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一 章 千军万马闯关东 第 二 章 御敌于关门之内 第 三 章 让开大路，占领两厢 第 四 章 是使用力量的时候了 第 五 章 战锦方为大问题 第 六 章 铁流出关泻千里 第 七 章 “万岁军”传奇—东野一纵（第三十八军） 第 八 章 强将手下无弱兵—东野二纵（第三十九军） 第 九 章 能攻善守的主力军—东野三纵（第四十军） 第 十 章 “塔山虎”传奇—东野四纵（第四十一军） 第十一章 “听挺独立团”的传人—东野六纵（第四十三军） 第十二章 蛟龙出世便兴风—东野七纵、八纵、九纵、十纵 第十三章 后来者的上乘表现—东野五纵、十一纵、十二纵 第十四章 后来者的上乘表现—解放军第五十至五十五军 第十五章 金戈铁马壮军威—东野特种兵纵队 第十六章 金戈铁马壮军威—铁道纵队.14
于是，钟伟留下第三十六师围攻铁岭，纵司率第三十四、第三十五两个师及王振祥独立师，分两路向巨流河奔进。
此时，铁岭守敌一一六师已是惊弓之鸟，一发现我军兵临城下，立刻弃城而逃。三十六师则紧追不舍。是夜，天色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敌人溃不成军，只顾夺路而逃，没想到竟窜至行进中的十二纵队的两路队伍之间。钟伟历来善于捕捉战机，打主动仗，这块送到嘴边的肥肉更不会放过。于是两路纵队与三十六师前后夹击，四面堵截。三下五除二，将敌第一一六师全歼，俘敌7000余人。抵达巨流河后，钟伟又从捕获的沈阳逃敌口中得知，沈阳守敌虽然还未大规模外逃，但已处于极度恐慌之中，随时有逃往营口的可能。因此他的部队不仅要堵截廖兵团逃往沈阳，而且还必须作好堵截沈阳之敌逃向营口的准备。可手头兵力有限，任务相当艰巨。执行军委指示和东总命令刻不容缓，但以四个师的兵力，要想抵挡住这两支各10万余人的逃敌大军，又谈何容易！
30日清晨，钟伟来到了巨流河东的辽河勘察地形。他发现辽河宽达百余米，水深二三米，敌人根本无法徒涉，只可能从一条铁路桥过河。于是当机立断，决定留下独立师据守辽河，必要时可将桥炸掉，以堵住廖兵团退回沈阳。自己则亲自率领十二纵踏冰徒涉浑河，直插沈阳以南的苏家屯。
当日下午4时，十二纵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了苏家屯，全歼守敌一个加强团和一个地方保安师，共歼敌5000余人。这时钟伟得到报告，几个独立师已分别逼近了营口和占领了鞍山、海城，这样就解除了十二纵的后顾之忧。同时，他根据综合各方面的情况，感到在蒋介石的督促下，沈阳之敌突围的可能性更大了。在此分秒必争的紧要关头，不能坐等上级的指示，而必须当机立断，主动出击。他决定在沈阳之敌还未采取突围行动之前，就主动向沈阳之敌发起进攻。尽管靠一个纵队不可能攻下沈阳，但却可以抓住、拖住敌人，争取时间，以待东野主力部队赶到。随后，钟伟一方面将自己的行动计划向野司报告，一面率十二纵由南向北对沈阳发起猛攻。激战至11月1日凌晨5时，十二纵第三十五师拿下敌前沿阵地小郭庄；第三十六师扫除浑河铁桥北端全部守敌据点，乘胜冲过大桥直逼沈阳敌军防御中心——铁西区。
铁西区是沈阳的重工业区、高楼林立，街垒重重，并由其最精锐的完全美械装备的第二○七师据守。但十二纵指战员发扬“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的战斗精神，逐屋逐街地与敌展开激烈地争夺。从11月1日上午9时战至下午4时，经过七个小时的浴血奋战，十二纵部队终于占领了整个铁西区，全歼二○七师（欠装甲团）。共计俘敌师长以下官兵1.3万余人。
十二纵占领铁西区后，一面用炮火猛轰敌东北“剿总”司令部，一面向敌发出最后通碟，令其无条件投降。此时，敌“剿总”总司令卫立煌早已于10月29日乘飞机逃离沈阳。留守的“剿总”副总司令周福成，却还想讨价还价，要求将其行动视作起义，而不算投降。我方代表当即驳回，命令他们立刻无条件投降。
周福成凭借着一个装甲团把守其司令部，还妄图苟延残喘。但当天夜晚，刚刚围歼完廖耀湘兵团的一纵、二纵部队也已赶来，并且从沈阳西北角突破城垣。留在城中的敌军早已兵无斗志，巴不得早点投降。周福成见大势已去，只好接受我军的要求。顿时，沈阳全城纷纷竖起白旗，敌人一个个放下武器，举手投降。沈阳的解放标志着东北全境的解放。钟伟的当机立断，终于使新组建的第十二纵队在黑土地上的最后一仗上，作出了上乘的表现。
1948年11月1日，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命令，第十二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九军，钟伟任军长，袁升平任政治委员，熊伯涛任副军长，陈志芳任政治部主任。第三十四师改称第一四五师，温玉成任师长，谭友林任政治委员；第三十五师改称为第一四六师，王奎先任师长，栗在山任政治委员；第三十六师改称第一四七师，沈启贤任师长，王建中任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独立第十三师调归该军建制，改称第一六二师，王兆相任师长，陈德任政治委员。全军5万余人。
