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完全有理由拒绝承认在和平共处时期存在着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
——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1988年7月
我们的出发点是国际关系中的阶级特性。..积极参与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不应成为阻止社会与民族解放斗争的理由。
——叶戈尔·利加乔夫1988年8月
武力的使用或武力的威胁不可能、也不应是对外政策的手段，这一点勿庸置疑。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于联合国1988年12月7日
1987年5月下旬一个温馨的夜晚，斯帕索别墅的主会客厅里宾客盈门，人们聚集在巨型吊灯之下谈笑风生。一位美国新闻记者走到我面前说：“我刚才遇到了我平生最奇怪的事情。我的一位苏联朋友在电话中向我打听是否有一架外国飞机降落红场。这听起来似乎不可思议，但刚才路过红场的时候我特意停下来看了看，天哪，真有此事。你知道，一架塞斯纳正停在那儿，所有的人都不让靠近。从标记来看像是德国飞机，但当我问一名士兵这是什么类型的飞机时，他茫然地盯着我，只喃喃地重复了句‘什么飞机？’”
这就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一事件的过程。一位名叫马蒂亚斯·鲁斯特的19岁西德青年驾机从汉堡起飞，井即兴降落在克里姆林宫宫墙前面。
对于外国人来说，在莫斯科生活真是索然无味，有时简直令人沮丧。这个德国小伙子竟大胆巧妙地躲过了自负甚高的苏联防空部队之监控，此事一时成了无数鸡尾酒会上的笑资，要知道苏联防空部队连迷失方向的客机都敢击落。不但外国人对此津津乐道，连苏联市民也取笑他们穿军装的部队的狼狈。这些军人在公众面前趾高气扬，高傲自大，人们禁不住总想挖苦他们一下，杀杀他们的威风。而且，一架塞斯纳毕竟不能算是一种军事威胁。
因此，当我在随后的一次聚会上听到苏联人自己取笑这件事时，一点也不感到奇怪。在那次聚会上，我遇到了苏联外交部美国处处长维克多·苏霍德雷夫，他以给苏联领导人担当高级英语翻译而出名，他在招呼我时问我：“你听说了吗？人们已把红场给改名啦。”
“不是开玩笑吧！改成什么名字了？”
“噢，当然改成谢列梅捷沃3号啦。”谢列梅捷沃1号和2号是莫斯科附近的两个国际机场。
驯服军队
我不太清楚戈尔巴乔夫是否也拿鲁斯特的恶作剧来取笑，但自己国家的防空系统如此漏洞百出，他不太可能对此幸灾乐祸。不过，这件令人尴尬的事情正好发生在政治局势微妙的时刻。当时在制定更加合作的对外政策方面，军方是主要阻力之一。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初没有按照惯例让国防部长谢尔盖·索科洛夫元帅享有完全的政治局成员地位。这本身就在暗示，军队起的作用将不会再像勃列日涅夫和契尔年科时期那样重要，此外，戈尔巴乔夫当时还玩弄一些新颖的但却语焉不详的概念，如“防卫充分论”。
鲁斯特的恶作剧给戈尔巴乔夫提供了一次对苏军领导层进行大换血的机会，并进行得非常迅速。德国飞机是5月28日降落红场的，而戈尔巴乔夫在两天后，也就是5月30日就撤换了国防部长索科洛夫，接着又撤换了防空部队司令员及其他一些将军。在选拔新的国防部长时，戈尔巴乔夫沿用古老的政治手腕来培植亲信。他没有看上很多老资格的军官，而是擢任了一位级别很低的将军。在这种情况下，戈尔巴乔夫有充分理由相信，这次意想不到的晋升会确保这位德米特里·亚佐夫将军死心塌地对他忠心耿耿。
这位亚佐夫将军63岁，面孔黝红，棱角分明，身高6英尺多，说话直来直去，不过性格随和。他后来曾告诉来访者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使他彻底地改变了看法。1986年以前，他认为核战争可以打，可以赢。然而，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使他相信这是不可能的。事实上，一个国家即使没有使用核武器也会被毁灭，因为常规武器对核电站的袭击就可以将整个国家夷为寸草不生之地。
这一时期，苏联军方另一关键人物是总参谋长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元帅。他与亚佐夫同龄，但官职比他高。当他被封为苏联大无帅（等同于美军五星上将）时，亚佐夫还只是个三星上将。尽管他在国防部中要听从亚佐夫的调遣，但与戈尔巴乔夫更为亲近。这位军方要人是参加与美高级军控会谈的苏联高级军官，并在其中扮演着主要角色。
阿赫罗梅耶夫地地道道出身士兵，逐级晋升。他在会谈中回忆起他第一次打仗时的情形，那时他还是个海军下士，参加二战开始阶段的列宁格勒保卫战。他一点也不夸张他说，他从军的第一个冬天有一个晚上是在没有遮盖的壕沟里度过的。他很快接受了新的委任，升迁很快，在二战快结束时已是一位坦克营的营长了。
