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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失误。如果智囊团的作用发挥得好，领导者则可以摆脱许多谋略活动细节 及许多具体繁杂问题的困扰，集中精力在智囊团提供的一些谋略方案中进行

比较、选择、修订最后拍板定案。

其次，必须严格智囊团和领导者在军事谋略活动中的地位与分工。作为

智囊人员不能喧宾夺主，干扰甚至代替领导者决策。而作为领导者，一方面

不应干涉智囊团独立的研究工作，更不能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咨询者。另一

方面，也不能对咨询者的意见和建议言听计从，放弃自己的决策责任。

第三，领导者要宽宏大度，虚怀若谷，充分发挥智囊团的作用。这里主

要是要在咨询、论证过程中，允许、鼓励智囊团提出与自己不同的意见，善

于用他们合理的意见修正、弥补自己意见的不足，以至放弃自己不正确的意

见，做到兼听则明。

我党我军历来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光荣传统，是我

们战胜各种困难，取得革命和建设事业成功的重要保证之一。只要我们在思

想上重视智囊团的建设，在工作中注意发挥智囊团的作用，又把我党我军群

众路线的传统经验同现代智囊团建设的理论、方法结合起来，就一定能够建

立起有我军特色，又优于其它军队的现代军事谋略智囊团，并在迎接新的军

事技术挑战、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军事谋略学说的过程中，发挥越来越大

的作用。

第七章 谋略与情报

军事谋略是否正确，取决于主观能否符合客观实际。准确的情报是谋略

的客观依据。

一、情报的定义及其重要性

人们往往将 “信息”（INFORMATION）、“情报”（INTELLIGENCE）和“谍

报” （ESPIONAGE）混淆在一起，便牵强附会地形成“情报活动”就是“间谍

活动”的错误概念。而且间谍活动中的绑架、暗杀等活动容易招惹是非，结

果给人造成一种极坏的印象。其实谍报不过是情报活动的一部分，在现代条

件下，只有百分之五的情报来自间谍活动。

美国中央情报局原局长杜勒斯说过一句俏皮话： “如果你能使一位官员

向你提供重要的内幕情况，这就是情报。如果这位官员把一份保密文件放在

办公桌上，而你把它偷走了，这就是间谍活动。”这个说法不失为 “行家”

对情报和间谍的区分。

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的解释： “情报是已获得的敌方军事、政治、

经济、科技、地理等方面的情况。是指挥员定下作战决心的重要依据。”

依靠情报来定计用谋，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古时获取情报主要靠探子（间

谍），传递情报多利用步、骑与烽火，分析情报还佐以谋士。我国古代大军

事家孙武所揭示的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战争指导规律，就涉及到情报

的作用。没有准确的情报，谈不上知彼。他把侦察敌情提到 “三军之所恃而

动”的重要地位。

谋略就是一个不断从外界获得情报，并对情报进行传递、存储、比较、

分析，判断、运用的过程。

一切谋略的产生，无不首先从获取情报为先决条件。能否全面、及时、

准确地获取情报，直接影响到国家安危和战争胜败。美国前总统卡特说过这

样的话： “精确而有用的情报如同氧气对于我们的健康和幸福那样必要，我

国民经济总值的一半以上都与情报活动有关。情报经常提供必要的活力，它

点燃创造发明的火焰，它帮助人们决策世界上日益复杂的各种问题。”

