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摇摇手：“既然还了，就不麻烦了。以后若借到什么好的字画，告诉我一下。”
当晚，康生便让人把那几幅画儿送到了张伯驹家。见了画，张伯驹好生惭愧，以为是错怪了人。对陈毅一说，陈毅听说画已经送回，心中暗觉好笑。见到总理时，便把这件事说了。大家都知道康生一向的为人，也便没再说什么，这件事就算放下了。
便是连周恩来、陈毅也没想到的是康生对这件事竟然耿耿于怀！
曹轶欧把邓大姐的话对康生一说，康生马上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张伯驹这般小气，不识时务，委实是他所没想到的。这几年，光是地方上送的古玩字画、碑帖砚墨，也有几百件呢。有些人想送，他还未必收呢！张伯驹算个什么人，国民党的遗老。解放初镇压反革命的时候，没拉他去“打靶”，已经便宜他了。如今神气活现起来，以为这天下还是国民党的，真正让人切齿。前番让他出山搞现代戏，太高抬他了，他居然不干。为几张破画，居然告到了总理那儿去，实在是太过分了！表面上，他让人把画送了回去，心底里，却牢牢地记下了这笔帐。
有帐就不怕算，等着吧！
这些，张伯驹一点儿也不知道。
虽说张伯驹婉言拒绝了参加现代戏的创作一事，但他内心里，对中国传统的京剧艺术还是极为偏爱的。1942至1943年间，高庆奎、言菊朋、余叔岩接连去世，令张伯驹极为悲悼，所以，好多年中，他不听戏，不去戏园子，怕触动伤心事。高、言、余三位同庚，均生于1890年，又几乎是同死，死时均不过五十岁出头，怎不让人难过。忆起依稀往事，每每怆然泪下。解放后，四宇宁和，万象峥嵘，人的精神好了，加上有了几分岁数，从前的爱好又浓了起来。北京的票友、戏迷最多，不相识的人，也常常可以在京戏中找到共同的语言，像张伯驹这样的老戏迷，自然不甘闲呆。他不懂现代戏，但对传统的保留剧目如《让徐州》、《卧龙吊孝》、《李陵碑》、《哭秦庭》、《逍遥津》等几十个剧目，还是耳熟能详的，高兴时便哼上一段。天桥戏院只要有演出，他除非有特别的事，肯定是场场必到的。北京的一批著名京剧演员，如长于“方巾丑”的萧长华，演旦角的梅兰芳、荀慧生、尚小云、程砚秋，文武善能的谭富英，演净角的袭盛戎，演老生的马连良，他都熟得很。若去上海，无论如何也要看一场周信芳的《四进士》或是《徐策跑城》。这一年，文化部搞传统剧目的整理等项工作，征求他的意见，他欣然地参加了，任顾问。虽忙，却乐此不疲，为传统保留剧目的整理工作出了许多点子，被授予中国戏剧家协会的名誉理事。康生见到名单上有张伯驹，心底的火更盛了。
因为这等于是在对着干了。
而张伯驹，却以为这是在为革命做贡献，年届六旬，他反倒更觉年轻了。
七
文化部开了整整一下午会。
会议的主题是动员大家为支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购买公债。
晚饭后，在部机关的大会议室，又继续开小会。参加会的，除了几位部领导外，还有一些文化界的知名人士。
晚上的会由副部长郑振铎主持。因为下午部里已经开过全体大会，部长茅盾做了动员报告。购买公债的意义，就不必再重复了。今天晚上的任务，是抓落实。在许多时候，数量也反映了态度。
解放后，中央各部都吸收了一些民主人士担任各种职务。从经济状况来说，大家的收入都不高。解放初，实行供给制，从部长到科员，都是挣分。1950年，实行包干制，大部分东西都是统一发的，现金津贴很少。自1955年，供给制和包干制才改为工资制，大家的手中多少有了一点钱。工资制才实行一年多，钱很有限，所以，要搞好这次买公债的工作，也不那么简单。
小会是座谈式的，没有什么程序，大家随便议论。文化部文人居多，古来便是“穷文富武”，便是旧时出名的文人，也没有几个是真正有钱的。靠“爬格子”挣稿费，终是有限的几个钱。而那些工业部、商业部之类，留用人员的经济基础则好多了。
先是部长茅盾带头。他的稿费多一些，在文化部算是“大财主”了，一上来，先自报买五千元的公债，接下来是夏衍副部长，自报了四千。郑振铎的经济基础好一点，又是党外人士，头一定是要带的，报了八千元。接着，会场便沉默了。
沈部长笑笑说：“没关系，大家量力而行，条件好的就多报一点儿。支援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人人有责。今天在座的，都是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他扭脸看看夏衍和郑振铎：“包括我们几个，也算是知名人士吧？”说完他又把目光在会场上扫了一圈，继续说道：“自古‘人怕出名’，为什么呢？因为时时处处有人在看着你。名人的‘名’不是在家里，而是在社会。所以说，当了一个名人，便不仅仅属于你那个家庭，而是属于社会了。全国的文化工作者干千万万，最出名的今晚差不多都在这儿了。希望大家都能带个好头，别让人家在后面戳脊梁骨。”
会场又是一阵静寂。
郑振铎的目光落在了张伯驹的身上。
今晚在座的几十个人中，他是公认最有钱的人了。关于他倾家荡产买古字画的事，还很少有人知道。
“丛碧先生，你来讲几句巴。”郑振铎笑着说。?
