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振庭猛地转过了身去，又清扫起楼道来。楼梯口，传来一片嘈杂的人声，一群红卫兵正走上楼来。张伯驹知道这里不是久呆的地方，便向楼梯口走去，下了楼。
他多想同宋振庭聊一聊呵！
他慢慢地向家中走去。
慧素在干什么？一别两年了，她承受的压力，该有多大呵。结婚以来，他们还从没有分别过这么久呢。
门上贴着封条！
走近了，他才看清，那封条还是两年前“红总司”贴的。门上挂着锁，已经有了斑斑的红锈。显见，好久没有人来过了。
慧素呢？一颗心立时提了上来。两年了，她会到哪儿去了呢？
透过窗子看里面，一切都是乱糟糟的老样子。两年前，红卫兵第三次抄了他的家，然后，便把他带走了，一直关到现在。房里，还是当时抄家的样子：痰盂扣在写字桌上，满地都是碎瓷片和纸，一部精装的《文苑英华》被倒上了墨汁，然后又被脚踩过。砖地上，还能看到墨色的脚印。
就是说，那一天，慧素也被带走了，没有回来过。
一股不祥的恐惧，开始咬噬他的心。他知道，单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那一年，长春市被打死的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就有上千人。那伙发了疯的公狗，是什么也干得出来的。
还有，她会不会一时想不开，像有些人那样，自寻了短见呢？
他几乎站不稳了，扶住了门。
两年与世隔绝的生活，已经使他的心脏承受不了太多的紧张。他有些心慌，上不来气，甚至想大便，耳朵也有些听不清了。他张开嘴，大口地吞着气，有一种渐渐下沉的感觉。脑子里，已经无法思想了。
猛地，他觉得膝下一软，一下子坐到了地上。
他心疼！
不知坐了多久，天色渐渐发暗。一阵风吹了过来，带来了一片湿湿的杏花瓣，贴在了脸上。四周是异样的静，听得见风在树梢上走。
他重新站了起来，从门楣上摸到了钥匙。他除了身上带的门钥匙外，为防万一，门楣上还藏了一把。身上的钥匙早被抄走了，想不到，门楣上的那把还在。
费了半天劲儿，他打开了锁，推开了门，走了进去。
房中土蒙蒙的，又阴又冷。他在门边一张小马扎上坐了一会，觉得好一点儿了。
屋里杂乱异常，他却像是根本没看见，站起来，走到里屋，抬头看着门边的天花板，几节旧的铁皮烟囱还挂在那儿，没人动过，他暗暗地出了一口气。
陈毅那幅“大雪压青松”，就藏在那几截烟囱里。红卫兵抄家的时候，也许因为那些烟囱太脏，居然忽略了。这两年，他一直担心这件东西会被抄走。
1962年初到吉林来，他们带了上百件古代字画，都捐给了吉林省博物馆。家中唯一令他珍惜的，便是这幅字了。
四年多了，一切，像一场恶梦。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就靠边站了。未久，作为“文化界黑司令”的宋振庭，被揪了出来。宋振庭长于写杂文，以“星公”为笔名，写了不少针砭时弊的文章，文笔犀健，颇有点鲁迅的风格，蜚声整个东北三省。这样的人，运动一来，自然是首当其冲。北京有个“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他则成了吉林的“小三家村”之首，大字报铺天盖地。造反派抄了宋振庭的家，从宋振庭的笔记本上，他们发现了宋振庭同陈毅的关系，于是，又大作了一番文章。直到这时，张伯驹才真正知道，他和慧素到东北来，正是陈毅同志苦心安排的。
从1966年冬天开始，张伯驹又一次成了造反派批斗的对象。他的罪名是“历史反革命”、“资本家”、“反动文人”、“封建阶级的孝子贤孙”、“反对革命样板戏的黑手”、“右派分子的头子”、“资产阶级安放在吉林省文化界的定时炸弹”和“走资派的马前卒”，一共八顶，可称是洋洋大观了。开始，他还能记得被批斗的次数，后来，根本记不清了，完全成了个机器人。造反派来叫，跟上就走。在台上，挂着大牌子，造反派在那里喊口号，他在心里背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人们讲了些什么，他一个字也听不见。造反派组织多如牛毛，争着以“对敌人毫不留情”来表现自己这一派的革命与正确，有几次，连慧素也被他们拉到了台上。
