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黎明时天空中最初出现的灰色条纹宣布4月12日这个在海军史上具有双重纪念意义的日子即将到来之际，失去能力的“虔诚”号早已不在驶往巴斯特尔的航线上了。当太阳的晨曦撒在罗德尼和德格拉斯之间开战的海面上时，絮弗昂和休斯两个疲劳不堪的分舰队所在的海区太阳还没有完全落山， [ 原作者注：亭可马里和圣茨岛之间的时差为9个半小时。 ] 经过了最激烈的战斗之后，英法双方的分舰队锚泊于锡兰附近的海面上。就结果而言，罗德尼和德格拉斯之间的作战是当时一个世纪里所进行的最重大的海战，它对事态的发展影响很大；这次海战虽然根本算不上是本来可能达成的一次决战，但是这次海战也出现了一些难能可贵的事，尽管它的功绩和名声有些人为的渲染，然而还是值得注意的，尤其是机动，机动当时被看作是特别勇敢和果断——“打破战列线”的行为。还须补充一点，即这次海战已经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吵；一些可信赖的目击者提供的大量详细情况是相互矛盾的，从而造成了混乱，这主要是由于变化无常的风的原因。所以现在除了设法使他们提供的情况尽量一致起来之外，要做更多的事是不可能的。然而这次海战的一些主要特点还是能较准确地进行叙述的，不妨先简单明了地阐述一概要，以后再补充那些能给这次伟大的海战场面增添色彩、生气和情趣的各种细节。 [ 原作者注：对4月9日至12日几次战斗报道的主要依据是王家海军马修斯上尉当时提供的整页插图和描述，并根据更以后的英国海军托马斯·怀特上校的《海军研究》，马修斯和托马斯·怀特是目击者，他们俩都与法方和英方的其它报导进行了核对。马修斯和怀特的描述与罗德尼关于英军在黎明时舰船戗风航行的官方报道不一致；但查理斯·道格拉斯爵士的私人信件清楚地证实了罗德尼的官方报道，这些信件在战役一结束就送给了知名人士，本文采用了罗德尼的报道。 ]
英国舰队在夜间2时左右起航，黎明时（约5时30分）右舷戗风转变航向，由于当日刮的是东南风， [ 原作者注：罗德尼的参谋长查理斯·道格拉斯爵士的信。摘自1833年《陆海军杂志》第一部分。 ] 而英国舰队的位置太靠南了（图27，A）。它离东北偏北的圣茨岛约15海里，距东北方向的法国舰队10海里。由于夜间发生的撞船事情，法国舰队被分散开了，彼此之间间隔较大。上风舰或最东面的舰与下风舰之间相距远达8或10海里， [ 原作者注：德格拉斯称这个距离为3里格（9海里），而他的一些舰长们估计这个距离为5里格（15海里）。 ] 旗舰“巴黎市民”号位于下风舰船之中。这位法国舰队司令由于心中挂虑着“虔诚”号，于是率领他的舰船保持短帆，左舷戗风向南航行（A）。英国舰船右舷戗风，顺着其所占据的上风向东北偏东航行。 [ 原作者注：位于海峡中间的法舰遇上了东南风。 ] 天一亮，英国人就发现法军“在侧风前进，德格拉斯的一艘舰（‘虔诚’号）由一艘快速帆船拖着，正对着我们的下风处航行（a），它的第一斜桅杆和前桅交叉着躺在其甲板上。” [ 原作者注：罗德尼的参谋长查理斯·道格拉斯爵士的信。摘自1833年《陆海军杂志》第一部分。 ] 为下把法国舰队引诱到更下风海区，罗德尼派出4艘舰船（b）追击“虔诚”号。德格拉斯一看到这种情况，马上用信号命令他的舰队离开（c），这正是罗德尼所希望的，与此同时，德格拉斯命令法舰组成战列线，这样，就把上风舰船叫到他跟前。英国舰队也迅速组成战列线，并于上午7时召回了4艘追击舰船。德格拉斯意识到如果他继续沿原航向航行，他将完全失去上风位置，于是，他再次停下来以左舷戗风转变航向（c′）；微风的方向转成了东南偏东，后又转成东风，对德格拉斯有利，而使英国舰船停航。为了利用风，英法两个舰队以相反的船舷戗风航行的竞赛几乎不分胜负。不过，还是法国人获胜了，因为他们在航行方面领先，使他们能够赶到英国人前几天的上风处，若不是“虔诚”号的笨拙行动，法舰可能早就摆脱了英舰（图27，B）。法军先头舰船首先到达并通过了迅速靠近的双方航线的交叉点，与此同时，英军的先头舰“马尔伯勒”号袭击了法军战列线中的第6艘和第10艘之间的舰船（说法不一）。当然，到这个时候，战斗已经开始了，法军战列线中的第9艘舰“勇敢”号于7时40分向“马尔伯勒”号进行还击。