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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谋略学》作者：张震【完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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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作战的兵力、兵器、军兵种的部署，一方面要强调整体优化组合的效
应，另一方面要考虑从这一整体状态过渡到下一整体状态的应变组合效应。
一定整体组合总是体现在实现一定目标的功能上，当这一目标实现后，这一
整体组合就应当拆散，以便在新的目标上形成新的整体组合，这就是应变组
合效应。在战争的进程中应变组合就是谋略家谋略优化部署时的退路。这一
退路是风险度大的决策的退路。
5、后勤供给是上述各方面留有余地的通盘考虑所要注意到的基本限制条
件。供给线太长，供给就很脆弱，供给的机动性太差，部队缺给养的可能性
增大，因此，作战目标、空间、时间、部署的谋略都应当以这个基本限制条
件为限制。谋之利害、知之保障、筹之营运，操之补偿，也是谋略家的基本
谋略内容之一。
第十七章 军政两手相辅相成
军政两手，相辅相成是军事谋略的重要原则之一。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
派惯用反革命的两手谋略来对付革命人民。一手是军事镇压，一手是政治欺
骗；一手是刽子手的职能，一手是牧师的职能。革命的人民必须学会用革命
的两手，即以革命暴力和政治揭露对付反革命的两手。既不怕他们的恐吓，
也不相信他们的好话。以打对打，以谈对谈，又打又谈，针锋相对。
一、战争的本质决定了军政两手相辅相成
古罗马有一句谚语： “假使你希望和平，那你就必须准备战争。”本世
纪英国军事史学家利德尔·哈特则对此说作进一步解释：“假使你希望和平，
那你就必须了解战争。”利德尔·哈特这句看似很普通的话，确是一句至理
名言。如果连战争的本质是什么都不了解，那又如何准备战争、谋取战争的
胜利呢？
大家知道，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许多人已对战争发生的原因和它所
担负的使命作了有益的探索，但最先把战争这个人类社会的特殊活动形态的
本质明确地揭示出来的是 19世纪的克劳塞维茨 （1780—1831）。克劳塞维茨
是普鲁士的一位职业军人，他从青年时代起，即根据当时欧洲战争特别是拿
破仑战争的实践，开始思索战争问题，并写作了大量论文。1816年以后他开
始构思系统的理论著作，即他死后才由别人出版的 《战争论》。 1827 年他
写完全书的初稿后，怀着十分喜悦的心情写信给他的朋友罗德尔少校说：“战
争，是我十几年来反复观察思索的大论题。战争到底是什么？我发现，战争
的本质或规律不完全是由它自身来决定的，战争，说到底，它不过是一种工
具或手段，而操纵这个工具的手则是政治”。作者在 《战争论》中反复地论
证了这个命题。他说： “战争无非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而“决不
是什么独立的东西”；战争所表现的依然是战前就有的东西，即交战双方的
政治关系和政治利益， “只不过它是借用另一种文字和语言罢了”，因而，
“战争虽然有它自己的语法，但是它并没有自己的逻辑”。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悉心研读了克劳塞维茨的 《战争论》，并专门写
了长篇的摘录和笔记，列宁尤其赞赏克劳塞维茨的战争本质论，认为这是唯
物辩证法研究战争问题的一大进步，并把克劳塞维茨的论述归结为 “战争＝
‘以剑代笔’的政治”，他说：“一切战争都不过是各交战国及其统治阶级
在战前几年或十几年内所推行的那一种政治通过暴力手段的继续，同样，结
束任何战争的和约也只能是对本次战争结果所造成的力量的实际变化的统计
和记载”。
被西方军事学术界称为 “20 世纪克劳塞维茨”的利德尔·哈特 （1895—
1970年）在其 《战略论》中，进一步阐发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本质论，并进
而说明了军事与政治相配合的大战略思想。
