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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传》作者：《贺龙传》编写组【完结】 >
贺龙传.txt
1952 年 8 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向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副主 席刘少奇写了《关于参加第十五届奥运会的情况报告》，建议在政务院下设
立一个与各部、委平行的全国体育事务委员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最好 请贺龙那样的一位将军来担任”。
团中央希望贺龙主持国家体委，是因为他们知道，贺龙一贯重视体育事 业，在他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队中大力发展体育运动；全国解放后，他组建了
新中国第一支专业的男女篮、排球队，并为国家输送了一批优秀的体育工作 干部、教练员和运动员。体育界人士仰慕贺龙。
一天，政务院常务副总理邓小平给贺龙打电话，告诉他政务院决定组建 全国体育运动委员会，并说：“团中央和全国体育总会建议请你当主任。我
和总理商量了，也感到由你来当最合适。”贺龙问道：“毛主席的意见呢？” 邓小平说：“毛主席也赞成。”贺龙说：“好。毛主席叫我干，中央叫我干，
我就干！”很痛快地答应了。
11 月 15 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会第十九次会议，讨论关于成立全国体育运动委员会的问题。周恩来正式提
议由贺龙担任全国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蔡廷锴任副主任，会议一致通过。 这时，贺龙还在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
区司令员的岗位上，但他一接受国家体委主任的任命，就以极大的热情投入
了这方面的工作。
旧中国的体育运动水平极低，直到 1948 年，没有在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会 上得过一枚奖牌，全国没有一支健全的体育运动队，也没有一处像样的体育
场馆，体育人才更为缺乏。要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把体育运动搞上去，任务艰 巨。对此，贺龙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他说：“旧中国本来就是个烂摊子，体
育事业更是如此。搞体育工作，不能享现成福，而是要白手起家，艰苦创业。” 他第一次会见体委机关干部时，就勉励大家要正视现实，克服困难，把体育
当作毕生的事业，不要小看体育工作，不要有低人一等的思想。他充满信心 地对大家说：“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体育运动也会大大地发展起来。”
新中国建立初期，百废待兴，各方面都需要干部，加上受传统观念的影 响，很多人都不把体育当作正式职业，体育干部更不易解决。虽然政务院给 体委核定的编制是
239 人，但却很难配齐。没有相当数量合适的干部，体委
的工作便很难开展。
1953 年 4 月，贺龙到北京主持了第一次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之后，一回到 重庆，就为充实体委物色人才。贺龙点的第一个将是张之槐。他 1937 年毕业
于北平体育专科学校，抗日战争时期是八路军一二○师“战斗”篮球队队长， 解放后担任了西南军区司令部干部处处长。张之槐对去体委工作毫无思想准
备。那时部队已开
始酝酿实行军衔制，他不愿意在授衔之前转业。贺龙理解这种心情，对 张之槐说：“体育事业同样是建设新中国的一条战线。我上次到北京开会，
住在北京饭店，马路斜对面就是东长安街体育场，每天晚上灯光球场里挤得 满满的，门外还拥着一大片人。群众那么喜欢体育，需要有人来领导和组织
呀！你是学过体育的，科班出身，干这行的专家。你不干，谁干？不要光想 当官扛牌牌，不考虑事业。我是西南军区司令员，你说重要不重要？中央要
我当体委主任，我就得去当。不光去，还得干好。我们是共产党员嘛！ 我给你几天时间考虑考虑，想通了，来找我。”张之槐整整想了一个通
宵，深深感到贺龙的批评是对自己的信任和期望，终于下了决心。第二天一 早就去找贺龙，对他说：“老总，想通了，我去。”