由于事先没有突破法军战列线的打算，英军先头舰“马尔伯勒”号遵守罗德尼的命令与法舰保持一定距离，并紧靠着敌军战列线在下风处航行，后面的舰船都一艘接一艘地跟随着它前进。这样，两个舰队的战斗恢复到了常见的和非决定性的阶段，它们以相反的船舷戗风航行，但风很小，所以在这种条件下可以进行比一般性战斗更为激烈的战斗，这些舰船以3至4节的速度“滑行”。因为法英两军的战列线在相遇点的南边再次岔开，所以德格拉斯发出了向西南偏南前进四个罗经点的信号，因而使其前卫（B，a）与英国舰队的后卫交战，并阻止后者到达他的未受损伤的后卫那里。但是，如果法军继续按其航向航行，他们将面临着两种危险。其航向南或西南偏南使其进入了多米尼加北端附近的无风区；风的易变性有可能使敌人由于风变为南风而穿越他们的战列线并占领上风，利用上风就可能迫使法军进行其政策所避免的决定性战斗。事实上，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德格拉斯于8时30分发出信号，命令各舰同时把舰艏转向下风，并以与英舰相同的舷戗风航行。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两支舰队靠的太近不能进行这种变换。然后，他用信号命令改变航向迎风航行，接着又下令舰艏转向下风，但是这也未能实现。9时5分，令人可怕的意外事情发生了；风向变成了南风，使所有尚未离开的法国舰船全都减慢了航速，这样也就使英国舰船能够紧贴法军在其下风航行（图27，C）。在“可畏”号上的罗德尼此时正在追击德格拉斯旗舰后面的第4艘舰。由于使船头转向新改变的风向，他穿过了法军的战列线，紧跟在其后面的5艘舰船也随他一起通过了法军的战列线（C，a），而几乎在同一时间和由于相同的原因，他后面的第6艘舰（C，b）与他并列着率先通过了法军舰船之间的缺口，全部英军后卫舰船也都跟着通过缺口。法军战列线就这样有两处被敌舰纵队突破，敌舰的队形很紧密迫使法国舰船靠向一边，尽管风并没有妨碍它们的活动。这样一来，构成战列线的各项原则，例如各舰应能相互支援，每艘舰船的位置互不干扰，不影响其对敌舰射击等，此时全被法国舰队破坏了。但是，排成纵队通过法军战列线缺口的两个英国分队仍然保持了构成战列线的这些优点。法国舰船除了被分割成几部分以外，还被插入的敌舰船纵队逼离到下风。由于法军这样被迫放弃了原来所排成的战列线，必须组成一条新的战列线并把被分割成三部分的舰船联合起来——这一战术在任何情况下实施起来都是很困难的，更何况重大事故已经严重地挫伤了士气，再加上面对着优势的敌人，这就更加困难了。敌人的队形虽然混乱，但处于较好的状态，而且他们已经感受到了胜利的喜悦。
图27 1782年4月12日罗德尼与德格拉斯之战
法国人并没有表现出重新组成战列线的真实意图。要重新联合倒是真的；但重新联合起来的只不过是一群混乱的逃跑舰船。由于风的变换和各分队的运动，到中午法国舰队已处于四分五裂状态（图27，D），主队（c）位于前卫（v）西北2海里处并在前卫（v）的下风，后卫（r）离主队更远并在其下风。此时，这两支舰队都遇上了无风和小阵风天气。下午1时30分，突然刮起一阵东风，于是，德格拉斯发信号命令重新以左舷戗风组成战列线；3时和4时之间，由于上述活动没有成功，他又用信号命令右舷戗风组成战列线。根据德格拉斯发出的两次信号和报道的中心内容都表现法军在战列线被突破之后，始终没能再组成战列线；所有的动机，尽管是不必要的，但迫使整个法国舰队驶向更下风处（D）。在这样的运动中，当然会出现损伤最重的舰船被丢在后面并被追击的英军一艘一艘地捕获的情况，英军追击时没有采用正规队形，因为没有那个必要，没有构成正规队形也能确保互相支援。下午6时刚过不久，德格拉斯的旗舰“巴黎市民”号降下了旗帜向挂着胡德爵士旗的“巴夫勒尔”号投降。法国报道说，当时有9艘敌舰船包围着它，毫无疑问，它已经战斗到了最后时刻。这艘旗舰的名字是用来纪念法国“巴黎”这个伟大城市的，它是这个城市献给国王的礼物。它的名字、它那异常庞大的船体和以前未有过法军舰队司令在战斗中被俘的事实，这一切的巧合使罗德尼的胜利更增添了光彩。此外，法军还有4艘其它战舰被俘， [ 原作者注：用“+”表示的是在战役的三个连续阶段（B、C、D）的每一阶段中被俘法国舰船的位置。 ] 非常奇怪的是在这些特别的舰船上发现了要用来攻克牙买加的全部炮兵辎重。
