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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今天，军事谋略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军事学科又从战略学中独立出来，

同战略学井列进入军事学术研究的最高层次。因此，谋略学与战略学再不能

看作是一个体系一个学科。军事谋略学与战略学的关系是既有联系，又有区

别。

其联系是：一方面，战略也是两军斗智的产物，也是谋出来的，是军事

谋略的一个层次。当军事谋略仅解决战略问题时，战略就是谋略。但这是仅

就战略是军事谋略一个层次的意义上讲的，超出这个范围就不能这样说。另

一方面，当兵家们站在战略上的高度用谋时，这时的谋略反过来又是实现战

略目的的手段，为战略服务。从整体上说，看一个将帅的谋略水平，主要看

在战略方面的谋略水平。当然，一个将帅的战略方面的谋略水平很高，并不

等于他的战役战术性的谋略很高。诸葛亮的战略性谋略水平应该说是很高

的，但他的战役战术性谋略水平则显得不足。

其区别在于：

首先，研究对象不同。军事谋略学是研究军事领域中敌对双方斗智规律

的学问。军事谋略的本质是斗智，是以智驭力，以谋取胜。战略学是研究指

导战争全局的规律性的学问。战略的核心是把握好全局，立足全局，指挥好

战役战斗。

其次，研究目的不同。研究军事谋略学的主要目的是：学习和掌握以智

取胜的学问，增强谋略意识，提高谋略水平，解决指挥员智勇双全问题。研

究战略学的主要目的在于：学习和掌握驾驭战争全局的学问，增强战略意识，

提高战略决策能力，解决全局在胸的问题。

当然，两者的区别是相对的，而联系是绝对的，它们总是相互包容、相

互促进、相互渗透的。

（二）军事谋略学与军事运筹学的关系

军事运筹学是运用数学方法对武器装备发展、作战指挥、部队训练、后

勤保障等问题，从它的整体出发，进行运算、筹划，选取最优方案的一门新

兴的应用性军事学科。军事运筹学这门学科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于研

究武器的配置、兵力的部署和军用品运输等问题而产生的。最早产生于英国，

随之英国、美国在军事上广泛开展运筹研究，解决了作战指挥上的许多复杂

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自动控制技术和

电子计算机技术的进步，军事运筹学的理论和方法，都有很大的发展，被 “北

约”、 “华约”两大军事集团的许多国家广泛应用。军事运筹学在我国也日

益受到重视，并在国防建设、军队建设中发挥了作用。军事运筹学虽然是一

门年轻的军事学科，但其源流悠久。我国古代的“田忌赛马”、“围魏救赵”，

以及刘邦对张良的评价，都证明运筹思想早已纳入军事学的视野。不过由于

当时的社会生产力、科学技术水平低，兵家们的运筹思想只限于直观的经验

和简单的计算，及分散、零碎的等划，未能集中总结出一门系统的科学理论

和方法。

从军事运筹学的学科性质、主要内容和应用状况看，它和军事谋略学的

联系还是很密切的。它们都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在战争中的体现。军事谋略形

成过程就是运筹谋划的过程。军事运筹学为军事谋略学提供施计定谋的科学方法，使军事谋略学建立在定量分析的客观基础之上。

两者的区别，主要是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不一样。军事谋略学的研究对

象是军事领域中敌对双方斗智规律的学问。

它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分析方法、综合方法、比较方法和预测方法。军

事运筹学是以国防建设、军队建设、作战指挥中正面临或将要面临的问题为

研究对象，提供准确的定量分析和科学的定性论证。它的研究方法一般都是

数学的方法，以教学模型的方式出现，所以美国一些学者称运筹学本质上是

应用数学。

军事谋略学和军事运筹学的区别和联系表明：在军事的层次上，军事谋

略学要高于军事运筹学，军事谋略学所揭示的一般规律，对军事运筹学的研

究有指导意义。

（三）军事谋略学与军事心理学的关系

军事心理学是研究军事活动主体 （个体或群体）的心理发生、发展规律

的科学。它是心理学应用于战争实践的产物，是介于军事学与心理学之间的

边缘科学。它所研究的内容涉及到带兵心理、作战心理、将帅心理等各方面。

军事心理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军事学科形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尔后，在

