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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我自己对中国的看法就已改变。这是由中苏分裂以及象戴高乐和阿登纳

这样的国务家的忠告。这两人都对我说，美国与中国建立关系是极为必要

的。”“把中国和美国拉在一起的是国家安全方面的压倒一切的需要。”“我

们永远不应忘记，我们是为自己而行动，而不是为中国。”“当我1969年与

戴高乐再次谈到中国时，他说： ‘你们与其在中国强大后不得不承认它，还

不如在这之前承认它。’” “从现在到20 世纪末，我们的目标应是确保 21

世纪的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巨人，不一定是亲西方的，但一定不能是亲苏的。”

尼克松特别提醒美国统治阶级 “不要天真地过高估计中国的变化。中国领导

人依然是共产党人，不是资本家。”尼克松不愧为美国资产阶级利益的忠实

卫道士，在他看来， “自由世界”的霸主，“舍美其谁”？！美国的战略利

益是唯一要考虑的，中国不过是他用来制胜 “重量级拳击敌手”的筹码。

尼克松说： “我们可以预料美苏之间的最后胜负将取决于他们在第三世

界的争夺。” “我们不仅应该阻止共产主义在第三世界的扩张，还应谋求在

那里扩大自由。” “里根总统说得对，我们应该永远支持反对共产主义侵略

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原则。”

所谓 “1999，不战而胜”，就是通过 “遏制、竞争及谈判结合在一起的

综合性政策”，以谋取胜社会主义制度。 “不战而胜”，主要的内容就是在

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搞和平演变，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 “美国国家安全利

益”。

“不战而胜”，决不意味着放弃使用武力。尼克松说：“我们必须铭记

丘吉尔 1945年对美国国会的告诫： ‘到目前为止，就力量而言，可以比较大

小，而在正义和非正义之间是无法比较是否相等的。’”尼克松认为，当 “直

接危及美国安全的利益”时，美国 “只能采取军事行动，别无它择。”美国

要动武，还不能找点 “理由”吗？

中国不可能侵犯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相反中国的内政常受美国干涉。对

中美建交有贡献的尼克松先生，出自美国的国家利益考虑，批评美国对中国

的某些现行政策，说明他不失为有远见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和谋略家。

不独是尼克松，当今世界上所有的谋略家，都是为自己的国家利益出谋

划策的。除变节者外，没有一个谋略家背弃自己的国家利益。

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捍卫者，为自己国家安全利益而某是理所当然的。

二、加强国防意识

为国家安全利益而谋，必须加强国防意识。

种种现实情况，提醒我们要牢记 “居安思危”、“忘战必危”的古训。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这一格言见之于《左传》。（《尚