贺龙高兴地说：“想通了就好！要认识体育工作的重要性啊！过去洋人 笑我们是‘东亚病夫’。现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顶帽子要摘掉！谁来
摘呢？搞体育的人有责任嘛！这个任务很艰巨，也很光荣。说实话，能把体 育工作搞好，能把‘东亚病夫’这顶帽子摘掉，不那么简单。快去北京报到。
去了以后和体委的同志们一起尽快把工作开展起来。”
同张之槐一起到体委报到的，还有张联华和朱德宝。他们也是贺龙点的 将。张联华也曾是一二○师“战斗”篮球队的队员，这时是中国人民志愿军
某炮兵团故政治委员。朱德宝曾是“东干队”①的队员，在东北军区空军某部 担任军械处处长。1953 年 8 月，他们 3 人分别被任命为体委 3
个司的副司长。
1954 年 9 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贺龙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 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11 月，他和薛明带着子
女鹏飞、晓明、黎明乘轮船离开重庆，辞别了战斗工作了 5 年的西南，到北 京赴任。与他同行的有宋任穷、蔡树藩、刘秉林、王凌、武岳松等。他们也
是因为西南大行政区撤销，奉调去北京工作的。一上船，贺龙就打上了他们 的主意。
贺龙先做蔡树藩的工作。蔡树藩是奉命到内务部工作的。他在西南与贺 龙共事多年，对贺龙的为人十分敬佩，很乐意在他领导下工作，所以当贺龙
动员他去体委工作时，便欣然同意。贺龙一到北京就去找邓小平，让蔡树藩 由内务部副部长改任国家体委副主任。王凌原是调往地质部的，她被贺龙说
服，到体委担任了办公厅副主任。武岳松曾是西南军区保卫科的干部，贺龙 动员他到体委后，担任了新建的北京体育馆副馆长。中共西南局宣传部副部
长张非垢，是到外文出版社当社长的。贺龙觉得体委很需要几个秀才，便动 员他也去体委工作，张非垢不仅自己同意，而且动员同去外文出版社的张彩
珍说：“去体委吧，这是贺老总的命令。我也是文人进武庙。”这样，张彩 珍也进了体委。贺龙还邀请起义将领、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卢汉到体委共
事。此后，贺龙又乘各大行政区机构撤销之机，多方设法从原西南、中南、 华北、西北各行政区调来了李梦华、陈先、曹建纯、董念黎等人，又陆续选
调了一批青年干部到体委机关，使新中国的体育领导机构很快健全起来。
贺龙叮嘱体委的干部说：体育是全国人民的事业，不是体委一家的事。 要与有关方面，特别是教育部门、工会和共青团一齐动手。没有各方面的支
持，体委是无能为力的。大家动起手来还怕 10 年赶不上世界水平！
有了机构就要有办公室和宿舍。早在贺龙到北京之前，他就请北京市政 府帮助解决体委机关的办公用房。北京市市长彭真大力支持，把位于宣武门 东侧未央胡同 33
号的 10 几间平房给了体委。后来体委人员按编制逐渐配齐， 容纳不下，贺龙再次请彭真设法解决。彭真又批准把王府井八面槽 9 号的 135
问房子给了体委，并在草厂胡同安排了宿舍用房。彭真给贺龙的信上说：“贺 老总：房子解决了，据报还可以。”
① “东干队”即东北干部队，于 1939 年 7 月成立，成员是东北籍的爱国青年，也称抗日军政大学三分校直
属队。张学良的胞弟张学思曾提任队长。这里是指“东干队”的篮球队。
在国家体委初创时期，教练员和优秀运动员屈指可数，一些人流落海外。 贺龙不拘一格延揽人才。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胸怀、气魄和胆略，力
排众议，大胆地选用了一批优秀运动员和教练员，很快地将新中国的体育队 伍建立了起来。
当时用人是十分重视出身和社会关系的。国家游泳队建队时，对涂广斌 能否人队，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他技术不错，本人政治表现也好，可以吸
收为队员；有人则认为他曾随舅舅去过台湾，不宜当国家队队员。这事被贺 龙知道了。他说：“这有啥问题呢？他是个青年，能从台湾回来，说明他喜
欢咱们的新中国。这样的运动员，不但应该吸收到国家队，还应该很好地培 养。”这样，涂广斌成了国家游泳队的正式成员。后来他担任教练，培养出
了穆祥雄等具有世界水平的优秀运动员。
国家女排队员曹其纬的祖父是参与“二十一条”卖国条约谈判、当过袁 世凯政府外交部长的曹汝霖，从上海女子排球队选入国家女排。贺龙在一次
集会上把她介绍给朱德和陈毅两位元帅说：“她就是演电影《女篮五号》里
‘小五号’的，是曹汝霖的孙女，现在是我们国家队的队员。”几天后，贺 龙给她写了一封信，希望她戒骄戒躁，为祖国多作贡献，不要背家庭出身的