美、英、日等国得到广泛发展，在我国也有初步研究。军事心理学的独立发

展史虽然不长，但是，兵家对军事心理的研究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以我国而

言，远在先秦的一些兵书中，军事心理研究的内容就很丰富。例如，在 《尉

缭子》中捉到： “夫将卒所以战者，民也。民之所以战者，气也。气实则斗，

气夺则走。”明代著名将领戚继光也总结了运用心理作用指导训练和作战的

经验，如对敌 “攻心为上”，对己要“稳定军心”；训练“练心则气壮”等。

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更加重视军事心理在战争中的作用。在他们

的战争实践和军事论著中，如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中国革命战

争的战略问题》、 《论持久战》、《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九四四年

四月留守兵团政治部在西北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政治工作报告》等，对军事心

理学的重要原理都有精辟的论述。这就说明历代军事家对军事心理的研究都

是十分重视的，它与军事谋略也可以说是同生同长的。

从心理学的学科性质、主要内容和应用状况看，它与军事谋略学的联系

也是很密切的。谋略是人在军事斗争中的一种斗智活动，这种活动均受心理

活动制约。因而，攻心是军事谋略学的一个重要范畴，为历代兵家所重视，

在一定意义上讲，军事谋略学离不开军事心理学。军事心理学为制定军事谋

略提供心理学原理和手段，以提高指挥员的谋略水平，反过来，军事心理学

又需要军事谋略的理论来指导，才能提高谋略者的心理素质。军事心理学所

研究的内容，诸如敌对双方的民心、军心、指挥员的品质 （能力、性格）等，

为将帅用谋提供心理根据，对军事谋略学的发展有重大促进作用。当然，军

事心理学与军事谋略学两者又不能相互代替。都是相对独立的学科，都有自

己研究的对象、研究方法和知识体系、理论体系。因而，两者的区别是显而

易见的。在军事学的层次上，军事谋略学高于军事心理学。

第四章 谋略的地位和作用

军事谋略这颗人类智慧的明珠，不论在战争中还是在和平时期，不论是

过去还是将来，它的地位和作用已被几千年的实践所证明。然而，由于人们

认识上的种种原因，诸如重 “技”轻“智”、重“勇”轻“谋”，甚至把学

习军事谋略只看作是战时才有用的一般 “战术”等，时至今日使这颗智慧明

珠未能发出它应有的光彩。因此，充分认识军事谋略的地位、作用，是开发

这一军事珍宝，推动军事谋略研究深入的关键所在。

一、谋略与战争胜负

自从战争这个怪物降临人间，从事战争的人们就开始研究战争胜负的因

素。纵观战争史，军事家们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原因虽然很多，概括起来不

外乎两种：一种是人的因素。一种是物的因素。物的因素固然重要 （不可缺

少），但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是人不是物。人的因素中包括指挥员的施计用

谋。历代军事家都把计谋提到用兵之首的地位。古代兵书《孙子》、《吴子》、

《六韬》、《三略》等都列有专论计谋的篇章。《孙子》认为“夫未战而庙

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

①

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后来许多军事家都强调 “凡用兵之

① ②

道，以计为首” 。“先谋为本”近代欧洲资产阶级军事家克劳塞维茨在 《战

争论》中说： “如果我们进一步研究战争对军人的种种需求，那么就会发现

智力是主要的。不具备卓越智力的人，在军事行动中是不可能取得卓越成就

③

的。”革命导师列宁指出：“没有不用计谋的战争”。没有离开谋略的胜利。

在战争中，古今中外以谋取胜、以谋兴邦的实例不胜枚举：就其战略用

谋而言，刘备未得军师诸葛亮时战绩平平。按诸葛亮的隆中决策去办，军威

