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饭TXT > 军事历史 > 《中国雄师:二野档案》作者:洪兵/汪徐和【完结】 > 中国雄师:二野档案.txt

  第 一 章 旌旗指江南  第 二 章 残照金陵  第 三 章 第四次握手  第 四 章 箭在弦上  第 五 章 风雨下钟山  第 六 章 千里追击  第 七 章 “八一”魂归  第 八 章 凯旋五羊城  第 九 章 粤桂大围歼  第 十 章 关门打狗  第十一章 活捉“鹰犬”  第十二章 春城不曾寒  第十三章 波诡云谲天府国  第十四章 血色芙蓉  第十五章 最后之战  第十六章 尾声.2

淮海战役结束后,中央军委即命中野、华野两大野战军向南开进,组成百万大军,准备打过长江去,推翻蒋介石统治的老巢——南京,进而解放南中国。

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淮海战役总前委原班人马不变,组成渡江战役总前委。邓小平仍为前委书记。

邓小平从西柏坡返回总前委时,总前委的驻地仍在安徽合肥东南的撮镇瑶岗。

瑶岗是一个不大的村子,曾使斯大林不可思议的淮海战役,就是在这个小村子,由邓小平和他的战友们指挥取胜的。

一条小河从村子中间穿过,将它隔成两半。据曾为总前委选择驻地的第三野战军作战参谋李伏仇说,当初选择瑶岗为渡江战役总前委驻地的原因是:2月,这个村子曾驻过第二十七军侦察营的官兵,因此周围社会情况相对清楚;瑶岗距离合肥不远,却又不在合肥,可以避免敌人的空袭的危险;瑶岗的地理位置比较重要,以瑶岗为中轴,划出175公里至200公里的线,它的东北方紧靠津浦铁路南京终点的前站滁县,东南紧接芜湖至九江的防线,因此,总前委的指挥位置恰恰就在联结沿江东、西线渡江大军的中点上。

瑶岗的环境十分安静,村子里到处是浓荫遮掩的大树。总前委书记邓小平和陈毅的住处是一幢砖瓦结构的四合院,房主姓王,叫王世鑫,是个地主。他的大哥王世炎是汤恩伯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情报科科长。

邓小平、陈毅住下的第二天,房主王世鑫的妻子到前院舀沟水浇菜,一位正在值班的士兵走过来,轻轻说:“大嫂,以后请你们不要过来。”当时陈毅正在院中理发,听见警卫说话,忙问原因。有人汇报,说这个房主的大哥在汤恩伯的司令部做官。陈毅听后哈哈大笑起来,说:“怕啥子哟!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

陈毅住在这幢四合院头进屋的东厢房,屋里陈设比较简单,一张铁床,一张条桌,一张茶几,几把椅子和方凳。西厢房住着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华东局宣传部部长舒同,这个人民解放军中的大才子,这段时间的重要任务就是起草部队进入城市后的布告等文件。

头进屋正中是值班室,常在这里值班的是邓小平的秘书谷奇、陈毅的秘书陶旭斌、张鼎丞的秘书沈曾华、舒同的秘书林路、曾山的秘书张华。

邓小平住在二进屋的东厢房,他在屋里支了一张帆布行军床。二进屋正中敞开的三间屋是办公的地方,三张方桌并放,铺上白布,既作饭桌,又作开会的会议桌。桌上,放着一台缴获的收音机。负责收听广播记录的是两个不过20岁的姑娘——“胖子”梁艮华和“面条”田佳禾。墙上,挂有大幅的军用地图。

在这所四合院里装有三盏电灯,自己发电。在二进屋通往房东王世鑫住的三进屋之间,挂有一张白布帘子。

在邓小平、陈毅所住四合院的东边,有几间宽敞的草房,住着10多个人,那里是总前委机要处,处长萧光是延安时期的老机要,他精心保存着和毛泽东的合影照片。

渡江战役的作战部署在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子里正紧张、秘密地进行着。

此时,第二野战军司令员正随第十军、第十二军一起行动,还没有来到这个小村中。

1949年3月,我强大的第二、第三野战军,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在渡江战役总前委的具体指挥下,经过短期休整之后,便以排山倒海之势,向长江沿岸开进。当时任第二野战军第十一军军长的鲍先志,对部队向长江沿岸进军和准备作战的情况,曾有过生动的回忆:

江北的条条道路上,滚动着川流不息的炮车、辎重车;战马嘶鸣,风一般疾驰在辽阔的原野上;战士们排列成几路纵队,掮着枪,扛着炮,迈开矫健的步伐,唱起雄壮的战歌;“..血战两年来,胜利在眼前,长江南的父老姐妹们,你们解放的日子已不远!”成千上万的民工们,推着小车,抬着担架,赶着牛车,浩浩荡荡的跟随着大军向南前进!