他说： “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是克劳塞维茨关于战
争定义的基础，也就是说，在整个战争时期，甚至在和平时期，战争都是这
一政治的继续。对于这个真理，永远不应忘记”，因而，考察战争问题，“既
要从政治开始，也要到政治结束”；他提出了 “军事目标”与“政治目的”
的关系问题，认为 “军事目标是由政治目的来决定的”。军事目标必须为政
治目的服务；另一方面，“政治不可以要求军事去完成它所办不到的事情”，
这是因为 “用流血方式解决危机消灭敌人军队”这个“战争长子”，并不是
绝对的、神圣不变的，暴力行为的作用 “并不是无限的”；他说：如果以为
战争这种推行政治的强制力量和暴力行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因而采取 “粗
暴地发泄本能”的态度，那末这样的人只能是个“武夫”，只配“作个军士”，
“而不能成为战略家和政治家”；他说，“战略家要善于超越战争”，要看
到战争以外的东西和战争结束后的和平，这是因为， “历史告诉我们，在军
事上取得了胜利，它本身不等于达到了政治目的”，甚有可能走向战争 “政
治目的”的反面，导致整个国家的崩溃。
他提出：战争既是交战双方 “物理上的对抗”，又是敌我之间“心理上
的对抗”，战争既有物理上的防线和坚壁，又有精神上的堤坝和战场；物理
上的消耗可以补充，精神上的溃败则无法补救；他认为拿破仑关于在战争中
“精神对物质的比重是三比一”这句名言“具有不朽的价值”。
他鲜明地提出： “战略是一种分配和运用军事工具来达到政治目的的艺
术”，是 “使敌人在物理和心理上都丧失平衡的艺术”，因而， “战略家的
真正目的并非一定要寻找一场会战，而在于寻找一种有利的战略态势”，他
借用我国古代军事恩想家孙子的话说， “最完善的战略，也就是那种不必经
过严重战斗而能达到目的的战略——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写到这里，不妨补充一点有关的史实。利德尔·哈特的 《战略论》（副
题为 “间接路线战略”）初版于1929年。他所以能在那时提出 “间接路线战
略”这一概念，并用这一概念闸述他的大战略思想，同他接触到我国的 《孙
子》这部书有密切关系。1927年，他头一次读到 《孙子》的英译本。他读后，
简直是欣喜若狂，如获至宝，对中国兵学泰斗孙武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正是
在 《孙子》的影响和启发下，在写作《战略论》时，专门辟出一篇，题为《军
事战略和大战略的基础》；他在 《战略论》出版时，特意从《孙子》十三篇
中摘取十三段语录作为其全书的篇首；他在这部书的序言中还特别说明，他
书中的许多观念 “并不是什么新的思想，而是古已有之”。由此可见，这位
西方战略学家对东方兵学先哲推崇之诚、敬佩之深。只要我们把这两部在时
间上相距二千多年的军事著作结合起来研读，就不难发现，利德尔·哈特的
“间接”、“直接”战略之分，实际上是对孙武的 “奇正之变”的继承和发
挥，是孙武的战略策略思想的现代化和西方化。
我们在这里引述两位西方军事家的著作和革命导师列宁的科学论断，旨
在说明，用什么样的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和思索战争这个人类社会矛盾的特殊
表现形态，认识和了解其本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是近代、现代中外
军事家谋划战争胜利的理论基础和前提。
如果用 “宿命论”或“天命论”的观点，即所谓“万般皆是命，半点不
由人”的观点来看待战争，把战争的发生和结束、战争的胜败和得失、战争
与和平的交替和转化，都归之于 “天意”的支配或上帝的安排，当然就谈不
到认识和驾驭战争运动的客观法则，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进行战争谋略的
运筹了；如果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待战争，把战争归之于社会生活领域中
的 “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并进而信奉“战争种族论”和“武器决定
论”，当然也不能说明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内在联系。