战后，他不断被委以越来越重要的指挥任务，其中包括远东军区的指挥资格，这似乎是担当总参谋长一职的必由之路。之后，他又在莫斯科担当最高领导职务达10多年之久，这中间有一短暂的间隙，那是在80年代早期，他奉命指挥驻阿富汗的苏联军队。
阿赫罗梅耶夫坚决拥护苏联政体，反对削弱中央控制。他诅咒共和国内的民族运动，按照他自己的理解，这种民族运动是背叛祖国的行为。他对共产主义制度表示满意，也接受人民控制军队的原则，同时也是军队荣誉的热情捍卫者。当新闻界对军队进行狂轰乱炸时，他以最强有力的声音为军队辩护。
在同我们打交道时，他所关心的重点是确保任何协议都是基于平等互利的原则。如果裁军对双方的影响是同等的，那么他就表现得很理智；倘若他认定苏联要付出更大的牺牲，那么他就会采取拒绝的态度。事实上，苏联因其过分庞大的武器库有时必然要比西方多销毁一些武器，可惜他有时不欣赏这样的观点。当然，如果戈尔巴乔夫需要或希望达成某项协议，阿赫罗梅耶夫也愿意帮忙，不过得克制他自己的想法。
即便是在保守的国防部时，阿赫罗梅耶夫的观点也是强硬的。不过，避开他的观点不谈，他本人倒是在打交道的过程中结交了不少西方朋友。他为人很有风度且风趣幽默，他总是设法让别人明白他的观点，对于别人的观点他也乐于倾听。他可以满腔热情地投入到谈判之中，而不带任何个人感情的纠葛。久而久之，他与谈判桌上的我们发展了轻松愉快的个人关系。
随后的两三年里，亚佐夫—阿赫罗梅耶夫联盟（这两个人个性差别太大，说是联盟未免有点勉强）辅佐戈尔巴乔夫，非常融洽。一方面，他们的军绩无可指责，即便是手下的军官也是如此。另一方面，他们愿意控制自己的情感以配合戈尔巴乔夫，维护国家宪法赋予他的政治权威。无疑，他们会在与苏军设置有切身利害关系的政策上进行争执，但一旦戈尔巴乔夫作出决定，哪怕是与他们的观点相异的决定，他们都会支持他，并帮助戈尔巴乔夫做好工作，不让军队中潜在的不满因素失去控制。
苏联的将军们原则上并不反对改革。当苏联在技术进步方面已经落后西方的时候，他们不会看不到苏联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军备竞赛尤其压得苏联透不过气来。这些将军们感到这种落后的局面今后将会更加严峻。从某种程度上说，数量根本不可能弥补质量上的问题，虽然他们明白这一点，但他们并没有停止为谋求尽可能多的数量而施加所能施加的压力。
70年代时，我曾问我的苏联朋友为什么他们的军官们追求如此巨额的数字优势，他们部署了两倍于北约的坦克，两倍多的大炮以及更多的武装士兵。难道他们没有想到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会因此认为这是一种威胁吗？
这种想以绝对的军事优势来建立霸权主义的企图不是昭然若揭吗？
那时，谨慎的苏联市民对这类问题的回答往往是否认事实：“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们的比你们的多？你们武器布置得比我们的多！你们给我们造成了压力，而且你们还威胁要进行核战争。”如此等等。多一点精细分析的人们虽然不会否认事实，但却找个借口让人予以谅解。
“想想看，你们应理解，我们这种神经质是历史的遗传。历史上每当我们拥有与敌人同等力量的时候，我们总是输掉战争。常常在战斗开始之时，我们在数量上处于优势，可是最终还是逃脱不了失败。库图佐夫的兵力比拿破仑多多了，然而，这个小矮子还是打到了莫斯科。日本人在1905年只用了很少的一部分人就打败了我们。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们不但兵力上比德国和奥地利总和还多，而且在拥有的大炮门数上也占有优势；二战时，我们拥有两倍于韦尔马赫特的军队，装甲车和飞机的优势就更加明显了，结果还不是他妈的险些失败。
“事实是，我们俄国人对我们的士兵无法予以充分信任，对我们的装备能否与德国的或是美国的相抗衡尤其不抱信心，也许只能对付对付中国而已。因此，如果在军事上保持同等水平，我们是没有安全感的。”
每当听到这样的辩解，我总是试图解释说这借口不能令人心悦诚服，他们装备的武器质量以及他们推行的军事路线只能说明一点，即本质上不是为了防卫。
不过，他们这种辩解确实是受到了一些历史事实的影响。勿庸置疑，在过去苏联军事力量薄弱时，其军事领导人在军事开销上大做手脚，以扩大军费在财政预算中的比例。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他们在这方面登峰造极，政府领导人了解，通过这种慷慨大度可以在苏军中建立他们的名望，树立他们的威信，因此他们对军队总是非常大方。
然而，一块发霉的馅饼，哪怕切得再大也不会勾引人的食欲。因此，只要经济改革不损害军队的利益，将军们理所当然要采取支持的态度。