1948年12月，第四十九军入关参加平津战役。第一四五师配属兄弟部队攻克天津，军主力解放塘沽，尔后第一四五师、第一四六帅担负天津守备任务。
1949年3月，四十九军编入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团建制。4月，向华中、华南进军。7月，在宜沙战役中攻克沙市和江陵，并乘胜渡过长江追击国民党军。8月，第一六二师调归湖南军区建制。9至10月参加衡宝战役。11月由湖南邵阳地区进军广西，担负接收城市和维护交通安全任务。
1950年1月，四十九军所属的三个师归广西军区领导，第四十九军番号撤销。1951年7月15日，以第一五四师师直为基础又扩建为第四十九军军部，原辖之三个师归建，归广西军区领导。1952年1月8日，第四十九军番号又撤销，军部改编为空军第三军军部，该军第一四五师编入第二十一兵团，第一四六师调归广西军区，第一四七师改编为公安第十二师。
十四、后来者的上乘表现解放军—第五十至五十五军
第五十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五十军是由原国民党第六十军起义后改编的。
1948年秋，在东北的国民党军被人民解放军分割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互不相连的地区内。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奉命从5月开始，对长春守军东北“剿总”第一兵团（指挥新七军、第六十军等部）共约10万人，采取“军事围困、经济封锁、政治瓦解”的方针，进行长困久围。国民党军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将军面对强大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又经过人民解放军的争取，毅然率部三个师于1948年10月17日宣布起义，这一果断行动，为长春和平解放及辽沈战役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六十军起义后，立即开赴吉林省发台县及其附近。1949年1月2日，中共中央军委授予这支部队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番号，并任命了领导人。军长曾泽生、政治委员徐文烈、副军长叶长庚、参谋长舒行、政治部主任王振乾。其所属原第一八二师编为第一四八师，师长白肇学，政治委员陈一震；原暂编第二十一师编为一四九师，师长龙耀，政治委员李桂林；原暂编第五十二师编为第一五○师，师长李佐，政治委员李冠元。全军2.3万余人，隶属东北军区。3月，遵照中央军委命令，东北军区将第一六七师（由1948年2月25日在营口起义的原国民党军东北保安暂编第五十八师改编而成），编入第五十军建制，师长王家善、政治委员张梓桢。全军共辖4个步兵师，1个直属炮兵团。
第五十军成立后，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建军原则，进行政治整训，建立各种制度，特别是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建立和健全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实行党对部队的绝对领导；建立革命的官兵关系，培植革命军队的优良传统作风。同时，从东北军区所属机关，部队陆续抽调各级各类干部466名，从辽北学院，长春青年干校等单位招收青年知识分子600多名，从牡丹江教导团调来460多名改造较好的云南籍解放军官到该军任职；又从东北翻身农民中补入5400多人，使部队政治素质有了很大改善。该军也抽调2490名班以上人员和军官到东北军政大学和牡丹江教导团学习，调341名军官到教导队学习。通过整训，这支部队得到了“脱胎换骨”的改造，很快成为忠诚为人民服务、为中国革命彻底胜利而战斗的一支新型人民军队。
1949年6月14日，第五十军奉命入山海关南下，归第四野战军建制。9月，到达湖北当阳地区，遵照中央军委和第四野战军决定，第一五○师所属部队按营、连建制，分别划入第一四八师和第一四九师；第一六七师改称第一五○师，师长王家善、政治委员李冠元。9月中旬，中南军区抽调部分干部到第五十军工作，送往东北军政大学学习的干部500余人也分配回军。10月，参加鄂西战役，俘国民党军第七十九军代军长萧炳寅，副军长李维龙以下官兵7000余人。11月下旬，奉命配属第二野战军进军四川。12月，参加成都战役，俘国民党军8100人，迫降1.77万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