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把战争了解为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
才能明白军政两手相辅相成的道理。
二、我国古代兵家的军政两手谋略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世界上军事科学发达最早的文明古国，是军事家群星
灿烂的国度。我国古代兵家不仅以他们卓越的军事思想闻名于世，而且尤以
他们丰富多采的奇谋方略引人注目。在我国古代兵家的各种各样的奇谋方略
中，军政两手并用的谋略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
（一）我国古代兵家的军政两手思想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我们的古人即已看到了军事同政治之
间的关系，认为军队担负着 “除暴、讨乱、禁不义”的任务，负有力国家民
族 “扶危”、“除忧”、“救祸”，从而使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使命。
我国古代的一些军事、政治家不论是在治国、安民、平天下上，还是在
治军、打仗、夺取战争胜利上，都很注重军政两手相兼并用。我国春秋时期
大思想家孔子最早提出了文武兼备思想，他说： “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
武事者，必有文备” （《孔子家语·相鲁》）。这里的“文事”就是政治，
“武事”就是军事。孔子主张两者必须兼备，缺一不可。同时期大军事家孙
武在他的著名兵法 《谋攻篇》中论述其“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谋略时，
非常鲜明地提出了 “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的先进思
想，把 “伐谋”、“伐交”这种政治上、外交上的斗争和攻势放在了“代兵”、
“攻城”这种军事斗争和攻势的前面，可见他对军政两手相兼并用之重视程
度。孙子的这个思想实际上揭示了古今中外所有战争实践的一条客观规律：
只有军事攻势而不搞政治攻势，是极为片面的，因而构不成完整的先进的谋
略。
产生于战国后期的著名兵法著作 《六韬》则进一步发挥了《孙子》的谋
略思想。 《六韬》既讲了“武韬”，又讲了“文韬”，而在《武韬》篇中又
专门论述了 “文伐”的作用，提出了军事攻势中的十二条政治攻势方法，说
明 “十二节备，乃成武事”的道理。这就十分明确地告诉人们：“文伐”即
政治攻势是发动军事进攻的必要准备和前提条件，当 “伐谋”、“伐交”不
能奏效时，就要 “伐兵”，要立足于战场上的胜利，要把“文伐”同“武伐”
紧密结合起来，既不能光靠 “武伐”，也不能只寄希望于“兵不接刃”的“文
伐”即能 “使敌降服”。
成书于西汉的著名军事著作 《黄石公三略》，继承先秦兵家的谋略思想，
指出 “行兵之要”必须“总文武之道”、“操刚柔之术”，必须“德威”并
用、 “仁法”兼施，论述了“刚”与“柔”、“德”与“威”相辅相成的关
系。书中说 “柔有所设、刚有所施，弱有所用，强有所加”，认为刚、强、
柔、弱适宜，才能兵有所成， “能柔能刚，其国弥光。能弱能强，其国弥彰。
纯柔纯弱，其国必削。纯刚纯强，其国必亡”；书中说 “无德则叛”、 “无
威则弱”，主张仁法兼施， “仁施于顺”、“恶加于凶”。《黄石公三略》
中的“刚柔相济”、“德威并施”显然是军政两手的古代说法，“刚”与“威”
即我们今天所讲的 “强制手段”和“暴力行动”，“柔”与“德”即我们今
天所讲的 “政治怀柔”和“精神感化”。
我国古代兵家的军政两手的谋略思想，可以说是 “源远流长”。汉代以
后，三国时期的著名政治家和军事家曹操、诸葛亮，唐王朝贤明皇帝李世民
和大军事家孪靖 （即《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兵书中的李卫公），宋代开国皇
帝赵匡胤，以至明代爱国将领于谦、杰出的军事家戚继光等，都从不同角度
继承并在战争实践中发展了先秦兵家文武一体、军政两手相辅相成的谋略思
想和斗争艺术，井用以指挥了历史上许多有声有色的战争，导演出一幕幕威
武雄壮的活剧，创造了永垂青史的业绩。可以说，古今中外，凡有才智、有
作为的统治者和军事家，无不懂得军政两手相辅相成的道理，无不明白 “武
