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是“摆平”人员专业化。部分深谙“潜规则”运用之道的人，收买国家工作人员，建立长期固定的关系网络，以中介服务为名，行“摆平”之实，为“摆平”需求者提供一条龙服务，从中牟利。专业化服务，轻车熟路，效率很高，可以使三方获利，皆大欢喜。诉讼掮客、项目掮客等就是此类人也。
五是“摆平”理由泛政治化。比如一个国有企业因违约需要承担赔偿责任时，可能会以影响国企改革大局为由，到处告状，影响公正司法。总之，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阻碍经济体制改革，带来不稳定因素，迟滞社会经济发展，影响和谐社会建设，不讲政治、不顾大局等吓人帽子都会用于具体的“摆平”，使“显规则”的正常适用受到干扰。
“摆平”之风的盛行，是对法律制度的蔑视，危害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背道而驰，我们必须遏制根除。当务之急是要研究“潜规则”为何会取代“显规则”，调整社会关系，找出摒弃“潜规则”由“显规则”取而代之的路径，使“摆平”彻底失去市场，使中国走向更加完善的法制社会。
垄断行业高薪的合理与不合理(1)
文跃然
在国外，也存在一些行业收入过高的现象，例如，美国的会计、律师、医生、软件等行业。相比之下，国内的高收入行业，包括石油、电力、煤炭、烟草等，相当一部分都受益于政策性垄断。
垄断行业是指那些依靠国家特殊政策或专有技术垄断整个行业生产与经营的行业，如石油、烟草、电信、电力行业等。
政府的各项统计数据也在不断印证这种说法。2006年7月11日，由国资委统计评价局编制的一份统计年报显示，石油石化、通信、煤炭、交通运输、电力等12家企业员工工资达到全国平均工资水平的3倍～4倍。另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目前，电力、电信、金融、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的2倍～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倍～10倍之间。北京市地税局最近发布的数据显示，北京市2007年年收入12万元以上者共有25.5万人完成了自行纳税申报，这些人主要集中在金融保险、电信、电力等垄断行业。
一、高收入的合理性
应该说，垄断行业高收入有一定合理的成分。首先，垄断带来的“天然”利润。从经济学角度看，任何企业只要处于垄断地位，都不可避免会享有一定的垄断利润。像烟草、电力、石油等行业的企业，其提供的产品是其他行业的企业无法提供的，市场空间很大，而所面对的竞争对手很少，这种垄断的客观现实本身不可避免地会给垄断行业的企业带来较高的利润。
其次，垄断行业的劳动付出。我国的垄断性行业通常和国计民生密切相关，垄断行业中企业通常承担着关系到经济命脉甚至影响到国家安全的重大责任。为保证责任的落实，这些企业经常需要面对着各种各样的恶劣的工作环境，需要解决各式各样的问题，应对各种情形的危急情形。为保证员工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中落实各项责任，积极应对各种问题和危急情形，需要支付给员工更高的薪酬，以作为对其工作责任、工作任务以及工作条件的有力补偿。
最后，垄断行业人才的吸纳。较高的薪酬有助于为行业吸纳和保留核心人才，提高企业人才的能力素质，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实现企业的持续的高速发展。
二、政策性垄断形成的原因
在国外，也存在一些行业收入过高的现象，例如，美国的会计、律师、医生、软件等行业，但是这些行业本身就是专业性强、技术含量高的。相比之下，国内的高收入行业，包括石油、电力、煤炭、烟草等，相当一部分都受益于政策性垄断，这些高收入存在较多不合理之处，造成这些不合理的原因主要有：
一是行政性垄断。行政性垄断是政府运用各种行政手段构筑进入壁垒，维护本系统、本行业、本地区企业的垄断地位，甚至制定某些法规将其合法化。行政性垄断的产生源自政府出于公共利益考虑的制度安排，我国的垄断行业如电力、石油、交通运输等大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基础性产业，它们的生产经营受国家政策保护，享有国家赋予的不同的垄断地位。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些政策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行业自主权的扩大和行业利益的强化，某些垄断行业在经济发展对各类资源的需求不断增多的情况下，凭借其垄断地位，大幅涨价，恣意收费，攫取高额利润。更为严重的是，在经营成本降低或正常时，这些垄断行业鸦雀无声，而一旦经营成本稍有提升，或者经营不善出现亏损现象，他们马上凭借垄断地位，强硬地把成本转嫁到公众身上，从而维护自己的高工资、高福利。