张伯驹如坐针毡，让郑振铎这么一叫，更有点儿不知所措了。
憋了好一会儿，他才吃力地说：“我……一定带头，一定。回去，我和内人商量一下，争取……买多一点儿。”
会又开了半个多小时，散了。后来大家都说了些什么，张伯驹一个字也没听进去。
他有口难言。谁相信他会没有钱呢？
当年的“四大公子”，哪个不是家财巨富、挥金如土？若在以往，十万八万，绝不在话下。可如今，让他凑一千块钱出来，也是太难了。而且，又能找谁去借呢？从前，凭他的一个名字，随便到哪个银行、钱庄，都可以借几万块钱，可如今，谁会借给他呢？
终不能只报一千元吧？
而这一千元，已经是在“瘦驴屙硬屎”了。能不能凑够，还难说呢。
话说回来，堂堂张伯驹，买公债只报一千块钱，还不会让人笑掉下巴！大家会怎么看，又会怎么说呢？
他这个人，把面子看得比命都重要。此番，才生平第一次尝到了“阮囊羞涩”的滋味。
散会了，大家三三五五地一边说着话，一边往外走。张伯驹双腿发沉，脑子发木，也往外走，心里乱糟糟的，真的，这又不是硬朝你要，而是买公债，和在银行里存款差不多，到时候既还本，又付利息，个人是一点儿也不吃亏的。最难的，是他家里实在拿不出钱来。
郑振铎跟在他身侧，关切地问：“丛碧兄，你怎么了，不舒服？”
“没……没什么。”张伯驹闷闷地答道。
他说不出口，因为一言难尽。
“有什么顾虑么？”郑振铎关切地问：“商业部有位民主人士，担心买多了，政府会没收。其实，根本不会。买得越多，越表明你爱国。这方面，当然也因人而异。周扬部长不是才买了两千块钱么他们这些共产党的干部，没有钱的。”
张伯驹回到家，便一头扎进书房里，一个人愣愣地出神。能想到的主意都想遍了，也想不出个办法来。家中，除了那些字画外，真是别无长物了。桌椅板凳，就是卖，又能值几个钱？
可是，卖字画……他觉得不可思议。
他早就抱定了一个宗旨：无论怎样，也不卖字画的。这话，他对亲戚、朋友，对慧素，都讲过许多次。
况且，解放前夕，他已经留下遗嘱，把包括《平复贴》、《游春图》在内的最珍贵的二十件古董字画给了慧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那便已是属于慧素的东西了。既然已经给了慧素，又怎么往回要呢？这就像他送给妻子一件首饰一件衣服一样，送出去以后怎么能再要回来呢？
当然，他没死，财产依旧属二人共有。可这个大家庭中，人与人的关系特别复杂，还有前两房夫人在世。慧素年轻，把东西卖了，慧素将来怎么生活呢？自己已是半截子入土的老人了，可慧素还年轻，才四十岁出头，孩子又小。将来，她们靠什么维持生活呢？
若在以往，他可以不去顾忌这些。有房子，有地，租出去，一年总可以收到万儿八千块的租息。如今，只剩下这么一个自己住的小院子了。以前大手大脚惯了，现在只靠那么一点儿工资--加起来只有二百多块钱，月月花光。将来自己死了，她们怎么办呢？
再有，女儿已经大了要给她今后的婚事考虑了。没一份像样的嫁妆，在他们这么样的一个家里是很丢人的……
他要强了一辈子，如今老了老了，却要丢人现眼了呢！
慧素见他闷闷不乐，知道一定是有了什么解不开的心事。她已经有好多年没见他这种样子了。他这个人心宽，一般的事，从来不会皱眉头。
“吃饭了？”她小声地问。
“唔。”他随意应了一句。
她在桌角放了一杯绿茶，一只手搭到了他的肩上。
他心中一阵酥暖。
人一老，便更觉得妻的可贵了。这么多年了，她总能理解他，总能帮助他。可自己，却总给她添事。
不知为什么，他感到深深的内疚，似乎做了什么错事。
“有什么不顺心的事么？”妻子的声音分外柔和，充满了关心。
“没……没有。能有什么呢？”他勉强地一笑，没有再说下去。
因为他自己还没有想好该怎么办。
“老傅今天下午来了，说是谭先生故去了，死的时候很孤凄，身边一个人也没有。”
“噢！”张伯驹若有所思，应了一声。
谭得侃也算是个精明人呢。对古董字画，称得上是个真正的行家。若是不那么贪心，何至于落得这么一个下场？上次谭得侃从这里走后，不久，他便听说了，谭得侃被划成了漏网的地主。在新社会，地主是很让人憎的。谭得侃在上海那些房子的事，张伯驹也向陈毅问过了，其中的情况比谭得侃讲得还复杂。陈毅告诉他：那是一批官僚买办的资产，中间的内容很肮脏，政府已按规定全部没收了。
也许，这就叫“鸡飞蛋打”吧？
人世间，有没有“命运”这种东西呢？如果有，一定和人的品质相联系。能说谭先生是一时糊涂、走火入魔么？他本来是可以很有发展的，他的收藏之丰富，是罕见的。然而，从一开头，他的心术便不正，为的是钱，是待价而沽……
