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电台宣传说我们之间有分歧，这纯属无稽之谈，徒添聒噪而已。他们想离间我们，在戈尔巴乔夫与利加乔夫之间，在雅科夫列夫与利加乔夫之间，以及在其他人之间制造对立。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1987年10月21日
我们没有宗派之争，没有改革派与保守派之分，但有些人特别希望我们这样。
——叶戈尔·利加乔夫1988年7月1日
我与雅科夫列夫第一次公开的冲突应追溯到1987年秋。
——叶戈尔·利加乔夫1991年
1987年夏，戈尔巴乔夫赢得了中央委员会对政治改革总体规划的支持。这项总体规划旨在为经济改革创造条件。许多细节不为外人所详，但“民主化”这个新口号似乎已不再只是说说而已。一些新思想，诸如通过选择候选人以及无记名投票来进行真正意义上的选举，诸如提高政治透明度等，若真能开花结果那就意味着变化。
这年7月份，我到华盛顿进行就任大使以来的第一次述职，其间我汇报说戈尔巴乔夫一直都面临着强大的抵制力量，不过他似乎每次都能渡过难关。依我当时的观察，虽然没有迹象表明他的领导地位受到了动摇，但我预测他在实施改革的过程中将面临严峻的考验。尽管如此，当时我仍认为他会在政策上取得胜利，并将着手为改革构筑立法框架，一步一步地清除资深官僚中的最顽固分子。但改革能否带来经济发展，其前景并不明朗。大众是没有耐心的，我当时预测在未来的三五年内仍将困难不断。
从“右”到“左”
叶戈尔·利加乔夫，这位戈尔巴乔夫政府中的共产党二号人物，很快就被拥护激进改革的苏联知识分子看成是改革的死敌，一些评论家指责他为新斯大林主义分子。
然而，这并不正确。利加乔夫绝不是一个斯大林主义者，他尤其不希望回到红色恐怖时代。他的家庭深受大清洗之苦。他的岳父是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手下的一名将军，1937年被克格勃的前任头子草率处死。而且，他本人由于与一位“专政对象”的女儿结婚，年轻时一直为此背着黑锅。
利加乔夫不可能是个斯大林主义者，从某种程度上说，他甚至还是一位改革家。他希望能给经济带来更高的效率，铲除党内早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就已形成的顽疾——腐败现象，希望能有个更加有力的宣传机器来鼓动他认可的这些改革。
然而，利加乔夫认为只有依靠共产党才能进行富有成效的改革。他赞成采取措施，使党更加讲究效率，更加实事求是。但对任何会削弱党对社会的控制，降低党的威信的举措持反对的态度。他坚持认为宣传媒介应在党所控制的范围之内活动，“家丑”不可外扬。
他也许是1987年苏联政治局内唯一一位仍然坚信国家的内外政策应立于马克思“阶级斗争”概念基础之上的委员。
他为人坚决果敢，常在党的非公开会议上慷慨陈词，表述自己的观点。尽管他与戈尔巴乔大的磨擦自1987年以来与日俱增，但戈尔巴乔夫对他所争辩的观点还是予以认真考虑的。毕竟，戈尔巴乔夫在其整个政治生涯中受到了这些观点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利加乔夫不常与外国人接触。然而，他在1987年春担任当时仅充橡皮图章的苏联议会对外事务委员会主席期间接见了由众议院发言人吉姆·怀特率领的美国代表团。我当时刚赴莫斯科出任［110］大使不久，也有幸参加了这次会见。
会见是在位于莫斯科老广场的一座建筑物内的一个会议室里举行的，这里是苏共中央委员会工作人员的办公地点。会议大厅布置得像一间教室，每把椅子前面配有一张桌子。很显然，这样安排是为了记笔记的方便。
利加乔夫向客人们阐述了实施改革的目标。然而，在这方面他与戈尔巴乔夫的观点大相径庭，但他矢口否认在党的高层领导内部存在着不同的声音。他强调改革是客观必要的，不依赖于具体某个人。他一再认为党内那些不能适应变化的官员应予以撤职。
很明显，在利加乔夫看来，改革的中心思想就是在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对管理制度进行改革。他所提倡的那些诸如企业“自筹资金”、提高工厂管理的自主性、增加机器制造业的投资等具体改革措施听起来同以前流产的一些计划没什么不同。
他谈到了提高透明度以及民主化的必要性，但他又认为这种民主早就在苏联扎下了根。十月革命创造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权利与经济权利，它们是苏联民主的基础，那种认为苏联民主才刚刚开始的观点是错误的。单就民族问题而言，利加乔夫认为100多个民族和睦相处这本身就说明了苏联的体制是“有史以来在这个问题上最完美的”体制。虽然他承认时而也出现一些问题，譬如去年12月的阿拉木图骚乱，但认为这并不是由于错误的民族政策所致，而是由于社会的一些恶瘤——腐败现象、裙带风以及“投机倒把”——所引发的。
