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轮到他发言了。他在发言中先回应了在大会期间他所受到的批判，接着他反戈一击，批评党没有实现预期的更加民主化的基本目标。比照去年的批评，他的此番指责听起来要温和一些。
他从大会本身谈起，提醒人们说，许多地方仍然“沿袭旧框框”来选择代表。官僚“上层”并没有得到改组，这是一目了然的现象。
虽然他在发言中要求多花一点时间来考虑党职与对应的苏维埃主席职不分开的建议，但更强烈地表示赞成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新的直接选举，认为这种选举也应在党内进行。他建议政府官员最多连任两届，65岁就应义务退休，认为这些措施比两党制更能可靠地防止独裁。他称这是真正地回归列宁主义原则的措施。
他还提到世界上有许多国家遵从这样的原则，即一旦领导人下台，他的一班人马也不能继续留任。他据此批驳在政治局里呆了10多年的老政客，指责他们对自己所犯的错误不思悔改。国家现在这种令人沮丧的局面正是他们一手造成的，叶利钦要他们起来解释，并呼吁大会解除他们的职务。他说：“比起死后遭人批判和唾斥，这要仁慈得多。”
他接着把矛头直指党内腐败现象。当时党的管理委员会（负责党风问题）主席米哈伊尔·索洛缅采夫正在会场，叶利钦谴责他只注意微枝末节，对高层领导中普遍存在的腐败现象却不闻不问。他也提到了党的财政预算问题，说外人从不知道个中情形，连有权管理它的中央委员会也不清楚。他要求公开党的财政预算，并强烈谴责了党的高级官员的特权。
叶利钦发言所花的时间超过了大多数人讲话的时限。他在念完自己准备的讲稿后，还想再问一个“棘手的问题”，这时下面发出了抱怨之声，他停了停，抬头看过去，解释说：“我只想就10月份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之后我个人的政治名誉的恢复问题说几句话。”会场还是闹哄哄的。他一边收拾他的讲稿，准备要走的样子，一边小声嘀咕：“如果你们觉得时间有限，那就算了。”说到这，他转身看了看戈尔巴乔夫，他正坐在讲台后面的“主席台”的正中央。
戈尔巴乔夫示意他继续下去，说道：“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说下去吧。他们想听。”想到去年秋天他在中央委员会上所做的讲话还没有公开发表，戈尔巴乔夫又补充道：“同志们，我认为公开叶利钦事件的秘密是时候了。让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畅所欲言吧。大家谁想说，都可以说。”
叶利钦转过身，看了看笔记，面对观众又继续说下去。他说大家都已经对50年之后才给人平反昭雪的现象习以为常了，而他本人希望能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的名誉得到恢复。他回忆说，去年10月中央委员会的决议称他的观点为“政治性错误”，而他认为他只错在没有选对时间，他不应在十月革命70年庆典期间来挑改革的毛病，它破坏了节庆气氛。但是，为了维护党内自由争论的传统，为了“在共产主义者面前恢复我的声誉”，他请求本次大会废除中央委员会的决议。
叶利钦前后的讲话风格迥异。他在前面的讲话中言词激烈，挥斥方遒，而在后面这段讲话里则恳请之情溢于言表。他讲话完毕，大会正好午休吃饭。
原定大会下午通过一系列的决议，不料却变成了对叶利钦的发言与恳请的批驳会。这一切看起来像是经过了精心策划，发言者的口径如出一辙。11位发言人中只有1位或多或少地为叶利钦作了辩护。抨击叶利钦最厉害的是叶戈尔·利加乔夫。
利加乔夫拿着事先准备好的讲槁走上讲台。他的讲话大都是照本宣科，时常抬头注视一下听众，不过他很会演讲。他的语调、他的停顿、他讲话时的总体风度都极具感染力。尽管他竭力控制着他的腔调，但听众还是能从中体味出他难以自抑的感情冲动。
他的言语更是把他的情感表露无遗。他没有对叶利钦具体的观点做评述，而是直接攻击他本人，还不时沉湎于为自己作一些不言而喻的辩护。所有这一切都颇费心机，其目的就是要唤起作为他的听众的主体——官员们的注意。
他一上来就声称，让他来对此事发表看法，他感到痛苦。这倒不是因为对自己的工作进行辩护他有些惴惴不安。他所感到痛苦的是，正是他一手把叶利钦推上了莫斯科第一把交椅的宝座，并说这是他所犯的一个严重错误。他接着指责叶利钦在来莫斯科之前就犯有严重读职罪，他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实行配给制是他严重管理不善所致（这个指责后来证明是不正确的）。他在讲话中说了句后来家喻户晓的话：“鲍里斯，你错了！”在这句话中他用了俄语中作为呢称的“你”来称呼叶利钦，这一称呼一般只在政治局成员私下聊天时才使用，他用在这种公开场合，似乎是为了表达一种居高临下和公然挑衅的心理。