大振，形势改观。就其具体作战指挥而言，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以智取胜

的有之：如孙膑巧用三军胜魏乒”，齐国智将 “田单巧布火牛阵”，“韩信

智破魏、赵、齐”， “贾翊献计败曹军”等。我军战史上毛泽东亲自指挥的

“四渡赤水出奇兵”，陕北“将计就计诱敌就范，智战青化贬”；“引蛇出

洞，四面包围，歼敌羊马河”； “声东击西，出其不意，谋胜蟠龙镇”；朝

鲜战场上的 “奇袭白虎团”等等，都是施计用谋战胜敌人的光辉范例。

然而，因有勇无谋而亡国灭军的也不乏其例。比如：公元前商纣王失身

亡国的深刻教训之一，就是因为他在决定国家命运的牧野决战中，用谋失当

所致；公元前203 年的楚汉相争，刘邦率军围攻成皋，恶言怒激项羽的守城

主将曹咎，曹咎多勇少谋，盛怒之下率兵鲁莽出击，结果遭覆军之灾，曹咎

本人也自杀身亡，三国时的关羽，手握青龙偃月刀，于千枪万刃之中，矢口

交攻之际，驱马纵横，如入无人之境，说勇敢无与伦比，但美中不足的是多

勇寡谋，又十分骄横。荆州一役，吴名将吕蒙利用他的这个弱点，伪称有病，

建议孙权起用未出名的陆逊为将接替吕蒙指挥，巧施骄兵之计，关羽果然中

① 《孙子·计篇》。

① 《百战奇法·计战》。

② 《虎钤经》卷之三，《先谋第十五》。

③ 《列宁全集》第8 卷第493 页。

计，终于为吕蒙所图，败走麦城，不仅损兵折将，而且自己也葬送了性命。

①

岳飞说： “勇不足恃也，用兵在先定谋。谋者胜之机也。”有勇无谋，武器

装备再精良，兵马再多，最终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所以，对于一个指挥员

来说，特别是高级指挥员，谋略水平高低，关系着战争的胜负，国家的安危，

军队的存亡。

谋略在战争胜负中之所以占如此重要的地位，首先是战争自身规律决定

的。战争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矛盾运动领域。战争双方都是用自己最精良的武

器装备武装起来的活人之间较量。人是战争的主体，是最活跃的制胜因素。

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能否得到最充分的发挥，同指挥员的谋略水平关系极大。

作战双方的指挥员总是在严守秘密的情况下，互相诈骗，暗设机关，巧布疑

阵，挖空心思地施计用谋，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

胜利。战争固然是力量的竞赛，但首先是智慧的竞赛。指导战争的过程实际

上也就是识谋 （了解敌情）、定谋（经过谋划运筹选择自己最佳作战方略）、

施谋 （把谋略付诸战争实践并接受实践检验）的过程。军事决策者不论是对

战略的指导，还是对战役战斗实施指挥，无不受谋略思想的支配。因此，几

千年的战争史，每一场战争，每个战役、战斗的胜负，无不打着军事谋略的

印记。凡是在战争舞台上叱咤风云，屡建奇功，威振敌胆，名垂青史的军事

家，大多是著名的谋略家。所有谋略家都遵循这样一个信条：欲求决胜的战

争，必先求必胜的谋略。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一定的条件下，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

先进的军事思想一旦被群众所掌握并变为群众的自觉实践，就可以转化为巨

大的物质力量。军事谋略也是如此。凡属正确的军事谋略，都是反映战争客

观实际的。这种客观实际经过指挥员合乎逻辑的分析、判断、推理的思维过

程，转化成谋略思想。军事谋略一经产生，必然要付诸战争的实践。所以，

军事谋略本身又有实践的品格。谋略是战争指导艺术，一旦忖诸实践，也就

由主观的东西变成了客观的东西，由精神的力量转化为物质的力量 （正确的

重大谋略决策，有时可起改变敌我力量的杠杆作用）。任何事物的转化，都

必须经过中介而实现其转化。军事谋略也不例外。那么军事谋略转化为物质

力量的中介手段是什么呢？俯察古今中外用谋之道，是否可列举如下几种：

(1)伐交。孙子曰：“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代兵，其下攻城。”“伐交”