上述就是圣茨岛之战的主要特点，这次海战有时法国人称之为4月12日的多米尼加之战。过去在叙述时为了简明扼要，某些细节问题被删略了，但它们对问题的争论有所影响，现在必须进行补叙。当4月12日这一天开始的时候，法国舰队分的很散，不成任何队形。 [ 原作者注：当发出组成战列线的信号时，最上风的法国舰船距“巴黎市民”号的距离说法不同，约6-9海里。 ] 德格拉斯由于一心牵挂着“虔诚”号，使其在遂行各项指挥时，显得鲁莽轻率。以致在交战时没有组成适当的战列线。前卫舰船尚未进入阵位（B，a）。其余舰船也离它们的阵位很远，指挥后卫分队和最后交战的德沃德勒伊说，战列线是在敌军的步枪火力之下组成的。相反，英国舰船保持了良好的队形，唯一需要进行的调整就是把舰船之间的距离从2链缩小到1链（700英尺）。值得称赞的是英军突破法军战列线之举不是事先计划好的，而是由于风向变换，使一些法舰脱离队形，并因而增大了其间隔时临时决定的；另一方面，在罗德尼的舰群所穿越的缺口的北侧，法舰“王冠”号由于受惊以另一舷戗风改变航向就地转圈，从而更扩大了缺口（C，c）。查理斯·道格拉斯爵士说：“在旗舰所突破的地方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在突破口的北侧（即前面指出的c点）将4艘敌舰挤在一起，即或没有彼此碰撞，但彼此挨的很近，而且越挨越近。现在这4艘不幸的法舰集聚在一起，构成一个单一的巨大目标。同时遭到‘公爵’号、‘那慕尔’号和‘可畏’号（都是装有90门炮的舰船）的攻击，这些战舰的舷炮进行了几次齐射，弹无虚发，敌舰的伤亡一定很惨重。”“公爵”号（C，d）是紧靠着旗舰前面的舰，它曾在法舰下风跟随着它的领舰航行；但是，当它的舰长看到“可畏”号已经穿过了敌人的编队时，他也这样做，从那群混乱的法舰北面通过，从而把它们置于两边火力夹击之下。混乱舰群中一艘“高尚”号的航海日志提到，它是从位于其两侧的英军两艘三层甲板舰船的火力下通过的。
当法军战列线被突破之后，罗德尼就立即降下了组成战列线的信号旗，而升起了实施近战的旗子。与此同时命令其已经通过敌后卫舰继续北去的前卫折回，重新加入英军主队。因为这些前卫舰船是在法军火力下通过的，桅杆和帆都遭到严重损坏，因此未能迅速返回，耽误了一些时刻。罗德尼的旗舰和跟随他一起突破敌战列线的舰船调转船头折回。英军后卫在胡德指挥下，也不再向北航行，而去与主队会合，他们向上风航行了一段时间，后来由于风停了，它们在离舰队其余舰船相当远的地方无法继续航行。
后来，就罗德尼突破敌军战列线的聪明才智和荣誉应该归于谁的问题进行了多次辩论，其实后者无前紧要。据说，查理斯·道格拉斯爵士的儿子，罗德尼的参谋长提出了大量确凿的证据，这也是贬低对结果负全部责任者声望的唯一证据。它证明这个建议是道格拉斯提出的，而且经过几多波折好容易才取得罗德尼的同意。这次机动本身的价值比任何个人的荣誉问题都更为重要。有些人一直坚持认为，这次机动非但不是一次值得称赞的行动，而且是一次不幸之举，至于罗德尼的荣誉，与其说是应归功于他的英明抉择，倒不如说是迫于当时的形势。有些人争论说，最好还是继续在法军后卫之下风前进，这样，就可以使法军后卫受到英军整个舰队的火力袭击，而且英军的战列线应戗风改变航向，并对法军后卫实施迂回。这种争论很容易忘记在这样一次遭遇战之后，只有部分交战舰船能够戗风改变航向或转向任何方向，并且这部分舰船要追上早已通过的敌人定有许多困难，除非敌舰伤残严重影响其航行。所以，所建议的进攻是韦桑岛战斗的确切再现，这样真的会使两支舰队以相反航向相向而过，每个舰队都把其炮火分配在敌人整个战列线上，而无法竭尽全力把火力集中攻击敌战列线之一部分。可以并且必须承认，罗德尼改变航向的结果，是让法军11艘后卫舰船（D，r）向下风逃跑，它们只遭受了部分英舰的炮火袭击，而英军前卫早已差不多经历了整个法国舰队的炮火。然而这些被驱赶至下风的法军后卫舰，在一段不长但重要的时间里完全失去了战斗能力，如果德格拉斯没有被胡德分队在其前面3艘舰处切断战列线，被迫驶向下风去的话，这些法国后卫舰也一定会离开阵位去帮助舰队里的其他舰船。法军前面的13艘舰船遵照它们看到的最后信号正在紧靠风航行；同德格拉斯在一起的6艘舰船（C，e）如果没有被胡德分队拦截而转变方向的话，也会这样做的。