我所在的部队,同各路大军一样,满怀着淮海战役光辉胜利的喜悦,和在一年左右根本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雄心壮志,于3月间接受了刘、邓首长的进军命令,从安徽阜阳出发,转经六安,到达长江中游的重镇安庆外围,对盘踞在安庆的蒋匪一七四师展开了攻击。

4月8日,我部接兵团首长命令,接受了光荣伟大的渡江任务。部队立即开往安庆以东的马家窝、棕阳镇一带沿江地区,积极进行准备,待命渡江。

我们部队进入了江防。三十一师部队进驻鸭儿沟、代池沟、大王庙一线阵地;三十三师部队进驻玉板洲、铁板洲一线阵地。布防就绪,部队立即投入紧张的渡江准备工作。任务非常紧迫,兵团首长要求我们在两个星期内做好一切渡江准备。摆在我们指战员面前的是十分复杂的组织工作。横渡长江,这不比夺取一个山头、攻克一座城池,它将是一场激烈的水上战斗。在炮火纷飞中,几万人的部队从江北渡到江南,需要有大量的船只,和许多熟悉长江风浪、善于掌帆把舵的水手;同时要摸清对岸的敌情地形,火力位置,以便摧毁敌人的江防工事,掩护我军登陆。但是,当我们到达江边的时候,这一切都没有:没有船只,没有水手,也没有各种必需的造船工具和器材,真正是‘两袖清风’。船只,有的给蒋匪军拖走了,有的被敌人破坏后沉入江底;沿江的群众和渔民,遭受蒋匪军的迫害,纷纷逃难去了。这时,我们除了缺少物质和水手的巨大困难,部队在思想上也产生了一些顾虑。我们部队的战士,大都是生长在西北黄土高原上的子弟兵,习惯于山地和平原地区作战。在太行山、大别山,我们的战士们曾经创造过惊人的战斗功绩;渡长江,这却是出娘胎来的头一回。长江,人们都说是一道天堑,它究竟有多么宽、多么长、多么深,浪涛有多大,脾性怎样?对我们的战士来说,这些都是猜不透的哑谜。部队里于是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论调:

“喂,你知道长江风浪有多大?”

“无风三尺浪,有风一丈高呗!”

“听人说,黄河是‘面恶心善’,表面上翻滚着大浪,卷着漩涡。可是,叫咱们一下子就渡过来了。长江可不一样,是“面善心恶”,表面上没有大浪,肚子里可有江猪暗礁哩!”

“江猪比老虎都凶呢!”

“还听说,长江内有九里十三矶,碰上就翻船..”

面对着这些情况,军党委召开会议进行研究,一致认为渡江准备工作做得好坏,是保证部队胜利渡江的关键。准备工作必须依靠发动群众,自力更生,就地解决困难,不能依赖向上级伸手;必须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及时解决部队中存在的各种顾虑,帮助大家进一步认清当前的胜利形势与人民解放军肩负着拯救江南三亿人民的光荣任务,使每一个同志都树立为人民立功、争取当突击英雄的革命志气。军党委同时决定,组织全体指战员轮番到长江边上去实地观察,以通过实例解决同志思想上的各种疑虑。

为了迅速地收集船只,全军各级参谋长、主任集中组成船舶管理委员会,四出访问,向群众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号召大家支援人民解放军过江,最后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当人民知道面前的人民解放军就是当年的八路军、新四军时,立即欢欣鼓舞,情绪振奋。许多船主自动地把隐藏起来的船,从内河的芦苇丛中摇驶出来,献给了自己的军队。与此同时,战士们正在翻江倒海地从江底打捞沉船的残骸。在玉板洲的夹江里,就捞出了三十余只大船。这些船被敌人破坏得破烂不堪,战士们马上自己动手修补。船主们闻讯,急忙从几十里路以外,扛了桅杆、绳索、篷帆、桨舵、锚具赶回来。当他们看到自己的船已经搁在江滩上,有的船已被战士们修好,纷纷拉着战士的胳膊,激动得流着眼泪说:

“大军同志,你们真是好队伍!船是我们渔民的命根子,都叫‘刮民党’给毁了。亏你们帮我们捞起来,修理好,真是感恩不尽哪!好,同志,把桅杆装上,把桨舵安好,我们要帮助大军过江。把我们编进船队吧!”

在上级首长的关怀和人民的大力支援下,经过全体指战员的共同努力,我们的船只一天比一天增多了。在远离长江的隐蔽的内湖中,桅杆林立,船只成行,真是一幅雄伟景象。这时,上级首长和地方党委的同志,又为我们动员了大批船工、水手,犹如猛虎插翅。有了船,有了水手,部队胜利渡长江的信心更加充沛了。

为了在渡江战役中争取当突击队员和水手,战士们只穿着一条短裤,成天在冰冷的水里当“混江龙”。“人人学泅水,个个当水手。艺高胆大,啥也不怕。”在这些战斗口号的鼓舞下,战士们奋不顾身地进行着水上练兵,有的抱着一块门板,在水里扑腾;有的抱一根粗毛竹,在水里扎猛子。战士们风趣地说:“人民战士不怕困难,‘旱鸭子’定要变成水鸭子。”办法靠人想,本领靠勤练;说不定过了长江“黑旋风”就变成“浪里白条”啦!不管阴雨绵绵,还是阳光普照;无论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还是年岁较大的老战士,日日夜夜都钻在水里练兵。在很短的时间内,部队就涌现出许多水手,他们能够初步驾驭船只了。