他认为可以通过党的更加严格的控制来解决这些问题，反酗酒运动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他说三年来饮酒量减少了一半多，而且，工作缺勤现象也少了一半。另外，死亡统计数字表明，1986年的死亡人数少于1985年的35.4万人。
利加乔夫在阐明他的观点时说，他所认定的改革应由一个廉洁而又强大的共产党来领导，可在官方意识形态不做重大变更的情况下予以实施。实质上，利加乔夫的改革观点属于“安德罗波夫计划”，即不进行戈尔巴乔夫已经开始规划的政治体制改革。他当时对外界也许否认这一点，但他事实上却反对戈尔巴乔夫于1987年提出的政治改革步骤。他们之间的分歧因该年戈尔巴乔夫采纳更加激进的改革方案而扩大。
到1987年，戈尔巴乔夫阵线中的最活跃人士当属时任莫斯科党组织主要负责人的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他满腔热情地拥护政治改革，结交广泛，完全没有党的高级官员那种典型的令人敬而远之的高傲态度。他偶尔出门还乘坐地铁，时常微服私访，逛商店、下车间，还不时参加工人们的劳动，与他们一起装卸货物。
当时商店经理常私匿商品而不在货架上出售，此事一旦被叶利钦发现，他（或她）就大难临头了，可能当场予以免职。当时在苏联由于商店物品的定价比黑市低，国营商店工作人员私存物品以便到黑市上去牟取高价之利是司空见惯的现象。
有关叶利钦的评论很快风行莫斯科大街小巷。在市民们眼中，这位莫斯科市党组织的新领导看起来不像他的前任，他是“我们大家的一员”——真诚而又随和，和我们一样挤乘公共交通工具，参加我们的体力劳动，对日常不良现象了如指掌，并下定决心消灭它们。对于莫斯科人来说，叶利钦很快成了传奇式的人物，他向人们切实证明了改革不是走过场。
但是，传播媒介却很少报道叶利钦的事迹。除非是正式场合的需要，媒介几乎对他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因为比起以前，传媒在1986年与1987年这两年里已经变得更加活跃，为什么叶利钦颇具新闻价值的行为却被媒介所忽视呢？
当然，只有天真的人才会这样发问。如果真的有人向一般市民提出这个问题，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因为‘他们’不希望我们了解他。”
“他们”不说也清楚。“他们”就是那些国家的统治者，党的决策人物。
“我们”与“他们”的斗争构成了生活的全部。
不过，内部的人会更加直截了当地挑明，禁止媒介报道叶利钦的“古怪”行为的人来自上面，来自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本人。叶利钦就任莫斯科党主席不到几个月的时间，《真理报》编辑维克多·阿法纳西耶夫就告诉同事说，他已经接到戈尔巴乔夫的指令，对叶利钦的报道要淡化处理，《真理报》不要鼓动叶利钦去进行他的“煽情行为”。
不久，监督传媒的中央委员会宣传部就被委以此任，致力于淡化对叶利钦的报道。莫斯科党组织自己的报纸《莫斯科真理报》的编辑米哈伊尔·波尔托拉宁是叶利钦的同盟军，他后来告诉我说那时总有人打电话给他，谴责他对叶利钦报道太多。压力越来越大，1987年8月波尔托拉宁的《莫斯科真理报》刊登了叶利钦的一份长篇报告，但没署名叶利钦，这是叶利钦在莫斯科市党组织里做的一个报告。
1986年和1987年时，苏联市民有充分理由不相信他们自己的传媒报道。传播媒介抵制报道事实上也帮助树立了叶利钦在民众中的形象，因为有关叶利钦的事迹在民众中口耳相传，造就了他英雄般超常的品德。如果官方媒介一直对他进行吹捧的话，民众也就不会信任他了。
我与叶利钦的第一次接触是在1987年8月，当时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特里·桑福德和保尔·萨班斯来访莫斯科市。此时，政治局大多数委员都去度假了，叶利钦没去，他作为高级官员接待了我们。会谈持续了两个小时，他在各种话题上打破常规的言谈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
他谈话不用提醒，不用看笔记，他向客人列举了九条即需纠正的“消极现象”。其中政治方面占了一大半：言论自由的控制、民主的缺乏、党群关系的脱离、政治领导层中集体习惯（也即团体合作精神）的丧失以及外交政策的僵硬。其余的是有关经济方面的不良现象，如新技术应用缓慢，重视重工业而忽视了消费品的生产，缺少激励机制，容忍平庸，等等。