所以罗德尼单独行动的结果是把法国的舰队分成间距6海里的两部分，并且，其中一部分毫无希望地驶到了下风。已经占领上风的英国舰船就会处于适当阵位轻而易举地“牵制”法国这11艘下风舰船，并且用绝对优势兵力包围法军的19艘上风舰船。由于法军战列线有两处突破口，实际情况就与一处被突破略有不同；与德格拉斯在一起的有6艘舰船的舰群正被置于其上风和下风分队之间，离上风分队2海里，距下风分队4海里（D）。对于英军来说，似乎的确没有必要坚持这种情况下的战术有利条件，甚至可以不顾穿过法军航行队形给其造成混乱所产生的心理作用。除此之外，从英舰通过法军航行队形时其枪炮的直接效应可推断出一个引人注目的教训。在5艘被俘舰船中有3艘的船尾被英军分队击穿。 [ 原作者注：其它两艘被俘的法国舰船是“巴黎市民”号和装有64门炮的“热情”号。挂着舰队司令旗的“巴黎市民”号处于孤立境地，自然成了集中在其周围的敌舰的追击目标。“热情”号是看到旗舰处于困境曾试图勇敢地从前卫的位置回到旗舰的舷侧，它好象受到了拦截。“热情”号是1779年在英吉利海峡被联合大舰队所俘获的唯一战利品。 ] 这次战斗不像两条平行战列线相向而过那样，每艘舰都会得到其前后舰船的支援，两条战列线相互射击和遭受攻击的情况是不相上下的，而这次英军穿插纵队通过时邻近的法舰要遭到该纵队各舰船的连续射击。当胡德率领的13艘舰成纵队从法军前卫的最后两艘舰“帝国”号和“威吓”号旁边通过时集中火力把它们完全摧毁了。与此同时，罗德尼的6艘舰用相同的方法从“光荣”号旁边通过并取得了相同的结果。这种以单列纵队通过敌纵队末端时对其实施集中射击与对敌军战列线的侧翼实施集中射击的效果是完全一致的，并且是非常有好处的。因为如能成功，则它的攻击力仍然是强有力的。如果迅速抓住有利条件，英军就可以在通过突破口时对两侧的法舰进行射击，正如像“可畏”号实际做的那样。但是，他当时仅仅用右舷炮射击，并且很可能许多人仍迟迟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机遇。因此，罗德尼所采取行动的结果必然是：（1）用攻击行动之兵力占领上风；（2）把炮火集中在敌编队的一部分舰船上；（3）插入到混乱和被分割的敌编队中去，敌舰队的混乱和分割状态可能并一定变的非常严重，从而在战术上提供了另一个有利时机。有人说如果法国人较为灵敏点的话，他们本来可以更快点联合，但是这种答辩是没有根据的。因为一次提供良好有利时机的机动不会由于可能遇到敌人的迅速行动而失去其功绩，不能像斗剑时的某一刺因为被对方适当避开而变得无价值。有这样的可能性，即拦截法军的后卫舰船使其改变航向，而其前卫却在继续前进，这样就会使法国舰队严重分割；这种行动还算是明智的，因为如果法军处理的好的话，被分割的两部分可能会联合的比其实际所做的更快。如果英军在通过敌后卫之后，由于选择了戗风改变航向的行动，跟踪追击就变成了跟着船尾追击，在此过程中，交战不分胜负的双方可能会两败俱伤。事实上，双方舰队中的伤残都是很严重的。
撇开两支舰队的战术处理情况，我们以看到，双方在装备上是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良好的装备就能给战术提供有利条件，这也是值得注意的。法军的舰船看起来较好，同级舰与同级舰相比，其舰炮的威力较大。查理斯·道格拉斯爵士是一位积极勤勉、足智多谋的杰出军官，他特别注意枪炮的详细情况，在舰炮威力方面，他估计33艘法国舰船比36艘英国舰船的威力大得多，约大出4艘装有84门舰炮战舰的威力；在法军失去“虔诚”号、“伊阿宋”号和“凯通”号之后，他估计法军仍然保持着相当于两艘装有74门舰炮战舰之优势。法国海军拉格拉维埃将军承认，在那个时代，法国的火炮一般都是大口径的。法国的舰船结构好、吃水较深，能够较好地航行和逆风换戗，这就在某种程度说明了德格拉斯能成功取得上风的原因。因为11日下午，英军旗舰的观察员在桅杆顶上只能看到法军主队的3、4艘舰船，而9日这艘英军旗舰却已经位于它们的射程之内了。由于不幸的“虔诚”号和“高尚”号的笨拙行动使德格拉斯失去了其优势地位，并证明了罗德尼坚持依靠法军这些接踵而至的灾祸来实现其目的是正确的。