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为了解放战争的胜利 把晋绥和晋察冀解放区连成一片.3

第十五章 为了解放战争的胜利 把晋绥和晋察冀解放区连成一片.3

楼，出席开国大典。望着缓缓升起的五星红旗，贺龙百感交集。从参加护国 讨袁斗争以来，他经历了多次曲折复杂的艰苦斗争，尝过多少酸甜苦辣，今

天终于实现了毕生追求的理想，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他内心激动万分， 庄严地举起右手向国旗行礼。10 月初，他参加了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军委

会议，讨论进军西南问题，从此，贺龙结束了西安市军管会的工作，担负起 了新的任务。

进军四川

早在西安解放之初，中共中央对贺龙以后的工作就已作过考虑。1949 年

5 月 23 日，毛泽东在部署各野战军向全国进军的电报中，明确指出：“一野

（4 个兵团 35 万人）年底以前可能占领兰州、宁夏、青海，年底或年初准备 兵分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位于西北，并于明春开始经营新疆；一路由贺

龙率领经营川北，以便与二野协作解决贵州、四川、西康三省。”因此，在 担任西安军管会主任期间，贺龙即与彭德怀、习仲勋商量，从西北地区抽出 地方干部

4528 人、军队干部 1512 人，集中在山西临汾，进行南下的准备工 作。他又与李井泉商量，从晋绥分局、晋绥军区机关抽出一些干部，组成调

查小组，化装成商人、老百姓，潜入西南，调查了解当地的军事、政治、经 济情况，为向那里进军作准备。7 月 16 日，毛泽东在指挥解放军向华南进军

的电报中又指出：“刘邓共 50 万人，除陈赓现率的 4 个军外，其主力决于 9 月取道湘西、鄂西、黔北入川， 11 月可到， 12

月可占重庆一带。另由贺 龙率 10 万人左右入成都，由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等同志组成西南局，经营 川、滇、黔、康四省。”这封电报明确地将解放和治理西南

4 省的重任交给 了刘、邓、贺。因而，在接管西安的繁忙工作中，贺龙经常抽出时间，为入 川作细致的准备。9

月上旬，贺龙在赴京出席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 会议途中，特地去临汾看望正在集训的干部。他就集训队必须研究的问题指

示说：“首先要学好政策。另外，还要研究大学怎么办？教育怎么办？报纸 怎么办？进城以后怎么发动群众？怎样解决贫苦群众的困难？各项具体政

策，都要搞个明文规定。怎么搞金融贸易？对警察、土匪、特务怎么改造使 用？也都要有长远考虑。四川情况复杂，有哥老会、还有少数民族。对反动

武装的改造、对城市各业工会的改造，都要特别注意。要使全体干部懂得， 进城后要建立人民武装，搞好工会工作。群众的吃饭问题要首先解决。负担

要公平合理。”可见，此时的贺龙已经对于入川以后的工作，有了比较细致 的考虑了。

10 月 13 日，中共中央决定，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任中共中央西南 局第一、第二、第三书记；贺龙任西南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任政委，刘伯承

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14 日，贺龙参加了由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军委会 议，讨论和决定进军西南的若干问题。“你带哪支部队入川呢？”毛泽东征

求贺龙的意见。带哪支部队跟他进军四川事关重大。贺龙当然希望率领那些 自己熟悉的老部队。但是，他考虑到，这些部队都是第一野战军的主力，目

前正在彭德怀指挥下解放西北广大地区。而且，从 1947 年 3 月以来，这些部 队一直在西北战场作战，对西北地区情况比较了解，彭德怀对他们已比较熟

悉。而部署在秦川和天水一带的十八兵团，处在进川比较方便的位置；十八 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周士第与自己共事多年，完全可以合作得很好。因此，他

向毛泽东提出：“我还是带十八兵团入川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同意 了他的意见。决定由贺龙率十八兵团、七军和十九军共 14 个师担负解放川

北、陕南的任务。

有些长期跟随过贺龙的人对此颇不理解，他们问贺龙：“老总，你为什 么不带自己带出来的部队进川呢？”贺龙十分严肃地回答说：“为什么一定

要带我从前领导的那些部队入川呢？军队是党领导的，不是我贺龙个人的。 如果我不带十八兵团，非要带自己带出来的部队，那我贺龙就不像个共产党

员了。”

18 日，毛泽东正式发布由陕入川作战的命令。毛泽东告诉贺龙说：“歼 胡作战时间，不应太早，应待刘、邓进至叙府、沪州、重庆之线，然后发起

攻击，时间大致在 12 月中旬。”

