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5年的舰船和1780年的舰船基本上是一样的。无疑，发展和改进总是有的，但是这些变化只是程度方面的变化，并没有发生本质上的变化。不仅如此，20年前，在霍克及其同事们指挥下的舰队早就敢向比斯开湾的冬天挑战了。“在霍克的通信里，”他的传记作者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自己曾经对甚至在暴风雪的冬天能否在海上活动有过怀疑，而且认为这种活动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他的职责。他也并不怀疑他不久就能够‘很好地完成这项任务’。” [ 原作者注：巴勒斯：霍克勋爵的传记。 ] 如果有人强调当时法国海军的状况比霍克和纳尔逊时代的好，它的军官们的素质和训练也都比他们那个时代的强，那么就应该承认这个事实；但是，法国海军部不可能长期不知道这样的军官的数量仍然不足，以致严重地影响甲板勤务的质量，水兵也严重短缺，因此，必须用陆军战士补充缺员。至于西班牙海军的人员状况，没有理由使人相信会比15年后的好。纳尔逊在谈到西班牙把某些舰船送给法国时说，“我认为[西班牙人]不操纵这些舰船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些舰船由西班牙人操纵将是再次失掉它们的最简便的方法。”
然而，对弱方来说，使敌人舰船失去作用的最有把握的作法是对其所在港口实施监视。如果它们离港，就同它们交战，事实上，这是非常明显的问题，不需要进行更多争论。在欧洲，妨碍这样做的唯一的巨大障碍是法国和西班牙沿海的恶劣气象，尤其是在漫长的冬季的黑夜里。这种恶劣天气不仅有给弱方带来直接灾难的危险，即便坚固的、管理有素的舰船也几乎难以承受，而且还带来了持续的极度紧张，无论技术如何娴熟都无法避免这种状况，因此，需要大量的预备舰船和人员接替那些进厂修理的舰船，和替换伤病的船员。
如果封锁舰队能够在敌人必经航线的一侧找到一个合适的锚地，那么上述问题就大大地简化了，例如纳尔逊在1804年和1805年利用撒丁岛的马达莱纳湾、监视着土伦舰队——迫于他的许多舰船状况极差而采取的一种措施。所以，为了在风浪大作的天气里使靠近海岸的封锁分舰队抛锚，詹姆斯·索马雷兹爵士在1800年甚至使用了位于法国沿海的、距布雷斯特仅5海里的杜瓦尔讷内湾。从这个观点来看，不能认为普利茅斯和托贝的位置是完全令人满意的位置；它们不象马达莱纳湾，在敌人航线的侧翼上，倒像圣卢西亚一样，在敌人的大后方。但是，霍克证明，勤奋和良好的舰船操纵能够克服这种不利，正如后来罗德尼在暴风雨不大时也出现在阵位上。
英国海军部在使用所辖舰船时，把1778年的战争视为一个整体，使其在美国、印度和西印度群岛的海外分遣队与敌人保持在相等的水平上。在个别时候，也不完全是这样，但一般谈到舰船分配时，这种说法是正确的。而在欧洲，则恰恰相反，作为已提到的政策的必然结果，与法国和西班牙港口内的舰队相比，英国的舰队经常处于极大的劣势。因此，只能非常谨慎地用它实施进攻，并且依靠好运气，逐一迎击敌人；所以即使取得了代价很大的胜利，也要承担由于参战舰船暂时失去战斗力而导致的巨大风险，除非这是一场决定性的胜利，那就另当别论了。由此可见英国的本土舰队或海峡舰队由于既要作战，又要战胜暴风雨等恶劣天气，因此不能放开使用，并且被限制在本土沿海防御或对付敌人交通运输线之类的作战活动，连接直布罗陀海峡和地中海的交通线也需要依靠它们。