历史已经证明,人民解放军有广大的人民群众作坚强后盾,有为人民而战、为人民而牺牲的精神,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

当然,人民解放军即将进行的渡江作战,决不会只是平平稳稳地把百万人马用船运过江去。国民党江南沿岸修筑了几道防线来阻挡人民解放军过江,一当我军万船齐发,敌人势必要做垂死挣扎。波涛汹涌的长江,那将是弹雨纷飞、水柱冲天的激烈战场。部队将是冒着炮火,淋着弹雨打过长江去。为了减少伤亡,避免渡江部队在渡江时过多地减员,并保证登陆战的成功,各部队尽可能多地组织了火力队,以用强大的火力压制住敌人的炮火。中央军委从其它部队特意抽调一些大炮支援渡江部队。毕竟时代不同了,如今已不是红军强渡大渡河的时代了。当时,一门迫击炮只有可怜巴巴三、五发炮弹。而在今天,总前委要求渡江突击部队每门炮最少要把一百发炮弹打到敌人的阵地上。在第十一军所担负的攻击的突破口,第三兵团司令员陈锡联曾对该军军长曾绍山说:“到时候给我狠狠地打,一定要打得敌人抬不起头,我们有的是炮弹!”

部队在准备渡江的训练中,感到还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部队前进的速度太慢,将来真正渡江时,势必会增加部队的伤亡。因为当时我军收集的船只都是渔民的帆船,一张帆、两支橹,顺风驶得快,逆风行得慢。怎么能使帆船加快速度?全军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献计献策、创造发明的群众运动。许多指战员整天黑夜蹲在船上,摸索着怎样改进桨舵的装置。在十一军中,铁路工人出身的战士樊瑞来,研究出一种能加快航速的土轮船的装置:用四块长约三尺、宽约三尺八寸的木板做水叶子,整成十字架,在船面上装设一个前卡子和后卡子,把十字架的轴钳在里面,端头再装一个木柄,人坐在舱里摇,既可以隐蔽身体,又可以加快航速。樊瑞来在三个木匠师傅的技术协助下,只用了两昼的时间,就将一只装有新式推进机的土轮船安装成功了。下水试验,效果很好,又经过几度改进,吸收了群众的意见,使结构更趋合理,使航速达到了每小时14里,横渡长江最多用不了20分钟,大大缩短了渡江的时间,这对渡江是一个很大的贡献,得到上级领导的肯定。全军立刻掀起了改造船只的热潮。当时在船舶停靠场,一片斧头削木声;人来人往,川流不息,抬木板、竖桅杆,势如一座规模宏大的造船工厂。

当渡江部队将船只准备的差不多时,又碰到了新的问题:在渡江战役打响之前,这么多的船只先藏在哪里既能便于隐蔽,又能便于作战使用?当时,部队收集的船只,开始都集中在内湖。内湖离长江还有较长一段距离,近的儿里地,远的有十几里、二十几里。内湖与长江之间,还有两道高大宽阔的江堤相隔。战役打响后,怎样使船较快地翻过长堤,引入长江,一时成为渡江部队的难题。各级党委专门召开会议进行研究,有人提议,作战时将大船先运到堤下,然后抬过大坝,送到江里去。问题是,上万只船,小的也有几百斤,在陆地上抬运几十里路,再翻跃两道几丈高的大堤,不单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时间不允许,而且还会损坏船只;更何况,这会极容易暴露我军目标。有人还引证,说在日俄战争期间,俄军曾经使用这个办法。但事过境迁,这个办法很不利于渡江作战。为了集思广益,党委号召召开各级民主会,让每个指战员出主意、想办法。俗话说,劲儿是使出来的,办法是想出来的。一发动群众,办法就想出来了。在数千条建议中,“劈开江堤修引河”的办法,最优越、实用,受到上级党委的肯定。

很快,渡江部队开展起挖引河工程的比赛。为了隐蔽我军的行动,引河工程都在夜间进行。一到夜幕降临,指战员们就扛着铁锹、洋镐、铁扒,抬着筐子、竹箩,从四面八方赶到工地。个个精神百倍,千百只铁锹、洋镐在挥动,一筐筐的泥土被飞快地运走。当工程进行到一定程度后,引河里泥水糊烂,深度齐腰,而且污泥臭气冲鼻,天空一直下着麻杆子雨,官兵们在泥水里一泡就是一个晚上。连续苦干了半个多月,终于修好了引河工程。

二、残照全陵

大战前夜,六朝古都南京异常宁静。蒋介石泪洒金陵。李宗仁当上傀儡代总统。蒋经国临危受命敢摸老虎屁股。宋美龄急电蒋介石:上海出了一件特大乱子!李宗仁会见一个美国人后兴奋不已。蒋介石又耍起流氓性子。“小诸葛”首倡言和一石二鸟。毛人风心狠手辣筹划出杀人万全妙计。

正当第二、第三野战军百万大军陈兵江北,一声令下即可万船齐发直取江南的时候,仅一江之隔的六朝古都——金陵,这个蒋记政权统治中国几十年的老巢,此时却异常的寂静。此种状况似乎让人费解,其实在你稍作思考之后,你就会认为,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这是一个死囚行刑前极端恐慌之后的绝望,是赌徒在赌桌上输得已没什么东西可输时的麻木,是溺水者抓住水中稻草后的侥幸求生心态。

