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有人固执地认为，这种预备役力量已经失去了昔日的那种重要性，因为制造现代舰艇和武器需要很长时间，而且现代国家发展本国的全部武装力量的目的，是为了在战争爆发时，在敌人能够组织一支同等的力量之前，能迅速地给敌人以致命性的打击。用大家所熟悉的一种说法：要使一个国家的所有抵抗组织没有时间发挥作用；要首先打击已经组织起来的舰队，如果舰队投降了，其余的组织机构就起不到什么作用了。这种说法有它一定的正确性，但是另一方面，尽管从程度上来看，预备役力量的重要性现在比过去稍有逊色，但是有一支预备役力量总是正确的。假定两支实际上代表两个国家现实全部力量的舰队相遇，如果其中一支舰队被摧毁了，而另一支舰队仍然适于战斗，那么，舰队被摧毁的一方，能够依赖其海军进行那场战争的希望现在比过去更小了；结果将是惨重的失败，并且失败的惨重程度完全与国家对海上力量的依赖程度成正比。如果当时英国舰队同联合舰队一样，是其国家力量的主要组成部分，如果特拉法尔加角海战中被打败的是英国，那么对英国的打击一定会比对法国的打击大得多。在这种情况下，特拉法尔加角海战对英国如同奥斯特利茨会战 [ 译者注：1805年12月2日拿破仑击败奥俄联军，联军被歼27,000人，根据普雷斯堡和约，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兰茨二世失去了大片领土，成为奥地利的弗兰茨一世。1806年奥地利帝国也被消灭。 ] 对奥地利，耶拿之战 [ 译者注：一般是指拿破仑在1806年指挥法军两翼在奥尔施泰特和耶拿击败普鲁士军，普军死伤22,000人，被俘18,000人。到11月中旬，整个普鲁士都已处于拿破仑的控制之下。 ] 对普鲁士一样；一个帝国由于它的军事部队被摧毁或者被瓦解，已经处于被征服的地位，据说，摧毁和瓦解敌军是拿破仑最喜爱的目标。
但是，我们只需回顾过去这些具有特殊性的灾难，就能说明低估预备役力量是正确的吗？这种预备役力量是以这里所考虑的适合军事生活的居民数为基础的。刚才提到的一些打击，是由一些杰出的有才能的人，指挥一些训练有素、有团结精神和有威望的武装部队进行的。除此这外，被打击的目标是那些由于意识到了自己的劣势和以前的失败、士气多少有些低落的对手。奥斯特利茨会战是紧接着乌尔姆会战之后进行的，在乌尔姆，3万名奥地利人不经一战就放下了武器，因此，从前的历史曾是一部大量记载奥地利的失败和法国胜利的历史。特拉法尔加角海战发生在几乎连遭失败的巡航战之后，确切地说是发生在一次战役之后。再往前，但是仍算近期，可追述到对联合舰队里的西班牙人的圣文森特角海战和法国人的尼罗河口之战。除了在耶拿，这些毁灭性的打击，不只是单纯的失败，而是决定性的打击，在耶拿战役中，双方在数量、装备和总的战争准备上是不同的。由于这种不同，使耶拿战役不适于用来作为考虑一次单独的胜利可以产生什么样结果的战役。
英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洋国家，在蒸汽和装甲时代，它保持了在帆船和木船时代所具有的那种优势。法国和英国是两个拥有最强大海军的国家；但是，迄今为止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如果可以把他们从事海战的物质力量看成是相等的，究竟哪一个国家更强大些呢？一旦发生冲突，能够设想由于人员或者是准备上的不同，一次战斗或一次战役可能会产生力量对比的决定性差异吗？如果不能产生决定性的差异，那么后备力量将开始生效。首先是有组织的后备力量，然后是以航海为业的人员、熟练的机械工人和财富等后备力量开始起作用。人们似乎已经忘记了英国在机械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它有一支由机械工人组成的后备力量，他们能够很快使自己通晓现代装甲舰。此外，它的商业和工业由于受战争的牵累，多余的海员和机械工人将会转移到武装舰船上去。
后备力量能否发挥作用的全部问题是：在现代战争条件下，两个势均力敌的对手，在一次战役中，如果一方被打败，那时有可能很快取得决定性的结果吗？到目前为止海战还没有做出回答。普鲁士对奥地利的决定性胜利，德国对法国的决定性胜利，都是一个较强的国家战胜一个较弱的国家，不管其软弱是由于自然原因，或者是由于政府的无能。像时间拖得那样长的普列文之战 [ 译者注：1877年俄土战争期间，普列文之战共进行了四次，前三次是俄军进攻普列文，但伤亡惨重没有得手。第四次是土军突围，被俄军打败，退回普列文，日落前投降，结束了持续143天的抵抗。 ] ，如果土耳其有可动员的国家后备力量，这对战争的结局会发生怎么样的影响呢？