虽然印度离的很远，但对那里的政策也不能有例外。派到那里的舰船是为了留在那里，遇到突然紧急情况，它们可能既得不到增援，又不能被召回。这个战场本身就是孤立的。但是，应该把欧洲、北美洲和西印度群岛看作是一个大的战区，在整个战区内，战事都是互相关联的，战区不同部分的重要性或大或小，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密切的，所以对它们必须给予适当的注意。
假定作为交通线卫士的海军是战争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假定海军和那些被称之为交通线的川流不息的补给船只来源于本国，并且都集中在国内几个主要的军火库和兵工厂，那么将会出现如下两种情况：第一，处于防御地位的大不列颠的主要力量应该集中在那些军火库和兵工厂的跟前；第二，为了这样的集中，国外交通线不应该不必要地扩大，以防本来兵力就非常紧张的海军增派分遣队去保卫它们。与上述考虑不可分的任务是通过设防和其它的手段，加强交通线上的最重要的据点，以便使这些据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依靠舰队的保护，只需要每隔适当的时间得到军需供应和增援部队。例如，直布罗陀可完全满足这些条件，实际上，它是坚不可摧的，其库存的补给品可用很长时间。
如果上述理由正确，那么英国在美洲大陆部署的缺陷是很多的。他们占领了加拿大、哈利法克斯、纽约和纳拉甘西特湾，并且哈得孙河航线也在其控制之内，他们有能力孤立一大片地区，也许是决定性的地区。当时，法国舰队没有能力攻克纽约和纳拉甘西特湾，从而使当地的英国守备部队能稳妥地对付来自海上的进攻，并且把海军的任务减少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一旦一支敌军部队在欧洲逃脱了英国舰队的监视，并出现在美洲沿海，英国海军能在上述两个地方找到一个可靠的避难所。实际上英国不是这样做的，而是把驻扎在纽约的陆军进行两次分割，先分出一部分到切萨皮克，后又分出一部分到佐治亚，从而削弱了这两个港口的兵力，不用等到纳尔逊或法拉格特那样的舰队抵达就会陷落。分出去的两部分兵力都不很强，大都无法完成其面前的任务。英军进行两次分割后，如果敌军控制海洋，利用这种有利条件必然会插入英陆军被分割的各部之间，如果英陆军不被分开，也就不用强行通过因此在陆上形成的障碍。由于这两部分陆军之间的交通线完全依靠海军，所以海军的任务随着交通线的不断增加而增加。由于必须执行保护海港和保护所延长的交通线的双重任务，因而英国必须加强在美洲的分遣队，所以也就相应地削弱了在欧洲的一些决定性要点上的海军力量。因此，英军南征的直接后果是，当法国的德埃斯坦于1779年出现在美洲海岸时，英军就匆忙放弃了纳拉甘西特湾，因为克林顿没有足够的力量能同时保卫纳拉甘西特湾和纽约这两个地方。 [ 原作者注：对此罗德尼说：“撤离罗德岛是可能采取的最不幸的措施。这样撤离，就放弃了美洲最好和最雄伟的港口，从该港出发，几个分舰队在48小时内就可以封锁波士顿、纽约和费城三个北美的主要城市。”这封写给海军大臣的信值得一读。（《罗德尼传记》第二卷429页）。 ]
在西印度群岛，摆在英国政府面前的问题不是去征服叛乱的领地，而是要保留对一些小而富饶的岛屿的使用权；保持自己对这些岛屿的占有，并保持它们的自由贸易，尽量使其免遭敌人的劫掠。无庸赘叙，这就要求海上兵力优于敌舰队和单个巡航舰船——当时称之为“通商破坏舰”。因为无论如何警惕都不可能把对方的所有舰船限制在港内，所以在西印度群岛海区必须由英国的快速帆船和轻型船只进行巡逻；但是，如果可能的话，避开法国舰队肯定要比用英国舰队去制止它要好得多。因为现场英国舰队的兵力仅仅与法军相等，而且有时还少于法军。当英国舰队的力量小于法军而处于劣势时，限于防御的英军总是易于受到损失。实际上，由于突然袭击，英国的大部分岛屿一个接一个地丢失了，并且港口岸炮火力多次限制了它的舰队的活动，而它的敌人当发现自己处于劣势的时候，能够期待援军，并且知道在等待援军期间不会发生任何使之担心的事情。 [ 原作者注：由于这位英国舰队司令的幸运冒险和技巧以及具有很大优势的法国舰队司令方面的无能，因此，圣卢西亚的丢失并不妨碍这种说法。 ]
