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一 章 旌旗指江南 第 二 章 残照金陵 第 三 章 第四次握手 第 四 章 箭在弦上 第 五 章 风雨下钟山 第 六 章 千里追击 第 七 章 “八一”魂归 第 八 章 凯旋五羊城 第 九 章 粤桂大围歼 第 十 章 关门打狗 第十一章 活捉“鹰犬” 第十二章 春城不曾寒 第十三章 波诡云谲天府国 第十四章 血色芙蓉 第十五章 最后之战 第十六章 尾声
附 录 第二野战军序列
引言：十年磨一剑
人民军队历史上的重大转折：五大野战军诞生。刘伯承、邓小平执掌第二野战军帅印。
1949年2月11日，中原大地，千里冰封，雪花纷飞。此时，一辆美式吉普正穿破晨雪，急驰在通往河南商丘附近的张菜园第二野战军司令部的途中。
车中坐的，是刚被中央军委任命的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他正衔中央军委之命，火速从石家庄赶回第二野战军司令部，组织部队准备渡江作战，解放南方诸省。
刘伯承是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参加（列席）完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在返回部队的途中接到中央军委新的任命的。
统一全军编制和部队番号，是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关于夺取革命战争彻底胜利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也是中国革命战争进程出现重大转折的标志。
人熟一秋，稻熟一晌。革命形势的发展也是如此。中国现代历史发展中的两大政治势力——国民党和共产党，经过近30年的错综复杂的激烈斗争和变幻莫测的风云变化，到了1948年底和1949年初，各自的力量及其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都在发生着从未有过的急剧变化，原来的大小强弱迅速交换着位置，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着各自的相反方向急剧转化。
还在辽沈战役刚刚开始、中央九月政治局会议刚刚结束之时，毛泽东就预测：
根据过去两年作战的成绩和整个敌我形势，认为建设五百万人民解放军，在大约五年左右的时间内（从1946年7月算起）歼敌正规军共五百个旅（师）左右（平均每年一百个旅左右），歼敌正规军、非正规军和特种部队共七百五十万人左右（平均每年一百五十万人左右），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是有充分可能性的。
仅仅在毛泽东说了上番话的两个月之后——1948年11月，形势的发展使他又十分愉快地否定了两个月前自己对革命胜利时间作出的估计，他说：
我全军9、10两月的胜利，特别是东北及济南的胜利，业已根本上改变了敌我形势，7月至现在四个多月的作战，共歼敌军近百万人。国民党全军（连近月补充者在内）现已不足300万人，我军则已增至300余万人。
9月上旬（济南战役前）中央政治局会议时所作的五年左右建军500万，歼敌500个正规师，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估计及任务，因为9、10两月的伟大胜利，已经显得是落后了。这一任务的完成，大概只需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即可达到了。
前后估计上虽然仅差两个月，但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时间，却整整提前了两年的时间。这个两年，使得当时世界上的许多军事家都大惑不解，也让后来众多的历史学家难以研究明白。
为了适应革命战争形势迅猛发展的需要，更有力地推动全国解放的尽早到来，中央军委在我军的历史上，首次提出了整编全国军队，统一全国解放军组织和番号的要求。
1948年11月1日，中央军委颁布了《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指出：“根据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关于战略任务更进一步地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的要求，中央军委关于全军组织和部队番号，特作统一规定，通令全军一体遵行。”
该规定把野战军分为四个，以地名区分，即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东北野战军。
1949年1月底，人民解放军取得了举世著名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国民党在长江以北的军队损失殆尽，借大的北中国成为共产党的天下，蒋介石的100多万残存部队退守长江以南。扫平南中国，彻底打倒蒋家王朝已指日可待。这样，以地名命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野战军番号已不合时宜。因此，中央军委遂又明令全军，取消野战军用地区化分的办法，把原西北野战军改编为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副司令员张宗逊、赵寿山，参谋长阎揆要，副参谋长王政柱、李夫克，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副主任张德生，下辖第一、第二兵团共6个军。把原中原野战军改编为第二野战军，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张际春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任参谋长，段君毅任后勤部司令员兼政委。下辖第三、第四、第五兵团共9个军。把原华东野战军改编为第三野战军，陈毅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为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谭震林力第一副政治委员，张震为参谋长，唐亮为政治部主任，钟期光为政治部副主任，下辖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兵团共15个军。把原东北野战军改编为第四野战军，林彪为司令员，罗荣桓为政治委员，副政治委员为邓子恢，谭政任政治部主任，陶铸为政治部副主任，萧克为第一参谋长，赵尔陆为第二参谋长，聂鹤亭、陈光为副参谋长。