这么多年，他也算是阅尽沧桑了。光他认识的人名字写出来，也够挺厚的一本书了。老谋深算的大帅张作霖，英雄一世，盖棺却仍无法定论；力主封建的大文豪辜鸿铭，反对白话文，却提倡纳妾。还有张勋的辫子军，袁世凯的筹安会，陈独秀的激进，蔡元培的宽容，胡适的风流，曹锟的滑稽；鲁迅、郭沫若和一班旧派人物的论战，周作人、张资平的鸳鸯蝴蝶派，胡秋原、苏汶的“第三种人”。文坛上，有郭沫若、蒋光赤提出的“革命文学”，马上便有了王平陵、朱应鹏、傅彦长、黄震遐的“民族主义文学”。哦，让人眼花缭乱呢！《玩偶之家》，《温少奶奶的扇子》，林语堂，严复，易卜生，陀斯妥耶夫斯基。几十年中，社会像个大戏台，你方唱罢我登场。人都变得警觉，也变得麻木了。每一种爱，都像一个裂得很深的伤口，充满了痛楚；而每一种恨，却又像吸剩下的烟头，马上就被丢在了脑后。人人身如不系之舟，进，身不由己；退，身不由己，不但失去了选择，而且失去了自身的存在。从光怪陆离的上海十里洋场，到老气横秋的北京遗老遗少，都让中国这幅大画儿变得让人无法理喻、也无法琢磨了。兵荒马乱，勾心斗角，腐败，堕落，面上的夸夸其谈，实际的口是心非。人们为意气、也为主义而争着，为面子、也为实惠而打着。三民主义，总理遗训，联合政府，国共合作，有真诚相见，也有同床异梦，有听天由命，也有恬不知耻。三十多年的民国史，就这样走马灯似地一场又一场地演着，终于轰然一声大幕落下，让共产党坐了江山。开始，他以为恐怕也是一阵子的事。到底江山谁坐，还不一定呢。历史上，大凡根基牢一点的朝代，灭亡之后，都是要好好乱上几年的。汉朝完了，有三国，魏、蜀、吴，打了几辈人，归到了晋朝的司马氏坐天下。两晋一百五十六年，亡了，又是一场大乱，南北朝，斗了一百七十年，归到了隋朝。隋朝短命，权归李唐。唐朝二百九十年，气数尽了，出了五代，梁、唐、晋、汉、周，都是昙花一现。大清二百多年，亡了，谁知道会乱多少年呢？可是……
共产党倒真是替天行道呢！这江山，看样子真会坐下去了呢。当初，真是把共产党看小了！
北京还是从前的北京，不过名字变了。中央公园改成了中山公园，从前的社稷坛改成了文化宫。可大街上，扬眉吐气的，是从前的那些泥腿子了。这朝代真是变了呢！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平均地权”，国民党没能实现，却让共产党实现了。天下事，就是这么让人不可琢磨……
他微微一叹，闭上了眼睛。
八
整整一天，张伯驹没去上班，关在书房里，一个人闷坐。
他只觉欠慧素的太多了。他不忍把这个帐再增加，因为他恐怕来不及偿还。
毫无疑问，他的心中还有很浓厚的旧的意识，认为女人同男人不一样，即便不叫男尊女卑，终是女人更软弱一点儿。况且，他从未把慧素当成妾，而一直把她作为夫人。慧素嫁给他这么多年，几乎没有过上什么好日子。自古以来，大户人家的女眷，从来都是什么都靠男人的。可如今……
他看了那么多书，一部《古文观止》，可以倒背如流。三千多卷的《二十四史》，他二十岁时便已读完了两遍。三百五十四卷的《资治通鉴》，他可以从头讲到尾，如数家珍。唐诗宋词，脱口而出的，便有一两千首。没点儿本事，又怎能名登“四大公子”？然而，今天，他却没了一点儿主张。
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这个家，还没有真正穷过呢。
慧素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他的身边，也不知已经站了多久。
“告诉我。”她的语气平稳而坚定，不容有别的选择。
他顿了一下，长出了口气，低声说道：“部里开会，动员大家带头买公债。西谛一次就买了八千，以后还准备再多买一些。”
慧素心中一宽。
“那就买嘛，何必愁成这样子，让我担心了一天，昨天夜里也没敢睡。”语气从容而轻松，全无一点儿顾忌。
“可是，我们……哪儿有多少钱？千把块钱，怎么拿得出手？”
慧素淡淡一笑，看着他，似乎也在等着他。
她已经猜到他的想法了。
“实在不行，恐怕……就得卖……卖点儿字画了。”他的语气实在艰难。“咱们……可不能丢这个人，不能的，慧素。让人家在后面指手划脚，我心里……不安稳。”
“卖《平复帖》？”慧素故意问。
张伯驹嗫嚅，不知说什么好。
“你打算卖给谁呢？谁有那么多钱？”慧素又问道。
张伯驹立时怔住了。这一点，他竟完全没有想到。
慧素又道：“另外，你打算把这些字画传给谁呢？”
“那些，我都已经做嘱，留给你了……”