10 月下旬，贺龙从北京到达临汾，检查人川准备工作。中共四川地下党 负责人李宗林、马识途前来汇报情况，迎接大军入川。马识途在回忆这件事

时写道：“我们被带到一个普通的小院子，看到一个大个子披着一件宽大的 布军棉衣⋯⋯他把我们很亲热地让到屋里去。‘你们从四川过来很不容易吧？

古话说蜀道难嘛。’我没想到这位高级军事指挥员说起话来这么文雅，更没 想到他说的几乎是四川话，感到十分亲切。贺老总问了我们一些关于四川的

情况，包括一些地方军阀的名字。我们作了回答⋯⋯他看出我们希望大军迅 速南下解放四川的急切心情，知道这也是灾难深重的四川人民的共同愿望，

便说：“快了，到你们成都过年去。’”11 月 3 日，贺龙、李井泉回到西安， 为筹划进军四川彻夜工作。11 月 6

日，贺龙向中共中央建议：“在未与西南 局会合前，得有统一的党委组织及指挥机构实施领导较为适宜。”7 日，中

共中央回电，确定成立川西北军政委员会，以贺龙为主任，统一领导军事、 政治、党务、民运等项工作。11 月 6 日，周士第和十八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

委王新亭到达西安。贺龙、李井泉和他们在这里组织了西南军区司令部前线 指挥所，作为入川作战的指挥机构。

入川部队接受任务后，情绪饱满，斗志旺盛，但也有一部分北方人，不 想进川。他们有的怕到了川康不服水土；有的怕吃不到面食、吃不惯大米；

有的怕与少数民族处不来，总之，有不少思想问题。贺龙觉得，这是入川前 思想上的一只“拦路虎”，必须予以解决。他指示十八兵团赶快组织几次报

告会，打开干部们的思路。先让马识途介绍四川情况，再由刚从北京参加全 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返回的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胡耀邦作形势报

告。在此基础上， 25 日，贺龙召开了南下干部动员大会。他在大会上作了 深入动员。他说：“毛大帅交给我们的任务，是歼灭胡宗南部队，配合二野

解放祖国的大西南。这个任务是非常艰巨的。”“不错，西南和华北等地相 比，许多地方还是很落后的，条件也是艰苦的。大家不要怕艰苦。我们有些

同志一听说西南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还天天吃大米，就想留在 家乡不走了。我们在座的都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战士，我们不是天

天说要解放全人类吗？现在西南还有几千万同胞在受苦，蒋介石还有几十万 军队盘踞在那里，要把西南当成卷土重来的反攻基地。你们留在家乡能安居

乐业吗？”“我也不是北方人，家乡在湖南桑植。我就是吃大米长大的。为 了革命，为了抗日，我们许多南方人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到了晋绥，吃 了整整 8

年的小米和黑豆。难道在座的同志就不能为了革命，到西南去吃几 年大米吗？”“同二野会师以后，要虚心向他们学习，主动搞好团结。不要

一开口就是‘我们吃了好几年黑豆’。难道只有我们才艰苦？兄弟部队就不 艰苦吗？其实我们晋绥背靠陕甘宁边区，比他们在太行山的条件好多了。”

“解放西南是大陆上的最后一仗。我希望每个同志都不要错过这个立功的机 会。”贺龙的话打动了许多人的心。担任过中共四川省委副秘书长、从晋绥

南下的干部贾丕基回忆说：“我当时就是不大愿意到西南来的，怕不适应环 境。听了贺老总这一席发自肺腑的话，我为之感动。事过 30 多年，其他的话

我都记不准了，唯独难道你们‘就不能为革命到西南吃几年大米吗’这句话，

我铭记至今。我就是听了这句话以后下决心参加南下队伍的，至今也不后 悔。”

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根据西南地理情况及敌人力避与人民解放军决战 的特点，决定采取“以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