淮海战役结束,蒋介石的精锐兵力,已经消耗将尽。平津战役以傅作义和人民解放军签订《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而告结束,北半个中国已为共产党所得,国民党政权已是摇摇欲坠。

打得过就必欲置对方死地而后快,打不过就跪地告饶,苟延残喘,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卷土重来,这也是中外反动派惯用的一个伎俩。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以退为进,在南京发表了“引退”文告,称:“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总统因故不能亲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的规定,于本月21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当日,蒋介石避开南京明故宫机场上众多的中外记者,由大较机场起飞经杭州回到浙江奉化溪口他的故乡。

本来在蒋介石回溪口的那天下午,原计划从明故宫机场乘机前往,“美龄号”专机作好一切准备在明故宫机场待命,但正当蒋介石准备驱车前往明故宫机场登机时,忽闻有人向蒋报告:“总统现在去明故宫上机,恐有不便,如何是好?”

蒋介石闻而大惊,“有什么消息?”

“可能有人对总统不敬,而幕后是谁,不便猜测。”

为以防万一,蒋介石立即命令将“美龄号”专机调往大较机场,从大较机场登机回溪口。

在此之前,陈诚、陈仪、汤恩伯被召回南京给蒋介石送行,此时都在“美龄号”专机里。

当李宗仁、张治中、顾祝同、孙科、陈立夫等人驱车赶到明故宫时,立即有人告诉蒋总统坐机已改在大较机场起飞。李宗仁等人又急忙赶到大较机场,却见“美龄号”专机掠过上空,一闪即逝..

无论蒋介石多么不情愿下野,无论他把下野说得多么冠冕堂皇,但他离开南京总统府的行动却无可置疑地向世人说明,他失败了。尽管蒋介石也希望这次下野也能象前两次假惺惺地下野一样,最后都又荣归了南京,当然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回到南京的。但历史无情的记载,此次蒋介石离开南京后,再也没有回过他曾发号施令二十几年的地方。

蒋介石离开南京的当天,他也可能有这种预感,南京不久就会成为共产党的天下,他也再看不到明故宫机场上给他的盛大的欢迎仪式了。因此,他伤心极了。他痛苦地坐在飞机上,指使俞济时让驾驶员在中山陵的上空以飞机的最低速度飞绕了好几圈,企图以此来冲谈心中的苦闷。

蒋介石是痛苦的,虽然在几个月前他还在竭力挽救着他认为不应该到来,起码说不应该这么快到来的失败。

1948年8月19日,蒋介石为了挽救濒临全面崩溃的财政经济,颁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进行所谓经济改革运动。

政治制度的腐败必然导致经济的混乱和大量犯罪现象的发生,进而导致国家的权力变质、失效、以至败亡。

国民党统治的垮台,主要由于内部的腐败。有权就有钱,这是中国几千年封建政治的传统。争权为了夺利,成了中国历朝历代统治者政治斗争的中心。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一段时间内,国民党反动派的当权者们,又深刻地感受了一下有权的好处。

日本强盗败走东洋,“刮民党”下了峨眉山,“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他说,此桃子的所有权属于我蒋介石,我是地主,你们是农奴,我不准你们摘。”

蒋介石手中有权力,说了的话也是能做得到的,抗战胜利后的大桃子也确实摘了不少。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趁机发了大财。“皇亲国戚”,文臣武将们打着接收的旗号,大行“劫收”之实。所有日伪的金融机关及其一切附庸的企业机关,都由“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接收,转化成了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私有财产。接收大员们则上行下效,“国难发国难财,胜利发胜利财”,肆意鲸吞掠夺。

抗战胜利的桃子应该由谁来摘?这是很明白的。“解放区的人民天天浇水,最有权利摘”。但遗憾的是,天天浇水也罢,冲锋陷阵光着脚丫子踏敌人的地雷也罢,但胜利的桃子与这些人是无缘的。因此,深受其害的沦陷区人民送给“刮民党”中有权人物们三句话:

第一句话是“五子登科”。接收大员们每到一地,房子、金子、女子、车子、票子样样都要,抢封人家住宅仓库的条子满天飞,“五子”都登了“科”,个个私囊中饱,只有国库仍是空虚。

第二句话是“有条有理”。“条”就是金条,有了金条就有了道理。不管你是日本强盗,还是汉奸,只要向接收大员献上金条,都“好说好说”,有理可讲。本该千刀万剐的大汉奸,因为送了大大的金条,居然摇身一变成了打入敌伪的“志士”。

第三句话是“无法无天”。“法”就是法币,有了法币送给接收大员,就通了“天”,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或可“立功受奖”。如果没有法币,那就对不起了,要“秉公办事”,把你打入十八层地狱,永无翻身之日。