①

书》、 《逸周书》均有此意）“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孙子说： “故用兵

之法，无恃其不来，恃我有以持之。先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据 《吴

子·料敌》记载，吴起在魏国为将时，魏国处在六国中间，四面受敌。魏武

侯寝食不安，就此询问大将吴起。吴起据魏国所处被动地位的实际情况，回

答道： “夫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今君已戒，祸其远矣。”这里的戒是警

惕、戒备之意。吴起把 “戒”作为“安国定邦之道”，并推其为首，是很有

道理的。 《吴子》还在《论将》五条中着重强调“备”和“戒”两条：“备

者，出门如见敌”，要求部队经常有敌情观念； “戒者，虽克始战”，即使

在克敌制胜后的时间里，也应和开始打仗那样，不可以骄傲轻敌，更不能刀

枪入库，马放南山。

春秋吴越争雄时，在吴强越弱的形势下，越国谋臣文种，向越王勾践献

了 “内补外泄”之《九大计谋》：一是尊天地、事鬼神，以专臣民信仰。二

是向吴多献宝以骄吴王之心，消磨其志，贿以内奸，常向吴王美言于越。三

是高价超购吴国米粮，使吴之民无余粟。四是献美女以迷吴王心志、耗其精

气、破其智谋。五是贡良材巧匠造殿、器，损其财物。六是广选供吴王寻欢

取乐之尤臣。七是不间断地在佞臣、谏臣间制造鸿沟，扩大其矛盾。八是富

国强兵，备物筹资。九是操兵演武，待机攻吴。九条计谋中尽管有糟粕，但

有这样两点是极为重要的。第一、九条计谋构成军事、政治、经济三合一的

“整体对抗谋略”；第二、其中八、九两条最重要，即“强兵”和备战。越

王勾践有卧薪尝胆誓复山河的决心，采纳了谋臣文种的计谋 （当时历史条件

下的 “国家安全战略”），取得了“臣民信仰”，终于使弱小的越国灭亡了

强大的吴国。

① 《司马法·仁本第一》。

相反，我国历史上的统治者，因政治腐败，居安忘危，放松戒备而导致

有边无防、丧权辱国的例子也是很多的。如大清帝国任洋人宰割，蒋介石统

治的旧中国，受尽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等等，都可说明这个问题。历史的教

训，不能再重复？用两千多万先烈的鲜血换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怎能不爱

护？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当代军人应为国家安全利益而深谋远虑。

翻开世界近代史和现代史，几能跤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国家，无不重视

国防教育。100 多年前，德国首相俾斯麦曾经说过一句名言： “萨多瓦和色

当胜利的荣誉属于日尔曼的小学教师”。俾斯麦的这句话是指19世纪中叶，

普鲁士在追求国家统一时，为了增强整个民族的自信心，从小学开始，就对

孩子们进行自强不息的教育，激发他们的民族责任感。以致他们长大成人以

后，作战非常勇敢，终于取得了萨多瓦和色当这两次重大战役的胜利，统一

了德国。

美国把国防事业当作“社会第一勤务”。每逢大的集会，军乐队必奏“星

条旗永不落”的国歌；英国每年在 11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日，都由皇室

主持为阵亡将士举行悼念活动：法国在西海岸塑筑军人英武的雕像，他们遥

指大海，告诫人们不要忘记外敌入侵的危险，苏联一直在提倡 “军事爱国主

义”等。他们不单有较强的国防观念，而且舍得花钱搞国防建设。日本的中、

小学课本中公开说明：日本国上狭小，没有资源，只有靠技术，靠奋斗，否

则就要亡国。日本儿童的脑海里从小打下 “忧患意识”、“竞争意识”的烙

印。瑞典知道在下次战争中，它可能是遭到入侵的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在

构筑一个 “规模巨大的、相当秘密的地下世界”，把 “陆、海、空军司令部、

飞机库，修理厂、军火和燃料储备库，以及国内防务中心控制网、公共防空

洞、工厂、医院、实验室、消防处和发电厂”等都 “转入地下”。

西方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都重视建设有法律效应的军事制度、军事政策和

国防政策。他们以法律的形式强化国防制度；不论是领导人还是资本家，在

国防法律、法规面前，总是规规矩矩，不敢 “稍有怠慢”，或公开抵制。当

然，那种基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反动民族主义的侵略政策，我们是坚决

反对的。但他们重视国防教育及国防建设的做法是值得我们借鉴的。特别是

象瑞典这样的国家，为了捍卫自己国家的独立，这样重视国防，很能启发我

们思考。

我国人民是有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的。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建立了社会

主义制度的今天，曾出现过无数可歌可泣的爱国志士和民族英雄。老一辈无

产阶级革命家是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典范，他们从祖国安全利益和

人民长远利益出发而制定的宏谋大略，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问题在于，

这些年来国防意识淡化了，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放松了。

在和平建设时期，怎样才能加强国防意识呢？

首先，军事领导者在国防建设中应有紧迫感。否则斗智谋略怎能产生？

我们应当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防建设要服从国家经济建

设的大局，但绝不应消极等待，放松逐步的、有计划的加强国防建设。经济

建设是实现国防现代化的前提，国防建设是经济建设的保证。

再有，必须强化全体军民的国防观念。现在一些人认为，和平建设时期

讲强化国防观念是 “搞狼来了那一套”，更有甚者认为是冲击经济建设。这

种观念是十分幼稚的。国防观念的核心就是国家安全利益观，即对维护国家

尊严、领土完整、国家主权的高度责任感。追求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伟大

理想和抱负，也是进行经济建设不可缺少的一种动力。激发这种爱国之心，

有赖于国防教育制度的建立和健全 （包括系列教材）。

还有一些人认为，我们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地位是巩固的，即使有战事，

现动员也来得及。这也是片面的。强化国防观念，不是搞 “盘马挽弓箭不发”