现代战争条件下，军事谋略者掌握情报、判断敌情的任务日趋繁重。不

论谋略的预见性、周密性，还是灵活应变，都是以对情报的及时全面掌握、

准确分析判断为前提的。战后局部战争的经验证明，现代战争在很大程度上

表现为信息战、情报战，因而军事谋略中情报的地位作用显得更为突出了。

二、谋略对情报的要求

谋略是否有效与作为其基础的情报有密切关系，最佳谋略要求最佳的情

报。谋略对情报的要求通常用 5 个指标来衡量：

1、相关性。为谋略提供的情报必须认真筛选，只有与谋略相关的信息、

资料、数据、动态才具有价值。克劳塞维茨在 《战争论》中写道：“战争中

得到的情报，很大一部分是互相矛盾的，更多的是假的，绝大部分是相当不

确实的。这就要求军官具有一定的辨别能力。这种能力只有通过对事物和人

的认识和判断才能得到”。

现代战争条件下，情报工作的新特点之一是情报量的 “爆炸式”增长。

即使规模不大的局部战争，都不仅涉及到国家的军事情况，而且涉及国家的

经济、政治、外交等情况，不仅涉及以往战争中常见的敌情、我情、地形、

气候等情况，还涉及双方拥有的大规模杀伤兵器的数量、部署，有关辐射、

化学、细菌以及无线电技术的设备等情况。就是说，现代军事谋略所需要的

相关情报内容极其广泛，数量极其庞大。据有关资料介绍，要挫败对方一次

大规模的核袭击，指挥控制系统每秒钟就得处理500亿个指令。不仅战略行

动所需要情报量如此大得惊人，战役、战斗行动所需要的情报也与日俱增。

苏军现在一个师搜集情报的地区比以往增大了2.3倍，情报量比第二次世界

大战增加了2倍多。如此大量的情报，达到全面掌握，并去粗取精，筛选出

有用的相关性情报，无疑是要求很高的。

2、准确性。军事情报必须真实，符合客观实际。但敌对双方为了掩盖各

自的意图，都在互相欺诈、伪装，制造假情报。所以， “失之毫厘，差之千

里”，建立在错误情报上的决策，后果不堪设想。

现代战争条件下，敌方会利用各种新技术，施展障眼法。许多武器装备

正在向隐形化方向发展，不论在平时，还是在战时都不易被发现。而且情报

输送渠道的保密技术水平提高了，造成了截获难、破译难的状况。因此，要

准确地获取情报，更加需要提高斗智水平。

3、完备性。现代战争条件下，情报尤须系统、全面、不断充实。不完备、

不确定的情报越多越大，谋略越无把握，所担风险越多。但情报的完备性是

相对的，绝不可能获得十分完备的情报。由于环境的变化、事态的发展，原

先许多供选择的方案失效了。当你在获得完备情报之时，正是敌人采取其它

行动之日，很有可能最早收到的情报其生命已殆尽。所以谋略者应重视完备

性和时效性的辩证统一。而处理好完备性与时效性这对矛盾，则是谋略艺术

的重要表现。

4、及时性。后于谋略的情报对决策没有价值，但是先于决策的情报著不

能为谋略者所运用，同样埋没了情报的使用价值。现代战争中，战况瞬息瓦

变，情报的侦获和传递，以至定下谋略和执行谋略，都是在高速度情况下进

行的。只有反映特别灵敏和迅速，才能不失时机地决策和运用。

1943年 4 月 17 日，美国海军部长诺克斯收到一份电报，内容是日本的

山本司令乘飞机到前线视察的详细日程。这是一份纯属日常事务的电报，并

未马上引起海军部长的重视。他照例到总统那里聚餐去了。在餐桌上，诺克

斯顺便提到了则才那份山本司令行动计划的电报。罗斯福突然闪出一个念

头：击落山本座机，以报珍珠港之仇。诺克斯部长立即按照总统指示，向珍

珠港的尼米兹司令下达了 “干掉山本”的命令。负责执行此项任务的空军部

队指挥官米彻尔少将很快收到了作战命令：P—38 机队要尽一切办法击毙山

本司令及参谋人员！山本司令以遵守时间闻名。总统重视这次战斗。结果速

报华盛顿！这样，当山本司令的座机在 6架零式战斗机护航下飞临布于维尔

岛机场上空时，早就等候在那里的P—38机群蜂涌而上，一举将其击落。时

为 1943年4 月18 日。

现代战争条件下，情报工作的新特点之一是情报的流速快、变化大。这

既是由现代武器装备具有的机动力强、射程远、速度快、命中率高、威力大

等特点决定的，也是现代情报手段发展的必然结果。美军使用视距无线电、

对流层散射、高频无线电、卫星和电缆等多种通信设备，能将情报快速传输 给在近80 个国家 100多个地区的3000 多个指挥所。苏军使用各种通信手段，

总部经军区、舰队将情报通报给陆军师和在远洋航行的军舰仅需要 2—5 分

钟。在不断变化和稍纵即逝的情报流中，及时捕捉情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又要为实现这一要求而作出艰巨的努力。

