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方面是国有企业在经济中的比重。我们的重要行业仍然是以国有企业为主，如石油、钢铁、交通、通讯、金融等。市场经济中，尤其在竞争行业里，国有企业不能成为主角。WTO的两个基本原则是“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其他条款都是围绕这两个原则制定的。不是不要国有企业，而是可以在那些不竞争的或市场失灵的行业里有国有企业。当初在加入WTO谈判时，欧美国家认为，中国需要一段时间完成市场经济的改革，我们当然不希望有“非市场经济”这一条款。在这一点上双方不断争议和讨价还价，最后确定为15年。我们加入WTO已经5年了，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还要进行10年。制度的改革和变迁可以继续提高生产率，可以使资源发挥更大的效益。比如能源问题，稀缺是一方面，但价格不合理造成的浪费也很严重。能源需求增长到一定程度，通过市场经济的调节，价格就应该上升，人们就会更有效地利用能源和节约能源。
四、更加开放的国际环境有助于更好地利用全球市场与资源
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高速发展的时期相比，我们现在面对的国际环境更加开放。一个重要的标志是1995年成立了世界贸易组织。以前每个国家都进行自我保护，国内利益集团的自我保护阻碍了自己的发展。现在通过WTO的条款，使这些利益集团不再像以前那样要求保护。某些基础行业的保护实际上是阻碍本国经济发展的。比如，通讯业和金融业的保护往往造成本国企业的信息成本和融资成本比国外高，从而使得本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现在要打破这种保护，使我们有更加开放的内外部环境。当年的日本和韩国其实并不很开放，他们是外向型经济，但不是开放型经济。韩国的汽车几乎是不进口的，也不让外商投资，都是自己生产。从经济学角度讲，这不是理性的做法。韩国后来遭遇经济危机，日本经济也有一段时间的停滞不前，这和他们经济不很开放有一定的关系。韩国后来也反省应该如何调整国内经济政策。大宇集团曾是韩国的骄傲，后来破产了，在国内引起一些争论，当时美国的公司要来兼并。民众出于民族情绪不同意，他们认为国内有钱，为什么让美国的公司来兼并，而当时的总统金大中说，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开放的理念和政策问题。韩国从1998年的经济危机中学会了开放，如果不开放，对整个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国家的发展是不利的。所以，大宇集团最终被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兼并。
由于以上四方面的原因，可以说，我们比亚洲其他国家有更有利的条件，使得我们的经济能够继续高速增长。不过，有利的条件并不等于必然的现实。中国经济中也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好，中国经济在未来20年的高增长也不一定能实现。
专家点评
马克：海闻教授的文章通过国际比较的视角，从人力资源、潜在的市场规模、制度变迁和国际环境四个方面，深入分析和阐述了中国经济具有的独特比较优势以及能够继续高速增长的动力支撑条件。不过作者也指出，有利的条件并不等于必然的现实。从作者的分析中，人们可以看到，15年“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挑战；也可以发现，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与潜在的市场规模之间可能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而外向型经济向开放型经济转变可能也存在一定变数。这些不是文章的重点，但具有深入思考的空间。
毛泽东扔枪的启示
路 杰
领导人要统揽全局，也就是要把自己分管的工作作为总体、全局来看待。
领导活动的显著特点是“统揽全局”，也就是要把自己分管的工作作为总体、全局来看待。县委书记的这个特点就更突出。
“中国奇迹”至少持续二十年(3)
红军时期，林彪的部下缴获了一把白银做的女式袖珍手枪，非常精致，不知是哪国造的，红军官兵自然非常喜欢、爱不释手，但不敢私藏，层层上交，把枪交给林彪。林彪也非常喜欢，又层层上交，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看也不看，把枪扔在地上说，“到我用得着这把枪的时候，咱们红军就完蛋了（我要它干什么）！”尼克松到中国来谈判中美恢复外交关系。毛泽东说，那个事情你跟周恩来去谈，我不感兴趣，我也不懂，我要跟你谈谈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我要跟你谈谈哲学！延安整风运动时，周恩来做自我批评：我这个人，抓得太多、抓得太细、抓得太碎、抓得太小，抓了许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我以后一定要丢开这些小东小西，跟毛泽东学统揽全局。