的“情况刺激”，主要是建立军事谋略目标得以实现的巨大精神支柱。安东 ·亨

利·约米尼所著 《战争艺术》一书认为：“作者并不主张一个国家应该一天

到晚，都剑拔弩张地准备打仗，这种情形对于全体人类而言，实在是一种祸

害，而且不可能长远如此。作者只是认为一个文明国家的政府，应该随时有

应战的能力——它不可以在无准备状态之下为敌人所击败。要达到这个目

的，则政府当局一定有远见，要有完善的军事制度和良好的军事政策。”

战争结局的胜与败。固然有种种原因。但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在

平时重视民族精神的培养，爱国、尚武情感的训练。如果把战争仅仅看做是

全国临战以后的事情，那就大错而特错了。一个英明的军事领导者，不仅善

于在战争中进行妙算，更应在战前就有谋划制胜的法门。

有了国防观念、懂得居安思危、忘战必危的道理，其功力是广泛的。部

队干部、战士可以安心习武、爱军献身，在建设强大的现代化军队中，敢于

探索、改革，百折不挠；各行各业的人，可以在国家和地方的各项建设中兼

顾国防和后备力量的建设需要；还可以进一步搞好军民关系、增强战争的物

质基础和潜在力量，实现军事谋略所确立的目标。

三、弘扬爱国主义传统

为国家利益而谋，必须弘扬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

《孙子》说，为将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

国之宝也。”这是为国而谋，而不是为私而谋的古代表述。

三国时期的谋略家诸葛亮，一生用来要求自己的是：“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并以此教育他的儿辈。 “淡泊”是讲没有私欲，“宁静”

是讲只有冷静思考，才能深谋远虑。

宋朝的民族英雄岳飞一生精忠报国。他的名言是： “文臣不爱钱，武臣

不惜死，天下太平矣！”

明朗的戚继光说过，“天下之险，莫过战阵。”他献身于国家安全利益，

英勇抗击倭寇的形象，传为历史佳话。

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爱国主义情操更使我们受到教育。毛泽东

从青年时代起，就认为 “努力救国是每一个人民的天职”，立志“改造中国

和世界”。1915年，他对袁世凯承认日本二十一条的罪行，义愤填膺，奋笔

疾书： “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周恩来青年时代怀着 “为中华之崛起”的救国之心而奋发进取。1917年

6 月他在天津南开中学毕业后，东渡日本留学，临行前，写了一首咏志诗。

诗云：

“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青年时代的刘怕承，怀着 “大丈夫当仗剑拯民于水火，岂顾自己一身之

富贵”的爱国主义思想，毅然投身孙中山领导的民族革命运动。后来他参加

了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锻炼成为著名的军事谋略家。

彭德怀 1950年奉命率部出征，挂帅赴朝，他表示坚决支持毛泽东关于抗

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他义无反顾，慷慨激昂地说： “美国打到鸭绿江

边，威胁我东北，又控制我台湾。它既要来侵略，我就要反侵略，出兵朝鲜

是必要的，我们跟美国打，大不了美国打进中国来，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

晚胜利几年。”他在出征途中，心潮澎湃，即使扎营驻地，仍昼夜不能安睡，

反复念叨着手泽东的话；别人着急，我们不能站在一边看……要爱护朝鲜的

一山一水、一草一木……。这是一番多么深这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

的思索。

我党我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从爱国主义开始，沿着马克思主义指引

的方向前进，把爱国主义同共产主义、国际主义结合起来，为民族解放和人

类解放事业，创造了伟大的业绩。

江泽民离开上海前往北京负重任时，前任市长江道涵引用了林则徐当年

两句诗相赠，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大意是：假如对国家

有利，可以把生命交付出来，怎能有祸就逃避，有福就迎受呢？江泽民在会

见美国耶鲁大学退休教授赵浩生时，重提这两句诗，来形容他临危受命出任

总书记的感受，志在振兴中华。

无论是老一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还是新一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