“五子登科”、“有条有理”、“无法无天”,饱了国民党当权者的私囊,毁了国民党统治的国家。许多后来的史学家认为,抗战胜利是国民党走向彻底失败的开始,这不是没有道理的。胜利了却遭殃的老百姓,编了一首顺口溜诅咒国民党统治者:“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天下为私,欲壑难填。国民党虽然“劫收”了敌伪和人民无以数计的大量钱财,但国民党的国库却仍然空空荡荡。因此,又残酷地用伪币兑换法币的办法想给“国家”弄点钱,以准备用作和共产党军队作战之用。日本投降时,伪币和法币的购买力,大约是25伪币等于一法币。蒋介石政府的兑换比率,却是200元伪币兑换一元法币,对于敌占区人民的资产“几乎近于没收”。坑了人民,肥了赃官。据当时的报纸透露,仅这一桩买卖,蒋介石等人就可净赚黄金百余万两。

打仗不仅需要人,而且还需要钱,人和金钱是使战争机器运转的两个最基本的因素。蒋介石为了支付内战的庞大军费,除了对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人民增派捐税、田赋外,只好开动印刷机,日夜赶印钞票。通过通货膨胀,把内战经费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1945年,国民党政府共发行钞票10.3万亿元,为抗战前的7000多倍。到1945年8月,财政部统计,法币发行量实际已达到1200万亿元之多。钞票满天飞,物价就旋风似地跟着上涨。到1947年,物价涨到了抗战前的6万多倍。到1948年8月,部分物价已涨到了抗战前的2500万倍。一位经济学家在上海《观察周刊》撰文评论说,物价上涨,法币灵符失灵,如今都市大宗买卖早用黄金美钞计算,农村社会普遍以粮食作价格标准,偏僻地区又已恢复银元往来,物物交换风行各处。法币在人民心目中,“失去价值尺度的机能,失去流通手段的机能,失去支付手段的机能,失去贮藏手段的机能”。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发行的钞票几乎变成了一堆废纸。

蒋介石进行经济改革的主要内容,是自1948年8月19日起以金圆为本位币,准备发行金圆券,限期收兑已经发行的法币及东北流通券;限期收兑人民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国外之外汇资产,违者将予以制裁;同时,宣布金圆券总发行额为20亿元。并规定各地物价一律冻结于8月19日水准。

这是国民党在一个非常时期的一个非常举措,此举的胜败将会对国民党的命运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必须有一个可信的铁腕人物来领导进行。蒋介石此刻想到了他的儿子蒋经国。蒋介石觉得儿子自赣南步入政坛,十几年的摔打磨练,确已成材,现在儿子那年轻坚实的肩膀能够承担此重任了。

1948年8月的一个夜晚,蒋经国应召来到了南京黄埔路总统府官邸。“经儿,”蒋介石待蒋经国坐定后缓缓说道:“你也知道,现在的形势令人担忧,党国危机,未有今日之甚。军事上接连失利,桂系又趁机捣乱,经济形势日益恶化,眼见不可收拾。”

蒋介石说到这里、长叹了一口气继续说道:“打仗没有钱不行,现在美国人不给钱了,得我们自己想办法。我已决定进行经济改革,以发行金圆券,收兑金银增加财政收入,或许这是挽救当前经济崩溃的一个没办法的办法。手中有了钱,我们和共产党的仗才能打下去。”

“今天让你来,我打算命你为特派员,立即赴上海,全权推行这件事。黄金、白银要冻结,一两也不许外流,物价不能再涨。经儿,你此次去上海,如赴龙潭虎穴,一定要好自为之。”

蒋经国一边听着父亲说,一边心里暗自思忖:“上海是父亲的发迹之地,也是父亲的经济后台——江浙财团长期盘踞的场所,现在父亲要向上海的财阀们开刀了,看来,不是万不得已,父亲是不会走这步险棋的。”

蒋经国见蒋介石说完,急忙向老子表决心:“请父亲放心,兴利除弊是为儿早有的心愿。我明天就去上海,破釜沉舟干它一场,立志实现父亲的心愿!”

蒋介石听了儿子的一番话,颇感安慰。似乎觉得在黑暗中看到了一丝光明,拍拍布满皱纹的额头不无满怀希望地说道:“经儿,此事拜托你了。”

大上海,旧中国最大的都会,一向被世人视作冒险家的乐园。100年来,它富甲九州,驰名中外。十里洋场,人欲横流,它推动了近代中国的文明发展,也藏匿着中外几千年人类的种种丑恶。不管蒋经国有多大的能量和多大的抱负,上海历来都不是那么容易受人摆布的场所。一场龙争虎斗势所难免。

蒋经国抵达上海的当天,《中央日报》发表社论给太子助威:“改革币制譬如割去发炎的盲肠,割得好,则身体从此康强,割得不好,则同归于尽。”报纸的言外之意向世人昭明:此次改币制决非戏台上红娘的花拳绣腿,而是包文正大人手中的杀人铡刀,没有见个鱼死网破,蒋氏父子决不会鸣锣收兵。

蒋经国也雄心勃勃地向世人宣称:“经国此次衔命上海,志在扑灭奸商污吏,肃清腐恶势力,把新经济政策贯彻到底,不达目的,经国将不返南京。”

蒋经国的到来,立刻引起上海不小的震动。有人为他祈祷,有人冷眼旁观,有人报以嘲笑。上海七百万人的眼睛都盯着这位以青天自命的太子,看他将如何在上海十里洋场里施展拳脚。