1950年2月，奉命归属第四野战军建制，回湖北沙市、钟祥一带参加农业生产和修筑汉江大堤工程。中南军区将补训第十五团、第十五医院调归第五十军建制。此时，加上在鄂西战役和成都战役中解放、收编的国民党官兵2.7万余人，以及在四川招收的青年知识分子1600余人，全军官兵已达5.8万余人。5月，遵照中南军区的指示，将收编的国民党军第二十兵团三个军的残部缩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六七师，师长方墩，政治委员秦振，归第五十军建制，并在天门地区进行整训。
1950年9月下旬，第五十军奉命由湖北开赴东北，归东北军区指挥，在吉林西丰、辽原、磐石、海龙一带集结待命。在此期间，奉命撤销了第一六七师和军炮兵团，组建了三个师属炮兵营。
10月25日，第五十军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序列开赴朝鲜，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次战役。在第三次战役中，全歼英军皇家重型坦克营，解放汉城。在第四次战役中，在汉江两岸顽强抗敌50昼夜，沉重打击和消耗了敌有生力量，保证了志愿军主力的休整、集结和粮食补充，为准备实施战役反击争取了时间。1951年3月15日回国整补。同年7月，第二次开赴朝鲜，担负西海岸防御以及抢修机场等任务。10月至11月，奉命执行渡海攻岛任务，在空军和炮兵支援下，先后攻占南朝鲜军盘踞的椴、炭岛、大和岛、小和岛、和艾岛。1955年4月，第五十军从朝鲜撤军回国。
第五十军在入朝作战的期间，广大指战员发扬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胜利地完成了上级赋予的各项任务。涌现出二级战斗英雄、特等功臣鲍清芳，国际主义战士、二级模范王永维等功臣、模范1.4万人，有一个团、六个连、十一个班、七个组获荣誉称号，有7000余人获朝鲜政府授予的勋章或奖章。
第五十一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一军是由解放战争时期，在武汉以南贺胜桥、金口起义的国民党军第十九兵团改编而来的。
1949年初，中共中央为了彻底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于2月11日决定由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指挥所属部队120万人，在汉口至江阴间实施渡江作战。4月20日，渡江战役打响，第二、第三野战军首先在华东地区强渡长江，一举解放南京。5月12日至6月2日，人民解放军先后攻占上海、南昌、武汉等地。国民党白崇禧集团南撤。和中国共产党早有联系的国民党华中军政副长官、河南省政府主席兼国民党军第十九兵团司令官张轮，乘机率所属第一二八军军部及第三一二、第三一三、第三一四、第三○九师共2万余人。在湖北武昌以南贺胜桥、金口一带起义。6月，起义部队移驻湖北省汉川县。7月，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一军，张轸任军长，杨春圃任政治委员，李人林任副军长，杨焕民任政治委员，王亢任参谋长，罗通任政治部主任。以起义的第三○九、第三一二师合编为第二一一师，余景堂任师长，冷裕光任政治委员；第三一三、第三一四师合编为第二一二师，鲍汝沣任师长，杨进任政治委员。全军共8100余人，隶属第四野战军工兵司令部建制。1950年9月24日，第五十一军军部改编为中南军区空军领导机关，所属部队与湖北军区合并，第二一一师与黄冈军分区合编为黄冈军分区兼第二一一师；第二一二师与大冶军分区合编为大冶军分区兼第二一二师，第五十一军番号撤销。
第五十二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二军是由解放战争时期，在长沙起义的国民党军第一兵团一部改编而成的。
1949年8月初，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和华中军政副长官兼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接受《国内和平协定》，于8月4日率领绥署司令部、兵团部和三个军共7万人宣布起义。长沙宣告和平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和起义部队达成协议并经中共中央批准，起义部队在湖南省济阳县改编为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国民党军第一九七、第二三二、第三○七师依次改编为第一、第二、第三师，并组成第一兵团下辖的第一军。11月，根据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10月2日命令及第四野战军10月20日命令，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第一军改编为第二十一兵团下辖的第五十二军。第二十一兵团副司令员王劲修兼任军长，杨树根任政治委员，吴林焕、张诚文任副军长，周志飞任参谋长，钟明彪任政治部主任。第一师改编为第二一四师，曾京任师长，蓝庭辉任政治委员；第二师改编为第二一五师，张景白任师长，江腾蚊任政治委员；第三师改编为第二一六师，余九成任师长，曹波升任政治委员。全军共1.5万人。1950年10月，第二一六师撤销，其人员补入第二一四、第二一五师。1951年9月2日，第五十二军军部撤销，所属第二一四、第二一五师归第二十一兵团直辖。