①是指经过外交途径，分化瓦解敌人的盟国，迫敌陷于孤立境地，以利于自己

争取战略上的主动权，改变被动的战略态势。(2)示形 （设诈）。即采取种种

虚假手段欺骗迷惑对方，真真假假，隐真示假，迫敌陷于被动。(3)造势。即

创造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态势。 “势”是“形”的运用，也是物质的运动。

“形”是运动的物质，也是军事实力的有效运用。指挥员通过战略造势，战

术造势，技术造势，精神造势等，来改变敌我优劣的态势。(4)用术。术不过

“奇”、“正”。“正”是指用兵的常法，“奇”是指用兵的变法。(5)应变。

用谋定计，贵在变通。善于应变者往往创造以弱胜强，以奇制胜的壮举。当

然，军事谋略的转化还会有其它一些中介，就其共性而言仅列这五项。军事

谋略正是通过这些中介，而发挥着改变敌我力量的作用。一个足智多谋的指

挥员，只要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善于施计用谋，就能从被动中争取主动，以

① 《宋史》卷二百六十五，《岳飞传》。

① 《孙子·谋攻篇》。

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指挥员固然不能超越客观可能的范围去夺取

①

战争的胜利。但谋略水平的高低，结果大不一样。 “以计代战一当万”，

无计可施万当一。从这个意义上讲，谋略是力量的 “倍增器”。苏军某高级

将领认为： “在高度机动的战争中，在双方都使用高精度纵深突击兵器的情

况下，军事计谋作为以小的代价取得大的胜利的主要途径之一，谋略在战争

胜负中的作用大大提高了。”

二、军事谋略与国家安全战略

国家安全战略，不同国家对它规定着不同的内涵。一般地讲，国家安全

战略是在多种情况下综合运用国家各种力量，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

科技等力量，来实现国家安全目标的艺术和科学。在国家安全战略中，军事

谋略占有重要地位。美国有位学者说：国家安全战略就是通过威胁、武力、

间接压力、外交、诡计以及其它可以想到的手段，对敌方实施所需要的各种

程度各种样式的控制，以实现国家安全的利益和目标。十分明显，这位美国

学者所说的国家安全战略实际上就是最高层次的施谋定策。离开了谋略，无

所谓国家安全战略。

国家安全战略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命运，要求领导者必须为国家和民族

的安全利益而深谋、远谋。制定国家安全战略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这种谋划

的过程。

两国相争，国大力强者不一定胜，国小力弱者不一定败。商朝在我国历

史上为大邦，经济和军事实力雄厚。商末，暴君商纣王执政，政治腐败，滥

施酷刑；在经济上实行 “厚赋税”的政策，掠夺民财；对异族自恃强大，只

知用兵，尤其在连年的战争中消耗了大量国力，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和痛苦，

丧尽民心，结果灭亡于周。而周原是商的一个属国，国小力弱，为了改变自

己的生存条件，周文王在谋臣吕尚的输佐下，悉心研究了国家盛衰、安危的

原因之后，制定了一系列计策，对内 “修德行善，裕民富国”，对外“扩大

影响，争取与国”， “翦商羽翼，进逼朝歌（即商朝首都）”，“恭顺事商，

麻痹纣王”，并且适时 “用间”。后来证明这些计策是对头的，顺应了民心，

分化瓦解了敌人。 “周”虽小，但能灭大“商”，与谋臣吕尚善于运用谋略

有关。因此， 《史记·齐太公世家》上说： “周西伯昌之脱美里，与吕尚阴

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权兵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大公为

本谋。”

有一种观点认为，军事实力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武器装备越好越安全”。

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个观点无疑是有道理的，但又是不够全面的。实践一再告

诉人们，物质因素虽是基础，如果离开正确的谋略指导，物质基础再雄厚也

不可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尤其是弱国同强国抗衡，只靠拚实力，拚消耗，与

“龙王”比宝是不行的，更需要斗智。强大的国家侵略弱小国家也都是诡计

多端，不是单靠实力的。比如美国侵朝战争、侵越战争，苏联侵阿战争，统

统以失败而告终。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战争的非正义性。但他们不会承认这

一点的，总想从改变谋略中另找出路。现在世界各国都根据本国国情和实力，

进行谋划，提出了一个又一个国家安全战略模式。比如美国的 “以军带民”

① 《晋书》卷三十四，《杜预传》。

的战略：苏联的 “抑民重军”的战略；西欧的“军民兼顾”的战略；瑞典的

“寓军于民”的战略；日本的“先富国后强兵”的战略等等。这些国家的战

略构想，都包含着深刻反映各自利益的谋略思想。

美国马里兰州一位政治学教授，在美国国防大学对中国实行积极防御安

全战略中的谋略思想是这样分析的：中国实行积极防御的安全战略有三层含

义：一是防御的有效性。这就是不仅有能力保卫本国国土，而且有第二次还

击的能力，平时能有效地起威慑作用，战时仍有还击能力。二是防御的有限

性。中国的戚慑战略是有限的威慑，不同超级大国进行军备竞赛，旨在防止

大战，遏制敌方对中国发动进攻，后发制人。三是防御的非军事性。中国安

全政策是其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除了军事因素外，还运用了政治、

经济、外交等多种谋略手段来减少外界的威胁，目的在于争取一个和平的生

存环境来加强国家和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他在回顾了 50 年代、60 年代、70

