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为了解放战争的胜利 把晋绥和晋察冀解放区连成一片.4

第十五章 为了解放战争的胜利 把晋绥和晋察冀解放区连成一片.4

日成立，由第三兵团第十军兼，杜义德为司令员、李大章为政治委员，川西、川北、西康军区于 1950 年 2 月 8

日同时成立，川西军区司令员为张祖谅、李井泉兼政治委员；川北军区司令员为韦杰、政治委员胡耀 邦；西康军区司令员刘忠、政治委员廖志高。云南军区于 1950

年 4 月 1 日成立，由第四兵团兼，陈赓为司 令员、宋任穷为政治委员。

2 月 3 日，贺龙同周士第、王维舟和胡耀邦由成都去重庆，参加中共中 央西南局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期间，六十军一七八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篱带

1 个班外出执行任务，在成都近郊的龙潭寺和石板滩遭到了名为“川西人民 反共救国军”第六兵团的 1000 多名土匪的袭击，朱向篱等全部被害。土匪还

抢劫了 1 支解放军的运粮队，包围了赶去救援的 1 个连，围攻解放军驻石板 滩的军事代表，杀害了军代表等 26 人。贺龙得到报告，极为愤怒，立即命令

第六十军前往清剿。到 2 月 7 日，这股土匪即被消灭。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 次全体会议决定：“以剿匪生产”作为“当前的中心任务”，要求西南军区

和各地政权机构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制定的“军事打击、政治瓦解、发动群众 三者相结合”的方针，严格执行“镇压和宽大相结合”，“首恶必办，胁从

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

2 月 11 日，会议刚结束，贺龙即和王维舟、周士第、胡耀邦冒雨从重庆 赶回成都去处理川西土匪暴乱事件。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李达为了贺

龙一行的安全，派 1 个加强连护送。

车队从重庆出发时，贺龙的吉普车一直跑在最前边。大家担心他的安全， 纷纷劝说。午饭之后，他才答应走在警卫部队后边。天近黄昏，他们遇到一

股土匪的突然袭击。贺龙说：“不要理他们，继续前进。”警卫连在汽车上 用轻机枪向土匪还击，匪徒们慌乱地撤走了。

入夜时分，贺龙一行到达资阳。这里是起义部队第十五兵团罗广文部的 驻地。因情况比较复杂，从安全方面考虑，有人主张不在此停留，连夜继续

赶路；有人主张即使在这里住下，也不要通知罗广文，免生意外。贺龙笑着 对大家说：“今天就住在这儿了。我们不但要住下，还要大摇大摆地进城。

罗广文是按我们指定的位置驻扎在这儿的，没有什么不正常的情况。人家已 经起义，我们就不能轻易怀疑。”他们住下以后，贺龙会见了罗广文，对他

有所鼓励。第二天，贺龙一行安全抵达成都。此时，成都周围几个县都有土 匪公开活动。有的甚至跑到了成都市郊，白天拦路抢劫，袭扰人民解放军，

夜间用机枪朝成都城内射击，扰乱民心。市内暗藏的土匪、特务也与之相呼 应，抢商店，打黑枪，造谣惑众，制造混乱。他们煽动数千人到市军管会闹

事，甚至公然撕掉军管会人员的臂章，烧毁停在军管会门口的卡车。国民党 特务还打算暗杀贺龙和军管会主要负责人。反动气焰嚣张到了极点。成都市

内商店不敢开门，居民不敢上街，人心惶惶。贺龙气愤地说：“我不相信这 几个毛贼就闹翻了天！”他立即同川西军区党委成员一起研究了一个剿匪方

案，决定由第六十军先集中 8 个团的兵力，围剿成都市周围和岷江两岸温江、 郫县、灌县等地的股匪。

贺龙对军管会和川西军区的领导人说：“你们都是经过南征北战的，现 在不能住在城里不出去，让土匪横行霸道。我们解放军什么时候遭到袭击不

还手？我们的主力部队必须全部拉出去剿匪。对土匪要坚决打击，不要手 软。”

有的干部反映：“土匪多数穿老百姓的衣服，分不清哪些是土匪，哪些 是老百姓？部队怕打错了。”

贺龙说：“今后凡是拿枪打解放军的，都是敌人，一律消灭。但是对经 过喊话，放下武器的，就不要打他们了；对被土匪裹胁的群众，也不能打。”