二是管理缺陷和分配秩序混乱。在国家对垄断行业工资分配管理办法中，没有根据垄断性行业和非垄断行业的特点进行区别对待，在经济效益中没有剔除垄断性收益和政府优惠政策带来的收益部分，使大量本应归中央或地方政府所得的收益留在了垄断行业内部。以石油行业为例，我国的石油公司无偿获得了石油的开采权，使本来应当属于全民的资源收益变成了石油公司的营业收入。国有垄断企业的利润本来应当属于全民或政府的投资收益，但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有垄断企业就不再向政府上缴利润，这些利润基本留在企业内而成为其可自由支配的资金。在国家对社会财富的积累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管机制的情况下，国有垄断企业不可避免地会给员工发放各种各样的补助、奖金，从而带来国有垄断企业员工收入过高的现象。
三是行业内部的分配机制。在口诛笔伐垄断行业的“高工资”时，不能忽视垄断行业内的分配不公。前面提到过广东电力系统抄表工年薪15万元的例子，但是电力行业的从业人员有数百万之多，并不是人人都拿15万元的年薪，相反，还有几十万的基层农村电工，他们拿着微薄的工资，尽力维护着农村电力设施的运转。马班邮路邮递员、央视2005年度感动人物获得者王顺友，作为垄断行业的从业者，他的月收入只有几百元。在垄断行业内部，有一部分人利用权位、职务、地区等区别，转移内部利润，使自己成为“先富一族”，这部分人的收入水平与其贡献和价值的严重背离，这种现象的大量存在才是引起公众不满的主要原因。垄断行业内部缺乏公平、公正的薪酬分配机制，带来了垄断行业内部分配的不公平性，从而导致了大量高收入群体的出现。
垄断行业高薪的合理与不合理(2)
三、高收入的负面影响
垄断行业高收入的不合理必然导致很多负面影响。首先，垄断行业企业由于行政垄断的限制很难进入正常的市场竞争环境，其运作模式被完全扭曲了，资源配置效率非常低下，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其次，由于垄断行业企业凭借国家赋予的特权无偿占有了国家的资源，并把因此而获得的利润装进了自己的腰包，并且当整个行业出现亏损局面时，他们的工资依然在上涨，这种现象必然引起社会的失衡，如果任其发展下去有可能引发社会的信任危机。最后，因为诱人的高收入，大量的人才不顾自身的优势都挤进垄断行业，这一方面造成了大量人才的浪费，另一方面也加重了全社会的行业歧视，使原本相对落后的农林牧渔业更加丧失人力资本。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垄断行业不合理的高工资已经扭曲了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对我国的经济和社会都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今年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加快推进垄断行业改革。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引入竞争机制，实行投资主体和产权多元化。”这无疑为我们指明了垄断行业改革的方向，相信在不久的未来，在保证垄断行业健康稳定发展的前提下，垄断行业薪酬过高的问题一定会得到妥善解决，给全国人民一个满意的交代。
正版VS盗版：一场“持久战”(1)
魏爱云
据报道，在推广使用正版软件方面，目前，全国已有36个省市级政府及其各个部门完成了正版软件采购和安装更换工作。全国330个地市级政府已经落实了正版软件采购的资金，正在逐步推进正版化工作，从2006年开始，大型企业正版化工作也已开始逐步进行。可以说，一场席卷全国的正版风暴正全面展开。围绕正版与盗版，知识产权保护不足与知识产权保护过度的争论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一、“盗版有理”为何“无理”
对盗版产品既爱且恨可以说是中国老百姓的普遍心理。有调查显示，导致消费者对正版敬而远之的原因主要在于：一是相对昂贵的价格和我们一般老百姓的承受能力之间有一定矛盾。而现在的盗版技术高超，使盗版的成本降低的同时，质量有了进一步提高；二是盗版相对便捷的销售渠道，消费者购买盗版产品大有唾手可得的便利。
于是，对盗版、正版社会长期存在较为激烈的争论，维护盗版极端者大势叫嚷“盗版有理”，甚至有学者直言不讳地对之加以宣扬，支持此论调的也是大有人在。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盗版有理”论呢？
“关于‘盗版有理’的说法肯定是错误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专家李顺德说，“如果我们纵容了盗版，对国家、对产业发展、对社会公众的长远利益都是非常不利的。如果真正‘盗版有理’，也就是盗版都是合法的，我们不加限制那么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将来没有人再去开发研究新的软件，也没有人去创作新的影视节目，因为开发软件、创作新的影视节目，都需要大量的投入，投入以后得不到应有的回报。讲‘盗版有理’，就打击了软件的开发者、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者，包括影视节目的制作者，使他们失去了创作的动力和积极性。”