法国舰队从整体来看，很难说明其速度较快，因为尽管舰船的设计很好，但是用铜板包底在法国还没有象在英国那么普遍，所以在法军舰船中有几艘没有用铜板包底的旧船。 [ 原作者注：德沃德勒伊伯爵的公函。盖朗著《法国航海史》第五卷第513页。 ] 但是，英国军官认为法军的舰船航行性能较好，尽管上面提到的法舰驶出很远。这在某种程度上很可能是由于在9日的战斗中，罗德尼的舰船与数量上明显占优势的敌人进行激战后，有一小部舰船损坏较严重需停下进行修理而造成的。在叙述那次战斗时，我们已经指出，法军将敌我之间的间隔保持在其大口径火炮射程一半的距离上，其目的是使英军的战术优势失去作用，英军有许多臼炮和其它轻型大口径火炮，它们在近战中非常有效，但在较远的距离上就不能发挥作用。法军指挥9日那次进攻的副司令德·沃德勒伊明确地指出，如果他进入英军臼炮的射程之内，那么他的舰船上的索具和装备就会很快被炮火所毁坏。不管怎样评论拒不消灭处境如英军分队那样的敌人的作战方针，如果目标是阻止敌军的追击，从各个方面来看，在9日的战斗中，德·沃德勒伊的战术是没有什么可以争论的。他给敌人以重创，而使自己的战舰尽量避免遭受敌方火力的攻击。但是，在12日的战斗中，德格拉斯被诱入英军臼炮的射程之内，丧失了这种战术有利条件，不仅如此，由于冲动他丢弃了以往总的战略方针。英军的臼炮由于轻巧、便于迅速操作，发射葡萄弹和大口径炮弹，所以在近战时杀伤力很大，而在远距离就无用了。在后来一份急件中，德·沃德勒伊说：“这些新武器的作用在滑瞠枪射程之内是最致命的，正是这些新武器在4月12日使我们蒙受了极其严重的损失。”此外，火炮的射击法则也有一些革新，至少有几艘英舰是如此，他们通过提高精确度、发射速度和扩大射界，大大提高了英军舰炮的威力。当时英军采用了楔形驻退架，有了这种装置，瞄准手也可以实施发射；此外，炮架上装上了防盾，还使用了炮刷，有了上述这些革新，从而使舰炮能够更向前（后）配置，也就是说它们的射击复盖面比通常的要大。在单舰之间的作战中，由于它们在活动中不用考虑自身与舰队之间的关系位置，所以这些改进使英军总是能占领一个合适的阵位，在敌人还没有来得及还击的情况下就可把他们消灭。关于这种战术优势，还可举出一些引人注目的事例。在目前我们正在研究的舰队作战中，这些改革的好处是可以使舰炮的配置更加向舰船的两端延伸，这样当敌舰从我舰艏向舰尾方向通过时，就可以较长时间地对其实施跟踪射击。因此，使其可能遭到两倍或更多的炮弹袭击，并缩小了敌舰在通过我前后两舰时的安全界。这些海战都是过去的事了，其中的某些具体的作战方法现已不再适用，它们与装备有击针炮和鱼雷的条件下取得的更为现代化的经验毫不相同，但是它们所提供的教训是永远不会过时的。 [ 原作者注：参见1834年《陆海军杂志》第二部分，109页及后续部分。 ]
1782年4月12日的整个作战活动的确是贯穿着正确的军事理论原则。已经进行了详细叙述的有：坚持追踪，占领有利阵位，集中自己的兵力，分散敌人的力量，以及军事装备对战术产生有效的影响的某些很重要的小改革。一个根本不相信4月9日之战会影响4月12日之战的人，也一定不会坚决主张必须不放过一次彻底打败敌人的机会，法国舰队在被打败之后放弃了对牙买加的进攻。这清楚地说明，要达到最终目的的正确方法是战胜威胁他们的力量。至少现在还有待评论，其性质有些微妙，但对全部吸取这些事件的经验教训是很有必要的，即：如何扩大胜利战果和其对整个战争的影响。
帆船的桅杆和帆最易遭到破坏，换句话说，海军力量的主要特点即机动性最易受损。随着时间的流逝很难记起可能做了什么事或没做什么事。
航海日志不仅可能记录了舰船受到实际损坏的情况，而且也可能记录了修理方法、官兵的干劲和才能，这些情况都是因舰而异的。至于英国舰队之所以能在4月12日利用更有力的追击扩大其有利条件，我们认为，这是由于英军有两名最杰出的军官——副司令塞缪尔·胡德爵士和舰队的一位舰长或舰队司令的参谋长查理斯·道格拉斯爵士。胡德曾发表的意见说，可能会捕获20艘舰船，第二天他又对罗德尼这么说；而参谋长由于受挫和舰队司令接受其建议的态度使其蒙受奇耻大辱以致使他打算辞去他的职务。 [ 原作者注：参见1834年《陆海军杂志》第二部分，霍华德·道格拉斯爵士的信，还有一位作家写的《海军的发展》，塞缪尔·胡德爵士的信件尚未在这位作家面前公开。 ]