这种困境并不只局限于西印度群岛，因为这些岛屿距美洲大陆很近，使得进攻一方总可以在防御一方能够对其目的确有把握之前联合两个海区的舰队；尽管这种联合行动在一定程度上需要熟悉气象和季节变化情况，但是，1780年和1781年的一些事件说明，英国这位最有能力的舰队司令对此感到茫然不解，他的部署虽然有毛病，但却反映出他的思想的易变性。英帝国的繁荣主要依靠贸易，在各种情况下，困境是防御一方所共有的，当把对贸易的关心追加于这种困境时，必须承认这位英国舰队司令在西印度群岛的任务既不轻松，也不简单。
在欧洲，由于缺少象在西半球那样一些大的分遣队，英国本土和直布罗陀的安全都受到了严重威胁，梅诺卡岛的丢失也可能归因于此。当66艘同盟国的战列舰船面对英国唯一能够纠集起来的35艘舰船，并把它们赶进了自己的港口时，实现拿破仑所提出的对英吉利海峡的控制并成为英国的主人是毫无疑问的。30天来，组成法国分遣队的30艘舰船一直在比斯开湾内游弋，等待行动迟缓的西班牙人到来；但是它们并没有受到英国舰队的干扰。由于同英国的交通运输中断，直布罗陀不只一次濒临饥饿的边缘；对直布罗陀之解救不是由于英国政府正确部署了海军兵力，而是由于英国的军官们娴熟的技术和西班牙人的无能。在最后一次重要的援救中，豪勋爵的舰队只有34艘舰船，而同盟国则有49艘。
那么，在使英国烦恼的众多难题中，比较好的行动方针是什么呢？是让敌人自由离港，而在每个暴露的阵位上保持一支足够的海军力量，尽力去对付他；还是在极度困难的形势下，努力监视敌方在其本土的兵工厂，而不是徒劳地希望制止每次袭击；或是截击每支护航运输船队，并期望挫败较大的联合行动，以及紧紧地追赶任何逃离的大舰队呢？这样的监视一定不要和封锁混淆在一起，经常性的定期监视是合适的，但定期时间不要很准确。“我特此奉告阁下，”纳尔逊写道，“我从来就没有封锁住土伦港；恰恰相反，而是给敌人提供每一个出海机会；因为我们相信实现我们国家的希望的地方正是在海上。”他又写道，“只要法国舰队一心想离港，那么任何办法都不可能使它们留在土伦和布雷斯特。”虽然这种说法多少有点夸大，但是企图把它们封锁在港内的确是毫无希望的。纳尔逊所希望的是通过在它们的港口附近适当地部署足够的监视舰船，以了解它们出航的时间和航向，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想“跟踪它们至地球的另一面。”他在另一次写道，“我相信，由法国舰船组成的费罗尔分舰队将驶往地中海。如果它同土伦舰队会合，在数量上会大大地超过我们；但是我决不会放过它们，并且在费罗尔外海指挥英国分舰队的佩洛会立即跟踪它们。”所以在那次持续时间很长的战争中，经常发生下列情况，即由于执行封锁任务的舰队强调气象恶劣而暂时撤离，或由于指挥官方面的错误判断，经常使法国海军分队逃掉；但是英方很快就接到报警，它派出的许多快速帆船中有几艘发现了它们，并进行跟踪以便弄清它们可能要去的目的地，把情报从一处传到另一处，从一个舰队传到另一个舰队，很快就会有一个兵力相等的分队跟踪它们。要的话，“一直跟踪到地球的另一面”。根据法国历届政府对海军的传统使用，由于出去远征不是同敌舰队作战，而是有着“最终目的”，慌忙的离开和紧随的追击，即使对一个单独的分队来说，也决不可能不受干扰而有条不紊地去执行所制定的计划，而较大的联合行动则取决于各个不同港口的分队之联合，这些分队对较大的联合行动来说是绝对必要的。