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开始渐渐冷静了。
当一种思想变成一股思潮的时候，便应当考虑更深刻的原因了。任何现象的出现，都有其内在的原因，有自身的基础。不改变这个基础，便也不能改变这种现象。这一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
因此，要等待。等待基础的改变，等待人们的觉悟。当然，这种等待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积极的，也需要等待，需要用时间和比较去纠正。
每天，都有关于右派分子被批斗的消息。便是在外交部大院，大字报也已经占领了每一寸空间。千千万万罗迈那样的忠诚勇士，正以高度的阶级觉悟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废寝忘食、焚膏继gui，同“一大批”右派分子做着坚决的斗争。举国上下，一片热腾。人们不再喜欢冷清，却热衷于斗争。右派分子的数量在直线上升，越来越多的大人物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高帽：罗隆基、章乃器、章伯钧、储安平、黄绍hong、丁玲、林希翎。有一些，还是颇有才气的年轻人，后起之秀，甚至是共产党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共产党员、大有希望的年轻作家。
才一个月工夫，形势的变化更令人担忧了。被揪出来的右派分子，数量已经达到了二十万！
令人瞠目！
二十万，当年的八路军，才不过五六万人。一个一个挽起手来，能把北京城里里外外围上几层了。真的会有这么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么？
陈毅无法相信。
每个礼拜，他都会听到张伯驹被批斗的消息，有时是一次，有时是两次、三次。大会、小会不停地批斗，大字报铺天盖地。他开始担心张伯驹的身体会吃不消。然而，这种时候，他无法出面。因为搞不好，张伯驹会又多了一条罪状。
缺少理解的地方，往往也缺少同情。虽然没有亲见，但他能想象得出来此时张伯驹夫妇的处境会多么艰难。已经有些人经不住打击而自杀了，张伯驹是个耿性子人，受得了苦，却受不得冤屈，一腔热血，却落得这样个下场，会不会一时想不开呢？
应当设法为他们安排一条出路！
陈毅想了许久，想到了一个人：宋振庭。
宋振庭是当年新四军中的红小鬼，聪明好学，黾勉求进，如今，已经当上了吉林省委的宣传部部长，他这个人热诚、坦白，可信，尤其可贵的，是他能够用自己的脑袋去分析这个世界。
他富有学识，善于思索，因此，他能够理解。
理解是需要用自己的脑袋去想问题的，而且，还需要很高的思想水平。它是不能用阶级觉悟或者阶级感情所代替的。在现阶段，这样的人还不多。
陈毅伏在桌前，纵笔给宋振庭写了一封长信，然后，便让人拿去寄发了。
连日的头戴纸糊高帽子、满处游走地批斗批判，使张伯驹筋疲力尽，脑子也有些发木了。慧素虽然不出声，却也显见地瘦了下去。鬓角，出现了根根白发。
她努力从生活上关心丈夫，给他做他喜欢吃的水饺、馅饼。便是去挨斗，也要让丈夫穿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头发、胡须都是每天早晨她为他梳理的。作为夫妻，还有什么能比共患难更为珍贵的呢。
没有她做他的精神支柱，他会倒下去。
这天吃过了晚饭，傅湘悄悄地来了，给他们带来了一包山西的木耳和闻喜的煮饼。他刚从儿子那里回来，他的大儿子在运城盐化局工作，他去看儿子，在运城住了半年多。回来一听说张伯驹出了事，就马上来了。
“老了老了，又摊上这路事[害！”傅湘的样子极为伤感，叹着气说：“都说大起才有大落，若没有去年那个事，兴许这回就不会。有人说，去年你们那是‘冒进’呢，一下子把那么多东西捐了出去，太惹眼了。树大招风，人怕出名，这么大岁数了，还图个什么呢，消消停停地呆几天，比什么不好？”
张伯驹不知道怎么向他解释。
前些天王越来，两个人谈起来，倒还投缘。许多事不必解释，便能理解。而且，王樾的日子也不见得好过。