提忠告和批评容易，除了肩负责任的人以外，任何人都不会感到责任的份量；但是，如果不去冒险和努力，在战争中就不可能经常取得辉煌的战果。然而，根据法国的报道进行推断证明这两位将军的判断是准确无误的。罗德尼为自己没有实施追击进行辩解，其理由是：许多舰船已失去战斗能力和一场激烈的战斗结束之后，还有许多其它的事要做。接着，他还提出，如果他进行追击的话，“有26艘战列舰作为一个整体离去”的法国舰队那天夜间可能会做什么事？ [ 原作者注：《罗德尼传记》第二卷248页。 ] 如果考虑到法国舰队白天的表现，这些可能性更确切地说纯属他的想象。至于所谓的那个26艘战列舰群， [ 原作者注：总共只有25艘。 ] 在德格拉斯投降后，德·沃德勒伊发信号要残余的法舰集结在他的旗舰周围，第二天早晨他发现只有10艘和他在一起，并且在14日之前再也没有舰船加入他的舰群。在以后的几天里，前后又有5艘舰船与他会合。 [ 原作者注：《盖朗》第五卷511页。 ] 他与这些舰船一起驶往弗朗西斯角（今海地角）的集结点，在那里，他发现了其它舰船，使要进行修理的舰船总数达20艘。在那些参加过战斗的舰船中，还有5艘逃到了600海里远的库拉索岛，直到5月份才又加入编队。因此，“26艘战列舰群”实际上已不复存在；相反的是，法国舰队已被拆散的四分五裂，其中有几艘已经脱离了群体。关于英舰失去战斗力的情况，似乎没有什么理由认为英国舰队的损失比其敌人多而不是相当少；吉尔伯特·布兰爵士的一封信中有一种与此有关的叙述：
我们很难使法国军官们相信，我们的舰船给这位舰队司令所作的伤亡报告是真实的；其中有一位法国军官直截了当地反驳我，说我们向世界公布我军的损失统计数字通常都是虚假的。然后，我和他一起在“可畏”号甲板上走动，并让他查看有多少弹孔及其索具损失有多少，然后，问他这种损坏程度是否可能与死亡14人相对应，14人是我方的死亡数字，并且，除了“王橡”号和“君主”号以外，这是舰队中单舰最大的死亡数字。他……承认了我们的火炮对目标持续射击的时间比他们长，瞄准目标的情况也比他们强得多。 [ 原作者注：《罗德尼传记》第二卷246页。 ]
所以，对罗德尼没有全力趁机扩大有利条件不会有什么疑问了。在这次战役结束后不到5天，胡德分队被派往圣多明各，在那里，他们在莫纳海峡俘获了“伊阿宋”号和“凯通”号，这两艘舰是在此次战役之前分离开的，并正在驶往弗朗西斯角的途中。这些舰船和两艘与其在一起的小船是胜利之后的唯一收获。根据英军当时的兵力，这种由于过份谨慎而未能扩大战果的失策是罗德尼军事声誉上的一大污点，从而使他无法在那些功成名就的舰队司令中取得一席之地。他曾暂时挽救过牙买加；但是，他并没有消灭法国舰队，尽管他曾经有过这样的机会。像德格拉斯一样，他也被眼前的军事目标所蒙蔽，而看不到总的军事形势和支配这种形势的要素。
为了评价这种疏忽造成的后果和此次著名战役中实际存在的优柔寡断，我们必须将历史的车轮再向前推一年，听听1783年2月在国会进行的有关和平条款的辩论。对现内阁议定的条款有的赞成，有的指责，它们都涉及到对许多必须考虑到的事实的讨论；但争论的要点是，交战双方的财政和军事状况的对比是否有道理，或是否对英国来说继续进行战争，比忍受它已经做出的牺牲会更好。关于财政状况，尽管主张和平的人描绘的很悲观，但是，同现在不同国家的有关资源相比，当时英国的财政状况可能并不存在什么大问题。军事力量的问题实际上是海军力量的问题。内阁争论说，整个英国的兵力不足100艘帆船战舰，而法国和西班牙的海军共有140艘，还不算荷兰的舰船。
处于如此明显的劣势，我们从上次战役的经验中，或从下次战役我们力量的重新分配中可以得出什么样的成功之希望呢？在和约签字的那天，对方有40艘舰船停泊在加的斯湾，并载有16000人的部队，准备驶往西印度群岛，在那里，将有22艘舰船和它们会合，其中有12艘来自哈瓦那，10艘来自圣多明各，而我们在那个地区能与之对抗的战舰不可能超过46艘。难道我们不能非常理智地理解西印度群岛之战会以失去这支庞大的武装力量公开宣称的军事目标——牙买加而告终吗？ [ 原作者注：1783年鉴151页。 ]