为国家利益而谋的宏图大志，是一种精神力量，能给人以感染和鼓舞。

第十二章 知彼知己，趋利避害

知彼知己，趋利避害是军事谋略的一条极为重要的原则。军事谋略必须

建立在唯物论的反映论的基础之上。主观符合客观是谋略成败的关键。坚持

从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不搞一厢情愿。客观全面地分析敌

我双方的优劣长短，权衡利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以己之长，击敌之短。

一、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自古以来，一切高明的军事家在施计定谋过程中，无不强调熟知敌我双

方情况。这一规律被我国古代军事大师孙武概括为 “知彼知己”。

“知彼知己”，是指导战争的普遍规律，又是斗智必须遵循的普遍规律。

任何一个正确的军事谋略都是建立在 “知彼知己”的基础之上。《孙子》曰：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

任何一个军事谋略都带有极强的对抗性，敌我双方指挥员都力图出奇制胜。

实践证明，明知彼，暗知己；或暗知彼，明知己；或不知彼，不知己；不论

那种情况发生，都不能正确制定出奇妙的谋略，都会在军事博弈的舞台上遭

致失败。

知彼知己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颇难，尤其做到知敌深、知己透更难。因

为知彼何己要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比如双方作战企图伪装的严密程度；双

方侦察手段的先进程度；各种情报准确程度；客观条件具备程度；指挥员主

观能动性发挥程度等等。这里最重要的是最后一条。在上述各种悄况相同的

条件下，有的指挥员独具慧眼，通过对敌我双方诸因素的深刻分析，就能发

现隐蔽在敌人之中的强中之弱，优中之劣，长中之短，找出自己的行动方案；

相反有的则不能识破敌人的诡诈行为，被假象所迷惑，或不能透过敌人的表

面现象看透其本质，造成错误的判断，使自己陷入被动局面。军事谋略学要

探讨如何才能遵循知彼知己的斗智规律。

学习 《孙子》揭示的知彼知己规律，要着重体会其朴素劾唯物论思想。

《孙子》说，“经之以五事”：“一曰道，二日天，三曰地，四曰将，

五曰法。” “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道”是指

“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使民众支持战争 （孟

子：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天”是指天时。“地”是指地利。“将”

是指应具备 “智、信、仁、勇、严”品质的指挥人员。“法”是指军队编制、

将吏配备和后方补给。能深刻认识以上五个因素的才能打胜仗，否则就要打

败仗。

《孙子》又说，“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

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

矣。”所以，要分析研究双方条件，探索胜负的可能性。看哪一方的君主能

得到人民拥护？哪一方将帅有才能？哪一方的军队能得到夭时地利？哪一方

的法令能贯彻执行？哪一方的军事实力强大？哪一方的士卒训练有素？哪一

方的指挥员赏罚严明？根据这些条件衡量对比，眈能判知谁胜谁负。《孙子》

的 “五事”、“七计”对兵家具有重要的理论影响。

《孙子》还说：“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击，胜之半也；知

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以 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胜之半也。故知兵者，动而不迷，举而不穷。