若不是有陈毅这幅字支撑着他们，他们会双双死去！
而且，宋振庭夫妇俩不是也被游斗了么？斗他们的场面，听说更大呢。那可是实心实意为共产党、为社会主义奋战了几十年的人呵！
他无法理解。
斗他们这样的人，从道理上来讲，还有可以说得过去的地方。斗宋振庭这样的人，又是为什么呢？
尤其看到那些平素点头哈腰、缩肩挤笑、一脸阿谀的人，摇身一变竟成了“革命造反派”的时候，他更无法理解了。在他的心目中，“革命造反派”这个名称，是十分神圣的。
他宁愿相信这一切都是一场误会。只有误会，才可以解释这一切。人与人之间不是经常发生一些误会吗？既然这样，社会和国家有些误会，又么不可以呢？
他忽然很想把陈毅那幅字取下来。抬头看看顶棚的烟囱，离地太高了。慧素若在家，自然没什么问题。当初，还是他扶着凳子，慧素站上去，把东西藏好的呢。
慧素现在会在什么地方呢？
这问题，憋得他真想放声大哭。
她去哪儿了，为什么不在家里？当右派的不是她，她历史上也没有反过革命。到吉林来后，一直是安分守己，当一个美术教师，与世无争，甚至没得罪过一个人。那么，她去了哪儿呢？有人会把她也关起来，一关关上两年吗？
想象把他自己吓坏了。
他担心她寻了短见。这房子里，有一股阴阴的邪气！
于是，拿到那首诗的念头更强烈了。他从门边拿起一根画竿，那是挂轴画时用的，竿顶有个分叉的铜架。举起画竿，刚好探到烟囱。他用力拨了拨，吊着的烟囱悠了一下，似乎要掉下来。
他拨第二下的时候，门口响起了脚步声。
他一慌，马上收竿。殊不料，捆烟囱的线绳已经朽了，一下子断了开来，几截烟囱，砰砰咣咣地打到了他的身上。他站不稳，一下子扶住了门边，闭上了眼睛。
“伯驹”——一个声音冲了进来。
是慧素！
他以为听错了，以为是梦，骂了起来：“你干吗要藏起来！”
一双手扶住了他。他觉出了那双手的熟悉。
然后，他小心地睁开了眼睛。
他看到了一双满是泪水的大服。
他又闭上了眼睛。“伯驹，你……怎么了？”是慧素，在焦灼地问。
他觉出了额角的疼，那是方才烟囱落下时打的。
“慧素？”
“伯驹？”
“真是你？”他又睁开了眼，看到了两行晶莹的泪。
他无法抑制自己，一把搂住了她，委屈万分地哭了起来。
他从五六岁起，便只流过泪，但没有哭过。
流泪同哭是不同的。无声的泪包含了悲痛与坚忍，包含着压抑的恨；而哭却是一种委屈的诉说，是失禁的倾泻。
她第一次看到他哭。
他终于哭过了。
“我知道你关在七号，可是，我不敢叫你，怕你担心。”慧素扶他坐下，静静地说道：“我在三号，和你那里隔了三个房。我知道你回来了，他们说……”
张伯驹用眼睛在屋里找了起来。
终于，他看到了。那幅字好好的，一截烟囱中探出了一个头来。慧素顺着他的目光看去，马上明白了，过去把那幅字取了出来。
她用探询的目光问他。他点点头。
于是，慧素把那幅字挂了起来。
房子里立时变得生气勃勃了。
傍黑的时候，宋振庭夫妇来了。慧素已经把房间整理好，并升上了炉子。时间尚在早春，天还有点阴寒。屋里一有了火，马上便是另一番劲头了。四个人坐在房里，热热闹闹地道着别后的故事。原来，宋振庭已经被“解放”，等待分配工作，目前先帮助搞一些杂务。革委会专案组查了宋振庭的祖宗三代，证实确无一个污点，老婆也是个革命干部，因此，便被“解放”了。
“我问过，可能送你们去前郭旗，或者是去农安县。”宋振庭沉着脸说：“中央的‘一号命令’，说是要搞战备，所以要疏散城市人口，好多人都要到乡下去呢。”
“去乡下干什么？”慧素急于弄个明白。
“插队落户。”
“像那些知识青年一样？”
“也许是。”宋振庭皱皱眉，暗叹了一口气，担心地看着张伯驹的身子说：“我担心，张老的身体，经不起这么折腾。”
“我没事！”张伯驹已经缓过劲儿来了。有慧素在侧，他平添了无数的气力，似乎登时年轻了许多：“一把老骨头了，扔在哪儿也没关系。这两年，还不是挨过来了。”
“我怕帮不了你们多少忙，只好你们自己照顾自己了。不过，你们记住，普天之下，走到哪儿，也是好人多。”宋振庭声音里，含了一股苦涩，倒像是他做错了什么事情一般。“潘大姐，你多受苦了！”宋振庭说完这句话，一颗泪再也忍不住，悄悄地爬了出来。