年代、80 年代中国谋略思想变化过程后指出：40 多年来，中国为改善其自身

安全环境，使用了结盟，统一战线，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这些谋略思想的

运用在 80 年代后期使中国的安全环境有了很大改善：其一，改善了中苏关

系，减弱了对中国的威胁。其二，美苏签署中导条约，对中国安全有利。其

三，随着三大障碍的消除，中国边境安全也有了改善。从这位美籍学者的分

析中，即可以看到谋略在制定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作用，同时也可以看到，我

们党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运用谋略思想来维护国家安全的指导艺术是非

帘高超的。

我们自己在这里作一点简要的回忆是有裨益的。如 60 年代初，毛泽东下

决心生产原子弹，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威慑；继而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在

国际上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以反对霸权主义；开展乒乓外交，推动中美关

系的改善，邓小平提出消除 “三大障碍”，以推动中苏关系的改善；实行一

国两制以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及推动大陆周边关系的改善等等。我国40 多年的

实践告诉人们这样一个道理，经济力量不够发达的国家，只要善于识谋、用

谋，完全可以提出正确的国家安全战略，并有可能争取一个和平的生存环境。

当然，国家安全还必须有一定的军事实力作后盾。

当今世界西方不少战略家认为，人类进入了“核后时代”，“天核重叠”

的时代，高技术、高强度、高智力、大空间的特征将更加明显。科学技术和

武器装备现代化程度愈高，谋略在国家安全中的作用愈大、愈突出。被西方

国家称为 “将军之师”的英国战略家利德尔·哈特指出：“在导致人类自相

残杀，灭绝人性的核武器研制成功后，就更需要重新而且更加完整地翻译《孙

子》这本书了”。他还强调说： “最完美的战略，也就是那种不必经过严重

战斗而能达到目的的战略，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美国战略

家福斯特接受了利德尔·哈特的观点，开始用 《孙子》兵法研究对苏战略。

他认为 《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必全争于天下”的谋略思想极为

深奥，触及到了战争的实质。他把“不战而屈人之兵”称之为“孙子核战略”。

为什么威力巨大的核武器问世之后，人们愈崇尚 《孙子》的谋略思想？

为什么科学技术愈发达而谋略对维护国家安全愈重要？主要是有这样几种因

素决定的：第一，大规模的杀伤破坏性武器问世，急剧扩大了战争的能量，

一旦爆发核战争，将威胁人类生存，这就产生了核武器相互制约效应。有人

指出，核武器的作用不在于战场，而是以政治武器的身份出现的，带有谋略

的色彩，这就是 “相互确保摧毁”的核威慑战略理沦。

第二，美国提出 “星球大战”计划之后，在心理上，对当前国际社会力

量的均势是个很大的震撼和威胁。然而开发太空和搞 “星球大战”计划，都

需要钱财和雄厚的经济力量，仅就美苏两国今天的国力、财力而言，都显得

力不从心为了新的争夺，他们都需要一段休养生息的机会，因而出现了美苏

争夺趋向缓和的阶段。有人预计这个阶段将延续30 至50 年。在这段漫长的

岁月里，竞争仍然是激烈的，而政治、经济、科技、外交斗争的手段和方式

将是主要的。

第三，现代 “智战”突出。不仅是军事领域，凡是竞争的领域无不有智

战。现在是斗智的世界，贸易战、科技战、教育战、外交战，都是智战。同

时，由于现代化武器装备价格昂贵，即使富国也不得不遵循以小的代价换取

可靠国防的原则。美国前国务卿舒尔茨说过：“我们在武器控制的有关方面，

面临着一个新时代的智力挑战”。日本军事评论家小山内宏也说： “未来战

争如要避免那种古典型的战争的话，势必愈来愈带有险诈而离奇的 ‘谋略战

争’的形态和内容”。美国柯林斯直接了当他说： “我们国家应该比敌方先

到这个智慧高峰。”