王樾从武汉回来，便到了中央美术学院当教授。他这个人也有点儿像张伯驹，看见不对的事便要讲，倔起来也是谁也没有办法。由于和院领导意见相左，他顶了几次，一气便退休了。就这样，运动中，还有人贴他的大字报呢。若不是因为他已经退了休，这次，少不了也要戴上“右派”帽子。二人认识已久，惺惺相惜，百感交集，谈谈心里话，精神上多少算是有点安慰。中间，王樾曾问过他：“你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
“没有。”
“可你那些《言论》，分明是有人去年就开始整理了。你再想一想；肯定是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张伯驹暗付。
王樾又道：“这个事，应当让上边知道，给总理写信，剖白自己，不能这么糊里糊涂地算了！将来，对孩子也有影响。”
张伯驹也曾想过，向上面反映一下。可是，一拿起笔，又觉得无从说起，便又放下了。此刻，听傅湘一说，张伯驹的情绪立时变得很坏，脸绷得铁青，一句话也不想说。
冤屈比打击更难忍受。傅湘走后，他开始暗想：是不是真的有人在存心整自己呢？否则，为什么那些“言论”那么清清楚楚，时间、地点、证明人，都有。若不是存心整人，谁会记得那么清楚。运动是今年夏天才搞开的，可那些材料，大部分都是去年的呢。
他茫然，惶惑，期待。总想，也许，这一切都是一场误会吧？
岁月显得异样地沉重与压抑了。
陈毅系列传记--张伯驹与陈毅的交往
张伯驹与陈毅的交往
十二
1961年。
几年梦一般的生活，悠悠过去了。
仲秋的一天，慧素掣着一封电报，从外面一边看，一边走了进来。
“你认识宋振庭这个人么？”慧素把电报递给张伯驹，奇怪地问。
可以说，张伯驹交往的每一个人，她几乎都认识，起码，也听说过名字。可这位宋振庭，她却一点儿印象也没有。
“宋振庭？”张伯驹凝神想了一想，摇摇头，便看那封电报。电报是从吉林省长春市拍来的：
伯驹先生并慧素女士：
吉林地处东北腹地，物阜民丰，百业待举。现省博物馆急需有经验的人。若伯驹先生身体允许，可否考虑来吉林工作。翘盼待复。
又：慧素女士可一同调来吉林，在省艺术专科学校任职。
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宋振庭
“他怎么会知道我们？”张伯驹不解地望着慧素。
慧素也是一脸迷惘。那问题，也正是她要问的。
这种时候，还有什么能比这样一封电报更让人怦然心动呢？
再坚强的人，也会有他的弱点。这弱点有时是属于人性本身的。在疯狂的批判游斗之余，能够静静地坐一会儿，已是一种莫大的解脱。他希望能够避一避，因为他的意志已经开始溃懈。
那种批斗，不但是一种对精神的折磨，也是一种对意志的折磨。莫大的屈辱，使他甚至开始害怕听到自己的名字。有一次，连慧素叫他，他都惊得跳了起来。一个人，经过长时间的冤屈，常常都会有些精神变态的。
“宋振庭……”张伯驹默然地念着这个名字，努力在脑际中寻找着。
他确信自己的记忆力并没有衰退。
那么，他又是谁呢？
他怎么知道他们的名字呢？
请伯驹去吉林省博物馆工作，他难道不知道伯驹已经当了“右派分子”么？
夫妇二人相顾无言。
他们决定把这件事暂且放一放，等一等再说。
如果对方真的不知道张伯驹已经成了“右派分子”，他们贸然答应了，跑去吉林，岂不是会弄得大家尴尬么？若是没有这顶帽子，他们会欣然答应的。老年时候，能够干一点实事，也是一种幸运呢。可是……
他们觉出了这顶无形的帽子的沉重。
一批又一批“右派分子”被开除出党、开除公职，送到边远的乡下去“劳动改造”了。文化部牵扯的面比较广，还在抓漏网分子。也有消息说，第一批去“劳改”的人也快走了。罗迈在一次会上很认真地说：“没有将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判刑，投到监狱里，这已经是一种宽大了，是党的‘给出路’政策的具体体现。下去的右派分子，应当发自内心感谢党的宽大。”
张伯驹听了，也觉得有些情绪上的激动。
他做好了下去劳动改造的准备。慧素要一同去，他断然拒绝了。
以往，慧素一向听他的，可这一次，她却极为坚决。
“我要去。”
“你不是右派，去干什么？”
“那我也要去！”
“不行。”