在此次整编中，中央军委把原华北军区的部队改编为华北野战军，直属中央军委指挥，未设野战军一级领导班子，下辖第十八、第十九、第二十兵团共11个军。1949年3月17日，中央军委决定组织以徐向前为司令员兼政委的太原前线司令部和以徐向前为书记的党的总前委，统一指挥第十八、第十九、第二十兵团。
此次整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展史上的重大转折。
第二野战军，是在抗战初期八路军一二九师部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八年的抗日战争中，一二九师从原来的万余人发展到30多万人，建立了广大的晋冀鲁豫根据地，使地方的武装力量也得到很大发展。又经过三年解放战争的战火锻炼，这支部队更是被铸造得能征善战，成为一支无敌雄师。
抗日战争转入大反攻时，为了最后消灭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并制止内战危机，1945年8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战略区编组“超地方性的正规兵团”。8月20日，中央军委决定，各战略区就现有兵力的二分之一或五分之三，编为野战兵团，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和实现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
刘伯承、邓小平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令所属太行、太岳、冀南和冀鲁豫的八路军部队，分别编组成一至三万人的野战兵团。
同时，中央决定成立晋冀鲁豫军区，任命刘伯承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滕代远、王宏坤为副司令员，薄一波为副政治委员，张际春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为参谋长，王新亭为政治部副主任。军区辖冀鲁豫、冀南、太行和太岳四个二级军区，以及刚起义的三十八军第十七师，共29万余人。
1945年9月初，晋冀鲁豫军区，以冀南军区主力编为冀南纵队，太行军区主力编为太行纵队，太岳军区主力编为太岳纵队。10月7日，冀鲁豫军区主力编为第一纵队（辖第一、第二、第三旅），杨得志为司令员，苏振华任政治委员；冀南纵队改称第二纵队（辖第四、第五、第六旅），陈再道任司令员，宋任穷任政治委员；太行纵队改称第三纵队（辖第七、第八、第九旅），陈锡联任司令员、彭涛任政治委员；太岳纵队改称第四纵队（辖第十、第十一、第十三旅），陈赓任司令员，谢富治任政治委员。同时，晋冀鲁豫军区另组25个团的架子，调往东北。
1945年11月10日，原定以第一纵队为基础另组25个团的架子调往东北。但后来因形势发生变化，第一纵队在开往东北途中到晋察冀军区时，即留在该军区担负作战任务。
11月11日，在邯郸战役中起义的国民党新编第八军改名为民主建国军，高树勋为总司令，加入晋冀鲁豫军区序列。
11月中旬，以太行军区主力组成第六纵队（辖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旅），王宏坤兼司令员（后由王近山代司令员），段君毅任政治委员；以冀鲁豫军区主力组成第七纵队（辖第十九、第二十、第二十一旅），杨勇任司令员，张霖芝任政治委员。同期，因中央军委拟调第四纵队（不含第十一旅）去东北，组成第八纵队（辖由第十一旅改称的第二十二旅、新组建的第二十三旅、军区独立旅改称的第二十四旅），谢富治任司令员、王鹤峰任政治委员。12月初，中央军委决定第四纵队不去东北，仍留大岳军区。随后，第四纵队与第八纵队（不含第二十四旅）合并，称为第口纵队（仍辖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二十三旅），陈赓任司令员，谢富治任政治委员。第二十四旅改为太岳军区独立旅。
这时，各二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是：冀鲁豫军区司令员王秉璋，政治委员张玺；冀南军区司令员杜义德，政治委员李菁玉；太行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政治委员李寻峰；太岳军区司令员王新亭，政治委员聂真。
1946年5月15日，国民党第三十八军副军长孔从洲率第五十五师于河南巩县起义，后与第十七师汇合，被命名为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孔从洲为军长、汪峰为政治委员。
至1946年6月中旬，晋冀鲁豫军区部队，除精简整编和调往其它地区的以外，尚有野战军五个纵队，连同地方部队共27万余人。
从1945年秋季开始，晋冀鲁豫军区正规兵团和地方部队对日寇进行大反攻，同时对国民党军的进犯给予了坚决的回击，曾先后在上党地区歼灭国民党军队十三个师，在邯郸地区歼灭沿平汉路北犯的国民党军两个军，并争取一个军起义。这两次作战，打击了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嚣张气焰，保卫了抗战的胜利果实，对争取和平民主和支援我军在东北的展开起了重要作用。