宋振庭把那幅劫后余生的“南宫墨宝”带来了，张伯驹看过，认为确是真迹。能够使这样一件珍贵文物免遭厄运，张伯驹心中亦感到一阵欢欣。不知为什么，他有了一种感觉：尽管自己已经七十多岁了，可前面的路，依旧还有很长，很长。
这一晚，他们一直聊到了天亮。
十七
村子很大，足有七八百户人家。由于交通便利，离火车站只有十几里路，又有公路从村边过，直通长春，所以颇有点小集镇的味道。
张伯驹他们一到村里，便发觉这里对他们不大欢迎。而且，当慧素客气地说了一声“我们是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来了”时，一个辈份很高的老汉一声冷哼，把烟袋锅往鞋底上一磕，冷冷地说：“教育？这里不是学堂。那伙子知识青年，把人折腾得还不够！”
他们这一批一共来了三十多人，各村的贫协代表、支部书记在公社里讨价还价地争了一天，才最后确定了每个村里应该分派的人数。张伯驹两口子岁数都大了，谁也不愿意要，推来推去，直到公社同意这个村只收留他们两个人（别的村四至六人不等），大队书记老高才算勉强应承下来。
老高叫高庆思，三十岁，大高个，红脸，说话粗声大气，一张嘴不饶人。
张伯驹的住处是高庆思安排的，因为谁也不愿意惹这份麻烦。张伯驹已经七十多了，用老乡们的话来说，是已经老得“只剩一堆渣儿了”，谁都怕他死在自己家里，沾一身的晦气。最后，是在一个五保户的偏院，给他们安排了一间小土房。大队出钱，买了几样必需的水缸、锅盆之类，就算把他们安顿下来了。
正是小麦拔节、玉米点种的季节，乡下人忙得忘早忘晚，没有喘气的工夫。他们干不了什么正经儿的活，队里便分派他们跟上一批村里的老人小孩去“踩格子”。
初开始，觉得没什么，可走了两根垄，伯驹便吃不住劲了。土很松，踩在上面走，像走在沙漠上一般，十分吃力。他咬着牙，一步一步往前挨，一直顶到了中午。回到了土房里，腿往炕上一放，周身便像散了一样，没有一处不疼了。
长这么大，这还是他第一次干田里的活。
就连年轻力壮的知识青年，村里人也不那么待见，更别说这些“残渣余孽”了。他们来村里，分明是给村里添麻烦呢。
比如说，吃水，便成了一件大事。
村里有两口井，都在南头，挑一担水，来回要走二里地。一担水七八十斤，他们怎么担得了？
慧素咬牙，不求人，夜黑人静时，一个人拿个脸盆，到井边去打水。一次端一盆回来，还累得脸发白。毕竟，她也是近六十岁的人了。
在村里，用脸盆端水，还是破天荒第一遭。慧素怕被人笑，只好天黑了才去端。—个晚上，要端五六趟。为了省水，他们连衣服也不洗。干一天活，周身脏兮兮的，两个人只能用一盆水，洗了脸再洗脚。夫妇二人以沫相濡，互相鼓励着，度着这艰难的日子，就这样，队里有人还专门和他们过不去。
他们到村的第六天，大队的副书记找到他们，让他们为大队画一幅毛主席像，要画一人高那么大。
“你们不是画家么？画几天能画完？”
“我们……不是画人物的。”慧素解释说。
“画家不会画毛主席像，这可是个态度问题。”
慧素只觉和这样的人讲不清道理。
那个副书记神气活现地在屋里走了一圈，忽然看到了墙上挂的那幅字，冷冷地说：“这时候了，你们还弄这种封资修的东西？快点儿摘下来！”
“这不是，是陈毅写的。”
“陈毅？北京那个陈毅？”副书记背着手，在那幅字上扫了一眼道：“是不是真的？我屋里还有毛主席写的字儿呢，一毛钱一张！”
他走到那幅字前，把那上面的诗念了一遍，冷冷一哼道：“嗬，自比是青松呢！有你们这样的青松么。狗尾巴草！”他抓住画轴，微微一笑，便要往下扯。
“放下！”张伯驹吼了出来。
副书记一怔，扭脸看了看张伯驹：“你让我放下我就放，我不是好没面子？知道你自己是什么人吗？你们来的时候，上级交过底了。你是个军阀，国民党的军阀！”
“你放下！”张伯驹的口气比刚才还硬，一副好勇斗狠的样子。
副书记一用力，把那幅字从墙上拉了下来。上面的横杆被拉断了。
他悠悠地把那幅字卷了起来，晃着膀子，向外走去。到了门口，他转过身，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放聪明点儿，不老实，我下个令，马上就可以开你们的斗争会。”
张伯驹气得脸发青，连话也说不出来了。
这一天，他们都没有出工。
天黑了，慧素去端水。来了这么多天，衣服确实是不洗不行了。