包袱，要靠拢组织，争取加入共青团。由荣高棠转来的这封信，使曹其纬说 不清是感激还是兴奋，不禁泪如泉涌。荣高棠说：“贺老总亲自给运动员写
信，这还是头一次。你要珍惜这份珍贵的礼物！”
游泳运动员吴传玉 1951 年从印度尼西亚归国后，在 1953 年国际青年友 谊运动会上，获得 100 米仰泳金奖， 1954
年，又在第十二届世界大学生夏 季运动会游泳比赛中，获 100 米仰泳和 100 米蝶泳亚军。贺龙认为，象这样
优秀的运动员应当有权参与新中国的国家大事，经他提议，吴传玉被选为新 中国运动员中的第一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贺龙还请荣高棠陪吴传玉到
家中作客，亲切地对他说：“你回到祖国来，很不容易，为祖国作出了贡献， 更值得欢迎。你要继续努力提高游泳技术，为祖国争取更大的荣誉。”可惜
的是，吴传玉在同年 10 月到国外学习时，因飞机失事罹难。贺龙深为惋惜， 亲自出席追悼会，号召全国体育工作者和运动员向他学习。
贺龙对傅其芳的关怀，在体育界一直被传为美谈。傅其芳在香港因击败 过英国的乒乓球世界冠军李奇和伯格曼而出名。但仍然没有改变他失业的困
境。动荡的生活，使他感到前途渺茫。他曾向有关方面表示希望代表新中国 打球，但又有些顾虑，因为他在香港欠了一笔债，没法偿还，还担心回大陆
后生活水平会降低。
贺龙闻讯后，同国家体委的领导人商量决定，欢迎傅其芳回来。他欠的 债由国家替他还清，还特别批准他的月薪为 200 万元（旧币）。这个数目比
当时体委的一些领导干部的薪金都高。1953 年春天，傅其芳回到了祖国大 陆。1954 年，他在布达佩斯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乒乓球比赛中，获得男子单打
第三名，为祖国争得了荣誉。贺龙对他十分关心，亲自我他谈话，鼓励他提 高思想觉悟，努力钻研技术。1958 年后，他当了教练，探索出了一条近台快
攻的新路子，培训出了徐寅生、李富荣、张燮林、庄则栋等一批世界名将， 为中国乒乓球队在第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获得男
子团体和男子单打“三连冠”立下了功劳。
上海乒乓球女选手孙梅英， 1952 年获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女子单打冠 军。有一次，贺龙到国家体委东楼礼堂观看汇报表演，得知孙梅英不安心在
北京参加集训，想回上海。表演一结束，他就把孙梅英叫到跟前，问道：“听 说你不想在北京打球，想回上海去，是不是舍不得离开妈妈？”孙梅英不好
意思地点点头。贺龙和蔼地说：“新中国的青年应当志在四方。你要是想念 妈妈，那好办，过年过节的时候放你回去探亲。还是安心在北京练球，要服
从国家的需要，苦练本领，为国争光！”孙梅英听了十分感动。她母亲知道 后，再三叮嘱女儿要听贺老总的话。全家人都支持她出去打球。从此孙梅英
下定决心，把自己的青春贡献给了乒乓球事业。
就这样，贺龙团结了一大批国内的体育专家，吸引了许多海外赤子纷纷 归来报效祖国。优秀羽毛球运动员王文教、林丰玉、陈福寿、方凯祥、汤仙
虎、侯加昌、陈玉娘、梁小牧；优秀乒乓球运动员容国团都是五十年代回到 祖国大陆，为新中国体育事业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的。经过贺龙、国家体
委和各省市有关部门的艰苦努力，国家足、篮、排球队，乒乓球队，田径队， 网球队，体操队，游泳队等运动队，在 1954 年前后相继充实和组建起来。许
多优秀运动员被选送到中央体育学院和竞技指导科、体育训练班学习，有些 被送到国外进修。全国各大行政区也按国家体委要求集中训练运动员，仅
1953 年就有 854 人受训。同年，还在人民解放军中，集训了 1210 人。 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虽然指示各省市都要建立体育机
构。但直到 1953 年底，各省市成立体育机构的还不足半数。贺龙认为，要广 泛吸收体育人才，建立新中国的各级体育机构，重要的问题是，要大张旗鼓
地向全国人民宣传体育运动对于国计民生的重要意义，以引起各级领导和广 大群众对体育工作的重视和热爱；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关于体育工作的方
针、政策，号召各界支持体育工作。要做到这一点，体育战线应有自己的一 张报纸。1958 年初，贺龙为此事向周恩来请示。周恩来说：“我们国家这么
大，是需要有一张体育报。你们向中央写报告嘛！”4 月 1 日，贺龙和张非 垢、黄中给中共中央、国务院写了报告，由贺龙面呈周恩来。6 月下旬，中
