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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传》作者：《贺龙传》编写组【完结】 >
贺龙传.txt
1941 年开春以后，关向应患肺结核病日益严重。这年 10 月初，他离开 晋西北去延安治疗，贺龙亲自到彩林后方医院送行。贺龙与关向应从 1932
年在湘鄂西苏区开始一起工作，共同经历了 8 年的艰难岁月。在这 8 年的风 风雨雨中，他们结成了深厚的战斗友谊。关向应理解贺龙、支持贺龙。他曾
对人说：“有人说老贺有军阀主义，其实，他联系群众，关心爱护群众，上 下级关系密切，同他接触多了，就比较随便了。”“你不要看老总发脾气，
他发脾气其实是爱护你。他伟大就在这一点上——关键时刻他立场坚定、果 断。”贺龙尊重关向应，遇事总要问问关向应的意见。他们俩人思想合拍，
配合默契。关向应病重以后，贺龙十分焦急，诸事都很关心，连关向应应该 吃什么，怎么吃法，都要亲自关照一番。不久前，刚刚送去一件皮大衣给他
御寒，可是，现在，病魔却使他俩分开了。这使贺龙感到痛苦，尤其是关向 应一走，集军政领导工作于一身，任务繁重。不过，正如关向应所说：“老
贺在最困难的时候，他总是有办法，而且每当最艰苦危难的时候，他最快乐。”
1942 年春，正当贺龙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组织晋西北部队精简整编， 解决“鱼大水小”、“头重脚轻”①问题的时候，日军发动了对晋西北的春季
“扫荡”。日军独立混成第三、第十六两个旅团集中 1 万余人，“扫荡”兴 县和保德地区。独立混成第三旅团长森少将，率 3 个支队袭击保德二分区指
挥机构及新军暂一师；独立混成第十六旅团长若松少将率 3 个支队直扑兴县 晋西北军区领导机关，企图一举消灭晋西北八路军指挥中枢。他们采取远程
奔袭的办法，增加了“扫荡”的突然性，到达奔袭目标地区以后，即组成多 路纵队作宽正面的梳篦式的反复“扫荡”，发现指挥机关和主力部队，马上
集中兵力攻击。1 月 4 日，若松少将指挥日伪军秘密出动，直奔兴县。
贺龙及时得到了情报。他当机立断，率军区机关迅速转移到了兴县西北 的水江头。6 日，若松占领兴县，扑空之后，马上跟踪而来。贺龙又转移到
瓦塘以北地区。若松在水江头再次扑空，失去目标，感到奇怪，于是，下令 摆开阵势，采用像梳子篦头一样的办法，以多路纵队，严密搜索。
怎样粉碎这次“扫荡”呢？贺龙说，鬼子正在找我们的主力，我们要避 开他，让三五八旅去界河口和二十里铺一带活动，到鬼子屁股后面去放火，
逼他退出去。对进入根据地的鬼子，用小部队袭击他，让他不得安宁。各分 区的部队都避开正面，去打敌人的交通线和据点，把声势搞大点，那样，日 军不得不走。
这一着很有效。三五八旅接连不断地打击若松的运输部队，逼得他掉转 屁股去找三五八旅。外线部队打得更加热闹：独一旅 3 次截断离岚公路；决
死二纵队在文水、交城地区，决死四纵队在离石、大武地区袭击据点，破坏 交通，打敌运输；独二旅、暂一师跳出森少将的合围，袭占了义井。晋西北
各部队在敌占区和交通线上四处出击，一共歼敌 1750 人。敌人顾头顾不了 尾，十分被动，3 月初放弃“扫荡”，撤回原据点。
① 由于日军强化治安，蚕食根据地，在 1941 年，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面积缩小了六分之一，人口减少了 50
万，使党政军民全部脱产人员占根据地人口比例从百分之四点三，上升到百分之五点六，这就是“鱼大水
小”；在军队中，军区、军分区等机关人员和部队总数的比例上升到一比一点七，形成了”头重脚轻”的 情况。
反”扫荡”刚结束，中共中央发来指示，要贺龙、林枫速去延安。贺龙 把反“扫荡”的扫尾工作交给周士第，即同林枫过了黄河。
延安用极大的热情欢迎了他。3 月 25 日，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 参议会、边区政府、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举行盛大欢迎会，欢迎一二○师师长
贺龙、刚从苏联养病回来的——五师师长林彪和去绥德、米脂视察归来的边 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毛泽东、朱德都到了会。主持会议的是边区参议会副