没干活，身子不那么乏，她一连端了六趟，眼见得小水缸快满了，心里挺兴奋，端第七趟时，他带几件内衣到井边，在井边把衣服洗干净了，打了一盆水，把洗好的衣服顶在头上，往回走。刚走了不远，便听见了有人说话。
“他们也太嚣张了，狂得很呢。据说，这几天，他们都没下地去干活！”是那个副书记的声音。
“算啦，何必那么认真？那么大岁数了，就是反动，也有限了，由他们去吧。反正，一不占队里工分，二不占社里的口粮，只当没这回事就算了。再者，兴许他们真有点儿来头。那陈毅，也算是个大人物呢，咱们脑瓜子，惹不起那些事。”
是大队书记高庆思。显见，他们刚从大队部开会回来。
慧素听得心、里发热，一个不注意，绊到了一块石头上，一下子摔倒了，手中的脸盆扔出去老远。
“什么人？”高庆思大声问。
“是我……”慧素尴尬万状。
高庆思二人走了过来，一见是她，都没说话。
“我……真对不起……”慧素紧张地说。
副书记的态度也和白天分明不同了，他问道：“快起来，看碰着了没有。”
“没……没事？”
高庆思一双冷目在她身上打量了一阵，嘴里“唔”了一声，便转身走了。
第二天一大早，高庆思便来了，并送回了副书记拿走的那幅字。
“从今天起，地里的活，你们量力而行，想干就干一点儿；累了就别干。别的事，会有人帮忙的，你们别问就是了。”
他的语气完全是像在斗争大会上的发言，冷冰冰的，像有一股怨气一般。
在这个村里，他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他的话便是“最高指示”。说完，他便走了，连个笑模样也没有。
“这是个好人！”张伯驹对慧素说。
从此以后，他们的日子便不那么难熬了。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呢，一定有人送一桶水过来，刚好装满一小缸。他们吃的米面、烧的柴，也都有人送。当劳动不再成为一种负担时，下田也不那么吃累了。再没人强迫他们，喝斥他们，好像他们头上有顶伞一般，日子便这么悠悠地过去了。
一转眼，冬天又来临了。北方冬季来得早，刚交十月，便已滴水成冰。
白露那天，宋振庭来了一封信，还寄来了一百元钱。信上没说什么，只是要他们多保重。
正看着信呢，高书记来了。
他还是第一次到这小房里来。脸上，还是冷冰冰的，像挂了一层霜。
“你们，在北京有个房？”他生硬地问。
“有，有个家。”慧素忙说。
“有人么？”
“我女儿在。”
高庆思抚着下巴，愣了一刻，喉音很重地说：“今天，你们去北京吧。”
张伯驹大吃一惊。他担心出了什么事。
高庆思又道：“把东西收拾一下，一会儿有车去火车站。赶晚班的火车，正合适。”
“这……”慧素有些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去北京？”
“在这儿，冬天能把你们冻死！”
高庆思说完，膀子一晃，脚步重重地走出门去。
张伯驹愣了一会儿，望着慧素说：“这是怎么回事？”
慧素想了想说：“人家都说，高书记这人，看上去凶得很，其实，心肠最好。不是他，那回蒋副书记真打算开我们的斗争会呢。让他给拦了！”
“北京那边不会有什么事吧？”张伯驹有些担心。
这时，高书记又转了回来，站在门口说：“别带太多的东西。要有人问，就说到县里看病。”
他们俩立时明白了。
老宋的话委实不假，走到哪儿，也有好人呵！
两天后，他们回到了阔别了十多年的北京。
十八
父母的突然归来，使他们的女儿传彩又惊又喜。若是他们再晚回来几天，传彩便要带着孩子去东北看他们了。传彩已经有了四个孩子，丈夫人很老实，话也不多说一句。孩子太多，难免操劳。才三十岁出头，传彩已经明显地老了许多。
原来的那个小院，早已又挤进来了四户人家，占去了一多半房子。他们一回来，女儿马上腾出了两间正房，她自己则带着一群孩子挤到了角落中的一个偏厦子里。经历了这一番折腾后，他们生活上的要求已经降到了最低——只要能安安静静地过上几天清闲日子，便是天堂了。
可是，回来才四天，街道的家属委员会便找上门来。
“谁批准你们回北京的？”
“你们有户口么？”
“有没有证明？”
“你们偷偷潜回北京，是什么动机？”
慧素忍气压气，赔着笑脸向她们解释，说是组织上批准，回北京看病来的。于是，问话又劈头盖脸地来了：