方针”①，组织实施解放西南的战役。具体部署是：第二野战军主力待第四野 战军发起广西战役之时，以大迂回动作从东南直出贵州，进至叙府、泸州、

重庆之线，切断胡宗南集团及川境诸敌退往云南的道路；十八兵团积极吸引、 抑留胡宗南集团于秦岭地区，待二野将川敌退往康、滇的道路切断后，迅速

占领川北及成都地区，尔后协同二野聚歼胡宗南集团。据此，贺龙、李井泉、 周士第指挥十八兵团佯攻扼守秦岭一带的胡宗南部队，但却“攻而不破”，

不使他过早南撤。8 月 29 日，十八兵团发起秦岭战役。六十军全部和六十一 军两个师，向防守川陕公路正面秦岭要隘之敌攻击，造成解放军欲经川陕公

路南下入川之势。这一着果然有效。胡宗南和他的高级幕僚深信解放军决不 会舍近求远，经两湖远道入川，必然由西边取三国时魏军伐蜀的路线，一路

从兰州南下，经武都出碧口，一路沿川陕公路南下，两路合成一把尖刀，直 插川西。蒋介石对此分析也无异议，于是作出了“拒共军于川境以外，以陇

南、陕南为决战战场”的部署。

为利于第二野战军出敌不意地以大迂回动作完成包围，贺龙恰当地把握 着攻打胡宗南的“火候”，既象真打，又攻而不破，打到一定时候，即结束

秦岭战役，转入体整。这一下，胡宗南高兴了。他向在重庆的蒋介石报告说：

“共军多次猛攻秦岭，无一处突破”，并吹牛说，他的两个兵团固守秦岭防 线万无一失。蒋介石甚为满意，任命胡宗南为川陕甘边绥靖公署主任，裴昌

会为副主任。胡宗南得意洋洋，派其第五兵团李文部 4 万余人守备秦岭川陕 公路两侧地区；第十八兵团李振部 4.4 万余人防守李文部以西地区；裴昌会

的第七兵团 6 个军沿川陕边的白龙江、米仓山、大巴山布防，构成第二道防 线，摆出了坚守的架势。看到这些，贺龙十分高兴，这说明他执行的牵住胡

宗南的任务完成得还不错，于是乘此机会安排十八兵团主力休整，进行深入 的南下动员和山地作战训练，养精蓄锐，待机而发。

刘、邓指挥二野于 11 月 1 日，在南起贵州天柱，北至湖北巴东的 500 公里的地段上向国民党军实施多路攻击。15 日解放贵阳，21 日解放遵义。同

时，在鄂川边地区围歼了川湘鄂边绥靖公署宋希濂的部队，先后占领建始、 恩施、宣恩，解放彭水、黔江，生俘宋希濂部第十四兵团司令钟彬。直到这

时，蒋介石才察觉解放军有由湘鄂进黔川迂回重庆、成都的企图，于是，急 令胡宗南部由秦岭、巴山南撤。胡宗南令其所属各兵团从 13 日起陆续向川北 撤退。

对胡宗南的退却，贺龙早有所料。他说：“胡匪为了缩短防线，集结和 保存实力，势在必撤。”但他并未立即令主力追击。人们不解。他向干部们

解释说：“在秦岭地区已不可能歼灭胡匪的情况下，我们应以不过于压迫敌 人和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为目的，派得力先头部队配属工兵，以战备姿态

尾敌前进。”对此，随军南下的马识途问贺龙：“敌人现在真是望风披靡， 只顾往成都跑。我们为什么不快一点进军，一鼓作气击破巴山，直捣成都

① 中共中央军委 1949 年 9 月 12 日关于歼灭白崇禧及西南各敌的作战方针致刘伯承、邓小平、林彪、邓子 恢电。

呢？”贺龙笑着说：“我也巴不得明天就进成都，但是，我们不光要拿下四 川，更要紧的是歼灭敌人，不要叫他们溜到云南边境上去，所以我们现在慢

慢走，把胡宗南的几十万大军滞留在巴山一带。等二野大军封住了他们往云 南的退路，再迅速进军，把他们包围在川西歼灭掉。这就是中央指示我们的

‘先慢后快’方针。”