议长谢觉哉。他先请林彪讲话。林彪刚刚回国不好意思讲，只说：“该受欢 迎的不是我，而是从前方归来的贺师长和我们的李副主席。”谢觉哉转身请
贺龙讲话。谢老风趣他说：“我们的贺师长是一条龙，转战华北，日本鬼子 没奈何他，能降服这条龙的只有纯阳老祖，可是，纯阳老祖又在我们这边。”
谢老道出了一个简单的事实：贺龙是个共产党员，他只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服从中国人民的意志，别的什么力量都奈何他不得。贺龙没想到，自己
做了一点工作，竟受到延安人民如此盛情的欢迎。他十分激动，在热烈的掌 声中讲话说：“我是一个普通党员，现在回家来了，是不该受这样盛大欢迎
的。”接着，他简要汇报了晋西北的春季反“扫荡”情况，兴致勃勃地说：
“敌人春季‘扫荡’彻底失败了，不过，敌人的战术也有改变，在我们面前 并非完全无能，时常对我们实行反袭击、反伏击。我们如不注意敌人这种战
术上的进步，那一定会吃亏的。我们应该注意研究敌人战术的改变。”谈到 晋西北根据地几年来的建设，更其兴奋，他说：“晋西北根据地的建设时间 比较短，从
29 年①算起，到现在不过两年，除了打仗以外，允许我们建设的 时间不过 14 个月。如今‘三三制’政权已经建设起来，一天天在巩固中，过
去逃亡的地主，现在已经回来了。地主士绅、各党派人士都积极参加了政权 工作。他们很高兴，很安心。我们的行署主任续范亭同志，便是一位国民党
员、老同盟会员。副主任牛荫冠同志，是牺盟会领导者之一，他的家庭是晋 西北第一家大地主。乡村政权已经过两次改选，现在第三次普选已经完毕，
正着手县的选举。晋西北参议会正在筹备，预计今年 7 月，第一次会议可以 开幕。”最后，他深情他说：“晋西北根据地能建立起来，主要是我们忠实
执行了党中央的正确政策，执行了我们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晋西 北紧靠陕甘宁边区，在建立新民主主义根据地中有一个近便的榜样。”这次
讲话，是他真情的流露，赢得了一阵阵掌声。
其实，毛泽东让他到延安来，是要他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的。 毛泽东先让他参加由朱德领导的军委考察团，检查八路军留守兵团的工
作。他同留守兵团的领导人肖劲光、曹里怀、莫文骅作了多次长时间的交谈， 了解情况，交换意见，又听取了一些旅、团干部的反映，仔细阅读了留守兵 团 3
位领导写的工作报告，在 1942 年 3 月下旬召开的中央军委检查留守兵团 工作的会议上作了坦诚的发言。他肯定了留守兵团在保卫陕甘宁边区和军队
建设上的成绩，又严肃地批评了领导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尤其对留守兵团 在处理与中共中央西北局关系上存在的问题，作了中肯的批评。朱德在他所
作的检查工作的结论中，肯定了贺龙的看法。这次检查，使贺龙熟悉了陕甘
宁边区部队的情况，为担负联防军司令员作了思想准备。
1942 年 5 月 13 日，中央军委发布了关于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 的决定，任命贺龙为司令员，徐向前为副司令员，关向应为政委（关向应休
① 民国 29 年，即公元 1940 年。
养期间，高岗代政委），林枫为副政委。毛泽东要求贺龙参加解决三项任务： 一，统一晋西北与陕甘宁两个区的军事指挥及军事建设；二，统一两个区的
财政经济建设；三，统一两个区的党政军民领导。
贺龙又挑起了一副新的担子。
“你的兵练得不错哪！”
陕甘宁边区的部队有一二○师的、有留守兵团的、还有边区保安司令部 的，指挥、组织不统一，不适应保卫边区的需要，因此，贺龙上任后第一件
事就是根据中共中央统一军事指挥的要求，对边区部队进行整编。他同副司 令员徐向前、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商量以后，决定把留守兵团所属的各独
立团及保安司令部所属的 4 个团统一编成两个警备旅，同三八五旅、三五九 旅一道置于联防军的统一指挥之下。中央军委批准了这个方案，并于 1942 年
10 月间将留守兵团领导机关并入联防军机关，任命肖劲光为联防军副司令 员。贺龙又根据保卫边区的需要，重新划分和调整了部队的防区，成立了军
分区。他还建议，由地委书记兼任军分区政治委员，以实现各地区的一元化 领导。经过整编，边区部队出现了一个新面貌。
不久，贺龙带着参谋人员深入各分区视察。走了一遍以后，他感到忧虑。 当时，国民党军在陕甘宁边区周围驻有 50 万大军，对边区实行封锁。眼下，