以力胜，文以德胜，文武兼施，方能尽胜”的真诚，无不通晓 “文武兼备之
道”、 “刚柔相济之术”、“恩威并用之谋”。
我国古代兵家的这种治国方略、谋略思想和斗争艺术，给近代、现代中
国政治家和军事家以深刻影响。
（二）诸葛亮文武兼施、恩威并用的生动实践
诸葛亮 （181—234 年）今山东沂南人，曾任蜀汉刘备政权的军师、丞相，
后被封为武乡侯。
诸葛亮生逢 “乱世”，当时汉室衰微，宦官专权，世族豪强争霸，战争
连年不断。诸葛亮在隆中隐居期间即博览群籍，尤好兵书，交游士林，关注
时局，并立下了一生要成就一番事业，统一天下的凌云壮志。诸葛亮感刘备
三顾之恩，27 岁那年走出隆中辅佐刘备，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受任于败军
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为兴复汉室，统一天下，他不仅表现了公忠体国、
励精图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品格，更施展了他足智多谋的政治智
慧、外交才干和军事艺术。他既善于军事上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更善于
政治上纵横捭阖和外交上的折冲尊俎。他可以说是文武兼施、恩威并用、刚
柔相济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战略家，是在艰苦复杂的斗争中善于使军政两手
相辅相成的一个古代典范。
诸葛亮一生指导和指挥了许多政治斗争和军事战役，但最能反映诸葛亮
军政两手相兼并用这一特色的，是他亲自率军出征夷越，成功地平息南中地
区反叛势力，结束这一地区动乱局面的生动实践。
汉末三国时期，隶属于蜀汉管辖的南中地区，即今天的四川南部和云南、
贵州一带，自古以来被称之为 “夷越之地”，居住在这里的羌、叟、僚、濮
等少数民族被视为 “化外之民”。特别是东汉末年的中央王朝派往南中的官
吏差不多都是些 “侵犯蛮夷”，拼命搜刮少数民族人民的贪官污吏。而面对
当地少数民族的骚乱、起义和反抗，东汉统治者又总是沿袭历代 “攘夷”的
老办法，一味采用军事手段进行极其残酷的镇压。结果，加剧了汉王朝同南
中地区少数民族的矛盾，造成了一些少数民族上层首领称兵作乱， “带郡称
王以叛”的混乱局面。
诸葛亮吸取历史教训，他在出山前的隆中对中就向刘备提出了 “西和诸
戎，南抚夷越”的战略方针。蜀汉刘备取得益州后，诸葛亮对南中地区少数
民族上层分子先采取 “抚而不讨”的策略，试图从政治上解决问题。但诸葛
亮的这一方针却被当地一些拥兵自立的首领和 “夷帅”视为蜀汉王朝的软弱
可欺，更加肆无忌惮地进行叛乱和割据活动。于是，诸葛亮一改“抚而不讨”
的方针，采取文武兼施、恩威并用的方针，既发动政治攻势，又进行军事讨
伐。因为诸葛亮非常明白，南中叛乱不解决，后方不安定，就无从北伐。这
就是所谓 “惟思征北，宜先入南”。
蜀汉建兴三年，即公元225 年，诸葛亮亲自率军出征。当诸葛亮从成都
出发时，参军马谡送行数十里，依依不舍，似有所言。诸葛亮诚恳地对马谡
说，你我共事多年，常承指教，请惠赐良计。马谡于是说道：南中 “夷帅”
仗其偏远、险要，不服朝廷久矣；丞相亲征，无疑必胜，但大军一退，难保
他们不再背反；将来丞相举兵北伐，与强敌相抗。 “夷帅”探知国内空虚，
其反必速，此番若以武力把他们斩尽杀绝，又非仁义之师所为；照我看来，
用兵之道，在于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望丞相详察，
愿早服南人之心，以收长治久安之效。马谡这番语，诸葛亮听后连连点头，
说 “甚合亮心”，并立即纳作“平南之策”。
当时南中地区少数民族上层中有三个著名的势力大的叛乱首领，这就是
雍闿、高定和孟获。诸葛亮先后斩杀了极其顽固的雍闿和高定后，于盘江上
游 （今云南曲靖地区）同孟获展开决战。孟获当然不是诸葛亮的对手，一交
手即被诸葛亮生擒，孟部溃败。至此，军事讨伐、武装平叛的目的已经达到。
但是诸葛亮并没有到此为止，决心对深得“夷汉所服”的孟获进行政治攻心，
以使孟获和他影响下的大小头目及各少数民族心悦诚服，真心归顺蜀汉朝
廷。为此，诸葛亮布兵营阵，让孟获观看。孟获看后不服，说道：原本不知
你们的虚实，才打了败仗，今番承蒙赐观营阵，不过如此，若放我回去整兵
再战定能打败你们。诸葛亮听后微微一笑，当即把孟获放了。这样反复了几