如果我们有一个比较好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环境，盗版占的比重很小了，那么正版能够得到合理保护，其价格就自然回归到合理的程度。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但是，知识产权保护究竟是保护谁的利益，这个问题是要首先搞清楚的。以加强计算机软件保护为例，我们是保护外国的软件公司，还是保护我们自己的公司？
李顺德介绍，外国软件公司如微软、IBM等其市场遍布世界各地，绝不仅仅是个中国市场。如果在中国市场上得不到足够的保护，那么顶多在中国市场上获得不了多少利益，甚至造成一些亏损，但是不会影响到它的生存，也不至于破产。但是就国内的软件企业即所谓的民族软件企业而言，开发的软件大部分都是用于国内市场。如果在国内市场上我们不能给予它们足够的保护，使得盗版非常猖獗，国内软件公司面对的就不仅仅是亏损的问题，甚至是破产的问题。而如果没有本国自己的软件，将意味着我国国防、经济命脉都将面临着巨大的威胁和隐忧。因为在很多要害部门，特别是国防部门，都是采用国内开发的软件。出于安全的考虑，各国都是如此。李顺德进一步指出，“当然，对跨国公司滥用知识产权问题，我们应该从法律上给予制约和规范。我们保护其知识产权，但不保护他们滥用知识产权。在这一点上，应该分清楚。现在我们有《反不正当竞争法》，还要加紧制定《反垄断法》”。
二、盗版为何常持不懈
北京中关村被称为“中国的硅谷”。自然码发明人周志农曾坦言，“上个世纪的中关村是一个培育的阶段：消费者、技术、资本先后被培育了出来。我们回首这个阶段的时候，不得不承认，最大的功臣是盗版。”今日，政府每年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打击地下生产线，加大知识产权保护，“盗版”遂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盗版究竟是一颗美人痣还是一枚毒瘤，也许任何非此即彼的极端看法都有失偏颇。1662年，英国出台了世界上第一个建立登记图书许可证的印刷法令；1710年，世界上第一个解决盗版问题的版权法《安妮法令》生效。自17世纪开始，盗版与反盗版问题就紧随人类知识与技术创新的脚步，如影随形，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难题。
自2001年以来，全国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机构每年收缴的盗版音像制品基本上都在1亿张（盘）左右。国内盗版泛滥可见一斑。盗版现象的广泛存在，其症结究竟何在？
问题当然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李顺德认为，其一，盗版是个世界性的问题，其根源不一定都在国内，有些是国际上的盗版集团组织，有些是国际和国内盗版集团勾结在一起。比如有些美国大片，在中国还没有上演，但是盗版的光盘已经出来了。有些盗版问题是带有国际性质的，对于盗版问题的解决需要世界各国联手。其二，现在生产和贩卖盗版商品利润是相当丰厚的，使得一些犯罪分子铤而走险，从事违法活动。实际上，制作盗版的源头是我们查处的重点，但查处有相当的难度。其三，我国正处在市场经济起步的阶段，地区之间的发展也是相当不平衡的，有的地区经济发展快一些，有的地区经济发展得慢一些。生产这些盗版商品，对地方的利税可能还有所贡献。所以在有些地方，盗版集团成为利税大户，得到了一些地方的保护，这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现在我国社会公民的整体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强，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此外，从执法的角度来看，对盗版的打击还是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和漏洞，还需要不断地加强。
正版VS盗版：一场“持久战”(2)
三、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
20世纪60年代～80年代，韩国人专利的弱保护策略为其从容地构建本民族的工业技术基础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台湾，更是盗版商品泛滥之地，早期的台湾政府甚至公开鼓励盗版行为，专利的弱保护同样是台湾地区吸收外国技术时采取的策略。
“实际上，所有经济发展的成功故事，从19世纪的美国，20世纪的日本、台湾地区和韩国，都是在很宽松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下，得以起飞。”《纽约时报》曾经撰文指出。
诸如此类的事实和论调成为声言我国目前“知识产权保护过头”论的理由，甚至也成为某些地方政府官员明知盗版的消极作用，仍然为盗版等违法犯罪行为提供地方保护主义的潜在托词。