在国民党与我党签订和平停战协定后，晋冀鲁豫军区部队除坚决执行和维护停战协定，击退敌人对我解放军的蚕食和偷袭外，各部队展开了大练兵运动，并积极参加地方减租减息和生产运动；为对付国民党发动全国内战作了充分的准备。
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晋冀鲁豫军区处于解放区南线的中央，除要粉碎敌人对本区的进攻外，还担负着前与中原、左与华东、右与陕甘宁我军进行战略配合和策应的重要任务。据此，军区于6月、27日，以第三、第六、第七纵队（后增加第二纵队）和冀鲁豫军区主力一部组成野战军，由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担负豫东方向的作战任务。接着，于7月14日，组成野战军指挥部，由邯郸开赴冀鲁豫前线指挥作战。军区的工作由膝代远、薄一波等负责。
1946年7月至10月，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刘伯承、邓小平的指挥下，连续取得东陇海、定陶、巨野和鄄城等战役的胜利，予敌以沉重打击。与此同时，陈赓率领的第四纵队在晋南辗转机动作战，接连取得闻（喜）夏（县）、同蒲、临（汾）浮（山）等战役的胜利。军区各地方武装，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有力地配合了野战军作战。1946年11月至1947年2月，第四纵队在晋绥部队的协同下，取得吕梁、汾（阳）孝（义）战役的胜利；野战军主力取得了巨（野）金（乡）鱼（台）等战役的胜利。1947年3月至5月，为粉碎敌人对山东和陕甘宁解放区的重点进攻，野战军又分别在晋南和豫北进行战略性反攻，歼敌6万余人，克城30多座，并为转入战略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此期间，为建立战略机动的枢纽，1946年12月12日，以冀鲁豫军区水东军分区与华中军区第八军分区扩建为豫皖苏军区，张国华任司令员，吴芝圃任政治委员。同年12月20日，第一纵队由晋察冀军区归建。1947年3月16日，第一纵队与第七纵队合并为第一纵队，杨勇任司令员，苏振华任政治委员。
到1947年6月，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已发展到42万人，其中野战军为五个纵队，炮兵和工兵的建设也有了进一步发展，各二级军区所辖独立旅已达10个。
遵照党中央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战略方针，1947年6月10日，由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六纵队，组成晋冀鲁豫南征野战军（亦称刘邓大军），执行挺进中原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战略任务。6月23日，野战军指挥部率南征大军由安阳地区向濮阳、寿张地区出动。6月30日晚，刘邓野战军四个纵队12万余人，从临濮集至张秋镇300余里地段上强渡黄河，在冀鲁豫军区的配合下，发起鲁西南战役，歼敌四个师部，九个半旅6万余人，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
1947年7月2日，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军区决定：以太岳、太行、冀南、冀鲁豫军区主力与原中原军区部队一部（原第五师），依次组成第八纵队（辖新组成的第二十二、第二十三旅和第二十四旅），由王新亭任司令员；第九纵队（辖第二十五、第二十六、第二十七旅），由秦基伟任司令员、黄镇任政治委员；第十纵队（辖第二十八、第二十九、第三十旅），由王宏坤兼司令员、刘志坚任政治委员；第十一纵队（辖第三十一、第三十二、第三十三旅），由王秉璋任司令员、张霖芝任政治委员；第十二纵队（辖第三十四、第三十五旅），由赵基梅任司令员、文建武任政治委员。
1947年7月27日，中央军委决定：以陈赓、谢富治纵队与秦基伟、黄镇纵队及孔从洲、汪锋之第三十八军组成一个集团，统受陈赓、谢富治指挥，挺进豫西创建鄂豫陕根据地，以协助陕甘宁我军击破胡宗南的进攻，并配合刘邓大军“大举出击，经略中原”。
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后，在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和第十一纵队的掩护下，胜利挺进大别山区，迅速完成战略展开。同时，陈谢集团（含第八纵队之第二十二旅）从晋南强渡黄河，挺进豫西。随后，与挺进豫皖苏的陈毅、粟裕所部协同作战，创建中原解放区，有力地配合了我军其他战场转入战略进攻。到1947年11月底，第十纵队、第十二纵队先后进入大别山，与刘邓主力会合。经过半年作战，刘邓、陈谢两军歼敌15万人，创建了鄂豫、皖西、江汉、桐柏和鄂豫陕五个军区，以及31个军分区和各级民主政权。这时，第十、第十二纵队和第五、第十二、第十九、第二十五、第二十八旅以及第三十八军之第十七、第五十五师等野战部队，均分别作为新建军区和军分区的基干部队。
为适应解放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加强集中统一领导，进一步扩大作战规模，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于1948年5月9日指示重建中原军区，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陈毅任第一副司令员（仍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和政委），李先念任副司令员，邓子恢任副政治委员，张际春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任参谋长。