故曰：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

只知道我们的部队能打，而不知道敌人不可以打，胜利的可能性只有一

半；知道敌人可以打，而不知道我们的部队不能扫，胜利的可能性只有一半；

知道敌人可以打，也知道我们的部队能打，但是不知道地形条件不利于打，

胜利的可能性也只有一半。懂得用兵的人，行动正确无误，措施变化无穷。

所以说，了解敌人，了解自己，胜利一般不会成问题，懂天时，识地利，胜

利才可以确保。

从 《孙子》的论述看，他总是主张客观全面地观察分析问题，反对主观

性和片面性。 《孙子》曰：“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

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聪明的将帅考虑问题，必须兼顾利害两方面，

从有利的方面考虑，能坚定胜利信心。从有害的方面考虑，能消除意外的祸

患。

《孙子》曰：“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打胜仗的军

队，都是具备了胜利的条件再去交战。而打败仗的军队，往往是先和敌人交

战再去寻求胜利。

2000 年以前， 《孙子》就有这样的唯物比思想，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大

家知道，毛泽东高度赞扬了孙子的 “知彼知己”原则。并以辩证唯物论作了

一系列的科学阐述，大大发展了 《孙子》的思想。

毛泽东一再强调，从敌我双方的实际出发，坚持主观和客观相统一。这

是用兵的要害所在。古今中外的军事家违背了主观必须符合客观的规律，随

心所欲，无不碰得头破血流。

毛泽东指导战争的学说，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反映论的理论基

石之上，因而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他强调调查研究，以及认识过程的两个飞

跃， “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认识战争的科学方法

等等，都值得我们反复体会。

朱德在讲到毛泽东的用兵方法时说： “有什么枪打什么仗，对什么敌人

打什么仗，在甚么时间地点打甚么时间地点的仗。第一句话是根据部队武器

装备，第二句话是根据敌情，第三句语是根据时间地形各种条件，这是实事

求是和唯物主义的用兵方法”。 “这几句话有很深的意义，古今中外，不知

有若干军事家在这里栽过筋斗的。”

我们在学习知彼知己的原则时，有一点需要特别强调一下，这就是要有

科学的老实态度。主观片面地观察分析问题，爱听顺耳之言，不听逆耳之言，

报喜不报忧，不敢讲真话，自欺欺人，弄虚作假，看上级脸色违心办事。结

果只能是损害国家和党的利益，害人害己。

要做到 “知彼知己”，必须进行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掌握大量的

第一手资料。诸如，双方人的因素：兵员多寡，士气高低，人心向背，质量

强弱，指挥官特点；物的因素：武器优劣，装备轻重，编制大小，给养丰歉；

以及天时、地利对各自的影响等等，皆瞭如指掌。没有科学的求实态度，一

切谋略无从谈起。

二、趋利避害，扬长避短

知彼知己，客观、全面地分析敌我双方的优、劣、长、短，权衡利弊，目的在于谋取优势和主动，斗智特别是 “智”在化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

动，化不利为有利。

孙武虽是朴素的唯物论者，但在发挥主观能动性方面，有许多精辟的论

断。例如：

《孙子》兵法中有许多造“势”的论述。这里所说的“势”，就是根据

情况，趋利避害、机变灵活所造成的形势，即发挥主观能动性，陷敌于不利

态势。

《孙子》曰：“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善于指挥作战的人，总

是设法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调动。

“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功之，以卒待

之。”所以善于调动敌人的人显示某种假象，敌人就会听从调动，给予某些

小利益，敌人就会被诱上当。以小利引诱敌人，以主力准备歼灭敌人。

“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敌佚能劳

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能使敌人自动前来的，是设法利诱它：能使敌

人不能前来的，是设法妨害它。所以敌人闲逸，要能使它疲劳；敌人粮足，

要能使它挨饿；敌人安稳，要能使它移动。

《孙子》说的“形人而我无形”。即既要察明敌人情况，又要隐蔽我军

形迹。

《孙子》曰：“故知胜者有五：知可以与战不可以与战者胜，识众寡之

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知

胜之道也。”