国民党顽固派又在酝酿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4 个多旅的部队不仅要保卫河 防，对付日寇，而且要对付众多的国民党军，兵力实在不足。在非主要方向 的边境上，1
个团要担负 400 公里正面的守备，显然很难应付国民党顽固派 可能发动的进攻。贺龙有一个增加边区军事力量的想法，可是，现在是根据
地最困难的年月，都在精兵简政，边区要扩兵显然是不行的，于是，他想到 了晋西北。他考虑，晋西北新军决死二纵队、四纵队、暂一师、工卫旅经过
整编和多次反“扫荡”的锻炼，战斗力提高很侠，已经可以胜任保卫晋西北 的任务了。一二○师独一旅的 1 个团己于 1941 年调来陕北，旅部及另 1 个团
仍在晋西北，可将其调来。他把这个想法报告了毛泽东，得到了毛泽东的批 准。1942 年 11 月 26 日，一二○师独一旅旅部及一个团调到陕北，全旅配置
于绥德地区。三五九旅全部调往延安东南作为机动部队，以便随时应付国民 党顽固派可能发动的突然进攻。{ew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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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 年 3 月，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鼓吹封建法西斯理论，反 对共产主义。5 月，国民党军把对付日军的一批部
队从河防撤往边区周围，增加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兵力，并且向关中地区 逼近，企图闪击延安。国民党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亲赴耀县召开作战
会议，又跑到洛川以北活动，扬言要让八路军交出边区。形势一下子紧张起 来。虽然预有准备，但贺龙还是不很放心，又向毛泽东建议，再从晋西北调
1 个旅过来。毛泽东同意了。6 月，中共中央军委根据贺龙的建议将三五八旅 调到陕甘宁边区。贺龙随即命令三五八旅进驻鄜县（今富县）以西黑水寺、
直罗镇一带葫芦河谷地区，同由康健民率领的骑兵旅一道，增强关中地区的 纵深防御和准备实施机动。部署完毕以后，他又到关中分区亲自检查了一遍。
当他返回延安时，延安各界正在文化沟体育场召开纪念抗战 6 周年纪念会， 进行反顽斗争紧急动员。人们知道贺龙刚从南线视察回来，用热烈的掌声欢
迎他讲话。他走上讲台，感慨他说：“往年，我们在前方纪念‘七七’，周 围都是敌人。今天，在我们家里纪念‘七七’也同样不安宁，昨天，关中已
经听到了炮声。这炮声是从新自河防阵地撤到边区附近的部队发出的。他们 不打日本了，开来打自己人，要消灭边区老百姓，消灭共产党，消灭边区政
府。”他极为气愤地反问：“国民党政府不发一饷一弹，我们打了 6 年仗。
日寇侵华军队，我们打了一半，这样的军队不好吗？我们不敢言功，但我们 何罪可伐？为什么要来打我们？对 33 个叛将①不讨伐，而对我们则当做敌人
看待，这还有公理吗？”
蒋介石派驻延安的一位姓徐的联络参谋也参加了会议。他坐在台上说：
“蒋委员长‘七七’广播中并没有说要打内战。” 贺龙听到后，带着讽刺的口吻说：“刚才联络参谋徐先生说。蒋委员长
‘七七’广播没有提到内战，我说，这个消息很好，我们很拥护。但是河防 大军六七个师和什么坦克、重炮纷纷西调，包围边区，部队都换上了新炮，
连马鞍子也换了新的，对着我们如临大敌，而把日寇放到一边，这究竟是什 么道理？还要请解释解释。”
联络参谋无言以对，显得尴尬。台下响起了一片掌声。 贺龙对着台下大声说：“现在边境上对方的枪已经响了，我们还没有还
枪，因为我们一向是主张团结抗战的。人家如果不打我们，我们也决不去打 人家，但是，如果一定要来打我们，我们就一定要自卫。我们的忍让是有限
度的。我们边区的男女老幼都要准备好，随时还击对边区的进攻！”
贺龙的话激发了群众对顽固派的同仇敌汽，掌声、口号声响成一片。由 于中共中央及时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企图进攻陕甘宁边区的阴谋，边区军民
作了充分的准备，因而，在第三次反共高潮中，胡宗南始终不敢冒天下之大 不韪。