“什么病？分明是假的！”
“组织是谁，有证明么？”
“为什么回北京后，不马上到街道办事处报到？”
张伯驹纵有一肚子学问，也招架不住这些“街道老娘们”的进攻，最后，只冒出了一句话：“这里……是我的家呀，我在这儿已经住了几十年！”
那些人气吭吭地走了。第二天上午没什么动静，下午，又一起来了，另外，还多了一个派出所的民警。这么一来，事情便闹大了。
天下就有这么巧的事。偏这时，邮递员来了，送来一封信。民警用怀疑的目光看着那封信，拆了开来。
里面，竟是一张大队革委会的介绍信，信上，证明他们确实是回北京看病的。
一见到介绍信上的红戳子，民警的脸色马上好多了。他暗怪这帮“街道老娘们”小题大作——用她们的话来说问题才严重呢，既然有介绍信了，就该没什么。
“去上个临时户口，就行了！”民警交待了一句，便独自走了。
几个老太太颇有点儿失望。走的时候，脸上都是讪讪的。没能把威风好好抖一抖，几个人心里都有点堵。
第三天，她们又来了。为首的一个年约五十多岁，嗓门最大，在家属委员会当副主任，一进门，便钦差大臣一般说道：“张伯驹、潘素，你们听着。中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天下，在北京，你们也要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从明天起，家属委员会决定，由你们俩负责清扫后海南沿的街道，每天一次。”
慧素觉得气闷。扫街，这并没什么了不起，这些年，比这更难十倍的事，都熬过来了，扫大街又算得了什么。她受不了的，是这口气，是扫街中间另外包含的意义。中国人往往习惯于在一件事中包含更多的内容，上边如此，下边紧跟。人一倒了霉，鸡呀狗呀之类，便都站到你身上去屙屎了。
“不去！”张伯驹先冷冷地说了。
“什么？”那副主任没想到张伯驹会明目张胆地对抗，立时怒目圆睁了：“你们想干什么！这是街道革命委员会的决定，必须服从！”
“不去！”张伯驹又是一声冷哼，转身走进了里屋。
副主任头都气昏了，叫了起来：“好，你们不去。行，到时候，一切后果，由你们自己负责！”
慧素对这一套也见多了，既然抓破了脸，也就不再顾忌了，回道：“负责就负责，没什么了不起。”
副主任闹了个没趣，跟着她来的几个也好没面子。两个老顽固像茅坑的石头，又臭又硬，奈何不得。大凡这一类人，总有这样两个毛病的，一是顺乎潮随乎流，借别人的势抖自己的威，自己的利益是断乎不能有什么损伤的；二是见了song人（弱者）便压不住火，一碰上硬的便没了主张，只好拿大话吓唬人。一句“你等着，咱们走着瞧”，既体面，又风光，还让你睡不着觉。
副主任插着腰，叉着腿，死死地盯着慧素，恨恨地说：“你们真以为我们就没办法了，是么？作梦！告诉你们，别狂大了劲，闪了脖子。你们等着，咱们走着瞧！”
言罢，几个人威风凛凛地走了，街门摔得山响。临走时丢下的那几句话，也不能不让人考虑。这年头，那些人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不足为怪。这般顶撞，他们肯定不服气。慧素坐在房中，暗暗坦忧了。
相比之下，村子里的生活虽然苦一点儿，毕竟没这么多麻烦。人一上了岁数，便喜欢清静。可惜，偏有人和他们过不去！
里屋，张伯驹伏在桌上，奋笔疾书。
他实在是吞不下这口恶气。陈毅先生并张茜夫人：
一别数载，思忆每每。我与慧素二人，颠沛流离，罄竹难书。革命一起，即遭贬黜。日日游斗，不能一刻休暇；暗暗地牢，辜负二年时光。后远遣乡下，躬耕陇亩，力尽筋疲，相濡以沫。尚幸好人仍在，私相关照，得已偷生。冬日到来，赐返京师，疗治体病。不想，又遇市井小人，恶言相向，立目横眉，未可一世。威风凛凛，詈言咄咄，教人实难苟活。
无奈，特致函先生夫妇，一吐胸臆。不知这般加害，却是何方精神？
张伯驹 1971年11月18日
慧素进屋的时候，张伯驹已经把信写完，正在气吭吭地找信封。慧素知道家里没有信封，便找出一张牛皮纸，裁开来，动手糊了一个。张伯驹写好信皮，便道：“拿去，马上发了。”
慧素拿上信便出去了。事到如今，只好请陈毅同志出面了。以往，她几次让伯驹给陈毅写封信，伯驹都是不肯。让他开口求人，比什么都难。