共中央批准国家体委创办《体育报》。贺龙请毛泽东为《体育报》题写报头， 请朱德题词。贺龙向体委有关领导人和《体育报》的负责人阐述了办报的宗
旨和方针，提出了具体要求。他说，《体育报》要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又 要有体育特色；要组织好通讯网，还要有特邀通讯员，也可以请荣高棠和体
委各级领导人写文章；《体育报》对于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旗
帜要鲜明。
9 月 1 日，一张套红的《体育报》创刊号送到贺龙面前，他立即欣喜地 阅读起来。第二天清晨就给报社打电话表示祝贺。贺龙指示说：报纸是喉舌，
要走在前面，鞭策我们的工作，“要大胆地办，把《体育报》办成 6 亿人民 的报纸”。
从此，《体育报》成了贺龙必读的报纸。他一般都在晚上看《体育报》， 一旦发现有了进步或发生了缺点错误，就打电话给报社负责人，及时予以表 扬和指导。有时
1 天要打几个电话。报社现存贺龙 1963 年至 1965 年的电话 记录和信函，就有 54 件之多，平均每月一两件。报社整理的这些指示的记录
的摘要，达 3 万字以上。
1963 年 8 月 31 日，贺龙参加了《体育报》创刊 5 周年庆祝会。他在热 烈掌声中向大家表示热烈祝贺，接着又谈了办报宗旨。他说：“报社同志要
坚决贯彻毛主席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指示；详细调查了解 一下，我们在贯彻执行增强人民体质、为生产和国防建设服务方针上的实际
情况如何？这个问题要认真研究。”“《体育报》现在的发行面还太窄，应 当考虑怎么适应广大群众的需要，如何使小学生、大学生、干部、工人、农
民都能看懂，外行看得懂，内行也爱看。做好了，几万份报纸就等于几十万 分甚至更多万份的力量。”贺龙要求《体育报》虚心学习其他报纸的长处。
他赞扬《北京晚报》办得好，他们敢于批评，也敢于表扬鼓励，要向他们学 习。为了把《体育报》办得生动活泼，大家爱看，贺龙要求体委领导人、各
运动队、教练员和运动员都为《体育报》写文章。其中马约翰在《体育报》 第 608 期上发表的《乒乓球双打的技术和战术》，天津女排写的《骄娇二气
使我们摔了跟头》，北京体育学院副教授徐宝臣写的《千万不能满足》，徐 寅生写的《着解放军练兵的感想》，以及戚烈云、陈家全、陈远高、李世华、
韩翠青等人的文章，都受到过贺龙的称赞。{ewc
MVIMAGE,MVIMAGE, !12300540_0479_1.bmp}贺龙还指示《体育报》转载傅其
芳为《中国体育》所写的介绍自己思想转变的文章，连载徐寅生的学习笔记 并建议其他各报转载。
《体育报》在动员全国人民关心和热爱体育运动，发现和培养体育人才， 推动体育运动的发展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建设“又红又专”的体育队伍
贺龙长期带兵，深知一支军队要有坚强的战斗力，就必须有高度的政治 觉悟、过硬的军事技术、顽强的战斗作风和严格的组织纪律。同样，一支优
秀的体育队伍，在比赛中，特别是在强手如林的国际赛场上，要战胜对手， 取得好成绩，争得好名次，也必须思想、技术、作风“三过硬”。因此，在
各运动队组建起来之后，贺龙就借鉴军队的管理方法，严格要求，严格训练， 精心培育，努力把他们培养成国际一流的体育队伍。
贺龙认为，无论干什么工作，思想总是领先的。因此，他特别注重运动 队的思想建设。要求教练员、运动员“又红又专”。他对运动员们说：“你
们是新中国第一代运动员，要为革命而搞体育运动；打球不是为了好玩，不 是为了求一技之长，争个人名利，而是为了党和人民，为了祖国的荣誉。”
贺龙十分重视各运动队的党团组织建设，关心教练员和运动员政治思想上的 进步。他多次指示，要参照解放军把党支部建在连上的经验，逐步在运动队
中建立党、团支部或小组，培养运动员、教练员成为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 充分发挥党、团员的模范先锋作用。由于一些优秀教练员、运动员的出身和
社会关系比较复杂，有的党组织负责人对吸收他们入党有顾虑。对此，贺龙 说：如果对运动员许愿，说成绩好了可以入党，拿入党做交易是不对的。但
对作出了贡献，政治表现好的同志，就应当积极发展他们入党。
傅其芳是为中国乒乓球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的优秀运动员，曾多次申请 加入中国共产党，但迟迟未被吸收。贺龙对此提出了批评：“你们对一个同