正如大家都承认的，时间是战争中一种最重要的因素，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尽管其主要领导人根本不是军人出身，其人民同所有自由人民一样，不赞成花大钱建立庞大的军事机构，但至少应设法使军事机构有足够的力量，以备一旦战争爆发能赢得必要的时间，把人民的精神和才智转移到战争所需要的新的活动上来。如果现有的力量，无论是陆上的或是海上的都很强大，即使处于一种不利的地位，这个国家可以尽力依靠其自然资源和力量——数量、财富和各种能力的优势进行拚搏。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如果这个国家拥有的部队很快被消灭或被击溃，那么，最好的自然资源也不能使其摆脱屈辱的境地。如果它的敌人是明智的，也不能使其在未来进行报复。在较小的战场上经常听到这样一种说法：“如果某某能够再坚持稍长一点时间，这里便能得救了，或者那里就可完成任务了。”正如人在生病期间常听说：“只要这个病人能够再坚持一段时间，他的体质就能使他脱离危险。”
现在英国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上面所说的这样一个国家。荷兰过去是这样一个国家，它不愿意付出代价，如果它躲过了灾难，也仅是侥幸。荷兰伟大的政治家德威特写道：“荷兰人在和平时期和由于害怕与人决裂，不会下决心预先花钱使自己的国家强大起来。荷兰人的特点是，除非危险就在眼前，否则他们才不会心甘情愿地把钱用在国防上，我现在必须和这样的人打交道，他们在应该节省的地方挥霍浪费，而常常在他们应该花钱的地方却又十分吝啬。”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国家也应接受这种指责，这是举世瞩目的事。美国不拥有具有防御能力的盾，躲在这种盾的后面可以争取时间发展本国的后备力量。至于能够充分满足美国可能需要的海员又在哪里呢？与海岸线和人口相称的这种资源，只能从一个国家的商船和与商船有关的工业中去寻找，这些美国现时还不存在。不管这些舰艇上的水手是本国人或者是归属美国的外国移民，这并没有什么关系，如果爆发战争，美国在海上的力量足以使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能够回到美国。如果数以千计的外国人能被承认有选举权，那么，在战舰上给他们分配战斗岗位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尽管对于本题的讨论已经有些离题了，但是可以承认，从事与海上事业有关的众多人口，现在与从前一样，是海权的一种主要因素。美国在这方面是不足的，因此美国只有把海权的基础建立在悬挂本国国旗的大批商船上。
5. 民族特点——下面要考虑的是民族特点和民族习性对发展海权的影响。
如果海权真正建立在一种广泛的平时贸易的基础之上，从事商业的习性往往必然是依靠海洋强大起来的民族的显著特点。历史已经毫无例外地肯定了这个事实。除罗马人之外，再没有一个与此相反的值得引起注意的例子。
所有的人都追求利润，并且都或多或少地爱钱；但是，追求利润的方法将会对商业的命运和居住在一个地区的人民的历史起到重要的作用。
如果历史是可信的，西班牙人和他们的同族葡萄牙人，寻求财富的方法不仅有损于民族的特点，而且是对兴旺发达的商业的致命打击；也是对商业赖以存在的工业的致命打击，最终是对经错误途径取得的国家财富的致命打击。这种获利愿望，在他们身上产生了可怕的贪婪，所以他们在新发现的促进欧洲国家商业和海运发展的新世界——美洲大陆，不是在寻找新的工业基础，甚至也不是在进行健康的探索和使人兴奋的冒险活动，而是在寻找金银。西班牙人有许多优秀品质，他们勇敢，有进取心，有节制，能够忍受疾苦，热情并且有强烈的民族感。西班牙人除了具有这些优秀品质之外，他们还有有利的地理位置和处于有利地位的港口。事实上，也是西班牙人最先占领了美洲大陆的大部分和一些富饶的地方，并且在很长的时期内没有一个能与之竞争的对手。西班牙在发现美洲大陆之后的100年里，在欧洲一直是起主导作用的国家，它完全能够期望在所有的海军强国中居首位。但是众所周知，实际情况恰恰与之相反。自从1571年的勒班陀之战以来，尽管西班牙参加过多次战争，但是在西班牙的海战历史上却没有留下成功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光辉篇章。由于其贸易衰败，造成了战舰甲板上所表现出的使人伤脑筋的，有时是很荒谬可笑的笨拙。不容置疑，这样的结果不能简单地仅归咎于一种原因。西班牙政府很可能在许多方面束缚和甚至摧残了私人企业的自由健康发展。但是一个伟大民族的特点会冲破或塑造其政府的特点，如果人民非常喜爱贸易，无疑也会使政府的行为卷入到贸易的洪流之中。西班牙的大片殖民地，也与妨碍这个古老国家发展的专制政府疏远了。事实上，数以千计的西班牙人、工人阶级和上层人士离开了西班牙；他们在国外从事的职业只给国内提供很少的硬币，或仅需少量航运吨位的小部分商品。西班牙本土除了羊毛、水果和铁几乎没有其它产品；工厂倒闭；工业亏损；人口逐渐减少。西班牙和其殖民地几乎全部依靠荷兰为其提供众多的生活必需品，结果是他们为数不多的工业产品几乎不够换取这些生活必需品。一位同时代的人写道：“所以荷兰商人带钱到世界绝大多数地方去购买日用品，但是必须从唯一的欧洲国家——西班牙把那里的人民购买他们商品的钱带回来。”西班牙人这样热切追求的财富——钱，很快又从他们手上丢失了。