戈尔巴乔夫则进退两难。要想恢复经济活力，他不得不牺牲军队的特权；要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以便集中精力进行国内改革，他不得不改变苏联军事学说。说得直接一点，如果戈尔巴乔夫欲使改革在国内得以进展下去，他就不得不取得美国和北约的信任；只要西方认为苏联的政策及其军事力量构成了威胁，那么戈尔巴乔夫就无法推行他的改革计划。勃列日涅夫同化了将军们——或者更准确一点说，是将军们在精神上同化了勃列日涅夫以及他的幕僚——不管是哪种情形，总之，他们的关系是一种共生关系。戈尔巴乔夫不得不想法打破这种习俗，以便他的行动能够不受将军们的干扰。
可以期望亚佐夫和阿赫罗梅耶夫配合戈尔巴乔夫的政治领导，但他们决不是只执行上级命令的愧儡。实践证明他们坚决维护苏联军队的利益，在谈判桌上很难让他们作出让步。不过，当政府决定裁军、决定从外国撤回军事基地时，他们还是执行了，没有公开反对——这种局面至少维持了几年时间。
1988年，美国国防部长弗兰克·卡卢奇相继于春天在瑞士会见了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在8月份访问了莫斯科和几个苏军基地。之后，美苏军官数度互访。阿赫罗梅耶夫元帅应美海军上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威廉·克罗之邀在夏天访问了美军几个设施，克罗之后作了回访。
这些接触给苏联军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阿赫罗梅耶夫从美国返回之后，有一次他在斯帕索别墅与我共进午餐，席间他对我说美国热情的招待以及美国军队的现代化程度都给他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在参观美国航空母舰时，他对它的巨大威力充满了敬畏。虽然，想象中他知道存在这样威猛的航空母舰，无奈他以前无缘亲眼目睹，因为当时的苏联海军中还没有与之相匹敌的设备。不过，他说这次出访美国给他印象最深的还是在俄克拉何马的布里斯营地的所见所闻。
他因以前当过坦克营营长，所以对当地的坦克演习兴趣盎然。演习完毕后，官兵们列队等候视察。阿赫罗梅耶夫走到一位浑身仍然满是泥土的坦克指挥官面前，停了下来。他问道：“少校，你知道我是谁吗？”
“知道，长官。”他答道。
“你知道我为什么来这儿吗？”阿赫罗梅耶夫接着问道。这位年轻的少校回答道：“不知道，长官。但你能来这儿我们很欢迎。”
话语中没有敌意，也没有帝国侵略野心，有的只是作为一个职业上的同事之间的对话。
这不是阿赫罗梅耶夫最后一次美国之行，但这无疑是他终生最难以忘怀的一次访问。他的继任者米哈伊尔·莫伊塞耶夫将军继续保持着这种联系，他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克罗的继任者科林·鲍威尔也建立了亲密友好的关系。双方军队的下级军官的联系就更加频繁了。
如果据此认定双方军事领导人（或者为了同样目的的政治领导人）个人之间的接触会自动带来和平，那是天真幼稚的。历史上许多冲突，包括我们的南北战争，都证明这种接触有时反而带来了恰恰相反的结果。但是，不管怎样，两国军事领导人之间迅速形成的彼此间的了解与尊敬，事实上已经在双方的军备削减谈判中起了一种润滑作用。对手已不再像军事情报部门提供的“人物简介”里介绍的那样云山雾罩、不甚了了，而是有血有肉、同样面对着许多职业上问题的活生生的人。双方都发现——不一定出乎他们的意料，但这消除了所有疑虑——对方也认为可在不迫降或不受辱的任何情况下避免北约与华沙发生冲突这一最坏的结局。
一旦人们对此确信不疑，那么只要没有政治家的干预，其他一切都可通过谈判来解决。就像我们看到的一样，戈尔巴乔夫有充分的理由来寻求与西方的暂时和解。西方所担心的是，他如此迫切地要求改进对外关系是为了将来的挑战而赢得时间与力量的一种策略呢，还是为了对苏联教条主义进行根本性的改变？
苏联军事学说的改变始自1988年。以前的军事思想是基于这样的概念，即以攻击行动来“抗击侵略”。举例来说，按以前的理论，当战争在欧洲爆发之后，苏联将立刻向英吉利海峡进军。苏联这种战争规划以西方“侵略”为前提。事实是这一前提只是一种自我安慰，如果苏联政治当局决定发动战争，什么军事路线、军事训练、军事部署都不起作用。
1988年与1989年这两年，苏军参谋人员开始使戈尔巴乔夫早在1986年就使用的一个模棱两可但富有启发的术语具体化，“合理充分”渐渐变成了“防卫充分”。这一术语被进一步解释为威慑敌人战略进攻并击退来犯之敌至边境为止所必需的军力总和。
阿赫罗梅耶夫元帅从美国返回后，在一份军方报纸《红星报》上撰文，称苏军中至今仍有很多人是“旧观念的囚徒”，他自己极力主张以武器质量的提高来弥补其数量的削减，主张改变军事训练指导思想，以适应一种纯粹的防御理论，而且，他还认为苏联军队机构的精简也应付诸实施。
一些变化很快在苏军的训练与演习中体现出来。但除非对军队进行大幅度削减，军事部署有根本性改变，否则这些进展很快就会付诸东流。不管怎样，与假想敌保持同等水平军事力量的观念在1988年底已经失去了思想基础。军事学说的这种变化明确表明苏联承认在核时代试图维持军事力量优势是危险的。没有认识上的这种转变，是不太可能达成即将到来的裁军协议的。