上述事例说明，领导人要统揽全局，也就是要把对象作为总体、全局，揽在怀里。但从能力的角度看，一个人拿什么能力“统揽”全局呢？从能力的倾向和类型上来看，统揽全局需要有统“摄”全局的能力。开会的时候，坐在主席台上的领导人，你要大致地估计一下今天出席会议的有多少人、多少男的多少女的、多少人注意听讲等等，你就要故意眯起眼来、故意忽略细节，把对象作为一个总体、全局摄入进眼帘、摄入注意力的范围。
统摄全局、统揽全局的能力，直觉的能力，并不是感觉的能力、业务技术细节能力自然的延伸、延长、延续，恰恰相反，它是感觉能力的中断、跳跃和升华。感觉关注的是今天，直觉关注的是明天，明天与今天，在同一个人身上，在同一件事上，在同一个时间，不可兼得。感觉关注的是细节枝节，直觉关注的是总体全局，在同一个人身上，在同一件事上，在同一个时间，细节枝节与总体全局，不可兼得。
更重要的是，跳出来，看到全局之后，再回头看细节枝节，细节枝节才看得更清楚；看到明天之后，再回头看今天，今天才看得更真切。我们经常说，领导人要用大局看小局、用明天看今天。这种“眼光”是怎么实现的呢？从能力倾向和类型看，有这样一个阶段性的转换：先是就小局看小局、就今天看今天；然后是跳出来，得到了全局和明天；然后是再回头看小局、看今天，这样才把小局和今天看得更清楚了！
南通状元张謇说得好：“办一县的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的事，要有一国的眼光；办一国的事，要有世界的眼光。”我们经常开玩笑地说，干过县委书记、县市长的人，甚至于可以直接干副总理。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经历了能力倾向和类型的这个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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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官员制度集锦
在古代封建的中国施行集权制，为强化集权政权采取所谓“铁腕”政策，其精华为历代统治者所屡试不爽。
任期制：官员的正规任职期限为3年，期满后派往外省。也有例外，某些高级官员以应急为由一连数任，如李鸿章在直隶当了数十年的最高长官。
异地为官制：禁止官员在其故乡省份任职。禁止官员的亲戚在同一辖区内任职。这些制度给中央政权带来的好处是，使首席地方官员不能常居一处，形成与中央政权抗衡的势力。代价是：在任期内难有政绩作为，异地初任，语言不通，民情不解，只能依赖本地旧隶，导致实权旁落，对下属的工作无力修正及监督，官衔越高越力不从心，越低层的执行权力的官差越缺乏监督。
俸禄制：古代官员最初是以皇家粮仓中的实物俸禄为生，随着货币的兴起取代了实物俸禄。当官员的社会经济地位无法达到社会经济发展相应的水平线或因获一官半职要花费巨大代价，即这一官半职的取得成本（学费、买官费、礼品费用等等）过高时，往往使这些官员背上一身债，所以当官后就要在短暂的任职期内尽其所能地捞上一把。当官就能赚钱，在当时是不言而喻的事，只有搜刮过甚才会遭到指责和处罚。
援疆“疯子局长”的心路历程
郭清俊
我大学毕业后即分配到国家林业局，是典型的“三门”干部。2002年8月，我有幸成为第四批援疆干部，感到特别高兴，并非常珍惜这难得的锻炼机会。
一到任，我便首先查处三十多万株劣质苗，顶住众多说情者的压力公开烧毁，震惊全疆。有人说：“北京来了个疯子局长”；整顿苗木市场时哄抬苗价的老板一次次受挫后扬言要让我躺着离开新疆；强化造林验收，要求4万多亩不合格造林地补植，使得因重数量轻质量导致的“年年造林不见林”现象大为改观。在工作中，我不仅了解到更多基层的情况，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提高了自己。全力投入不仅没有引火烧身，反而赢得了组织和群众的信任。
2004年2月，我被破格提拔为林业局党组书记，这一任命出乎我的意料也出乎大家的意料。当时林业局内部情况也比较复杂，党组成员年龄都比我大，作为援疆干部，任期只有一年半，因此，好多干部不是想着这一届党组会怎么干，而在想我走了谁会接班，局里表面一团和气，实则山头林立。可是我没有退路，我必须做好，我不想让别人说挂职干部不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工作，再工作。