中原军区的鄂豫军区（有五个军分区），王树声任司令员，段君毅任政治委员；皖西军区（有三个军分区），曾绍山任司令员，彭涛兼政治委员；豫皖苏军区（有八个军分区、一个独立旅），张国华任司令员，吴芝圃任政治委员；豫西军区（由第三十八军军直和第四纵队后方司令部合并组成，有六个军分区），李成芳代司令员，张玺兼政治委员；桐柏军区（有三个军分区及第二十八旅），王宏坤任司令员，刘志坚任政治委员；江汉军区（有三个军分区、一个独立旅），张才千任司令员，刘建勋任政治委员；陕南军区（有两个军分区及第十二旅、第十七师），刘金轩任司令员，汪锋任政治委员。
中原野战军共有七个纵队：第一纵队（辖第一、第二、第二十旅），杨勇任司令员，苏振华任政治委员；第二纵队（辖第四、第六旅），陈再道任司令员，王维纲任政治委员；第三纵队（辖第七、第八、第九旅），陈锡联任司令员，彭涛任政治委员；第四纵队（辖第十、第十一、第十三、第二十二旅），陈赓任司令员，谢富治任政治委员；第六纵队（辖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旅），王近山任司令员，杜义德任政治委员；第九纵队（辖第二十六、第二十七旅），秦基伟任司令员，黄镇任政治委员；第十一纵队（辖第三十一、第三十二、第三十三旅），王秉璋任司令员，张霖芝任政治委员。
中原野战军组成后，与华东野战军主力协同作战，先后进行了洛阳、宛西、宛东、豫东、襄樊等战役，削弱了中原敌人的有生力量，为我军而后进一步开展中原和华东战局，求歼敌军主力于长江以北创造了条件。
1948年10月下旬，中原野战军主力解放郑州和开封后，于11月至翌年1月，在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领导下，与华东野战军一起进行了举世闻名的淮海战役，歼灭国民党军队刘峙集团55.5万余人，使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全部获得解放。
战争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不同的政治利益集团之间矛盾冲突不可调和的结果。战争的胜负，不仅取决于战争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等物质力量方面的强弱，而且取决于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战争双方指导者的主观因素。
在1948年底、1949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之所以能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击溃国民党军队的主力，这与人民解放军拥有一大批卓越的军事指挥将才是分不开的。刘伯承就是他们之中最为突出者之一。
日本人阿布秀山就曾说过：“谁拥有刘伯承..这样卓越的将帅，谁就必定是战场上的胜利者。”
美国人杰米·卡洛奇认为：“二十世纪全世界出现了六个伟大的军事家，中国的刘伯承是其中最传奇的一个。”
古今中外的历史学者，不论是在研究历史事件或是研究历史人物时，为了对某个历史事件或某个历史人物作出恰当、具体的评价，往往喜欢采取比较的方法。
不论是中国的军事吏学者或是西方的军事史学者，在研究中国共产党内的军事人物时，最喜欢把刘伯承、林彪这两个人放在一块儿进行比较。
林彪晚年有野心，阴谋不成乘机外逃，摔死在异国他乡，让世人唾弃，但这并不影响他作为一个军事家在中国现代战争史上所应具有的突出地位。林彪与刘伯承一样，历经百战，战绩不菲，曾获有“常胜将军”之称。在红军时期，24岁成为红军的军团长。抗日战争中，刘伯承率一二九师，他则率一一五师。平型关一战，使林彪声名传扬中外。解放战争中，他主掌东北野战军帅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他指挥打了一个半多。血战四千街，举世瞩目，全歼廖耀湘，战史称绝。杜聿明、陈诚、卫立煌等，这些当年他在黄埔的学兄，国民党内有名的战将，被他打得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成为他的手下败将。林彪打仗，大处如掌风云，起伏跌宕，气势磅■；小处如刺锦绣，穿针引线，丝丝人扣。林彪指挥的许多战斗，成为了我军军史上的作战范例。无论是战术还是战略，林彪都是一个罕见的奇才。
刘伯承与林彪，谁更胜一筹呢？
刘伯承，出身于贫寒之家，崛起于乱世之中。少年时投笔从戎，立志报国。早在讨袁战争中，就以勇谋双备、用兵神奇声名隆于川军诸将。北伐时，以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之重任，雄视一方。南昌起义，他与周恩来、朱德等共谋义举。红军时期，他执掌红军军校校长之职，为共产党军队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将官，并任红军总参谋长。长征途中，强渡乌江，智取遵义，飞渡大渡河，为红军杀出一条血路。抗战中，率一二九师，兵新孙武，七亘村重叠设伏，神头岩歼敌，奇招叠出，屡战屡胜，声震敌胆。解放战争中，上党、邯郸、陇海、定陶之战，令国民党军队胆寒。率20万之众，强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以孤军深入敌人腹地、重围之中，游刃有余，更显出大将风范。淮海大决战，千军万马，风云变幻，刘伯承置全局于掌心，察萍风于独目，大开大合，阵地战、伏击战、攻坚战、运动战，运兵如指，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论战术之奇，刘伯承数中国军界一绝。”
纵观中国近现代战争史的全过程来看，刘伯承更有自己的许多不同之处。
一位日本军事史的研究专家因此写道：