“给我？”慧素一笑道：“我可背不了这么重的包袱，也操不起这份心。就算是天下太平了，不怕人来抢，可万一虫蛀了，霉坏了，我也负不了责。”
张伯驹有些茫然。
藏在老家的那些古画，他们去年已经全部取回来了。有一部分因为保管不当，让虫咬坏了。所幸埋在地下的那些完好如初。一点没变。不过，张伯驹也明白，放在家里，终非长久之计。汉唐以来，人们画了多少画，可以说数也数不清。一个画家，一辈子能画几千张画。一千个画家，就是几百万张。然而，真能传到后世的，又有几张呢？据史书记载，最早的画家可考的，是三国时代吴国的曹不兴。相传，孙权命他画屏风，他不小心将一个墨点溅到屏风上，便随手绘成了一只苍蝇。孙权见了，以为是真的，竟用指去弹呢。但在当时，曹不兴的画已属珍品，为人们所珍藏，名气甚大，可是，在南北朝时代，他的画便已经失传。唯有南朝的谢赫，在秘阁中见过一个曹不兴画的龙头，赞曰：观其风骨，名岂虚成！在记载中居第二名的，是西晋时的画家卫协，师法曹不兴，擅画神佛及人物，据传笔法细如蛛丝，尤工人物点睛。古人曾评道：古画皆略，至协始精。“六法”之中，迨为兼善。虽不该备形似，颇得壮气。他一生作画甚多，但亦已全部失传。排在第三的是东晋画家戴逵，第一次有了卒年的记载，殁于公元396年。他是安徽宿县地方人，擅画人物山水走兽，被誉为“情韵连绵，风趣巧拔”，名重一时，可是，作品也全部失传了。再接下来，是东晋时的画家顾恺之，比戴逵略晚，时称“才绝、画绝、痴绝”。他在建康瓦棺寺绘《维摩诘像》壁画，光彩耀目，据说三天便为该寺募捐款几十万。存世的《女史箴图》，1900年八国联军进北京，被劫去英国，现藏于伦敦不列颠博物馆。可惜的是，这张图只是后人的摹本，原画早已失传。他的另一幅《洛神赋》，其实是宋朝人画的，不过伪托了他的名而已。再往后，是南朝画家宗炳（375～443）、陆探微、张僧繇，都是名噪一时的大画家。像那古传“画龙点睛，破壁飞去”的故事，便说的是张僧繇，然而，这几位画家，传世的真迹也已经一件也没有了。因此，比他们都晚的隋朝画家展子虔，才领受了“传世第一”的荣誉。由此，亦可见保存之艰难。千千万万珍贵的古画，被无情的历史、沧桑的岁月，一点点地吞噬了，因而才使得传下来的东西那般稀少而珍贵。
这件《平复帖》，这件《游春图》，又能传多久呢？
想起来让人心颤。
两幅东西都传了一千多年了，被无数的人珍玩过，占有过，几千几万只手拿过它。它是历史的见证，也是历史本身。万一有了什么不测，前人心血尽失，后人又将如何评论！
它们真真都是有灵性的呢！否则，为什么单单它们能传下来？
不难想见，便是那权倾天下的帝王将相，在观赏它们的时候，也会肃然起敬，屏住呼吸，在遐思中作冥冥之想，仿佛面对着神圣的祖先一般。再有，那天他去看《伯远帖》，不是也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吗？那种神圣，那种庄严，那种忘我的劲头，便是在大雄宝殿里，也难以得到。
那么，谁又能保证它们以后的命运呢？
他感到周身长久的震颤。
慧素的话听上去很平淡，细一想，却包含了更深刻的东西。
“我……只是担心你……和孩子……”
“我？”慧素粲然一笑道：“我有两只手，可以自食其力。如今是新中国了，解放七年，天下安宁，四宇和平，你却担心有一天我会吃不上饭、靠卖画过日子？伯驹，别忘了你自己也曾说过：有些时候，财产其实是一种负担。所以，许多有钱人家的孩子才那么笨，念不好书；贫穷人们的孩子，反倒聪明伶俐，干成了大事。再说，就算那些画值几百万，能卖么？当初我们买这些画，难道目的就是为了卖大钱么？谭先生的教训，已经足够了！”
“那……你的意思是……”张伯驹看着慧素，似乎在期待。
“你也知道，”慧素不假思索地说：“再珍贵的东西，在私人手里，也很难传到三代人以上。项元汴可谓一代收藏大家，却有了项林这样的败类。他的那些收藏，也早不知都流落到了什么地方。现在，《平复帖》、《游春图》在我们手上，可十年后百年后呢？”
张伯驹不住地点头。
“所以，依我看，干脆，都捐出去，给国家，也算了却一桩心愿。你不相信共产党会把它们保存得很好么？”
慧素说得从容、轻松，仿佛已经深思熟虑过了。对她的态度，张伯驹深感吃惊。
他在更深的层次上发现了她的美好。
在一般人的眼中，女人爱计较，太实际，顾虑多，私心多。可是慧素却全然不同。蓦地，他有了一种感觉，似乎自己只是一个小小的土丘，而她却是在他面前突兀而起的一座高山！
他的顾虑、担心显得多可笑噢。