我一年去了60多趟濒临破产的园林场，办项目，搞改革，现已成了阿勒泰有名的旅游景点；离单位300多公里的河狸站经济困难，近十年的差旅费没有报销，站长上班只能偷儿子的压岁钱做路费，我为局里没有给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向他们道歉，并想办法解决了站上的经济问题等。这样的事情不一而足。
“中国奇迹”至少持续二十年(4)
在新疆，我确实学到了许多在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提高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特别是在复杂条件下驾驭和处理问题的能力。我也总告诫自己：必须要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争取多做事，做好事，做实事，出实效，必须严于律己、清正廉洁。
援疆几年，我常常感叹：与其说是我在援疆，不如说是新疆在培养我。援疆的经历令我终生受益。
卖官鬻爵的历史反思(1)
李世愉
科举制度建立后，封建帝王以功名利禄来吸引、笼络读书人，做官几乎成了读书人的唯一出路。
时下为人所诟病的买官卖官现象，在历史上被称为“卖官鬻爵”，它历来为人们所不齿。
一、卖官鬻爵：秦汉开启恶劣先例
说到卖官鬻爵，不能不提到封建政府的国家行为。自秦汉以来，在遇到财政危机的时候，或由于战争而军费告绌，或因为灾荒而财政拮据，历代政府都曾公开进行标价卖官，以换取足够的财政收入。这种做法发展到清代，形成了一种制度，时称“捐纳”，成为选官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是政府行为，尽管许多王朝在施行一段时间后即告停止，但这种做法仍然受到有识之士的指责，认为有损政府形象，且使一些有资财而无才能之辈充斥官场。
东汉灵帝时，宦官张让、赵忠怂恿灵帝卖官鬻爵，时任九卿的崔烈以500万钱买了司徒之位。唐代的王播以巨资贿赂宦官王守澄而登上相位；宋代的刘逵、余深、薛昂等人贿赂蔡京而得到超拔。明英宗时的宦官王振权倾天下，凡是想当官者，一律“攫金进见”；清初，买官卖官之风十分猖獗，时人称：“督学之门，形同商贾。”雍正时，四川知府程如丝以银6.6万两、金900两贿赂四川巡抚蔡 ，得以擢升为四川按察使。
在这众多的肮脏交易中，明代的严嵩可谓典型，他既以买官得以升迁，又以卖官聚敛钱财。史载，严嵩曾以“千辆资财，用以遗贵近”，终于当上了内阁首辅。其卖官，“官无大小，皆有定价”，如文官州判300两，吏部官售价最高，郎中、主事开价3000两，后又猛增至1.3万两。严嵩败落后，抄其家所得净金、金器重3.4万余两，净银、银器重203.9670万两，其他珍宝、字画、房地产不计其数。
封建政府为解决燃眉之急而卖官鬻爵，或许出于无奈，但它毕竟开启了标价卖官的恶劣先例，成为吏治腐败之源。其示范作用影响深远，那就是上行下效。正如《明史·李俊传》所言：“此以财贸官，彼以官鬻财。”
二、古代卖官鬻爵猖獗的背后
首先，卖官鬻爵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做官是众多人的毕生追求。特别是科举制度建立后，封建帝王以功名利禄来吸引、笼络读书人，因此，追求功名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做官几乎成了读书人的唯一出路。正如韩愈所言：“凡今之人，急名于官。”只有当了官，才能得到世人的重视，才能衣锦还乡，光宗耀祖。一些人在历经十年寒窗而又屡试不第的情况下，便会想方设法以其他途径入仕当官，而最便捷的方式就是跑官、买官，通过拉关系，走后门，进而贿赂当权者，以资财换取官位。在这种交易中，“贵者托以势，富者托以财，亲故托以情”，一旦门路打开，当官之路即成坦途。
其次，官僚体制给卖官者提供了营私舞弊的空间和可能。历代对官员的选拔、考核、升迁都有明确的规定，由于官僚体制的问题，往往选官标准不一，选拔缺乏透明度，决策取决于长官意志，操作过程缺乏有效的监督，监察机制又不能真正起作用，而某些权臣只要取悦于皇帝，便可恣意妄行，一手遮天。这样，自然造成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使选官条例成为一纸空文，给权、钱交易提供了可能。明清时，吏部官靠卖官发财，礼部官靠科举获利，已成为百官心照不宣之事。故时人总结这一现象，称为“因官致富”，可谓一语道破某些人将政治权力转化为经济财富的本质。
最后，看重功名的社会风气也助长了卖官鬻爵的盛行。《水浒传》所说“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反映了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唐代王镣《感事》诗所称：“今日朱门者，曾恨朱门深。”尽管有人也曾憎恨朱门，而一旦有机会也要拼命跻身于朱门之列。特别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社会现实，更使买官者有了强烈的欲望和动力。