前面已经指出，从军事观点来看，西班牙由于海运衰退，已经变得非常虚弱。西班牙装在有限几艘舰船小货舱内的财富，基本上都是沿着几条常规航线运回国内的，它们很容易被敌人俘获，从而使军备处于瘫痪状态。但是，英国和荷兰的财富分散在世界各地无数艘舰船上，在多次消耗战中，虽经受了沉重的打击，仍未停止增长，尽管这种增长很费力气，但是是很稳妥的。在西班牙最危急的历史时期，与其联合的葡萄牙的命运同样跟着走向没落；尽管葡萄牙最初在利用海洋发展的竞争中，站在前列，可是它已完全落伍了。“正如墨西哥和秘鲁的矿藏曾是使西班牙没落的祸根一样，巴西的矿藏也毁了葡萄牙。他们愚蠢地轻视各种制造业，不久之后，英国不仅向葡萄牙提供服装，还向葡萄牙提供所有的货物和日用品，甚至咸鱼和谷物。葡萄牙丢弃了金银财富之后，甚至放弃了国土，波尔图的葡萄园终于被英国人用通过葡萄牙人的手流通到英国各地的巴西黄金买去了。”我们确信50年来，葡萄牙来源于巴西矿藏的收益共有5亿美元，但是在这一时期结束时，只有2500万硬币了，——这是一个引入注目的有关真实财富和非真实财富完全不同的例子。
英国人和荷兰人获利的愿望不亚于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南欧诸国的人民。英国和荷兰已依次被称之为“店小二之国”，但是，正是这种嘲笑为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合乎正道的行为增添了光彩。他们毫不畏惧，奋勇向前，忍辱负重。他们很有忍耐力，不顾人们给这种劳动取了个羞辱性的绰号，他们还是用它来寻求致富，而不是用武力。因此他们采用了最长期的，代替了似乎是最短捷的致富之路。但是这两个民族，实际上是一个种族，还有另外的与刚刚提到的那些品质同样重要的优秀品质，这些优秀品质加之他们的周围环境有利于他们向海洋发展。他们是天生的商人、贸易者、生产者和交易者。所以，他们无论是在本土还是在国外，无论是定居在文明国家的港口里，或者是在东方野蛮统治者的港口里，或者是在他们创建的殖民地里，到处努力挖掘当地的一切资源，使之得到发展和增长。英国人和荷兰人具有天生的贸易者的本领，如果你喜欢也可以称之为“店小二”，他们不断寻求新的商品去进行交换；而这种追求加之几代人劳动所养成的勤奋，必然使他们成为制造者。在国内他们成为主要的制造商；在国外，他们所控制的地区逐渐富起来，产品成倍增长，于是国内和殖民地之间进行必要的交换，需要更多的舰船。他们的海运事业也就随着这些贸易的需求不断增加，而那些对海上事业不太敏感的国家，甚至连很强大的法国也需要他们的产品，需要他们的船舶运输。这样一来便使英国和荷兰用多种手段去争取海上霸权。这种合乎自然规律的发展趋势，由于时时受到其它国家政府的干扰，确实受到了限制和严重挫折。这些国家的政府妒忌英荷两国的繁荣富强，而其人民只有靠人为的支援才能拥有这种繁荣富强。这种人为的支援将留在“影响海权发展的政府的行动”的一题里再去讨论。
发展海权所必需的最重要的民族特点是喜欢贸易，包括必须生产某些用来交换的产品。假如一个民族有喜欢贸易的习性，并有一条较好的海岸线，海上的各种危险，或对海洋的反感都不可能阻挡一个民族通过海上贸易去寻找财富。通过其它的方法可能会找到致富的地方；但是未必会取得海权。以法国为例，法国有一块很好的国土，有一个勤劳的民族，占据一个极其理想的地理位置。法国海军曾有过闻名遐迩的光荣历史，在其发展处于最低谷时，也从未丧失它所热爱的军事荣誉。但是，现在作为一个海洋国家其牢固的基础是建立在海上贸易之上，而法国与历史上的其它海上民族相比，只是占有一个相当好的位置。造成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是由不同的寻找财富的办法的民族特点决定的。当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通过从地下挖掘黄金致富时，法国人的特点是使他们通过节俭、节约和囤积致富。据说守财要比发财困难得多，这是很可能的。这种什么获利多就想冒险的特点与为贸易而征服全世界的冒险精神极其相似。爱节省储备，胆子不大只敢在小范围内去冒险，也许能在一个相应的小范围内扩张财富，虽然不会遇到各种风险，但是不会使对外贸易和海运事业得以发展。举例说明——所举的事例尚未考证，不妨姑妄听之——一位法国军官在与我谈到巴拿马运河时说道：“我在巴拿马运河上有两份股票。在法国不象你们美国，在你们那儿少数人就有很多股份，而我们一大批人只占据一份或很少的几份。当拿这两份股票到市场上时，我的妻子对我说：‘你拿两份股票，一份给你，一份给我。’”就确保个人财产的稳定性而言，这种深谋远虑无疑是很聪明的；但是当过分谨慎或在财政上缩手缩脚成为一个民族的特点时，必然会妨碍贸易和国家海运的发展。与生活有关的金钱方面的这种谨慎已经妨碍生育，因此法国人口几乎停止增长。