12 月 3 日，刘伯承、邓小平电告贺龙：二野和四野一部已经渡江，十军 已到合江，十六军即到泸州南岸，十八兵团可加速前进，形成南北钳形攻势。

贺龙知道了二野即将切断胡宗南集团逃往滇康的退路，乃于 5 日下令十八兵 团和七军分 3 路猛追逃敌，十九军从东进入汉中盆地。11 日，大雪飘飘，寒

风凛冽，贺龙率前线指挥所由宝鸡出发，沿川陕公路，直奔秦岭山区。

{ewc MVIMAGE,MVIMAGE, !12300540_0422_1.bmp}秦岭山脉海拔 2000 米 以上，主峰海拔 3700

多米，到处峭壁悬崖，深沟狭谷，除一条川陕公路外， 只有几条古驿道。这里人烟稀少，物资缺乏，加上天气寒冷，部队行进、宿

营、供应都十分困难，所需物资必须由战士背负，每个战士平均背负 45 公斤。 贺龙看着背着沉重物资在古驿道上行进的战士，深为感动，他对指挥所的人

说：“战士们靠‘十一号’①在山路上行军打仗，我们是坐‘屁股冒烟的’②， 走公路。战士们最辛苦，他们的功劳是第一位的。”他走下车去，鼓励战士

们发扬吃大苦、耐大劳的精神，克服困难，追赶逃敌。他说：“前几天，我 们是为了稳住胡宗南这只‘惊弓之鸟’，不让他过早地逃跑。现在刘邓大军

已经解放了重庆，切断了敌人的退路，我们现在要关起门来打狗，这就靠你 们走得快了。”十八兵团和七军在贺龙指挥下，以平均每日超过百里的速度

直逼四川。蜀道难行，雪后路滑，有不少战士在途中跌伤，有的汽车翻入了 山谷。贺龙知道这些事以后难过地说：“他们的父母把儿女交给我们，是要

他们打蒋介石、胡宗南的。他们还来不及打仗，自己却因为车祸作了无谓的 牺牲，我们将来没法向他们父母交待呀！”他反复指示追击部队必须注意行

车、行军安全，要求领导干部在每日出发前要检查汽车防滑链是否装好，不 能马虎。他要求各部队把安全行军作为大事来抓，并指示作战科长每天都向

他报告行军和事故情况。

12 月 9 日，云南的卢汉，川、康的刘文辉、邓锡候、潘文华等部分别宣 布起义。云南、两康和平解放。14 日，十八兵团解放广元， 17 日占领著名

古关隘剑门关，打开了越过巴山通向成都的门户。20 日，二野部队进到简阳、 仁寿、新津、双流，十八兵团进抵巴中、绵阳、江油一线，将胡宗南集团及

其他国民党军数十万人包围在成都及其附近。胡宗南见突围无望，求援无门，

23 日，乘飞机逃往海南岛。这一天，贺龙乘车经剑阁前往梓潼，在七曲山， 他和周士第、王维舟、张经武登上山岗，望着成都方向兴奋他说：“离 1950

年元旦还有最后一个星期，无论是武力解决，还是和平解决，我们都可以到 成都过年了！”就在这一天，胡宗南集团第七兵团司令裴昌会派人前来接洽

起义。贺龙驱卒到达德阳，接见裴昌会。裴昌会后来回忆说：“贺司令员派 人来把我们引到县署东北面一家别墅里。在距离四五十米处，已见到贺司令

员伫立在门外等候我。他一见到我，就走下台阶来和我亲切握手说：‘老朋 友，有幸又在这里重逢了。’（抗战时期我在洛阳会见过他）接着，他又向

① 指两条腿。

② 指汽车。

我介绍了和他在一起的李井泉、王维舟同志。入座后，贺龙同志爽朗地说：

‘先把话说清楚，在战场上打死人不算血债。’接着，便问胡宗南逃跑的情 况和部队西撤的意图。我说，胡宗南仅带几个亲信乘机逃走，去向不明。他

的企图是把部队撤到西昌，再转移到云南边境，然后退到缅甸，从海上转去 台湾。但他仓皇出走前，对部队没有下达过下一步如何行动的命令。贺龙同

志听后哈哈大笑，问我：‘你在川陕公路两侧还有这么多部队，你对他们有 把握没有？’我说：‘绝对把握也很难说。不过目前士无斗志，官气不扬，

想不致有什么异动。’他说：‘我的主力部队明天才能到达德阳，我还要回 去处理一些事情，等后续部队来了，我再来’”“28 日，贺司令员回到德阳，

先到了我这里，说：‘准备好，元旦前我们到成都去，还要举行入城式。你 就跟我一块儿去吧。’那种宽宏大度的胸怀和坦率诚挚的语言，很令人佩服。

默念我以待罪之身，和他素昧生平，他对我是那样诚恳热情，一见如故，谈 笑风生，令人铭感无既，永志不忘。”

在解放军的政治争取下，从 21 日到 25 日，国民党川陕鄂边绥靖公署副 主任董宋珩、第十六兵团副司令曾甦元、第十五兵团司令罗广文、第二十兵

团司令陈克非也分别宣布起义；第五兵团司令李文率残部在邛崃地区被围 后，向人民解放军投诚； 27 日，第十八兵团司令李振在成都以东宣布起义。

当天，成都解放。至此，蒋介石在大陆上的最后一支主力全部覆没，战役胜 利结束。1950 年 3 月中旬，人民解放军解放西昌地区，歼灭残敌万余人。至

此，云、贵、川、康 4 省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中国大陆（除西藏外）的解放 战争基本结束。

12 月 28 日，贺龙到达新都， 30 日举行了隆重的进入成都的入城式。 贺龙、李井泉、周士第率十八兵团一部经北门入城，受到了 30 余万人的夹道

欢迎。1950 年 1 月 1 日，刘伯承、邓小平在致各战略区的感谢支援电中，正 确评价了贺龙在解放大西南战役中的贡献。他们说：“西南战役之能如此迅

速地完成，尤其是西南敌人主力胡宗南之能如此迅速地被歼灭，其主要原因 之一，是一野十八兵团在贺龙同志率领下前进的神速。”