尽管国内问题是叶利钦关注的主要对象，他的言谈同时也表明他对正在进行的美苏军控谈判中的原则性问题也相当熟悉。他迫切希望通过谈判促成协议的签订。他说：“这样的协议对于改革的实施是必不可少的。”
当时我突发奇想，若换了利加乔夫，他决不会像叶利钦那样谈论党群关系的脱离；换了戈尔巴乔夫，也不会谈论集体合作精神的丧失。尽管叶利钦的谈话都是以一党专政制度下的社会主义建设为前提，都是以他称之为回归“真正列宁主义”的主旨为前提，但他着重强调了被其他人所忽视的或者——至少在公开场合和在外国人面前——所否认的一些因素。
比如说戈尔巴乔夫，他虽然也会毫无疑问地认为与美国达成军控协议对改革是必要的，但他不会如此坦诚地表达出来。他的立场是，美苏两国都需要裁军，都会从中受益，即便美国采取不合作的态度，苏联也完全有能力靠自己的力量实施改革。
同盟产生裂痕
1987年9月下旬，包括我们在内的驻莫斯科外交使团都接到一份请柬，邀请大使们去市党委的政教大楼与莫斯科市党组织的第一书记会面。政教大楼靠近莫斯科市百老汇商业路内环，自从它对外开放以来，已逐渐解除了对外国外交官员的限制，至少对来自非共产党国家的外交人员来说是这样。有机会到苏共的党员干部培训基地去参观并再次同叶利钦交谈，对我来说这机会不可抗拒，我欣然前往。
虽然这次会见的目的是为了向驻地使馆的负责人员阐述莫斯科城市的未来发展规划，但叶利钦却谈到了整个国家的发展进程。他指出目前“改革处于非常时期”，正处在从建议到具体实施的过渡阶段。社会压力很大，人民迫不及待地要享受成果。如果经理们、政治领袖们不能适应改革的要求，他认为，应该予以免职。他还描述了他对莫斯科党组织进行全面改革的情况。
在会后走廊的闲谈中，我发现一些外交同行们感到叶利钦用词夸大，如“非常时期”等，他们认为情况并未危急到用这种语言的地步。
然而，在我看来事情似乎确实不那么简单。毕竟，戈尔巴乔夫当时一直告诉民众说改革已经走上正轨，最困难的时期已过，改革正在开始带来积极的结果。但对叶利钦而言，危机依然存在，因为当时改革只是刚开始由决策阶段向实施阶段过渡。我当时认为叶利钦的分析更能说明问题。会厅里除叶利钦本人之外，没有人知道就在20几天之前他给当时还在黑海度假的戈尔巴乔夫写了封信。据后来他出版的回忆录记载，他当时在信中严辞斥责了利加乔夫的总体工作作风，特别是对莫斯科党组织事务的干预。他同时还未指名地提到在政治局里还有其他一些委员反对真正的改革，他预感所有这一切会导向酷似他们曾一度想竭力解决的勃列日涅夫“停滞”状态。他最后请求解除他作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所担当的职责以及莫斯科党组织第一书记的职务。
两人不久就此展开了争论。后来戈尔巴乔夫公开声称叶利钦已经同意等十月革命70周年庆典之后再与他商讨这个问题。但叶利钦在他的回忆录中对此却予以否认，并说戈尔巴乔夫当时只是告诉他等“以后”再同他商谈这个问题。
可是，这一等就是1个月。10月下旬召开了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这时叶利钦主意已定，决定不与戈尔巴乔夫商讨就直接将这一问题带到中央委员会上去。就在戈尔巴乔夫准备结束这次全体会议时，叶利钦向与会代表重申了他对党的书记处的指责，指责它仍未按照最近做出的决定改变其工作作风，人们也因此开始对改革失去信心。他再次请求免去他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所有职责。
戈尔巴乔夫对叶利钦的这次干预极端愤慨，他故意曲解叶利钦的批评，谴责叶利钦有狼子野心，号召大家就此展开讨论。在这位领袖的授意之下，代表们纷纷起来斥责叶利钦。27人中只有美加研究所所长格奥尔基·阿尔巴托夫一人言词比较温和。
尽管叶利钦一再重申他支持改革，否认他自己想分裂中央委员会，尽管他为自己选择了一个不当的时机谈论这个问题的行为而抱歉，但戈尔巴乔夫仍然施加压力对他进行批判，还一再歪曲他的发言。
例如，叶利钦说“一些政治局成员”对戈尔巴乔夫与改革的赞扬是虚情假意的，戈尔巴乔夫就打断他的话，指责他对整个政治局培育“个人崇拜”（斯大林主义的代称）的指责是政治上的无知。而实际上，叶利钦并没有指责整个政治局，他只是说有某些政治局成员阳奉阴违，当面赞美戈尔巴乔夫，而背后却试图破坏他的政策。
戈尔巴乔夫继续对他对叶利钦滔滔不绝的责难，不让叶利钦有申辩的机会。当有人高呼叶利钦只考虑一己之利时，戈尔巴乔夫接过这个话题说：
我也有同感。而且，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们也都了解你。对你来说，只有莫斯科围着你转还远远不够。你是不是想中央委员会也以你为中心？你想要的就是这个，对不对？..