国民党顽固派没有冒然发动进攻，却组织了一些土匪、特务潜入边区， 进行破坏。清涧、绥德、米脂、西川一带接连出现阎锡军等 8 股土匪，到处
窜扰，抢劫公营商店及单行军人的武器，刺杀地方工作人员，破坏地方政权。 土匪活动最猖狂时，平均每天要发生 1 次抢案，清（涧）绥（德）大道上黄
昏时分没有武装护迭就不敢走路，严重地影响了当地的治安和交通。
贺龙决心剿灭这些政治土匪，保护边区政权和人民。1943 年，他乘陕甘 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在延安召开的机会，召开了军政干部联席会，专门讨论
剿匪工作。贺龙在会上指出：这些土匪已经作案 30 余起，干部和群众死伤
23 人，损失财物 200 万元，如果任其发展，边区将得不到安宁。贺龙严厉批 评了某些干部由于存在和平麻痹思想，对土匪采取放纵和宽大过头的态度。
他提出，由各分区司令部和地方党政机关联合组成清剿委员会，统一领导剿 匪工作，坚决消灭国民党派来的这些祸害。会后，贺龙连续两次签发剿匪命
令，确定了“剿抚兼施，军民协力”的方针，拟定了清剿战术，制定了对土 匪的处理办法和有关政策。贺龙强调：“要坚决肃清匪患”，但须“正确执
行政策”，“注意分化和争取”，“慎重对待首要分子与胁从分子的区别， 避免乱杀”。经过 3 个月的努力，8 股土匪被全部肃清，进一步巩固了边区
政权，安定了人民生活。
贺龙当了联防军司令员以后，常常下去视察。他发现边区部队由于以往 领导不够统一，训练上存在不少问题，各有各的作法；学校、教导队的训练
也有与部队实战需要脱节之处。这自然要影响部队战斗力的提高。他决心解 决这个问题。第三次反共高潮一结束，贺龙就开始着手解决部队训练问题。
他对联防军参谋长张经武说：“现在要解决一下部队训练问题。要开一个会，
① 1938 年 12 月，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投降日本后，国民党政府军中的一些将领陆续投敌叛国，其人数高 达 33 人。
把同志们的不同想法摆出来认真讨论一番，争取今年把陕甘宁和晋绥两个区 的部队训练统一起来。”
1943 年 6 月，联防军召开了陕甘宁边区和晋绥军区团以上参谋长会议， 讨论部队军事训练问题。贺龙亲自领导了这次会议。他在会上提出的指导性
意见，主要是：一，训练要为战争服务。他说：“过去学校和部队的教育与 战争脱节的现象，应当纠正。”在训练中，“各级司令部对自己周围的敌人
与顽军应有一定的想定①，作为训练的依据。西北地区要有两个想定：一个是 对付日本军队的，一个是对付顽军的。今天，战斗经验中有许多战术、技术
问题，要依据这个原则进行整理。”“要加强学校与部队的联系，部队供给 学校材料，学校帮助部队整理；学校向部队提出训练及战术意见，使学校教
育符合部队的需要。”二，部队训练的要求或者说目标，在于”能对付两倍 到三倍的兵力（的敌人）”，“1 个打 3 个”。贺龙指出：这是根据边区部
队面临的实际情况提出的，是形势的需要。只有把兵练成这个样子，才能使 我们立于不败之地。三，生产与训练这两大任务要统筹安排。当时边区部队
正在普遍开展大生产运动，因此，有些部队在安排生产与训练上统筹兼顾不 够，安排不尽合理。贺龙指出：“生产任务大体上已经解决，而学习任务还
未解决。学习问题主要是抓紧，要挤时间。”他说：训练抓得不紧，”问题 是首长和司令部抓得不紧”。他提出了一个负责制办法：”各级司令部把兵
训练不好，我就找你们参谋长。你们应当多用脑筋想办法。”
贺龙还对会议的开法进行了改革。他打破以往坐在一起讨论来议论去的 老一套办法，请参谋长们穿上草鞋，去当几天兵，到操场上做做动作，学些
切实的具体的教育方法，以便回去统一部队的训练思想和章程。贺龙自己也 穿着草鞋来往于操场烈日之下。这套办法，给会议注入了一股新鲜空气，会 开活了。
这次会议，对部队的训练方针、组织领导、规章制度等展开了充分讨论， 提出了明确的意见，特别强调“克服机械地认为生产第一、教育第二、忽视
军事教育的倾向和军事训练与作战脱节的现象”，并对 1943 年下半年的训练 提出了具体要求，从而，大大推动了两个根据地的军事训练。
3 个月过去了，军事训练搞得怎样了呢？有什么经验教训？冬季练兵应 当怎么搞法？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1943 年 10 月，贺龙主持召开了陕甘宁
边区部队高级干部会议。中共中央军委领导也很重视，毛泽东亲自参加了会 议。毛泽东在会上说：“你们做得很好，希望你们今年冬季，在现有基础上，