第十六章 在西南军区 改造起义部队，团结民主人士 在解放西南过程中，国民党军起义、投诚和被俘的官兵达 90 万人。其中 起义的就有 56

万余人，是解放战争中历次战役人数最多的。这些部队，许多

是在解放军大军压境或被包围的情况下，不得已而起义的，情况十分复杂。 起义后，他们有的虚报人数，以增加同共产党讨价还价的资本；有的隐藏特

务，包庇坏人；有的仍然抓兵征粮，骚扰地方，抢劫百姓；还有的散布谣言， 进行反动宣传，甚至故意开枪打炮，制造混乱；有些人包括某些高级将领，

存在着严重的抵触、对立情绪；更有甚者，有少数部队在国民党特务分子的 挑拨煽动下，与当地的土匪恶霸、帮会头子勾结起来发动了叛乱。

怎样对待这么多情况复杂的起义部队呢？贺龙认为，必须抓紧时机，认 真处理，否则将危及西南地区的安定。他提出：必须将这些人养起来，如果

全部遣散，会造成社会动乱，那是不符合人民利益的。我们的政策是对他们 进行彻底改造和妥善安置，使他们各得其所。成都战役结束后， 1950 年 1 月

5 日，贺龙和周士第、李井泉向中共中央军委和刘伯承、邓小平上报了对 国民党起义部队处理意见的报告。他们认为，应将国民党起义部队分为四类：

一是地方系刘文辉、邓锡候、潘文华等领导的部队，他们实力不大；二是国 民党嫡系正规军，人数多，而且大部分是被迫起义的；二是地方游杂武装，

成分复杂；四是在解放军包围下放下武器的其他部队。对不同情况的起义部 队应当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如对第一类部队，保持原番号，按其实有人数

进行整编。对刘、邓、潘等将领给以适当安排；对第二类部队，授予适当番 号，指定地点，分散就粮，逐步改造，并派得力干部前去联络，了解情况，

宣传共产党的政策，稳定情绪。贺龙等认为，这样做可以稳定一切起义和投 诚部队，影响散匪，利于剿抚；对尚待消灭的国民党军残部，也有分化瓦解 作用。1950

年 1 月 29 日.贺龙签发了成立工作团的命令。随后，便挑选了一 批干部，首先向在川西的原国民党军第七、第十六兵团，第二十、第二十四

和第九十四军派出了工作团，对这些起义部队进行教育改造，以取得经验。

2 月 8 日，贺龙在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次会议上，对改造国民党起义部 队的方针政策、步骤方法等作了阐述。他说：对国民党军队的改造，是一项

十分复杂和艰巨的任务。首先，要向他们讲清楚，他们过去对人民是有罪的， 共产党同他们没有个人恩怨。我们的方针是：从组织上、思想上按解放军的

标准彻底改造他们。在部队中实行政治、军事和经济民主。改编要选好突破 口。第一步，改编王瓒绪的部队；第二步改编川鄂绥靖公署的部队；第三步

改编国民党其他正规部队。为了便于解决粮食问题，有利于改编工作的进行， 应把各改编部队调开，使起义部队的几个主要集团隔离开来。要召开大会、

小会对起义官兵进行宣传教育，讲明我党的方针政策。向起义部队派工作团， 必须明确军代表在起义部队中的职权。在起义部队中要取消反动特务组织，

割断各起义部队电台和政工机关问的横向联系，建立战士委员会等一套新的 制度。

贺龙认为，要顺利改造起义部队，关键是要做好起义的高级将领的工作。 在这方面他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1950 年 1 月 11 日，十八兵团在成都市蓉光电影院召开欢迎国民党军起 义军官大会。出席会议的有刘文辉、邓锡候、潘文华、裴昌会、罗广文、陈

克非、董宋珩、王瓒绪等高级将领，以及他们部下的团以上军官。贺龙登上

讲台，向大家问候说：“你们辛苦了！我们欢迎你们。在座的各位同志，从 今日起，我和诸位共事了。”

短短的几句话，特别是“同志”和“共事”这两个有着特殊意义的词汇， 一下子使贺龙与起义军官的距离缩短了，台下爆发了一阵充满感激之情的掌

声。贺龙接着说：“人民解放军对待坚决脱离国民党反动派的起义官兵，一 向是热诚欢迎的。起义之后，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进行改造，完成整编以

后，也就是人民解放军了，应该和解放军紧密地团结起来。但是，大家首先 要做到推诚相见，然后才能由组织上的一致达到思想上的一致，成为真正的

人民军队。在座的诸位中，可能有人有顾虑，怕过去是解放军的对头，现在 得不到宽大。共产党人以人民利益为重，是改造人、改造社会的，不计较个

人恩怨。不论过去是高级将领，还是下级军官，只要起义或放下武器，人民 解放军就可以宽大处理。只要他们愿意接受改造，愿意为人民服务，就一定

能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贡献力量。”接着他谈到了“改造”的艰巨性。 指出：“改造是痛苦的。进步慢则痛苦的时间就长，进步快则可以缩短痛苦