阶级斗争与历史的“垃圾箱”
只改变军事学说还不足以使西方相信戈尔巴乔夫真心准备结束冷战，尚需其他方面出现转变。其中最重要者莫如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
阶级斗争理论是列宁主义者的国家结构演进观及同西方发生冷战所依据的中心概念。没有它，冷战的理由就不复存在，一党专政的理论基础也就随之消失。
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基于各自在生产方式中所处的地位，社会被分成了不同的阶级。各阶级为在社会中取得支配地位，注定就要发生斗争，而最终的胜利者将是人数众多并处于被剥削地位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在此基础上，它将建立其对社会的专政，消灭其他阶级，最终在地球上建立一个共产主义天堂。
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唯一权威代表被赋予对全社会实行专政的权力。可以想象，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的苏联就是如此，只是纯粹的共产主义阶段尚未来到，但曙光常在。
用这条阶级斗争理论来处理与非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关系，其含义是很明显的。这些国家可能还处在“资产阶级”或“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之下，这种统治注定要被胜利的无产阶级所推翻。因此任何与非共产主义政府的联合或合作安排只能是暂时的，一旦其策略依据消失，就要摈弃这种联合或合作。核时代所需的和平共处并不意味着在国际范围内阶级斗争的结束，只是表明当时有必要采取战争之外的斗争方式。
70年代，西方与苏联之间曾出现过短暂的缓和期，即使这时，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也向苏联公众清楚表明，1972年反弹道导弹之类的军控协议的签订并不意味着阶级斗争理论有所改变。那时经常出现的口号是“在意识形态领域没有什么缓和期”。虽然上层官员在亲近属于“资产阶级”的西方人，但是苏联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是封闭的，政府采取措施防范西方思想的腐蚀，如严禁出国旅游，控制新闻媒介，干扰外国电台广播，等等。
不仅如此，这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观念还为支持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革命斗争以及1979年进军阿富汗提供了决策的理论基础。尽管现实与这个理论并不相符，但上述行动却被勃列日涅夫集团看作是为了阶级的团结而采取的，因而也是合法的行动。如果上述行动能够成功，那就会增强他们的实力，提高他们的威望。他们认为这是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要他们实现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愿望。
由于亲身经历过苏联70、80年代坚持阶级斗争理论所带来的后果，我注意到了逐渐修正或废除这一理论的种种迹象。在这一理论真正由官方抛弃之前，表明我们之间关系好转的任何变化都可能是虚幻的，最多也是暂时的。只要共产党坚持阶级斗争不放，就很难想象共产党会轻易放弃政权上的垄断地位，或者容忍党内派别羽翼丰满。因此改变苏联国内政策的风险很大。
一开始，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和谢瓦尔德纳泽三人总是含蓄地采取行动，以削弱这一理论，仿佛是故意避开直接的辩论。政策上的变动隐含在“新思维”这个模糊不清的词语里。它的确切含义有待于一步一步的剖析才会清楚。但是到了1988年夏，随着雅科夫列夫与利加乔夫在国内问题上的紧张关系不断升级，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辩论终于走向了公开化。
谢瓦尔德纳泽7月就国际事务召开了一次由苏联高级外交官和学者参加的吹风会，主要是告知与会者苏联在其外交方式与实质内容上的一些变化。这次会议不让外国人参加，但《真理报》登载了谢瓦尔德纳泽开场白的概要。7月26日吃早饭时，我打开《真理报》，很快浏览了该文。下面这段话一下子跃入我的眼帘：
（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在他的讲话中说，新的政治思维要在核时代的现实环境中考虑到和平共处。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在和平共处时期不存在什么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