次。在最后一次 “亮犹遣获”，还打算放孟获回去整兵再战时，孟获不走了，
他心悦诚服地对诸葛亮说： “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就这样，诸葛
亮只用了四五个月的时间，就把南中地区称兵倡乱经年的反叛势力剪除、平
息了。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这么大的胜利，这显然是诸葛亮善于实行兵战
与心战、军事付伐与政治安抚相结合的斗争方略的结果。
这就是蜀汉末年史学家陈寿的名著 《三国志》中关于诸葛亮五月渡沪擒
纵孟获一事的记载。此事到了元末明初文学家罗贯中的笔下，就演化成了《三
国演义》中脍炙人口的七擒七纵的长篇戏剧故事，这当然是艺术加工和艺术
创造了。但不管是史笔还是文笔，不论是史学家还是文学家，有一点则是共
同的，即两者都在通过诸葛亮又擒又纵的事迹，生动地表现诸葛亮军政两手
相辅相成，通过军事征讨和政治安抚，达到稳固后方、巩固边疆的战略目的。
诸葛亮所以能有如此高超的谋略思想和斗争艺术，原因在于诸葛亮首先
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大战略家。他不是只考虑眼前利益，而是看到战争以
后的政治大局和国家的常治久安。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这里再补充一点史实。
诸葛亮征讨南中地区反叛势力的战事结束之后，在实行一些强制性措施的同
时，果断地采取了 “即其渠帅而用之”的政策，尽量录用当地拥护蜀汉中央
政权的有影响的上层人物作南中地区各级官吏，还起用一些政治上可信赖的
又在当地百姓中享有较高威望的头领和 “夷帅”，作为蜀汉中央政权中的少
数民族的代表人物。就拿被几擒几纵的孟获来说，后来被诸葛亮清到成都参
加中央政权机构，成为职掌监察大权的 “威慑百僚”的御史中丞。诸葛亮这
样做，既是为了加强蜀汉中央政权同南中地区的联系，加强汉族同西南少数
民族之间的团结，也是为了改革东汉以来统治者对少数民族地区 “只讨不
抚”、实行残酷镇压的弊政。
正是由于诸葛亮实行 “抚而不弃武征，讨而不以力制”的正确政策，才
使一向连年骚乱不已、动荡不安的南中地区出现了一个 “纲纪初定、夷汉相
安”的新局面。这一巩固边疆的正确方略，既为北伐中原解除了后顾之忧，
创造了条件，也为后人治国平天下留下了宝贵经验。后代大政治家裴度对诸
葛亮 “不以力制而取其心服”这一点极为称道。的确，诸葛亮受西南各族人
民崇敬，至今未减。
清人赵藩在成都武侯祠作了一副对联： “能攻心者反侧自消，自古知兵
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这是对诸葛亮的赞颂，同
时也是对后来统治者的告诫：对各族人民务必采取正确的政策。1949年中国
人民解放军在大陆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时，采取军政并进剿抚兼施的策略，
借鉴了诸葛亮的思想。
三、毛泽东的军政两手思想和伟大实践
毛泽东是中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他一生领导和
指挥革命战争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歼敌之多、胜利之辉煌，是中外战争史
上少有的，是世界上罕见的伟大军事统帅和战略谋略大师。熔哲理和兵法于
一炉、冶政治同军事于一体，是大战略家毛泽东的突出特色，是其军事思想
和战争实践的精彩篇章，也是他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遗产。
毛泽东的军政两手、相辅相成的谋略思想，基于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
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毛泽东从他登上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舞台
起就反复论述了战争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指出，世界上没有不带政治性质的
战争， “当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