第五十三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三军是以解放战争时期在长沙起义的国民党军保安部队为基础改编而成的。
1949年8月初，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和华中军政副长官兼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率部起义后，在湖南省济阳县改编为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国民党军第六十三师、湘东纵队、长沙绥靖公署警备大队等部改编为第二军，湖南省保安第一、第二、第三师改编为第三军。11月，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奉命正式改编为第二十一兵团，以第三军为主，将第二、第三军合并，改编为第二十一兵团下辖的第五十三军。军长彭杰如，政治委员王振乾，副军长王振祥，参谋长杨文模，政治部主任张太生。辖第二一七师，师长姜和瀛，政治委员段良辉；第二一八师，师长何元恺，政治委员萧德明；第二一九师，师长周笃恭，政治委员王恨水。第五十三军组建后，隶属第四野战军第二十一兵团建制。1950年10月整编，第二一八师撤销。1951年9月，第五十三军军部撤销，所辖第二一七、第二一八师改归第二十一兵团直辖。
第五十四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五十四军，是1952年10月在广东惠阳地区，由原第四十五军军部、直属队、第一三四师（欠四○○团）、第一三五师和原第四十四军第一三○师、第一三一师第三九一团等部，合编组建而成。
1952年10月，第四野战军奉命整编，将上述部队合编组成为第五十四军。丁盛任军长，谢明任政治委员，吴瑞山任副军长。原第四十四军第一三○师改编为第五十四军第一三○师，蒋润观任师长，姚国民任政治委员；原第四十五军第一三四师改编为第五十四军第一三四师，张晓冰任师长，蓝文兆任政治委员；原第一三五师改编为第五十四军第一三五师，任思忠任师长，韦统泰任副师长。
该军组成后，即奉中央军委命令，准备入朝作战。经过两个月的抗美援朝动员教育和出征准备，于1953年1月21日，由广东惠阳北上，2月上旬，第一三○师进防朝鲜铁山半岛，担负抗敌登陆作战任务；军部和第一三四、第一三五师进防辽东半岛，担负守卫海防和作战训练任务。5月2日，军部率第一三四、第一三五师入朝，5月中旬各部先后进至平壤附近地区，接替第三十九军防务，担负西海岸抗敌登陆及平壤地区反空降作战任务。6月下旬，奉命由西海岸开赴金城前线，配属第二十兵团参加夏季反击战役。7月13日，战役开始，除第一三四师集结于洗浦里，为兵团预备队外，第一三○师配属第六十八军向梨实洞、北亭岭之敌发起攻击，第一三五师配属第六十七军由庆坡山向梨船洞、金城川之敌发起攻击。当日第一三○师即攻占424高地及866阵地；第一三五师攻占了梨船洞、芦洞里等地。尔后，各部队即转入防御作战。在阵地防御作战中，第四○四团第一营第三连二排长麻俊坤在自己三次负伤、双腿被打断的情况下，仍忍着剧痛趴在阵地上指挥，连续打退敌十余次进攻，直至献出宝贵的生命。战后，被志愿军总部授予“二级战斗英雄”称号。第三营第七连打退敌40余次攻击，出色地完成了坚守阵地、阻击敌人的任务，战后被授予“二级战斗英雄连”称号。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全军涌现出“国际一等功臣连”等先进集体和麻俊坤这样的许多英雄人物。
朝鲜停战以后，该军即在西起桥田里，东至北汉江地段担负三八线前哨阵地的守卫任务。为防止美军和李承晚伪军撕毁停战协定重新挑起战争，部队投入了紧张的战备施工。1953年11月，第五十四军进行了一次大规模整编改装，增加九个营，部队在经较大扩充后，战斗力得到了大大加强。整编后，仍由丁盛任军长，谢明任政治委员，吴瑞山任副军长。第一三○师，蒋润观任师长，姚国民任政治委员；第一三四师，蓝文兆代师长兼政治委员。
1954年4月中旬，奉志愿军总部命令，第五十四军将金城池地区防务移交朝鲜人民军，部队移防至元山北玉坪、文川、龙潭里、高原、永兴地区，担负守卫东海岸的任务。1955年3月，五十四军又将东海岸防务移交朝鲜人民军，调防守备西海岸。
1958年5月和7月，第五十四军奉命分批回国。
第五十五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五军的前身，是第四十八军军部及第一四四师和第四十九军第一四五师、第二十一兵团第二一五、第二一九师等部。
第一四四师的前身系1947年10月由冀察热辽军区乌丹分区