信发出去后的第五天，回信来了。
是张茜的笔迹。
张先生并慧素夫妇，你们好！
信收悉。
最近几年，仲弘一直关心你们的情况，因为太忙，加之心绪不好，所以也没怎么写信。你们的信昨天我已给仲弘念了。他因患癌症，在三○一医院住院，已属晚期，身体差得很。听完信，他便交待秘书，对你们的事多加关心，并向总理反映一下。如今国内局面原非当初所愿，中央又刚出了事（林彪事件），所以，一些本应当及早解决的问题，就这么拖了下来。
盼二位保重身体！
张茜
1971年11月21日
闻听陈毅已因癌症入院，且已到了晚期，张伯驹黯然神伤，后悔写了那封信。这种时候，还去打扰他，让伯驹心下阵阵难过。
“我们自己克服吧，看他们还能怎么样！”张伯驹把信小心地折好，放到抽屉里，看着慧素，好一会儿又说：“我就不信这天会总是阴着不晴！”
十九
想不到，下午，王樾来了。执手话旧，自是一番感慨。
王樾的身子已经明显地发福了，精神却依旧很好。一别十余年，大家皆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浩叹，不过，相比之下，倒是王樾，更见年轻。
“差一点，我们就见不着了。”王樾笑盈盈地说：“现在我才知道，能吃得苦的人，未必便能忍得气。那一年，我真是打算死了。”
张伯驹实出意外。
在他的印象中，王樾是最看得开的，一生的座右铭便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再者，自打“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他便献身于民族的复兴，功劳多多。难道，这场“大革命”对他也不放过么？“‘大革命’一开始，我的家便被连抄了八次！”王樾伤心地说：“伯驹，我后悔没像你那样，把东西捐献出去呵！”
王樾一声哀叹，往事便江河之水一般泄了出来。
1966年8月，“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席卷了中国的大地，“破四旧”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开始了对文化的征伐。
这天一大早，街道管片的民警王连生急匆匆地来到了王樾的家。
“王老，到处都在抄家，您这儿，我怕也躲不过去了。”王连生焦虑地说：“这一片，就数您最出名，枪打出头鸟，不能不防着点儿。丁字街的陈半丁家昨天也抄了。齐白石家、李苦禅家，也都抄了个底儿掉。不是我拦着，上个礼拜他们就来这儿了。”
王樾担心地问：“都抄些什么？”
“什么都抄！金银财宝、古董、古书，总之，一切‘四旧’的东西。”王连生的神色很紧张，话说得也很快。“王老，您最好收拾一下，把最珍贵的东西挑出来，先放到我那儿去。”
王樾感激地看了看王连生。
王连生不到三十岁，中等个儿，白净，看上去挺斯文，薄嘴唇，讲起话来特别快，一双眼睛透着精明。
“快点，我怕他们就要来了。现在，他们正在周用良家抄呢。知道周用良吧？周一良的妹妹家，去了几十人！”
王樾有些慌了。他想不出哪些东西更重要。
他有八间书房，是用来放书画和古董的，光是轴画，就有两千卷！
还有秋瑾——鉴湖女侠的日记九本；
邓中夏的日记六本；
李大钊手书的对联；
敦煌的壁画两块；
古代的三叶虫化石；
精心、写作了几十年的《春妃秋郎阁曲目》手稿，近两万页；
全套的《新青年》杂志；
还有一万多本书，其中，有许多是善本书，孤本书。
哪一件都极为珍贵！
见王樾犹豫不决，王连生有些沉不住气了，催促道：“你快一点，我得马上走呢。让人家看见了，麻烦！”
王樾定了定神，马上想到了一件东西——《聊斋志异》下部的手稿。
手稿他已找出来了。本来，他是打算俟这部一千多万字的《春纪秋郎阁曲目》脱稿之后，便着手进行整理的。他已退休十年，终因岁数大了，又不想假手于他人，所以，《春妃秋郎阁曲目》到现在，才算接近尾声。这是部大型的戏曲辞书，从三十年代起，他就开始搞了。
《聊斋志异》的手稿放在桌子上，方才他正在看。
他急步走到桌边，双手捧起了那叠足有一尺高的手稿说：“这件东西，是无价之宝，什么也换不来的……”
“这是什么？”王连生的脸立时沉了下来，目光中透出了怀疑。