所谓的共处是建立在不侵犯他国领土、尊重他国主权及国家独立、不干涉内政等等这样一些原则之上的。它不能等同于阶级斗争。两种对抗性制度的斗争已不再决定当今时代的走向。现今，起决定作用的，是我们依靠先进科学、现代化设备和尖端技术来加快物质财富生产与合理分配的能力，以及我们开发和保护那些人类生存所必不可少的资源的能力。
我一直孜孜以求的东西终于呈现在我的眼前。阶级斗争这个决定对外政策实质的理论被官方人士宣布予以放弃。如果苏联领导层普遍接受这个改变，那么在未来的几个月内，我就可以听到其他领导人，当然包括戈尔巴乔夫，发表类似的言论。
然而，事与愿违，谢瓦尔德纳泽的立场非但没有得到加强，反〔145〕而出现了驳斥的言论。就在外交部那次会议之后不久，利加乔夫访问了高尔基，这是位于伏尔加河上的一座古城，因它是该地区国防工业的中心，所以禁止外国人参观。传统上该城称做下诺夫哥罗德，不过至今还未恢复旧名。利加乔夫利用这次访问的时机发表言论，驳斥谢瓦尔德纳泽的观点。《真理报》8月6日报道了利加乔夫的讲话，利加乔夫在讲话中最直言不讳地维护着“阶级斗争”这个传统思想：
我们的出发点是国际关系中的阶级特性。在这个问题上的任何其他解释只会造成苏联人民以及国外朋友们的意识混乱。积极参与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的解决，决不能人为地用来作为停止社会和民族解放斗争的理由。
利加乔夫是想鱼和熊掌兼而有之：方便时就一起解决“共同问题”，平时只要有可能就推行冷战策略。
外国大使们一般不把一场意识领域里的争辩写进自己的报告里，这不是一个合适的话题。尽管我们的使馆人员向华盛顿详细地报道了莫斯科在意识领域里的辩论，但似乎只有研究共产主义事务的专家们给予了重视。对于天性讲究实际的美国政客来说，这种争辩没有什么意义，只不过是穷究一些深奥的理论问题而已，与真实生活没有明显的瓜葛。在他们看来，这种争辩就像中世纪神学家们的唠叨，不会伤及他人，只是徒费时间而已。讲究实际的人们最好不要理睬。
在这种态度下，我们从未接到任何指示，要求我们同苏联官员一起探讨或阐明共产主义思想的一些观点，不过，我们一点也不感到奇怪。只是，我总觉得这场辩论的结果将会决定事态发展的命运。我想让苏联领导人知道我们中有些人对事态的发展非常感兴趣，并认为其结果将会影响我们对戈尔巴乔夫改革诚意的信心。因此，我决定下一次遇到谢瓦尔德纳泽时一定与他探讨这个问题，不是作为官方的探询，而是个人之间的交流。
事有凑巧，为了向谢瓦尔德纳泽传递国务卿舒尔茨的一些口信，我在8月8日就与他见了一面。会见是在晚上进行的。这时，谢瓦尔德纳泽不像白天那么忙碌（他是出了名的夜猫子，常开夜车）。我说完正事，就把谈话引向那个话题，并解释说向华盛顿阐明莫斯科发生的事情是我的职责，因此表述时我要力求精确。我说我已把他的有关阶级斗争的讲话作为一个可喜的迹象向华府作了汇报，可现在我又注意到了利加乔夫在高尔基的言论，我不知道他的观点是否代表着整个苏联领导层的看法。我请他帮忙，使我对目前的形势有个更清晰的理解。
谢瓦尔德纳泽向来不喜欢搪塞敷衍，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他还是有点不习惯与我进行讨论，这毕竟是国家内部的争辩，他在座椅里不自在地挪动着身体。他向我保证说戈尔巴乔夫的观点具有权威性，戈尔巴乔夫已明确说过他们压倒一切的任务是避免核战争。阶级斗争是在国家内部出现的东西。他评论说利加乔夫的言论肯定是指这个意思。
我根据《真理报》的报道向他说明，利加乔夫很清楚地指出阶级斗争是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指导原则”。于是，谢瓦尔德纳泽避开我的话题，间接地肯定了这种争论，他说道：“好吧，你们的政府领导人不也常常出尔反尔吗？温伯格与舒尔茨的观点有时就不一致。”他在最后向我担保说苏联政府对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争端抱有坚定的信心。
我向谢瓦尔德纳泽提及利加乔夫的讲话，目的并不是为难他，而是为了加强他在苏联国内这场辩论中的地位，不过前提是他得利用我的看法，向他的同僚们挑明说，美国了解这种争辩的含义，继续坚持阶级斗争理论会使两国之间的关系改善变得步履艰难，我认为这么做没有什么不妥。
究竟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我当时心里也没谱。然而，就在一周之内，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在立陶宛的维尔纽斯对利加乔夫的讲话作出了反应（没有指名）。他对这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重新做了明确的解释。他用哲学术语作掩饰，而且不时选用复杂的句型，不通过反复的阅读不能完全掌握它的含义。