把个人的野心凌驾于党的利益之上，凌驾于我们共同的事业之上，这是一种多么极端的自我主义！
会议结束时通过的决议宣布叶利钦对会议的干预为“政治性错误”，并责令政治局以及莫斯科市党的委员会针对全会上所发生的一切对叶利钦的辞职行为采取行动。
这场冲突没有报道，怕破坏了十月革命的庆祝气氛。
第二天，当国务卿舒尔茨来会见戈尔巴乔夫讨论其访美计划时，戈尔巴乔夫情绪非常低落，会谈也没有达成任何峰会协议。精于看人的舒尔茨断定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他对我说戈尔巴乔夫总是向他提醒，说有一个打不败的拳手，他傲慢、自恃。但当时的情形不同。那时戈尔巴乔夫似乎知道该如何出击。后来还是谢瓦尔德纳泽到华盛顿才解决了戈尔巴乔夫与舒尔茨会谈时未完结的问题，他们很快重新确定了两国领导人的会谈事宜。与此同时，关于中央委员会内江的谣言开始蔓延。几天之内外国报纸就登出了事情的主要内幕，接着又通过外国电台反馈到苏联。
莫斯科人惊讶万分：难道叶利钦真要被撤销职务？果真如此，这对戈尔巴乔夫所从事的改革来说意味着什么？人们发现叶利钦虽依然与其他领导人一道出席正式的庆典活动，但与他们已不像往常那样小声交谈。
在一次克里姆林宫为外国使团安排的招待会上，我竭力想从中发现蛛丝马迹。大厅里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成员同他们的客人各聚一处，那时想同苏联领导人随便聊聊是不太可能的。叶利钦没有与他的政治局同事们完全站在一起，脸上浮现的笑容也不很自然，他不时倒换双脚，改变站姿，活像一个挨了老师批评的学生。当他看见我时，热情地朝我挥着手，脸上的微笑犹如孩童般天真烂漫。不过，他没有试图走过来与我攀谈几句。我完全理解。如果真像谣言所说的那样，他所要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私下里与美国大使好好谈谈。
两天后，风传叶利钦患了重病——有人说他犯了心脏病——但是当时所提倡的公开性还未开明到足以让媒介对此做些报道的程度。11月13日，《真理报》正式证实叶利钦已被莫斯科党委除名。会议记录公开发表，以便让市民们了解戈尔巴乔夫对叶利钦的指责以及叶利钦本人的几乎语无伦次且不打自招的应答。
叶利钦后来说他当时是被戈尔巴乔夫从病床上召去参加会议的。他的医生一开始不让他出院，但后来在戈尔巴乔夫的命令之下才不得已把叶利钦运送到会场，并给他灌了一肚子止痛片。在这种状态下，叶利钦几乎意识不到他正在说些什么。
据叶利钦的回忆，戈尔巴乔夫当时曾直接告诉他不会再允许他重新活跃干政坛。不过，戈尔巴乔夫并没有完全抛弃叶利钦。尽管未曾出现抗议游行，但多数民众，尤其是莫斯科的民众，认同的是叶利钦进行的改革。叶利钦被革除领导职务之后，报界收到了雪片般的抗议信。这些信件虽没公布于众，但都及时送交戈尔巴乔夫过目。如果叶利钦成了人们心目中的烈士，那么戈尔巴乔夫就很难说服民众相信他正在从事的正是他所承诺的那个改革。
因此，他为叶利钦安排了一个体面的但却没有什么实权的官职。
当宣布叶利钦的新的任命时，我们正在一位名叫祖拉布·采列捷利的格鲁吉亚画家的画室里与他共进晚餐。电视上说将播出一项声明，我们大家都围坐在电视机前，那迫切的心情就如同美国人丢下一桌丰盛的晚餐来观看第七届世界棒球巡回赛最后一站的比赛。
当听到播音员宣读官方声明说鲍里斯·叶利钦被任命为部长级职务国家建设委员会第一副主席时，我们大家面面相觑，表情复杂，既感到轻松又感到失望。叶利钦毕竟没被完全忽视，这多少令人欣慰；但这职位形同虚设，又多少令人失望。沉默片刻，一个客人苦笑着说，“还是个部长，我看这只能更糟。”
是的，情形更加不妙。但当时萦绕在我的同行朋友们以及许多苏联人脑海中的问题是，为什么叶利钦被人免除了高级领导职务。如果说领导人想致力于他们所声称的政治改革，叶利钦所做的又有何过错？
有关10月全会上的冲突的官方文件直到一年半以后才公开发表，是以小册子形式发行的会议摘要。局外人很难凭此断定它的可信度。众所周知，克格勃为了证明某一特定观点很会制造“证据”。
然而，即便如此，人们还是难以置信，戈尔巴乔夫如此大发雷霆仅仅是因为叶利钦偏激的讲话。毕竟，他们所争论的焦点只不过在于实施改革的速度以及苏共书记处直接管理州市的权限等问题。尽管叶利钦加快改革步伐的迫切要求在戈尔巴乔夫看来不理智，并在与同僚打交道时或许缺乏技巧，但他已经成了改革的卓而不群的象征，已经成了向公众保证当时所发起的改革不再只是一场昙花一现、转瞬即逝的“运动”的主要担保人。在失宠的叶利钦眼里，戈尔巴乔夫破坏了他自己倡导的改革计划。
戈尔巴乔夫的助手们为了给他们搞掉叶利钦的动机涂脂抹粉，散布谣言说叶利钦破坏了与戈尔巴乔夫早先达成的一项协议，他曾同意等到11月7日庆典过后才与戈尔巴乔夫商讨他的处境问题。他们还说叶利钦严重低毁戈尔巴乔夫，以致戈尔巴乔夫不得不免除他的职务，以表明掌权的究竟是谁。有些人断定戈尔巴乔夫此番举措加强而非消弱了他的政治地位。