饭桌上，慧素一边给丈夫倒了一小杯北京特产的二锅头酒，一边用体贴的口吻埋怨道：“你呀，六十岁的人了，还像小孩儿似的，一遇上点儿什么事，饭就不好好吃了，一点儿不知道爱惜自己。瞧，肩胛骨都高出来了！”
张伯驹听着，心中甜甜的。
“哎，我怎么那么有福气，会找上了你呢？”他傻傻地一笑，问得没头没脑。
“又说傻话，吃菜呀！”慧素吟吟一笑，也抿了一口酒，脸边红晕晕的。
“人家家里的那些太太，净是把家虎，什么都看得紧紧的。可你，真就那么想得开。瞧吧，这事，老傅知道了，能愣得说不出话来，你信不信？”他的话显得特别多。周身的每个汗毛孔似乎都充满了兴奋。
“我倒觉得轻松了许多呢。”慧素的口吻淡淡的，很平静，像是没有什么大事发生一般。
她这个人，喜欢把高兴埋在心底。
“把我名下的那二十件，都一起捐出去吧。”她又说了一句。
“嘿！”张伯驹把杯中的酒一口吞了，放下杯子，使劲地搓着双手道：“你可真舍得！你说，别人眼里，会怎么看我们呢？”
“管他呢！”慧素道：“普天之下，没有一件事会人人说好的。我们做得光明磊落、坦坦然然的，就行了，又不想当官，又不想捞什么好处，问心无愧，由他们说去吧。你瞧着吧，便是老傅，也不理解呢。”
这一晚，张伯驹怎么也睡不好，几次一个人爬起来，到书房里坐上一阵。那二十件东西已经找出来了，用包袱皮包成了一个包，静静地放在桌子中间。他呆呆地望着它们，若有所失，又像是若有所得。像是送儿女出远门，又像是准备接受一项新的使命。这么多年中，它们带给他的牵挂太多了，感情上，真有点依依不舍呢。
他觉出来了，这一夜，慧素也没睡好。
这么大的一件事，她又怎么可能不想呢！
九
张伯驹夫妇把多年珍藏的二十件珍贵书画捐献给国家的消息，在中国的文化界，引起了锁链般的震动。文化部大张旗鼓地举行了正式的捐献仪式，为他们夫妇发了“褒扬奖”和三万元人民币的奖金。各大报纸都发了消息，赞誉鹊起。
那三万块钱，张伯驹本意坚辞不受，怕沾上“卖画”之嫌。后经郑振铎一再劝说，告诉他这不是画款，只是对他们这种行为的一种鼓励，他们才勉强把钱收了下来，并全部拿去买了公债。
了却了这桩心事，他们都像卸掉了一个沉重的包袱那般轻松，同时，也像肩起了一个神圣的使命，脚步分外地庄严了起来。他们把那张奖状仔细地收好，放到箱子里，依旧像从前那样生活，工作。所不同的，是那种主人翁的参与感更强烈了。此后，又陆续捐了一百多件。
看着报纸，康生的心中阵阵燥热。
如果他早一点儿知道张伯驹夫妇的手中藏着这样的宝贝，他会对他们采用另一种态度的，会更含蓄，更柔和，更从容。
他有一种被戏弄了的感觉，恼火，想发脾气。这么糊里糊涂地“败”在一个无足轻重的“资产阶级分子”手中，他心不甘。
因为他懂行，所以才分外痛惜。
那张伯驹也太嚣张了！那次，他看张伯驹的藏品，张伯驹只拿出了那么几件破烂充景，真正的好东西却藏起来，秘而不宣。真是太张狂了！
这么多年，有几个人敢这样对他呢？
西太后的一句“名言”跳进了他的脑际：你若让老子一件事不痛快，老子就让你一辈子不痛快！
不收拾收拾他，他就不知道马王爷到底有几只眼。这年头，还轮不到这些资产阶级站起来说话呢。
况且，整人，这几乎可以说是他的本行了。这方面，他的经验可以写一本厚厚的书。任你张伯驹有天大的本事，跳得出如来佛的手心么？
张伯驹有足够的学识，却缺少最起码的狡诈。他又怎么能知道，在他的身后，已经张开了一张报复的大网。
任何时代，当权者只要想找，便一定能够找到那种特务式的帮手。那种人不但机智、灵活，而且忠心耿耿。在许多时候，你甚至会承认他们并不是坏人，而是在履行一种神圣的职责，在表现对事业的忠诚。
罗迈便是这样一个人。
他是广东客家人，大高个，肩很宽，全无广东人的那种瘦小与灵巧劲儿。从延安整风时起，他便被康生看中了。他总是那么严肃，那么深沉，不苟言笑，说话时喉音很重，一举一动，都有着一种阶级与使命的庄严。他办事认真，仔细，韧性十足，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虽然他从未真正上过战场，但是，无人会怀疑他在革命需要的时候，把一腔热血交给党的事业。他属于那种根本不可能被收买的一种人，生活简单而无奢求，不吸烟，不喝酒，连茶也很少喝，以“清贫，洁白而朴素的生活”（方志敏语）为荣，参加革命的目的，绝不是为了发财或当官。可惜的是，他们这种人的思维方式太简单，只习惯于接受和服从，从不会用自己的脑子去思索与分析。因此，康生选中了他，把他视为心腹。