而且，支言片语的摘引也无助于理解。下面引用的这段话是他争论的中心部分，我在翻译成英语时力求做到准确：
防止核威胁、以和平的名义裁军、以安全的名义相互信任与合作、关心人类的生存——所有这些都是当今世界所要完成的任务。但是如果我们在历史的范畴里进行思考，完成上述任务只是公正地、民主地、合理地解决人类面临的所有其他问题的一个主要的、最根本的前提。这些问题包括：减少饥饿，维护生命赖以存在的地球环境，合理利用地球上远非取之不竭的资源。
人类共同利益不是哪一位思想家在象牙塔中通过苦思冥想而假设出来的抽象的哲学范畴。在我们这个时代，当整个地球似乎已小得不可思议之时，当人类的命运与历史只要按一下按纽就会结束时，当不用几个时辰全球50亿人便对某一事件家喻户晓时，这个人类的共同利益就是具体而又生动的了。
这些确是全人类的利益所在。这也是我们的利益所在，因为我们是人类的一部分，而且还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把人类凝结在一起的正是这些利益，这意味着它们能够超越几个世纪以来阻碍人类文明发展的那些力量，即分裂、矛盾、对峙以及战争。正是这种共同利益将使对立各方走到一起，因为当哲学的、抽象的、历史的分类与纯粹实践的、世俗的、日常经验的东西融合在一起之时，这种共同利益便使个人的利益融入到了大家的利益里。
因此，马克思主义是从历史观的角度、从所有人类发展的前景出发，是对人类共同利益的诠释。它不是只考虑哪一个国家或哪一个阶级、民族、社会团体的利益。它把那些受剥削的社会最底层的利益放在首位，并在特定的社会结构里将之单独作为一个阶级划分出来，以承担解放人类的历史使命，我们能说社会主义的谛造者们是以这个阶级的利益来对抗所有其他阶级的利益吗？当然不能。
优先考虑人类共同的利益，这个观点很有价值，因为它包含着发展的客观趋势。它要求放弃僵化的世界观、国家观、民族观。它有助于我们现实而又理智地把政体不同的国家之间的共处看成是历史的要求，是国际主义者追求全球发展的体现。
这是《共产党宣言》以及《资本论》中的马克思主义吗？用雅科夫列夫的话来说，当然不是。因为马克思的的确确把“无产阶级”的利益凌驾于其他阶级的利益之上。而且，这一基本理论还导致了他的许多其他错误。如果苏联领导人真的愿意抛弃这个观念，那么他们是否继续称他们的指导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也就无关紧要了。这已是一个在别样的社会里实行的别样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别样的社会则是我们大家都能认可的社会。人类的确有它的共同利益，如果苏联领导人能认识到他们的利益也包含在其中，那么冷战就会成为历史。
一个平常的议程
当里根总统在1984年建议分4部分议程来改进与苏联的关系时，他指出，他的这个四点方案在政治上是相辅相成的，其中任何一点的顺利解决都会影响其他三点的解决。总统明白这种政治现实，即如果苏联入侵别国，美国参议院是不可能批准一项重要的军备削减条约的，就像如果苏联政府严重侵犯其国民的人权，国会不会同意取消贸易障碍一样。如果苏联社会依旧封闭自守，要核实军备条约的执行情况就会更加困难。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1985年和1986年这两年里，美苏双方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加紧了对话。两国领导人在雷克雅未克非常接近于达成一项史无前例的裁军协定。虽然两国已经开始磋商地区冲突问题，但当时苏联军队仍在阿富汗作战。尽管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的日内瓦首脑会议上同意放松普通市民与西方的接触，但却迟迟不予实施。像葛罗米柯一样，戈尔巴乔夫拒绝在人权问题上进行谈判，并称美国商谈这个问题的企图是对苏联内政的干涉，是难以接受的。尽管在雷克雅未克时戈尔巴乔夫的谈判人员同意人权问题是个合法的话题，但他们一连几个月仍在抵制我们为政治犯和被禁止离开苏联的那些人进行的呼吁。
然而，从1987年晚些时候开始，美苏会谈在各个方面开始全面开花结果。对于几十年来一直在就一些非常棘手的问题与苏联打交道的人来说，变化速度之快，简直令人头晕目眩。下面是会谈大事纪要：
1987年12月：戈尔巴乔夫第一次出访美国，参加在华盛顿与里根总统举行的首脑会谈。他们签署了旨在销毁由中程弹道导弹运载的各类核武器的条约。从此将结束苏联SS—20型导弹对欧洲和亚洲的威胁。美国作为回报，将销毁用来对付苏SS—20的潘兴II导弹以及巡航导弹。
1988年2月：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将从阿富汗撤兵，具体实施的协议于4月份签订。
1988年5月：里根总统出访莫斯科，并多次就民主、自由以及人权向苏联公众发表措辞强有力的讲演。