三、卖官鬻爵造成了吏治的腐败
卖官鬻爵的盛行造成了吏治的腐败。历史证明，凡是买官卖官猖獗之时，就是朝政腐败、政治最黑暗的时期。大量买官者充斥官场，必然会产生一批贪官、赃官、庸官、糊涂官、酒肉官，以及一大批尸位素餐者。而且，买官者一旦履任，大都要搜刮百姓，巧取豪夺，搞得民不聊生。
卖官鬻爵的盛行带来了社会风气的败坏。严嵩以贿放官时，沈炼即指出：“贿赂彰，风俗坏。”古语云：“上邪下难正，众枉不可矫。”买官卖官的盛行，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有钱买得鬼推磨，无钱却教人顶缸。”最为可悲的是，在这种社会风气下，众人对丑恶现象表现出的麻木，正如明末清初人计六奇所言：“举世尽醉梦于其中而不醒矣！”
卖官鬻爵自出现之日起，就一直受到有识之士的鄙视和批判。崔烈在得意于买到司徒之位时，却遭到儿子崔钧的抨击，认为他令“天下失望”，崔烈不解，崔钧明确告之：“论者嫌其铜臭！”《后汉书》记录了此言，成为对买官者的经典批判之语，一直为后世所引用。清代的陆陇其专门上疏批判卖官鬻爵之弊：一是使名节大坏，失国家养廉之意，买官之人，“不能发愤自励，则其志趋卑陋甘于污下”；二是买官之人越多，百姓受害愈深，故多一买官之人，“即多一害民之人”。严嵩倒台时，三法司定其罪状，第一项就是私下卖官，称：“爵赏，国家之名器，乃敢鬻之以敛货于己。”其实，买官卖官是犯罪行为，这在封建社会也是人人皆知的，它只能是私下的肮脏交易。
卖官鬻爵的历史反思(2)
以史为鉴，我们应该严防“铜臭”在官场的蔓延，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买官卖官所带来的恶劣影响，从体制上加以限制、根除，切不可“举世尽醉梦于其中而不醒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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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七大“著名”贪官
★梁冀（？~159年），东汉外戚，顺帝时任大将军，专断朝政近20年。聚敛财富，大肆搜刮，并向求官者收取贿赂。建私家林苑，方圆近千里。桓帝治其罪，被迫自杀。其家产没收变卖合30余万万，相当于东汉政府一年租税收入之半。
★杨国忠（？~756年），唐蒲州永乐（今山西永济）人，玄宗时任吏部尚书。因其妹杨贵妃有宠而权倾中外。结党营私，贿赂公行，选任官吏均于私第暗定。安禄山以“讨国忠”为名发动叛乱，随玄宗奔蜀时，被士兵杀死。
★朱 （1075年~1126年），北宋苏州（今属江苏）人。因献媚蔡京、童贯而得官。投徽宗所好，以承办“花石纲”为名，捞取钱财，以至家藏甚富，置田30万亩。凡谄事之人即得官，不附己者则罢去，时称“东南小朝廷”。钦宗继位，被罢官处死。
★王振（？~1449年），明山西蔚州（今河北蔚县）人，永乐时入官为宦官。英宗时因受宠而擅权，成为明代宦官专权之始。大兴土木，广收贿赂，操纵官吏选拔、升迁。土木之变，策动英宗亲征，于土木堡兵败，为乱军所杀。
★严嵩（1480年~1565年），明江西分宜人，弘治年间进士，嘉靖时任内阁首辅。与其子严世蕃狼狈为奸，贪财纳贿，卖官鬻爵，结党营私，祸国殃民。后被弹劾罢官，抄其家所得金银、珍宝、字画，数以百万计。
★噶礼（？~1714年），清满洲正红旗人，由荫生任吏部主事，后升任两江总督。搜刮民财，广收贿赂，在江南有贪婪之名。康熙五十一年，因江南科场案发，事涉受贿被革职。
★和 （1750年~1799年），清满洲正红旗人，生员出身。因办事干练，深得乾隆皇帝信赖，倚为腹心，任军机大臣20多年。专擅弄权，控制官员升迁，大肆贪污。嘉庆四年（1799年）定其20大罪状，赐死。查没金银、珍宝极多，时有“和 跌倒，嘉庆吃饱”之谚。
冷眼静观中国式“消费神话”(1)
吴 颖
100多万元的劳力士手表，30万元的卡地亚胸针，500万元的钻石……越来越多的奢侈品火速进入中国。据报道，随着许多国际顶级品牌登陆中国，中国品牌战略协会发现，目前内地奢侈品消费者已占总人口的13％。据预计，与日本不相上下，中国也会成为全球最赚钱的奢侈品市场。但从财富积累的角度看，目前的奢侈品消费带有某种畸形心态。
拎着BALLY公文包、身着阿玛尼套装出入各种高档俱乐部，掏出万宝龙笔签字，不经意间露出腕间的伯爵镶钻手表，这是在北京国贸写字楼里上班的孙小姐对金领阶层的业态素描。一份报告指出，目前中国有10％的人有能力消费奢侈品，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长。
一、中国特色的“消费神话”