欧洲的贵族阶层从中世纪起，就继承了一种傲慢的轻视平时贸易的传统，根据不同国家的民族特点，这种平时贸易确实影响了每个国家的发展。西班牙人的傲慢很容易迎合轻视贸易的态度，与造成惨重损失的不愿工作，坐等财富的习性结合起来，使他们厌恶经商。甚至连法国人自己都承认爱虚荣是他们的民族特点，并已在法国起到了与傲慢一样的作用。法国有大批煊赫的贵族阶层，他们所享有的受尊敬权力，给他们所藐视的职业标上了一个下等的标志。一些富有的商人和制造者都渴望得到贵族的尊称，一旦他们得到了贵族的尊称，便放弃了赚钱的职业。因此，虽然勤劳的民族和肥沃富饶的土地挽救了贸易免遭全面衰退，但是经商是带着一种耻辱感进行的，这种耻辱感促使一些最好的从事贸易的代理人一有机会就要迅速摆脱它。路易十四在柯尔培尔 [ 译者注：柯尔培尔或译柯尔柏（1619-1683），出身富商家庭，路易十四时期法国财政大臣，奉行重商主义政策，通称柯尔培尔主义，主要内容为发展工业，扩大输出，减少输入，增加国库收入。该政策促进了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未能根本改变其封建制度的基础。 ] 的影响下，颁布了一项法令：“凡愿从事海运、经商的所有贵族都无损于他们的高贵身份，但不准他们进行零售。”采取这种措施的理由是“经商能为我们的臣民输入所需要的货物，以满足我们的需求，消除普遍认为海上贸易与高贵身份是不能共存的那种流传已久的社会舆论。”但是，所颁布的法令没有消除有意识的、公然占优势的偏见，特别是当虚荣心是一个民族的显著特点时，更不能消除这种偏见。多年之后，孟德斯鸠教导说，贵族阶层从事贸易违背了君主政体的精神实质。
荷兰也有贵族阶层，但是这个国家名义上是共和制，允许私人充分自由地发挥他们兴办企业的能力，国家的权力中心是在一些大城市里。使一个国家强大的基础是钱，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财富。在荷兰，财富是区分公民社会地位的一种基础，谁有了财富，谁在政府中就有权力；有了权力就有了社会地位，并受人尊敬。在英国这种情况同样也很盛行。英国的贵族阶层虽然很傲慢，但是在代议制政府里，财富的势力还是起作用的。在人们的心目中财富是特权，受到人们的尊敬。英国与荷兰一样，财富来源的职业，与财富本身享有同样的荣誉。因此，在上述的这些国家里，由民族特点产生的社会舆论，会明显地影响这个民族对待贸易的态度。
从广义上讲，民族特点还会以另一种方式影响海权的发展。这是就一个民族是否有能力建立相当多的殖民地。开拓殖民地与发展其它事业一样，越合乎自然规律，发展就越快。所以由全体人民迫切需要和本能的欲望创建的殖民地，其基础是最坚实的。当这些殖民地极少受本国约束，人民又具有自治能力时，尔后的发展将是确定无疑的。过去三个世纪的人都非常了解殖民地作为国内产品的销售地，作为贸易和发展海运的发祥地对于本国的作用；但是致力于开拓殖民地的起因不尽相同，制度不同产生的结果也不相同。不管政治家们怎样深谋远虑和小心谨慎，他们的努力都不能弥补所缺少的上述这种强大的合乎自然规律的推动力。如果能在民族特点中找到一种自我发展的因素，那么，来自本土的最详细的规定，不如对殖民地的放任自流会产生较好的结果。有些政府在成功地取得殖民地后，所表现的聪明才智，通常不如在尚未成功地取得殖民地时所表现的更明智，也许还会越来越不明智。如果具有十分完善的体制和管理制度，采取谨慎地达到目的办法和孜孜不倦地精心管理，可能有益于殖民地的发展。然而英国人与法国人相比，英国人缺少组织才能；但是，事实相反，是英国人而不是法国人，已经成为世界上主要殖民地开拓者。成功地开拓殖民地，殖民地继而对贸易和海权产生影响，这一切主要取决于民族特点。因为当贸易和海权很好地得到发展时，殖民地自然也会得到发展。殖民地的发展主要取决于殖民地开拓者的特点，而不是本国政府对殖民地的关心。
这个道理越来越清楚了，因为所有本国政府对待殖民地的态度，一般来说都是自私的。不管殖民地是用什么方法建立起来的，本国政府一旦认识到了殖民地的重要性，殖民地便成为本国挤取牛奶的一头奶牛。当然这头奶牛也会受到很好地照料；但主要是由于它作为自己的一项财产，给一点好处也是值得的。立法就是为了垄断殖民地的对外贸易制定了法律；政府为来自本土的殖民地居住者提供有益的邮船；殖民地像通常都是静寂的那样，往往海洋被看成是适合于国内那些难以控制的人和无用的人居住的地方。可是只要军政当局还留在殖民地里，它仍不可避免地具有国内固有的特征。
英国作为一个主要的殖民地开拓国，所取得的罕见和惊人的成功是显而易见的，所以也就无需赘述。英国取得成功的原因，似乎在于该民族的两个特点。一个是英国殖民者愿意在他们新开辟的地区里定居，这是与他们的利益一致的。尽管殖民者对他们的祖国充满怀念的深情，但是他们决不会为渴望返回祖国而焦虑不安。其次是英国人会本能地、迅速地、从多方面寻求开发新地区的资源。特别是第一个特点，英国人不同于法国人，法国人总是愿意回顾可爱的故乡的那些令人愉快的事情。后一个特点又不同于西班牙人，西班牙人的兴趣和志向范围太狭窄，以致限制他们全面发展一个新开发地区的能力。