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因而 “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
①
政治”。 毛泽东对战争同政治间的一致性与差别性的辩证论述，为把政治贯
穿于战争的全过程提供了理论依据。
毛泽东的军政两手、相辅相成的谋略思想，基于人民革命战争的正义性
和进步性。战争的正义性还是非正义性，是人民革命战争还是反人民的反革
命战争，是符合人心还是违背人心，则是战争胜负经常起作用的决定性因素。
人民革命战争就可以凭借其政治上的优势逐步转变军事力量上的劣势，最终
战胜尽管在军事上十分强大但在政治上失道寡助的反革命势力。
毛泽东的军政面手、相辅相成的谋咯思想，还基于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它
所担负的历史使命。毛泽东指出： “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
的武装集团”，人民军队决不是单纯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
之外，还担负着宣传、组织、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
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任务；人民军队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人民军队
既是战争的军事任务的承担者，同时又是战争的政治使命的执行者。毛泽东
指导战争的艺术，生动地、创造性地体现在军事斗争同政治斗争相结合、武
装斗争同其他各种斗争形式相结合上。
正如陈毅所说：毛泽东不同于一般的军事家， “一般军事家只能就军事
言军事，除军事以外看不到别的东西。毛主席一开始抓军事问题，就首先作
为是政治问题，是社会问题，是人民革命问题，加以具体的理论考察，这样
就透入本质，而能进行军事思想和战争实践的创造。”①
正因为毛泽东是一位不同于一般军事家的人民革命战争的伟大统帅和战
略大师，因而，他所指挥的战争，既是同敌人进行军事较量的激烈场所，又
是和反动势力展开政治斗争的生动舞台，既能够施展军事家的才华，又可以
表现政治家的智慧；既有威武雄壮的武戏，又有脍炙人口的文戏。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47 页。
① 《星火燎原》选编之一第40 页。
（一）以打对打，以谈对谈，用革命两手对付反革命两手
历来的反动势力对付革命人民，总是软硬两手兼施，一手是武力镇压，
一手是政治欺骗；一手是刽子手的职能，一手是牧师的职能。因而进步势力
和革命人民也必须学会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两手。
毛泽东的革命两手策略突出地表现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同蒋介石国民
党反动派的斗争中。抗日战争中，蒋介石奉行 “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存
实力，准备内战”的反动政策，把他的大批军队保存在大西南，龟缩在峨眉
山上。抗日胜利后，蒋介石妄图通过内战消灭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
军队，独吞抗战胜利果实，以维护和巩固其独裁统治。但由于蒋介石尚未作
好发动反革命内战的全面准备，由于全国各阶层人民强烈要求和平民主，所
以，蒋介石在极其秘密地准备内战，在美国的帮助下加紧往华北和东北运兵
的同时，打出和谈的旗号，连发三电邀请毛泽东到重庆 “共商国是”。
毛泽东非常清醒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的形势，完全洞察了蒋介石的阴谋，
明确提出用革命的两手对付蒋介石反革命的两手，以谈对谈，以打对打，针
锋相对，寸土必争，核心是 “针锋相对”。
针对蒋介石加紧向东北运兵，以 “接收”（当时东北处于苏联军事管制
之下）之名行独占东北之实的图谋，毛泽东和党中央果断作出决定：调 2万
干部、10万大军和 100个架子团迅速进入东北，放手发动群众，迅速扩大部