奢侈品在国际上被定义为“一种超出人们生存与发展需要范围的，具有独特、稀缺、珍奇等特点的消费品”，又称为非生活必需品。在中国，花在奢侈品上的钱大约有90％是出自男性之手，其中主要是私营企业主在上演“消费神话”。那么具体到消费人群分析，究竟是谁在消费这些奢侈品？这些人群的身份我们不得而知，但通过顶级服装代理商了解到，这些人分为以下几类。一是特别有钱的一类人，除了钱什么都没有，他们追求的是极度虚荣。第二类是所谓的“中产阶级”，有一定的知识、品位，追求品质和精致，收入不菲，每个月都有固定的奢侈品消费支出。第三类是收入中等的白领阶层，他们的月收入也许只够买一条GUCCI的小丝巾，但是他们是奢侈品的崇拜者，甚至可以攒下几个月的工资去购买一件自己喜欢的商品。10％具有消费奢侈品能力的人口却产生出了占总人口13％的消费者，这就是中国式的奢侈品消费方式和理念。
一位宾利公司的员工对那些可以花888万买一辆宾利728加长版的“神秘买家”的解读是“肯定不是政府官员，政府官员就算他买得起他也不敢买。”能买而且敢买宾利的中国人是“在30岁～50岁之间的成功人士、社会名流，特别是一些演艺圈的名流”。另一豪华车品牌劳斯莱斯某公司总经理为自己的顾客勾勒出另一幅有趣的肖像：大多数是房地产业的老板，都不是中国各种富豪排行榜上的人物。这些神秘富豪们虽然财产来源、规模、去向一直不为外界所知，但他们确实在奢侈品进入中国的过程中表现出了极强的购买力，尤其是他们不少人习惯于在外地或者国外消费奢侈品。
在中国，几年前，人们还反对任何夸耀性质的奢侈品。但现在，特别是年轻人，则喜欢以此炫耀他们的富有和社会地位。摩根斯坦利的分析师克莱尔·肯特说，在西方，人们购买名牌十分谨慎，也只有那些“圈内的人”才能认出这是名牌，而在中国，人们对名牌趋之若鹜，到处炫耀，好像在说：“看，我是多么富有！”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奢侈品消费，还有一类特殊的“两栖消费者”：他们分别在不同的消费领域，运用了不同的消费预算策略，并用一方的收敛节俭来支持另一方的支出花费，从而顺利实现了局部消费水平的提高。某广告公司的王小姐就选择了这种较低消费频率和单次较高金额的消费，她挎了一只5700元Ferragamo白色挎包，为了买这个包，她两个月没有买一件衣服，还经常吃盒饭，但是她觉得这只包买得划算：“相比套装来说，一个包可以天天带、背好多年都不会过时，而且挎上后整个人的气质就不一样了。”
二、北京消费高于纽约
在国内，对北京的消费水平之高路人皆知。但是，一般人所想不到的是，北京的消费水平居然比纽约还高。日前有消息称，一项针对全球城市消费水平排名的调查发现，在全球144个大型城市中，北京排名第十一，而纽约排名第十二。据了解，这项调查综合了200多项指标，包括住房、食品、服装、日常用品、运输和娱乐等。不管如何，北京消费高于纽约的事实，仍然使人们尤其是北京人感到诧异不已。在北京，奢侈品集中的地方是两家五星级饭店——王府和国贸。在王府饭店的几家奢侈品专营店里，随便一个路易·威登男包就标价9050元，一款路易·威登的女包7000多元，一双阿玛尼的男皮鞋3500元，同一个牌子的一件皮毛一体短款女装2万元，卡地亚的一条真丝方巾1200多元……据北京市统计局统计，截至2004年1月至10月份，北京社会消费品零售额高达1803.1亿元，同比增长15.1％，扣除物价因素影响，实际增长15.9％。与上海、天津、广州、重庆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对比，北京的增长比例排在5城市之首。通过对北京31家大商场的监测情况看，2004年前10个月，国际品牌化妆品销售出尽了“风头”，销售总额同比增长了24.1％。其中，双安商场10个月累计销售化妆品突破了1个亿，仅“兰蔻”一个品牌已经连续4个月月销售额超过百万元。
2004年北京国际车展，也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北京市民高涨的消费热情和消费水平。来自车展组委会的数字显示，超过五成的汽车未下展台就被订购，尤其是一些顶级豪华车悉数卖出。可以预见的是，宾利、迈巴赫、世爵等即使在发达国家的大街上也不多见的超级名车，如今却很容易现身在北京的街头。
三、中国已成为新的奢侈品消费国
冷眼静观中国式“消费神话”(2)
中国是否已成为世界上新的奢侈品消费国呢？全球领先的高档奢侈品集团——历峰集团的财务数据显示，中国奢侈品消费额占历峰集团全球总销售的20％，如果加上中国游客在全球各地的采购总额，中国人对奢侈品的消费量则占去其全球销量的四成。以做表著称的万宝龙推出万宝龙表后，带动的中国消费能力成为继美国、意大利后的第三大消费市场。目前，万宝龙已在中国41个城市开设了105家专卖店，几乎占其全球专卖店的一半。有报道称，化妆品的世界名牌“兰蔻”在杭州一年销售额高达1700多万元，位列全国“兰蔻”单柜销售业绩第一。世界香水顶级大牌“香奈儿”进驻杭州第一年，就获得了全国“香奈儿”销售第二的成绩。杭州奢侈品消费表现出越来越旺盛的状况，正在受到更多跨国公司的关注。全球顶级化妆品品牌迪奥“Dior Cosmotic”专柜被定位为迪奥最奢华的销售平台，此前只在法国巴黎和日本东京世界知名的购物商厦开设了两家，中国成为第三个拥有迪奥最高档品牌专柜的国家。