再进行一次很好的训练。”他还要求，在训练中要贯彻“首长负责、亲自动 手，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的领导方法，
并且对这一方法作了具体说明。
这次会议，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确定了“以兵为主，人人皆兵，个个 都练，土兵教育应以技术为主”的冬季练兵方针，侧重学习射击、投弹、刺
杀三大技术。为了贯彻毛泽东的讲话精神，贺龙把与会的高级干部编成班、 排，下到操场，首先学习三大技术，统一训练要求。贺龙说：“别人能做到
的，高级干部一样能做到。毛大帅不是号召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吗？我们自 己先动动手，就有发言权了。”毛泽东也很高兴，兴趣盎然地来到操场，观
看高级干部操练，对与会者的情绪鼓舞很大。贺龙主持的这次高级干部会议，
① 军语。按敌对双方基本特点结合实际地形拟订的一种情况设想。
成为边区部队冬季练兵的良好开端。毛泽东“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的 群众路线的练兵方法，普遍得到了贯彻执行。11 月中旬，冬季练兵热潮便在
部队中形成了。
在这次冬季练兵中，两个地区的部队普遍开展了争当“朱德射击手”、
“贺龙投弹手”的竞赛。
这个竞赛是怎么来的呢？一年前，即 1942 年春，贺龙到陕甘宁边区不 久，去三五九旅视察。师长来了，旅长王震十分高兴。他为贺龙组织了一次
投弹、刺杀和射击表演。有个叫齐巨洲的战士一下子将手榴弹投了 50 米。贺 龙看了，高兴地鼓起掌来。王震旅长兴奋地大喊：“好一个贺龙投弹手！”
表演完毕，王震请贺龙给部队讲话。贺龙说：”你们是保卫党中央的卫队， 你们要保卫边区每一寸上地。你们练兵练得很好，投弹投得远。你们还要好
好练习射击。每一颗子弹打死一个仇敌。一二○师是个大学校嘛！”王震接 着说：“师长号召我们生产、学文化、练习武艺，特别是打手榴弹、射击。
我们旅要创造出无数的贺龙投弹手、贺龙射击手。敌人来了，就把他们消灭。” 旅政治部很会做工作，他们抓住王震的这一讲话，很快在三五九旅开展了争
当“贺龙投弹手”的竞赛。在后来的冬季练兵中，这一竞赛从三五九旅推广 开来，变成了全边区部队的群众性活动，并且发展为争当“朱德射击手”、
“贺龙投弹手”的运动。
1943 年冬季大{ewc MVIMAGE,MVIMAGE, !12300540_0337_1.bmp}练兵到
1944 年 3 月结束，成绩显著，收效巨大。例如，三五八旅考核的结果是：全 旅步枪命中率由百分之四十八点五，提高到了百分之九十点三，重机枪命中
率达到了百分之八十四，轻机枪命中率达到了百分之六十八，山炮命中率达 百分之百，手榴弹投掷距离由平均 25 米，提高到了 40. 69 米，并创造了
72 米的最高纪录，刺杀和超越障碍，也都比较熟练。经过一段时间的巩固和 发展， 1944 年 9 月联防军司令部召开了模范学习者代表会议，检阅和总结
大练兵成果。
贺龙在会上讲话说：“我们现在有了投掷 72 米的投弹手，（发射 6 发步 枪子弹）打 60 环的神枪手，部队的战斗力大大提高了，但是，为了反攻，仅
仅这样还是不够的，我们应当继续求进步。”他说， 1944 年冬季，我们还 要练兵，我们的目标是：”巩固技术，提高战术，把技术与战术结合起来”。
“战斗员要提高自己的技术并掌握新技术，指挥员要提高战术指挥能力。”
{ewc MVIMAGE,MVIMAGE, !12300540_0338_1.bmp}9 月 25 日，模范学习
者代表大会在延安东关操场举行军事表演。贺龙、徐向前、肖劲光、谭政陪 同毛泽东以及其他在延安的中央领导人前往观看。
军事表演一共 7 项：投弹、射击、刺杀、马术、越障碍、木马、单杠。 第一项表演投弹。表演者都投过了 45 米。
毛泽东看了很高兴，对贺龙说：“老总，你练兵练得不错哪！这些同志 了不起，真是‘贺龙投弹手’。今后每个战斗员都练成这样的投弹手，那就
无敌于天下了。”贺龙说：“我们已经计划普遍开展苦练三大技术的活动。” 这时，独一旅投弹手张兆信打了一个精彩的空中爆炸。会场上响起了一
阵掌声。毛泽东更高兴了，对贺龙说：“这颗手榴弹打得很巧妙嘛！叫它在 哪里炸，就在哪里炸，这很有用处，更能发挥手榴弹的威力了。”贺龙说：
“是呀，本领是练出来的，只要苦练，就会越练越精！”毛泽东点头说：” 是这样的。”
贺龙等领导的联防军大练兵运动，大大提高了部队的军事素质，为 1945 年在爷台山地区打退胡宗南的进攻以及对日反攻准备了良好的条件。