第四，随着人类的进步和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世界人民反对战争，期

待和平的呼声日益高涨。人们厌恶战争，向往和平的心愿比任何时候都更加

强烈，特别是饱受战争之苦的国家和民族，对造成巨大灾难的战争更是深恶

痛绝。整个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明显地超过了战争威胁的增长。人们越来越

意识到，本国的安全必须依赖于世界的安全。因此，在人类社会还不能完全

制止战争的情况下，世界各国必然会选择有利于实现本国安全的战略。

正是上述诸因素的存在，目前世界各国为了本国的安全利益都在进行新

的谋划和战略调整。一个世界性的谋略大 “演习”摆到了人们面前，我们也

应当在这个斗智大演习中及早进入角色。

前面提到有的国家强调运用 《孙子》 “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谋略思想进

行核威慑，决不意味着常规武器装备不重要，常规战争不用打了。 “不战而

屈人之兵”是其最高战略目标，但实现这样一个目标仍需要军政两手。就是

说，当他们不战而屈人之兵不能实现的时候，就变为以战而屈人之兵了，通

过 “战”达到“不战”。因此，我们在和平时期重视斗智的同时，不能忘记

战备，在核时代不可忽视常规武器的研制和打常规战争的准备。

军事谋略地位、作用除上述二个方面之外，它在军队建设中的作用也是

显而易见的。现在越来越多的军事家清醒地认识到，再也不能只是尾随战争

之后，从战争史料中寻觅对策了，相反，现代战争往往按照谋略家们的预先

设计进行。军事谋略正日益同军事预测紧密结合起来 （谋划中就有预测）。

军事家要赢得未来，必须运用军事谋略的原理去谋划未来；要加速国防力量

的发展，就必须先谋恩未来的前景和目标；要使自己不败于敌，就必须在军

事谋略上高敌一筹。由于军事谋略是创造性的思维活动，它作为准备战争和

战争实践的一种理论表现，是打开军队建设中各种矛盾的钥匙，是战斗力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军队的战备、训练、武器装备的生产等都具有导向作

用。因此，我们必须充分认识研讨军事谋略的重大战略意义。我们应当在以

国防现代化为中心的军队建设中，特别重视从我国几千年积累起来的军事谋

略知识中、尤其是从马列主义、毛泽东军事谋略思想的宝库中提取和发展“智

慧之果”，以适应未来国防建设和反侵略战争的需要。

第五章 谋略的客观基础

军事谋略是一种主观指导活动。但它不是军事家主观意志的随心所欲，

而是为客观实际所制约。军事家虽可凭借建筑于客观基础的战争舞台，以自

己的聪明才智，导演出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来，却不能超出客观条件许可的

范围去企求战争的胜利。

一、谋略是客观实际的反映

古代兵家关于谋略客观性的认识：

《孙子》论“计”，涉及到政治、自然、将帅能力和军队战斗力等诸因

素。

《兵法百言》提出：“善计者，因敌而生，因己而生，因古而生，因书

而生，因天时、地利、事物而生，对法而生，反勘而生。”它认为，好的计

谋，是根据敌情、我情、古人经验、兵法著作、天时地利及有关事物制定的，

是按军事法侧制定的，是反复斟酌制定的。其中，对 “古”、“书”、“法”