如今，结婚买钻戒已经成为年轻人结婚中的一道程序，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4/5的新娘结婚时都要买钻戒。到2003年我国钻石首饰实际消费量就达到12.35亿美元，成为亚洲最大的钻石消费国，在世界上也高居第五大消费国。DTC（戴比姆斯）钻石贸易公司全球传讯总监Derak Paimer预言：“20年中，中国将在世界钻石零售排行中排名首位。”此外，中国还是全球最大的铂金市场，第四大黄金市场和全球最大的翡翠消费市场。
四、奢侈品消费呈畸形心态
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的世界顶级品牌都在中国设有分店。高级钟表、珠宝制造商卡地亚，在中国已有30余个销售点，计划两年内在中国再开7家专卖店。欧洲时装顶级品牌“阿玛尼”宣布，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要开30家店。对于中国奢侈品市场的前景，专家认为，中国奢侈品市场起点低，未来10年，中国的奢侈品市场规模将紧随日本，位居世界第二。法国巴黎百富勤的报告则指出，中国已进入奢侈品消费初期。随着中等收入阶层的崛起，中国的消费率还会不断上升，预计将从2002年的58％上升到2010年的65％、2020年的71％，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行业专家预计，中国的奢侈品消费者最终将达到1亿人，与日本不相上下，也会成为全球最赚钱的奢侈品市场。而来自中国品牌战略协会的研究发现，中国内地奢侈品消费人群已经达到总人口的13％，并且还在迅速增长。协会秘书长杨清山表示，月收入2万元到5万元之间的属较典型的奢侈品消费者，估计到2010年，这个消费群将增至2.5亿人。中国奢侈品市场的快速成长反映了现在的中国人对未来的信心。但同时也有不少经济界人士认为：中国的奢侈品消费者，多数在40岁以下，主要追求的是个人奢侈，而在发达国家，主导奢侈品市场的是40岁到70岁的中老年人，主要追求的是家庭生活奢侈。这种状况恰恰证明中国还不是一个富裕的国家，因为从财富积累的角度看，中老年人有钱才表明一个社会真正富裕。因此，目前的奢侈品消费带有某种畸形心态。
生态安全：幸福的生命线(1)
生态安全：幸福的生命线——奢侈消费畸变启示录
廖晓义
中国正以历史上最脆弱的生态系统，承受着最多的人口和最强的经济发展压力。当我们按照奢侈生活方式去消耗地球资源的时候，支撑我们生存的物种和生态链条就变得更加脆弱。生态安全和国防安全一样，也是一个民族的生命线，而这条生命线的尾端就在每个人选择的生活方式之中。
快节奏、高效率，脚步匆匆、忙忙碌碌，打拼、玩命，已经成了现代人生活的真实写照。人们忙着追求什么呢？一些人在为满足基本需求奔波，但也有一些人在为获得奢侈品而奔忙：豪宅、靓车、高级香水、名牌装饰……人类正在进入一个由必需品向奢侈品过渡的消费时代。当贫穷仍然是世界的痼疾的时候，人类正急急忙忙地迎接着“奢侈文化”的到来。不要先忙着为这样一个时代欢呼，让我们停下来想一想，我们是不是因此而幸福了？谁都知道，幸福并不仅仅意味着财富，幸福指数还包括好几个方面：生态安全、身体健康、心情愉快。那么，就让我们真实地想一想，奢侈品的增加，是否使我们生存的其他基本要素——环境、心灵、身体改善了？我们是不是变得更快乐了？
一、奢侈文化与生态灾难
奢侈品的后面是什么？当然是对自然资源的消耗。现在几乎谁都不能否认以汽车文化为特征的美国文化正在渗入和统治我们的生活：美国式的私车与豪宅梦，美国式的空调病，美国式的商业广告，美国式的娱乐和奢华消费。可是，并不是每个人都很清楚，美国是一个人口只有中国1/6、人均资源6倍于中国的国家，是一个靠各种手段来获取世界有限资源的国家，是一个温室气体排放排名世界第一而又不愿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的国家。如果说，美国式工业文明的一个误区就是假定地球资源是无限的，那么，我们的“哈美”情结就是忘记了我们自己的支撑能力。
美国生态学家布朗先生说：“如果有朝一日，中国的每个家庭都拥有一部汽车，或者有一些家庭拥有两部汽车，就像今天的美国那样，那么中国每一天将需要8000万桶石油，而目前世界每日石油的产量才为7400万桶。”有了车就要修路，根据布朗的测算，假定中国每个家庭都拥有汽车，那么为了提供所需要的道路和停车场，要占用大约1600万公顷的土地，相当于中国稻田面积的一半！修路不仅使大量的原生生态遭到破坏，而且造成了一个失地农民的群体。当看到耕地的消失和失地农民的种种窘境，谁能说自己的私车梦能与这些生态问题和社会问题毫无关系呢？在这个太空中，只有一个地球在养育着全部的生命体系，而地球资源是有限的，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却又常常被人遗忘的常识。当生态的种种警报唤醒这个常识的时候，我们不能不问：以有限的生态资源，满足13亿人的奢侈文化是可能的吗？以巨大的生态成本去交换美国式的“奢侈文化”值得吗？没有了自然的根基，别说“奢侈”，就连基本的生存，还会有持续下去的可能吗？更要命的是，这样的奢侈文化，幸福吗？