贺龙对剿匪部队说：打蛇先打头，擒贼先擒王。进剿大股土匪时，首先 要打掉他们的指挥部，把土匪搞得惊慌失措，阵脚大乱，这样我们就能掌握

主动权。他同剿匪部队的指挥员一起根据掌握的情况，认真分析匪情，认为 此番成都附近暴乱的中心点是灌县巨源场。他命令十八兵团副司令员王新亭

坐上装甲车，率领精锐部队直捣土匪的巢穴，一下子就将其指挥部摧毁了。 土匪失去指挥部，如鸟兽散。解放军乘胜扩大战果，很快打通了成都到灌县

的公路。成都附近的土匪见势不妙，纷纷向远处逃窜。成都附近的匪患基本 解除。

四川各地的剿匪斗争不断告捷，到 1950 年 2 月底，川东、川西、川南 3 个地区已歼匪 4.5 万多人。但是，尚未打更多的歼灭战，大股土匪多数未被

全歼。那时，西昌还未解放，许多股匪同逃到西昌的胡宗南、贺国光取得了 联系。在他们支持下，匪患仍在蔓延。贺龙等在向中共中央作的《西南军区

3 月份综合报告》中说，这些匪徒“为害甚巨”。“蓉雅、川湘两路线上的 桥梁全被其破毁，成渝、渝筑两路之运输时遭袭劫”，“邛崃县城曾遭匪万

人围攻”，“我地方干部、征粮人员和小部队因受袭而伤亡者，已在 3000 人以上。粮食损失 1 亿余斤。十八军进军（西藏）时间，则因匪势严重而推 迟了

1 个月。”因此，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于 3 月 15 日，发布了《关 于开展一元化剿匪的指示》，确定从各军区、军分区至县、区、乡、保各级

都组织剿匪委员会，作为剿匪的统一领导机关，由各级党委书记任主任或副 主任，军事首长为副主任或主任，并吸收党外民主人士和少数民族中上层进

步人士参加，以便孤立匪特，广泛团结和组织人民群众参加剿匪斗争。

贺龙认识到，剿匪是同国民党残余势力进行的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涉 及面很广，政策性很强，需要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3 月 16 日，他在成

都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上，针对当前情况，就剿匪问题发表了气度非凡的长篇 讲话。他说：从“缴获土匪的《游击根据地地理图》，《游击战术》和伪国

防部‘委任状’等等文件和宣传品，以及俘虏的口供都证明，土匪组织的暴 乱，乃是以国民党特务分子和王陵基创办的‘游击干部研究班’，以及少数

封建恶霸，勾结惯匪流氓、散兵游勇所发动的有预谋、有组织的反革命行动。 四川是国民党反动派据以顽抗的最后的中心地区，特务分子在这里特别多，

因而他们在这里所作的反革命部署也就较其他地区更为周密。当我们大军挺 进四川的时候，打乱了他们的组织，打昏了他们的头脑，可是，当他们稍事

喘息之后，便重整反动力量，乘我们人民政权尚未巩固，扰乱社会秩序和破 坏人民政权，这是不足为怪的⋯⋯他们所提的口号是：‘拥护蒋总裁’、‘繁

殖游击战争，坚持到第三次世界大战’，‘打穿旧军衣、戴八一帽徽的（即 解放军），不打穿新军衣、不戴八一帽徽的（即起义、投诚部队）’，并且

假借起义部队的番号印发传单，号召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政府。在座的一 些人中，对减租减息不满意。你们长期吃农民的，穿农民的，现在拿出点来

给农民，有什么不可以呢？还有些人在暗中支持土匪闹事。有人说，土匪暴 乱，就是因为人民政府实行合理负担，禁用银元，因此提出要修改人民政府

的政策。这显然是替土匪、特务和封建势力说话。刘伯承主席在重庆各民主 党派人士参加的会议上有一段讲话，很恰当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有

些人说封建势力在此次剿匪中要来点手法，做点脸色给我们看。脸色是吓不 倒人的’！我们大家见过土匪袒着臂膀，拍着胸脯，装腔作势，运用敲诈伎

俩的脸色吧？但最厉害的脸色也无非是美式的、现代化的飞机、大炮、坦克 了吧？这又算得了什么？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还不是被解放军打败了吗？土

匪有什么了不起？有些特务、土匪扬言要跟我们打游击。可以正告他们，我

们共产党是打游击的祖师爷，我看他们是坚持不了多久的。土匪一定要剿灭， 特务一定要肃清，这个方针是不会有丝毫动摇的。”

贺龙这一番话，对于那些企图在暗中支持土匪，藉以抬高自己的身价， 同人民争权力的某些人，起了很大的震慑作用，促使他们老老实实下定决心

接受改造。有位过去从未见过贺龙的民主人士，听了他的演讲，敬佩之意油 然而生，情不自禁地说：“贺龙这个人真不简单啊！”