1988年6月：修改规章制度，大大方便了苏联公民出国旅行；移民和私人旅行也因此直线上升。
1988年7月：谢瓦尔德纳泽召开了一次苏联外交官会议，会上颁布了一项以人类的共同价值为基础的政策。
苏联媒介频频采访外国官员、外交人员，以及新闻记者；春天，苏联学者批评过去政策的文章开始出现。
与西欧领导人接触频率加快，外国部长级官员屡屡来访，戈尔巴乔夫与各地各级政府领导人的接触也大大增加。1988年12月：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的发言中宣布单方面削减一半苏联军队，保证把“人类共同利益”作为苏联对外政策的基础。
罗纳德·里根1984年的议程为我们之间的谈判确立了未曾言明的框架，即裁军、消除在第三国的军事对峙、确保尊重人权及终止铁幕。当戈尔巴乔夫考虑使苏联实现民主化并将其对外政策建立在人类共同利益基础上等建议时，他能够将这些问题上的进展看成是“彼此的”目标。我们将不再玩“零和游戏”，即一方之得必是另一方之失。现在我们都能成为赢家。
因此，当戈尔巴乔夫开始就我们所拟议程上的问题进行谈判时，他并不是在屈从于美国的“要求”。他和他的幕僚们渐渐明白，这四点议程抓住了关键问题，而且，美国的建议也不会对和平的苏联造成伤害。
苏联在人权问题上态度的转变尤富戏剧性。整个70年代和80年代初，苏联阵营违背国际公认原则是阻碍我们关系改善的主要障碍。它对迁徙和移民自由的限制导致了美国1974年贸易法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的通过，该修正案不承认苏联的正常的贸易地位，除非它取消对移民自由的限制。
尽管勃列日涅夫一次又一次地修正苏联的做法以期获取美国的实实在在的让步，但他总是断然拒绝把人权作为一个合理议题与外国讨论和商谈。
戈尔巴乔夫一开始也是坚持过去的立场，直到1987年才同意讨论这个问题，到1988年，人权问题完全列入了两国的议事日程。就在这一年8月，我拜访了谢尔瓦德纳泽，请求他释放在押的几名政治犯，他立即答应过问此事，并说要么顺利地释放他们，要么解释清楚为什么不能这样（我若向葛罗米柯作此请求，得到的回答可能是一阵怒斥，说我干涉了内政。这两者之间的反差是多么鲜明！）。而且，当时他还向我解释说，并非由于我的请求他才去过问此事，这与苏联的利益休戚相关。既然苏联领导人已决定要建立一个法制的国家，那么强调个人的权利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
我告诉他说这是有所作为的最佳理由。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向苏联施压，要求它对其国民的人权给予更多的尊重，这并不是想从中捞点什么好处，如果我们想生活在一个和平的世界里，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原则。苏联领导人已经明白了这一点，这预示着我们未来的关系将向好的方向发展。
朋友的面孔
戈尔巴乔夫出访美国也促使他愿意按照美国的议程来达成协定。这次出访中发生的一件事给他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
1987年12月10日，这天是戈尔巴乔夫在华盛顿逗留的第三天。戈尔巴乔夫邀请副总统布什到位于第16大道的苏联大使馆共进早餐。就这样，开始了这一天的官方活动。早餐后，按计划是戈尔巴乔夫在美国客人的陪同下，驱车前往白宫与里根总统会晤。然而，早饭后，他们要求副总统与我们其他人稍候片刻，戈尔巴乔夫要与莫斯科通个话，摸摸底。我们曾向戈尔巴乔夫提交过一份声明，涉及与苏联先前的立场不相符合的战略武器问题，我们当时推测戈尔巴乔夫可能是在签字之前就此对政治局的同僚们作些澄清。
我们只好在一旁等候，等了许久，就是不见动静。他们没有告诉我们出了什么问题，只是说戈尔巴乔夫还没做好出发的准备。
我猜想他肯定是在等候政治局的投票表决的结果。
最后，他出来时已快正午了，我们的车队向白宫出发。我的车没有紧随戈尔巴乔夫之后，中间相隔好几辆车。突然，前面意想不到地一阵急刹车，车队停了。为了安全起见，车队一般都行驶得飞快。事先封锁了所有的十字街口，不让通车，车队可长驱而入，直达指定的目的地。可我们现在却在离白宫还有几个街区的康涅狄格大街上一动不动地停住了。
我钻出车，看看究竟出了什么事。六年前，里根总统就在离我们这儿只有几个街区远的地方遭到了袭击。当我看到从联邦调查局开出的几辆“导航”车与克格勃保安人员的车一个U形急转弯、护住戈尔巴乔夫的轿车时，我预感大事不妙。直到看见戈尔巴乔夫从车里走出，我才长长松了一口气。戈尔巴乔夫径直向人群走去，人们正成群结队地观看他的车队驶过。戈尔巴乔夫临时决定与这些善意的人们作一次面对面的接触。
戈尔巴乔夫同他们握手致意，不过只持续了几分钟，我们很快就上路向不远处的白宫驶去。在美国，领导人停下来向群众致意问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戈尔巴乔夫在国内也开始模仿这种姿态。我当时猜想这件事是事先策划好的，主要是想上上镜头，曝曝光（确实，第二天各大报纷纷在头版头条报道了此事）。