二、奢侈文化与身心退化
奢侈品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追求奢侈品的人，大多是劳累的人，也就是说，奢侈品的获得者，他们用以交换的，正是自己最重要的财富——健康。以财富排名的成功人士中有多少“亚健康”者不得而知，但我在报上看过一个消息，说是中关村精英们的平均寿命竟然只有53岁！不知别人对这样的现实作何感想，我为此感到震惊。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文明，可以让人因“发展”而忽略生命！
现代社会给了人们太多的诱惑，也给了人们太强的压力。诱惑与压力，让人们无暇顾及自己的身体。人的心智驱使自己的身体，就像是驱使奴隶，直到奴隶不得不反抗，把心智连同身体送进病房，甚至，提前送进坟墓。“迁徙的鸟”有一段朴素的解说词，描绘了鸟儿迁徙，只是为了一个目标——生存。许多人的忙碌，恰恰忘记了这样一个最基本的目标。人是个聪明的物种，却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就是对生命本身的忽视和对身外之物的迷恋。由此我认为“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说法有失公正，因为鸟儿是为了满足生存的需要，而人类所追求的财富，在很多时候只是为了满足奢侈。画家袁熙坤曾对我讲述他年轻时在云南山中与一只老虎的遭遇：他与老虎对视了一阵，心想，自己必葬身虎腹无疑。可是老虎看他一阵之后，转身走了。到底是画家，惊恐之余还在观察，他发现这是一只“饱虎”。“老虎没有违反自然法则，吃饱了就不再伤人。如果老虎有冰箱，我一定变成一块冰冻肉了。”袁先生说。他由此想到地球上只有一个物种，是满足了需要却还要为满足贪婪而伤害自然，这个物种就是人。
人们在追求财富的时候，一方面毁坏了自然，一方面伤害了身体。有钱买不来的不只是生命，窗户关不住的，不仅是污染。就是在富裕人群里，有几个不为饭桌上的食品安全发愁？呼吸的空气不再清新，喝的水不再甘甜，吃的菜没菜味、肉没肉味，连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装修过的新家也因为各种建材的污染隐患而住得不放心。一位在外企医院工作的大夫对我说：我们辛苦地工作，就是为了过上好生活，可是现在，连吃的东西都不放心，这算是好生活吗？更不用说那些因各种污染致病的人群。每一个去过淮河污染区域的人，或者到过东乌旗那片被污染的草场的人，见过各种各样的因污染导致痛苦不堪的癌症患者的人，都不得不重新思考生态公平的原则。污染者的财富，以被污染者的健康作为代价；个别人的奢华，让弱势人群来分担环境的成本。这样的状态中，幸福何在？我们得到的是不安全的财富，我们失去的是什么？我们生存的地球生态环境日益恶化，我们的心灵正在荒芜，我们的身体正变得越来越脆弱……我们中的不少人，不仅失去了从积累精神财富中体会快乐的能力，而且正在丧失从增加的物质财富中找到幸福的能力！儿时的一个小小的礼物，曾让我们欣喜不已，而现在万贯家财，也不能让我们满意开心。我们在逐渐失去发现幸福、感知快乐的能力！两年前，一位发起“俭朴生活运动”的美国朋友来到地球村参加可持续消费论坛，她留下的这段话表明了简朴生活的心灵依据：“金钱是我们决定用生命能量去交换的东西。生命能量就是分给我们在世上的时间，是我们宝贵的生命光阴。它是有限的，而且一去不复返。我们决定如何利用，表达了我们活在世上的目的。”我们需要心灵的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想一想，我们究竟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我们究竟有多少时间没有和亲友聊天了、有多少时间没有去关怀自然了、有多少时间没有关心自己的健康了；为什么要把我们的时间，也就是我们的生命太多地抵押给金钱；如果财富是以牺牲自然、心灵和健康生命为代价，财富又有什么意义？
生态安全：幸福的生命线(2)
三、绿色生活与适度消费
人之为人，在基本需求满足之后，究竟什么能使我们幸福？作家冯骥才说过：“文化似乎不直接关系国计民生，但却直接关系民族的性格、精神、意识、思想、言语和气质。抽出文化这根神经，一个民族将成为植物人。”对一个民族来说，只有将它的文化资本、自然资本和国民健康与它的GDP看得同样神圣的时候，这个民族才是有生命力的。就像在一个人的生活价值中，只有将他的心灵、生命看得与物质财富同样重要时，这个人才不至于沦为一个只会挣钱的植物人。绿色生活是一种绿色时尚，其核心是适度消费，尽量缩小自己的生态脚印，减少环境代价，这种时尚可以用5R生活方式来概括：