5、保密性。前面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乘

飞机到前纷视察的情报，来源于破译日军的电报密码。但当时美军破译日军

密码的技术属国家绝密，一旦泄露，引起日方警觉，对美方以后的战局发展

会带来不利。因此，美军参战飞行员奉命严格保密，并采取伪装措施。战后

连续几天，战斗机群无目的地向布于维尔岛周围出动。这样做是为了让日军

相信，击落山本座机不是由于破译密码后进行的有计划的战斗，而完全是偶

然事件。击落山本座机的郎匪尔中尉晋升为上尉，获得了勋章，甚至收到了

总统的贺电。但直到 1945 年 9 月 1 日才公开发表他的这个战功。美方一系

列的伪装活动使日本海军得出这样的调查结论： “破译山本司令长官行动计

划的电报，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结合敌人其他广播和报道来考察，判断这

一事件是一次偶然的遭遇”。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美太平洋舰队

司令尼米兹在接见记者时，有人问他： “能够击落山本司令座机，是什么原

因呢？”尼米兹直言不讳地答道：“当时我们可以破译日本方面所有的密码，

我们完全掌握了山本司令的行动计划。”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绝密情报退化

为普通资料的过程。

二次大战后，随着电子技术和其它新技术的发展，情报工作中窃密与保

密的斗争更复杂、更高级、更激烈了。几次局部战争中，这样的事例是很多

的。

三、情报的获取

使用各种侦察手段和样式，获取情报：

侦察按规模、用途和任务可分为战略侦察、战役侦察和战术侦察。

按照行动规模、任务性质和使用的兵力，可分为地面侦察、空中侦察、

海上侦察和航天侦察。

根据所要完成的任务、兵力兵器和实施方法的不同特点，以及获得敌情

的不同来源，还可分为谍报侦察、特殊侦察、无线电侦察、无线电技术侦察、

部队侦察、舰艇侦察、炮兵侦察、工程侦察、辐射化学侦察、生物侦察、雷

达侦察、水声侦察及其他侦察。

我们必须看到：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国际上那种单纯依靠 “斗篷加匕

首”的 “007”式的神秘人物进行情报活动的方式，早已发生巨变。无线电、

雷达、窃听器、计算机、测谎器、高空侦察机、侦察卫星以及其它科技成就，

为情报活动开辟了新天地。

今天侦察卫星警惕地监视着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卫星的最低飞行高度为

120公里，如果用2400 毫米超望远镜头拍摄照片，那么从军队的部署，到机

场、铅厂、工厂、导弹发射场，凡是地球表面上的东西，都历历在目。即使

是夜间或云雾遮蔽，卫星仍可用红外线或雷达对地面进行侦察。而卫星在实

战中的应用如何呢？

1973年 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苏联接连发射了18颗 “宇宙”型卫

星，其中9颗是近地侦察卫星。在以色列动员了大批预备役兵力，逐步挽回 战局的情况下，苏联出面调停。16 日，柯西金总理秘密飞抵开罗，与埃及萨

达特总统进行了4 天的会谈，劝其停火。据说柯西金手中的王牌就是“宇宙”