荷兰人的特点和贫穷，自然促使他们去建立殖民地，到1650年已经在亚洲、非洲和美洲建立了大片的殖民地，仅列举这些殖民地的名字就会占居很多篇幅。当时荷兰占领的殖民地远远超过了英国。尽管最初建立这些殖民地，从其性质上来看完全是为了贸易，这也是合乎规律的，但是荷兰人对于这些殖民地似乎一直缺少一种发展的原则。“荷兰人在建立这些殖民地时，未曾想谋求扩大帝国的范围，单纯是为了商业和贸易。只是当荷兰人受到周围环境逼迫时，才试图夺取这些殖民地。荷兰人普遍满足于在独立自主的国家的保护下进行贸易。”这种只满足于获利的愿望，没有什么政治野心，如同法国和西班牙的专制国家那样，倾向于使殖民地与本国保持贸易依赖关系，否定了殖民地发展的固有原则。
在结束这个探讨之前，有人可能会提出质问，如果其它的条件都非常有利，那么美国的民族特点是否适合发展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呢？
如果取消立法障碍，把有利于兴办企业的地区填补起来，似乎不需要回忆太远的过去就可以说明，美国不用很久就会取得海权。美国人具有进行贸易的才能，具有兴办企业追求利润的冒险精神，而且对促进贸易和追求利润的各种线索具有敏锐的嗅觉。如果未来任何地方需要殖民化，不必怀疑，美国人将会把他们在自治和独立发展方面的一切传统才能带到这些地方。
6. 政府的特点——在讨论一个国家的政府和制度对于发展海权的作用时，必须避免过多的哲理研究，应当把这注意力局限在那些明显的、直接的原因上，和由这些原因所产生的结果，不必离开上述这些太远去探讨各种间接的、最后的影响。
但是，必须注意，特殊形式的政府和制度，以及不同时期各个统治者的特点，已经对海权的发展起到了非常明显的作用。前面已经讨论过的一个国家和它的人民的各种不同的特点，相当于自然条件，一个国家象一个人那样利用这些自然条件开始其生涯；而一个政府的作用就相当于运用聪明才智。如果这个政府是聪明的，精力充沛和具有不屈不挠的精神，就会使一个人的一生或者一个国家的事业获得成功，否则注定是失败。
如果一个政府完全按照人民的癖好办事，那么在各方面的发展将是卓有成效的，这似乎是完全可能的。因此就海权而言，如果一个国家是在一个完全受人民的精神鼓舞，并且完全了解大多数人的真正爱好的政府的领导下，这个国家一定会取得最辉煌的成就。当人民的意愿和其自然形成的最佳代表们的意愿，在组建这个政府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个政府是最牢靠的。但是这种自由民主的政府时常达不到它的目的，而相反，精明而坚定的专制政府行使权力，往往能用更直接了当的方法创建一支强大的海上贸易队伍和一支卓越的海军，而比自由民主政府缓慢的行动更容易达到目的。但是这种方式的困难是在某一暴君谢世后，政府的目的是否能够坚持下去的问题。
无疑英国已经超过任何一个近代国家，成为最强大的海上强国，所以英国政府的行动应当首先引起人们的注意。尽管英国政府常常不值得称赞，但是各届政府的行动在总的方向上，一直是一致的。英国政府的目的一直是为了控制海洋。英国政府的一种最傲慢的表现形式，早在詹姆斯一世统治时期就存在，那时的英国除了本岛之外，几乎还没有其它的领地，还没有在弗吉尼亚和马萨诸塞建立殖民地。下面这段话是黎塞留叙述詹姆斯政府的：
亨利四世是有史以来最具骑士气概的亲王之一，他的大臣苏利公爵在加来登上了一艘主帆上挂着法国国旗的法国军舰，这艘军舰一驶到英吉利海峡，就碰上了在那里迎接他的一艘英国传递公文的小船，该船船长命令法国军舰降下法国旗帜。苏利公爵考虑到他的军舰的性能，不会使他遭受什么侮辱，便大胆地拒绝了；但是随着这种拒绝而来的便是3发炮弹，炮弹打穿了军舰，就好象刺穿了所有善良的法国人的心一样。强权迫使苏利公爵屈服于正义所禁止的事情，后来尽管他进行多次控诉，但从英国船长那里得到的回答不外乎是：“那恰恰是他的职责责成他向这位使者一行致敬，同时也必须迫使这位使者向作为海上统治者英国的国旗致敬。”虽然英王詹姆斯本人说了一些比较有礼貌的话，但仍不能平息苏利公爵的愤懑，使他采取克制态度伪装满意，他的创伤象针扎似的一直在隐隐作痛，是医治不好的。虽然亨利大帝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克制自己，但是他已暗下决心，另找机会利用海上力量来维护他的君主权力，这种海上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是能够派到海上去的。
英国这种不可宽恕的带有侮辱性的行动，用现代观念来看，与当时许多民族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令人惊愕的行动，也是英国企图冒各种危险去夺得海洋的一个最早的迹象。但是，苏利公爵受到的侮辱，恰恰是在英国的一位胆小怕事的国王当政时，施予直接代表法国最勇敢和最有才能的君主亨利的使节的。英国的这种强制对旗帜致敬的愚蠢要求，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它只达到了一个政府向外公开声明的目的。然而这种没实际意义的要求，在克伦威尔统治下和在历代英国国王统治下一样，是被严格执行的。1654年荷兰遭到惨败后，“向旗帜致敬”也是被迫接受的议和条件之一。