的时间。但是，如果在头脑中取消了‘名’和‘利’，就会大大减少痛苦。 在座的许多人都知道我的过去。那时候我带的部队，就是我私人的本钱，把

一排人拉过来就当连长，把一连人拉过来就当营长。今天就不是这样了，部 队是国家的、人民的，不是私人的了。你们一定要清楚这一点。过去养成的

恶习，必须彻底改掉，迅速建立起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作风，给人民当个老老 实实的勤务员。”

贺龙针对起义军官的思想状况，语重心长地讲了 3 个小时，然后同起义 将领们一一握手。许多起义将领为他坦率而真诚的话语所打动。郭勋祺刚一

散会便说：“贺司令员这一讲，我就放心了。好象吃了定心的汤元。”

在四川一些有影响的起义将领中，有的曾和贺龙共过事，有的则是打过 仗的老对手。贺龙根据自己同国民党上层人士打交道的丰富经验，区别不同

对象，有针对性地做团结争取工作。

贺龙进入成都的第二天，便收到了刘文辉、邓锡候、潘文华等人的请柬， 要设宴为他接风洗尘。贺龙认为这是联络感情、开展工作的绝好机会，欣然

前往，同起义将领们亲切交谈。他说：我过去也带过地方军，并且在你们四 川驻过防；曾同在座的有些先生打过仗，这叫不打不相识嘛！今天，我们终

于走到一起来了。贺龙豪放的性格，挥洒风趣的谈吐，赢得了大家阵阵热烈 的掌声和欢笑声。最后贺龙向大家宣布：“过两天，军管会将请各位先生开

座谈会，共同商讨大政方针”。起义将领听到这个关系到他们前途的消息， 都很激动。几天后，军管会便召开了各界代表座谈会。刘文辉等起义将领应

邀出席。贺龙在会上毫无拘束地同大家交谈，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听取大家 的意见和建议。他这种谦虚和蔼的作风，给与会人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贺龙了解刘文辉、邓锡候、潘文华、卢汉等四川、西康、云南地方实力 派人物，知道他们同蒋介石早有矛盾，被蒋视为异己，受到排斥和打击。在

解放军进军西南之际，他们率先起义，对加速西南的解放进程起了作用。贺 龙对他们的功绩给予充分评价，主动团结他们，真诚地同他们交朋友。他同

刘伯承、邓小平一起，建议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刘文辉和从香港归来的原云南 省主席龙云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邓锡候、潘文华、卢汉、裴昌会、陈

铁等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裴昌会要求到地方工作，贺龙便推荐他担任 了川北行政公署副主任。

贺龙曾亲自同许多国民党起义将领个别交谈，做思想工作。以平等的态 度，不厌其烦地向他们交代党的政策，指明前途。原国民党军绥靖公署副主

任董宋珩和兵团副司令曾甦元，在起义之后，不知怎样才能稳定部队。贺龙 诚恳地给予具体指导。他说：“你们要赶快整理部队，撤销空番号，把多余

的军官集中起来组织他们学习，把部队中的国民党特务逮捕起来，这样你们 的部队才能稳定。”有一位起义将领对改造他的部队抵触情绪很大，他头发

不理，胡子不刮，成天戴着钢盔，穿得破破烂烂。贺龙知道后，马上找他谈 话，谈一次不行，谈二次、三次⋯⋯共谈了五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他

终于被贺龙宽广的胸怀、热忱的态度所打动，思想转变了过来。

贺龙很注意做好上层民主人士的工作。成都住着一位早年追随过孙中山 的老同盟会员熊克武，他曾是贺龙的上司。后来他拒绝出任蒋介石给他的任

何职务，一直闲居成都。蒋介石逃离大陆之前，曾派人拉他去台湾，他拒绝 了。这是一位在西南和国民党上层中颇有影响的人物。一天，贺龙和李井泉

在四川地方党负责人的陪同下，来到熊克武寓所。熊克武开门出迎，发现来 客是阔别了 20 多年的部下、当今西南地区的最高领导人之一的贺龙，惊喜交

加，赶快邀请进屋。贺龙见他布鞋长衫，居室简朴，顿生钦佩之情，便邀他 出来参加工作。开始，熊克武婉言推辞：“我年老力衰，思想陈旧，恐怕跟

不上形势。”贺龙希望他能“为建设新中国、新四川带头做贡献，做个继续 前进的革命老人”。熊克武终于被贺龙的真诚态度所感动，接受了他的邀请。

1 月 10 日，贺龙致电刘伯承、邓小平和中共中央，举荐熊克武，称赞他“一 贯不满蒋，向来生活上较严肃”，”不贪污，不置私产”，“是较正派的人

物。”“他表示拥护共同纲领，拥护毛主席，今后愿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尽自 己一份力量”。建议给以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职位。中共中央同意了贺龙的 建议。