的掌握，在于将帅平时的主观积累， “反勘”是谋略的思维运动过程，这些

都可看成是谋略的主观因素，其余的则是谋略的客观因素。

《百战奇法》认为：“未战之时，先料将之贤愚，敌之强弱，兵之众寡，

地之险易，粮之虚实。计料已审，然后出兵，无有不胜。”它所强调的谋略

客观依据是将帅能力、军事力量、地形、经济等诸因素。

东汉末年，诸葛亮与刘备论天下大事的 《隆中对》，是古代谋略史上的

突出典型。诸葛亮认为，曹操用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目前不能与之

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辅，可以为援而不可图：荆州

四通八达，是用武之地，但刘表不能守，益州险塞，沃野千里，但刘璋弱，

不知存恤，那里的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刘备既是帝王后裔，信义又著于四海，

等等。这里，诸葛亮对曹、刘、吴以及刘表、刘璋诸方的政治、军事、经济、

地理等条件作了精辟分析，从而为刘备制定了 “联吴抗曹”的谋略，并提出

了实现这一谋略的步骤。当刘备依照诸葛亮的谋略办事时，便取得了胜利，

如与东吴联姻，赤壁之战，夺取荆州、益州等；当刘备违背诸葛亮的谋略时，

便遭受重大的挫折，如关羽鄙视东吴而失荆州，刘备一怒兴师伐吴而遭致彝

陵之败。

谋略只有具备了运用的客观条件，才能产生奇功异效；没有客观条件可

利用的、纯靠主观想象的谋略只能是败军之道。

古代兵家关于谋略客观基础的规律性认识：规律性。谋略客观基础不是

毫无联系的杂乱堆集物，而是有规律性的。古人对此已有一定的理解。他们

提出的各种高明的谋略，是对当时历史条件下客观存在的敌我、攻守、虚实、

正奇、强弱等等相反相成的矛盾，进行一定分析的结果。 《孙膑兵法》说，

“知道，胜。”“不知道，不胜。”

“道”即客观规律。《尉缭子·战权第十二》强调，“战权在乎道之所

极”，说的就是战争的权谋在于对战争规律的理解。

利害共存性。战争中各种矛盾环环相扣，致使客观条件中的利害相互依

存，在同一作战条件下或行动中，总是利害相杂，利中有害，害中有利。《孙

子》说：“军争为利，军争为害”，军争之中就并存着利益和危险两个因素。

其他作战行动也大多如此。例如在进攻中，凡便于我展开兵力、冲击、发扬

火力的方向，也往往是敌人重点防守之处。军事上的各种被动形式，也会包

含着主动因素。比如，有计划地让出部分土地，可以换得一定的时间；放弃

局部的利益，可以争得全局的胜利。利害不仅共存，而且互相转化，利可变

害，患可化利。由于利害的共存与转化是客观存在的，军事谋略就应当既知

利，又知害，以患为利，以利为患，权衡利害，转患为利。

变动性。朱元璋曾形象他说， “战陈（阵）之势，阖 （合拢）辟（疏开）

①

奇正，顷刻变化，犹风云之无常势”。 军事谋略客观基础的变动性，要求军

事谋略随机应变，做到因情而变，因时而变，因地而变，因机丽变，因势而

变，因法而变……，在变化中求“诡道”，求良策。不能只是盯着“上一次”，

而必须紧紧盯住 “下一次”。任何下一次战争都不是上一次的复制品。所以，

《孙子》强调“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的活用战法原则，《尉缭子》提

出 “机在于应事”，认为机谋在于适应事物的变化。

古代兵家关于谋略客观性及规律性的论述，至今对我们研究和运用谋

略，仍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尽管它有朴素的唯物辩证法的局限。

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对谋略的客观基础所作的论述，为我们提

供了科学的武器。他说：必须 “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

①

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 同样，也必须根据客观实际，引出

谋略。他强调： “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

胜利，然而可以前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

②客观实际与谋略的关系。从哲学上讲，就是客观与主观的关系。客观情况是

第一性的，谋略是第二性的。正确的谋略，都来源于客观实际，反映客观实

际。错误的谋略则是违背了客观实际。历史上，从主观愿望、抽象的原则出

发，而不从客观实际出发设计定谋，导致损兵折将的情况不乏其例。谋略的

客观基础，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集合体。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从不同

的侧面，对谋略产生着不同的影响。固然，在不同情况下，各种客观因素对

谋略影响的程度有所不同，但无论何时何地，独立地抽出某一个因素，或忽

视某一个因素，都不足以制定正确的谋略。谋略客观基础的多元性，本质上

是由战争致胜因素的复杂性决定的。克劳塞维茨说： “在战争中组成整体的

一切都是彼此联系着的，因此每一个原因，即使是很小的原因，它的结果也

会对整个行动的结局发生影响，都会使最后的结果有所改变，尽管改变得很

③

小。” 谋略，作为战争的主观指导，必须全面地认识客观条件中的诸种因素。

毛泽东说：客观实际包括敌我双方，“这两方面都应该看成研究的对象，

①

只有我们的头脑 （思想）才是研究的主体。”军事谋略的客观基础是指除军

事家主体条件之外的一切影响军事活动过程和结果的各种因素。它包括制约

军事活动的所有物质因素，如国家政治状况、军事力量、经济、科技、自然

因素等，还包括军事家主体条件之外各种影响军事活动的精神因素，如民心、

士气、心理等。同时，对方军事家的脾性、能力及谋略也是我方军事谋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