刘伯承、林彪无疑都是战争奇才，两人都有将帅的大气与雄才，然而，无论是从中国近现代军事史上的地位看，还是从战术史上的价值看，刘伯承都胜过林彪。林彪的杰出，主要集中在1946年到1949年短短几年中，而刘伯承却一直占据着中国近、现代军事史上引人注目的位置。研究1946年以前的中国战争，除偶尔需涉及林彪外，大多可以不提这位刚刚崭露头角的年轻将领，却不可以忽略刘伯承。更重要的是，林彪的胜利，常常有优厚的外部条件，起码，他的部队所拥有的条件比刘伯承部队的条件好一些。林彪指挥的平型关之战，也是在国民党军队的配合下取胜的。他在东北一展宏才，也有三个刘伯承孤军挺进中原时没有优势。一是装备，日本人和苏联人都留给他不少先进的现代武器，使他的部队装备上明显优于同时的其他野战军。二是地利，他一进东北，便有现成的地盘和久战于东北的东北抗日联军的支持，而且始终有北满作为后方。三是东北偏于边关，蒋介石军队装备的补充，兵力的支援都比较困难。而刘伯承一生之战中，一直处于劣势逆境，打苦战、打险战，常靠智谋和细致才能取胜。他率兵深入中原，外是国民党重兵重围，内无粮草弹药的补给，无后方，无后援、无友军配合，而且北方士兵不惯于南方山地，军队数量装备明显劣于敌军，他却进退不乱方寸，攻守均有条理，很快打开中原局面，改变了全国战场的格局。刘伯承指挥的很多战役，都是战术史上价值非凡的典范战例。因此说，作为杰出的军事家，刘伯承比林彪才能更全面、而且更富于创造性。
刘伯承回到第二野战军司令部之后，立即着手进行部队的整编工作。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刘伯承主持召开了前委会议，接着又主持召开了军以上领导干部会议，任命了军以上领导班子的成员。
整编后的第二野战军下辖三个兵团共九个军。第三兵团，以陈锡联为司令员，谢富治为政治委员，王近山、杜义德为副司令员，阎红彦为政治部主任，王蕴瑞为参谋长。下辖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军。第十军军长由兵团副司令员杜义德兼，王维纲任政治委员，范朝利任副军长，高厚良任参谋长，许梦侠任政治部主任。第十一军军长由曾绍山担任，鲍先志任政治委员，郑国仲任副军长，钟汉华任副政治委员，杨国宇任参谋长，刘华清任政治部主任。第十二军军长和政治委员由兵团副司令员王近山兼任，萧永银任副军长兼参谋长，李震任副政委，李开湘任政治部主任。
第四兵团，陈赓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郭天民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刘志坚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胡荣贵为政治部副主任，赵炳润为后勤部部长，杨世荣为后勤部政委。下辖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军。第十三军军长由周希汉担任，刘有光任政治委员，陈唐任副军长，廖冠贤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第十四军军长由李成芳担任，政治委员雷荣天，王启明任副军长兼参谋长，朱佩■任政治部副主任。第十五军军长由秦基伟担任，谷景生任政治委员，余洪远任政治部主任。
第五兵团，以杨勇为司令员，苏振华为政治委员，张霖芝为副政治委员，甘渭汉为政治部主任，潘焱为参谋长，石新安为政治部副主任，吴机章为后勤部长。下辖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军。第十六军军长由尹先炳担任，王辉球任政治委员，戴润生任副政治委员，杨俊生任参谋长，吴实任政治部主任。第十七军军长由王秉璋担任，赵健民任政治委员，萧元礼任副政治委员，刘星任参谋长，裴志耕任政治部主任。第十八军军长由张国华担任，谭冠三任政治委员，昌炳桂任副军长，王幼平任副政治委员，陈明义任参谋长，郭影秋任政治部主任。
第二野战军还成立了直属特种兵纵队，下辖一个榴弹炮团，一个战车队，一个工兵团，由野战军参谋长李达兼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孔从洲任副司令员，徐立行任参谋长。
整编后的第二野战军，兵力共28万余人，装备大大加强，拥有各种火炮1500门，开始由单一步兵向合成军队和现代化的建设方面迈进了一大步，为胜利执行渡江作战任务和解放南中国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一、旌旗指江南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共产党人准备接管天，刘伯承，谁就必定是战场上的胜利者。
瑶岗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子，但曾创下让斯大林不可思议的奇迹。毛泽东发出进军令，邓小平受命再度领衔。百万大军挥师南下，铁流滚滚，势不可挡！
渡江作战是人民解放军空前规模的大兵团行动，是更加残酷的激烈战斗。刘伯承认为，在部队渡江之前，必须作好三个方面的准备工作。
其一，尽快完成部队的组织调整。他说：“要把部队按照新的编制和三三制的原则改编为兵团、军、师的建制，这里的关键，不仅仅只是原有部队组织名称的改编，而且是组织的变动或扩大，尤其是特种兵的组织，在正规化建设急需之中，应成为我们必须抓紧的一二，做好兵员的补充工作。他详细分析了补俘、补新兵、地方部队升级与归建等不同形式。认为原来野战军“兵源补充的来源是复杂的，按地区有冀鲁豫、豫西、豫皖苏、鄂豫、皖西五个地区。俘虏也是各地各兵种来的，而且有许多老弱及警察、机关、差役等非战斗兵；按时间说则是参差不齐的，整个整训期间都在陆续零星的补充中，原来在中原野战军正规军建设中曾提出反对游击主义，现在又添加了这样一些因素，就必须在一个时期内加强政治教育，提高组织性、纪律性，巩固部队等指导责任。同时，在正规化建设的口号下，对那些指导部队不深入干部队实际活动中的官僚主义还是要反对的。”