直属部队和热辽军区独立第三师。1948年3月，东北人民解放军第十一纵队成立时，独立第三师改编为第三十三师，归第十一纵队建制，纵队司令员周仁杰兼任师长，陈文彪任政治委员。该师组成后，先后参加了隆化、平泉、昌黎、北戴河、绥中、锦西等战斗。1948年10月，参加冀东及北宁线作战。同年11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八军第一四四师，副军长周仁杰兼任师长，钟文法任政治委员。1949年4月，随军南下，参加渡江、赣南追击等战役，配合兄弟部队解放了湖北及赣西南广大地区。9月，该师兼宁都军分区，张书祥兼任司令员，李庭序、钟文法分别兼任第一、第二政治委员。担任宁都、零都、兴国、石城、广昌、寻邬、瑞金等地的剿匪任务。第一四五师的前身系抗战胜利后，在阿城成立的哈东保安司令部，何延川任司令员，下辖三个大队。1945年11月，温玉成率新四军200余名军政干部到达哈东后，以哈东保安司令部为基础组成哈东军分区，温玉成任司令员，董浩然任政治委员，并将原辖之三个大队改编为第一、第二、第三团。担任哈东地区的警戒和松花江地区的剿匪任务。1946年11月，为适应形势的需要，奉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命令，以哈东军分区机关一部及第一、三团与哈北军分区之第四团合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独立第二师，温玉成任师长，张池明任政治委员。该师组成后，先后参加了三下江南和东北夏、秋、冬三季攻势。1948年2月，东北人民解放军第十二纵队成立时，独立第二师改编为第三十四师，归第十二纵队建制。10月，参加东北最后一战。11月28日，第十二纵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九军，第三十四师改编为第一四五师，温玉成任师长，谭友林任政治委员。同年12月，参加了天津战役。1949年4月，随军南下，先后参加了渡江、衡宝、广西等战役。1950年1月，兼管平乐军分区，执行剿匪任务。
第二十一兵团第二一五、第二一九师，前身系1949年长沙起义之国民党军。11月28日，将起义中一部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二军第二一五师，张景白任师长，江腾蛟任政治委员，一部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二军第二一九师，周笃恭任师长，王恨水任政治委员。改编后，经过一段的教育和整训，使部队得到了脱胎换骨的改造。1951年1月，进入广西，参加桂林、柳州、南宁地区的剿匪作战。
1952年3月15日，中南军区奉中央军委命令，将第二十一兵团部改组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荆江分洪工程司令部，并将原辖之第二一四、第二一七师改为荆江分洪工程部队。另以第四十军军部及所属第一四四师，第四十九军所辖第一四五师和第二十一兵团第二一五、第二一九师组成新的第二十一兵团。第四十八军军部改组为第二十一兵团兵团部，第四十八军番号撤销。陈明仁任司令员，王振乾任政治委员，欧致富任第一副司令员，钟文法任第二副司令员，高起任参谋长。原第四十八军第一四四师仍为第一四四师；原第二十一兵团第二一五师仍为第二一五师；原第四十九军第一四五师与第二一九师合编为第二一九师，第一四五师番号撤销。
5月初，遵照中南军区的指示，在全军普遍开展了文化教育，该兵团和各师均组织了专门的文化速成学校，调集大批干部离职学习。同时，在各级机关中成立了文化补习学校，用以提高在职干部的文化水平，部队以营为单位，按照战士的文化程度编成若干级327的教学班进行学习，经半年多的文化教育，在全兵团基本上消灭了文盲，提高了部队的文化素质。
10月8日，根据中央军委命令，第二十一兵团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五军，陈明仁任军长，王振乾住政治委员，仍辖第一四四、第二一五、第二一九师。
1953年2月，第五十五军奉中南军区命令，由广西桂林地区移防广东湛江地区，担任守卫雷州半岛的任务。
十五、金戈铁马壮军威—东野特种兵纵队
从无到有、“捡洋落”起家的特种兵纵队。炮弹打到自己阵地上，纵队首长大叫“炮兵有特务”。炮队入关，老百姓目瞪口呆：这是出关的“土八路”回来了吗？铁道纵队：五大野战军中独此一家。
特种兵纵队
1948年12月，当东野百万大军挥师入关之际，一支支金戈铁马的雄壮炮队，穿插行进在百万大军之中。华北沿途的老百姓从未见过这么神气的解放军队伍。那些用美国十轮大卡车拖着的美式150重型榴弹炮，炮筒子竟比路旁的电线杆子还粗，直看得他们目瞪口呆：“咱们这儿的解放军队伍，咋就没见到过这么粗，这么多的大炮？”
沿途群众自然还清晰地记得：三年前，这些“土八路”也是由这条道出的关。不过那会儿，他们除了步机枪之外，最多还有几门扛在肩上的小迫击炮。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紧随其后出关的“国军”，飞机、大炮、坦克装备齐全，又是何等的气派！当时东北的老百姓，即使是同情共产党的，也不敢相信：就凭他们这点儿队伍，能打过国民党？