志的政治生命关心不够呀！看人不能看死，要看发展嘛！有人说他的历史复 杂，难道还能比我复杂！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历史总是复杂一点。我们主要
看他的表现。他接受党的培养教育有 10 几年了，多次立功受奖，决心献身于 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这样的同志，应当吸收到党内来。你们如果不敢介绍，
我和荣高棠介绍！”在贺龙的过问下，傅其芳终于实现了多年的夙愿。
贺龙还在国家体委一次党组会议上说：“现在的运动员就是将来的干部。 如果不是党员、团员，如何通过党、团组织进行教育？军队的新兵，3 年内
由团员到党员。我们的运动员最少的也有 5 年历史，但入党的很少。陈镜开
9 破举重世界纪录，郑凤荣打破女子跳高世界纪录，为什么不能入党？”后 来，国家体委党组每年都专门讨论两次发展教练员、运动员入党的问题。在
贺龙的关怀下，郑凤荣、陈镜开、徐寅生、李富荣、丘钟惠、林惠卿、姜玉 民、陈文彬等优秀运动员，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他们多数成了体
育战线上的骨干。
贺龙要求运动员具有敢于拼搏的精神，面对强手，敢打敢拼，胜不骄， 败不馁，争取好成绩，但并不一味要求运动员只能赢不能输。他认为，比赛
总有赢输，不能以胜败论英雄。如果运动员在比赛中发挥出了他们的最高水 平，但由于技术和实力不如对手而失败了，那是无可非议的；相反，如果打
败了对手，但风格不高，也不能称作英雄，这就是贺龙常讲的：“输球不能 输人，赢球还要赢人。”
在迎接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之际，女运动员胡克明在接受《北 京晚报》记者采访时说：“我自己的打算是要打出风格，打出水平。”当时，
这两句活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有人还认为这两句话没有明确的求胜目 标，是消极的。贺龙从《北京晚报》上读到这两句话，立即从中发现了闪光
的内涵，并赋予了深刻的思想内容。他说：“要打出风格，打出水平。打出 什么风格？中国的风格；打出什么水平？世界水平。”在赛前动员时，他对
运动员们说：“只要你们打出了风格，打出了水平，赢了算你们的，输了算 我贺龙的。”周恩来也十分赞赏这一口号。从此，“打出风格，打出水平”
很快成了全国各运动队的行动指南，成为中国体育竞赛的一条重要指导思 想。
在运动员的训练上，贺龙主张训练难度要大幅度地超出比赛的难度。这 样才能在比赛时最大限度地发挥运动员的技术，与世界强手相抗衡。他把人
民解放军军事训练的“三从”（即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原则，加上“大 运动量训练”，归纳为“三从一大”原则，运用到运动员的基础训练和专项
训练中去，取得了显著成绩。后来，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 三不怕”（不怕苦、不怕难、不怕伤）、”五过硬”（思想、身体、技术、
训练、比赛过硬）的口号。贺龙十分强调反对骄娇二气，要求运动员勤学苦 练，不怕流血流汗，不偷懒。要学习解放军，任何苦都能吃，任何困难都能
克服。有一次，贺龙专门给《体育报》推荐《解放军报》刊登的两条报道： 一条是《炮七连九扫骄气》，一条是解放军二六一医院艰苦奋斗的事迹。他
说：“骄气要不断地扫，才能不断进步。这个问题对体育队伍来说，是非常 重要的。”贺龙风趣地比喻说：“运动员都要练成武松，不能成为林黛玉。
要敢于和强手比。把世界强队比下去。我们的腰杆要硬，胆子要大，心要细， 既要有打虎的功夫，又要有绣花的功夫。”
贺龙主张把运动员培养成有修养、有知识、有头脑的全面发展的人才。 在国家队建队之初，他就指示：运动员除了学习运动技术理论和进行训练之
外，还要学习政治（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等）、文化（包括历史、 语文、数理化基本知识、运动生理等）。他说：“运动员学习时间有限，更
应该抓紧时间读书。”他经常督促运动员认真读书。到运动员宿舍检查时， 总要看看他们枕边放着什么书，并向他们推荐自己读过的一些书籍。贺龙对
运动员的生活待遇、家庭婚姻、退役后的安置等问题都非常关心，特别是对 作出过重大贡献的运动员，月薪仅仅几十元，深为不安。他说：“我们的运
动员很好啊！作出了成绩，没有多少物质奖励。外国的运动员当了世界冠军， 又是洋房，又是汽车。而我们的世界冠军除了工资，其他什么也没有。”有
一次，他对一位主管财经工作的副总理说：“运动员工资少，伙食标准也不 高。出国的服装，回来还要上交，你也抠得太紧了。你给他们多做一套有什