此间流传的叶利钦在中央委员会上的讲话概要，其中有一段言论是批评赖莎·戈尔巴乔娃干预莫斯科党内事务的。若果真如此，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戈尔巴乔夫对叶利钦的暴怒则是可以理解的。他有理由认为在党的正式会议上批评他的妻子是完全不合适的。
然而，在公开出版发行的文件中却没有包含这段有关赖莎的言论，并且，有好几位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向我保证说，叶利钦的讲话里确实没有此番言论。事实似乎是叶利钦的讲话既不针对戈尔巴乔夫，也不针对他的妻子。这份出版物丝毫也没有解释戈尔巴乔夫之所以如此猛烈抨击叶利钦，之所以如此恶意曲解叶利钦的观点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尽管中央委员会里的保守派——在委员会中占大多数——不喜欢叶利钦，但如果戈尔巴乔夫真心想挽救叶利钦的话，也易如反掌。戈尔巴乔夫可以这样说：“叶利钦同志所谈及的问题我们应该加以考虑。尽管我对他的某些观点持有异议，尤其是他的有关人身攻击的言论，但他认为我们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应落实到行动中去，在这方面我与他深有同感。我认为不经过进一步的商讨我们还不能接受叶利钦的辞呈，我建议我们在下一次会议上对此做出决定。”
如果戈尔巴乔夫当时采用了这样的措辞，中央委员会无疑会默认的。叶利钦也许仍然是个麻烦，但已经可以控制他了，而且叶利钦的存在也是对冥顽不化的保守派的有力掣肘。
1987年10月的这场风波是戈尔巴乔夫从政期间犯下的第一桩大错。嫉妒使他头昏眼迷。他把具有领袖魅力的助手看成是潜在的对手，而不是难得的合作伙伴。这种嫉妒心理不仅进一步恶化了他与叶利钦的关系，而且使他在挑选助手时只选择那些无力与他相抗衡的弱者。然而，这些弱者最终还是背叛了他。
“右派”的迎头反击
搞掉了叶利钦（部分也是出于叶利钦本人的意愿），那些志在阻止政治改革的保守派们认为夺取优势的时机已经成熟。1988年3月，戈尔巴乔夫与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计划出访，戈尔巴乔夫访问南斯拉夫，雅科夫列夫访问蒙古。利加乔夫临时负责党的书记处的工作，当时书记处仍负责监督新闻界的工作。突然有一天，《苏维埃俄罗斯报》这份因与党内保守派关系密切而臭名昭著的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恶毒诅咒改革者。
这篇文章形式上是一封“信”，出自列宁格勒一位名叫尼娜·安德烈耶娃的女教师之手，它占了报纸的整整一个版面。通篇充斥着责骂与影射，具有典型的斯大林主义最黑暗时期的文风。她运用当年斯大林意识形态上的心腹安德烈·日丹诺夫（也是列宁格勒人氏）的文笔遗风，把批评过去的行为斥之为变节，谴责对诸如多党体制和宗教自由之类的“资产阶级”价值观的辩论，顽固坚持“阶级斗争”的观点，认为这是维系国家政策的唯一可靠基础。她维护斯大林的功绩，称那些聚集在反斯大林口号之下的人们是被十月革命镇压了的阶级的后裔。日丹诺夫在1948年这个血雨腥风的意识形态大镇压的年代里演说时所使用的反犹太主义的精典语句，她直接借用来为她的这封“信”添枝加叶。
据报道，这封来“信”原本更长，根据来自上面的指示，由《苏维埃俄罗斯报》的工作人员提炼重写。有谣言说利加乔夫授意刊登了这篇文章。这不仅是因为他当时负责书记处的工作，而且他与该报的总编关系非同一般。文章见报后，他还在一次编辑招待会上对此大加赞扬。
然而，利加乔夫断然否认他与此事有染，尽管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后，他承认赞成其中的某些观点，如要求严格控制对苏联历史阴暗面报道的观点他深表赞同。他一直强调对“揭示家丑”的出版物如《星火》和《莫斯科新闻》的控制要更加严格，这些出版物以暴露斯大林的过错为专长，公开刊登一些自然灾害的情况，公开呼吁人们注意党的不合理的特权。
此“信”甫一发表，好几个州市的党组织便要求对该信进行“研究”，列宁格勒的党领导更是乐此不疲。
这些反应完全是通常的配合性行动，而且，许多人将其看作是要求对党宣誓效忠的信号，就是说，如果他们愿在即将召开的党的夏季大会之前表达保守的观点，是会受到保护的。