预见胜利要考察五个因素：知道在什么情况下能打，什么情况下不能打

者胜，懂得根据兵力多少，取不同战法者胜；全军上下团结一致者胜；预有

准备的军队对付无准备的敌人者胜；将帅有才能而国君不予牵制者胜。这五

项就是预见胜利的条件。

《孙子》所说的五个制胜因素，都涉及到主观能动作用的发挥。

《孙子》的斗智艺术，从他的 《九地篇》的一段话中很可以看出：“古

之善用兵者，能使敌人前后不相及，众寡不相持，贵贱不相救，上下不相收，

卒离而不集，兵合而不齐，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敢问， ‘敌众整而

将来，待之若何？’曰， ‘先夺其所爱，则听矣。’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

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这就是说：从前善于用兵的人，能使

敌军前后不能互相策应，主力和一部不能互相依仗，官兵之间不能互相救授，

上下隔绝不能互相保障，士兵离散而不能集合，部队虽然集中而不能一致行

动。情况对我有利就行动，对我不利就停止。请问：敌军众多而严整地即将

向我进攻，应该怎样对付呢？回答是：先夺取其要害，敌人就会听我摆布了。

用兵的诀窍，贵在行动迅速，乘敌人来不及设防，从他意料不到的道路，攻

其没有戒备的地方。

我军打的许多漂亮仗，当然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导下取得

的。但有不少地方，可从 《孙子》兵法中或多或少地找到影子。

《孙子》兵法中的谋略思想，固然是客观规律的反应，但无不与主观能

动性相联。在某种意义上说，没有主观能动性，就没有谋略，也谈不上斗智。

大家知道，毛泽东在车观、客观关系上，特别是关于 “主观能动性在战

争中”的论述，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宝库。辩证唯物论和旧唯物论的区

别，重要的一条恰恰就在是否承认人在实践中的主观能动作用。

“战争力量的优劣本身，固然是决定主动或被动的客观基础，但还不是

主动或被动的现实事物，必待经过斗争，经过主观能力的竞赛，方才出现事

实上的主动和被动。在斗争中，由于主观指导的正确或错误，可以化劣势为

优势，化被动为主动，也可以化优势力劣势，化主动为被动。一切统治王朝

打不赢革命军，可见单是某种优势还没有确定主动地位，更没有确定最后胜

利。主动和胜利，是可以根据真实的情况，经过主观能力的活跃，取得一定

的条件，而由劣势和被动者从优势和主动者手里夺取过来。”①

“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但力量在战争过程中变化其原来的形态。在这里，

主观的努力，多打胜仗，少犯错误，是决定的因素。客观因素具备着这种变

化的可能性，但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针和主观的努力。这时候，

主观作用是决定的了。”②

在知彼知己的基础上，趋利避害。这是军事谋略家要着重解决的问题之

一。对我者扬长避短，对敌者扬短抑长。一切扬长击短的计谋，皆在于把己

方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到最大限度，而把敌方的主观能动性限制到最小限度。

长和短、利刷害、优势和劣势、主动和被动，是相反相成的，在一定条件下

是可以转化的。

我们认为，对我们有利的变化，应从三个变量中去把握：一是暂时不变，

变得越有利，变得有害。对我有害的变化也应从三个变量中去把握：一是暂

时不变，变得越有害，变得有利。从双向对抗中看到和预测到敌我各种变化

快慢，谋略家此时就要从利与害中做出最佳选择。若对我之不利的情况暂时

不变的话，而敌人之有利的情况正在向不利转化，而且转化疾速，那么我之

不利将从敌之有利变为不利的过程中得到补偿，甚至变为有利。

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衡取其轻。对敌，化有利为有害；对己，化有

害为有利。趋利避害；以己之长，击敌之领。谋略家要善于把握这种要领，

以取得斗智的最终胜利。

①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228—229 页。

②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224 页。

第十三章 困敌制胜，机智灵活

因故制胜，机智灵活是军事谋略的又一条极为重要的原则。军事谋略要

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

① ②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 “谱不可以尽奕之变，法不可以尽战之奇。”着

眼战争的特点和发展，按照情况活用原则，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用谋

贵活，摒弃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

一、兵无常势，水无常形