克伦威尔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事事都专制的暴虐的统治者，他对所有有关英国荣誉和实力的事情都非常敏感，并且为了宣扬英国的荣誉和实力，一刻不停地纠缠在毫无实际意义的礼仪上。那时的英国海军几乎还没有什么力量，但是在他的严格控制下，迅速呈现现出一派生机和活力。位于世界各地的英国舰队，在波罗的海、地中海、西印度群岛以及针对北非伊斯兰教各国，为其国家夺得权力，或为其国家遭受的损失要求赔偿。英国在克伦威尔统治下开始征服牙买加，并用武力扩大其帝国，这种扩大已经延续到我们这个时代。与此同时，他也没有忘记采取一些强有力的措施来发展英国平时的贸易和海运。克伦威尔制订的著名的《航海条例》，宣布所有至英国或至英国殖民地的进口商品，必须全部由英国的舰船，或由生产或制造这些产品的国家的舰船来承运。这个法令是专为对付欧洲运输业较发达的荷兰的，它引起了整个贸易世界的不满。但是处于民族竞争和相互仇恨时期，这种法令显然对英国是非常有利的，并且在君主制度下持续了很长时间，125年之后，纳尔逊在发迹成为一名著名将领之前，就十分热衷于英国的海运事业。在西印度群岛，纳尔逊通过执行《航海条例》反对美国商船。克伦威尔死后，查理二世继承了他父亲的王位，查理国王背离了英国人民，但是，他仍然忠实于使英国强大的政策，忠实于其政府依靠海洋的传统政策。所以在他背叛英国人民与路易十四私通，想借助于路易十四摆脱英国议会和英国人民的羁绊时，他在致路易十四的信中写道：“对于英国和法国联合现在存在两个障碍。第一个是英国非常担心法国现在正在为发展贸易积极创造条件，担心法国将成为一个颇具影响的海上强国。这是我们非常疑虑的一个重要原因，只有我们英国的贸易和英国的海上力量才能占有这种重要地位。因此法国在这一方面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将会使两国之间的猜疑长期存在。”在英法两国国王准备进攻荷兰之前的谈判中，对于两国联合舰队该由谁来统率的问题，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查理二世在这一点是是坚定不移的。他说：“控制海洋是英国的传统惯例。”因此，他坦率地告诉法国驻英国大使，即使他同意由法国人统率，他的臣民也不会听从他的。在计划对北部联合七省 [ 译者注：北部联合七省：1579年脱离西班牙独立，后来成为荷兰王国基础的北海沿岸低地区诸省。 ] 进行分割时，查理二世在控制斯海尔德河和默兹河河口这些有利的位置上，为英国保留了它的海上利益。在查理统治下的英国海军，一段时期内保持了由克伦威尔的铁腕统治所留存下的精神和纪律，尽管后来海军还是分享了标志这个罪恶君王统治的士气全面衰退。1666年英国的蒙克由于战略上的重大失误，把他的舰队的四分之一派至海上，在海上他发现自己要对付一支占很大优势的荷兰舰队。蒙克不顾力量相差悬殊，毫不犹豫地进行了攻击，起初三天内，尽管他的舰队遭受一些损失，但还是赢得了荣誉。蒙克的这次行动虽然不是一场战争，但是英国人民和政府，对他一心一意关注英国海军的威望从而促使其采取这种行动的做法是一致赞同的。几个世纪来经过一些失策之后，这种做法已经孕育着最后成功的奥妙。查理二世的继承者詹姆斯二世，曾是一名海军军官并曾指挥过两次较大的海战。在威廉三世继承王位时，英国和荷兰政府都由他一个人掌管，直到1713年缔结《乌得勒支和约》之前，英国和荷兰为了反对路易十四一直保护这种联盟，换句话说这种联盟持续了四分之一个世纪。英国政府越来越稳定，并且有目的地努力扩大其海上控制权力，鼓励发展海上力量。英国公开与法国为敌时，经常从海上进攻法国；作为荷兰的朋友时，他狡猾地不断削弱荷兰的海上力量，很多人起码都持这种看法。英国荷兰签订的条约，规定荷英两国海上力量之比应为三比五，换句话说，英国的海上力量将近是荷兰的一倍。除此，还有另一条款规定荷兰应保持一支10.2万名陆军，而英国只保持4万名陆军。这两条规定相结合，实际上就意味着将来陆战依靠荷兰，海战依靠英国。这种倾向，无论是有意的或者是无意的，都是一目了然的。于是，在和平时期，当荷兰从陆上得到补偿时，英国除了在法国、西班牙和西属西印度群岛得到了贸易特权外，还得到了地中海的直布罗陀和马翁港，得到了北美的纽芬兰、新斯科舍和哈得孙湾这些重要的海上租借地。法国和西班牙的海上力量已经不复存在，从此以后，荷兰的海上力量也在逐渐削弱。这样，英国在美洲、西印度群岛和地中海都取得了立足之地。此后，便可稳步地沿着这条从英王国向英帝国的道路发展。《乌得勒支和约》之后的25年，决定法英两个濒海大国的政策的首相们致力于维护和平；但是即使在最动乱的时期，尽管大陆政策摇摆不定，各种小规模战争和变化多端的条约层出不穷，但是英国人的眼光总是牢牢地盯在保持它的海权上。在波罗的海，英国舰队制止了彼得大帝进攻瑞典，一心想把波罗的海变成俄国的一个内湖的冒险行动，从而在这一海区保持了力量均势。从这一海区英国不仅获得了大量的贸易，而且还得到了大部分海军补给品。丹麦靠外国资本的帮助，力图建立一个东印度公司。英国和荷兰不仅不允许他们的臣民加入东印度公司，而且还对丹麦施加压力，英国和荷兰就这样制止了一个他们认为有损于他们海上利益的计划。