么？”他还趁外出视察的机会，对一些省委领导人说：“你们对运动员要重 视，不要光说球打得好，对他们的工作、生活也要管一管。”在制定运动员
工资标准时，贺龙对经办人说：“运动员把青春时光贡献给国家了，他们的 工资要定得高一些。”
运动员的运动生命，和其他行业相比，是短暂的。因此，如何安排运动 员，尤其是如何安排因为比赛、训练致伤和患病的运动员的工作与生活，是
一个影响深远的问题。贺龙对国家体委干部司的负责人说：“要把运动员当 成我们的兄弟姐妹，使他们‘安家落户’。不好好安置运动员，哪能调动运
动员的积极性？有谁还愿意当运动员！运动员的安置，国家要背起来。干部 司应该检查一下 6 个大区对运动员的处理情况。处理不好的要重新处理。过
去处理不好，是官僚主义，现在知道了，不重新处理，是死官僚主义。”四 川省第一批专业排球运动员中有一名当了教练员，后来却被派到运动系去看
门和帮人照顾孩子；江苏省的一名运动员受伤后，被送回原籍务农，所挣工 分不能糊口。贺龙知道后，责成当地体委立即妥善安排。他对运动员来信反
映的问题，都及时批转有关部门进行调查，妥善解决。他常对国家体委负责 人说：“优秀运动员是国家的宝贝，他们为国家作出了贡献，争得了荣誉。
我们不能过河拆桥，卸磨杀驴。对运动员不是管一阵子，而是要管一辈子。” 培养体育人才，还必须办好学校。贺龙出任国家体委主任之初，即着手
筹建中央体育学院。1953 年 9 月 20 日，贺龙在重庆对担任四川省文教委员 会副主任的钟师统说：“现在，中央叫我搞体育。要搞，先得抓干部。体委
已经决定在北京办个体育学院。你办学校有经验，这个院长就由你来当吧。” 钟师统说：“贺总，我不懂体育，怕干不了啊！”贺龙说：“没有什么于不
了的！我还不是跟你一样不懂，也当起体委主任来了。干吧，需要几个帮手，
你提出来，我给你调。”于是，钟师统挑起了筹建体育学院的担子。
1953 年 11 月 1 日，中央体育学院在北京先农坛正式开学。师生们把先 农坛体育场看台底下的空间当作宿舍，搭个席棚作为教室和食堂。共和国的
第一所体育学院就这样诞生了。
后来，中央体育学院改名北京体育学院，并在圆明园北面选定了新院址。 贺龙和钟师统等共同研究确定了办校方针、学制安排、课程设置，以及校舍
设计、学生生活等许多重要问题。他指出：“体育是门科学。体育学院应该 在战术、技术、解剖和体育理论等方面搞出一套东西来，为加速提高运动技
术和训练工作服务。”“北京体院是中国体育界的最高学府，要有我们自己 的教授，要办成世界上一个有权威的体育中心。”
{ewc MVIMAGE,MVIMAGE, !12300540_0484_1.bmp}贺龙还指示各级体委要
大办业余体育学校。采取大中小结合的办法，大量训练干部和技术人才，以 适应群众体育运动日益发展的需要。
培训体育人才，离不开完善的体育场馆和各种先进的训练设施。但是， 旧中国体育场馆极少。在北京，除 1937 年建造的先农坛体育场之外，尚无一
座体育场馆，甚至连一个带看台的篮球场也没有。贺龙和国家体委负责人经 过慎重研究，决定在北京修建一个设施比较齐全、设备比较先进的体育馆，
并得到了国务院的支持。荣高棠和黄中跑遍了北京市，终于在天坛的东侧找 到了一块空地。他们高兴地对贺龙说：“地皮找到了。但是我们没有施工力
量，也不懂建筑。”
贺龙想到了北京市副市长万里。他曾担任过西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 委员，在重庆组织过城市建设。万里此时正在外地。贺龙立即打长途电话，
请他出马筹建北京体育馆。
万里接到电话的第二天就返回了北京。荣高棠和黄中问他：“你怎么提 前回来了？”万里风趣他说：”贺老总的军令如山倒啊！怎能不立即报到？”
不久，贺龙又调来了参加过修建重庆人民大礼堂的张一粟，协助万里工
作。 这样，由万里挂帅，管平、张一粟等负责领导，北京市设计院设计，大
通公司承担施工，开始修建总建筑面积为 3.3 万平方米的体育馆。贺龙给他 们 1 年的工期。设计人员加班加点，3 个月就绘制出了体育馆的各种图纸。
1954 年秋动工兴建。在施工过程中，贺龙经常到工地去看望工程技术人员和 工人，对他们说：“这个工程，是体委在北京修建的第一座体育馆，一定要
建好，按时竣工。中央和北京市许多部门都支持你们，要人给人，要钱给钱。”
参加施工的数千名职工努力奋战，节假日也不休息。经过 1 年多的紧张施工， 到 1955 年 4 月，一座占地 16
公顷，由比赛馆、游泳馆、训练馆组成，可供 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举重、游泳比赛和训练用的多功能体育馆全 部竣工。
五十年代初期，在贺龙为首的国家体委领导下，全国有计划地兴建了中 小型体育馆 38 座。成都、广州、昆明、兰州、南京、西安都建造了有 2.5