贺龙除了自己积极做工作之外，还动员其他干部去做起义将领的工作。 成都市军管会委员马识途是起义将领罗广文的同乡。有一天，马识途收到罗

广文请他赴宴的请帖，不知该不该去？便去请示贺龙。贺龙说：“去，为什 么不去？你有这个关系，为什么不很好利用！你去对罗广文说，要他老老实

实接受改编，把部队中的国民党特务抓起来，只要他把部队完整地交出来接 受改编，不但我们对他既往不咎，他还可以立功受奖，有光明前途。”马识

途如约赴宴，向罗广文转达了贺龙的口信。罗广文听后，感动地说：“有贺 司令员这句话，我就放心了。请你回去报告贺司令员，我们愿意接受改编。”

后来，他果然清除了部队中的国民党特务分

子，按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把部队开到华东进行改编。罗广文本人当 了山东省林业厅厅长。

为了便于更好地做起义军官的工作，西南军区在军政大学举办了由上校 到中将级军官参加的”高级研究班”和”教导总队”，由贺龙直接领导。高 研班第一期于

1950 年 3 月正式开课。贺龙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政策，根据他们 的不同情况、不同表现，区别对待。对确有真才实学的，结业后绝大多数分

配了适当工作。原刘文辉的参谋长杨家祯是国民党陆军大学的毕业生，被输 送到南京军事学院，成为那里的第一批教官。对坚持反动立场、抗拒改造的，

则严惩不贷。有一个少将政工处长，拒绝改造，叛变逃跑，又被抓回。贺龙 指示召开有高研班和教导总队全体学员与其家属参加的公审大会，按照政策 法规予以严惩。

按照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区决定，军区下属各部队抽调了一批干部 组成工作团，携带电台，分赴各起义部队去领导和帮助改造工作。工作团到

各部队后，即同所在兵团或独立军的主管人员，组成军政委员会，并向师以 下单位派出军代表，统一领导部队的改造工作。贺龙和邓小平规定，军代表

的主要任务是：在起义部队中进行政治教育，开展政治工作，实行政治、军 事和经济民主，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把起义部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在

起义部队中行使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委员职权，凡部队对上对下的报告、命令、 正式公文函件，军代表签字后方能生效；负责沟通与就近解放军、人民政府、

人民团体的联系，解决部队的困难。工作团应将各起义部队的电台集中保管， 不再使用，部队中的国民党特务组织，应予严格取缔。

在工作团出发之前，贺龙接见了部分成员。他说：国民党部队起义，回 到人民的怀抱，是好事。但是这里边有坏人，要清理。

不过急了不行，要实行“剥笋政策”，一层层地来。第一步可以将已经 公开了的特工人员，集中学习一段时间后，送到成都来由军区处理；对暗藏

的特务，要摸清情况，逐步解决。

工作团到各起义部队后，认真宣传党的政策和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发动 士兵诉苦，绝大多数官兵的思想有了明显转变。然而，也有极少数军官仍然

坚持反动立场，拒绝改造，甚至发动叛乱。从 1950 年 1 月到 6 月的半年之 内，起义部队中共有 27 个单位、39 万余人叛乱，杀害军代表等

100 余人。 其中仅云南暂十三军叛变的 1 个团，就杀害了江川县委副书记、组织部长等

80 余人；贵州起义部队叛变的占五分之二以上；驻川西的原国民党第二十军 杨汉烈部、第十六兵团三○二师等部分别于 1 月至 3 月叛变，逃入深山。贺

龙接到报告以后，立即派部队平定，并指示平叛部队“要狠狠地打，坚决镇 压，不准漏网。首先要消灭其中的顽固分子，促使其他叛兵动摇分化。”

在处理起义部队叛变的问题上，贺龙非常注意党的政策。他把起义将领 同少数反动军官，广大官兵和个别坏人严格区分开来。原国民党第三○二师

叛乱后，他派人去看望正在病中的董宋珩，重申对起义部队的政策，希望他 劝说叛乱者返回。董宋珩深为感动，抱病驱车至什邡，派人上山说服第三○

二师叛部。但有几个首恶分子拒不听从劝告，妄图顽抗到底。于是，贺龙命 令部队予以全歼，很快就平息了川西这次规模最大的叛乱。除对 3 名首恶分

子依法严惩外，对绝大多数官兵仍采取了宽大政策。

第七兵团也有数百人携枪叛逃。裴昌会甚为不安，打电话请示贺龙：“贺 司令，是不是我把部队的枪都下了？”贺龙答道：“不能下。”裴昌会又说：

“现在有些部队思想不稳定。不下枪，他们拖枪跑了怎么办？”贺龙明确地 告诉他：“起义部队怎么能下枪呢？要按中央的政策办。如果有人要跑，跑

了以后再想法子解决。”刘文辉的第二十四军有数百人在雅安叛乱。刘文辉 心里不安，主动找贺龙当面报告此事。贺龙安慰他说：“你不要慌，等把情

况查清楚再处理。”几天后，贺龙来到刘文辉家中，对他说：“事情已经查 明，哪一级出事哪一级负责，你放心，我们决不会因为下级出事而牵连到上 级。”