最令利加乔夫不能容忍的是，叶利钦批评党拒绝改革，批评党坚持享有不应有的特权。他花了很长时间为自己给“社会主义”所做的一切努力以及在环境恶劣的西伯利亚时对党的忠贞不渝大吹大擂。他认为叶利钦在政治局例会上一言不发，而在这里却作出这样的指责，这是“极为怪诞的”。
在他回到座位上时，大厅里长时间地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毫无疑问，代表们最后拒绝为叶利钦“翻案”。
利加乔夫发现他的讲话很明显地在与会代表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然而，当晚收看电视的观众却对他的讲话很不愉快。他们这些观众知道党的官员享有很多特权，这位想糊弄他们的利加乔夫算是老几！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是在为谁说话？叶戈尔·库兹米奇又是在袒护谁？他们心中都很清楚。
很快，年轻的商人们套用了利加乔夫那句名言，在生产的纽扣上用俄语印上“叶戈尔，你错了”！
迈向真正的选举
利加乔夫虽在党的大会上赢得了对叶利钦的胜利，但他的威信却每况愈下。他对政治改革的反对使得戈尔巴乔夫解除了他事实上作为党的二号人物的职务。
戈尔巴乔夫通过分化对手，通过在自己的某些建议上作些让步，通过利用党向来支持领导人做出的决定的传统，赢得了苏共大会对政治改革的正式支持。一些代表虽表示反对，但戈尔巴乔夫控制了大会最后的选票。这次大会之后，戈尔巴乔夫继续扩大优势。9月份，在急迫投入苏联历史上第一次真正选举的准备活动之前，他在党的上层结构里策划了一场大改组，并重新分配了各自的职责。
党的书记处不再作为一个机构定期开会，利加乔夫的会议主席一职也自此结束，给他安排了一个含糊的差使，去监管农业生产。切勃里科夫的克格勃主席一职也被撤消，安排他去负责党的一个委员会，监督警察和犯罪审理制度。这些新委任的工作听起来都很重要，而且拒绝有能力胜任的职位有违党的传统“伦理道德”。
这次改组有两个目的：其一，党的高级官员再也不能轻易直接干预政府的工作；其二，进一步清除了阻止改革者的组织基础。新成立的党的各级委员会除了颁布一些冠冕堂皇的命令之外，不再行使实权。它们的工作几乎无人注意，政治上其主席一职已被架空。戈尔巴乔夫由于没能向党的领导层引进足够数量的改革者，只好决定削弱党的领导。当然，他不可能公开挑明这一点，赫鲁晓夫就是前车之鉴。他不得不装作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使党的工作更加富有效率，使党能真正起到决定政策的作用，从而把一些琐碎烦人的日常管理事务交给政府部门中不重要的角色去处理。
我与官僚机构打交道已非一日，深知“决定政策”的机构若无权干涉执行政策的机构，那它只是个绣花枕头。我不知道是否有人真正讨论过这个问题。
1988年整个秋冬，苏联人都在为有史以来真正的选举作准备工作。各委员会都基于苏共大会的决议精神草拟了选举细则，并于12月上旬由只起橡皮图章作用的原来的最高苏维埃以法律形式予以通过。
这些细则旨在对政府结构进行根本性的改变。国家最权威的实体一直是最高苏维埃，正如名称中所示，理论上也应是“最高的”。其主席团主席是名义上的国家主席。
然而，在实际运作中最高苏维埃与其说是个真正的组织机构，还不如说是个舞台。它的成员都身兼他职（常常是要职），他们每年定期开两次为期三两天的会议，例行公事般地通过事先草拟的一些建议。这些成员都是从共产党机构事先准备好的单一候选人名单中“选举”出来的。
因此，最高苏维埃所行使的职能纯粹是走形式。真正的决策者是把书记处当作它的差役的党的政治局，它只简单地把立法权移交给最高苏维埃以便它通过已经作出的决策。因为最高苏维埃的代表大多是共产党员，他们必须服从党纪党规，在这种情况下，最高苏维埃不可能独立行使其职能。
这些细则为一个全新机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建立创造了条件，该机构将由2250位成员组成。1/3的成员按地理区域选出，这与美国的议会选区相似；另1/3选自各联邦共和国内的“民族”地区以及其他形式上自治的实体；最后的750人则选自“公共组织”。细则中最重要的是采取多名候选人互相竟选以及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来进行选举。