奋战财经战线
1942 年 6 月 8 日，中共中央为了统一晋绥与陕甘宁两个地区的财政经 济，决定组织财经委员会。委员由陕甘宁和晋绥两区的主要负责人和从事财
经工作的干部共 19 人组成，林伯渠任主任，贺龙任副主任。这样，从 1942 年下半年开始，贺龙即以很大精力参预领导两个区域的财政经济工作，在解
决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问题上，出力尤多。
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严重封锁， 1942 年，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十分困 难，情况极为严重。毛泽东将此比喻为抗日的暗礁。他说：“什么是抗日航
船今后的暗礁呢？就是抗战最后阶段中的物资方面的极端严重的困难。”① 为了克服困难，绕过暗礁，毛泽东亲自调查研究，写出了解决抗日根据地财
经问题的历史性文献《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 给”的方针。在毛泽东写作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正值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高
级干部会议，以整风精神，讨论中共西北党组织历史上的路线争论，总结经 验，纠正当前工作中存在的种种偏向，确定边区当前的中心任务和措施。毛
泽东委托贺龙将这个文件在会上进行传达，以期展开讨论，听取意见，统一 思想，教育干部。12 月 21 日，贺龙将毛泽东写好的前六部分印发给与会人
员，并在会上作了传达这一财政经济工作大纲的长篇发言。一个礼拜以后， 毛泽东写完了文件的后三部分。29 日，贺龙就后三个部分作了第二次传达性 发
贺龙在传达发言中，着重强调了发展生产对克服财政经济困难的重要 性。他说：“毛主席指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经济工作与财政
工作的总方针，它不是单纯从财政收支上解决问题，而是以发展公营经济与 私营经济来保障军民供给”。“他把发展生产看成是解决一切问题的中心环
节”。“我想，他的这个想法很正确。如果不生产，让天上往下落吗？天上 也落不下来。落下来的是雨，而雨有时候也不落；靠我们的国家①？国家一个
饷也不发，子弹也不发，什么也不发。那靠什么呢？就靠自己。我们边区政 府是穷的，只有靠自己生产。”所以“你要是对生产取消极、轻视、忽视的
态度，就是违反抗战与革命的利益。”在发言中，他特地表扬了几位在边区 发展生产中作出贡献的知识分子。一个叫沈鸿。贺龙说：“他是个大学生，
又是个专门家，他自己在上海有机器、有工厂，抗战以后，马上把机器搬到 我们边区来，帮助我们造了全套的造枪机器”。“他不是共产党员，在我们
这里非常艰苦，埋头苦干，对我们边区发展工业有很多帮助。”第二个叫钱 直道。贺龙说：“他是个工程师，他到边区来把无烟火药制造成功了。他帮
助我们抗战，特别对军事工业有很大贡献。”第三个叫林发。贺龙说：“他 是研究玻璃的，过去试验造玻璃有人反对他，结果试验成功了，解决了我们
很大问题。”第四个叫陈正霞。贺龙说：“他是个技师。我们延安，以前有 些破烂机器，后来他把机器修起来了，把工厂支持住了，搞起来了。今天不
但没有停产，而且发展了。”还有一个叫华绍真。贺龙说：“他是个科学家， 是个工程师。我们印钞票到处买纸，买不到，他利用边区的材料把纸造出来
了，再加把力，其他各种纸张也可以造出来。”贺龙在会上大声疾呼：“他
① 毛泽东：《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① 这里指的是由国民党执政的中华民国。
们是坚决抗战的。这些人对我们边区有这样大的帮助，自己搬机器来，埋头 苦干，什么话也不讲，只要工作，我们应当尊敬他们。”
西北局高干会议以后，成立了西北财经办事处，作为财经委员会的办事 机构，负责具体管理边区财经工作。贺龙兼任财经办事处主任。
当时，财经工作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人不敷出。贺龙与林伯渠及财办人员 商量以后，决定采取一个特殊办法：边区政府拨给各军分区 500 万元，由各