上述论断一定出自一位公开宣称赞成签订和约的人。但是这些论断有许多需要斟酌之处。凯佩尔勋爵否定了可比数字叙述的准确性，他是同一政党的成员，不过，他刚担任了海军大臣不久，因为他不赞成这个条约，他便辞去了这个职务。 [ 原作者注：1783年鉴157页；《凯佩尔海军上将的传记》第二卷403页。 ] 在估计其它海军的真实力量时，英国的政治家和海军将领们必须要学会扣除大量表面虚假的力量。尽管对精神状态和装备情况的评价可能多么不一致，但是是罗德尼获得了全部胜利成果，与其说胜利是由于他自己的功绩倒不如说是由于机会，当然其功绩也是伟大不可否认的。
1809年发表的一封信，尽管没署名，但里面有吉尔伯特·布兰爵士所写的有力内部佐证，吉尔伯特·布兰是舰队医生，长期与罗德尼保持密切关系，在他最后一次巡航期间，罗德尼经常患病。这封信陈述道，这位舰队司令“对他在1782年4月12日的胜利满不在乎。”他更喜欢把他的荣誉寄于他1780年4月17日对戴吉尚的联合作战上，并且非常重视“用一支劣势舰队打败这样一位他认为是法军中最好的军官的那次战斗，他认为要不是他的舰长们不服从命令，这是一个他可能获得不朽声誉的机会。” [ 原作者注：《海军编年史》第二十五卷404页。 ] 几乎没有什么研究者想对罗德尼的这两次功绩之评估提出疑问，但是，命运注定他的荣誉取决于一次战果辉煌的战斗，但在这次战斗中，他自己贡献才能最少，而当他应该争取更大的胜利时他却没有去争取。他一生中，一次既能发挥他的才能又能取得胜利的最主要的战斗，即在圣文森特角外海消灭西班牙海军德兰加尔的舰队差不多已经被遗忘了。虽然，他被渲染为是一位素质极高的海军将领，但是无法与对孔弗兰追击的霍克相比。 [ 原作者注：参阅本书第十一章。当时还流传着一些闲话，认为舰队司令的功勋应该归于旗舰舰长杨格。许多年后吉尔伯特·布兰说：“当时太阳快要落山，是否继续进行追击成了问题。对此，舰队司令和舰长进行了讨论，那时我也在场。此后，舰队司令由于正受痛风病的困扰，所以决定仍坚持同一航向发出到下风交战的信号。”（1830年《陆海军杂志》）”。 ]
自从罗德尼被任命为舰队司令以来，已过去两年半的时间，在这期间，他曾取得几次重大胜利，如上所述，他俘虏了法国、西班牙和荷兰的舰队司令各一名。“在那个时候，他已使英国海军增加了12艘战列舰，而且全部是从敌人那里俘获的。此外，还摧毁了5艘敌舰；尤其是使整个胜利更异常引人注目的是，据说‘巴黎市民’号是任何国家的任何一位司令官都未曾俘获过的唯一的第一流战舰。”尽管他的贡献卓著，但是随着诺思勋爵内阁的倒台，当时英国严重的，甚至渗透陆海军中的党派派性把他给撤了， [ 原作者注：罗德尼是一位顽固的英国托利党党员。而几乎所有其他当时有名望的海军上将如著名的有凯佩尔、豪和巴林顿，都是辉格党党员——对英国海军力量来说，这是一个不幸的事实。 ] 在胜利的消息传来的时候，他的继承者，一位没有名气的人已经起航了。当时，英国的政局处于低谷和沮丧之中，胜利的消息激发了最大的欢乐，并平息了对这位舰队司令以前作战指挥中某些问题的责难。人们都不愿意听取批评，而乐意接受那些流传的种种经过夸大的战果的说法，没有人去思考为什么没能取得更大的胜利战果之事。人们的这种印象流行了很长时间。直至1830年，《罗德尼传记》一书首次出版时，还宣称，“4月12日的那次决定性的胜利已非常有效地削弱了法国海军的战斗力，他们再也无法同海洋帝国、大不列颠相对抗。”这纯属胡说八道，在1782年，这样讲是可以原谅的，但时隔多年经过冷静思考还这么说，那就不能原谅了。媾和谈判中之所以能获得有利条件是由于法国的财政困难，而不是由于使其海军遭到了屈辱。如果说和平鼓吹者们在争论时有关英国挽救不了牙买加的论点有些夸张，然而，英国已经无法通过武力收复根据条约规定归还给它的其它岛屿则是完全可能的。
对德格拉斯的回忆总是与他对美国的伟大贡献联系在一起。与其说是罗尚博，倒不如说是德格拉斯的名字代表着法国为这个年轻的共和国的独立斗争所给予的物质援助，如拉斐特的回忆那样，他在道义上的同情也表达的很适时。对于德格拉斯结束其戎马生涯的大灾之后的情况，美国的读者一定很感兴趣。
在“巴黎市民”号投降之后，德格拉斯随同英军的战利品一起被英国舰队带到了牙买加，罗德尼在那里进行了休整、重新装备其舰船，就这样，他作为一个俘虏出现在他曾欲征服的地方。5月19日，他离开该岛去英国时，仍然是一个俘虏。他受到了英国海军军官们和人民的善意、殷勤的款待。对于胜利者来说，给失败者这种待遇是容易作到的，而他个人的勇敢行为至少应该给予这种款待。据说，在伦敦，有好几次他没有拒绝在他住所的阳台上同呼喊勇敢法国人的群众见面。这种忽视其实际地位，且有失身份的行为自然激起了其法国同胞们的义愤；当他一点不留情面过分地指责其部下在不幸的4月12日的行为时，更激起了对他的义愤。