按照《乌得勒支和约》的条款，尼德兰已划给了奥地利，在那里以奥斯坦德为港口，类似的东印度公司在奥地利皇帝的支持下建立起来了。这一措施对低地国家 [ 译者注：低地国家：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的总称。 ] 来说，意味着通过斯海尔德河的天然出口恢复了这几个国家曾失去的贸易。但是，这一措施遭到了海上强国英国和荷兰的极力反对。在这件事上，英国和荷兰垄断贸易的欲望得到了法国的帮助，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这个公司最后还是被镇压下去了。在地中海执行《乌得勒支和约》实施和解受到了奥地利皇帝的干预，奥地利是当时英国欧洲现行政策的固有同盟者。在英国的支持下，奥地利占领了那不勒斯，并且声称要用西西里换取撒丁。西班牙反对奥地利的这种做法，致使西班牙的海军，在一位精力充沛的大臣阿尔韦罗尼的领导下，刚刚开始复兴时，便于1718年在帕塞罗角外海被英国舰队彻底打败并遭全歼。第二年，一支法国陆军，按照英国的旨意，穿过比利牛斯山脉摧毁了西班牙海军的船坞。这样，英国除了自己占领了直布罗陀和马翁港外，还看到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已落入其朋友奥地利手中，而它的一个敌人西班牙被打垮了。在拉丁美洲，限定贸易特权仅属于英国人，这样就迫使西班牙陷于贫困的境地，后来一个庞大的，几乎毫不掩饰的走私系统又滥用了英国人的贸易特权，当被激怒了的西班牙政府采取了过火的行动进行镇压时，英国建议和平的大臣和主张战争的反对派各自提出了和平和战争对英国海权和荣誉的影响，为各自的观点进行辩护。尽管英国的政策一直是坚定不移地致力于扩大、加强其统治海洋的基地，但是，欧洲其它政府对于英国在海洋上的发展所产生的危险似乎熟视无睹。西班牙似乎忘记了以往由于对其力量过于自负而造成的灾难，也忘记了最近由路易十四的野心，和他的至高的权力所挑起的残忍的、高代价战争的教训。在欧洲政治家的心目中有一第三种势不可挡的权力正在稳步地、明显地建立起来，这种权力注定是用来达到利己的，侵略的目的，尽管这种权力不是十分残酷的，但是所取得的成功要远远超出以前所有的成功，这就是海权。对于对海权的记载远远少于对武装冲突的记载，因此，尽管其作用已经明显化，但还是常常不为人们所注意。在本书所选定的全部历史时期里，几乎不能否认英国不受干扰地支配海洋的权力，肯定无疑地是决定最后结局的所有诸军事因素中最主要的因素。 [ 原作者注：在若米尼的《法国革命战争史》开头一章里，我们会看到这位伟大的军事权威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论证，即之所以形成这种结局应归因于大不列颠海军力量。他拟定作为欧洲政策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不允许海军部队无限制地向一个不能经陆路进入的国家扩张——这种阐述是完全针对大不列颠而说的。 ] 就此而论，尽管从《乌得勒支和约》之后，就已经预见到了这种权力的影响，但是12年来，由于法国统治者的人事变更，使其站在英国一边反对西班牙。1726年当弗勒里 [ 译者注：弗勒里，也译福列里，法国红衣主教。1726年继波旁公爵执掌实权。 ] 开始在法国执政时，虽然完全改变了这种政策，但是法国海军仍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在其执政时，给予英国的唯一打击是1736年法国确立波旁家族王子，一个英国的当然的敌人，为两个西西里王国 [ 译者注：1504年，西班牙在意大利战争（1494-1559）中占领了那不勒斯王国，随即将南意大利与西西里合并，建立了两西西里王国。 ] 的国王。1739年，当英国与西班牙交战时，英国海军在数量上稍多于西班牙和法国联合海军。在其后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战争几乎接连不断，这种数量上的差别也在不断扩大。在这些战争中，英国起初是本能地，后来是在一个认识到了它的强大的海上力量的机遇和希望的政府领导下，有目的地迅速建立起以殖民地开拓者的特点和舰队实力为基础的强大殖民帝国。严格说来，在欧洲的各种事务中，英国源于海上力量的财富，使它在这一时期里起到了惹人注目的作用。莫尔伯勒 [ 投笔从戎注：马尔波罗 ] 战争之前半个世纪，英国开始实施的对外财政援助，半个世纪之后，在拿破仑一世战争中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在维护英国的同盟国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果没有英国的财政援助，这些同盟国即便不会完全瘫痪，也将大大削弱其战斗力。所以没人能够否认英国政府一方面用钱在大陆上加强了其软弱无力的同盟国；另一方面又迫使它的敌人离开海洋，离开他们的主要殖民地——加拿大、马提尼克、瓜德罗普、哈瓦那、马尼拉，而使它的国家在欧洲政治中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世人皆知，这个只有狭小陆地、资源贫乏的政府的所有力量都直接来源于海洋。