然而，后来我发现事实并不完全如此。那天，在白宫午餐期间，戈尔巴乔夫告诉我们说，这次接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戈尔巴乔夫在会见里根时说：“我今天上午看到的美国人民与别人告诉我的不一样。”这些美国人友好，开放，真诚地祝愿他。他深知这一切决不是事先谋划的，因他并没有事先透露他要在那儿停留。他看了看会谈桌对面的里根总统，接着说：“我想让你知道我将再也不会用老眼光看待美国人了。”尽管理智告诉他我们两国之间的某些问题只能在一定的程度上得到解决，但他从内心深处明白，不论什么也阻挡不了我们成为好朋友。
这可能听起来有点天真或不自然。但我相信这是肺腑之言。
俄国群众感情不外露，不过，一旦愤怒时，他们的情绪也会变得很激动。每当戈尔巴乔夫走到他们中间时，他们常问些尖锐的问题，即便在戈尔巴乔夫还没有失去民心的时候也是这样。
而美国人却不一样。美国人民把他看作一个英雄或电影明星，人们向他欢呼，向他微笑，争先恐后要与他握手。吝啬感情的人们也许会对美国人这种狂欢的习惯产生怜悯之情，但戈尔巴乔夫清楚地感觉到这种热烈的情绪里藏着真诚的东西，那就是美国民众既不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痛苦呻吟、备受蹂躏并决心砸碎枷锁的奴隶，也不同于苏联国内那些发誓要解放受苦受难者的好斗的军国主义者。在康涅狄格大街上看到的这一张张面孔闪烁着自由、富裕和善意的光芒。
这次即兴接触给戈尔巴乔夫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所见所闻与根植在他脑海中的陈旧的观念不相吻合。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不论过去还是现在，戈尔巴乔夫都喜欢这种盛大场面，喜欢被人们众星捧月般的围绕，渴望人群的欢呼。在国内，他对自己还没有达到众望所归的程度开始感到恼怒，并“遏制”像叶利钦这样比他更孚民心的政治家。在华盛顿以及此后在西欧各国首都，他都得到了他在国内无法得到的东西：敬慕的人群的崇拜。
戈尔巴乔夫与里根、布什、撒切尔夫人、科尔、密特朗以及其他西方领导人都逐渐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这种关系更加强化了他从这次短暂的接触以及后来的接触中得出的重要认识。1987年12月以后，戈尔巴乔夫不再把我们当作一个应予抑制、避开或安抚的敌对力量或潜在敌对力量来打交道，而是当作朋友对待。于是重心也随之转向如何实现我们的共同利益。
戈尔巴乔夫相信西方领导人的诚意，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克格勃提交给他的情报仍然没有忘记提醒他警惕西方的“帝国主义威胁”。
有人授权维克多·切勃里科夫和他的继任者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在公开场合散布这种“帝国主义威胁”论。这两个人一向以给戈尔巴乔夫提交带有偏见的报告而在圈内臭名昭著，他们在报告中故意夸大对整个外部世界尤其是对美国的疑虑。克格勃有关国情的歪曲报道使戈尔巴乔夫深受其害，幸运的是，戈尔巴乔夫对国外的发展情况形成了一个客观的评判尺度，并逐渐地依靠自己的观察以及西方不带任何偏见的信息来处理国事。
12月在华盛顿与美国人民的短暂接触带给戈尔巴乔夫的感受，并非得到了所有同事的认同。在冷战结束之后，有一天，那位曾在裁军问题上不顾个人的伤感给予戈尔巴乔夫有力支持的阿赫罗梅耶夫元帅在一次晚宴上向坐在他身边的我的妻子说，理智告诉他国家需要变化，但感情上却难以接受。在1991年8月，他的感情战胜了他的理智，支持了那场灾难性的政变。
一条新的“普遍原则”
以我们探讨过的上述国内大辩论为背景，东西方关系迅速实现了和解。戈尔巴乔夫在国内进行政治改革的决定，既要求也有助于同西方建立友好关系。毕竟，人们不可能在支持建立法制国家的同时依然抓住“阶级斗争”理论不放，正如人们坚持阶级斗争观念就不可能结束冷战一样。
利加乔夫尽管过去一直维护——现在仍在维护——“阶级斗争”观念，但他似乎并不反对苏联为改善与西方的关系而采取的大部分具体步骤。他与戈尔巴乔夫的分歧在于后者拥护政治体制改革，要求推行更加激进的经济改革措施。利加乔夫曾一度赢得了对叶利钦的胜利，但却正在输掉同雅科夫列夫的一场战斗。
戈尔巴乔夫1988年12月在联大会议上的发言标志着苏联这一年在国内外发展变化的顶峰。他单方面宣布削减苏联军队的举措，证明他已掌握了苏联军队。就在几个星期之前，包括总参谋长阿赫罗梅耶夫在内的军方高级将领还在坚持一定要经过谈判协商之后才能答应裁军，而且要求这种裁军必须是双方的。可见，当时的戈尔巴乔夫已经完全支持把人类的共同利益作为其对外政策的基石，明确无误地抛弃了阶级斗争观念。