拍摄的照片。从照片上可以清楚地看出形势对埃及方面不利。而另一方，美

国的 “大鸟”侦察到伊斯梅利亚一带埃军防御薄弱。以军得知这一情报，19

日潜入埃军防御纵深。

同样，无线电侦听也卓有成效。无线电技术侦察可以测定部队的位置、

部署，甚至可以判断出飞行员的技术熟练程度。目前美国的侦听基地遍布全

世界各地，而苏联也高度重视类似的侦察手段。

但技术并不是万能的。如对 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和 1973年北越发起的

春季攻势，美国事前就没有掌握情报。因为对方也在采取对抗措施，象无线

电静默，用森林作隐蔽，使用假目标等。负责指挥 1975 年 1 月西贡战役的

北越总参谋长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的行动极为保密。为了迷惑卫星的侦察，

汽车仍往返于河内我的住宅和总参谋部之间。傍晚则由我的替身在住宅的院

子里和士兵们兴高彩烈地打排球，因为那是我以往每天必做的事。”由此可

见，只要没有发明出能够窃听到室年谈话的人造卫星，一些不暴露在表面上

的东西，从宇宙空间是侦察不到的。而这就给独立进行情报活动的人，留下

了广阔地盘。因为 “掌握人的思想”及其活动规律，是任何先进的技术所代

替不了的。世界上各国情报人员仍在频繁地进行各种各样的侦察活动，包括

以 “打进去”和“拉出来”的特殊方式，获取各种情报。

四、情报分析

不论是平时还是战时，各种情报源源不断地涌入指挥机关。这些情报有

军事的、政治的，还有外交的、经济的。而且通过各种方法途径搜集到的形

形色色的敌方情报真假混杂，有很大一部分是不确实的，还有一些是互相矛

盾的。只有将得来的各种情报，运用唯物辩证法、数学、运筹学等科学的方

法，进行认真的、全面的分析研究，提炼综合，才能成为谋略决策的依据。

在如何提炼和综合情报方面，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了一个供谋略训练的

例子：一位研究者在苏联地方报纸上看到一家工厂领导给编辑的信，抱怨原

料供应缓慢。一位武官又送来了火车行车时间表变更的消息。这时， 《真理

报》正为靠近西伯利亚的一个地区发动一次招收工人的宣传活动。几天以后，

某加盟共和国的一位官员发表了一篇演说，歌颂同一地区工业振兴。这篇演

说中还穿插一段富于神秘性的关于原子能和平用途的话。根据这些片断，情

报专家就能发现苏联两个新原子工厂的方位。

指挥员在构成判断、作出决策时，绝不能有主观随意性。这里有两个截

然相反而又发人深思的例子。

1941年德国加紧了战争准备，向苏联边境调动了大量部队。但德国间谍

机关四处散布消息，说兵力东调的目的是为了掩盖他们入侵英国的准备工作

（指入侵英国的“海狮计划”）。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情报机关越来越多

地发现德军正在向苏联边界集结，但同时也陆续得到德军散布的所谓旨在声

东击西的情报。而这是性质完全相反的情报，相信那一个？斯大林在判断时，

由于迷信苏德条约，以及非常担心出现战争局面而产生了一种心理性倾向，

一厢情愿地认为德军是 “声东击西”。甚至在苏联情报总局已经获悉了德军

将在 1941 年 6 月的下半月对苏联宣战的重要情报后，斯大林仍固执地不相 信。他在情报总局上送的绝密情报上用红墨水笔批示说： “这份情报是英国

的挑拨，查明谁在进行这种挑拨，并予以惩治”。结果由于判断失误而招致

战争初期的严重失利。

老谋深算的丘吉尔则宁可相信自己的经验和知识，而不轻信他的情报机

构的某些 “集体智慧”。1939年他在英国下院发表演说： “如果各部大臣听

任自己养成一种心情，只重视那些同自己的愿望一致的情报，那么他们就会

遭到极其严重的危险。” 1940 年 1月10 日，1架德军高速飞机，因迷航迫

降在比利时，机舱里发现了德国假道比利时进攻法国的计划，还有希特勒的

命令文件稿。对此不少英法高级官员认为这是德国的骗局，有意制造假情报。

丘吉尔则反对这种解释。他设身处地为德军推想：瞎闹这样一场骗局什么好

处也没有，德军没有必要搞这样的骗局！后来事实证明，丘吉尔的判断是正

确的。

唯物主义者斯大林，不小心犯了唯心的错误，但后来在实践中纠正了，

领导苏联人民打败了希特勒，仍不失为伟大的历史人物。唯心主义者丘吉尔，

在对待战争问题上，有时不得不唯物起来，倒也值得我们借鉴。

第八章 谋略的主观条件

敌对双方的种种客观条件，筑成了军事谋略家活动的基础与舞台。一般

他说，客观条件占优势的一方，军事指挥员有可能争取更大的主动性。但是，

战争史一再证明，不仅在同样的客观条件下，军事家的谋略有正确与错误之

分、高明与低劣之别，而且即使客观条件处于劣势的一方，却往往能制定出

高于敌手的深谋奇略。这里根本的原因在于人们主观条件的差异。军事谋略

家只有具备优秀的素质和才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方能在一定的客观条

件基础上，谋深计远，立于不败之地。

一、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军事谋略服从战争胁政治目的，政治

是军事谋略的灵魂。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和不同的国家，对军事谋略者

的政治要求有很大的区别。我国的军事谋略者，政治上的要求起码应包括以

下几个方面：

（一）胸怀大志，为国为民

“千古英雄，爱国同怀赤子之心”，军事谋略家首先应是坚定的爱国主

义者。在民族灾难深重的中国近代史上，关天培、陈玉成、刘永福、邓世昌

等一批民族英雄，他们既是统兵抗敌的爱国将领，又是才华横溢的军事谋略

家，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

承等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抱着救国救民的宏图大志，在领导长达28

年之久的革命战争中，把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战争是民族、国家、阶级、政治集团之间斗争的最高形式。在关系到国