尽管皮特在战争结束之前已经离职了，但是他是整个战争期间一位比较突出的人物。他的讲演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英国政府在战争中执行的政策。皮特在谴责由他的政敌签订的1763年和约时说：“法国作为一个海上强国和贸易强国，如果不是唯一的，也是我们难以对付的主要国家。我们在这方面怎样才能对我们最为有利呢？是通过摧毁其贸易来损害它。但是，你却允许法国保留了使它的海军得以复苏的能力。”不过英国在战争中的收获是巨大的，它确立了在印度的统治，它在北美洲控制了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全部地域。至此英国政府的前进道路表明，它已接受了其传统势力，并始终如一地坚持下去了。从海权的观点来看，英国在美国独立战争中确实犯了一个大错，但是，这些一般的失误，导致英国政府不知不觉地卷入了这场战争。如果不从政治和法规上去考虑，只把美国独立战争看成是纯军事和纯海军的问题，情况是这样：美洲殖民地是远离英国的一个巨大的和正在发展的群体社会。只要这些殖民地仍然隶属于英国，并且仍然热爱自己的祖国，那么它们就会在世界的那一部分为英国人的海权形成一个牢固可靠的基地。但是这些殖民地的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又远离英国，如果某一个强大国家愿意帮助这些殖民地的话，英国就不能指望通过武力来控制它们。但是，这个“如果”包括一个众所周知的可能，因为英国曾使法国和西班牙蒙受了奇耻大辱，这两个国家对于这种耻辱记忆犹新，他们一定会寻找机会进行报复。人人皆知，特别是法国已经在小心翼翼地、迅速重建其海军。如果美洲殖民地是13个岛屿的话，英国的海上力量会迅速地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美洲殖民地的离心倾向不是由自然地理障碍形成的，而纯粹是由于地方间的猜忌所引起的，一旦一种共同的危险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完全能够消除这种猜忌。英国经过认真考虑之后，准备进行一场战争，企图用武力来控制远离本土的这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而与其敌对的地区，重演与法国和西班牙的七年战争。但是，与其不同的是，在这次战争中美洲的人民不是支持它而是反对它。七年战争曾是英国的一个沉重的负担，一个明智的政府应该懂得不能再承担另外的负担了，并且也应该看到有必要去安抚殖民地开拓者们赢得其支持。但是，当时的英国政府是不明智的，以致损失了大部分英国海上力量，这完全是由于英国错误地投入了这场战争，不是有意的，是由于骄傲自大，而不是由于软弱。
对于英国历届政府来说，依据国家各种情况的明显迹象，始终如一地坚持一条总的方针政策不难做到。某种程度上英国抱定这种单一的目的也是不得已的。坚决维护其海权，决心使其发挥作用，并使其军事要素保持良好的备战状态，都是由于它的政治制度的特点决定的，这种制度实际上使这一时期的英国政府落入了地主贵族手里，不管这个阶级在其它方面有什么缺点毛病，但是这个阶级愿意继续坚持一种明智稳妥的政治传统，自然对国家的繁荣昌盛感到骄傲，而对保持国家繁荣昌盛的大众的疾苦却漠不关心。为了备战和长期从事战争的需要，他们毫不犹豫地加重了经济负担。作为一个富有的团体，这种负担对它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地主贵族阶级不从事贸易，其财富来源不会直接受到危害。因此它没有那些资产面临危险、贸易受到威胁的人特有的那种政治胆怯性——众所周知的资产阶级的胆怯性。不过英国的地主贵族阶级对涉及贸易好坏的任何事情并不是麻木不仁的。英国议会的两院竞相密切注视着扩展和保护英国的贸易，一位海军历史学家把议会不断加强对海军实施卓有成效的管理，归因于议会经常进行调查研究。这样的一个阶级也自然吸收和保持一种尚武精神，在所谓的团体精神还没有完全起到代替作用的时代里，尚武精神在军事制度里是最重要的。尽管海军和其它地方一样，在体现这种精神时也充满了阶级感情和阶级偏见。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却允许把出身微贱的人提升成为享有最高荣誉的人。所以每个世纪都有一些海军将领是一些从地位最低下的人中涌现出来的。在这一点上，英国上层阶级的特点显然不同于法国人。直至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时，法国海军编制表中仍编有一名军官专门负责审核那些想进入海军学校的人是否出身于高贵的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