1799年，法国的布吕埃斯率领25艘战列舰离开布雷斯特的冒险性巡航、消息传播之迅速、激动人心的作战活动和英国人的个别错误、法国计划的受挫、 [ 原作者注：法国革命政府五人执政内阁给布吕埃斯制定的战役计划不可能遂行；由于法西两国的分舰队推迟延误会合，使英国在地中海集结了66艘舰船。特鲁德第三卷158页。 ] 追击之靠近、 [ 原作者注：在布吕埃斯统帅下，法西两国联合起来的分舰队返回了布雷斯特，它们只比从地中海一直跟踪它们的基思勋爵早到了24小时。（詹姆斯《大不列颠海军史》）。 ] 1805年米西埃西率领法国舰队从罗什福尔悄悄地溜走、1806年维洛尔兹和勒赛居斯的分队从布雷斯特逃走——所有这些和伟大的特拉法加角战役一起都可以被提出来，按照这里所提示的方法作为一种有趣的海军战略进行研究；另一方面，1798年的战役尽管以尼罗河口之战的辉煌胜利而结束，但是可以把它作为英国政策接连失败的一个实例，其失败原因是法国远征军起航时，英国在土伦港前面已经没有兵力了，并且分配给纳尔逊的快速帆船也数量不多。1808年冈托姆在地中海的9周巡航也说明，即使在这样狭窄的海域里，因为没有一支强大的监视力量，要控制一支已让它出海的舰队也是很困难的。
图28 北大西洋
从1778年的战争中列举不出任何类似的例子来，虽然英国这个古老的君主国没有掩盖舰队活动暗中是由这个帝国严格的军事专制驱使的。在两次值得纪念的事件中，英国都处于防御地位。但是，战争初，它放弃了敌对港口附近的第一道防线，而是把舰队分派到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帝国领地，以尽力保护那些地方。我们在试图说明一项政策的不足之处时，同时也要承认另一项政策的困难和危险。另一项政策是承认海军是形势的关键，当海洋既将战区分割成各个不同部分，同时又将它们联结在一起的情况下，该政策的目的就是通过把敌海军封锁在港内，或迫使其交战来缩短战争时间并决定战争结局。这就要求有一支数量相等和效能占优势的海军，分配给这支海军一个有限的作战海区，其范围应缩小到能使占领此海区的几个分舰队进行互相支援。兵力被这样分配之后，凭着技术和监视来拦截或袭击出海的敌人分队。它通过对敌方舰队的进攻来保卫遥远的领地和贸易，由此可以看出谁是真正的敌人，自己的主要军事攻击目标是什么。因为靠近本国港口，那些需要修理的舰船的接替和轮换可以不失时机地完成，同时也减少了对缺乏物资的海外基地的要求。为使另一项政策有成效，要求海军在数量上占优势，其原因是不同的分队相距太远，不能相互支援。因此，每个分队一定要同任何可能联合对付它的力量相等。这就是说，每个分队在每个地方对它实际上所要对付的敌人的力量都要占优势，其原因是敌人可能会得到意外的增援。尽管英国人在每个地方都努力争取使自己的兵力与敌军的兵力相等，但是他们在国外和欧洲经常处于劣势，这个事实说明，在兵力上不占优势时，这样一种防御战略是多么不可行和多么危险呀！1778年豪在纽约、1779年拜伦在格林纳达、1781年格雷夫斯在切萨皮克湾附近海面，1781年胡德在马提尼克岛和1782年他在圣基茨岛，他们都处于劣势，而在欧洲同盟国的舰队在数量上也大大超过了英国。一些经不起海上风浪的舰船，与其冒船员和舰船本身日益增加损伤之危险，倒不如把它们派回国而减少力量，因为殖民地的修船厂能力有限，不横渡大西洋不能进行大修，结果是一些不适于航行的舰船都被留下来了。关于这两种战略的代价比较，问题不仅是在相同的时间内哪一个代价更大，而是通过其有效的作战活动哪一种最可能缩短战争的问题。