3 月 23 日，贺龙和刘伯承、邓小平共同签发了《西南军政委员会暨西南 军区剿匪布告》，明令“各地人民解放军一致行动起来，不惜任何疲劳艰苦，

以不根绝匪类决不休止的决心，坚决遂行剿匪”任务，还宣布了五项剿匪政 策和十条《人民剿匪自卫公约》，号召全体人民与人民政府协力一致剿匪自 卫。

由于充分发动了群众，剿匪斗争不断深入。到 4 月初，各省腹地的大股 土匪已基本肃清。4 月 4 日，贺龙在欢迎西南军区前指迁到重庆的大会上说：

“目前大规模的战斗虽已宣告结束，但散伏在各地的小股土匪、特务武装却 亟待我们去肃清。最近土匪特务武装在各地区肆无忌惮地破坏工厂、机关，

抢夺公粮，袭击我分散的部队及人民政府，到处骚扰、捣乱，梦想着‘打游 击战’，苟延残喘。我们是打游击出身的，只要重新捡起游击战术来，胜利

是稳有把握的。”怎样消灭分散成众多小股的土匪呢？5 月上旬，贺龙在西 南军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详细说明：对于剿匪，“也要树立打歼灭战的思

想。有些同志说匪民不分，不能打歼灭战，这个说法是错误的。作战指挥要 灵活，部队的装备要轻便，要避免用打正规战的战术去打土匪，也反对打散

和赶跑了事。应该发挥艰苦奋斗的作风，不怕疲劳，穷追猛打。总之，剿匪 的战术应该是：以集中对集中，以分散对分散，以隐蔽对隐蔽，根据具体情

况决定对付敌人的办法。剿匪也是反封建的斗争，因而也是长期复杂的斗争。 尚未建立剿匪委员会的地区应尽快建立，贯彻党的一元化领导，以便组织各

界人士，组织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力量全力剿匪。要正确掌握以政治 为主、军事为辅的斗争方针，深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联系群众，各县都

要建立点线联络站，进行瓦解上匪的工作。政治瓦解，必须在军事打击见效 的条件下，才能展开。‘首恶必办，胁从不问（但要教育批评），有功者赏’

的原则，一定要正确执行。杀掉几个首恶者是完全应该的。前一段，群众对 我们不杀匪首是有埋怨情绪的。我们不杀那些骑在群众头上作恶的匪首，群

众就发动不起来，但是对某些地区的乱杀现象，也是应该制止的。”

由于西南军区正确地执行了武装进剿和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方针，实行了 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在 4 个月的时间内，就歼灭了土匪

19 万余人。6 月份，贺龙向重庆各界人士作关于西南地区剿匪情况的报告时， 满怀信心地说：“这些成绩表明，人民解放军剿灭土匪是有足够的力量与把

握的，现在各主要交通线上的股匪已基本肃清，各地的土匪遭到了致命打击， 残匪被彻底消灭的时间为期不远了！”

经过半年的努力，到 7 月止，剿灭土匪已达 34 万多人，比较富庶的地区 和主要交通线两侧已基本净化，征粮任务如期完成，城乡工商业已正常运行。

但是，由于西南地区土匪数量多、分布广，加上地理条件复杂，各地剿 匪工作进展不平衡，因而，当解放军集中兵力在四川、云南、贵州和西康的

平川富庶地区和主要交通线两侧进剿的时候，有一部分上匪逃窜到了各省交 界或各省边沿地形险要的深山地区。其中贵州境内的五六万土匪，控制了边

陲 21 个县城。他们在台湾国民党的指挥下，公然建立“政府”，开办工厂、 学校，架设电台，发行纸币⋯⋯准备长期顽抗。

7 月下旬，邓小平、刘伯承和贺龙主持了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次全体会 议。会议决定从 1950 年冬到 1951 年春，在西南全面开展清匪反霸和减租退

押运动。邓小平提出：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是西南地区反封建斗争 中的“淮海战役”。贺龙十分赞同这个提法。在 8 月下旬召开的中共西南军

区党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他建议把邓小平的这一提法写进《关于下半年部 队工作任务的决定》和《西南军区剿匪指示第十一号》两个文件中去。贺龙

主持写的这两个文件指出：“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是西南斗争中 的‘淮海战役’，也是全军今冬明春的中心任务与战略任务”，在继续深入

腹地清剿的同时，必须抽调足够的兵力，大力组织对边沿匪特控制区，特别 是贵州边沿区的围剿和会剿。为此，西南军区从四川抽调 4 个师人黔会剿。

西南地区剿匪反霸全面展开以后，防止扩大化是非常重要的，这样才能 稳、准、狠地打击土匪。贺龙等及时发出了《严防清匪中误捕乱捕现象》的

指示，并主持制定了《捕捉处决土匪的权限规定》，指示各部队和公安机关：

“必须严格将目前仍手持武器杀人抢劫、组织暴乱之土匪特务与社会上一般 之反革命罪犯加以区别。上述手持武器之反革命匪类，均应以反革命之现行

罪犯，严格处理”。“对捕获之罪大恶极之匪首须即处决者，可由地委、军 分区报请省、区党委、二级军区批准处决，报大军区备查”。

1950 年，西南地区展开了大规模镇压现行反革命分子的运动。这些反革 命分子与土匪暴乱紧密配合，除在城市从事破坏活动外，还在农村利用封建

会道门，组织伪农会，帮助地主恶霸夺田、逼租、索债、暗杀，以打击新生 的农村基层组织。在重庆、成都、昆明、贵阳等省会，公安机关多次召开公

审大会，公开枪决了一些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匪特。据 1 月至 10 月的统计，全西南地区捕获国民党特务分子 6000 余名，自首登记的