家、民族和人民生死存亡的时候，军事谋略家只有抱着赤诚的爱国之心，站

在国家、民族和人民利益的高度精心运筹，出谋划策，才符合历史的潮流和

人民的意愿，才有成功的现实可能性。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明确强

①

调：“谋不败之战略，以抗强邻，而保领土。”作为人民军队的军事谋略家，

更须把一切军事谋略活动建筑在国家、民族和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上。

爱国主义同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是有严格区别的。拿破仑是

法国杰出的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一位忠于法国民族的伟大

军事谋略家。他曾说过：

“把自己的生命看得高于民族的荣誉和同志们的尊敬的人，根本就不应

②

当成为法兰西陆军中的一员。” 他亲自筹划和指挥了大小50 多次会战，赢

得了大约 35 次会战的胜利，打败了欧洲列国5 次反法联盟军队的进攻，捍卫

了法兰西的独立。但是，由于他后期把战争逐渐变为侵略扩张性质的战争，

遭到了被压迫各国人民的反抗，遂由胜利走向了挫折和失败。

坚持爱国主义必须把个人的利益同国家、人民的利益统一起来，将自己

的智谋才能贡献给国家和人民，坚决反对为个人或小集团的私利而玩弄权术

的行为。历史的经验证明，凡缺乏爱国之情、报国之心，置人民的利益于不

顾，追求一家一族、一党一派的私利者，即使有很高的军事谋略才能，也难

① 转引自 《中外军事名言录》，军事科学出版社1986 年 10 月版，第5 页。

② 富勒： 《战争指导》第35 页。

免成为历史的罪人。蒋介石能够把中国各派军阀笼络在蒋氏大蘻之下，并能

统治中国几十年，其权术计谋手段不可谓不 “高明”，但最后被觉醒了的中

国人民赶到一个海岛上。蒋介石及同民党的失败，最根本的不在于军事谋略

上的无能，而在于他们的谋略决策违背了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和全中国人

民的根本愿望。

（二）通晓马克思主义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我军

各级指挥员，尤其是中高级指挥员，必须通晓马克思主义，成为自觉的共产

主义者。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认识战争规律和指导战争的锐

利武器。

战争是充满复杂矛盾运动的社会现象。人们指导战争只有符合战争的实

际情况，审时度势，随机应变，力争主动，才能导演出威武雄壮的活剧，赢

得战争的胜利。纵观中外战争史可以发现，几乎任何成功的军事谋略和战例，

无不闪耀着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的光芒，只不过是有自觉和不自觉之分罢

了。孙膑 “围魏救赵”的成功，在于他明敌之虚实所在，进面因势利导，攻

其必救，避实击虚。拿破仑能够在奥斯特里茨战役中以少胜多，创造了 “奇

迹”，就在于他通观战役全局，抓住俄奥普联军立足未稳的有利战机，打得

对方措手不及。 《孙子》所以流传千古，经久不衰，重要原因是其所揭示的

战争规律和谋略原则，有着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以至于被人们称之谓“伟

大的军事哲学著作”。克劳塞维茨的 《战争论》也是充满哲理的军事谋略著

①

作之一，恩格斯认为，这本书 “用哲理推究的方法是奇特的”。列宁则称克

②

劳塞维茨是“非常有名的战争哲学和战争史的著作家”。当然，只有马克思

主义的军事家才能自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谋划、指导战

争。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刻地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

的特点和规律，确定了各个时期战争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指导中国革命

战争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取得了彻底胜利。这为我们 “提供了在实践中运用

③

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最光辉的范例” 。

（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我军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 “党指挥枪”是我们根本的建军

原则。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这是军事谋略保持坚定正确

的政治方向的根本所在。

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我军指挥员在坚决贯彻党

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的同时，还要加深对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新时期国