其二，必须大力加强部队的后勤建设。他认为，时至大兵团作战的今日，尤其是在不久即将举行的渡江作战中，部队的后勤工作显得更加重要。从现在起，部队必须建立起军械、军需补给与输送勤务等一整套的机构及制度，方能适应部队大纵深行动的需要。鉴于淮海战役前后数十万大军云集于狭小地域，道路不通，部队物资拥挤和造成人民负担过重的教训，他指出：“正规军军械军需的补给，..火车、汽车及其道路的整理，汽油线的设备，军械修理场的建立，应有计划的进行。但我们最主要的应照顾所处的环境条件，照顾政策，实事求是，尽量就各地已有的物资与输送工具善于组织起来，供军队急需，不可能者才仰给于后方，这应成为今后后勤工作的方针。”
此后不久，刘伯承将第二野战军的整编情况和准备渡江作战的工作，向中央军委作了详细汇报，受到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充分肯定。毛泽东在看了刘伯承的报告之后，压抑不住内心的喜悦之情，说道：“我有刘伯承，蒋介石不可能不完蛋！”
在刘伯承主持第二野战军整编和精心准备渡江作战的同时，为了配合渡江作战的军事行动，以及准备接管南中国华东地区蒋家政权，按照中央的部署，他的最佳搭档邓小平也日以继夜紧张地工作着。
为了彻底打败蒋介石，迎接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5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二中全会到中央委员34人（原中央委员缺4人，由候补中央委员递补出席会议3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列席的重要工作人员11人，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因交通条件等原因缺席者为20人。全会主席团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组成。
这次中央全会，历史意义重大，影响极其深远。其主要内容，一是研究怎样彻底消灭蒋介石国民党军队，二是研究准备接管天下和建设一个新的国家。
全会指出，党着重在农村聚集力量、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时期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当然城乡必须兼顾，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但是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在领导城市工作时，党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共产党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的斗争。同时，党要立即开始着手建设事业，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并把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作为中心任务，城市中的其它工作，都必须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
打仗靠良将，治国靠能臣。刘伯承是统帅于军、所向披靡的杰出将才，邓小平则是治军治国的奇才。
随着革命战争胜利的接近和新中国曙光的到来，后来成为中共第二代领导的核心、共和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在党内、军内的地位日益重要，肩上的担子也越来越重，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雄才大略也日益显露出来。
在第二野战军的领导成员中，刘伯承、邓小平都是七大的中央委员。刘伯承因组织部队准备渡江作战，向中央请假，没有参加七届二中全会。按照中央的指示，在华东区方面，邓小平、陈毅、谭震林、饶漱石、曾山等于2月28日联袂赶往西柏坡赴会。中央七届二中全会，还解决了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对各中央局的人事作了重新安排。
在二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央责成邓小平代表中央对华东局人事提出安排意见，毛泽东亲自找邓小平谈话。在谈话时，邓小平谦虚地对毛泽东说：“主席，漱石同志是华东局书记，我看还是他来做这件事更好！”毛泽东没有正面回答邓小平的话，而是微微一笑说道：“就让你来搞。”邓小平当时是中原局第一书记，渡江战役总前委书记；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由他挂帅准备接管中国最富饶的东南半壁河山，无疑中央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二中全会闭幕的次日，即3月14日，中央召开了一个座谈会，议题是讨论各大区人事安排的方案并最后作出决定。邓小平在会上第一个发言，他代表中央提出了华东区人事安排的意见，主要是：
中共中央华东局：以邓小平、刘伯承、饶漱石、陈毅、康生、张鼎丞、曾山、张云逸、谭震林、粟裕、张际春、宋任穷、陈赓、刘晓、刘长胜、曾镜冰、舒同等17人为委员。
以邓、饶、陈、伯承、鼎丞、曾山、粟裕为常委。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饶漱石为第二书记，陈毅为第三书记。
宣读了华东局领导成员名单后，邓小平解释说，华东局实际只留邓、张、粟、舒四人。而粟要管军事，舒又要管上海的宣传，因而实际上只有邓、张二人具体管华东局的工作。在分工上，拟由张鼎丞兼组织部长，社会部长请中央派，统战部长潘汉年，城工部（管10万人以上的城市）部长王尧山。财经委员会由邓（兼书记）、曾山、方毅、骆耕漠、刘岱峰任委员。
他还说，华东区管辖范围，上海之外，还有南京、杭州、芜湖、镇江、无锡、苏州、武进、南通、宁波，均是20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省份有山东、浙江、福建..