1.23 万 名，破获阴谋暴动案 1391 起，缴获电台 113 部。

西南剿匪的“淮海战役”，在 1950 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全年歼匪近

85 万人，缴获各种炮 790 余门，轻重机枪 3700 余挺，其他各种枪 40 余万支。 在剿匪过程中，建立了 10 万余人的地方武装和 80

多万人的人民武装自卫队。 在剿匪作战中，人民解放军也付出了很大代价，总共牺牲了 4230 余人。

1951 年 1 月 6 日，贺龙和邓小平、张际春、李达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 席写了《西南军区一九五○年剿匪情况总结》，汇报一年来的战果和所采取

的主要措施。毛泽东于 1 月 18 日致电贺、邓、张、李：“你们 1 月 6 日送来 的 1950 年 1

年剿匪工作总结报告，收到阅悉。路线正确，方法适当，剿灭匪 众 85 万人，缴枪 40 余万支，成绩极大，甚为欣慰。望即通令所属，予以嘉

奖。尚望你们继续努力，为干净剿灭残存匪众近 4 万人而奋斗。”中共中央 军委将这个报告批转给了华东、中南、西北军区和福建、广东、广西军区参 考。

毛泽东电文中说的“残存匪众近 4 万人”，是西南军区当时了解的情况， 后来查实的数量（包括新出现的）远比此数为多。这些土匪主要分布在川康

滇边、黔湘桂边、黔桂滇边、滇西南和川西北等地。其中一些重要股匪是由 长期末被抓获的大匪首傅秉勋、何本初、周迅予等率领的。他们窜入川西北

的阿坝、懋功、黑水和大小凉山的藏族、彝族聚居区，欺骗、勾结土司头人， 掩护他们向川康富庶地区和川、青、甘边界扩张。他们人数虽不很多，却是

土匪中最凶残的，破坏能量很大。贺龙决心彻底肃清这些残匪。1951 年 1 月，西南军区发出指示，强调紧密依靠各族人民群众，积极主动地开展肃清

残匪的斗争。2 月初至 4 月中旬，川西军区先后投入 10 个连的兵力，平息了 川西靖化（今金川）、懋功的土匪暴乱，歼灭“反共联盟军”3000

多人。川 西军区在剿匪中采取了一些好的办法。毛泽东在 2 月 15 日批转川西军区的剿

匪报告时指出：西南的经验，县区乡均建立有党外民主人士参加的剿匪委员 会，保有清剿小组，区有捕捉队，此外尚有情报站与检查站的组织；再则清

匪必须与反霸、减租、退押或土改结合进行，必须杀掉罪大恶极的首恶分子； 必须由党委统一领导，全力以赴，才能发动群众，根绝匪祸。为贯彻毛泽东

的指示，西南军区于 3 月 15 日发出指示，要求全区认真学习和推广川西军区 经验。此后，各地普遍组织了清剿小组和便衣捕捉队。1951 年，西南地区又

歼灭残匪 20 万人以上。被土匪盘踞 1 年多的贵州省册亨、望谟、罗甸、荔波

4 座县城全部收复。

1952 年和 1953 年，西南军区在继续清剿残散土匪的同时，在川西北发 起了两次规模较大的进剿作战。一次是 1952 年 7 月，集中 7 个团又

6 个营近

2.1 万人，进剿盘踞在黑水地区的土匪。战前，贺龙对参战部队说：“这次 去黑水清剿，要特别注意少数民族政策。这一带的人为什么容易受国民党匪

特的欺骗宣传来反对我们？这是因为长征时，有的红军部队路过此地时，群 众纪律不好，把这里的老百姓搞怕了。你们这次去，要特别注意群众纪律，

更重要的是救济当地群众。过去欠了‘债’，这次我们要还。你们要准备好 足够的粮食和其他各种物资，每到一个地方，首先运去粮食，无偿救济当地

群众。”根据贺龙的意见，人民政府派民族工作团随军行动，每到一地，即 召集头人、土司开会，宣布黑水暴乱主要由傅秉勋负责。解放军进剿的目的

是消灭傅匪为首的匪特，对苏永和等黑水地区上中层分子，则作团结争取工 作，以分化与孤立敌人。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与政治攻势下，苏永和等少数民