队，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和民主政权。这样，既可在军事上破坏蒋介石的进攻
计划，又可在政治上造成同蒋介石谈判的基础。这是因为，蒋介石在抗战胜
利后就曾扬言，东北不存在共产党和八 路军，不存在内战，东北只是政府从
苏军手中 “接收”问题，不存在同共产党谈判问题。
针对蒋介石集团所散布的所谓共产党 “只要政权不要和平”的谎言和人
民中存在的对蒋介石的幻想，毛泽东毅然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以实际行动
表明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和平诚意。蒋介石用和平谈判掩盖军事进攻，毛泽
东则用和平谈判揭露其内战阴谋、配合军事自卫。在谈判期间，蒋介石派军
队进攻山西上党地区的我军，妄图用军事打击要挟共产党在政治上作出让
步，毛泽东则指示我军坚决打击进犯之敌，用军事上的胜利配合政治谈判。
正是由于我军上党战役的胜利和全国人民的压力，迫使蒋介石同意签订和平
协定。这样，既为共产党赢得了人心，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又为我军的
备战和我军在东北的展开、扩大争取了时间。
中国共产党同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和平谈判几乎贯穿了内战的全
过程。继毛泽东同蒋介石的重庆和谈之后，又有周恩来同国民党政府代表及
同美国总统驻华特使马歇尔之间的反复谈判。1945年底，美国总统杜鲁门发
表对华政策声明，宣称美国主张中国的内政与和平，应由中国国内各主要政
党代表举行全国会议商定解决办法，并称美国政府认为 “需要修改一党训政
制度”，提出派马歇尔来华在国共两党之间进行调节。毛泽东、周恩来等经
过认真考虑，决定接受美国政府的调解，欢迎马歇尔使华，恢复同国民党之
间的和平谈判。
这次谈判的核心是军队问题，亦即国共双方的军队如何统一整编问题。
蒋介石坚持要共产党交出军队才能考虑实行国家政治的民主化，周恩来则重
申中国共产党的一贯立场。即国家民主化是军队国家化的前提。两党之间针
锋相对。马歇尔为了缩短两党之间的距离，竟提出用西方国家那种军队不干
预政党政治的办法，来解决军队统一整编问题。这种办法实际上是想劝说我
们党交出军队，当然被周恩来所拒绝。蒋介石也不同意交出国民党的军队。
应当说，毛泽东和周恩来非常清醒，在军队这个要害问题上，国共两党
之间是不可能达成具有实质性内容的协议的。毛泽东、周恩来所以同意就军
队整编问题进行谈判，是为了配合军事自卫，开展政治攻势，用不损害革命
人民基本刊益的妥协，去进一步揭露蒋介石力主内战的反动本质，为我党我
军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结束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作好政治上的准
备。马歇尔对此十分明白。一次他对周恩来说： “周将军最近几个月来并不
是为谈判而谈判，而是为宣传而谈判”，周恩来当即回道： “这句话有一半
道理，但责任不在我，因为对方不愿解决问题嘛！所以，我们就告诉人民是
他不愿意解决问题，用以教育人民”。周恩来这段话非常清楚他说明了和谈
这一手的独特作用，说明了革命两手相辅方能相成的道理。正是通过周恩来
同马歇尔之间的反复谈判，使我党我军掌握了牵制美国政府的一个特殊手
段，利用美国的口头承诺和美蒋之间的矛盾，在中国人民面前和国际舆论上
剥夺了美国立即援助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内战的借口，推迟了内战爆发的时
间，并且摸清了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企图，这对我党我军作好夺取
人民革命胜利的准备工作是有益的。
（二）军政兼施双管齐下，保证决战胜利
大家知道，《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有一篇脍炙人口的文章，题目是《敦
促社幸明等投降书》，是毛泽东为当时正在同蒋介石军队进行淮海决战的我
中原、华东人民解放军写的一篇广播稿。文章指出，在我人民解放军的层层
包围和重重打击之下，国民党徐州 “剿总”副司令杜幸明等部“已经到了山
穷水尽的地步”，除了向人民解放军投降这唯一的一条生路以外，只能全军