“不行也要去！”
他火了，吼了起来：“去干什么？丢人现眼么？我一个人丢人就够了，不用把你也搭上。这不是去逛公园！”
“那我也要去。”慧素的声音不高，却异样地坚决，不可动摇。
“不准你去。你在边上，我更烦。”
“烦就烦，时间一长就好了。这么多年，不是也烦过来了么？”慧素平静地说，她正在装一只木箱，认真而从容。
“我想把这套《文苑英华》也带上，闲的时候看一看。会不会带的东西太多了？”她又问。
“走开，我讨厌你！”张伯驹一声狂喝，把桌上一个瓷笔筒摔到了地上。
笔筒摔碎了，几支毛笔七零八落地丢在地上。破碎的瓷片，有的飞到了门外。
慧素的身子怔了一下，手中捧着的一叠书几乎扔到了地上。
结婚二十年了，他从来没有对她发过这么大的火。
慧素咬了咬嘴唇，还是把那叠书慢慢地放到了箱子里，并把它们整整齐齐地摆好。三尺多长的樟木箱子，已经快装满了。
“伯驹，我们走了以后，就让孩子到老傅那儿去吧。老傅……”
她忽然觉出了他的异样，直起身，走到了丈夫的面前。
“伯驹，你……”
她看到，他满眼是泪。
“电报！”有人把街门敲得山响。一个多月前，管家老荣因为年岁大，已经回河南老家去了。家里，只用了一位五十来岁的老太太，照顾他们的日常生活。老人应了门，拿进了一封电报。
又是从吉林长春市打来的。
伯驹先生并慧素女士：
关于聘请二位来吉林任职事，已经有关部门批复。若无不妥，希望尽速来吉。
一应调转手续，以后再办。
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宋振庭
张伯驹无言地看完了电报，递给了慧素。慧素看了。又递给张伯驹。
“有好人在帮我们。”慧素声音颤抖地说，眼角有些湿润了。
“我们是不是回一封电报去，讲明情况。”张伯驹道：“应当把底细告诉人家。否则，万一他们不知道……”
慧素的目光淡了一淡，接着又是一亮，道：“那边，一定什么都知道，也知道你是被冤枉的，一定。”
“那也是问一问好。”张伯驹仍觉不大放心，审慎地说。
毕竟他是“右派分子”，慧素不是。声势咄咄的批判与斗争，使他自己也对右派分子恨起来了。这种时候，又有谁能真正相信他，真正理解他；知道他这个“右派分子”同别的那些不一样？
坐到书桌前，他拟了几份电报稿，都觉得有一种一言难尽的感觉。纸短话长，几句话说不清楚。一向以“文才”、“诗才”著称的张伯驹，竟然有了一种无从下笔的枯竭之感。他担心写不清楚，反而引出误会来。
宋先生振庭足下台鉴：
两电喜获，不胜惶恐。我因齿落唇钝，多有舛错，名列右派，实非所志。若能工作国家，赎过万一，自荣幸万分。若有不便，亦盼函告。
张伯驹
张伯驹亲自到邮电局，把电报发了出去。当他把写好的电报纸交给邮电局的营业员姑娘时，甚至觉出了一丝难堪。
几天后，他收到宋振庭打来的第三封电报。电文很简单，只有六个字：
电悉，盼速来吉。
见到电文，二人都感到一阵狂喜，有了一种解脱的轻松。在那样的环境中，没有人能够永远是坚强的，因为他无法肯定自己的正确。因此，这封电报便驱散了他们心中的疑雾，使幻想变成了真实。二人决定，把家存的剩余一百余件宋元书画，一并捐献给吉林省博物馆，以谢知遇之恩。
东西很快便收拾妥当。这时，吉林省委派来的两个同志也到了，协助他们把行李托运去吉林，并为他们办好了调动的手续。显然，在调动的问题上，吉林方面早已和北京联系好，所以十分顺利。春节前夕，一切应当办的事都办完了。
“应当到陈毅同志那儿去辞一下行。”张伯驹说，“你说，他这个共产党的大干部，会不会嫌弃我这个右派呢？”
慧素想想说：“嫌弃也应当去。不去，是我们缺少了礼数。什么时候，自己的腰板别弯下去，别人就骑不上来。”
张伯驹听出话中有话，惊讶地看了看妻子。显然，妻子早在怀疑是有人在故意整他。他只顿了一下，便把这个念头丢到脑后去了。他这个人，不愿把周围的人想得太坏。
他暗想：陈毅或许还不知道他成了右派分子的消息。
那么，怎么向陈毅同志说呢？
几天前，陈毅还给他们寄来了一幅小手卷，上面是他的两首短诗。诗照例是他的亲笔抄录，字体整齐。这么多天了，张伯驹却没有回一封信去。如若不辞而别，自然是不大合适。自从他戴了右派的帽子，莫说门前冷落，连书信也显见得稀了。因此，在这种时候，这样的情谊更值得珍惜。
“我去打个电话，问问张茜，看陈毅同志有没有时间。”慧素主动说。