吉尔伯特·布兰爵士写道：
他对自己的不幸泰然处之，因为他说他觉得他已经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他没有把其不幸归因于他的力量不足，而是归因于其它舰上的军官们的卑鄙背弃行为。他给这些军官发过信号，要他们重新集合起来，甚至大声疾呼过，叫他们服从命令，但他们抛弃了他。” [ 原作者注：《罗德尼传记》第二卷242页。 ]
这些就是他在各种场合表述过的主要内容。战斗后的第二天，吉尔伯特·布兰在英国旗舰上写道，德格拉斯“把那天的不幸推到了他的大部分舰长的身上。有几位舰长没有执行他的信号；还有一些舰长，特别是紧挨着旗舰前后的‘朗格多克’号和‘王冠’号的舰长已经离弃了他。” [ 原作者注：《舍瓦利埃》311页。 ] 德格拉斯并没有局限于正式报告，在伦敦作俘虏期间，他还出版了几本起同样作用的小册子，并把它们向欧洲传播。法国政府很自然地认为没有充分的理由，一名军官不会这样破坏其部队的荣誉，所以决心查个水落石出，并严惩所有的犯罪者。“朗格多克”号和“王冠”号两艘的舰长一抵达法国，就被关押起来，并且把与本案有关的所有文件、航海日志等等都收集到一起。在这种情况下，当德格拉斯回到法国时，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发现没有一个人向他伸出援助之手。” [ 原作者注：凯尔盖朗，《1778年海战》。德格拉斯给凯尔盖朗的信，263页。 ] 这是不足为奇的。直到1784年初，所有的被告和证人才准备好在军事法庭出庭；但审判的结果估计是以最宽大的方式宣布，几乎每一个他所攻击的人完全无罪，而他们身上的缺点被认为是一种任性，仅仅处以轻微的惩罚。一位法国作家谨慎地评述说，“然而，在法庭面前，人们必然会说，一名指挥30艘战舰的舰队司令被俘是一个引起整个国家遗憾的历史性事件。” [ 原作者注：特鲁多，《海军》。值得注意的是，这位法国军舰队司令投降时，位于他附近的舰船中的“冥王星”号，虽然是最后面的一艘舰船，但是它驶抵旗舰附近前来救援，从而使它的舰长艾伯特·德略斯获得了很高的荣誉。 ] 至于这位舰队司令的作战指挥，法庭判决，12日早晨，“虔诚”号的危险尚未严重到可以证明如此长时间逼近上风是合理的；这艘失去战斗力的战舰遇上了微风，而当时在南面5海里以外的英国舰船处却没有风，并且，上午10时，微风就把“虔诚”号带进了巴斯特里。法庭还裁决，在所有舰船组成战列线之前，不该开始交战；最后一点，应该像英国舰队一样，逆风换戗，组成战列线，因为继续南驶，舰队就进入了多米尼加北端的无风和微风海区。 [ 原作者注：特鲁德，第二卷147页。 ]
德格拉斯对法庭的裁决极为不满，并轻率地写信给海军大臣，向法庭提出抗议，并要求重新审判。海军大臣收到其抗议之后，以国王的名义给予了答复。在对他几本发行很广的小册子本身，以及它们陈述的内容与法庭上证词完全矛盾进行了评论之后，海军大臣用下列几句很有份量的话结束了他的复信：
打败仗不能归因于自己下级军官 [ 原作者注：即单舰的指挥官。 ] 的错误。军事法庭裁决之后，你仍然放纵自己，用毫无根据的控诉损害了几位军官的名誉。在一种不幸结果的舆论中，为了自己清白，你也许可以从你的兵力不足，捉摸不定的战争命运和你没有控制住形势中找到借口。陛下愿意相信，为了防止那天的不幸你已经尽了一切努力；但是，他不能同样宽容你对他的那些海军军官们的种种不公正的已被撤消的指控，你对他们的种种不公正的指控行为陛下极为不满，他不愿意再见到你。我遗憾地向你传达他的命令，在这种情况下我本人建议你还是隐退回故乡为好。
德格拉斯死于1788年1月。他幸运的对手罗德尼被封为贵族，并被奖予养老金，他一直活到1792年。胡德也被封为贵族，他在早期的法国革命战争中表现出杰出的指挥才能，赢得了在他手下服过役的纳尔逊的热情赞成；但他同海军部的明显分歧使他退休了，未能来得及为他的荣誉增添新的光彩。他于1816年去世，享年92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