覆没，为行将彻底垮台、灭亡的蒋介石王朝作可怜的殉葬品。这是毛泽东为
配合我军的强大的军事攻势而发动政治攻势的一篇代表作。
以军事打击为后盾开展强有力的政治攻势，把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结合
起来，使两者相辅相成，保证决战胜利，是毛泽东统率我军同蒋介石军队进
行战略决战的一个英明决策，是决战棋盘上致敌于军事上、政治上全面崩溃
和彻底失败的很厉害的一着，是 “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现代运用。
下面让我们用辽沈决战中的长春战役，来说明毛泽东军政两手相辅相成
的谋略思想。
1948年秋，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统筹全国战局，决定把决诚方向首先指向
东北战场。当时东北蒋军40 多万分别龟缩在锦州、沈阳、长春三个点上。为
在东北形成 “关门打狗之势”，就地全歼敌军、辽沈决战开始前，我10万大
军即在长春外因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包围圈。
当时长春守敌为东北 “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所部新编第7 军和曾泽生
的第60 军，人数亦为 10万。
敌军占领长春后，曾聘请国内外专家，参考世界各国防御工事资料。经
过精心设计，在原伪满首都新京的某础上增修永久性、半永久性工事，构成
了号称“坚冠全国，固若金汤”的防御体系。蒋介石所以要郑洞国守住长春，
一可牵制我军南下北宁线作战，二可伺机驰援沈阳敌军，他们凭借的唯一优
势是坚固的工事。我军如若硬攻，不仅要付出相当伤亡，而且极易震动锦州
敌军向关内逃窜，从而破坏我军全歼敌军于东北境内的战略计划。于是我军
对长春守敌施行军事包围、经济封锁和政治瓦解相兼并用的方针。
本来，困守孤城，历来为兵家所忌。更何况守敌 10万兵马不可一日不食，
不可一日无食。经过我军近5 个月的包围、封锁，到 1948年 10月，长春守
敌已处于粮尽援绝、内外交困的境地，不仅士兵叫苦连天，士气沮丧，削弱
了战斗力，就连守敌的高级将官也是瞻念前景不寒而栗。这样就为我军发动
政治攻势，进行政治瓦解创造了有利条件。
当时长春守敌60 军军长曾泽生是一位有抗日战绩的将领，又非蒋介石嫡
系。自从4t 越船运到东北 “剿共”以来。他目睹了蒋介石统治集团内部的嫡
庶之分和尔虞我诈，备尝蒋介石的冷遇和歧视，对蒋介石怀有不满情绪。但
象他这样一个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领要从国民党的阵线中站到人民一边来，
又并非易事，不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是很难实现的。针对曾泽生思想苦闷、犹
豫不决的心态，我围城部队首长通过各种方式向他晓以共产党人的宗旨和人
民革命之大义，明确指出，死守长春只能城破被歼，向沈阳突围必被歼于途
中，只有反蒋起义才有光明前途。我军的政治攻心促进了曾泽生的觉悟。在
我军攻克锦州、整个东北敌军大势已去的情况下，曾泽生毅然率部反蒋起义。
曾泽生的行动一下子打乱了郑洞国突围的计划，使郑洞国处于守不成又跑不
掉的悲惨境地。郑洞国心乱如麻，手足无措。此时，周恩来亲笔致信郑洞国，
劝他弃暗投明，走曾泽生将军的道路，与人民解放军共襄义举。但郑洞国毕
竟是蒋介石一手提拔起来的嫡系，他既不想为蒋介石送命，又不想落个背叛
蒋介石的名声。于是，在我军攻进长春后，郑洞国及其所属只好向人民解放
军缴械投降。至此，长春守敌10万全部瓦解，长春这座现代化城市回到人民
手中。
上述例子生动说明，正义之师对反动势力军政两手并用比一手独施，效
果要大得多，胜利要快得多。特别是在反动势力发生政治、军事的双重危机、
其内部矛盾加剧、未日来临的情况下，人民革命力量的军政两手井施的攻势，
会取得 “不战而屈人之兵”或“先战而后屈人之兵”的辉煌成果，从而加速
敌人的彻底失败和正义战争的胜利进程。
总之，军政两手相辅，才能相成。战争既是敌我双方军事上的搏斗，又
是政治上的较量，既有军事强弱之争，又有政治优劣之分。军事打击是战争
的基本手段，是政治瓦解或政治攻势的前提和后盾，军事压力不大，军事打
击不力，政治瓦解或政治攻势就难以发生效力。在人民解放战争的头两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