张伯驹想了好一会儿，点了点头。他的心中，也油然升起了一股甜甜的苦涩。
他希望能够被懂得，被原谅，被接受。
他需要朋友的同情。
在他的心目中，陈毅并不是一位大干部，而是一个深沉的朋友，一种精神的象征。他们虽然更多地是在信中交谈，在诗词中交流，但是，他却觉得他们已经相识了许久，早己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每次接到陈毅的来信，他都能更真切地体会到什么是神圣与崇高。也是在陈毅的身上，他们更深切地懂得了共产党人和共产党。
十三
家宴。
酸菜水饺，麻辣豆腐，蒜泥白肉，蚂蚊上树，泡菜，热热闹闹地摆了一大桌。怪味鸡和煎蛋汤是张茜亲自做的，味特别浓。四川的特产“五粮液”酒—倒进杯子里，满室的香味便弥漫了。虽然外面正是冰天雪地，室中却是暖融融的，很有点儿家庭的味道。孩子们还小，有客人的时候，他们都是在另外一个房子里吃，所以，今晚的“宴会”只有两对夫妇。相识这么久了，他们还是第—次这样没有旁人地坐在一起吃饭呢。
陈毅擎起酒杯，笑着说：“张先生可记得这样一首古诗：‘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张伯驹不假思索地接道。
“哈，那就饮了这—杯。讲清楚，要喝干的噢！我这个人，在饭桌上可从不愿意吃亏的哟！”陈毅看着慧素，把酒一仰而尽，一言一动，都带着一股子武将的味道。
慧素和张茜挨着坐，觉得十分兴奋。她是不喝酒的。如此热情，知道不能推，屏住呼吸，把一杯酒也一下子喝了进去。顿时，两颊升起一片晕红。张茜比慧素看上去年轻了许多，显得娇小玲珑，一副欢天喜地的活泼劲，全无犹豫地也把酒喝了进去。
可这杯酒，在张伯驹的手中却显得特别地沉重。
餐前，他已把这一段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向陈毅细细说了。到戴上右派帽子一段的时候，声音有些哽咽，似乎做了天大的对不起人的错事一般，并告诉陈毅，他们夫妇已应宋振庭之邀，去吉林工作。陈毅耐心地听完，竟什么也没说。
那样子，像是早已知道，又像是根本没所谓，使得张伯驹心下好生奇怪。接着，就开始吃饭了。一上来，陈毅这么好的兴致，先念了半首古人的诗，倒像是方才张伯驹什么也没对他说一般。
他思付着喝那一小杯酒，喝得很慢，很小心。他能够把事情压在心底，但无法让人认为他没有心事。“喂——”陈毅见张伯驹终于把那杯酒喝完，拖长了声朗然一唤道：“这么斯文，这餐饭可就太难过了。我可是个大食家，放开肚皮能灌一整瓶进去，张茜想拦也拦不住！”他一边说一边动手给几个人面前的杯子又斟上了酒，说道：“还在想刚才那件事？想它干什么！人生一世，受点冤枉有什么奇怪。我这个人，对这个看得最开。‘非其罪，虽累辱而不受’，你还怕事情没有弄明白的那一天么？”
“可是……或者是我错了。”张伯驹辩道。
“你？你会反党反社会主义？”陈毅的声音分外地响了：“你们把最最珍爱的东西捐献给了党，给了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倒会反党反社会主义？嘿，峨嵋山的猴都不信！”
张伯驹心头一热，握酒杯的手颤抖了。
“我有些话，可能是讲得过头了，比如说……”张伯驹想说明。
陈毅摆了摆手。
“我根本不问那些！”他声音重重地说：“如果我陈毅不知道那些珍贵文物在你们心中的位置，我还不敢这么肯定。你们的事，我在上海的时候就听几个人讲过了。陈毅熟人多，但朋友不多，我这个人从不滥交朋友。俗话说，朋友是半个自己。如果会吹会拍的就是朋友的话，我陈毅的朋友就太多了。人生在世，难得的是诤友、畏友，光能喝酒不行。伯驹先生，你不至于把我看得也那么糊涂吧？”
慧素一动不动，用力忍着眼边的泪水。
张伯驹的心中感到了一种强烈的共鸣。
这样的话，他已经太久没有听到过了。
在部里，他想解释，却没人相信，因为人们不理解，也因为人们太热爱，太单纯。而在这里，他并没有解释一句，却得到了这样的肯定，换了谁，也会激动的。
他跌跌撞撞地站了起来，擎着酒杯，猛地往陈毅面前一送。由于过猛，酒泼到了手上，他却一点也没觉察到。“来，喝了这一杯！”他从心底里喊出了声。
感情的第一个浪潮过去了，女人们开始褒贬自己的丈夫，这是她们的乐事，于是，小房里的气氛分外轻松了。