节约资源、适度消费（Reduce）：节约每一滴水、使用无磷洗衣粉、减少水污染；以公交车族和自行车族为荣、推动政府的公交发展战略，以最少的车运送最多的人，可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少用空调，夏日空调不低于26度，使用节能灯，可以节省75％的能源消耗。
绿色选购、品质消费（Reevaluate）：把手中的钞票变成绿色的选票，选购环保产品，支持环保产业的发展。
废物减量、复用消费（Reuse）：尽量少用一次性制品，节约地球资源，同时减少垃圾的产生量。尤其是节假日，对中秋月饼、节日礼品等的过度包装说不。
垃圾分类、循环消费（Recycle）：垃圾分类投放，把消费的终点变成下一次消费的起点。
保护自然、人文消费（Rescue）：不吃野生动物、不用野生动物制品，植绿护绿，保护原生生态。
在21世纪，一个人的环境意识意味着这个人的文明与教养，就像环境质量标志着一个民族的尊严与力量。
一方面，决策者、生产者、消费者都必须意识到绿色消费是消费者的权益和义务。健康的空气、清洁的水、可持续的能源，也是消费者权益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如果消费者权益去掉了这一块，将是一个很大的残缺。同时，选择绿色能源又是消费者的义务，除非你不在这个星球上生存，除非你不使用有自然资源构成的消费品。我多次在参加国际消费者可持续消费专家会议的时候，听到有些人特别强调尊重消费者的自由。而我认为人类的悲剧，所有的环境灾难，就是因为人类过分强调了消费者自由，而忽略了消费者同时肩负着的义务。你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靠消费地球资源而生存的，你有选择有利于环境的生活方式的义务。如果我们不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那么我们将成为把我们后代淹没在水里的罪魁！“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地球母亲把我们哺育。我们吸吮着母亲的乳汁，却常常把母亲遗忘。”这公平吗？不公平，也不合理。最后母亲的乳汁没有了，你不就死了吗。你不行使这份消费者的义务，你的后代到时候就无法生存，没准你这辈子都没法消费了，你的消费权益也没法保证了。绿色能源消费既是一种义务，又是一种权益，两方面相结合的时候，才是一个完整的概念。这就必须让绿色生活绿色消费变成大众的共识和行动。
另一方面，对市场机制的缺陷进行反省。全人类的市场经济体系有三个致命的缺陷有待解决，这是经济学家也在探讨的问题。第一，没有生态资源的核算。比方说，一棵树从云南省德宏县拉出来只值20元人民币，可是几个国家的生态学家算过，它涵养水源的价值，给鸟类提供栖息场所的价值，它净化空气的价值，它调节气候的价值，以及其他很多综合性的价值加在一起一共19.6万美元。可是我们人类的经济体系从来没有把生态价值算在里头。至于那些几十亿年生成的、有限的、不可再生能源，例如石油和煤，其生态价值是多少，其燃烧过程中产生的环境代价是多少？人们并没有好好算过，这些能源的价格，只是反映人们在开采提炼和运输中的成本而已。第二，没有生态税制度。现在像挪威这样的国家正在逐渐发展生态税制度。高污染的产品，应付生态税。节能灯应该比普通灯泡要便宜，风力电能应比火力电力收费低。因后者污染了环境，你就应该付环境税。你消耗的是煤，我给你计算出你排放了多少二氧化碳、二氧化硫，你要为这个付出代价。第三，缺少对科学技术的环境评价体系。现在人类的市场经济是特别不完善的。因为它完全是从人本身的角度，而不去做环境评价。当然现在一些大工程有了环境评价，但是对科学技术的环境评价始终没有做上去。我在美国的时候问过一位很有名的科学家：为什么古往今来科学家总是坐在圣殿上，而那些破坏地球环境的技术不也是科学家发明出来的吗？所有与人类灾难有关的东西，不都是从科学技术那里出来的吗？为什么科技永远被认为是光芒万丈的？科技如果没有环境评价，它一定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也许给我们带来暂时的幸福，但是也许它给我们带来的是永久的厄运。所以说科技如果没有环境评价，其结果是要打个问号的。绿色市场的发育还有很多相关的问题，如绿色标志的认证与识别、监督评价机制的建立健全等需要解决，这样绿色消费才能在经济体系内部生根。
我们这一个世纪不同于上一个世纪。上一个世纪是只有几亿人在以消耗全球资源为前提，来满足他们的高消费、高污染、高消耗的生活方式。所有发达国家占世界不到20％的人口，他们消耗全球的资源，光美国一个国家排放的温室气体就占全球排放量的1/4。日本人自己不砍一棵树，靠全球进口的木材来支撑。发达国家的高消费是靠高消耗、高污染，消耗全球资源来支撑的。而在这个世纪，全世界60亿人民都在发展。那么如果全世界人民都要像他们那样去生产和生活的话，有人说我们还需要20个地球。可是到目前为止，人类还没有找到那另外19颗星球。因此只能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