邓小平讲到这里，毛泽东立即打断邓小平的话说道：“还要加上台湾省。这地方要注意。”
邓小平紧接着毛泽东的话继续讲道，省份有山东、浙江、福建、台湾4省和苏南、苏北、皖南、皖北、赣东北五个区。赣东北区与华中江西的分界线，由鄱阳、湖口沿抚河上溯，以东属赣东北，以西及抚河线上各城市属华中。
紧接着，邓小平又提出了上海市委、市府和华东军区人事安排的意见，即：
上海市委，由饶漱石、陈毅、刘晓、刘长胜、曾山、刘少文、陈赓、潘汉年、宋时轮、郭化若、李士英等11人为委员，饶、陈、刘晓、刘长胜、曾山5人为常委，饶为书记。
上海市府，市长陈毅，副市长曾山、潘汉年及一位非党人士。刘长胜任总工会主席，不任副市长，以便开展工作。秘书长刘少文，公安局长陈赓（兼，兵团职务不解除），副局长李士英，警备司令宋时轮，政委郭化若。上海市的宣传工作，在一定意义上讲，较华东局的尤为重要。现在只有舒同一人，他负责上海市委的宣传工作，则华东局宣传部无人，请中央调人。
华东军区，司令员刘伯承、陈毅、粟裕，政委邓小平、饶漱石、谭震林，政治邻主任张际春、唐亮、钟期光，参谋长李达、张震、周骏鸣。其中实际上担任军区工作的只是粟、唐、钟、张、周五人。
华东军区与第三野战军的统率机构合并，第二野战军的统率机构仍保持。刘伯承兼任南京市军管会主任、市长、市委书记，宋任穷兼副主任、副书记，段君毅任市委副书记。
张际春、李达担任第二野战军的经常性工作，并参加南京市政府的工作。驻南京的兵团司令任南京警备司令，政委任警备政委，并均参加市委。
最后，邓小平还提出各省、区人事安排的意见。在谈到浙江省的人事安排时，毛泽东插话说：“江浙是我国的书香之地，要派一个有学问的人去浙江。”
邓小平报告完华东区的人事安排意见之后，请毛泽东作指示。
对于邓小平关于华东区细致而周全的人事安排意见，毛泽东深表满意，说：“华东区人事配备，现在就这样定，将来需变动再说。”
此次会后，毛泽东再次召集邓小平、陈毅等商讨渡江作战问题。毛泽东谈了部队过江后新区筹粮办法，谈了城市筹款办法，谈了货币使用办法，还着重谈了上海的接管工作。
在谈话时，陈毅提出渡江作战的补给问题，说尤其是感到兵员补充比较困难。并向毛泽东建议，听说薄一波讲华北有3万新兵和3万俘虏，请求全部拨给第二野战军，毛泽东欣然同意，说：“交给你们指挥了。”
随后，邓小平、陈毅等立即返回前线。3月下旬，回到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总前委。
渡江战役总前委，实际是淮海战役总前委的原班人马。
说到淮海战役总前委，还有着一段有趣的故事。
在淮海战役发动和开始之初，中央军委并没有决定成立总前委，当时设想的淮海战役也不是后来的样子。
淮海战役发动之初，辽沈战役刚刚结束，国民党军队在辽沈战役和其它战场均遭到惨败。蒋介石为了不使其在江北的军队被解放军各个击破，正想将江北的主力撤至江南，企图凭借长江天险与解放军对峙。但把部队撤退到江南，又怕影响军心，所以犹豫不定。蒋介石和他的国防部，错误地估计我军在解放济南以后，需要一个长时间的休整，不会立即南下，最早也要到11月15日以后才能开始行动；也没有估计到我军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两大野战军会会师淮海与其作战略决战；在攻击方向上，国民党最高军事指挥部估计我军可能经鲁西南地区南下，而根本没有估计到我军会集中主要兵力首先歼灭黄伯韬兵团。鉴于这种错误的估计，国民党国防部原来拟定的放弃徐州退守淮河的计划迟迟没有实施。就在此时，我军发起了闪电般的全面攻击。敌军在我军的强大攻势下，惊慌失措，待后来判明了我军的战役意图和主攻方向，为时已晚。敌60多万军队，被我分割包围，动弹不得。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及其国防部知道要按照原计划撤兵淮河以南已不可能，只好硬着头皮被迫与我军在徐州地区进行决战。因此，蒋介石临时改变计划，调动部队向徐州集结。11月8日，即我军发起淮海战役的第三天，国民党集结在河南确山、驻马店地区的华中“剿总”指挥的黄维兵团，开始东进，增援淮海战场，同时命令已开始南撤的孙元良兵团回返徐州，并组织刚从东北等地撤回的部队组成新的兵团，进行增援。这样，在徐州至蚌埠地区，国民党集中了80多万的兵力，准备与我军进行主力决战。