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以及改革家们都认定这篇文章是以运动的形式进行的公开反扑，目的是要葬送1987年开始的政治改革事业。1992年，戈尔巴乔夫在同我的一次私人谈话中回忆说，在1988年和1989年他无法使改革的步伐迈得更快，“他们处处与我作对。1987年我竭力说服他们，他们才对我的部分改革措施正式表示支持。可我一转身，发生了什么呢？他们拿尼娜·安德烈耶娃来袭击我”。
不管谁在背后唆使，反正这场尼娜·安德烈耶娃闹剧无异于引火烧身。戈尔巴乔夫从南斯拉夫一回来，就要求政治局连续两天就这篇文章展开讨论。戈尔巴乔夫1993年公开发表的有关这两天会议的纪要表明，当时戈尔巴乔夫以“这篇文章应被看成是反对改革的讲坛”这样的评语开始了讨论会，他说他怀疑没有人指点，尼娜·安德烈耶娃是写不出这篇东西的。他说，令他担忧的不是这篇东西的出现，而是它曾被党的官员看作是具有权威性的文章而加以推荐。
从这份纪要来看，当时只有雅科夫列夫和谢瓦尔德纳泽果敢地谴责了尼娜的这篇文章。葛罗米柯甚至试图为它辩解，说这是对媒介中出现的“种种诬蔑”的回应。不过，所有发言的人都赞成政治局首先必须步调一致，同心同德；为了党的团结，要在党报上发表有说服力的文章来驳斥尼娜的这封“信”。从当时的会议记录来看，利加乔夫要么未出席会议，要么未发言。
1988年4月5日，《真理报》刊登了一篇未署名文章（实际上是雅科夫列夫写的），执行了政治局做出的决定，文中对安德烈耶娃信中的观点一一驳斥。几天后，《苏维埃俄罗斯报》被迫在头版为发表该文表示道歉。
戈尔巴乔夫重新确立了主导地位，但观察家们却不敢保证他是否能够控制即将召开的苏共大会。1941年斯大林曾召开过一次这样的大会，之后就再也没有举行过。斯大林死后，党代会每五年举行一次。尽管依照党的章程，中央委员会只要需要就可随时召开这样的大会，但当时还不清楚这样的大会究竟能有多大的权威。
戈尔巴乔夫打算举行苏共大会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是为了通过一个更加权威性的决议，以支持他的改革观点，因为中央委员会的赞同还不够权威；其二是为了改组中央委员会。他1987年1月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曾提出要召开一次苏共大会，但这个建议直到6月全会时才得以通过。这表明即便是召开这样的大会也有人从中作梗。
一旦改革进入政治领域，中央委员会里的争论就会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戈尔巴乔夫很少能在这种情况下如愿以偿。要使改革实现它的民主化目标，戈尔巴乔夫要么有一个惟命是从的中央委员会，要么想办法绕开党的所有机构。第十九次苏共大会首先就是一次这样的尝试。
当规定只有党代会才有权为中央委员会选举新成员时，戈尔巴乔夫就已经输掉了这场改组中央委员会的战斗。大会上他只能作些有限的变动，使候选人晋升为正式成员，至于从外面引进新成员则是不可能的。
不过情况又发生了一些变化。安德烈耶娃事件之后，亚历山大·亚科夫列夫悄悄地取代了利加乔夫的职位，负责意识形态工作。这样，才可能在他的督导下完成实质性的提议工作。1988年5月这些提议出台后，成了大会讨论的“议题”。
当这些议题公开发表时，我正在赫尔辛基准备就即将举行的两国首脑会谈向里根总统做情况简述。这时我收到了从莫斯科发来的关于大会议题的俄文文本，并返回旅馆去翻阅，相信这不是什么机密文件，可以带出去，不受什么限制。我当时以为这里面不会有什么令人意外的新东西，大致浏览一下，就足够简述时引用了。其内容很可能是罗列一些早已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以及在戈尔巴乔夫的讲话中讨论过的改革方案而已。
可等我翻开一看才发现情况不是这样，新内容比比皆是，我兴奋不已。我从未在一份共产党官方文件中看到对诸如保护公民权利、权力分散、司法独立、在证明有罪之前先作无罪假设等原则给予如此广泛的重视。
有些“议题”似乎是从美国宪法中翻译过来的。除了“社会主义”这个词外，文件与《共产党宣言》、甚至与《资本论》几乎没有一点联系。有关“社会主义”的那些苏联惯用提法也不见了。从某种程度而言，“议题”所谈论的更接近于欧洲的社会民主。
第二天上午，我在总统下榻的饭店的一个房间里向总统一行就莫斯科当前政治局势进行了汇报，这是我的工作。会谈房间的隔音效果由安全专家进行了专门处理，以防我们的谈话被偷听。我先简报了苏共大会将要讨论的“议题”。之后，我对总统说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苏联将会以一个崭新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尽管这些“议题”离我们的民主标准还欠缺一些，但却蕴育着这个国家的自由的种子。如果言论、新闻、集会的自由得到了保障，如果多党选举和无记名投票得以进行，如果司法独立原则得到了合法的确立，那么我敢说共产党一党专政将会很快寿终正寝。