但共产党就是神了！几乎是赤手空拳出关的炮兵干部们，入关时带回的则是一支五大野战军中最强大的特种兵纵队。东北野战军的炮兵部队建设，走过了一条艰难的道路。这里面凝聚着以朱瑞为首的炮兵创始人的不少心血。
自1945年8月起，我军开始陆续进入东北。当年10月，东总用第一批到手的日军火炮，成立了一个炮兵旅。该旅下辖两个团，一团为山炮团，共5个连，15门山炮；二团为野炮团，共3个连，17门野炮。虽然号称1个旅，全部家当却只有32门小炮。除此之外，就是进入东北的各部队所携带的少量迫击炮了。虽然东野总部也曾要求下面部队努力收集火炮，但各部队对于所收集到的火炮，既无暇修理整顿，也因炮兵专业干部及兵源极度缺乏，而无力组建自己的炮兵部队。当时也有个别部队为了剿匪作战的需要，利用俘虏的伪满官兵成立过三两个炮兵连。但剿匪任务完成后，嫌火炮拖带不便，也就又放到了一边。所以在那个时期，各部队的炮兵始终未能有多大发展。
东北炮兵部队走上正轨并得到迅速的发展，起于朱瑞来到东北之后。
1945年9月25日，为落实党中央创建东北大后方的战略意图，延安炮校的大部分人员在朱瑞校长的率领下，挺进东北。党中央又从各解放区抽调了大批干部，同时前往东北。于是朱瑞就一路走，一路会合，到达东北时已有千余人了。
朱瑞算得上是老炮兵了。1925年，刚满20岁的朱瑞被党送到苏联学习，先后毕业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和克拉辛炮兵学校。1930年回国后，一直从事军事工作。1945年夏，从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结束后，朱瑞又被任命为延安炮兵学校代校长。
朱瑞是爽快人，于起工作来大刀阔斧，说干就干。一到东北，他就把带来的炮兵专业干部一分为二：少部留炮校工作，培养新学员；大量的则被分派到各军区和各部队，协助下面建立炮兵部队。朱瑞将毛泽东“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教育思想具体化，创造性地提出了：“炮校拥兵二千五——变学校为部队，部队训练新兵——拿部队当学校”的口号。到1946年7月，炮校完成了扩兵任务，并在原有的炮兵旅的基础上，充实了炮二团及战车大队，新组建了炮兵第三团。
为了解决火炮不足的问题，他一面要求下到部队的炮校干部们，广泛收集日伪军遗弃的火炮，一面亲自带领炮校人员漫山遍野地“捡洋落”。日军丢弃的各种火炮大都残缺不全，就几门凑成一门炮。截止到1946年6月，全东北收集到的各种火炮就已达700余门。除炮校拥有的两个炮团及一个战车团外，加上各军区的炮团，总数已达6个乙种炮团、4个丙种团、6个炮兵营另20个炮兵连，总计80个炮兵连。
仅仅半年时间，东野的炮兵连增长了十倍！火炮增长了20倍！四平撤退，炮校也随之搬迁。朱瑞把手中这些五花八门的火炮视作命根子。爬犁拖，大车拉，好歹把他的这些家当全部从通化搬到了牡丹江。
三下江南战役之前和之后，只要作战任务不紧张，炮校的主要任务还是收集军火。1947年5月初，老百姓来报告，日本关东军在投降前夕，曾把不少重武器就近深埋在镜泊湖、穆棱、孙吴、黑河等地，还说“20年后再回来”。朱瑞听后大喜，决定趁当时作战空闲之际，掀起一个搜集武器运动。
炮三、炮四团全部及炮一、炮二团各一个营，被派往当年日军防线的各深山荒野中去寻访挖“宝”，并大有收获。炮校警卫连副连长周天才一人就搜集到20多门炮，被命名为“搜炮英雄”。就这样，朱瑞带领部队大“捡洋落”大“发洋财”，迅速地壮大了东野炮兵部队。
在朱瑞的极力筹划下，东野为解决下面部队存在的炮兵编制各异、指挥极不统一的问题，四平保卫战后期（1946年6月），决定设立炮兵处，专司调整之责。但由于战事紧张，接着便是四平保卫战失利后主力部队的大踏步后撤，这一决定暂被搁置下来。直到7月，东北局及东总转移到哈尔滨后，才下发了“炮字第一号命令”。该命令在充分肯定了炮兵在战争中重要性的基础上，提出：在部队建设上，应使炮兵成为我军的一个兵种；在具体作法上，炮兵应以“广泛普遍的发展与适当的集中整编使用”为方针。在这一正确方针的指导下，11月份，5个基干炮兵团大体装备就绪，其中一部并于11月初参加了作战。
1946年11月中旬，东总以炮兵调整处与炮兵学校一部，组建成立了炮兵司令部，统一东北全军炮兵的指挥及装备、训练事宜。朱瑞任司令员，邱创成任政治委员，匡裕民（兼参谋长）、贾陶任副司令员，刘澄瀛任政治部主任。炮司下辖炮兵学校，校长、政委、副校长均由朱瑞、邱创成、贾陶兼任。
炮司下辖炮一、炮二、炮三、炮四团，战车大队，高射炮大队，迫击炮教导大队，炮兵学校及后勤等单位。第四野战军特种兵纵队，便是由炮司所辖的这些部队发展而来的。
炮兵司令部的成立，标志着东北炮兵部队已经开始形成独立的兵种。由于分散的炮兵部队得到了炮司统一的行政管理和教育，因而不论是野司直属的基干炮团还是各师、旅、纵队的炮兵部队，在短期内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截止到1947年3月，南满炮兵部队已拥有27个山炮连，北满部队则更为可观，山炮连已达73个（其中包括3个战车连及2个高炮连），再加上南满、北满部队的60个步迫炮连和步迫炮混合连，总计达160个炮兵连。