在淮海战役发动之初，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只是设想以华野和中野相配合，分别进行淮海和徐蚌两个战役。原来设想的淮海战役的规模和范围也只限于鲁南和苏北地区，战役目的是歼敌徐州一部。中野进行徐蚌作战的直接目的，主要是为了在徐州西南牵制徐州敌人的兵力，配合华野的作战。但是，战役发起后，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敌人的兵力逐步增加，徐州周围的国民党军队纷纷撤离原来驻地，向徐州集结，两淮和海州、连云港等地区已为我军解放，我军原来设想的淮海战役的范围就自然地向西扩展。而这时，中野部队由徐州以西东进至津浦线以西，并攻占了宿县等城镇，截断了津浦铁路，两大野战军逐步靠拢而联结起来。这样，原来中野为配合华野的战役而准备发动的徐蚌作战，自然地成为发展了的淮海战役的一个组成部分。到这时，我军发动的淮海战役在地域范围、兵力使用、指挥关系上，都已扩大到华野、中野两大野战军统一指挥、协同作战的范围。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军委和华野、中野根据战场战局的发展，及时调整原来的作战部署，改变原来分别举行两个战役的设想，准备两大野战军协同作战，一举将敌人主力歼灭在长江以北的徐州地区。根据这一作战要求，中央军委遂作出了攻占宿县、截断津浦线，防敌南撤等一系列部署。此时，我军在徐州地区兵力也达60多万。由于战役规模的不断扩大和作战兵力的逐步增加，这就使得我军迫切需要有一个统一指挥中野、华野两大野战军的机构，来统筹解决战役的指挥和后勤保障等各项卫作。
本来，早在战役发起前的10月31日，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就曾向中央军委提出：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此次战役的要求。次日，即11月1日，中央军委同意了粟裕的要求，决定：整个战役统一受陈、邓指挥。陈毅、邓小平当即向中央军委表示：本作战我们当负责指挥，唯因通讯工具太弱，故请军委对粟裕、谭震林方面多直接指挥。这是淮海战役开始时的指挥系统。
当时，中野司令部随中野二纵行动，使用二纵的电台，与华野的电台没有沟通，所以两大野战军的行动都各自报中央军委，而中央军委的指示、电文，同时发给两大野战军。
战役发起后不久，陈毅、邓小平率中野一纵、三纵、四纵、九纵等四个纵队进入淮海战场，接着中野二纵、六纵也尾击黄维兵团来到淮海战场，这时中野司令员刘伯承已经和陈毅、邓小平等会合在一起，统一指挥两大野战军作战。
11月16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统一领导中野和华野，执行领导淮海前线军事和作战的职权。中央军委在给中野、华野、中原局、华东局等单位的电文中说：中原、华东野战军，必须准备在现地区作战三个月到五个月（包括休整时间在内），吃饭的人数连同俘虏在内，将达80万人左右，必须由中野、华野会同华东局、苏北工委、中原局、豫皖苏分局、冀鲁豫区党委统筹解决。望从这个观点出发，统筹一切。统筹的领导，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5同志组成一个总前委，可能时，开五人会议讨论重要问题，经常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三人为常委，临机处理一切。邓小平为总前委书记。
总前委的成立，是淮海战役取得完全胜利的重要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