蒋经国带着从国防部调来的原来由他一手建立起来的“勘建大队”,坐镇在外滩中央银行大楼内,喊出的口号是:“只打老虎,不扫苍蝇”。

蒋经国按照其父的改革蓝图,从“限制物价”开始,打响了上海“打老虎”的第一炮。限定物价,是为了保护金圆券,只有金圆券稳定了,才好从老百姓手中兑换黄金白银美钞。规定,所有货物的价格必须保持在8月19日以前的市价水平上。蒋经国为了维护这个称之为的“八·一九”防线,派出了上海市的全部军警,检查市场,搜查库房,坚决打击投机分子,下令:“凡违背法令及触犯财经紧急措施条文者,商店吊销执照,负责人送刑庭法办,货物没收。”

蒋经国在上海组织起由12339个青年组成的“打虎队”。“打虎队”分为20个大队,上街头示威游行,带着武器拥入工厂、商店、仓库乃至私人住宅,翻箱倒柜,掘地挖墙,搜查金银,逼迫市民兑换金圆券,告密、揭发不法事件,一时间大有顷刻之间将大上海贪官、污吏、奸商一网打尽的势头。

发动群众这个好办法,是蒋经国早年在苏联留学时从共产党那里学来的,如今大派用场。“为了人民的生活”,世界上再也找不到比这更让老百姓愿意听的话了。蒋经国为了发动群众,一到上海,到处发表演讲,说了不少让上海老百姓愿意听的话。他在一次上海青年军人联谊会发表的《上海何处去》的演讲,使人听后无不为之感动万分、热血沸腾。他讲道:

在工作的推进中,有不少的敌人在那里恐吓我们,放容继续检查仓库办奸商,将会造成有市无货,工厂停工的现象。不错,假使站在保持表面繁荣的立场来看,那是将要会使人民失望的。但是,如果站在革命的立场来看,这并不足为惧,没有香烟、绒线、毛衣、绸缎,甚至猪肉,是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相信,为了要压倒奸商的力量,为了要安定全市人民的生活,上海的市面,是不畏缺华丽衣着,而致放弃了打击奸商的勇气,投机家不打倒,冒险家不敢走,暴发户不消灭,上海人民是永远不能安定的。

他认为:“上海许多商人,其所以发财的道理,是由于他们拥有本店制造的两个武器:一是造谣欺骗,一是勾结贪官污吏。做官的人如与商人勾结,政府将要加倍地惩办,戚再玉已经枪毙了,听说不久将来,还有类似的人,也要得训同样的命运;这就是对身为官吏的人的警告。”

无疑,蒋经国的这些演讲是得人心的,一时受到了老百姓尤其是青年们的拥护,造成了强大的“打虎”声势。

蒋经国并不满足于仅仅制造声势,他和他父亲的一个最大不同,就是办事情更注重实效。既然有尚方宝剑在手,此时不显示他的铁面无私还待何时?蒋经国在把上海青年鼓动起来,把偌大的上海滩闹得烟云翻滚之后,开始动了杀戒。

他首先杀了财政部的秘书陶启明。陶利用职务之便,泄露机密,串通商人抛售永纱股票大发投机财,被蒋经国一枪毙命。

紧接着,上海滩枪声不断,上海警备部科长张亚尼、第六稽查大队长戚再玉因勒索罪被杀,奸商王春哲因囤积居奇而掉了脑袋。还有64名投进监狱正待判罪开斩。

蒋经国到了上海,又打又杀,一时间名声大震,一夜之间成了传奇人物。有人把他和雍正皇帝相比,敬畏之心,溢于言表。

蒋经国“打虎”,初战告捷。一个月之内,上海中央银行收兑黄金、白银、外币,共值3.73亿美元之巨,其中黄金125652两,美钞3280多万元。那些天,蒋介石几乎天天与儿子通话,询问经儿在上海“打虎”的情况,一个月下来,蒋介石额头上的皱纹舒展了许多,在电话里连连为儿子叫好:“好,好,你干的不错!”财政部长王云五也兴奋地向报界发表谈话,说道:“今后币制稳定,通货流通速度减低,物价自可稳定,预算即可平衡。”

正当蒋氏父子为上海的“打虎”活动沾沾自喜的时候,一股人数不多但来头不小的抵抗势力,也正在向蒋经国扑来。

上海是藏污纳垢的场所,也是藏龙卧虎之地,不买太子帐的大有人在,“打虎”队的工作越来越难开展。

9月30日,象往常一样,蒋经国早早地驾车去中央银行大楼上班。

当蒋经国驾车经过繁华的南京路时,却发现街道两旁的店铺里一大早就挤得人仰马翻,大包小包随着人流潮水般往外流。很明显,这是人们在抢购商品。

蒋经国虽然气恼万分,但也无计可施。他很清楚,这分明是有人暗中和他作对。

蒋经国来到中央银行大楼,他的得力助手王升早在大门口等候他。王升是蒋经国在赣南时召致麾下的干将,在上海打虎,依靠的正是这批人。

蒋经国的车一停,王升赶紧跑着前去为蒋经国打开车门,并神色不安地告诉蒋经国:“今天清晨,全市发生抢购。”