北满炮兵部队干1946年11初开始参加战斗。炮兵的参战程度不同地改变了我军单靠人送炸药爆破的原始作战方法。由于炮兵部队尚处于初创阶段，因此难度较大的间接射击技术还不能熟练掌握。三下江南作战时，一些部队的炮兵实施远距离间接射击，炮弹落到自己阵地上的事时有发生，有的纵队司令员直气得破口大骂：“娘××的，不打敌人打老子，炮兵有特务！”除此之外，在炮兵使用战术上，各部队也有个逐渐摸索的过程。1947年1月，在一下江南的德惠攻坚战中，北满部队投入了四个炮兵团（30个炮连）参战。这是我军炮兵在黑土地上的第一次大亮相！步兵弟兄们为庞大的炮兵部队的参战而欢呼雀跃，炮兵部队也自豪地认为——光用大炮轰也把德惠城轰平了。
然而实战中，在兵力部署上却出现了平均使用兵力的问题。参战的四个步兵师东西南北各一个，四个炮兵团也不偏不倚每师分一个，各师再把分到手的炮连分到各团、各营，甚至分到尖刀连。结果打起来后，炮兵部队各自为战，乱打一气。等到发起总攻时，炮弹已经打光了。为此，战后受到了东野参谋长刘亚楼的严厉批评：“你们以为这是发衣服，一人一件呀？就是发衣服也不能乱穿一气呀！”“三下江南”和“四保临江”作战结束后，东北野战军由战略防御开始转入战略反攻，东野炮兵建设也步入了第二阶段。1947年3月，炮兵司令部为总结一年来炮兵建军与作战，在双城召开了第一次炮兵会议。会议提出：炮兵部队的作战，应以直接射击及近战为主，以“快”、“准”、“猛”为准则；炮兵部队的整训，军事上以提高技术为主，政治教育以整顿纪律为主。
东北野战军的夏季攻势开始后，5月22日，朱瑞亲率东野炮兵主力南下，配合六纵发起的拉（法）吉（林）战役。先是在老爷岭山下歼灭了国民党第三十八师第一一三团，随后又渡过松花江，攻取华甸。
6月中、下旬，炮司部队又参加了第一次四平攻坚战，共计集中使用了47门野榴炮。这是东野直属炮兵部队，继德惠攻坚后的又一次大规模城垣突破作战。正是通过这次作战，东野炮兵部队初步掌握了步炮协同战术。
1947年夏季攻势后，东野炮兵基本走上了正规。冬季攻势开始后，步兵部队一改过去“炮兵帮倒忙”的看法，见到自己的炮队开过来，远远地就欢呼起来。行军中遇到交通堵塞，无论自己的任务多急，也都赶紧给炮兵让路。历来靠血肉之躯冒死爆破的我军步兵，恐怕是世界上对炮兵重要性体会最深的部队了。
朱瑞非常重视实战经验的总结，每仗之后都要组织部队展开“战评”及“想办法”运动，从而使得炮兵部队的技术、战术水平，仗仗都有提高。继参加彰武、新立屯等一系列作战后，直属炮兵部队又先后通过参加公主屯、辽阳、鞍山、四平等战役，对于攻坚作战已有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并初步掌握了“快”、“准”、“猛”的要诀。由于炮兵在上述攻坚作战中的突出表现，博得了步兵的赞扬和受到了东总的嘉奖。
1948年4月，炮兵司令部又在哈尔滨召开了第二次炮兵会议。会议主要总结了一年来的作战，研究了步炮协同与炮兵使用等问题。据这次会议上的详细统计，整个东北野战军共拥有143个重型山炮连，12个步炮连，7个战防炮连，43个混合炮连，70个迫击炮连，总计275个连。全军山、野、重炮572门（其中包括100毫米以上的榴弹炮和加农炮79门），步、迫、战防炮863门，小炮掷弹筒3083门，总计4518门。炮司炮工处亦通过艰苦创业，白手起家建起了三个炮械修理厂，工人已达近千人，先后装修火炮600余门，生产炮弹10万余发。
1948年8月15日，东北人民解放军炮兵纵队成立，隶属炮兵司令部。苏静兼任司令员，邱创成兼任政委，匡裕民兼任副司令员及参谋长，刘澄瀛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下辖三个骡马化野榴炮团、二个摩托化重炮团、二个摩托化高射炮团、一个重迫击炮团、一个战车团、一个工兵营。除此之外，东野的12个野战军中，军有炮团，师有炮营。
1948年9月，东北战略大决战——辽沈战役的序幕拉开了。正当炮兵部队满怀豪情地投入大决战之时，第四野战军炮兵部队的创始人朱瑞司令员，却不幸于1948年10月5日，牺牲在义县城垣下。
1948年10月1日，为先扫清锦州外围，发起了义县攻坚战。作为炮兵司令员的朱瑞，对这次攻坚作战极为重视。并且亲临前线指挥。
当时，炮纵为更好地配合步兵部队攻坚作战，采用了一种新战术——抵近射击。即把大炮抵进到尽可能靠近城墙和敌工事的前方，直接平射，轰击敌目标。实践证明，这个“大炮上刺刀”的办法，对于从敌人坚固防线上迅速、准确地打开缺口效果颇佳。朱瑞及时总结了来自下层的经验，并在攻打义县的战斗中，指挥炮兵部队第一次比较集中地采用了这种战术。
朱瑞是把义县攻城作战看作是锦州攻坚战的预演。义县城垣刚刚突破，纵深战斗还在进行，他便冒着残敌稀落的枪炮射击，亲自赶到突破口去观察“抵近射击”的效果，以便为攻锦作战收集更精确的射击参数。但他却不幸踏上残留的地雷，壮烈牺牲。攻打义县只是攻克锦州的外围作战，东北野战军在大战之初便折了一员大将。朱瑞是整个解放战争期间，第四野战军牺牲的唯一高级将领。10月3日，中央军委决定将东野炮兵学校命名为“朱瑞炮校”（即今沈阳炮兵学院前身），以纪念这位对人民解放军炮兵建设作出了杰出贡献的将领。