族上中层份子都归降了解放军。但是，受台湾国民党指挥并得到他们空投补 给的傅匪残部拒不投降。贺龙命令将其彻底消灭，并派飞机助战。这次作战 从 7 月

20 日开始，到 9 月 20 日结束，历时两个月，除少数匪首逃跑外，共 歼匪 3635 人，缴获各种枪 3935 支（挺），匪首傅秉勋投河自杀。50

多万少 数民族获得了解放。

另一次是 1953 年 3 月，集中 4 个团又 2 个营的兵力，在西北军区部队配 合下，围歼川北草地的股匪。草地土司华尔功成烈在剿匪政策的感召下，改

变了两面态度，交出了重要匪首何本初、周迅予等人。后来凉山地区的头人 也交出了匪特 40 多人。

至 1953 年底，西南地区共歼灭土匪 116 万多人，剿匪斗争取得了彻底胜 利。

在领导剿匪的同时，贺龙还与隐藏在工商业和金融系统中的敌特与奸商 进行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在川西土匪最猖獗的时候，成都市工商、金融

系统内暗藏的敌人和奸商乘机兴风作浪，与城外土匪相呼应。他们垄断了粮 食、棉纱和金融市场。粮食、棉纱价格暴涨，其他东西跟着涨价，几乎一天

一个样，人民币贬值，人心更加浮动。

贺龙认识到，稳定金融、物价，安定民心，是同剿匪斗争相辅相成的。 土匪和暗藏的敌人勾结奸商，企图通过搞乱物价和金融，搅乱人心，扩大暴

乱。所以，稳定金融、物价，对于安定人心和社会秩序，保障剿匪斗争的顺

利进行有重要意义。贺龙与川西区党委领导人多次开会，研究对策。他指出： 对土匪和暗藏的敌人，不仅要在军事上、政治上给予坚决打击，而且还要把

他们在经济上的猖狂进攻打下去。他决心从棉纱和粮食着手，同敌人与奸商 斗一斗法。

当时成都的棉纱市场被少数奸商控制着。他们对市场上有多少棉纱，在 准的手中，了如指掌。他们知道军管会拥有的棉纱不多，所以任意抬价，一 支纱由 120

万元猛涨到 4000

有一天，贺龙把市军管会工商处处长王廷弼找到办公室问道：“现在我 们有多少粮食？”“4000 万斤”。“多少棉纱？”“120 万支。”“布匹呢？”

“还有 4 万匹。” 贺龙决定首先控制棉纱市场。他除了利用成都现有的棉纱外，还调动部

队车辆，从重庆把大批棉纱秘密运来成都，又从上海、武汉和西北调进了一 批棉纱。大批棉纱调到成都以后，便逐步往外抛售。奸商们不知底细，大量 吃进，每支纱由

400 余万元涨到了 1700 余万元，人民政府还在大量抛出。奸 商们不知道哪来这么多的棉纱，便向银行借贷，继续一个劲地吃进。他们的

如意算盘是，一旦人民政府的棉纱售完，就可以抬价出售，操纵市场，结果 把大量资金陷了进去。这时银行抽紧银根，使奸商们借不到钱，不得不把吃

进去的棉纱吐出来。棉纱充斥市场，价格猛跌。每支纱由 1700 多万元，跌到

400 多万元。银行又逼他们还本付息。两头一挤，那些捣乱市场的奸商，有 的破了产，没有破产的也大赔血本。这样，人民政府就牢牢地控制了棉纱市 场。

粮食问题也很严重。由于人民政府控制的粮食很少，奸商们乘机哄抬粮 价，几天就翻了 1 番。为解决粮食问题，贺龙决定派征粮工作队下乡征购公

粮。地主、富农们就到处叫嚷“负担过重”。国民党特务土匪利用这一点大 肆煽动，提出“打倒解放军，3 年不纳粮”，“保粮保命保枪”等口号，煽

动抗粮；还不断袭击解放军征粮队，使川西的征粮工作一度很难进行。为了 打开局面，贺龙把余秋里（后来担任西南军区后勤部长兼政治委员）找来，

对他说：“现在征粮工作很难开展。派你带工作队到新都搞个试点，怎么样？” 余秋里说：“好，我马上就出发。”余秋里到新都后，参照根据地搞土改的

经验，仅用了 1 个多月的时间，就筹集了大批粮食和柴草，不仅解决了应急 之需，而且通过征粮，争取和发动了农民群众。贺龙详细地向余秋里了解了

川西农民的生活、收成和对征粮的态度，并将他的征粮工作报告刊登在《川 西日报》上，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戳穿了土匪暴乱是征粮引起民变的谎言，

使征粮工作逐步顺利展开。大批粮食从农村源源运进城里，把城里控制粮食 的奸商斗垮了。由于稳定了棉纱和粮食的价格，其他物价和金融市场也逐渐 趋于稳定。

1950 年春节，成都周围的土匪叫嚣要“大闹成都市”。当时，成都市内 商品紧缺。国营商店东西少，难于支撑门面，一些商店又怕遭到土匪抢劫，

因此，市工商处决定，商店春节关门，并延长假期 1 天。年初二深夜，贺龙 把王廷弼叫到办公室，严肃地问道：“你们的商店为什么不敢开门营业？”