万个以上席位的体育场。在北京又兴建了射击场、摩托车赛车场和陶然亭游 泳场，这些场馆的建设为开展群众体育运动和培养运动员创造了条件。
“体育要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
毛泽东给新中国提出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发展体育运 动的方针。1953 年 4 月 27 日，贺龙在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上说：“我们应该
把体育运动搞好，提高人民身体健康水平。这不仅现在需要，而且随着经济 文化的发展，会更加需要⋯⋯我们的体育运动要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
贺龙强调指出：“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体育运动即明确 地以服务于人民健康、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为目的。这是我国体育历史上的
一个本质的改变。”“体育工作应该围绕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就是生产和国 防。体育为生产，体育为国防，国防也是为了生产。如果体育不是为了生产
和国防，那我们搞体育还有什么意义呢！？”“我们今天搞体育，把人民的 体质搞好，是为了使学生不缺课，工人不缺勤，战士的手榴弹扔得远些，同
敌人拼刺刀时勇气更足一些，使害神经衰弱症的减少一些。因此，各级体委 必须善于抓住开展基层体育运动这个中心环节，善于进行组织工作，把我们
有限的力量，使用到最主要的地方去。”
1954 年 7 月 13 日，应苏联邀请，贺龙率中国体育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
“体育节”。利用这个机会，他对苏联从中央到基层的体育工作进行 1 个月 的考察。贺龙和代表团成员在莫斯科、基辅、索契、第比利斯等地，对苏联
的体育组织、制度、政策、训练、竞赛、群众体育、业余训练、场地设施等 作了全面调查。参观了各种类型的大小运动场馆，访问了各级政府的体育运
动委员会，工厂、集体农庄的体育组织，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莫斯科航空 俱乐部和列宁格勒体育科学研究院，以及农村体育运动展览馆。在考察中，
给贺龙印象最深的是苏联推行的“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和开展群众性 体育运动。8 月 17 日回国以后，向中共中央、周恩来和国务院高等教育委员
会党组织写了报告，介绍苏联开展“劳卫制”的情况，并且提出了结合中国 实际情况学习苏联经验的建议。1954 年，在学校中正式试行“劳卫制”，作
为推广群众性体育活动的一项具体措施。
1955 年 10 月，第一届工人体育运动大会在北京举行。在贺龙积极推动 下，这届运动会前后，在全国职工中掀起了体育活动的热潮。到 1956 年底，
已建立起全国性的产业体育协会 19 个，基层体育协会 2.51 万个，会员达 178
万之众。全国总工会领导的职工体育运动，在当时，普及面最广，成绩最为 显著。贺龙曾多次赞扬他们。1958 年初，贺龙听说全国总工会准备压缩当年
的体育经费，便于 1 月 20 日亲自致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随着国家社会主 义建设高潮的到来，文化体育运动的高潮也必然接踵而来。”“据说今年总
工会体育规划的数字小（经费也大大缩小了），望加修改。因这笔钱也是有 关工人福利的，仍以占工会会费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为好。另总工会和各
级工会的体育部（应）迅速建立起来，以便有领导地开展国防体育活动。” 这封信，反映了贺龙对群众性体育活动的关注。
中国的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普及农村体育运动，对 于提高全民族的体质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贺龙指出，体育队伍的雄厚力量
还是在农村。但因农村的体育水平普遍很低，经费又很有限，所以开展体育 活动应该有重点、因地制宜、循序渐进、量力而行。本此精神，国家体委在
1953 年确定，在农村中主要结合民兵训练，利用农闲季节，着重试行一些在 农村中便于开展的运动项目。另外，也提倡在农民中开展固有的、有利于增