防建设的指导思想、战略方针和军事战略的理解，不断提高贯彻执行的自觉

性。它们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正确分析预测当代国际政治、军事斗争全局及

其发展趋势，从我国的社会制度、基本国策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出发，针对

现实和潜在的战争威胁而确定的，是我们军事谋略活动的依据。

二、高度的战略意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选》第三卷第583 页。

② 《列宁选集》第三卷，第71 页。

③ 中共中央 《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 年6 月27 日。

战略的正确与否，往往关系着国家、民族的命运。有无高度的战略意识。

对一个国家、民族能否选择正确战略有极大的影响。1405—1433年间，中国

明王朝的郑和，率有大小船只600余艘、2.7万余人的远航船队，七下西洋，

遍及太平洋、印度洋，远到非洲的东海岸，访问了亚、非 30 多个国家。半个

多世纪后，葡萄牙人伽马也率船4 艘，人百余名远航到印度和非洲东岸。相

比之下，伽马的远航规模显得十分逊色，但其对西欧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是

巨大的，郑和远航在中国所应发生的作用则被明王朝的“海禁”政策扼制了。

在郑和晚年，民船出海被朝廷视为 “弊政”而遭查禁，中国因而更加封闭了。

而在西欧，继伽马之后，哥伦布、麦哲伦等人相继远航。荷兰人、英国人也

掀起远航热潮，他们所开辟的新航路，在欧洲引起了“商业上的革命”和“价

格革命”，国际贸易迅速扩大。同样是远航，为什么产生了完全相反的结果

呢？重要原因就是战略意识的截然不同。明王朝当年支持郑和远航，是为了

“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而葡萄牙、西班牙人当初向远洋发展，是为了

寻求与外国贸易的海上通道，打破意大利的贸易垄断，这一经济战略，后又

被发展成殖民掠夺的国家战略。在上述战略指导下，葡萄牙和西班牙建立起

了海上优势，抢占了大片海外殖民地。英国则后来居上，利用18世纪发展起

来的蒸汽机技术，建立了强大的海上舰队，称霸世界达一个多世纪。相反，

首开海上航路的中国，则成了近代列强掠夺和蹂躏的对象。

当今的世界正处于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各国都在根据时代的特点和发

展趋势调整战略。这种战略已超出了军事的领域，包括政治、经济、科技等

方面的内容。要成为一个高明的军事谋略家，必须比其它行业的人更牢地记

取历史的教训，更加注重战略问题的研究。

（一）掌握国际战略形势的特点

地球越来越小了，以至于西方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富勒把它形容为浩瀚

宇宙中的一个小小的村镇。高度发达的现代交通与通信工具，布满全球的经

济网络，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关系，把即使是相隔数万里的国家变成了近在

咫尺的邻邦。地球的急剧缩小，又把世间的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了，以至于

如法国的一位诗人所说： “再也没有任何一件事不和整个世界有关”。尤其

在战争问题上，一定规模的事件、争端或冲突，也会突破国家、民族、政治

制度的界限，产生广泛的世界影响，而一场重要地区的局部战争的发生，往

往可能影响世界形势的发展进程。军事对抗的国际性色彩越来越浓了。因此，

军事谋略家的战略意识，首先就表现在要有全球观念，善于掌握国际形势的

发展趋势和特点。展望未来 10年甚至更长一个时期内的国际局势，有三点应

特别注意：一，世界从军事对抗转向政治对话，由紧张转向缓和，一个有利

于维护和平和促进发展的新时期正在到来。但导致国际局势动荡紧张的各种

因素并未消失，东西关系和南北关系，即和平与发展问题，仍将是影响今后

国际形势进程的两个全球性战略问题；二，战后形成的美、苏两极体制已在

世界形势的转折性变化中开始动摇，一个由不同制度、不同模式、不同发展

程度的国家所构建的多极化的战略格局正在形成。关、苏、中、西欧以及日

本五大力量将成为新的战略格局的主体并相互制约，国际关系更加复杂；三，

世界各主要国家都着眼于21 世纪的中长期设想，展开了以发展经济为中心，

以发展科技为龙头的综合国力竞赛，以谋取新世纪的战略主动权。这就是现