王廷弼说：“我们年三十开了！天门。”贺龙指出：“只开 1 天门怎么行？ 商店不开门，群众的思想就不稳定。”王廷弼说：“我们也想开门，可是东

西太少。万一⋯⋯”贺龙听了王廷弼的这个解释很不满意。说道：“就是你 们几个搞经济工作的胆小怕事。明天就要开门营业！不然的话，我要以‘捣

乱市场’治你们的罪！”王廷弼立即表示：“我们明天就到工商会宣布政策、 定价，后天就是门营业。”“对嘛！”贺龙这才露出了微笑。他看到王廷弼

紧张地站着，就挥挥手说：“你坐下嘛，站在那里干什么？”并对警卫员说：

“做点抄手（即馄饨）端来！”他见王廷弼紧张的情绪还没缓和下来，便和 蔼地对他说：“批评得重了吧！不要那么紧张，回去好好休息，明天还要看

你们的哩！”按照贺龙的指示，王廷弼于 2 月 21 日召集成都 22 个行业的代 表开座谈会，要求各行业提前开门，并适当掌握价格，以稳定市场。会后，

各私营商店均响应军管会号召，于 2 月 22 日相继开门营业。

同时，贺龙指示成都市军管会颁发布告，号召全市人民动员起来，扑灭 反革命破坏活动。布告指出：凡造谣惑众、抢劫财物、捣乱金融、囤积居奇、

抬高物价者，“一经查获，一律从严论处，坚决镇压”。

在贺龙的领导下，不到 1 个月的时间，就粉碎了特务、土匪勾结奸商妄 图扰乱成都市场的阴谋。经济战线上也打了个胜仗。

指挥进军西藏

成都战役刚刚结束， 1950 年 1 月 2 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指示：

“以西南局和第二野战军为主，在西北局和第一野战军配合下，于 4 月开始 组织向西藏进军， 10 月以前占领全藏。进藏部队到西藏之后，要认真执行

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要争取上层，影响和团结群 众，保护爱国守法的喇嘛寺庙，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和风俗习惯，亲密团结这

个民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爱国力量，集中打击帝国主义及其忠实走 狗——亲帝分裂主义分子。”

接到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以后，贺龙就加紧筹划解放西藏的工 作。他派人到成都华西大学等几所院校，借来有关西藏的图书资料，认真阅

读与研究：又请专门研究康藏问题的专家李安宅、于式玉、法尊和尚、任乃 强等详细介绍康藏的历史和现状，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在调查研究

的基础上，贺龙于 1 月 10 日向毛泽东、彭德怀和刘伯承、邓小平写了《康藏 情况的报告》，汇报初步了解到的有关西藏的情况，对进藏路线提出了意见。

他说：经康进藏，通常走的路线有三条：一是由打箭炉经甘孜、德格、昌都、 嘉黎至拉萨。此为满清时赵尔丰进藏旧路，有驿站。但山多且陟险，昌都至

嘉黎间有东西两大雪山，均在海拔五六千公尺以上，每高 1000 公尺，温度（摄 氏）降低 4 度，终年积雪，最难走。二是由昌都至恩达西北行，经类乌齐、

德庆、萨尔松多、索克宗至黑河，再折向拉萨。三是由甘孜至玉树西行，经 布母拉，沿格尔吉河上行，至唐古拉、黑河，这一条路是高原的脊背。路线

的选定，还需进一步的研究。但无论走哪条路，均需以甘孜为补给站。甘孜 至打箭炉有旧公路基，可以修复通车。我们已着手编 3 个工兵团，稍加训练

准备后，即可开去修路。贺龙还就西藏气候、教派情况作了详细报告。他特 别强调：“对宗教问题处理得适当与否，是决策的一个关键。”

与此同时，贺龙派测绘人员协助西藏地理学家任乃强教授迅速绘出了中 国第一套二十万分之一的西藏地图，印发给部队。

西藏距内地路途遥远，交通不便，经济落后，人烟稀少，加之语言不通， 居民与汉民族的隔阂比较深，所以，向西藏进军是一场特殊的战斗。进藏部

队的给养，几乎全部要由内地筹措，随军前送。补给，成了重于作故的首要 问题。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示进藏部队，在物资供应上，取之内地，“不

吃地方”；在兵力和装备上，务求精干、适用。据此，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 南军区确定了“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斗争方针。贺龙和刘怕承、