知识产权保护当然不是越严越好，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局势,知识产权保护的边界在哪？
“首先来讲，一个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应该和该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相适应。这是毫无疑问的。”李顺德告诉我们，“我国现在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已经基本上达到了国际公约所要求的水平，也就是符合TRIPS协议和其他知识产权公约所要求的水平。这样一个保护水平应该说和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是相适应的。当然有些方面可能超过了我们现有水平的要求，但这是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必须遵守的一些基本的底线。在立法方面，总体上是这样的。但在执法上存在的问题还比较多，知识产权侵权的现象还比较严重，特别是盗版和假冒现象。所以从总体上看，不是说知识产权保护过头，而是现在仍然保护不足。主流是保护不足，而不是保护过头。”
保护知识产权已经成为国家战略。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应该有利于我们国家的整体利益和政治利益，有利于创新型国家的建立，有利于一个国家的自主创新与发展。最近，一系列保护知识产权的新措施不断出台：要求在中国市场销售的所有电脑，必须预先安装正版操作系统。重奖举报地下盗版光盘生产线的个人，奖金最高可达3.7万美元。在中国５０多个城市设立服务中心，处理有关知识产权方面的投诉。在小学课本中加入相关内容，从小培养孩子们的知识产权意识，等等。
这充分表明了中国政府打击盗版、保护知识产权的决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决定性的因素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但国际政治压力和科技竞争压力有相当的影响。“作为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制度与其具体经济和社会状况相适应，将能够更好地为其国家利益服务。正如发达国家一样，发展中国家也应当有如此发展的自由。”英国知识产权委员会主席约翰·巴顿（John Barton）的话不无道理。
中国的盗版与反盗版，注定是一场持久战！
资料链接
《保护知识产权行动纲要（2006年~2007年）》就全国保护知识产权工作的目标、重点和措施等作出具体部署。
一是把保护知识产权工作列入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加强组织领导，落实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完善保护知识产权督查制度，建立保护知识产权工作问责制，对问题严重的地区要通报批评，并追究相关领导责任，对在知识产权问题上搞地方保护，甚至包庇违法犯罪行为，特别是涉嫌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的，要依法严肃处理。
二是建立健全统一领导、部门分工负责的保护知识产权工作机制。要加强各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执法协调机制建设，形成一支精干高效的工作队伍，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发挥好统筹协调作用，建立数据统计和通报制度，加大案件督办力度。
各知识产权主管部门、相关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相互配合。公安、司法机关要进一步加大打击力度，加强知识产权刑事司法保护。发展改革、财政等有关部门要对保护知识产权工作给予必要的支持。宣传教育部门要积极配合重点工作，组织媒体开展广泛宣传和深度报道，并注重向国外介绍我国保护知识产权的工作和成效。
三是要密切关注当前国际知识产权制度的变革与发展方向，把握国内外知识产权纠纷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提出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要适应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和知识产权保护形势的需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订，扩大中国在国际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影响。要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妥善化解涉外知识产权纠纷，推动建立完善多双边打击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合作机制，遏制跨国跨境侵权行为。