这个人民代表大会按常规一年不定期召开两次会议，为期数天，它还要从其成员中选拔出各由271名代表组成的小规模两院制最高苏维埃。这些代表作为专职议员不担任他职，但要“轮换”。轮换的比例是1：5，这样每年都有新面孔进入两院。最高苏维埃的代表人数与美国参众两院的总人数非常接近，这也许不是巧合。拥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这个新头衔的国家元首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接着，由他来任命一位总理，不过，他的任命得由代表大会通过。然后，由这位总理来提名部长候选人，他们的任命由最高苏维埃来通过。从理论上来讲，这种任命方式与美国内阁官员及其他高级职务的任命需由参议院确认很相似，区别仅在于，苏联官员的任命要由全体苏维埃而并非仅由其上院来确认。
我们在使馆一边怀着极大的兴趣跟踪大选的准备情况，一边向华盛顿发回众多有关事态发展的报道，所有这些报道令苏联问题专家感到耳目一新。我们似乎要第一回目睹一次任何人都将无法预测其结果的苏联大选。
1988年年底，在我评估这些新结构、新规章的意义时，脑海中产生了如下几点想法。
首先，这是一个非常繁杂的、甚至原则上都算不上完全民主的体制。1/3的代表从共产党控制的“公共组织”中挑选，即使所有其他的选举是公正进行的（而且对这种公正，任何讲究现实的人现在还很难预料），也会出现导致人代会中共产党代表占主导地位的结果。而且，这一规定违反了“一人一票”的选举规则，因为依照此项规定，任何一位市民都可在他或她所归属的所有组织里进行重复投票。大选后，我的一位朋友就对我说他努力投了六次票，而且都是合法的。他以市民身份投了一次票，之前他先后在艺术家协会、艺术学院、老战士协会、友谊协会以及和平委员会投了五次票。
其次，立法机构的间接选举给人为的操纵提供了额外的可能性。苏联宪法臭名昭著的第六条规定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指导力量，是苏联政治制度的核心”，这规定当时还是白纸黑字，行之有效。它使得党的领导人可以根据他们的喜好来操纵立法人员的选举。
尽管如此，如果了解一下新规则，哪怕是其中一部分，就会知道苏联公众将可能有史以来第一次行使选举权。即便大多数候选人是共产党员，但他们也不得不参加竞选，如果投票是不记名的，且选票的计算是公正的，那么那些不受欢迎的候选人就有可能落选。
意欲反对当时“体制”的选民们被赋予了一个强有力的工具。规则要求每一位获胜的候选人获得的选票须过半数，不以票数多少为准。选民可以对所有候选人投“否决票”。这样，即使党控制了提名过程，但如果它所提名的候选人不受欢迎，人们也可以把他否决。苏联选民将拥有一项众多美国人梦寐以求的权利，那就是有权“不选名单上任何候选人”，然后还把选票捻成小棍。
当然，这次选举能否带来真正的变化，取决于两个当时还没有答案的问题：其一，这次选举是否是真刀真枪地进行，或者说这次选举是否还像以前那样操纵在共产党官僚手中；其二，这次选举选出的机构能否不受党的官僚们的干预。
我确信戈尔巴乔夫一定会努力带来某些真正意义上的变化。但很明显，阻碍他改革的最大障碍来自根深蒂固的党的官僚机构。他若一如既往地坚持改革，并维持最低的工作安全系数，就需要创建一些替代性机构。
新人代会的设计似乎就有这样的考虑：迫使顽固的党的官员们接受无记名投票，以此给他们带来压力。鉴于戈尔巴乔夫当时在民众中所享有的知名度，不管这种投票选举采取什么样的民主方式，他都会赢得新一届最高苏维埃主席之职。这样，他就不会轻易像赫鲁晓夫那样被党内一小撮敌对集团所推翻。
尽管改革者以及大部分市民对叶利钦被党代会除名抱以同情，但许多知识分子都认为他是个政治阴谋家，不可信赖。同时，针对苏共大会上出现的投票表决反叶利钦一事，他们更多是指责利加乔夫，而不是戈尔巴乔夫。事实上，叶利钦已开始在民众中失去光彩，因为戈尔巴乔夫现在掌握着改革运动的主动权。
1988年年底的民意测验表明，有55％的人认为戈尔巴乔夫获“年度人物”奖当之无愧，而认为叶利钦有资格的只有4％。看起来，戈尔巴乔夫最终站在了激进改革的前列，他已把如利加乔夫和切勃里科夫这样的保守派搁置一边（尽管不是完全这样），开始实行他的民主化进程计划。虽然经济失调、商品短缺的现象有增无减，但人们谴责的是雷日科夫政府和党僚们，而不是怪罪戈尔已乔夫。
在帝国的边远地区，这时不满情绪已开始抬头，有些还带有民族主义色彩。尽管这是令人头痛的事情，但在1988年年底，这种情况对当时的戈尔巴乔夫来说，还是可以控制的。
对外政策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戈尔巴乔夫的重头戏。他在外交上的努力已开始结出累累果实。这一年，他在外交上的那些成就在国内也是家喻户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