“陈毅同志，这位宋振庭先生，你知道是个怎么样的人么？”慧素见张伯驹一直不问这个问题，忍不住自己问了出来。
陈毅粲然一笑：“给我点儿时间，我也许想得起来。不过，这并不重要。普天之下，好人终是多数。每个人，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是不同的，但总会表现出来。”他狡猾地眨眨眼说：“我倒挺佩服宋振庭这个家伙。这叫浑水摸鱼，趁火打劫，也可以叫伯乐识马，慧眼寻人。不然的话，上哪儿去找你们这样儿的人才？就算你们肯去，文化部也不一定舍得让你们走呢。你们，也是名人噢，嘿！”
“我不知道他怎么会突然一连打了三封电报来。他怎么知道我们？”慧素仍旧想弄清楚这个底细。她已经隐隐觉出，陈毅似乎同这个事有什么关系。
“唔，八成有点儿灵性。也许，只是灵机一动；也许，是你们忘了。话说回来，张伯驹鼎鼎大名，又有几个不知道的？”陈毅悠悠地一笑说。
张伯驹却认真，思忖着说：“在东北，我真是不认识什么人，我想了半天，确实没有。”
“那只是没想起来！”陈毅哈哈一笑又说：“那张作霖、张学良，不也是东北的么？一个人，多做点好事，总会有人记着的。这道理很简单，叫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别看我这个人是共产党，可我相信因果报应。张茜说我这个人得罪人太多，不得好死。可我琢磨，好事也干了不少。将来我死了，有人笑，也会有不少人伤心。”他故意看着张茜说：“别看你对我总是挑毛病，到时候，你比谁都哭得凶。来，吃菜呀，怕不怕辣？”
便是很普通的话，经陈毅的口一说，也显得妙趣横生了。心情开朗了，饭菜也显得格外有味道。这顿饭，吃了足足有一个半小时。饭罢，几个人回到书房，又闲谈了一会儿。看看时候不早了，张伯驹起身告辞。由于此番一别，又不知何时再见，每个人都有些伤感。
陈毅从书柜中取出了一轴用牛皮纸包得很仔细的轴画，双手递到了张伯驹的手上，说：“这点小礼物，算个纪念吧。你们到吉林后，安顿好了，再打开。另外，见了宋振庭同志，代我和张茜向他们夫妇问好，就说我很感谢他们。”
张伯驹把牛皮纸包接了，嗓子眼发堵，说不出话来。陈毅又道：“到那边以后，可不能把老朋友忘了，常来信。这几年，我自觉在诗词方面，心心得不少。和你们通通信，多有裨益。我这个人，别看肚里墨水不多，眼光还挺挑剔呢。当今中国的词人，我最喜欢两个人的东西，一个是毛主席，博大宏远，气势咄咄，不拘成格。再一位便是伯驹先生的词，言近旨远，韵律铿锵，字字功夫。到吉林后，可不敢把这支笔扔下哟。人一上了岁数，一旦把笔丢下，再捡起来可就难了。”
握别陈毅夫妇的第三天，张伯驹夫妇便乘火车去东北了。家中的一应事务，托付给老傅照看，却也不必担心。女儿已经大了，能够自理，也已经有了男朋友，是搞考古研究的，人很老实，老两口也很满意。就这样，他们了无牵挂地走了，走向了一片陌生而新鲜的生活。
十四
车到长春，已是傍晚。手忙脚乱地下了火车，一阵北风吹来，两个人都感到了冷。他们还是第一次到东北来，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陌生。
“他们会来么？”慧素帮丈夫裹了裹脖子上的围巾，担心地问。上车前，他们已经给宋振庭拍了电报，告诉了他们到达的时间。然而，这种时候，人总愿意往坏处想。
“不一定收得到。快过年了，好多地方都放了假。”张伯驹弯腰提起一只箱子，对慧素笑笑说：“走吧，先去吃点儿饭，我有点儿饿了。反正没什么行李，自己走吧。”慧素觉得有些失望。
因为有许多时候，形式也是内容的一部份。毕竟，现在他们的身份不同。
“等一下吧。万一他们来了，找不到我们……多不好。”慧素坚持说。张伯驹点了点头，放下了手提箱。
站台上的人越来越少。上车的上车去了，下车的出站走了。火车一声长鸣，也开出了站，站上渐渐静了。没有人来接。
张伯驹微微一笑，用若无其事的口吻说：“走吧，我们还没有老到走不动。恐怕，人家也很忙。你想，这年头，宣传部能不忙么？”慧素的心绪有些灰冷。两个人提起行李，慢慢地出了站。
“先找旅店，还是先吃饭？”慧素问。依她的意思，是先安顿下来。
“听你的吧。”伯驹答得有些心不在焉。虽然他没有表露出什么来，但心里对没有人来接感到有些失望。