时代军事谋略的大背景，我们只有清醒地认识它、牢牢地掌握它，所提出的

军事谋略才符合时代的潮流，才可能是制胜的谋略。

（二）关注亚太地区的积极变化

这是军事谋略者战略意识的又一表现。

1904年，英国战略思想家麦金德指出了 “心脏地区”将具有极其重要的

意义。1919年他提出了 “谁控制东欧，谁就能控制心脏地区；谁控制心脏地

①

区，谁就能控制世界之岛；谁控制世界之岛，谁就能主宰世界”的著名论点。

时隔20 年，希特勒从捷克下手开始进犯东欧，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

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又以欧洲为中心展开了长达40 年之久的争霸，至今尚未

停止。原因何在？根本在于欧洲是世界经济的中心地带。近一二十年来，亚

洲、太平洋地区，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美国与该地区的贸易开始超过了

其与西欧的贸易，并且在研究新的战略方案，以巩固和扩大其在亚太地区的

地位；戈尔巴乔夫提出了新的亚太政策，表现了其对这一地区的浓厚兴趣和

战略趋向；日本正在筹划建立 “东亚经济圈”，企图主宰该地区的命运；东、

西欧各国也想在亚大地区争得一席之地。这是为什么？亚太地区有巨大的经

济潜力和市场，80 年代以来包括中国、日本、 “四小龙”、东盟等在内的亚

大地区经济的迅速崛起；亚太地区远离中东、欧洲等动荡和敏感地区的环境，

等等。据此，有些著名政治家、经济家和学者认为，现在的亚太经济充满了

活力，在下世纪可能成为世界的又一经济中心，有的甚至预言下个世纪是“太

平洋时代”、 “太平洋世纪”。由于亚太地区的大部分国家，尤其中国和印

度两个大国尚未发达起来，作出 “太平洋世纪”的预言还为时过早，但是，

近些年来，该地区确实发生着积极的变化，其战略地位也在这种变化中不断

提高。

我国是一个亚太地区大国，该地区富有生机的现状，包含有我国政府和

人民的巨大贡献。该地区未来的发展，关系到我国人民的切身利益。作为一

个军事谋略家，在注视欧洲这一世界战略重点的同时，必须从战略的高度，

密切关注亚太地区的变化对我国经济、政治、外交、军事等各个领域产生的

深刻影响，使我们所作出的各项军事谋略决策适应于亚太地区和平、稳定和

发展的需要。

（三）重视科学技术发展的挑战

人们发明创造了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又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人类社会生

活的各个领域，改变着世界的面貌。而军事领域又是对科学技术最敏感的领

域，往往是科学技术利用得最早、最多和最快的一个领域。因此，科学技术

的发展在军事领域引起的变化比其它领域会更快、更大。二次大战以来，不

仅发展了核武器，而且使常规武器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战争的样式以及战略

战术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以毫不夸张他说，科学技术已成为世界政

治、经济、军事等历史演变的重大战略要素，现代战略意识如不包括科学技

术这一要素，那将是极其危险的。

目前，我们正面临着新技术革命的严峻挑战。这场技术革命是以电子计

算机为核心，微电子技术为先锋，以生物技术和新型材料为重点，以光和激

光、新能源、海洋开发、空伺开发为前沿的一场多技术群的革命。它对人类

历史发展要产生的影响，比以往任何一次技术革命都要大得多，在军事领域

引起的变化，将是空前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各主要国家都把发展战略的重

点放在夺取未来科技的 “制高点”上，把发展高科技作为推动历史车轮的第

① 《战略的追溯与反思》第71 页。

一杠杆，作为未来军事战略的支撑点。美国把战略王牌压在了 “星球大战”

计划上；日本把谋求政治、军事大国的企图纳入了 “技术立国”的方略之中；

苏联把 “东方尤里卡计划”当成防止未来处于战略被动地位的出路：西欧制

定的 “尤里卡计划”和西德提出的“欧洲防御计划”，寄托了其在未来世界

战略格局中保持有利地位的希望。我军的军事谋略，必须重视新技术革命的

蓬勃发展，筹划出具有我国、我军特色的发展战略模式。

（四）了解各国军事战略的调整

军事战略是通过国家军事力量的建设和使用 （包括实战和威慑两种形

式）实现国家总的战略目标的方略，同军事谋略时而重叠、时而交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