当然，制定这样的目标不等于马上就能实现——也许根本实现不了，但在官方文件中声明这些目标其本身就是向民主程序的建立迈了重要的一步。共产党官僚机构或许会抵制真正的变革，但拥有投票权的明达的公众有可能会施加强大的压力，推进变革。
有一点当时我还不知道，那就是戈尔巴乔夫还想走得更远。他曾为政治多元化以及修改宪法允许建立多党制施加过压力，但政治局否决了他的要求。据当时以观察家身份出席会议的阿尔卡基·沃尔斯基介绍，会上只有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以及维塔利·沃罗特尼科夫赞同戈尔巴乔夫的意见，直到两年多以后共产党才同意结束一党专政。
不管怎样，即便是在政治局通过的压缩文本中，这些“议题”也清晰地表明戈尔巴乔夫肯定接受了我们的四部分议程的内容。争取为人权提供保护的斗争，争取使国家更加民主开放的斗争已经成了改革的明确组成部分。
在红场上亲吻小孩
罗纳德·里根1988年莫斯科之行是尼克松1974年会见勃列日涅夫之后美国总统首次出访苏联。里根的出访给苏联公众留下了远比尼克松出访更为深刻的印象。毕竟，就在五年前这位总统还宣称苏联为魔鬼帝国，而现在他却来到了这里，并带来了两国关系业已走上正轨且应继续下去的信息。
戈尔巴乔夫需要里根的支持和访问，以向人们证明他的外交政策富有成效。一次成功的首脑会谈会给他召开苏共大会带来强劲势头。戈尔巴乔夫希望这次大会能够通过比他从自己的助手那儿所能得到的更为激进的改革方案。
就在里根总统到达莫斯科的时候，美国参议院批准了“中导条约”，从而使双方能够举行批准书的交换仪式。这消息令人鼓舞，表明美苏关系正朝着一个建设性的方向迈进，同时也表明裁减军备不仅不会削弱反而会加强苏联安全。瓦季姆·扎格拉金也不用再为来不及逃命就遭到致命的打击而担忧了。
当然，里根的支持也为他自己攫取了好处：可以更加坚定地促使人权与民主成为戈尔巴乔夫改革计划中优先考虑的课题。甚至在与戈尔巴乔夫举行实质性的会谈之前，里根就在斯帕索宫接见了一群受排挤者和持不同政见者，并在其后的讲话中强调有必要建立民主机制，有必要保护个人权利。
在作家俱乐部里，里根与来自不同领域的知识分子共进午餐，他专门提到了作家索尔仁尼琴，说他的著作至今还没有出版。当我们离开俱乐部时，《新世界》的主编谢尔盖·扎尼金把我拉到一边说：“你告诉总统，我们同意他的观点。我们至今还没有出版《古拉格群岛》，这是一个耻辱。我们会很快付梓印刷的。我将负责办好这件事。”他说到做到，那年年底之前索尔仁尼琴的杰作就以连载的形式出现在一份发行量超过100万份的杂志上。
在莫斯科大学，里根对自由大加颂扬，他的演讲使大学生如醉如狂。他对他们说，进步的钥匙“就是自由——思想自由、信息自由、交流自由”。为表明政治与经济的自由同俄国的传统不相矛盾，里根还引用了俄国哲学家罗蒙诺索夫的名言：“开拓现代化时代的人们，他们是创业者，面对未知世界，他们有胆有识，敢于冒险，充满自信。”这位俄国哲人与伏尔泰以及本杰明·富兰克林同处一个年代，莫斯科大学也因他而闻名。就像1984年夏在华盛顿呼吁扩大美苏文化交流时一样，里根总统在结束他的演讲时，再一次描述了他所梦萦魂牵的世界：在这里没有旅行的障碍，在这里没有思想交流的障碍。他的年轻的听众为之欢欣鼓舞，掌声经久不息。在一次会谈间隙期间，这两位领导人漫步到红场上。广场上行人稀少，克格勃安全人员已使游人退避三舍。不过，他们在广场上还是遇到了一对抱着孩子的夫妇，里根向他们问好，并抱了抱小孩，这并不仅仅是政治家在镜头前的惯常行为，这一次它还有着更为深刻的含义。除了在苏联的“中心”履行政治活动仪式，总统同时还想传递这样的信息：是人类的品德使我们大家走到了一起，他不再是与一个充满敌意的对手打交道，而是与这样的人类打交道，他们同我们一样，正为探索一条通向和平的和更加繁荣的生活之路而奋斗。
在里根结束这次访问回国之前，我和丽贝卡临时参加了由加州企业家阿曼德·哈默在莫斯科的分部举行的饯行晚会。晚会上洋溢着节日的气氛，尤其是应邀而来的苏联客人更是喜气洋洋。我的一个诗人朋友安德烈·沃兹涅先斯基兴高采烈地说：“里根的来访是苏联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他早在1985年就通过我的介绍结识了里根总统。我当时告诉他说，总统听了你的吹捧后会很高兴的，他对我的话表示抗议，他说“我不是在夸大其词”，里根总统的讲话与姿态鼓舞了全苏联的改革者。俄国的知识分子向来对他们自己国家吸收民主的能力表示怀疑，但里根对改革者们表示了信心，虽然他对苏联的现状并非闭目塞听。这就激励了苏联人民起来结束他们在传统政治中无所作为的状态，去掌握自己未来的命运。