因为他无需伪装，他表里如一，他能够坚决服从。康生需要他的无私，他的坦白和他的忠诚。许多时候，这样的人才更有威力，因为他身上无懈可击。不客气地说，这种人一旦被邪恶所掌握，其破坏力常常是毁灭性的。从延安整风、以后的反右斗争，直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常常都是这种人充当了最出色的打手。当他们从事着破坏的时候，与那些幕后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还坚定地以为是在为革命事业而献身。
康生找来了罗迈，亲手为罗迈倒了一杯上好的碧螺春茶。脸上，是长者慈祥而耐心的微笑。
“小罗，最近很忙么？昨天轶欧同志还问起你，怎么不去家里玩？没有事，聊一聊也好嘛。不能让人家说我们一进了城，便忘了当年的老战友了。”
罗迈听着这亲切的话语，只觉周身一股暖流在游走。
“康生同志，您那么忙，我怕……打扰您的工作。”
“这难道就不是工作了么？作为一个革命人，应当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是革命的。因此，我们聊天、吃饭、看戏、看书，其实也都是革命工作的一部分。火车跑起来是工作，难道停下来加水加煤，就不是工作了么？”康生说得从容，没有一点儿架子，完全像是一位老人在同一个年轻人唠家常，平易而近人。
罗迈认真地点了点头，把这番话记到了心里。
从延安整风的时候起，他便崇拜康生在错综复杂的党内斗争中的大将风度了。在那次整风运动中，康生同志的一双眼睛多么尖锐，挖出了多么隐蔽的“第五纵队”（即隐藏的特务和异己分子）呵。在康生同志身边工作，可以说是一种莫大的荣幸呢。因为可以学到许许多多东西。
“本来，我是有点儿私心的，想把你调到我身边来工作，办事放心。可是再一想，又怕影响了你的发展，所以，就没有调。革命事业蒸蒸日上，哪儿都需要人。我们这些人老了。需要你们这些年轻人挑更重的担子呢！”康生喝了一口茶，把茶杯轻轻地放在宽大的写字台上，一只手按在玻璃板上，眼睛望着挂在墙上的大幅丝织中国地图。那地图高一丈，宽一丈五，把整面墙都挡住了。他的样子十分严肃，眯着眼，挺着胸，另一只手拿着一支红蓝铅笔，叉在腰间，像一位决战前夕的将军。“罗迈同志，你对当前的国内政治形势有什么看法？”
罗迈有些惶惑。他知道，自己无论怎样回答，都会浅得可笑。而且，康生根本不需要回答。
“应当看到，新中国并不平静。有那么一些人，在磨刀霍霍，伺机向党进攻。他们不会甘心失败，他们会怀念失去的江山！解放七年了，可以说，这场斗争，没有一分钟平息过。蒋介石还在台湾，虎视眈眈；大陆上，还有他们留下的残渣余孽，遗老遗少。一有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浪。”康生以极为严峻的口吻语重心长地说：“因此，我们也不能睡大觉，要准备战斗。这是在另一个战场上的、不流血的战斗，却会更尖锐、更复杂，也更残酷。昨天我见到毛主席了，他也说，不能睡大觉！”
他的样子像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言，沉着，严肃，平缓的声音也显得格外有力。
“是的，康生同志，是的。”罗迈认真地点着头，仿佛是在接受大战前夕的使命。康生同志对他--一个小小的副处长--一下子讲了这么多重要的话，使他连呼吸都觉得分外沉重了。
“现在，”康生踏着绒绒的织花地毯，站到了办公台前，凝视着台上的一部暗红色的电话机说：“文化界、学术界，都有一大批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讲怪话，煽动不满情绪。尤其是一些旧社会留下来的遗老遗少，正在不遗余力地向党内渗透，腐蚀我们的干部，这问题就更严重了，我考虑，让你到文化部去工作一段时间。去了以后，重点是摸情况，做到心中有数。你知道人为什么有两只眼睛、两个耳朵，却只有一张嘴么？那就是要人们多看，多听，少说话，平时说得太多，到该说话的时候，就没话可说了。”
“是的，康生同志。”罗迈连连点头。
“要特别注意那些表现特别积极、特别主动的代表人物。这些人很具有迷感性，脑子里有一套歪理论，能讲、会说会写，因此影响力也特别大。这样的人物，政府里、民主党派里、学术团体里、大学里，都有一批，不可低估他们的能量。要能够识破他们的嘴脸，在时机成熟的时候，给予狠狠地打击。但是，现在还不到时候，要等他们充分表演、充分暴露。你去了以后，第一步是先要得到他们的信任，让他们失去戒心。有什么情况，随时告诉我。”
第二天，罗迈便到文化部上班了。