邓小平等用了大量精力和时间去研究解决进军西藏在政治上和物资上的准 备，特别是如何做好后勤保障工作的问题。他们决定成立进军西藏支援司令

部，统一领导进藏部队的后勤保障工作。司令部统辖 7 个工兵团， 10 个辎 重团和 1 个空军运输机大队，担任筑路和运输补给任务。

2 月初，被任命为支援司令部政治委员的胥光义抵达成都，向贺龙报到。 贺龙对他说：“我们这次进军西藏，不是在军事上能不能打胜仗的问题。我

们在军事上打胜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解放军是经过考验的。现在对于我们来 说，是在政治上怎样争夺民心的问题。你们后勤支援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

是研究如何使装备轻便，减轻战士的负重。因为进藏以后，汽车用不上，只 有靠牲口、靠牛车运输。有些山道，牲口、牛也过不去，就只能靠人背了。

进藏部队的武器装备要质量好、重量轻、适应高原作战的特点。部队装备好，

进藏以后就可以振奋人心。” 贺龙对进藏的准备工作抓得很紧，对进藏部队的被服、装具、饮食卫生

等都考虑得很仔细、很具体。贺龙签发的《西南军区关于支援人藏工作向军 委和西南局的报告》中写道：“前方部队需要什么，即用一切力量供给什么。

并根据康藏地形、气候、交通、经济及敌情与我军人马装备具体条件定出计 划，实施补给。如：一，康定以西气候寒冷，人烟村落稀少，宿营困难，特

制发人用帐篷、马用头罩、汽车暖罩与解冻剂。服装每人一件皮大衣、皮上 衣、皮裤、高腰毛里皮鞋、毡子裹腿、皮帽、皮手套、毛袜、包足布、绒衣、

线棉背心、棉被、风镜。为防湿防雨，每人发给雨衣、斗笠、防湿垫布各一 件。中高级干部每人一个行军床。二，为了保持战士身体健康，力求食品中

养分充足。特以黄豆、小麦、花生、奶油等原料制成饭粉，以面粉、白糖、 食盐、猪油、奶油、鸡蛋、酵母等原料制成饼干，并以卵片、白糖、精盐、

淀粉、蟹黄、味精等原料制成佐食品蛋黄腊和酱油粉等物，内含大量维生素 B、C，并发给维他命 C 药片 70 万片，以补助营养，防止色盲，⋯⋯。派卫生

检查队了解康藏地区发病特点，予以补助药品，特多发防冻药品，以防减员 或减弱战士体力。”

贺龙向李达反复交代：要给进藏部队最好的装备，最好的骡马。他们需 要什么只要办得到，就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贺龙是以爱马著你的。他为支

持进藏部队，把他的几匹心爱的战马，全部送给了进藏部队。他对后勤部门 说：“试制部队装具，既要适应高原的生活条件，又要适应作战的需要。多

在保证部队吃饱、穿暖、减轻负荷等方面出主意、想办法。服装的样式一定 要设计好，质量要高一点。”后勤部门把新设计的军装样品送给他看时，他

逐件作了检查，还亲自试穿。帽子样式好看不好看，挡风不挡风；衣服口袋 怎么设计，甚至连军装各部位应缝多少针，他都有所考虑。

{ewc MVIMAGE,MVIMAGE, !12300540_0452_1.bmp}3 月 14 日。 第十八军成立了前进指挥所和先遣支队， 25

日，在乐山召开了进军西 藏动员誓师大会，4 月 28 日到达甘孜。由于修路进展迟缓和空投试飞 1 个多

月未成功，先遣部队有耗无补，发生了粮荒。据有关记载，从 5 月 1 日起， 每人每天只能吃 1 斤粮。直到 6 日和 7

日，空军向康定、甘孜试投成功，先

遣部队的粮荒才得以缓和。 由于只有两架飞机可以到甘孜空投，无法保证到甘孜部队的全部粮食供

应。因此，贺龙和邓小平于 7 月 24 日向毛泽东主席、中共中央军委报告： 为了保证 9 月份在甘孜屯积 150

万公斤粮食，准备昌都作战，必须加强空运。 毛泽东对此极为关注，立即批准购买一批运输机，用来空运进藏物资。然而

空运能力毕竟有限，仍无法保证大部队的全部供给。4 月 1 日，毛泽东指示： 要“一面进军，一面修路”。部队走到那里，路修到那里，物资亦运到那里。

为此，两南军区调集 6 个工兵团、3 个步兵团组成筑路大军，不惜一切代价， 克服一切困难，抢修雅安到甘孜段公路；云南军区滇西援藏委员会公路局，

也组织部队和民工 1.7 万余人，抢修大理到中甸的公路。

在支援司令部和康藏公路修筑司令部的领导下，到 10 月份。 公路已修筑 750 公里，用飞机、汽车和马车向前方运输了上万吨物资。

随着准备工作的进展，进藏部队陆续向前开进。至 10 月初，十八军的部队由 四川进至金沙江东岸的邓柯、德格、巴塘一线；

云南军区的部队进至贡山；青海军区骑兵支队进至玉树，从东、南、北

3 个方向接近了昌都地区，完成了战役展开。 用和平方式解决西藏问题是中共中央的基本方针。中央人民政府多次通

知西藏地方当局派代表到北京谈判。但西藏地方当局故意拖延，并加紧军事 准备，企图以武力阻止解放军进藏。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