四是要充实商标、文化、版权、专利、公安等部门及司法机关的基层力量，做到执法能力与承担任务相适应。同时，大力推进执法责任制，规范执法行为，切实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专家李顺德：
* “盗版有理”的说法是错误的。如果我们有一个比较好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环境，正版的价格就自然回归到合理的程度。
* 对跨国公司滥用知识产权问题，我们应该从法律上给予制约和规范。我们保护其知识产权，但不保护他们滥用知识产权。
正版VS盗版：一场“持久战”(3)
* 盗版问题存在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其中，盗版集团得到一些地方的保护，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 我国现在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应该说和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是相适应的。有些方面可能高了一些，但这是中国在入世以后，必须遵守的一些基本的底线。
观点争鸣
郑成思：知识产权保护远远不够
我们如果在今天坚持按照我们认为合理的水平保护知识产权、而不愿考虑经济全球化的要求以及相应国际条约的要求，那么在一国的小范围内看，这种坚持可能是合理的；而在国际竞争的大环境中看，其唯一的结果只可能是我们在竞争中“自我淘汰”出局。
方兴东：知识产权应讲合理保护
当下中国知识产权最大的冲突真的是保护不够的问题吗？不断加强保护能够解决当前问题吗？恰恰相反，当下滥用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法律极端化、片面化才是造成困境的根本原因。
知识产权当然要保护，但不是绝对的保护，必须把握度的分寸。如何合理保护知识产权才是关键！整个IT业包括互联网的发展，真正最活跃的创新不是靠产权保护而是靠共享的。应该合理评估知识产权作用，它是激励创新机制中的一种，而不是最根本的。
姜奇平：反对知识产权问题上的教条主义
当前我国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存在普遍而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表现为：第一，不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搞脱离我们社会发展阶段的“超世界水平”保护；第二，片面强调知识生产个体生产效率，而忽视知识生产的社会生产效率；第三，从本本到本本，为保护而保护，对弱势群体利益缺乏统筹，一些本位部门甚至发展到漠视民族企业现实利益和老百姓切身权益的事情。
什么催生了娱乐化热潮(1)
邹广文
社会时尚的转变、宣泄性文化消费、视觉文化的普及、现代媒体商业化运作模式等，促使了泛娱乐化现象的生长。
今天，经济、社会、体育、教育、历史、文化等等，各个领域都在和娱乐握手言欢，打开电视，红楼选秀、超级女声、戏说历史、超级教师选秀，等等不一而足，这些现象都从不同侧面给人们传递着这样的信息：感性主义文化消费时代来临了。
哲学家黑格尔曾经讲过，“凡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对于社会生活的泛娱乐化，我们同样应该首先给予一种历史主义态度去冷静思考。笔者认为在这一现象背后，有其复杂的社会历史文化动因。
一、国人已经告别计划经济中整齐划一的文化消费时代，完成了从“唯恐与众不同”到“总想标新立异”的社会时尚转变
在计划经济时代，人们生活在一种刚性的社会规则之中，加之普遍的物质短缺的经济环境，使个体的本能和欲望被压抑在内心深处。另外，中国传统文化倡导的是以理节情、文以载道、无欲则刚的价值观，使人们不敢尽情表露自己的思想情感。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初期人们更多着眼于物质生活的提升，那么进入21世纪人们更注重的是精神层面的体验与交流，人们的自我意识逐渐觉醒。尤其是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和经济生活的实质性改善，人们的生活体验已明显由过去追求温饱的普及性消费转变为追求时尚的个性化消费，社会生活正在向着多样性多元化发展，与此同时各种流行时尚也悄然兴起。
追求时尚是人们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构建社会认同的重要方式，而在全球化时代，现代时尚信息更多是以视听形式传递的，即诉诸人们视听感官的新、奇、特，因此，娱悦与娱乐就成为现代时尚展示的主导追求。
二、现代生活的快节奏加剧了普遍的社会心理紧张，催生了人们的宣泄性文化消费