“《聊斋》，蒲松龄的《聊斋》下部的手稿！”王樾的语气十分庄重，希望能引起王连生的重视。
“《聊斋》？讲神讲鬼的那个《聊斋》？”王连生接过那叠手稿，胡乱一翻道：“这种反动的东西，别人烧还来不及烧呢，你还当宝！现在这是在破‘四旧’！”
“这……真是……”王樾一急，便说不出话来了，额上沁出了汗。“这件东西，真是最珍贵的了。”
王连生的目光咄咄地瞪着王樾，好一会儿，才从牙缝里挤出了几个字：“好呵你，好心当成驴肝肺，糊弄我，当我是吃奶的孩子！”他把那叠手稿高高地扬了起来，看着王樾，一声冷哼，便把那叠手稿摔到了半开的门上。
正巧，街道上收烂纸的孤老头背个纸筐，正从门外过，王连生一见，便叫住了他：“嘿，老雷，把这堆烂纸收走！”
“你……怎么能这样！”王樾光火了。
这时，门口响起了汽车声，接着，十几个戴袖章的红卫兵冲了进来。其中，最大的也不过十六七岁。
“反动学术权威王樾，从现在起，红卫兵要对你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一个短头发的姑娘扯着嗓门喊道。手中，提着一条巴掌宽的牛皮武装带。
王樾正色道：“我从来不反动，你们可以到中央美术学院去调查！”
那姑娘走到墙边，一指墙上挂着的一幅北宋画家李公麟的《牧马图》道：“不反动，挂这个干什么？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四旧’！”说着，一皮带抽了上去。
那画年代已久，纸早酥脆，让皮带一抽，马上便碎了。
“你们……”画樾心疼得叫了出来。
老雷走了进来，笑嘻嘻地把那部珍贵的手稿装到了纸筐里，背走了。
“老雷！”王樾朝外面喊。
皮带在空中呼啸了一声，抽在了桌面的玻璃板上，整块的大玻璃粉碎了。
“你想干什么？”一个威风十足的男学生立目横眉，站到了他的面前，“是不是不服气，想搞对抗？”
王樾无言，脸上的肌肉抽搐般滚动。
那一侧，大规模的抄家已经开始了。
就在这一瞬，他看到，在靠窗台的角落里，还丢着《聊斋》手稿中的一页。
“你出去！”一个人向他呼喝。
他用力地咳了起来，咳得满脸通红，咳得弯下了腰，咳得蹲在了地上。
趁人不注意，他拾起了那一页手稿。因为没地方藏，趁势把那一页手稿夹在了一本厚厚的地图集里。然后，他才站了起来。
一个小个子红卫兵，把一个笔记本从高高的书架上丢到了地上。
王樾喊了起来：“那是秋瑾的遗物！”
“谁是秋瑾？”一个杀气腾腾的人问。
“她是著名的女英雄。”
“呸，叛徒，破鞋！你这个地方，还能有什么好人的东西，全是封、资、修！”
又一是叠笔记本。
“那是邓中夏的笔记……”
一句话没说完，几个人便拽着他的胳膊，把他推进搡搡地拖到了院子里。
耳际，传来了花瓶被打碎的声音，书籍被撕烂的声音，花盆被推翻的声音。
这便是“革命”的任务么？
一切，都太令人无法置信了。这社会在痉挛，在抽搐，更在疯狂。尤其可怕的是，是这些打手们居然掌握着真理！
红卫兵们整整折腾了一上午，装了一车东西，浩浩荡荡地走了。余下的书籍之类，都堆到了两间大房子里。另外，周用良家的书也拉过来了，堆在另外一间屋子里，三个房，都贴上了封条。
望着劫后的惨状，他的周身像害寒热病一样发抖了。
就在这天下午，他听到了老舍自杀身死的消息。老舍是他的朋友，满族人，比他小四岁，生性朴实、耿直。解放后，他写了二十三个剧本，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他的《方珍珠》、《龙须沟》、《西望长安》、《荷珠配》、《柳树井》，写得多好。这样的人，也会去自杀。
“那么，我还活着干什么呢？”他问自己。
这天夜里，他独自一个人，走到了太平湖边。当生与死十分接近的时候，生是一种负担，而死是一种解脱。死是容易的，活下去却要承受十倍的艰难。
粼粼的湖水，勾起了他情思。
他想起了许多已经作古的朋友：李大钊、鲁迅、邓中夏、刘志丹、赵平复（柔石）、应修人、闻一多，许多许多。他们都死了，可他们是肩着黑暗的闸门，为了放一缕阳光进来而死的，还有一些人，也死了，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尚可说是对旧社会“吃人”的抗议，老舍呢，他却死在今天。他的死，更多的留给人们的是什么呢？是悲哀，是无尽的叹息……