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他的到来。在文化部这样的大机关中，干部调动是经常性的事。他为人朴实、随和，骑一辆很破的自行车上下班，穿着补丁的裤子，中午在机关食堂吃饭，总是吃最便宜的饭菜。张伯驹虽然同他谈得不多，却对他印象不错，甚至为共产党中间有这样的干部而高兴。
十
1957年，夏。
大规模的反右斗争，随着天气的炎热，也一天天地推向了高潮。
算总帐的时候到了！
一切，都是深思熟虑的，经过充分准备了的。
4月，中央下发了关于在全党进行一次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号召各界给党提意见。态度是认真的，也是诚恳的。
许多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人，纷纷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应当说，这些建议并不是都对，可能很片面，也有些偏激。与此同时，也有极少数确实是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不满的人，认为机会到了，打出了“轮流执政”、“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成立政治设计院”的反动口号。
立时，形势分外地严峻了。
人们的传统心理，开始潜在地发生作用。
于是，鱼龙混杂了，一小撮变成了一大撮，变成了一批、一大批。
每天，都有许多罗迈那样的“忠诚的”干部，向中央报去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动态。他们确信，报得越多，越能够表现忠诚。对这些残渣余孽，不但要毫不客气，而且要一网打尽，留下一片干干净净的土地与蓝天。
康生果然没用错人。
在罗迈整理出来的“文化部右派分子活动情况汇报材料”中，密密麻麻地开列了一大群人的名字和他们的言行录。罗迈工作认真而审慎，他开列的名单，分成了三大类：极右分子、右派分子、偏右分子。搜集的“反党言论”，不但有现在的，还有以前的。时间、地点、证明人，清清楚楚。
张伯驹被划在中间那一类里面。
他的右派言论有这样一些：
“一九五六年十月五日。中午，在部机关外篮球场，张对秘书处的赵文中说：既然讲了民主党派和共产党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就要有个互相的样子，不能只走形式，伸手算一票。从法律上，便要有保证。否则，干脆取消，反倒痛痛快快，直截了当。”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八日，下午，在机关会议室，讨论现代戏的创作问题。张发言说：文艺不一定都要为政治服务，也可以欣赏，陶冶性情。从这一点来说，对社会主义建设也是有好处的。换句话说，炒一盘好菜，能表现政治观点有什么毛病吗？吃好了，吃饱了，工作有精神了，也就是政治了。”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部机关新年茶话会上，张发言说：每逢佳节倍思亲，这是古语了。我有一些朋友去了台湾，应当说，其中也有一些是好人，艰苦朴素、两袖清风。他们只是走错了路，跟错了人，从人品上说，并不是坏人。如果强调阶级性，便把别的都一笔勾销，是不对的。”
“一九五七年四月，在部里举行的整风工作会上，张说：共产党早该清一清了，不能拨拉脑袋算一个，什么人都是共产党。一个字不识的党员，能懂马列主义么？据我看，一百个党员里面，有九十个不懂马列主义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九五七年六月，在整风小组会上，张发言说：黄绍hong的话，我看就有几分道理。（有会议记录为证）”
“一九五七年九月，在整风小组会后，张对我说：丁玲、陈企霞他们那样讲，也无可厚非。提意见，就有可能对，有可能不对，用心是好的就行。”
“一九五七年十月一日，有人亲眼看见，张同黄绍hong在一起，谈了足有一个小时。黄是极右分子，旧官僚，曾经任过国民党政府内政部长、监察院副院长，同张很谈得来。”
可谓是深文周纳了。
康生把关于张伯驹的言论部份仔细地看了两遍，微微一笑。