在现代生活中，工作节奏紧张而繁忙。而终日的繁忙和不断加剧的竞争在今日构成了大众生活的主旋律，随之而来的种种社会及生活的压力又使患有心理疾病的人与日俱增。
采取一种方式对消极情绪进行及时的宣泄，对保持心理健康是十分必要的。因此，当大众拥有了日益增多的空闲与收入之后，宣泄性消费的比例在大众文化消费中便不断上升。人们宁愿选择那些信息含量可能并不是太高而气氛相对轻松活泼的文化消费形式，使人们释放紧张情绪、安抚痛楚、消除忧愁、平衡心态、缓和冲突、保持自我。各种娱乐产品为人们闲暇时间的消遣提供了广泛的文化手段，这是娱乐化大行其道的深刻心理动因。
三、信息一体化时代加强了视觉文化的社会普及，助长了文化的感性娱乐化
丹尼尔·贝尔在其著作《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中曾指出：“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当我们把业余大部分时间用来侍候电视时，当我们猫在沙发上跷着二郎腿与克林顿、喜多郎、麦当娜等名人坦然会面时，当我们十多亿人在同一时刻共同收看同一个晚会节目时，我们没法不承认，视觉文化正朝我们走来。
视觉文化天生的叛逆性格使它一经产生就颠覆了文字文化霸权并迅速在文化领域独霸一方。视觉文化克服了文字文化的缺点，以图像或形象体现出其明显的直观性、生动的具体性的特点，它以感性砝码的不断增加逐渐消除了文化天平上理性的偏重，生动直观、色彩丰富、图像逼真的画面成为当代人视觉注意的中心。无论如何应当承认，视觉文化在轻松感官、愉悦感官、冲击我们的视觉方面是文字文化不可比拟的，这是视觉文化能够冲破文字文化主导局面的动力之源。
除此之外，视觉文化的兴旺还仰赖于文化工业的势力扩充。视觉文化是现代社会或消费社会的产物，通过工业的大生产和多种大众媒介，广泛地对社会产生影响。文化工业要扩大规模，占领更大市场，以图像、形象产品取代文字产品实属必然，而以电子技术为蓝本的现代电讯和视像设施的发展创新，则使得大规模的以影像产品的生产和复制为主的文化工业成为可能。电视、电影已得到普及，VCD或LCD、电子印刷物、仿真雕塑、广告以及其他种种形式的影像技术及制品已为大众普遍接受。视觉文化借助高超的技术动力和大工业的经济动力以文化史上空前的规模和深度进行着形象的复制。
毫无疑问，复制的便捷性强化了现代人对于视觉文化的依赖，它同样主要传递的是娱乐效应——适应受众信息需求之外在其心理上引起的享受和满足，即表现为精神上的轻松和愉悦。随着文化的发展和与外界环境接触点的不断增多，大众对娱乐的需求越来越迫切，而大众传媒特别是广播、电影和电视等电子媒介的飞速发展，反映并满足了这种娱乐需求。因此，泛娱乐化在所必然。
四、现代媒体商业化运作模式，对泛娱乐化客观上起了推波助澜作用
为了加快媒介的发展，我国在媒介产业政策上进行了灵活的调整，一些媒体以商业模式运作，把自己置于一个商业化的环境中来考量。在市场竞争中，一些媒体单位比以往更加强调经济效益，为了吸引受众、抢占市场，趋于运用娱乐化的手段来进行节目制作和包装。媒体的娱乐特性还体现在大众媒介必须以大数法则为生存依据。为了形成尽可能大的受众规模，以获取最大规模的广告投放，娱乐或者披着娱乐外衣的内容显然是老少咸宜的。特别应当看到，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市场范式的推行，使不少文化娱乐传播单位放弃应有的价值操守甚至伦理的底线，盲目追求“产业化”的结构和“商业化”的运作，一味追捧所谓收视率、收听率、点击率、发行率、上座率。于是，不少节目以感官的刺激、眼球的惊悚、性感的暴露、隐私的曝光、炒作的渲染来吸引受众，玩的就是所谓心跳。在媒体的产业化发展过程中，媒体把受众视为大众传媒产物的“消费者”，强调媒体产品的消费性，开始寻找满足受众的途径。而挖掘生活事实背后的娱乐元素，可以满足一部分读者猎奇、消遣、寻求刺激的心理。随着媒体市场化的程度逐渐深入，进一步推动了文化泛娱乐化的发展。从这个角度看，泛娱乐化也是大众媒介竞争的必然结果。
什么催生了娱乐化热潮(2)
我们应当正视市场经济准则所导致的娱乐传媒价值缺失和迷惘。尤其是在肯定其社会生活的泛娱乐化历史进步的合理性的同时，也要警惕这种泛娱乐化倾向对国民心理、社会风气、人格基因等带来的负面效应。
娱乐背后的利益博弈(1)
葛 岩
喜欢娱乐是人类的天性和人类拥有的权利，但娱乐背后是利益分配的过程。假如我们仍然相信严肃是一种必要的生活态度，开心之外还需要悲悯，我们就不该在利益的操纵下迷失了自我。
关于娱乐时代最经典的例子大概是里根对演员与政客、娱乐与政治关系的理解。当被追问原本是演员的他怎么能成功地当上美国总统，里根回答说：“这不是问题，不曾当过演员的人成了总统才是问题。”而一个美国朋友告诉我，她喜欢美国大选，因为那就像一场游戏、一场足球比赛而已，带给人无限欢乐。
一、是天性让人们选择娱乐
我们的世界为什么会被娱乐化？因为喜欢娱乐是人的天性。无论是观察幼儿活动，访问简单社会中的人群，还是调查在我们后工业时代生活的同类，都不难发现，不管在什么样的文化中，不管在什么时代，人，至少是大多数人，都不可救药地喜欢娱乐。当然，娱乐也有成本，隐性的成本是时间，显性的成本是金钱。我们祖先的娱乐应该比我们少些、简单些。这是因为我们的生活水平比他们高了太多，有了无数能够满足娱乐天性的技术,因此有了挥霍人性的可能。