他开始了自责。
如果明天人们发现他自杀了，该怎样说？让人们说：“他选择了逃避，选择了轻松”吗？
不！他毅然转回了身。
回到房中，他取出一张大纸，用泼墨，画了一幅大大的芭蕉，在上面用浓浓的笔墨，写了一首诗：
留得窗前破叶，风光已是三秋。
潇潇一夜冷雨，白了多少人头！
从此，他的生活开始了新的一页。
二十
王樾的诉说，在张伯驹的心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因为懂得，他才更能知道王樾心中的一腔悲愤。
他见过抄家。他的家，也被抄过两次。王樾的家被抄八次，其情形可想而知。八次，便是故宫那样的地方，也该抄得片片瓦翻身了呢。他明白，那些被抄走的东西上，凝聚着王樾一生的心血呵。
“那些东西，就这么抄走了？”张伯驹不由自主地问了一句。也许问得多余。
“都抄走了。”王樾答道：“唯有那留下来的一页《聊斋》手稿，我让孩子从窗子爬了进去，找了出来，托人裱了。也巧，恰是最，上面有蒲松龄的题记和印鉴。别的，都……”他一声长叹，摇摇头说：“丛碧，我真后悔，后悔……若是像你那样，把东西献给国家，也就不会有这个事了。美术馆、博物馆、故宫这些地方，红卫兵就没去抄。唉，罪过、罪过这是我的罪过呵——”
王樾脚步散乱地走了，张伯驹的心中，那一层阴影也更浓更厚了。
1972年1月6日，陈毅去世了。
临终前，他神志清醒，对张伯驹夫妇的事，念念不忘。
“可惜，我们帮不了他更多。前几天，我向总理说了一下，恐怕，他太忙了，顾不上这么多。他们在北京，日子一定很艰难……”
张茜暗暗落泪。
陈毅喘息了一阵，闭了一会儿眼睛，又睁开，对张茜说：“我的……那副围棋呢？”
“在这儿。”
“拿给我。”
张茜迟疑了一下，从一边的书架上，拿下了一个圆型的大理石盒子，放到了陈毅的手边。
陈毅打开盒盖，抓起了两粒晶莹的棋子。
这是他的爱物。
他唯一的奢侈品，便是这副围棋了。它跟了他已经几十年。
棋盒是整块大理石雕的，十分好看，庄重、沉厚。里面的棋子，是玉质的，大小不尽一致，有着一种古朴的天然。黑色的带有玉斑，白色的则略显透明。玲珑剔透，实乃围棋中的上品，令人喜爱。
这也是岁月的见证。
陈毅的目光仍在找，于是，张茜把棋盘也拿给了他。
他点了点头。
棋盘是黄杨木雕的，厚寸许，做工精细。盘分两块，用时嵌在一起。由于质地沉实，棋子落上时，铮铮有声。
“盘分两块。这一块，好比就是我们共产党；另一块，好比就是民主党派、党外人士，只有合在一起，才能成为一盘棋。”陈毅思忖着，缓缓地说。
张茜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
“托……力生同志，把它……带给张伯驹夫妇。”陈毅的语气异样地郑重了。
“好的。”张茜连连点头。
陈毅似乎完成了一件重要的使命，长出了一口气，闭上了眼睛。脸上，现出了一抹淡淡的微笑。
“你猜，我在想什么？”他问张茜。
张茜把围棋拿开，没说话。
“多怪，我想起了莫干山。张伯驹先生说，我那首《莫干山纪游词》，将来会成为一篇名作呢，瞧，我也是爱听人夸奖的呢。”
说罢，他便静静地念了起来：
莫干好，遍地是修篁。夹道万竿成绿海，风来凤尾罗拜忙，小窗排队长。
莫干好，大雾常弥天。时晴时雨浑难定，迷失咫尺间。夜来喜睡酣。
莫干好，夜景最深沉。凭栏默想透山海，静寂时有虫哀鸣，心境平更平。
莫干好，雨后看堆云。片片白云如铺絮，有天无地剩空灵，数峰长短亭。
莫干好，最喜游人多。剑池飞瀑涤俗虑，塔山远景足高歌，结伴舞婆娑。
莫干好，请君冒雨游。石蹬千级试腰脚，百寻涧底望高楼，天外云自流。
莫干好，好在山河改。林泉从此属人民，明月清风不用买，中国新文采。
他念到这儿，睁开眼睛，孩子气地一笑说：“还记得莫干山么？这几天，我总是恍恍惚惚地又去了那儿。当初，我还曾对张伯驹说，有时间了，一起再到莫干山走一走，好好地写点什么。张伯驹的词确实有味道，讲究。”说着，他悠悠一叹道：“恐怕，我要自己一个人先去了。我这个人的毛病，就是一生爱入名山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