“我看到了”,蒋经国下车后,一边朝楼里走着,一边没好气地说:“这决非普通老百姓所为,分明是一帮奸商向我们不宣而战,他们用这种手段造成市民心理上的恐慌,好迫使政府放弃限价政策。”

王升也马上附和说:“上海商人的势力很大,一旦他们联合起来和我们对抗,会使我们处于很困难的境地。”

“看来,我们不正经打几只大老虎,就不足以慑服人心!”蒋经国踏上一级台阶,回头盯着王升说道。

“昨晚我刚接到一个密报,”王升赶紧趋前一步,用声音不大但听得很清楚的口气说,“有人发现,昨天上午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在交易所外面抛售了永安纱厂的股票二千八百股。”

蒋经国听后猛地一震,半天没说话。

王升见蒋经国不说话,心里也有所明白,欲进又退地又说:“搞了杜月笙,上海滩就会风平浪静。问题是,杜月笙势头很大,搞不好会弄出好多麻烦..”

“怕个屌,总统授我以全权,一切服从经济改革需要,就是天王老子也决不宽恕!”蒋经国敢在虎嘴上拔毛,杜维屏立即被投进了监狱。

杜维屏入狱,使大上海发生震动。消息传出,全国各大报刊竞相转载,一时间,舆论哗然。蒋经国摸了老虎屁股,老百姓一片欢腾,杜月笙气得死去活来。

抓了杜维屏本人不是目的,目的是震慑大上海。蒋经国吩咐王升:“立即通知上海各巨商,明日在浦东召开大会,无故不到会者,将受到严厉处置。”蒋经国又特意派保密局上海站站长王新衡到杜月笙家“邀请”杜月笙到会。杜月笙早有精神准备,把胸脯一拍,对王说道:“请小蒋先生放心,明日我一定按时到会。”

次日,大会准时在上海浦东大楼举行。大楼四周布满了军警,大楼内会场两侧站着清一色的“打虎队”成员。会场的气氛低沉得让人连气都喘不过来。

开会时间到了,杜月笙没有按时赴会。蒋经国派人再三催促后,杜月笙才慢腾腾的来到了会场。

杜月笙一露面,噪杂的会场立刻安静下来,整个会场的人的目光一齐投向了上海滩这位大名鼎鼎的人物。只见他神色自若,迈着沉稳的步子,径直向台前的蒋经国走去。

他走到蒋经国跟前,一言没发,先是深深地鞠了一躬。蒋经国不防杜月笙来这一招,忙不迭地起身还礼,但当蒋经国抬起头时,杜月笙已走到自己的座位坐了下来。蒋经国气恼至极但又不便发作,杜月笙则淡淡地一笑摇起了手中的羽毛扇,尽管天气并不热。

蒋经国镇定了一下精神,环视了一下会场,开始了他的致辞,他说:

“诸位,现在前方军事紧张,我们在后方的各界人士,应该戮力同心地支援前线,以便早日勘定叛乱,建设国家。上海各界热心赞助的很多,但也有少数不明大义的人,兴风作浪,投机倒把,囤积居奇,操纵物价,致使近来物价猛涨,影响国计民生,尤其影响戡乱大计。本人奉总统之命来上海平抑,承蒙各位父老鼎力相助,已经取得很大成果。不过,有一句话,经国不得不向各位父老禀告,各位如有亲属朋友囤积物资的,请劝其登记,如有违犯者,本特派员令出法随,是绝不会姑息的。”

蒋经国话音刚落,杜月笙带头鼓掌,继而即席发言,他说:“我完全拥护特派员刚才的讲话。当今国家处于危难之秋,吾等之辈理应急国家所急。我的小儿子维屏,违犯了国家的规定,是我管教不好,应该交给蒋先生依法查办,老朽绝无怨言。”

“不过,”杜月笙说到这里,提高了嗓门,话锋一转继续说道,“众所周知,囤积居奇者,扬子公司莫不认为是上海首屈一指,也希望蒋先生一视同仁把扬子公司所囤积的物资同样予以查封处理,如此才能服大家之心。这既是老朽的一个要求,也是今天到会者的共同心愿,望特派员明察。”

杜月笙的话象在平静地湖水里投进一个石子,立即引起一阵波浪。静寂的会场立时又噪杂起来,巨商们无不为杜月笙将了蒋经国一军感到快意。

“这条老狗!”蒋经国心里暗暗地骂了一句,不甘示弱地朝会场挥挥手,声情激昂地大声说道:“杜老伯为国不徇私情,精神可嘉,经国钦佩之至。在这里,经国再次告诉杜老伯和到会的各位父老。本特派员衔命来沪的当天就曾告示上海世人,只打老虎不打苍蝇,只要是祸国殃民的败类,不管是何等人士,我照打不误!”