然后，他用红铅笔在张伯驹的名字旁边，大大地写了“极右”两个字。
在文化部公布的第二批“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的名单中，有了张伯驹的名字！
因为有中央领导同志的亲笔批字，事情已经无可挽回了。虽然茅盾、夏衍、郑振锋等部里的领导都为他做解释工作，特别提出他曾在不久前把二十幅珍贵的书画捐献给国家。然而，功不抵过。有人甚至提出：他那样干，其目的不过是为了“捞取政治资本”。并说：他那些东西，刚解放时便应当视为官僚资产，予以没收呢。
张伯驹看了自己的“言论汇编”，也惊得目瞪口呆。
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的行为，已经属于反党反社会主义了！
他痛悔，发自内心地痛悔。不管自己主观上怎样想，客观上，起到了危害党和国家的作用。回头细想一想，委实吓了一跳。
部里的反右斗争领导小组成员罗迈亲自找他谈了话，指出：“你的灵魂深处，还有一些没落的、腐朽的东西在作怪。可怕的是，恐怕你自己还不大清楚！”
张伯驹连连点头。
他开始懂得思想改造的意义，也开始重新认识自己、检点自己、反省自己。
直到名单最后公布，全部上下开始大批判的时候，张伯驹才把被划成右派的事情告诉慧素。
他怕她伤心！
慧素听了，什么也没说。
他希望她埋怨，她落泪，可是，她的样子却异样平静。
“伯驹，你说心里话。你真的是要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么？”
张伯驹沉默了许久，摇了摇头。
慧素轻轻一拢耳边的头发，笑笑说：“吃饭吧。”
张伯驹木然。
他心里很乱，似乎有许多话要说。
事情是他自己弄下来的，他没有权力让妻子受牵连。这么多年中，她为他承担的不安与烦恼实在太多了。
“你……为什么……”他呆呆地望着她：“右派分子，这帽子……好重呢。我可能……要离开文化部……”
慧素泰然地说：“你对我讲过，春秋时楚国有位孙叔敖，三次当宰相，不因此而高兴，因为他认为这是自己的能力使然。三次被罢官，他也不因此而生气，因为他认为这并非他有什么过失。既然你的内心深处并不是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戴顶帽子，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大不了，到乡下去种田。早晚，事情会弄清楚的，你说呢？”
张伯驹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抹微笑。
人在这种时候，最最需要的不就是这种深深的理解与同情么？
十一
陈毅挺着身子，一手叉着腰，气冲冲地坐在沙发上，样子像一只健硕的正在发怒的公牛。连呼吸，也显得分外粗重了。
他刚刚看过中办发来的关于国务院各部反右派斗争的材料。那上面，有不少人是他认识的，数量之大，令人不可思议。“乱弹琴！”
看了关于张伯驹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摘编”之后，他把那本材料重重地往地上一摔，狠狠地骂了一句。
张伯驹会反党反社会主义？他根本不信！多年的交往，他对张伯驹夫妇不但了解，而且说得上是理解了。不久前，他们夫妇把最最珍爱的二十件堪称国宝的书画捐给了国家，他一点儿也不觉意外。不过一年工夫，张伯驹居然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他根本不相信。别的人可能会这样，但他相信张伯驹绝对不会。
因为毫无道理！
由此，他对整个的反右斗争都有了看法。他根本不相信那些“言论汇编”。这种断章取义式的东西，他见得太多了，也早领教够了，知道那是些什么货色。同样一篇文章，到了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手中，这里摘一段，便是最革命的了，那里摘一段，却又会是反革命的呢，又有什么奇怪的。
是什么人在这船挖空心思呢？
他蓦地想起了最近的一次支部会。会上，有人曾经很委婉地说：“有些领导同志，交朋友不大注意，其中有一些如果是右派分子的话，就会给这些右派分子当了保护伞，影响了党的光辉形象。”此刻，他才品出那句“如果是右派分子的话”的弦外之音。那分明是有所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