在我们的大脑渐失严肃思考能力的同时，我们也用空前发达的指头灵巧地按动大的或是小的按键，顷刻为我们带来了娱乐。这一切来得如此突然，仿佛昨天我们还必须“坐在高高的谷堆上面”，才能“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今天我们敲敲键盘，就能够和地球另一端的N个虚拟情人同时调侃。娱乐改变着今天，也颠覆着昨天。鲁迅和周杰伦可以并列文化英雄的排名榜。其中的道理，我没能看得出，除了两人都姓周之外。
既然人性如此喜欢娱乐，形形色色的机构、企业，拥有各式各样权力的人群当然会热心地“满足广大消费者的需求”。营销讲求娱乐，让你和我都能心情愉快地花掉了本不该花的钱；新闻也讲娱乐，让你和我在读到犯罪的报道的时候，会像重温《福尔摩斯探案集》一样刺激和快活。报纸因此获得了市场份额，电视因此提高了收视率，广告主因此销售了产品，GDP也因此狂升不止。制造娱乐竟是如此赚钱的生意！甚至，教育也能娱乐。现代教育家不断告诉我们“愉快学习”是最好的学习方法。我还从报道中获知，在中国上一堂《疯狂英语》可以如出席了一场摇滚音乐会那样令人激动。原来，“头悬梁、锥刺股”式的学习方法证明的不外是祖先们的愚蠢，抑或整个就是一个神话。
我不反对娱乐，一点也不。在一个莫名其妙的年代，当我在最关心到哪里为我养的蚕寻找桑叶的时候，却必须哭丧着脸聆听孔子如何虚伪，商鞅怎样伟大的深刻讨论，带着这样的记忆，我当然相信易中天讲“三国”是了不起的进步。没有人能强迫我，高兴的时候我可以跟着他的调侃大笑，不高兴的时候我可以反对乃至谩骂。娱乐大家，大家娱乐，这没有什么不好。不喜欢开心的人也许有，但毕竟是太小的概率。我常想，既然人性如此，就让我们尊重个人的选择，尊重人性的自由。娱乐是一种权利。这是大道理，可能也是硬道理。
二、娱乐背后是利益的分配过程
不过，“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每当我们拥有了一种权利，其后就会有一堆权力试图操纵这种权利，赋予它超出本身的意义。娱乐背后是利益的分配的过程。“超女”是娱乐。通过“超女”，蒙牛强化了品牌，草根们享受了参与的快感，湖南卫视赚走了大把的钞票，竞争电视台却收视率狂跌。网络游戏是娱乐。小的和不那么小的孩子游戏得天翻地覆，废寝忘食，网吧老板因此赚了不少，更成就了一伙亿万富翁。我希望亚当·斯密英明伟大，永远正确，希望娱乐总能使大家各得所需。
比较遗憾，事实不总是如此，即便推动娱乐的力量基于我们的天性，是自由选择。比如喜欢吃是人的天性，我乐于相信，如果法律中没有强迫人们节食的相关规定，公民们就有选择大吃、进而选择肥胖的自由，尽管肥胖会危及健康。人类如此好吃，我猜想，是千万年进化的结果。进化是很伟大的力量，它在人与环境的互动中造就了人性，包括我们贪吃、好色、喜爱娱乐的天性。然而，进化不能预测。进化的结果只能说明某种行为适应了过去的环境，却吝于透露该行为是否适应未来的环境。于是，我们继续挥霍我们的天性，并理直气壮地捍卫自由选择的权利。
同样的道理，我们热爱娱乐的天性大约进化自缺少娱乐的远古。在这个娱乐泛滥的时代，天性也变得措手不及。自由使我们不再只有八个样板戏可看，也使我们除了韩剧什么也没时间看。我们忘记了“权利”意味着“同意”、“弃权”或“反对”，以为只有“同意”才张扬了权利。当孩子们沉湎于网游无力自拔的时候，他们可能不知道网游大亨的行为从来都是理智清醒的。当我们观看开发商载歌载舞推出高价新楼盘的时候，我们可能忘记了楼价已和教育、医疗费用一起成为轰然崛起的“三座大山”。当权利被歪曲，权力就得逞。个人选择如斯，社会变迁亦然。波兹曼把生前最后一本描述后工业化社会的书命名为《娱乐至死》，也许有些夸张，但并非没有道理。
假如我们仍然相信严肃是一种必要的生活态度，仍然相信刻苦努力是成功之母，仍然相信除了开心还需要悲悯，仍然相信调侃之外还有批判，我们就不该以天性为理由滥用自由的权利，就不会在选择的名义下放弃真正的利益，更不该在权力的操纵下迷失了自己。
娱乐背后的利益博弈(2)
三、不是每个人都渴望“娱乐至死”
“乐而不淫”，孔子作如是说。
我有过一个黑人同学。当有一次我盛赞黑人孩子超常的体育素质、文艺天赋时，她不以为然地摇摇头对我说：“美国主流文化总是这样说。打球、跳舞使我们的孩子快活，但几个人能成为NBA球员、好莱坞明星？社会需要更多的是工程师、会计师，是教师和大夫，但这样的专业人才不是在球场和迪厅里玩出来的，靠的不是总要感到快活。我有时觉得，这是一个使我们永远贫困的阴谋，一个我们很难战胜的阴谋。”事隔十几年，她说话时悲哀样子依然历历在目。五六年前，我有过一个白人同事。一次我们路过纽约东哈莱姆的一个拉美穷人居住区，赶上那里几乎每月必有的街坊节。看到居民们兴高采烈地跳舞、饮酒，我惊叹：“这些人活得真快活，似乎从不为贫穷担忧。”同事回答我：“是呵，他们整天傻乐，不好好念书和工作。不过，怎么说呢，这是他们的选择。再说，社会也需要有人这样，毕竟总需要有人在加油站做工。”他一脸的不屑，我至今还记得真切。
看来，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娱乐至死”，但确是有人“娱乐至死”。是谁？波兹曼没有说明。但他比较了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和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在他看来，“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剧。”我猜想，滑稽剧的导演和演员不会“至死”，“死去”的大多是信以为真的“粉丝”。