车站的门口人很多，张伯驹似乎是不经意地在人群中看着，希望会有什么奇迹出现。每个人都似乎是来接站的，但每个人又都不是。
雪花飘飘，在街灯下看去，像是在飞舞。落到脸上，凉滋滋的。张伯驹挺了挺身子，用力说道：“一定是没接到电报，我们走吧，雪越下越大。”他一边说，一边用力地跺了跺脚，向外走去。
一辆人力三轮客车停到了他们身边，一个声音高声搭讪道：“要不要雇车，快——”
张伯驹问道：“附近有什么旅店么？”
“这时候？”蹬车的汉子嘲弄地一笑道：“住大车店，便宜，两毛钱一位。可惜，没有夫妻房嘞！”
张伯驹忙追问道：“没有别的旅店么？”
“明儿清早！今儿黑，您老就忍一宿吧。除非您是大干部，上头来的。”汉子用手往前面一指道：“像那样的，就行了，小汽车候着，一天一宿了，那还差不多。二位，上车吧！”
张伯驹无意地抬头一望，立时怔住了。
汉子指的地方，是一块好大的木牌子，上面赫然写着一行字：北京来的张伯驹先生
每个字，都有一尺见方，高高地挂着。方才，他们因为没注意高处，竟没有看见。
慧素已经把行李往三轮车上放了，张伯驹一把拉住她道：“走，走，瞧那边，瞧！”声音激动得已经走了调儿。那汉子也愣住了。
两个人提着行李，连忙向那块大牌子走去。
牌子下面，真是停着一辆黑色的小汽车。车顶上积了好厚的雪，显然已经来了许久。车旁，一个年轻的姑娘和一个中年人正一边跺脚，一边说着什么。
“恐怕这趟车又没有。”那姑娘说。
“八点钟还有一趟到齐齐哈尔的车。”男人的口吻很耐心。听得出，他们已经来了好久了。
张伯驹走到他们旁边，才猛地停下了脚，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了。回头看看，慧素正双手提着一只大号的旅行袋跟过来。见伯驹停下了，她便问：“是这儿么？”
张伯驹抬头看了看空中挂的木牌，点了点头。
那姑娘猛然见到了他们，用手一指道：“嘿，可能来了！”那中年男人连忙转过了身子，迎了上去，热切地问：“你们……从北京来？”
“对，对，我叫张伯驹。”
“哈！”那姑娘高兴得直拍手，出言无忌地说：“可把你们等来了！你们的电报上没说坐哪趟车。这时候了，真担心你们到不了呢！”
“嘿，这怎么好意思！”张伯驹喘息着说。由于激动，他的脸泛起了微红。
姑娘和中年人帮他们把行李放到车里，中年人又把那块牌子从电线杆上解了下来。一边说：“老宋担心我们不认识您，出了这个主意，还挺灵！”
汽车在斯大林大街上平稳地行驶着。张伯驹望着窗外银装了的世界，揣摸着这位“宋部长”是个什么样的人。他觉出，这里一定有个谜。
起码，他们今晚不必住大车店了。他并不怕住大车店。但他希望能成为一个体面的客人。
慧素新奇地看着窗外，问那姑娘：“我们现在去哪儿？”
“到宋部长家。宫大姐说了，这顿饭，一定要大家一起吃。今天一上午，宋部长都在车站上等你们，猜你们会上午到。下午他有个汇报会，来不了，才没有来。”姑娘笑笑，又说：“我叫小华，宋部长说了，以后，让我给张老当学生，不知道行不行？”
“宫大姐是谁？”
“宋部长的爱人，你们不知道？”她奇怪地看着慧素道：“天下第一的好人，一点儿没架子的，待人可真心呢！”
宽阔的斯大林大街，笔直地伸向前方。街边树上，积了厚厚的雪，煞是壮观。从今以后，就要在这里生活了，这使得张伯驹心中十分感慨。也许，这就是命运吧。
车子拐上了一条窄马路，速度也明显降了下来。不一会儿，便驶进了一个大院，绕了几个弯，在一排平房前停了下来。中年司机响亮地按了几下喇叭，跳下了车，先为张伯驹拉开了车门。那边平房里，匆匆忙忙地跑出了几个人。司机打开后车厢，一个大个子的中年人抓起最大的一个袋子。一个身材娇小的女人，则拿起了张伯驹的手提箱，一边忙不迭地问：“冷吧，快到屋里暖一暖。”
张伯驹猜：这个大个子，可能就是宋振庭了。从气质上，他感觉得出来。
他有点儿紧张，正了正头上的棉帽子，跟在大个子后面走进了房。
房里暖如夏。不一刻，大家都进了屋，热切地道着短长。大个子把一杯热茶双手递给张伯驹，问道：“这一路上，辛苦了吧？”
“不，没什么。”张伯驹接过了茶杯，看着对方的脸。