进人民健康的各种民族形式的体育活动。1956 年 6 月，国家体委根据贺龙的 倡议，在北京召开了首次全国农村体育工作会议。提出了在发展生产的基础
上，依靠共青团组织，坚持业余、自愿和简便易行的原则，开展农村体育运 动。经过各级体育组织的工作，到 1957 年，中国大陆农村中已经建立起了 3
万多个基层体育协会，会员达 90 多万人。
在农村，有些地区长期以来自然形成了“排球之乡”、“武术之乡”、
“足球之乡”、“游泳之乡”、“田径之乡”、“摔跤之乡”等等具有某项 优势体育项目的地区。其中名扬中外的广东“三乡’（”排球之乡”台山县、
“足球之乡”梅县和“游泳之乡”东莞县）的运动队在全国比赛中，曾名列 前茅。贺龙十分重视这些体育之乡的经验，要求国家体委作出计划.把他们的
经验“普及到广大农村去”。
武术，是中国民族体育百花丛中的一支奇葩。贺龙认为武术“深深植根 于民间”，“不受年龄、性别限制，也没有地区、条件的约束”，是一项投
资少、收效大、能健身防身、利国利民的活动。他号召武术界人士不断发掘、 整理、提高、推广这一传统项目，“让武术成为我们社会主义的物华天宝”。
1953 年 11 月 8 日至 12 日，在天津举行的第一届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暨竞
赛大会期间，贺龙对武术问题发表了精辟的见解。他说：“民间流传的武术 套路是很多的，不仅汉族有，各少数民族也有。这是要花费力气去发掘的。
譬如一座宝山，要探明情况之后，才能发掘出宝藏来。这是头一件要做的事； 被挖掘出来的是真宝还是假宝，还得花力气去淘洗、整理，剔除其违反科学
的东西，打开人们的眼界，恢复它固有的健康的形体，使它符合科学原理， 使它更易于掌握，收到增强体质的效验。这是很重要的第二件事；要提高拳
艺，不外两个方法：一是从现有基础上开拓新境界，一是博采他人的长处。 只有经过刻苦认真的揣摩，道路才能越走越宽。习前人之习，也才能在自己
手里发扬光大，取得更大更多的成效。这是第三件事。”他主张，“民族形 式体育中有些封建味道的东西要否定掉，这些对增强人民体质没有益处。我
们要的是真功夫，这对人民体质的增强有好处。” 新中国成立之初，有些地 方开始组织武术团体时，一些“走江湖”的甚至反动会道门的头目也混了进
来，搞起烧香拜师、磕头收徒那一套。贺龙对此进行了严肃批评，并且明确 指出：”今后，对于武术的研究、整理工作应该限定在一定的部门，并需要
有真正懂武术并具有一定科学水平的人来领导。”贺龙的意见，对于中国武 术的发掘、整理和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1953 年之后，大部分省
市建立了武术队和业余体校武术班。各体育院校和师范院校也培养出了一批 武术人才。1962 年编写了体育学院通用武术教材，研究、整理出版了《简化
太极拳》、长拳以及关于刀、枪、剑、棍技术的一批书籍。辽宁、北京、上 海、山东和安徽等省、市都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武术运动员。
经过一系列艰苦细致的工作，群众性的体育运动在全国蓬勃开展起来， 成绩显著。为了检阅 10 年来新中国体育事业的伟大成就，进一步促进群众性
体育运动的开展， 1959 年 9 月 13 日至 10 月 2 日，在北京举行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第一届运动会。
作为运动会的组织者，贺龙从大政方针到具体事务都作了认真周到的考 虑。仅运动会的开幕词，他就和筹委会的有关人员反复修改了多次，还将文
稿送周恩来、彭真等审阅。那时，工人体育场刚刚落成，贺龙怕出席开幕式 的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台时不方便，他一次又一次地在主厥台及其附
近的通道、台阶上试着走来走去，指点工作人员对一些地方进行铺垫。由于 台阶很滑，已经 63 岁的贺龙在一次试走时不慎跌了一跤，摔坏了左腿。他忍
着痛一直看着工作人员将台阶铺垫好才离开。回家后，医生让他卧床养伤。 贺龙说：“党中央让我管体育。这次全运会是建国以来的第一次，毛主席、
刘主席、周总理、朱老总等领导人都要来参加开幕式，到时候，我还要当向 导、引路，我能躺得住吗？”
9 月 13 日，全运会开幕。贺龙腿伤未愈，仍提前来到工人体育场，又一 次检查了通道、台阶和主席台，还在给毛泽东准备的椅子上坐了坐，试试是
否安全舒适。
{ewc MVIMAGE,MVIMAGE, !12300540_0490_1.bmp}下午 3 时，第一届全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