副主席、甘孜白利寺格达活佛①力主和平解决西藏问题。1950 年 5 月初，他 致电朱德总司令，表示愿亲自到拉萨，阐明中国共产党的和平诚意和民族政

策，做西藏上层的工作。②贺龙和刘伯承、邓小平研究了当时的情况，于 5 月 10 日向中共中央建议说：“争取和平解决西藏的可能较前增大”。“进行

和平谈判必须条件恰当，而且要从西康内地去沟通关

系，才能避开英美牵制，才有实现可能。”“格达亦可考虑入藏”。 中央人民政府同意了格达活佛的请求，委派他去拉萨劝说西藏地方当局

接受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然而，格达活佛行至昌都，即被驻昌都的西藏边 使噶伦拉鲁鲁桑旺勒软禁起来，不许他离开昌都。格达表示：“我死亦不悔，

但求能去拉萨一见达赖活佛”，被拉鲁拒绝。后来，格达活佛被英国特务毒 死，随员被押送拉萨。西藏地方当局关上了谈判的大门。

同时，西藏地方当局调整了军事部署：将藏军一部置于阿里、黑河（今 那曲）地区，阻挠解放军南下；指使窜入康北的国民党军残部在甘孜、竹庆

地区阻止解放军西进；将用英美武器装备起来的 7 个代本①全部和 3 个代本的 一部，部署在昌都周围和金沙江西岸，企图阻止解放军从康西、青南和滇西

北进藏。

为了打击西藏地方当局中的顽固势力，促使其内部分化，打通和平解放 西藏的道路，西南军区决心以十八军、云南军区各一部和青海骑兵支队等共 约 6

个团的兵力，发起昌都战役，歼藏军主力于昌都地区。

贺龙和邓小平在《昌都战役基本命令》中规定：十八军主力应于 9 月上 旬在甘孜、玉隆、邓柯之线集结完毕，9 月中旬由该线发起进攻，争取于 10 月 10

日前后占领昌都。另以该军五十三师 1 个团，同时由巴安（即巴塘）出 动，歼灭宁静之藏军，尔后向昌都攻击前进，配合五十二师钳击昌都。以十

四军一部，同时歼灭盐井和竹瓦根之敌。西北军区之玉树部队归五十二师指 挥，加强昌都作战。

贺龙分析了藏军善于骑马，行动较快的特点，对十八军军长张国华讲： 要从侧翼作深远的迂回。他说：“抓住敌人就有办法，包围住了就是胜利，

而走得快，才能抓住敌人。”这一作战原则，对于战役的胜利，起了重要作 用。

解放军各部队于 10 月 6 日向昌都地区藏军发起进攻， 12 日进占芒康，

① 即格达呼图克图，1903 年生于西康省甘孜县白利乡贫苦藏族家庭，7 岁为白利寺活佛。17 岁入西藏学佛 经 8 年，得格西学位。1936

年，担任藏族历史上第一个人民革命政权——中华苏维埃博巴自治政府副主席。

全国解放以后，被聘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特邀代表。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 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康定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

② 朱德、刘伯承于 6 月 1 日复电格达：“来电敬悉，先生入藏进行和平谈判用意极嘉，无限欣慰。谈判条 件当由天宝同志转告你。”

① 藏语，旧译“戴本”、“戴绷”或“代奔”，原西藏地方政府军职名。乾隆五十七年（1792 年），清政 府规定西藏额设藏军 3000 名，代本 6

名，每一代本，率兵 500 名，沿为定制。例由贵族出身的俗官担任。

1913 年西藏地方政府大量扩军，代本数目也随之增加。

第九代本德格·格桑旺堆率部起义。为表彰九代本的义举，贺龙接见了格桑 旺堆等人，代表西南军区向他们赠送了礼品和物资。

解放军迅速逼近昌都，并且截断了藏军的逃路。20 日晨，昌都总督阿 沛·阿旺晋美宣布起义，命令第二、三、四、七等 4 个代本及总署机关和沙

王（总督）卫队等共 1700 余名官兵停止抵抗。

21 日，贺龙和邓小平电示十八军：“第一，加紧进行俘虏或投诚官兵工 作，用高度热情和诚恳的态度去对待他们，严禁侮辱和虐待。”“第二，对

于噶伦及代本等高级军官，尤应妥为招待，采用座谈方式予以教育和争取， 以便他们回去影响拉萨政府，立即脱离英美影响，速派代表到昌都或北京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