同盟国的军事政策与英国的军事政策相比易受到更严厉的谴责，这是因为众所周知同盟国是攻方，事实上攻方要比守方有利。当同盟国克服了最初进行力量联合的困难时——并且已经目睹了大不列颠任何时候都不曾严重地妨碍它们联合——同盟国可以自由选择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间和如何用其数量上的优势进行攻击。然而它们是怎样利用这个公认的非常有利的条件呢？它们用蚕食的方法进攻英帝国的外围，并且用它们的脑袋去碰直布罗陀这块坚硬的岩石。法国作出了最认真的军事努力，把一个分舰队和一个师的部队派到了美国，想使实际上已经在那里的兵力数量增加一倍。因此，在一年稍多一点的时间里，使英国看到同殖民地对抗是没有希望的，便结束了对其力量的牵制，这种牵制对它的对手一直是最有利的。在西印度群岛，小岛一个接一个地被攻陷，一般来说，都是在英国舰队不在的时候，轻而易举地被占领的。这就说明了如能对英国舰队取得决定性胜利，则整个问题便可获得最彻底的解决；但是，尽管法国曾经有过许多次机会，可它从未寻求通过进攻英国这支决定一切的部队和简单方法来解决这个难题。西班牙在佛罗里达按其自己的方法行事，用一支绝对优势的兵力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这种胜利没有什么军事价值。在欧洲，英国政府所采取的计划使其海军力量在数量上年复一年地处于毫无希望的劣势；但同盟国所计划的作战活动似乎没有打算消灭英国的海军。在德比分舰队的30艘帆船战列舰被同盟国的49艘舰船围困在托贝敞开锚地的关键时刻，战争委员会作出了不对其进行攻击的结论，集中体现了联合海军作战行动的特点。为了进一步阻挠英国人在欧洲起作用，西班牙长时间顽固地坚持把它的舰队束缚在直布罗陀附近海区内；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实事求是地承认这个事实，即在直布罗陀海峡或英吉利海峡或在公海上，对英国海军进行一次严重打击是攻克直布罗陀这座要塞最可靠的方法。这个要塞曾不只一次处于饥饿的边缘。
在实施进攻战的过程中，同盟国宫廷内部产生了分歧和猜疑，严重妨碍了绝大部分海军的联合行动。看起来，西班牙的行为显得比较自私几乎是不讲信义的；法国的行为还是忠实于同盟的，并且从军事上来看，也是比较正确的，主张两国真诚合作，步调一致地对付精心挑选的主要共同军事攻击目标，进而推进实现两国的目的。还必须承认，众多迹象表明，同盟国方面，特别是西班牙在行政管理和战备方面效能极差；人员素质无法与英国相比。 [ 原作者注：这种说法并没有忽视许多法国军官们的职业造诣高，由于优秀人员的数量不足，搀杂了低劣成分削弱了人员素质。“由于1779年战役的若干事件，我们的船员素质已经受到了严重影响。1780年初由于人员缺额较大，因此毋需裁减一些舰船或在船员的编制中增加陆军士兵的比例。部长采用了后者。从陆军抽调的几个新组建的团交海军安排支配。在战争初期，军官人数本来就与编制相距甚远，随着战争的进展，更越来越显得严重不足。海军少将戴吉尚在配备其分舰队的人员时，在军官和船员方面都遇到了极大的困难。2月3日他率领人员配备极差的舰船出海，就象他在写给部长的信中谈到的那样，”（舍瓦利埃《法国海军史》184页。）“在上次战争（1778年战争）期间，在向舰船提供军官方面遇到了最大的困难。即便当时任命舰队司令、分舰队司令和舰长都较容易，但无法补充因死亡、生病或因少尉至上尉等下级军官的提升而引起的空缺。”（舍瓦利埃：《法兰西共和国的海军》20页。） ] 不过，虽然行政管理和战备问题具有极其深远的军事意义和重要性，但是，这些问题和同盟国宫廷在选择和攻击其目标以及为了达成其战争目的所采用的战略计划及作战方案是根本不同的。对它们进行仔细调查不但会不必要地拖长讨论，而且由于纠缠一些不必要的与本讨论题无关的细节，会混淆战略问题。