正确反映了客观矛盾运动的战争指导规律及谋略一般原则，是从战争的

特殊性中抽象概括出来的，可以给人指出方向，但不可能囊括 （穷尽）所有

的战争特殊性。普遍性的东西只有和特殊性相结合，灵活运用，才有生命力。

战争是在活人之间进行的。战争是一个激烈对抗的双向结构系统。这种

对抗是双方的能动对抗，是在客观物质的基础上两种互逆的主观能动性的剧

烈碰撞，它是一个 “活的反应过程”。战争的能动对抗性，使战争的复杂性

之中增加了强烈的流动性。这正如宋代何去非所指出的： “法有定论，而兵

无常形。一日之内。一阵之间，离合取舍，其变无穷，一移踵瞬目，而兵形

① ②

易矣。” 明代沈炼说，“用兵之法”，“贵在临期应变，难以一定而求”。

战争的能动对抗性，要求军事指挥员在作战时必须考虑到敌方“活的反应”，

避免犯主观主义的错误。克劳塞维茨指出： “战争这种意志活动既不象技术

那样，只处理死的对象，也不象艺术那样，处理的是人的精神和感情这一类

活的、但却是被动的任人摆布的对象，它处理的既是活的又是有反应的对象。

因此，很容易看出，技术和科学所使用的机械的思维方法是很少适用于战争

的，同样也很容易看出，力图从战争中找出类似从死的物质世界所能找出的

③

那些规律，总是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错误。 所以，战争的能动对抗性要求军事

指挥员在筹划和运用谋略时必须具有灵活性。

战争有不同的性质，发生在不同的阶级、国家、集团之间、时间、地点、

条件又不一样。可谓敌异，战异；时异，战异；地异，战异。战争双方指挥

的斗智斗勇和敌我力量的此消彼长，又使得战争进程更加变化万千。战争进

程中，必然性总是通过无数的偶然性表现出来；胜利的客观可能性变为现实

性，总是离不开主观能动性。

古人的谋略思想中有许多可取的东西。 “因敌制胜”的谋略原则是《孙

子》提出的。 《孙子》曰：“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

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

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孙子》的辩证法思想也是我们要着重吸取的。诸如虚实转换、奇正相

生、我专敌分等等，无不充满机智灵活的谋略气息。

① 《孙子·虚实篇》。

② 〔明〕王鸣鹤《登坛必究·百战》。

① 《何博士备论，霍去病论》。

② 《历代名贤经武粹语》。

③ 《战争论》第1 卷第 179—180 页。

《孙子》说；“易其事、革其谋，使其无识。”即经常变换战法，更新

计谋，使人无法识破。

《孙子》说的“践墨随敌”，即既要按照原则，又要适应敌情变化的意

思。

战争的实践无不说明：按照辩证法用谋则胜，按照形而上学用谋则败。

战国时代，齐国将领孙膑 “减灶”赚庞涓；东汉末年，太守虞诩则“增灶”

赚敌军。齐军势强，为了诱使魏军追击，故有孙膑减灶之谋；而汉军势弱，

为了震慑敌军故有虞诩增灶之计。虞诩说： “孙膑见弱，吾今示强，势有不

同故也。”一减一增，说明了虞诩能够针对具体战争的特点灵活运用前人的

谋略，因而夺取了战斗的胜利。

相反，三国时期蜀将马谡照搬韩信破赵用的 “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

地然后生”的谋略，违背孔明坚守街亭、依水安营的命令，扎寨于山顶这一

绝地。马谡没有具体分析两次战争的不同特点和不同任务。韩信是要夺取一

个要地，利在速决；而马谡是要坚守一个要地，利在持久。马谡违反军令，

错误地将兵马 “投之亡地”、“陷之死地”，当魏将张邰断其水源后，蜀军

士兵即遭瓦解，结果痛失街亭。战争史一再证明，具体战争的军事谋略只能

从对具体战争的分析中获得，照抄照搬别次战争的谋略是一定要失败的。

战争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军事指挥员在筹划和运用谋略时决不能因

循守旧、故步自封，既不可把前人的谋略硬套于现在的战争之中，也不可把

预定的谋略计划硬套于不浙发展变化的战争实际进程之中。战争是发展变化

的，因而军事谋略也必须适应战争的发展变化，真正做到敌变我变，以变制

变。

二、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

如果说，古人谋略思想中有朴素的唯物辩证法的光辉，那末毛泽东自觉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指导战争，却是我们的典范。

毛泽东不仅重视研究战争的普遍规律，吸取前人的经验 （包括批判地吸

取古人的和资产阶级军事学说中的合理成分），更重视研究中国革命的特殊

规律，强调 “按照情况活用原则”，反对教条主义。毛泽东说： “我们研究

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个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的指导规律，

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①

“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