“我是宋振庭。”大个子微笑着伸出了一只手，轻松地说：“我们好做认识了很久，对不对？”说着，他招招手，那位身材娇小的妇女忙走了过来。不知怎么搞的，她的脸边竟抹上了一点儿面粉，全然像个乡下的妇女。“她叫宫敏章，我爱人，叫她‘小宫’行了。来，吃饭吧，看凉了。”那口吻，像是拉家常。
张伯驹方才的紧张劲儿一下子消失了。他有了一种感觉：回到了自己人中间。
从接到宋振庭的第一封电报时起，他就在心中刻画宋振庭这个人了。此刻真正见了，大家热热闹闹地坐在一起，毫无拘束地东拉西扯着，海北天南聊着，他觉得，那正是自己心中的他。如果说，在陈毅家吃饭，他心中更多的是崇敬、是负疚，是对明天的迷惘的话，今晚的一切，则是和睦、是亲切，是对周围的放心。桌子一边，慧素和宫大姐攀在一起，小声地说着悄悄话，那劲头，像是已经相熟了二千年。
好猛的酒！一杯下去，周身都热辣辣的了。
“省里决定，就由你来担任省博物馆的副馆长。省里没什么人手，就不准备设立正馆长了。明天，让小华带你去看一看，在西安大路，不算远。是过去的老底子，三层楼。”
张伯驹庄严地点了点头。
他没想到，从三十多岁上，自己便绝意仕途，立志不当官的。老了老了，成了右派，反倒当上官了。而博物馆工作，不但是他熟悉的，而且是他热爱的。
他几次想问问宋振庭，他是怎么知道他们的。可话到嘴边，又都咽了回去。宋振庭给他介绍着东北的风土人情、奇闻怪事，绘声绘色。虽然是刚到，他已经开始热爱这里了。而且，已经有了很深的感情。饭后，宋振庭领着他们夫妇一起去看了已经布置好的新居。房子离宋振庭的家不远，是个小院子，雪已经扫干净了，房里升上了火。三间北房，一间做卧室，一间待客，一间是书房。同北京比起来，似乎是差了一些，可宋振庭是宣传部长，也不过住了这么三间。相比之下，已经是够宽的了。房中，一切都已布置得有条有理，不必他们再操什么心。小华和宫大姐帮着他们打开行李，安放好东西，直到半夜时分了，才离去。
关好房门，张伯驹与慧素对着看了好一会，相视一笑。陌生而熟识的一切，多有意思。
慧素从旅行袋中取出了那一卷东西。陈毅说，要他们到吉林后，安顿好了再打开。慧素好奇，早已忍不住了。
“打开么？”她问。
“打开！”张伯驹喜不自禁。
慧素小心地拆开了粘得很紧的封套。里面，是一幅裱得很好的立轴。她搬了张凳子，把立轴小心地挂了起来。是一首《冬夜杂咏》：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
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又题：“书赠伯驹夫妇仲弘一九六一年冬又题。”
两个人肃然立着，两只手紧紧地握到了一起。力，在他们的周身游走着！
十五
1971年，春。长春市。
虽然地下室里也有电灯，一天二十四小时开着，可在里面呆了两年，猛一走到阳光下来，仍旧感到眼睛被刺得睁不开。他扶着墙，静静地站了一会儿，努力使自己适应这个梦中多次回到过的世界。然后，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向前走去。
两年了，真快。这两年中间，他没见到过一张熟悉的面孔，没有走出那间不过十平方米的小房一步。七十多岁的人了，刚进去的时候，每一天是多么难熬，他以为不可能活着走出来了。想不到，他又走到了阳光下。
让人莫名其妙的世界！真是老了呢，连步子也走不稳了！他在心里用力地叫着自己的名字：“张伯驹，你还能走，就走下去！”
这条路好长！周围，是一张张陌生的面孔，是年轻人的世界，聚在一起，不知正在谈论些什么。自负的人多话，骄傲的人则微哂。红海洋，红袖章，临行喝妈一碗酒，一个个像座黑铁塔……
好热闹的世界，大家的劲头还那么足！
依着放他出来的那个红卫兵的吩咐，他喘吁吁地上了二楼。已经不是两年前的样子了。他试探着往前走，乡巴佬一样看着门上的字。
“你找谁？”一个声音在身后响了起来，像在唤一条船。
“我……找这的负责人。”
“什么负责人？”一个大个子红卫兵气宇轩昂地站到了他的面前，胳膊上的红袖章足有一尺宽。
“是……红总司吧？”他依稀记起了这个名字。
“红总司？你是什么人？”红卫兵警惕地把他周身打量了一番，又问道：“你从哪儿来？”
“我……来报到。”
“报到？”红卫兵更奇怪了，大声说道：“红总司是反革命组织，一年前就取缔了。你认识红总司的哪一个？”
“叫……杨……卫东。”