分区包干自行解决各地区的经济问题。这样，暂时摆脱了政府收支不平衡问 题，但却加重了军队的负担。贺龙把各分区和各旅的领导人找来，对他们说：
“过去，水是顺流的，由上往下； 43 年要由下往上流。上面向下面要饭吃， 因为你们有生产力量，有商店、骡马店、运输队，有基础嘛。”“你军队吃
什么，地方干部就吃什么；你穿什么，地方干部就穿什么。地方上没有饭吃， 没有衣穿，没有办公纸张就向你要。上面总共补助 500 万元，其余的要军队
来负担。”他下令各分区成立财经委员会，统一领导军队、地方的财经工作， 以集中财力，分区包干，渡过困难。这种包干的办法，虽说加重了军队的负
担，但也提高了各分区生产的积极性和解决本区财政经济困难的责任感，作 为解决入不敷出的应急措施，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然而，从长远来看，这样做只能是权宜之计，根本问题，一是要增加边 区政府的收入，二是要发展生产。当时，陕甘宁边区和晋绥根据地最主要的
收入来源是向国民党统治区输出食盐和别的土特产，但是，由于没有统一领 导，各做各的生意，肥水外流，边区政府得不到应有收益。财办成立后，抓
紧时间，建立了边区政府物资局，把陕甘宁和晋绥两个区域的贸易统一管了 起来。对食盐和各类外销的土特产实行统销。这样一来，边区政府的收入就 有了保证。
发展生产是解决边区财经困难的根本出路，而发展生产需要资金。边区 银行因为资金有限，所以，在发放农业贷款时规定必须有一定的抵押。没有
东西抵押，就不给贷款，这样，大部分资金便到不了某些基层生产单位和农 民手里。贺龙认为这种做法虽有道理，却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银行资金
大部分应当用到发展生产上去。钱放在银行里，怎么发展生产？不发展生产， 政府不可能增加收入，银行资金也不会充裕。他亲自去找银行行长朱理治，
对他说：“今天的问题是要发展生产，你应当把票子投到生产上去，你说对 不对？”朱理治说：“没有抵押，资金收不回来就麻烦了。”贺龙说：“你
不给他票子，他没有资金扩大生产，那来抵押？你帮他发展了生产，他就有 了钱，不就可以还你？何况，生产发展了，政府收入多了，你银行的资金不
也多了吗？”经过一番谈话朱理治赞同了贺龙的想法。为了解决金融问题， 贺龙又从晋西北调集了数百万元法币，以充实银行的实力。1943 年，边区银
行对机关、部队的生产投资比 1942 年增长了 38 倍，向农民发放的农业贷款 增长了 10 几倍，在发展生产上，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贺龙在 1944
年总结说：
“如果没有这一笔资金投下去，没有这批马兰草的票子①，那我们去年的生产 成绩是不会这么大的。”经过一年的努力，到 1944 年春，边区财政经济情况
开始好转。这一年，陕甘宁边区扩大耕地 100 万亩，增产细粮 16 万石，运销
30 万驮②盐和土特产，种棉花 15 万亩，织布 10 万匹，工业也有了发展，人
① 即陕甘宁边区银行发行的钞票，简你边币，是用马兰草为原料制造的纸张印刷的。
② 指一头骡子所驮重量。
民生活得到了改善。 但是，大家仍很注意艰苦奋斗、勤俭节约。那时是供给制，伙食费是很
少的。中其中央的一些领导人一般也只吃些白菜、土豆、萝卜之类的蔬菜。
1944 年冬，贺龙因为有病住进了医院。负责管理贺龙生活的警卫排长，看见 贺龙几乎天天吃白菜、萝卜，心里很不安，想改善一下伙食。有一次，他买
了半斤木耳。谁知，吃饭的时候，贺龙把他叫去了，问他：“我 1 个月多少 钱伙食费？已经吃去了多少？还剩多少？1 个月吃上一两次木耳要超支多少
钱？你给我算一算。”警卫排长一时算不出来，愣在那儿。贺龙对他说：“前 方部队天天在打仗，他们吃的是什么？我们有白菜、萝卜吃就不错了。你买
半斤木耳就化了半个月的伙食费，那怎么行？”他又说：“你们总觉得天天 白菜、萝卜单调，可以动脑筋想办法花样翻新嘛！萝卜，就可以切成丝炒，
也可以切成块、切成丁炒得脆脆的，还可以盐腌着吃，不就不单调了吗？” 从此以后，警卫排长再也不敢给贺龙买贵一点的东西吃了。
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出现。虽然军民动 手，丰衣足食了，但是，由于盐和土特产滞销，财政收入减少，出现了亏空， 银行由此增发了近
10 万元边币，结果，金融波动，通货膨胀。1943 年 10 月， 财经办事处为制止通货膨胀，曾紧急建议中共中央西北局作出决定：紧缩开