安德烈过于兴奋的话语确实有点言过其实。从来就没有哪一个民族的自信因某一位政治家的访问而受到根本影响，从而改变它的历史进程。当然，他的话也不无道理。里根对苏联民主的鼓动适逢关键时刻，他早些时候对共产主义严肃的谴责也使他的鼓动言词具有了可信性，这是并不那么直率的人士难以做到的。
他的影响也是久远的。1989年12月，这时里根已经卸任，距他的莫斯科之行也已有八个月之久，可是在一次民意测验中仍有16.5％的苏联市民把里根看作当年最有影响的风云人物，排在他之前的只有戈尔巴乔夫与萨哈罗夫；里根不但名列当时的美国总统乔治·布什之前，而且还位于获得当年3月选举大胜的鲍里斯·叶利钦之前。
当然，里根1988年对莫斯科的访问对苏联的政治产生了最直接的影响：在为关键的第十九届苏共全会做最后准备的阶段，加强了戈尔巴乔夫的地位。
苏共代表大会
当苏共大会开幕时，戈尔巴乔夫拿出了一项令人吃惊的建议：在各级政府机关，从地方到中央，乃至整个国家，党政高级职位由一人担任。这一思想似乎同党与行政及所选议会职能分开的总体目标背道而驰。而且，它几乎不可能结束党的干部对经济管理的直接干涉。
鉴于这些原因，许多改革者反对此项建议。有些人认为这是非常自私的表现。如果通过这项建议，也就意味着允许戈尔巴乔夫在当选议会主席后身兼党政要职，既可保住党的总书记之职，又可担当政府元首。
我对他们的反对表示理解。如果改革真能奏效，共产党将不得不放弃它对这个国家的束缚。真正意义上的选举就会不失时机地为这样的变化提供动力。但如果党政要职由同一人担任，党很显然仍大权在握。总之，这条建议将会给真正的民主运动带来阻碍。
然而，戈尔巴乔夫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他要与之打交道的是苏联共产党。那些地方与州里的党的官员不愿意把权力移交给选出的议会，不甘心从此退出政治舞台，因此，希望他们在这方面给予合作是天真的。
戈尔巴乔夫的讨好性的建议促使那些固执的官僚们产主幻想，不管怎样，正反两方面他们都可能保住权势：虽然新苏维埃的行动可不受党的直接监督，但党的领导人可身兼二职，并保住他们作为所在州、市或地区“头号人物”的个人地位。
但若果真这样，改革会走向何处？除非实现真正的权力转移，不然，改革毫无意义。对于这个问题，戈尔巴乔夫只做了间接的回答，但细心的听众已注意到了他建议中可能存在的“陷阱”。确实，这条建议允许党的主席去竟选相应地区的（苏维埃）议会主席，如果他获胜，他将身担双职。
但换言之，若这位党主席竞选议会主席失利，那么党组织就会不得不对他是否能够胜任党主席一职“做出恰如其分的结论”。在这种情况下，当选的主席就有可能取代各级党的第一书记的职位，因为那些人已无法凭借自己的权力赢得选举。
当时确有一些第一书记们担忧，一旦这种建议实施后，有可能出现上述后果，但绝大多数的党的官员对此不屑一虑，对即将到来的选举充满信心。他们以往在各自的选区总能获得99.73％“选票”的支持，这次选举最起码也能获取51％的选票！
我当时想，戈尔巴乔夫这么做要么是要放弃他的政治改革计划，要么是要把党的官员推进有史以来的最惊心动魄的角逐之中。对此，只有选举本身才能给出答案。击败那些身居要职的党的官员所需的选举公平度，所需的选举透明度足够充分吗？党会任用凭借自己实力在竟选中获胜的人员来取代落选的党的官员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们就会看到历史将翻开真正崭新的一页。
对这项建议意见最大的是党内改革派的代表们。叶利钦对此表示疑虑，他建议提交全国人民进行公决。但戈尔巴乔夫的意见取得了最终胜利。
在党的大会上最有争议的问题是“兼职”问题，而最富有戏剧性的场面是叶利钦与利加乔夫在会议上争执的场面。他们早在九个月以前的中央委员会上就发生过冲突，不过当时新闻媒介受令未予报道。这次他们的讲话由电视台在全国播放，虽然不是现场直播，而且有点偏向于利加乔夫，但是，他们的讲话当天晚上就转播了。全文于第二天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登载。
事先并未安排叶利钦讲话，电视播放时对此却只字未提。据叶利钦自己的记述，他事实上是冲到讲台上才被允许发表讲话的。一开始，他的名字并未出现在演讲者名单上，但在大会进行到最后一天，就在午休之前，他离开楼厅上自己的座位，来到下面的主会场，并迈向中间的通道，向面前的议员们挥舞手中的代表证。戈尔巴乔夫派人劝他到讲台后面的房间里去，或者回到原来的座位上，听候决定，但叶利钦没有让步，担心受骗上当。他炫耀性地坐在最前排，直到戈尔巴乔夫同意将他列入发言者名单，他才离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