会场又是一阵噪动,这是对蒋经国的赞扬之声。

扬子公司是孔祥熙长子孔令侃名下的一家公司,宋美龄也参与了经营。由于有这种特殊的背景,该公司搞不法黑生意无法无天,公司办得红红火火,在上海享有盛名。宋美龄利用扬子公司发了多大的财,扬子公司利臣宋美龄的权势做了多少不法的黑生意,恐怕连蒋介石也全然不知。蒋经国到上海虽然“打虎”之声不绝于耳,但孔令侃置若罔闻,根本不把蒋经国放在眼里,仍然我行我素。陶启明本来是孔祥熙安插在财政部的亲信,枪毙了陶启明,也并没有吓唬住孔家父子,黑市生意照做不误,对于扬子公司的所作所为,蒋经国看在眼里,气在心上,碍于牵涉到来美龄,苦于下不了决心打这只“虎中之王”。

抓了杜维屏,虽然激动了一下人心,然而却让杜月笙这只老狐狸将了一军,使得蒋经国骑虎难下,进退为难。最后只得把杜维屏交给法院处理。法院左审右审,找不出杜维屏更大的罪行,只判了他八个月徒刑。就这杜维屏也高喊不服,雇佣了多个律师进行上诉,后又改判为六个月徒刑,并准以罚款了事。处理杜维屏,本想震住其他奸商巨贾,结果成了众人的笑柄,太子的风头大锉。

市场更加动荡,抢购风潮不落,有人开始传言太子打虎已经失败。

曾经在赣南颇有政声的蒋经国,陷入苦恼,也被逼进了死角。现在放在他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鸣金收兵,回师南京;二是务必打住“大老虎”,以再显决心。作为胸怀抱负、年轻好胜的蒋经国,选择后者才是他的性格。因此,蒋经国前后思量,还是把他的尚方宝剑,最终指向了扬子公司。

蒋经国主意一定,一声令下,亲率打虎队浩浩荡荡直扑薄石路扬子公司的仓库而来。

打虎队员撞开仓库的铁门,一拥而入。

库房里的物资堆积如山,有棉花、纱布、日用百货,还有粮食、汽油、无缝钢管等等,都是市场紧缺的物资。据报,扬子公司的仓库还不只一处。

此时,孔令侃也乘坐崭新的雪铁龙轿车赶到了仓库,是蒋经国打电话通知他来的。

蒋经国看看这堆积如山的物资,又看看若无其事的小白脸孔令侃,脸色气得铁青,指着孔令侃向打虎队员大声吼道:“把他给我抓起来!”

打虎队员一拥而上,把孔令侃从汽车里拖了出来,一副亮铮铮的手铐扣在了他的手上。

到这时,孔令侃的脸色才白得不正常起来,一边挣扎,一边叫喊:“表哥,表哥!”

蒋经国好象什么也没听见似的,把手一挥说:“带走!”

孔令侃被抓,首先急坏了宋美龄。宋美龄深知这位大太子的秉性,手里此时又握着尚方宝剑,为了蒋家的天下,不惜牺牲至亲的头颅,这种事小蒋是做得出来的。

宋美龄得到消息,匆匆打点行装,又给蒋介石发了封急电,说上海发生了一桩特大乱子,非她亲自去处理不可,然后,就飞往了上海。

宋美龄飞抵上海,蒋经国自知为何而来,但在宋美龄开口之前,却故作不知,满脸堆笑,一直热情招待。

“经国,”宋美龄实在忍不住了,来到蒋经国办公室不足10分钟,开口说道:“我是为令侃的事而来,这孩子从小娇惯坏了,办事没个尺寸,你做的是对的,但念他年纪尚轻,就给他一个改正的机会吧!”

“夫人!”蒋经国从第一次见到这位后母就一直称“夫人”,虽遭父亲多次规劝、批评,但就是不改口,他显得很不着急的样子,缓缓说道,“您的心情我完全理解,我也是迫不得已,表弟案子重大,经国只能以法论处,否则,将对国家产生重大不良影响!”

“经国,”宋美龄听了蒋经国这些丝毫不给情面的话,气得不行,但还是强忍住说道,“你知道我是很少求人的,这次就算我求你了好不好?大家都是一家人,抬头不见,低头见,希望你能给母亲这个面子。”

蒋经国一语九鼎,绝不松口:“夫人,国事重大,经国不敢徇私枉法,望夫人理解我的苦衷,收回成命。”

宋美龄见蒋经国毫不松口,只得拂袖而去。

蒋介石接到宋美龄的电报时,国军已在东北遭到惨败,华北吃紧,他正在北平布置军事防务。看到夫人火烧火燎的电报,不敢怠慢,立即飞抵上海。

泪水和柔情是女人征服男人最有力的两件武器。宋美龄也不例外,为了说服蒋介石迫使蒋经国放掉孔令侃,她把这两件武器都用上了。蒋介石答应宋美龄放掉孔令侃,把蒋经国调回南京。上海“打虎”运动遂告结束。

“扬子案”传出,上海市民群情激扬,这一特大丑闻,立刻暄嚣中外,蒋太子一病三月不起,翁文灏内阁倒台,起草经改方案的财政部长王云五退位。物价的涨势犹如决堤的狂潮,“市民人山人海,抢购物资”,金圆券直线暴跌,上海中央银行前,挤满哭天号地的人群,自杀者每日不绝,一副未日的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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