子。趣味相投，二人不免谈起诗词来。听说柳亚子同陈仲弘先生相熟，张伯驹很想一见，便托柳亚子将自己的一本诗词集转呈仲弘先生。文人以文会友，古来便是一件雅事，本来没什么。这几年，他不断地见到一些陈仲弘的诗作，有几首，甚至他都能背出来了，可谓心仪已久。他发觉，在陈仲弘的诗词中，有一种他最缺少的豪迈之气。比起来，陈仲弘的东西是豪放派，若辛弃疾的“醉里挑灯看剑”之悲壮，若苏东坡的“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之深邃，若岳武穆的“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之雄壮，而他的东西，则每每总有一点“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或是“小桥流水人家”的遁世之感。他几次想写一些奔放的东西出来，总不能如愿，苦恼了好久。也正因为这样，他才对陈仲弘的诗文特别欣赏。
有这样几句，他最为叹绝：
“后死英雄多努力，
捷报飞来当纸钱！”
“此去泉台集旧部，
旌旗十万斩阎罗。”
“严冬到来时，百花迹已绝。
红梅不屈服，树树立风雪！”
“三峡束长江，欲令江流改。
方知破夔门，东流成大海！”
淋漓酣畅，恣肆痛快。
文如其人。可以想见，作此诗词的人，一定是卓荤不凡之人。
后来，他才知道陈仲弘竟然就是共产党的第一任上海市市长，原来的新四军军长陈毅。
他愕然，失悔当初不该那么轻率。
“人家一个共产党的大将，会理睬你一个不足挂齿的国民党遗老么？”他在心中暗说。
想不到的是，聚餐会后不久，陈毅便给他来了信，信中对他的诗词大加赞赏，并指出尤其对哪几首最为喜欢。显见，陈毅已把那本诗词仔细看过了。信中，还给张伯驹寄来几首他的近作，并邀他有时间到家中一坐。张伯驹犹豫再三，终于去了，在陈毅家吃了一餐饭，并谈到很晚。从此，便开始了他们之间长达二十年的友谊。
第二封信是康生寄来的。信封很大，用的是牛皮纸的公文口袋。打开来，是一封便函，很短，仅寥寥几句话，无非是问候一下，并说那几幅借去的画，夫人和朋友见了都很喜欢之类。信尾，是一行小字：
昨，心血来潮，书章单一幅，尚觉满意，寄上。
张伯驹打开了那幅字。
字是用的二乘四的整张宣纸，中间，分两行写了十六个字：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署款为：“康生左手”。
一侧，别有一行行书，写道：
值康生同志参加中央会议归来，兴酣而草。
署款为“伴竹”。
慧素走进书房，把这幅字看了看道：“这也是草书么？”
张伯驹点点头道：“对，早期的草书，是隶书的草写，由草隶发展而成的一种字体。字字不连写，流行于两汉时期，史游的《急就章》便用的这种字体，所以叫‘章草’。应当说，这一幅写得不错。”
慧素道：“怪不得口气那么大，果然有点本事。这一幅，要不要裱起来？”
“先放着吧！”张伯驹淡淡地说。
不知为什么，他不愿同这种人打交道。一想起他，心中便有一种闷闷的感觉。
他不愿意勉强自己。
六
1956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提前完成，使得新中国的国民经济形势空前高涨。
几年的工夫，张伯驹更有了一种“新中国的主人翁”的感觉。
热爱从来离不开参与。在文化部，他干着力所能及的事情，提意见，提建议。有时，便是一些不成熟的想法，也拿到桌面上来，供具体办事的人参考。他的见解独特，从不人云亦云、旅进旅退。文化部负责文物的整理与收集、鉴定工作，这上面，张伯驹也付出大量的心血。康生的那个现代戏创作小组一直没搞起来，以后就无声无息了。借走的那几幅古画，也再没了下文。从内心深处说，他不愿意同那些爱教训人的人在一起，更不愿意听那些口是心非的夸夸其谈。康生不再找他，他也乐得少一点应酬。几件明清的古画，虽说算不了什么，可他总觉不那么对滋味。若是康生痛痛快快地开口说：“我喜欢，想要”，他不会皱一下眉头。这般以借代取，未免缺了一点儿君子的风度。
陈毅从上海调到北京来了。由于住得近了，二人之间走动更多。一天，无意之中，张伯驹把这件事说了出来。陈毅是个耿性子人，当下十分生气，回去后，便把这件事告诉了周恩来。周恩来是“西安事变”时才听说张伯驹这个人的。当时，他在张学良的官邸见到了一幅字体很怪的条幅，上面写了这样一段话：
举人不望其报，恶人不顾其怨；
官非其任不处，禄非其功不受；
见人不正，虽贵不敬；
得不为喜，去不为恨；
非其罪，虽累辱而不愧也。
周恩来很欣赏这段话，于是，张学良便把张伯驹的为人细细向周恩来讲了，并把这幅字转赠给了周恩来。以后，周恩来戎马倥偬，这幅字同许多东西一道都遗失了，可张伯驹这个名字他却记了下来。后来，他又听傅作义、何香凝、茅盾等人谈起过他，印象就更深了。此番听陈毅这么一说，周恩来想了想说：“事情虽然不大，可影响不好。康生同志也许忘了，不记得有这回事了，我们想个办法提醒他一下。”
陈毅有些不服气，说道：“他这是老毛病了，见了好东西不肯撒手，开头说得好听，借。借借就不还了。”
周恩来微微一笑道：“我让颖超和小曹谈一下，慢慢来。否则，对张先生也不好。康生同志是聪明人，一点就透的。”
邓颖超找到了曹轶欧，谈话是十分委婉的。
“小曹，听说康生同志借了几幅不错的明清山水画，不知还了没有？恩来说，想借来看看呢。他那个人，别看忙，也喜欢看画，真的，看一幅好画，也是一种不错的享受呢！”
曹轶欧一怔，马上说：“哦，那几幅画，刚刚还了。总理喜欢，我想办法再借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