贺龙这种是非分明，胸怀博大，坦诚相待的态度，使起义将{ewc MVIMAGE,MVIMAGE,

!12300540_0434_1.bmp}领十分钦佩。他们说：贺司令员 对我们信任谅解，平等相待，真正体现了共产党的政策，我们十分愿意和他 交往。

贺龙正确地执行了党的政策，成功地做了起义部队将领的工作，及时地 向起义部队派出了工作团，妥善地处理了叛乱事件，从而保证了改造起义部

队工作的顺利进行。除遵照中共中央军委命令将起义部队中的 3 个兵团调往 外区外，留下的 2 个兵团和 5 个军，在 4 个月以后，都顺利地编入了人民解

放军西南军区序列。这些部队在剿匪、进藏、正规化训练和文化学习，以及 支援地方经济建设中，都作出了贡献。

“土匪一定要剿灭”

西南是大陆最后解放的地区。这个地区的国民党军主力虽然被消灭了， 但反动残余势力还相当大。他们对蒋介石和帝国主义抱有幻想，妄想把这块

地盘作为反攻复辟的基地，因此，成都战役刚结束，土匪暴乱也就开始了， 而且蔓延迅速。西南军区的部队未及休整，便立即投入了剿匪作战。贺龙把

它当作当时的中心任务，亲自领导这场斗争。

贺龙对四川社会的历史和现状甚为了解。他指出：四川的土匪暴乱不是 偶然的。解放前，有一个时期，四川有军队 30 万、土匪 30 万、“袍哥”30

万，这叫“三三制”。国民党的蓝衣社有十三太保，四川就占了两个，康泽 和曾扩清。被称为袍哥的四川青红帮势力很大，情况复杂。他们渗透到城乡

的各行各业、三教九流之中，领导权大多数掌握在地主恶霸手中。他们熟悉 本地情况，是些地头蛇，具有极大的危险性。蒋介石在逃往台湾之前，对在

大陆繁殖“游击战争”、建立“游击根据地”作了布置。1949 年 4 月，国民 党在成都和贵阳办了“游击干部研究班”，专门培训特务土匪的领导骨干。

在成都的国民党中央军校办了 5 期，培训了 3000 多人；在贵阳培训了 1700 多人。他们在川西北和其他地区建立“反共救国军”、“游击挺进军”等反

革命武装，还按行政区划成立了各级指挥部，原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成 了总司令。“军统”也在西南地区作了布置。10 月，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

远举，在重庆多次开会研究布置开展“游击战争”，成立了“游击指导委员 会”。11 月初，

在人民解放军逼近重庆时，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主持召开了“特干紧 急会议”，布置开展游击战争。12 月，重庆的特务机构撤到成都以后，又成

立了由徐远举领导的办事处，专门负责联络各地的“反共救国军”。胡宗南 逃跑前，也搞了一个“反共救国会”，吸收地方反动势力，组织所谓“中国

国民党四川省救民义军”和“别动队”，准备开展游击战争。所以，西南地 区的土匪，是有历史性和政治性的，一定要下决心将其消灭，否则其他一切 事情都做不好。

为了适应剿匪反霸、发动群众、建立人民政权、进行生产建设等任务的 需要， 1950 年 1 月 17 日，在贺龙主持下，召开了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

会议，讨论十八兵团部队地方化问题。决定建立川北、川西、西康等军区及 其下属的各军分区。当天，贺龙把讨论的意见报告了中央军委及中共中央西

南局。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在西南军区管辖的地区，相继成立了贵州、川 东、川南、川北、川西、西康、云南等军区。①

为了迅速平息匪患，保卫胜利果实，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区决定， 集中 13 个军共 37 个师又 2 个团的兵力，从 1950 年 2

月初开始，采用合围、 驻剿、奔袭与穷追、搜剿相结合的战法，展开了大规模的剿匪作战。

① 贵州军区于 1949 年 11 月 15 日成立，由第五兵团兼，杨勇为司令员、苏振华为政治委员。川东军区于

1950 年 1 月 1 日成立，由第三兵团兼，王近山为司令员、谢富治为政治委员。川南军区于 1950 年 2 月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