关于战略问题，可以简要地提及一下体现海军政策主要错误的“心怀鬼胎”这个成语。“心怀鬼胎”使同盟国的希望落空，因为一心向往着这个不可告人的目的，为此采取了各种自私自利的作法。热中于自己考虑的目的——或更确切地说，致力于虽重要但对其最终目的只有部分益处——使他们视而不见可以有把握地达到目的的唯一办法。因此，就战争的结果来说，他们处处都没有达到目的。再次引用前面的概述，同盟国的目的是“为它们各自遭受的损失进行报复，和结束英国声称要维持在海洋上的专制帝国。”它们已经进行的报复对它们自己并没有好处。它们通过解放美国已经伤害了英国，当时的一代人也是这样认为的；但它们并没有把直布罗陀和牙买加这两个地方夺回来，英国舰队并没有受到任何会使其减少傲慢自信心的惩处，北方强国的武装中立 [ 译者注：1780-1783年北欧的俄国、丹麦和瑞典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为保护中立国商船的航行安全而建立的联盟。 ] 没有取得任何效果而自行终止了，英帝国在海洋上不久将变得比以前更加专横。
与英军相比，同盟国舰队在战备、行政管理和人员军事素质等方面均不如对方，它仅仅依仗数量上无可争辩的巨大优势。除此以外，我们还必须提出作战指导思想这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请大家注意，即同盟国虽然处于攻势，而英国处于守势，但是同盟国的舰队在英国海军面前所取的态势总是防御性的。在较大的战略联合方面和在战场上，同盟国的海军看起来都没有真正打算使用数量上的优势去摧毁敌人的舰队，进而使数量上的悬殊不断扩大，并通过消灭支撑这个海上帝国的有组织的力量去推翻它。除了絮弗昂唯一的光辉事例外，同盟国海军不是逃避战斗就是被迫应战。它们从没有主动向英国海军挑战。然而，只要英国海军这样在海洋上巡航不受任何惩罚，不但不能保证如屡次发生的那样不使法国战役的最终目标受挫，而且总有这样的可能性，即由于某次幸运的机会，通过取得一次重要胜利，英国的海军就会恢复力量的平衡。没有这样做是英国政府的一个失误。但是，如果英国由于其失误使它的欧洲舰队到那时为止仍不如同盟国的舰队的话，那么同盟国由于没有利用这个错误从中渔利而应受到更多的责备。采取攻势的较强大的一方，不能因为防御的一方由于担心许多点，而使兵力过于分散成为自己茫然不知所措的借口，因为这种茫然是毫无道理的。
在这里，作战方针再次表现出法国人的民族偏见，并受到最后一次批评。这种民族偏见看来是当时法国政府和海军军官们所共有的，它是法国海军作战方针的要害，依照作者的看法，它也是法国海军没有使他们的国家从此次战争中取得更多的重大胜利的关键所在。以一大批造诣很高并具骑士风度的法国海军将军，为了他们的崇高事业毫无怨言地接受了如此不重要的任务，来说明一种固有的传统在人们头脑中已多么牢固，是很有教益的。如果这些批评是正确的话，也包含着一种警告，即目前的意见和似乎可能产生的影响应该总是经得起检验的，因为如果它们是错误的话，那肯定会招致失败，也许会造成灾难。
当时，法国官员们所持的一种主要看法，现在在美国广为流传，那就是有效破坏贸易是战争的主要依靠，尤其是在对付象大不列颠这样的贸易国家的更是如此。一位著名军官、拉穆性-皮魁奈特写道，“我认为征服英国人十拿九稳的方法是攻击他们的贸易。”大家都会承认，通过严重干扰一个国家的贸易，会给它带来烦恼和灾难。无疑，这是海战的一种最重要的辅助性作战活动，在战争停止之前，不可能放弃这种破坏贸易的活动；但是，把它看成是一种足以摧毁敌人的主要的和基本的措施，可能是一种错觉，而当它披着便宜的迷人外衣被提供给一个民族的代表们时，可能是一种最危险的错觉。尤其令人误入歧途的是，把破坏贸易对准象英国那样的海上强国，须知海上强国必备的两个条件是，分布广泛、兴旺发达的贸易和强大的海军。