支，回笼货币，停止发行钞票。但是，由于财政周转不灵和在财经工作上存 在闹独立性的倾向，这个决定在实际工作中未能得到认真贯彻。
1944 年初，财经委员会和财经办事处决心解决这一问题。贺龙及其他财 办领导人，召开座谈会，摸清情况，听取意见，研究对策。贺龙多次找银行、
物资局、财政厅等单位领导人个别交谈，分析情况，统一思想。在作了充分 准备之后，财委把这一问题提到中共中央西北局于 3 月 4 日召开的以讨论财
政金融问题为主要内容的高级干部会上，请大家畅所欲言，想办法、出主意。
3 月 27 日，贺龙根据会议的讨论情况作了总结报告。贺龙分析了这次边区金 融波动的原因。他说，首先是“有些同志对边区经济特点认识不清，不尽大
的努力去发展边区的自给工业，而是单纯依靠贸易解决问题，以为物资局一 成立，万事大吉，天下太平，有了点土特产，什么问题都解决了”。“第二，
在思想上有严重的主观主义，不了解具体情况，以笼统的估计代替确实的调 查”。“第三，在工作作风上有官僚主义倾向，有的土产公司做生意有什么
‘三不买九不作’之类”。“第四，在组织上有闹独立性的错误，各自为政， 使党的政策不能贯彻”。对此，他以一个共产党员勇于负责的精神承担责任。
他检讨说：财经工作中的这些问题，“我要负总的责任，因为我是办事处主 任。虽然过去对财政厅、物资局、银行都有批评。但总的责任我要负。他们
在工作中政策执行得不好，票子发得多，闹独立性，主观主义、官僚主义， 这些都因我们领导上有缺点，这些错误我们一定深刻认识”。“去年，毛主
席写了一个财政经济的报告，写了 1 个月，是很费脑子的事。我们做的结果 怎样了呢？结果金融波动，物价波动，对外贸易做得不好，管理得不好，一
直到今天这些东西还没有完全克服。我们花了一些代价，取得了这些经验教 训”。对于今后边区的财经工作，他在报告中提出了以生产节约，开源节流，
稳定金融，巩固边币为中心的五点建议，并指出：“财经部门的干部要执行 政策、执行法令，又走群众路线，照顾群众，这样才算有党性。”
贺龙的这一报告，集中了大家的意见，符合边区财经工作实际，得到了 赞同。中共中央西北局对此作出了相应的决议。此时，陈云被任命为西北财
经办事处副主任，协助贺龙加强对边区财政金融的领导。 在晋西北，贺龙是生产运动有名的倡导者，来到延安以后，又兼任财委
副主任，组织全边区的生产成为他分内之事。他尤其重视军队的生产运动。 到延安不久，他就同王震到南泥湾去看望在那里屯田的三五九旅七一八团。
团长陈宗尧向他汇报说：“1941 年来到南泥湾，1 年内就开荒播种 1. 22 万亩，收成不错。”他请贺龙、王震去看看他们团种的庄稼，养的猪，请他
们同战士们一起吃一顿饭。
贺龙和王震在部队开饭的时候，从一个连走到另一个连，检查他们的伙 食情况。贺龙揭开一个又一个用白布盖着的菜桶，高兴地喊起来：“啊，这
红烧肉烧得好！”“豆腐煎得两面黄，炊事员同志真是费了工夫了。”王震 说：“陈宗尧这里可有几个好炊事员。”陈宗尧在一旁{ewc
MVIMAGE,MVIMAGE, !12300540_0345_1.bmp}得意地笑着。贺龙看了另一个连 队的伙食，笑着说：
“唷，碗碗都是辣子。这是南方菜嘛！这是哪个连？”陈宗尧回答：“十 一连。”贺龙说：“我就在这里吃饭了”，说着，拿起一个馒头嚼了起来。
一边吃一边说：“馒头蒸得好。我带几个回延安去。”吃完饭，贺龙对王震 和陈宗尧说：“生产方面你们
已经打下了坚固的基础，全团有近千头猪，但还要好好生产，让每个战 士吃得胖胖的，脸色红黑红黑。你们也要把屯田的经验好好总结一番。”王
震、陈宗尧点头称是。
1942 年 12 月，贺龙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就毛泽东的《经济问 题与财政问题》作传达性发言时曾详细介绍了三五九旅从事农业生产的成绩
和经验，并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提出：到 1942 年，边区大多数部队应该完成自 己所需粮食和被服的百分之八十，一部分军队如三五九旅应该完成百分之
百。之后，贺龙一面深入部队检查督促，一面在边区报刊上发表文章，在各 种会议上讲话，根据生产情况，在不同阶段提出不同的要求，以推动部队的
生产运动。1943 年 3 月，他提出了开展生产大竞赛的建议；4 月，他号召部 队要做到自给自足，而且，要有多余的粮食送给政府机关；1944
年，他又提 出，为了减轻人民负担，节约政府财政开支，部队要为完成 10 万石细粮而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