失意精英的“精英情结”解读(1)
夏学銮
精英失意产生于自身的精英情结。要抚平失意精英的失意心理，就必须解构并重构其精英情结。经过解构并重构的精英情结，不应再叫“精英情结”而应改称其为“精英精神”了。
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有一些落拓失意之人，当这些落拓失意之人又是一群文人的时候，他们就会在社会上闹出不大不小的动静，造成惊世骇俗的影响。人们在谈到这群人时往往用“失意精英”来标定他们。从古代中国的屈原到现代西方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是具有浓厚“精英情结”的失意精英。前者从“执政者”落拓为“放逐者”，后者从“立法者”失意为“阐释者”。这就是古代中国有《离骚》问世、现代西方有后现代主义兴起的原因。不管怎样，精英心态研究是社会科学研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
一、已经是精英了，还有失意吗？有，当然有。要不，郑板桥也不会书写“难得糊涂”的座右铭来自警醒世了
“失意”与“得意”相对，有“不遂心愿”和“志向难酬”的意思。凡有社会学上所说“失落感”、“挫折感”和“剥夺感”的人都是失意之人。当“失意”与“精英”连在一起使用的时候，人们不应过分诧异：他们都已经是精英了，还有失意吗？有，当然有。要不，郑板桥也不会书写“难得糊涂”的座右铭来自警醒世了。与一般人相比，精英失意的机会要多得多，并且失意的程度要大得多。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愈是精英，愈容易遭遇失意的打击。
如果我们把眼光向周遭搜寻，就会发现各种各样的失意郁闷之人：从天之骄子到普罗大众的大学生，从政府官员到普通老百姓的机构精简分流人员，从英雄模范到下岗职工的买断工龄人员……这些人都可以说是我们所要讨论的失意精英，他们是或因声望、或因权力、或因财产受损而失意的社会优秀分子。由于这些人的失意是客观存在的，他们有社会地位、权力、声望的实际损失，然后才使他们产生前后两重天的剥夺感和挫折感，所以，他们的失意是绝对失意。
精英，特别是知识精英，由于其精英情结，比一般人更容易产生相对剥夺、相对失意感。知识精英的“纯粹”情结，把自己置于一个孤芳自赏、曲高和寡的危地。孤独的人最敏感，往往会把针鼻间的小事无限歪曲放大，以便取得耸人听闻的宣传效果。而且在麻烦制造方面，相对失意精英比绝对失意精英有过之而无不及。
二、精英情结主要由八种意识组成：即纯粹意识、唯美意识、忧患意识、愤青意识、独立特行意识、孤芳自赏意识、相对剥夺意识和悲观厌世意识
精英失意既有客观基础，又有主观条件。客观基础是精英的绝对剥夺或相对剥夺，主观条件是失意精英的精英情结。在失意精英的塑造上，前者是必要条件，后者为充分条件。毫无疑问，精英情结是导致失意精英最后完成的关键因素。那么，知识分子的精英情结到底包括那些心理特质呢？在笔者看来，精英情结主要由八种意识组成：即纯粹意识、唯美意识、忧患意识、贲青意识、独立特行意识、孤芳自赏意识、相对剥夺意识和悲观厌世意识。
一是纯粹意识。在定义上，精英就包含“纯粹”的含义。只有“纯”才能成“精”，只有“粹”才能成“英”。虽然这是自然界的常理，但却不可成为人类社会的法则，人类社会的组织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差异相处、和谐共存的。精英具有“纯粹”的品质自然是好的，但是具有“纯粹”的意识就不好了，因为它会对其他人群产生社会排斥作用。
二是唯美意识。精英的唯美意识与其纯粹意识紧密相关，正是精英的纯粹意识产生了它的唯美意识。虽然追求完美是人类之天性，但是不完美往往是事物之常规。精英之错不在于追求完美，而在于过度追求完美，以至于达到“唯美主义”的程度。古希腊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过度和不及是恶性的特征，只有中道才是美德的象征。按照亚里士多德所说，“唯美”就是逾越了中道——“完美”——而变成过度的一种恶行。完美的另一极恶行——不及是“凑合”。精英不愿意凑合而追求完美是对的，但是，脱离实际条件而一味地追求完美就变成了“唯美”，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三是忧患意识。知识精英大都有一种忧患意识，既有“居庙堂之上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家国天下意识，又有“视天下之治若未治，视天下之安若未安”之圣人遗风。从古至今，忧患意识都是一种积极的社会情操。但是，在表达方式上，现代精英缺乏古代先哲们的那种谦恭态度，不是“有才不刻，慈而不谬”，往往恃才傲物，一副救世主的姿态。这种不与当权者为伍的假清高，使其忧患意识大大打了折扣，有时径直变成了酸腐文人的无病呻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