朱瑞虽然牺牲了，炮兵之魂却存。1948年10月中旬，东野炮纵几乎全部投入了锦州攻坚作战。14日上午10时10分总攻打响，数百门大炮齐声怒吼，呼啸的炮弹如同雨点般砸向锦州城垣，射向敌守备要点。在炮纵的有力支援下，攻锦部队仅用了32个小时，就将敌军号称“固若金汤”的锦州城，全部解放。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全境解放。通过锦州、辽西大捷和长春、沈阳的解放，国民党军东北精锐遭到全歼（其中包括全部美械装备的“五大王牌”中的新一军、新六军），第四野战军共缴获各种火炮171门，其中包括150毫米重榴炮36门，100毫米重榴炮34门，各种高射炮69门，坦克47辆，装甲车131辆。第四野战军的特种兵部队从此得到了空前的壮大。
炮兵司令部利用缴获的装备和解放战士迅速扩充部队，人员在短短的一个多月中扩大了一倍多，机械化部队亦大大增多。出于作战指挥的需要，特司曾设立了三个临时指挥所：由热河炮兵旅部改编为第一指挥所，指挥三个骡马炮兵团；以辽北军区司政后大部人员成立第二指挥所，指挥三摩托化炮团；以松江前线机关一部成立战车指挥所，指挥坦克、装甲车部队。
11月29日，根据中央军委关于野战军可编特种兵纵队，统率全军的炮兵、坦克兵、工兵等部队的命令，东北野战炮兵司令部改为特种兵司令部，萧华任司令员（不久由万毅继任），钟赤兵任政治委员，苏静、贾陶、匡裕民（兼参谋长）任副司令员，邱创成任副政治委员，唐凯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由临时指挥所及其所辖部队组编的三个炮兵师和一个骑兵师：炮一师（骡马师）师长彭景文，政治委员刘澄瀛，炮二师（重炮师）师长沙克，政治委员王枫梧，炮三师（战车师）师长曾克林，政治委员杨永松，骑兵师师长何能彬，政治委员林茂元。
1948年12月，特种兵纵队特司除少数留沈外，大部随四野主力入关参加平津战役。天津攻坚战特种兵纵队再显神威。主攻部队在特纵炮火和坦克的掩护下，只用了29小时，便将敌自称坚守一个月不成问题的天津城全部拿下，从而极大地震撼了傅作义，提前实现了北平的和平解放。
平津战役结束后，特纵又接收了傅作义第九十四军军部、战车第三团、空军高炮第三团、工兵第二十团。其余装备及人员则补入各野战军。补充后的四野特种兵纵队编制为：二个炮兵师（共七个重炮团），一个战车师（辖一个战车团、一个装甲车团、一个战车教导团），一个高射炮指挥所（辖三个高炮团），一个工兵指挥所（辖二个工兵团），成为了五大野战军中最为强大的特种兵纵队。
三大战役结束后，特种兵纵队一部随四野向湖南、湖北、江西三省进军，一部留驻华北。1949年4月18日，四野的两个炮兵师，按照中央军委颁布的《全军特种兵部队番号的规定》，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第一师、第二师；七个炮兵团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第二十五团至第三十一团；三个高炮团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高射炮团第一团、第二团、第三团；三个战车团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战车第四团，第五团、第六团。
十六、金戈铁马壮军威—铁道纵队
铁道纵队
解放战争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虽有五大野战军，但是唯独东北野战军拥有一个铁道纵队。原因就在于东野占有了“地利”之先。旧中国的铁路建设事业普遍落后。但重工业最为发达的东北地区，其铁路运输网相对而言也就成了最为发达地区。解放战争期间，东北敌我双方出于军事运输及作战考虑，对于铁路线的控制都极为重视。
自1945年8月我军陆续进入东北后，就非常重视东北铁路事业的恢复与发展，并迅速派出人员接收日伪铁路管理机构。当时除加强铁路系统的领导外，东北各军区还为确保铁路交通的安全，相继成立了护路部队。
到1946年初，东北护路部队已发展到3400余人。东满各线有何德全领导的护路大队约1400余人；西满各线有郭维城领导的护路大队800余人，彭敏、阎九祥在绥佳、绥滨、中长等铁路线上的护路部队也相继成立。
1946年6月，为加强对各军区护路军的总体领导，东北民主联军组建了统一的领导机构——铁道司令部。总部设在哈尔滨。苏进任司令员，王光文任副司令员，张进任参谋长（兼军法处长），郭德林任政治部副主任，郑思索任供给部长。
12月，铁道司令部又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护路军。下辖东满护路军（司令员何德全，副司令员吉合，参谋长师军）、西满护路军（司令员郭维城，参谋长彭传清）、南满护路军（代司令员阎九祥，副政治委员郭延林）、中部护路军（司令员张鹤鸣，政治委员刘居英，副司令员曹志学，参谋长徐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