“他，已经关起来了，政治骗子，小爬虫，野心家。他是你什么人？”红卫兵的架势咄咄逼人了。
“是他派人……把我抓起来的，在地下室里关了两年。”“刚放你？”那红卫兵好生奇怪。
“是，就刚才。”张伯驹也弄得摸不着头脑了。他还不知道“红总司”已经被取缔，说了不算了。可倒退两年，“红总司”的劲头比谁都大，顶得上当年的义和团呢。那杨卫东，比省长还威风，光是私人“警卫”，就有二十多人，男男女女，一律短打扮。走到哪儿，地动山摇，谁敢说个“不”字。
“你是……地窖里的那批‘牛鬼蛇神’？”大个子红卫兵猜出了他的身份。习惯中，人们都把地下室叫做地窖，因为过去那是食堂冬天储存大白菜和土豆的地方。
“我……”他已经习惯了“牛鬼蛇神”这个称呼，点点头。
“那边，第三个门。”大个子朝前面一指，便转身走了。张伯驹定定神，走了过去。
那间房子的门上写着“革命委员会第三办公室”。他敲了敲门，听见里面有人应了一声，才推开了门，走了进去。
房里，几个男女红卫兵正在高谈阔论，争着什么，又像是在打情骂俏。他站了半天，竟然没有人理他。他有些尴尬，不知是不是应当退出去。低头看看脚边，却发现了新大陆，
地上丢了许多烂纸。墙边，有几幅揉皱了的轴画。有一幅，已经打开了一米长，是个横幅，上面是茶缸子口那么大的行书。他只扫了一眼，便怔住了。那像是米襄阳的东西！
米襄阳，姓米名芾字南宫，湖北襄阳人，为宋朝四大家苏、黄、米、蔡之一。他的真迹，明清时代已不可多得，可称奇珍。如今，竟像烂纸一般被丢在那里。再看地上那些撕碎了的纸片，有些也是字画的残片，但面目已无法认出来了。
他感到了心疼！这是在毁灭文明呵！顺着墙边，他慢慢地蹭了过去。在那幅字旁，他镇定了好一会儿，才弯下腰，把那幅字拾了起来。
“你要干什么？”一个声音突然在他耳边响起。说话的，是个很漂亮的姑娘，一双大眼睛清澈见底。白白净净的脸上，有一抹好看的红晕。
“我……是来报到的。”
“你拿那东西干什么？”口气像刀子那么厉害。
“我……看掉在地上了，怕弄脏了，没别的意思。”
“那都是四旧，封资修的东西，专门毒害老百姓的！”女孩的口气全然是在教导。
“是，是。”张伯驹一边说，一边把那幅字仔细卷好，别上了封口的象牙签。封口木杆的边上，贴着一张长条形的标签，上面写着“南宫墨宝”四个小字，赫然正是乾隆皇帝的亲笔。
那女孩冷冷一哼，又问：“你是刚解放的，对吗？”
“是。”
“历史反革命，还是地富反坏？”
“牛鬼蛇神。”张伯驹答道。
那姑娘点点头，从桌上拿起一张表格来，用不屑的口吻问道：“你识字么？”
“识一点儿。”
“填个表儿。”姑娘吩咐道：“根据林副主席的一号命令，你们一律要下去。”
“可以，可以。”张伯驹连连答应。
他正琢磨怎样才能把那幅“南宫墨宝”带出去，使这件珍宝不致落个引火柴的下场。
“在那儿填吧，填好了，等信儿。”姑娘的口气冷得像十冬腊月的街面，硬梆梆的。
“小玲，电话！”外面有人叫。
那姑娘应着跑出房去。
其余几个人还在说着什么，张伯驹趁他们没注意，把那幅字用脚尖踢到了门外。然后，从桌上拿起笔，飞快地把那张表填了。这时，那姑娘回来了。
张伯驹把表递了过去，只盼快走。
“嚯，你这老头，字儿还不赖呐！乍一看，像个屯老庄。当过屯老庄么——就是屯子里的乡巴佬，庄稼人。记住，去了以后，要向贫下中农学习，改造思想。好了，你去吧。”
张伯驹如释重负，连连答应着，退了出来，小心地关上了门。站定之后，他四下一看，发现那幅字竟然不见了！他惊得出了一身冷汗！
远处，有个人戴着口罩，正在扫楼道，他忙走了过去。那人身边有个筐子，里面有许多烂纸。张伯驹盯着那个筐，觉得有名堂，一只手探了进去，一下子便摸到了那轴字画。
原来在这儿！他心中一喜，把轴儿拿了出来。身子尚未站稳，却被那个扫楼道的人把轴儿从手中抽了出去。
“你……”他一怔，这才认出，那个人，竟然正是他朝思暮想的宋振庭。
他们都几乎认不出对方了，只在感觉上，听出了对方的呼吸。
“是你么，老宋？”
口罩上的眼睛和悦地一眨。心有灵犀，一点就通了。“放进去。”宋振庭的声音很低，同时，眼睛四下一扫。那目光，是坚定而有力的。
张伯驹立时明白了，把那件东西又丢进垃圾筐里，在上面盖上了烂纸。这种地方，手拿着这么一个东西，是马上会被人发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