如果一个国家象西班牙那样，把财源和产业收入集中在几艘运宝船上，则其军费来源可能因受到攻击而被切断。但是，当财宝都分散在数以千计的往来船只上，当这种体系像一颗大树，它的根子扩散到四面八方并且扎的很深的时候，它就能经得起许多次剧烈的震动，即或失去许多大的树枝也不会危及到生命。只有通过军事控制海洋，通过对贸易战略中心的长期控制，破坏贸易的攻击才可能是致命的； [ 原作者注：英国商业的主要中心位于大不列颠岛周围水域；由于联合王国现在上要依靠海外供应粮食，所以法国的位置最有利于用破坏贸易干扰它，因为法国离的近，而且在大西洋和北海都有它的港口。这些法国私掠船过去，从这些港口出发，去劫掠英国的船只，现在这个位置比以前强多了，瑟堡是一个海峡良港，这是法国在过去几次战争中所没有的。另一方面，蒸汽船和铁路已经使联合王国北海岸上的港口更能发挥作用了，因此，英国海运船只不需要象以前那样都集中在英吉利海峡附近了。去年（1888年）夏天，在英吉利海峡进行的巡洋舰演习中，对捕捉私掠船已非常重视。美国一定会记得过去这样的巡航舰船都是在其本国港口附近活动的。蒸汽舰船煤的供应线可能长达200海里；要维持这些舰船离本国3000海里的活动将是非常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供应煤或诸如清理船底或进行必要的修理所用的一些设备对大不列颠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是否有邻近的中立国可向其提供也是很值得怀疑的。单独的巡航舰船破坏贸易的活动取决于广泛散布的兵力。通过一个大舰队控制一个战略中心的破坏贸易活动取决于兵力的集中把破坏贸易看作是主要的而不是辅助性活动，但是几个世纪的经验谴责了把破坏贸易活动中作为主要的活动，并且证明了把破坏贸易作为辅助活动是有道理的。 ] 只有通过与一支强大的海军进行战斗并战胜它，才能从它那儿夺得上述的控制。二百年来，英国一直是世界上强大的贸易国家。战时像和平时期一样，它比其它国家更多地把财富托付于海洋。然而，在所有的国家中，它是最不愿意承认贸易豁免权和中立国权利的国家。不把贸易豁免权看作是一个权利问题，而看作是一个政策问题，历史已经证明这种不愿意是有道理的；因此，如果英国保持着足够的海军力量，无疑，将来会重复过去的教训。
1783年1月20日，大不列颠和同盟国的宫廷在凡尔赛初签了结束此次大战的和平协议。早在两个月前，大不列颠和美国委员会的委员们之间已经达成了一个承认美国独立的协议。这是此次战争的伟大成果。至于在欧洲的交战国之间，大不列颠从法国人手中收回了除多巴哥岛以外它在西印度群岛曾丢失的全部领地，但是放弃了圣卢西亚岛。法国在印度的军事基地也得到了恢复；因为亭可马里被敌人占着，所以英国不能反对把它归还给荷兰，但它拒绝割让内盖佩姆。英国把佛罗里达半岛、佛罗里达群岛和梅诺卡岛交还给西班牙，如果西班牙的海军有足够的力量维持占领梅诺卡岛，这对英国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损失；事实上，在下一次战争中，梅诺卡岛又落入到大不列颠之手。对非洲西海岸上的一些贸易站也进行了某种不重要的再分配。
这些安排本身并不重要，唯一需要根据这些安排进行评述的是，在任何一次未来的战争中，这些安排是否能保持持久不变完全取决于海上力量的均衡，取决于使战争不曾确立任何有结论性的东西的海洋帝国。
1783年9月3日，在凡尔赛正式签定了和平条约。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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